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说到明治维新，一般历史教材都会将其描述为一场由政府精英领导的自上而下的革命。
尽管此后日本走上了穷兵黩武之路，给东亚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明治维新本身还是被很多人看作使日本摆脱被西方殖民命运、完成从封建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成功典范，对其研究也是学界和大众都感兴趣的一个课题。
然而，与诸多分析明治成功的著作不同，日本史学大家色川大吉的著作《何谓明治》从“民众史”的角度重新挖掘出的明治日本被遗忘的图景，展现出历史的另一种可能，也对我们习以为常的“明治观”进行了重大颠覆。
我是在没有什么思想准备的前提下，翻开手里这本《何谓明治》（色川大吉著，郭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版）的。原因比较简单，译者郭颖是我曾经留学过的广岛大学的前辈。单看题目，我原本以为，这本书大概会从黑船来航一类的事件，讲到乃木希典一类的人物，中间点缀有鹿鸣馆之类的明治掌故吧。一定意义上，我只是抱着扩充见闻的心态去读这本书。
书的开篇大概是按着我的这种设想来铺陈的。因此，书中所谓“底层的胎动”，讲述的也正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普通民众所面临的一个急剧变迁的社会：“到了明治中期，一边喷吐黑烟、一边在铁轨上轰鸣飞奔的火车给日本人带来了一种超乎想象的震撼，它揭开了钢铁时代的巨大幕布，刷新了日本人对风景的认知。”（第23页）这种叙事对于一个中国读者而言，是能够产生共鸣的。明治维新推动了西方现代文明在日本的传播，同时也激起了日本人复杂的感受，“日本传统的近代文化史叙事中，将与西方之间的这种差距视为一种无法逾越的宿命，并花了大量篇幅用于描述缩小差距的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悲喜剧。因此，日本的近代化总是充满着一种焦灼感，不断被自卑感折磨的人们总觉得自己落后。”（第59页）
但是，从第三章开始，全书的视角突然转向一个我过去只乘电车飞驰而过的地方：多摩；集中转向了一个我过去闻所未闻的人物：千叶卓三郎。千叶卓三郎并非什么声誉显赫的大学者，也非功勋卓著的明治军人，他更像是一个被时代洪流推着走，左冲右突，寻找出路的小文人。他信过东正教，也追随僧侣念过佛教，后来又转向基督教，但最终落脚在多摩的五日市，担任了一个小学教师。这个时候，明治时代萌芽的自由民权运动开始蔓延向日本全国，“从明治十二年（1879）前后开始，该运动势如破竹，以演讲会、志愿者聚会和研究会等各种形式逐渐在全国各地展开，明治十三年（1880）初取得了迅猛的进展。”（第77页）
自由民权运动到五日市就演变为“五日市学艺讲谈会”。这个村民自发组成的社团，聚集了一批乡村中人，开始对时局指点纷纷，而就当时而言，社会上最大的议题之一，就是明治天皇虽然发布了诏书，但是政府却迟迟不召开国会，也没有制定宪法。由此，千叶卓三郎这一批人，便自己行动起来，自定宪法。五日市里所自定的这份宪法，共有两百零四条条文，分属“国帝”“公法”“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诸章，明确了国民自由权利不受侵害，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等基本原则。最值得注意的是，千叶卓三郎在拟定这份宪法时，曾留下一份备忘录，其中第一条就写道，“国王死，而国民不死。”（第85页）其实已经非常明确地只将天皇视为一种象征，而非一种神圣的实体。
但是，说到底，这是一份只写在纸上的宪法。其影响力，不出五日市三两个参与者之外。随后，明治政府对小学教师的政治活动进行了大幅度限制。千叶卓三郎一度离开五日市，身体则因肺结核每况愈下，最后，倒在了冬天的明治十六年（1883）11月12日。我记得前些年还有研究表明，肺结核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几乎就是教师这个群体的标配。
