【书讯】虞文俊丨《近代旅大新闻统制史》

本书稿通过对中日俄文献的爬梳与比较，一方面，围绕管理机构的设计、调整与统制政策的颁布、实施，纵向梳理旅大新闻统制史，另一方面，以经验移植为切入点，横向比东亚各地区新闻统制的异同。近代旅大新闻统制史的研究，既勾勒出中国近代新闻史鲜为人知的一面，又为建构东亚近代新闻史提供了个案。本书的翻译与整理为今后的中国学界研究近代中国新闻史、东北近代史可以提供许多新资料。

前言

近代以降，俄日先后强租我国旅顺大连地区（简称旅大），成立所谓的旅大租借地，并以此为据点，武装侵略东三省，其中日本将侵略战争扩大到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俄日在统治旅大的过程中，无不以新闻媒体为文化侵略工具，先后创建新闻社、杂志社、电报局、出版社、通讯社、电影院与广播电台等各种新闻媒体。在俄日的统制下，近代旅大新闻业以鼓吹“黄俄罗斯”或“经营‘满洲’”为宗旨，充当维系殖民统治与动员侵略战争的工具。

本书主要探讨近代旅大的新闻统制，即日俄殖民统治者如何管理与控制新闻业。通过对大量中外文献的爬梳与比较，一方面，纵向梳理近代旅大新闻统制史，具体围绕管理机构的设计、调整与新闻法制的颁布、实施两方面，勾勒新闻统制变迁之过程，另一方面，以经验移植为切入点，横向比较同为日本控制的东亚各地区（旅大、朝鲜、中国台湾、桦太、南洋群岛、伪满洲国）新闻统制之过程，同时以法律文本、行政实践、司法运作为对象，回归新闻法本体，从法律的官方表述，比较旅大与中国台湾、朝鲜、桦太、南洋群岛及伪满洲国新闻法的异同。通过纵横之探讨，试图厘清新闻统制与殖民、战争之间的关系。本文将近代旅大的新闻统制史分为萌芽与试验期、创建与确立期、扩展与深化期、调整与终结期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1898至1905年）为近代旅大租借地新闻统制的萌芽与试验期，在沙俄以“扶植”与“限制”为主题的新闻统制下，旅大租借地的新闻媒体从问世之初便是沙俄“黄俄罗斯”计划的报信者，即殖民统治的工具。然而，尚处于试验阶段的旅大租借地新闻统制受到日俄战争的冲击。军事战与新闻战双双大胜的日本“夺回”对辽东的“控制权”，陆续将日本的新闻业扩张至此，取代沙俄的新闻业，将“黄俄罗斯”的报信者变成“经营‘满洲’”的国策先锋，终结了沙俄在旅大租借地的新闻统制。

第二时期（1905至1931年）为近代旅大新闻统制的创建与确立期，日本殖民统治者通过复制台湾经验，引入许可与保证金制度，同时以日本法为移植与创制的蓝本，确立旅大租借地的新闻统制，其“新闻法”之“立法”水平堪称日本海外控制地区之最高。日本统治者通过设置创办门槛，划定报道禁区，规范一套有利于殖民统治的新闻业务标准，即引导旅大新闻业服务于日本国家利益，规范新闻业以日本为参照的经营模式。在日本以引导与规范为主题的新闻统制下，旅大租借地新闻业从“重建”到“发展”再到“繁荣”，都充当着“国策机关”的角色。

第三时期（1931至1937年）为近代旅大新闻统制的扩展与深化期，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新闻统制以“检查”与“防堵”为主题，一方面，继续以日本及其殖民地区为参照，修正与完善新闻法制，强化新闻检查系统的机构建设，加大事前检阅的投入，防范“反‘满’抗日”之“不稳者”危害作为“王道乐土”的“新天地”之安全，新闻媒介从“经营‘满洲’”之“国策先锋”偏向为“建设新天地”之“弘报机关”，削弱新闻媒介的资本经营属性，变成殖民统治的舆论工具。另一方面，日本殖民统治者积极向外输出旅大新闻统制的经验，不仅将新闻法令的核心内容“复制”到日本对外标榜的“‘满蒙’独立新国家”——“满洲国”，而且，以旅大新闻业为主体，通过所谓的日“满”合作形式，成立新闻经营的垄断公司，彻底控制旅大租借地与伪满的新闻机构，使之完全丧失新闻媒体应为之监督政治的功能，沦为关东军殖民统治中国东北的帮凶。

第四时期（1937至1945年）为近代旅大新闻统制的调整与终结期，日本殖民统治者调整统制策略，以“动员”与“统合”为主题，对新闻与出版进行结构统合、经济统制与人员统制，同时诉求于“筑建思想国防”，从“立法”上调整取缔范围，从结构扩大检查力度，企图使各种新闻媒体成为完遂“大东亚共荣圈”的协力者，即充当侵略战争的工具。然而，在中国军民的反击与苏联的干预下，日本的战败使得旅大租借地的新闻统制彻底终结。