更具体一些讲，所有这些关于千叶卓三郎的故事，都源于1968年，本书作者色川大吉偶然间在多摩的深泽山村里发现的这批包括民间自制宪法在内的史料。如果没有色川大吉在20世纪60年代的这一发现，其实这个19世纪80年代的故事早就消散在历史的云烟之中了。明治时代是一个波澜万丈的时代，诞生了太多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和故事。坦率地说，这样一个关于千叶卓三郎的故事，似乎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
但是，这样一个会被色川大吉在日文原书中冠以《明治の文化》之名来书写的故事，果真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故事吗？五日市的宪法被淹没到尘埃之中，千叶卓三郎这样的人辗转迁徙，落魄而死。但是，同一时期的日本，实际上有着千千万万与之类似的故事在发生。
明治以降，民众和西方文明世界的接触已经打开了，无论是东正教也好，基督教也好，卢梭也好，华盛顿也好，它们都如裹挟着泥沙的巨流，冲刷着旧日本的观念的河床。人们未必见得对现代文明有多么精湛的研究，但他们都在各自的阅历积累和读书想象中，不断试图触摸一种新的文明。更何况，当年颁布的《五条御誓文》，开头即说，“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日本民众对此是有期待的。
可惜，这种期待落空了。千百个千叶卓三郎，都在随后明治政府的极速专制化转向中被扑杀了。最终，就在离多摩不远的秩父（埼玉县）这个地方，明治十七年（1884），爆发了明治维新以后最严重的一次农民暴动，史称“秩父事件”。秩父事件的参与人数尚存争议，在色川大吉看来，大约核心成员在一百多人左右，武装起义者约三千人。这批人袭击了地方的秩父郡政府和警察署，一度声势浩大。但后来，在警察和军队的打击下，暴动队伍星散。暴动者中有261人成为刑事被告，7人被判死刑。秩父事件的影响大，日本政府也不得不慎重视之。
但是在色川大吉看来，恰恰是这种慎重，让历史的记载走了样。在政府日后公布的报道中，声称秩父事件是由赌徒煽动起来了，但是细究起来，261人中只有7人有过前科而已，而且这7个人的具体罪行，据说都带有警方的虚假宣传。用色川大吉的话来讲，“倘若这次起义果真是一个流氓集团的暴力行动，那么它在民众思想史上则毫无研究意义可言。但是，在我看来，秩父的组织者不仅不是‘恶棍’，相反正是民众道德忠实的实践者。”（第145页）
实际上，秩父历来便以养蚕缫丝为业，这里的人信奉的是最通俗意义上的传统道德：“努力工作、勤俭节约、全家合作、忍耐和坚持”（第146页）。但是，他们恰恰赶上了明治时代在松方财政政策下的大萧条和通货紧缩，被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掠夺去了几乎全部财富。如果按照过去江户时代的做法，往往会有“德政”的介入，延缓民间的疾苦。然而，新成立的明治政府，恰恰是以“殖产兴业”为口号，和高利贷及放贷公司捆绑在一起的。秩父事件的前一年，当地实际上是有人去向秩父郡请愿的，恳请郡长与放高利贷者协调，但却被政府拒之门外。最后，零星的冲突演变为了一场惨重的秩父事件。
故事讲到这个地方，色川大吉的意思其实比较明显了。明治时代，当然有它非常光鲜的一面，坂本龙马也好，福泽谕吉也好，一种昂扬的国家叙事确实是成立的。但是，明治时代，也有它非常黑暗的一面。这套现代政治制度的成立，尽管打着“万机决于公论”的旗号，但其实从来都没有将所谓民众的意见放在眼里。自由民权运动尽管一度高涨到了民众自订《宪法》的程度，但这很快就被扑灭了。千叶卓三郎这样的人，是没有活路的。而经济上的发展，更是从来都以牺牲小民为代价的，不仅仅在经济上通过高利贷盘剥百姓，而且还要在道德上将走投无路的民众污蔑为赌徒。
一个所谓现代的明治政府，是以血淋淋的代价建起来的。
色川大吉不是明治时代的亲历者。1925年出生的他，青年时代是在战争的氛围中度过的，而后的壮年时代，则亲历了战后日本社会里左翼与右翼的尖锐冲突。对于色川大吉这一辈人而言，明治政府的阴暗面，集中体现在天皇制——这个甩不掉的包袱——之中。因此，色川大吉也认为，天皇制最终成为了一种笼罩所有日本人的精神枷锁，绑架了所有日本人的情感，并掠取了绝大多数日本人创造的财富，这一切都源于明治时代奠定的这种文化。