总的来说，旅大作为租借地的新闻统制史，始于沙俄，发展于日本，终结于苏联。这是一部新闻媒体沦为殖民统治工具与侵略战争武器的历史。旅大租借地的新闻统制不仅是中国近代新闻史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还是东亚各国新闻媒体互相重叠的典型代表。通过旅大近代新闻统制史的梳理，既勾勒出中国近代新闻史鲜为人知的一面，又为建构东亚近代新闻史提供了个案。

作为租借地的旅大历史

“旅大”即“旅顺”与“大连”的合称，最早出现于1898年中俄两国签订《中俄会订条约》，第一条内容将“旅顺、大连及其附近水面租与俄国”，随后签订的《中俄旅大租借地续约》，将“旅顺”“大连”合并称为“旅大”，成为沙俄租借地¹。1899年8月16日，沙皇敕令颁布旅大租借地“临时统治规则”时，擅自将“旅大”命名为“Кванту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クワントウンスカヤ・オーブラスチ）²，当时中日韩不同学者译它为“关东省”“关东州”“辽东省”等不同汉字³，中国多用“关东省”一词，转译于日本。日本官方正式将旅大命名为“关东州”始于1905年6月9日，日本天皇公布《“关东州”民政署官制》时，将日俄战争期间所使用的“占领地”改为“关东州”（関東州(かんとうしゅう)）⁴。西方学者译为“Kwantung”⁵，后来日本外务省将它的英文定为“Kwantung Leased Territory”⁶，“满铁”有时将它翻译为“Kwantung Province”⁷。

然而，清末以来所有中国政府从未承认“关东省”或“关东州”一名。1906年8月，日本设置关东都督府时继续沿用“关东州”一名，清政府对此抗议日本违反中俄两国间《旅大租地条约》等租借原约。其要旨声明：(1)以上行为违背了原约中清政府主权不可侵犯的规定；(2)都督的官名与原约中规定不得出现的总督名目相似，不可使用；(3)“关东州”的名目实难承认；(4)日本的行政制度与州内的清朝人无关⁸。日本政府则回复称有关租借地的事项遵守中俄原约，日本完全是沿袭沙俄时代制度的，没有必要变更以往的惯例。清政府对日本的观点未予以回复。1908年9月，日本公布《“关东州”裁判令》《“关东州”裁判事务取扱令》及其他附属法令，清政府再次引证中俄原约中界内华民“设有案犯，该犯送交就近中国按律治罪”的规定，就日本侵害主权，居住在“关东州”内的清朝居民当然应该由清朝官员审判，不能承认州内的日本法权一事，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同时再次要求取消“关东州”名称。但是，日本却蛮横地声称对租借地内清朝人行使审判权，是俄占以来的惯例，得到清政府的长期承认，至于“关东州”的名称也不过是依据俄国惯例，因此对清政府的抗议亦予断然拒绝。⁹结果，直至日本战败，旅大始终被冠以“关东州”之名。本文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将俄日先后占领的地区简称为“旅大租借地”，实际上涵盖了沙俄统治时期的“关东省”与日本统治时期的“关东州”。但是，文中在征引资料、论述法令、机构之时，基于保证史料的原貌，仍然会直接使用“关东州”一名。

沙俄占据旅大7年间（1898—1905），先后在旅大设置“军政部”（1898—1899）、“关东州厅”（1899—1903）与“远东总督府”（1903—1905），对旅顺市（彼得・亚瑟市，俄文Порт—Артур，英文Port Arthur）、大连市（达里尼市，日文「ダルニー」，英文Dalny)、金市州、篦子窝市及旅顺行政区、金州行政区、篦子窝行政区、亮甲行政区、岛屿行政区等四市五行政区施行直接统治。日本占据旅大40年间（1905—1945），先后在旅大设置“军政署”（1904—1905）¹⁰、“关东州民政署”（1905）、“关东总督府”（1905—1906）、“关东都督府”(1906—1919)、“关东厅”(1919—1934)、“关东局”及“关东州厅”(1934—1945)等机构，对大连（Dairen）、旅顺（Ryojun/Port Arthur）、金州（Chinchou）、篦子窝（Pitzuwo）、普兰店（Pulantien）施行直接统治，另有领事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关东军司令部等日本机构可以影响到旅大租借地内外的事务。俄日占据的47年间，旅大租借地最高行政长官由沙皇与日皇亲任，统辖旅大租借地内一切政务。

沙俄占据时期，由于统治时间不长，沙俄在旅大租借地的法律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相关法令多以沙俄行政长官以命令的形式颁布。日本占据时期，由于旅大仅是租借地，并非日本领土，所以法律事项不以法律规定，而是以敕令定之。¹¹“敕令指定内地（案：即日本，下同）之某法律或敕令，而规定于‘关东州’亦应准据之旨趣。即依「“关东州”依某々之法令」等之言施行之也。于此场合，内地之发令，并非延长其施行区域，而发生同一之结果者，乃系对于内地具有不同法域之‘关东州’，将与内地同一内容之法规，作为自家之法规而适用者也”¹²，同时其在地殖民长官不得代发法律之命令，限发纯属行政命令的府令（厅令、局令）¹³。

最初，日本政府参照曾讨论制定《台湾统治法》（法律案）的经验¹⁴，拟公布《辽东租借地统治令》（敕令案），表示“关于辽东租借地法律事项以敕令公布之”，“法律的全部或一部施行于辽东租借地以敕令定之”，“于临时紧急情况，关东总督得于其管辖区内发布代替敕令的命令”等，然而“关东州”的地位毕竟异于台湾的地位，“因《辽东租借地统治令》无制定之必要而成为废案”¹⁵。关东总督代发相当于敕令效力的命令的规定得到《关东都督府官制》的继承，同时租借地不适用日本国内法的精神在《“关东州”诸般成规之件》得到体现。后者于1906年7月31日由天皇敕令第203号颁布，规定旅大施行的诸般成规单独制定，不直接施行日本法律。这些单独制定的成规以天皇敕令或在地行政长官命令发布，虽然两者名称不同，前者称之为“令”，如《“关东州”不稳文书临时取缔令》（1941年），后者称之为“规则”，如《“关东州”新闻纸等揭载制限规则》（1942年），但是内容均以日本法律为基础，“‘关东州’的法制比照日本内地”¹⁶。“日本法律原则上不及于‘关东州’及铁道附属地，只有必要场合时，由最高行政官以局令发布特别法或全部援用”¹⁷。

因此，旅大租借地的法律体系颇为复杂，既有天皇发布的敕令，又有在地行政官发布的命令，还有在某些民事纠纷援用中国习惯法。如有人所言：

从法律制度上，“关东州”异于日本法域，但是实质上却是日本法域，而从经济原则的立场上来说的话，又可谓是“满洲国”的法域。它们之间关系混杂不明场合颇多。原则上，除了中国人习惯法之外，“关东州”实质在施行着内地法令，但是“关东州”与内地相互不同，一法域的法令当然不及于他法域。¹⁸

由此观之，旅大租借地与台湾岛、朝鲜半岛一样，法律体系由“法律、敕令、府（厅/局）令、州（道）令、训令、习惯法”构成¹⁹，不过由于法律地位不同，旅大租借地缺少像台湾律令、朝鲜制令具有与法律同一效力的命令²⁰。

尽管俄日都企图将旅大变成自己的领土（“黄俄罗斯”或“日本外地”），不时使出各种小动作，如日本国内教科书擅自将旅大列为日本领土，“‘关东州’虽是租借地，但施政三十余年来，国防、经济、文化诸般设施逐渐完备，育成我帝国之重要地域，特别是‘满洲’事变及中国事变发生后，此地域愈发置于确固不动之态势”²¹，“在日本人看来，‘关东州’作为巨大的租借地，类似英国持有香港的感觉”²²。但依据租借条约，两国均不得不承认旅大非俄日领土，在住原居民非俄日臣民，即便日据后期当局炮制了所谓“关东州民籍”²³，但是始终保留着中国国籍。总体而言，俄日统治旅大47年，从未改变旅大主权隶属中国之事实，即俄日对旅大的统治本质上是一种殖民统治。

伪满傀儡政权成立以后，诚然日本与旅大租借地当局都曾讨论“改变“关东州”作为租借地而归还‘满洲国’”的问题²⁴，但是这些问题始终停留在讨论层面，不仅“关东州”厅长官公开否认“关东州”属于“满洲国”²⁵，而且伪满当局直接承认旅大为日本租借地，默许日本政府的直接统治，明确表示旅大租借地非属于“满洲国”，如1934年10月24日，伪满土地局测量部公布的“国土”面积也排除了“关东州”²⁶。即便1937年以后，基于日本“新大陆政策”的期望，日“满”协议解决旅大租借地行政问题，抛出“‘关东州’行政权的‘满洲国’委任经营问题”，企图实现“‘满洲国’‘关东州’一元化，即确立‘新京’中心主义”²⁷，然而，直至日本战败投降，“关东州”与“满洲国”之间始终存在一道“州界”线，两者互不隶属，旅大租借地始终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地区，拥有独立完整的“法律”体系。因此，研究旅大租借地的历史须特别注意与伪满洲国的区别，有将旅大租借地视为单独个体的必要。

延伸阅读

TINKEN编辑

夏生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