我相信，大多数中国读者读这本书会和我有一个类似的感受，那就是通读完这本书，其实依旧对日本的明治时代说不出一个完整的样子。如果说每个人都会对一本书有一种阅读上的期待的话，那么大多数人恐怕和我一样，主观上期待阅读到一个明治维新如何成功，日本如何从一个蕞尔小邦一跃而起，甚至是幕末时代江户人如何迎来一个纷繁变幻的新东京的故事。在大多数中国读者的认识中，这至少算是关于明治时代的一种主流叙事。但是，这些显然都不是色川大吉关心所在。他把明治这件光鲜的袍子掀了起来，把遍布其中的虱子拿给了读者看。坦率地说，我在这本书读到一半的时候，多少也会困惑，这真的是一本可以叫做《何谓明治》的书吗？
读完整本书以后，我又重新翻检了一些色川大吉的资料。原谅我的无知，过去我仅仅只是耳闻过他的存在，知道他所从事的是民众史的研究。但在读到他的作品以前，我以为所谓“民众史”，指的仅仅是一种研究的路径罢了，并没有想到其中渗透着那么悲怆的情怀。对于他那一辈的人而言，天皇制始终还是一个悬在头顶的利剑。他一路追索，这柄利剑是什么时候被安置上去的，并最终将时间锚定在了明治。
“何谓明治”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追问，要用什么样的视角去理解明治。从政府的视角来看，当然可以视为一种步步凯歌的进步史，市面上绝大多数相关的著述也都是立足于此的。但是，所谓“民众史”，就是要追问，对于那些万万千千没能留下什么文字史料的普通民众而言，明治又意味着什么呢？因为这些人没能留下文字，他们的生死愁苦很容易被一笔抹杀，他们所亲眼目睹的明治维新的黑暗一面，就很容易被历史遗忘。
相较于世间已经存在的千百种明治维新的赞歌，独独色川大吉的这一本，是和历史的遗忘相抗争的一本。这，当然也是一种明治维新的历史。
掩卷之余，我也在想，对中国人而言，又“何谓明治”呢？我自己主要从事教育史的研究。中国正式派遣官员对日本教育系统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始于1898年。是年春，湖广总督张之洞拟派湘鄂子弟百人入成城学校，姚锡光便以湖北武备学堂兼自强学堂总督的身份，受张的委派率队赴日联络学生入学事宜并考察各类学校，滞日约两个月。此为近代中国派官员专程考察日本学校之嚆矢。而后，中国国内掀起兴办新式学堂的浪潮，赴日考察教育的官员如过江之鲫。1898年，这实在是一个太晚的年份。死在1883年的千叶卓三郎，在1898年的时候，早已经被历史的烟尘掩盖了，连官方制订的《大日本帝国宪法》都已经在1889年颁布了。甚至，“叛臣”西乡隆盛的像，1898年都树立在东京上野公园了。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是明治维新的一个“迟到”的见证者。因此，绝大多数中国人所能目验和讲述的明治维新，都是一个尘埃落定之后，似乎成功得不得了的明治维新：经济跃升、科技进步、学校发达、野无遗贤。即便是明治维新史中的西南战争云云，都只是被一笔带过，色川大吉想要讲述的这个民众的血泪故事，根本就不在我们关心的范围之内。
今天的基础教育中，有一个最基础的思考题，那就是：明治维新何以成功？洋务运动何以失败？这个几乎将“明治维新”和“成功”二字完全等同起来的对比句，塑造了绝大多数人对明治维新的理解，也成为了我们理解这段历史的巨大藩篱。我想，重读色川大吉这本写于1970年的书，可以成为我们大多数中国读者突破这道藩篱的第一步。
・本文为「非虚构时间」公号2026年1月27日的推送内容。
・感谢「非虚构时间」授权转载。
・图片源自网络。
作者简介
刘幸，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18年在日本广岛大学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目前以“中国教育史”“传统文化教育”为核心教学科研阵地，一方面注重中国传统的训诂文献之学，一方面注重挖掘英文、日文、德文、葡文等多语种史料，旁及中外教育交流史、教育思想史、语文教育，力图从“全球史”维度考察教育变迁。
《何谓明治》译者简介
不折编辑
春生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