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叙述的，叙述也是历史的。我喜欢在各种文本中触摸历史的褶皱。
《马来素描》的作者是来自新加坡的亚非言。这本小说集原文出版于2012年，由苏颖欣翻译后2020年出版了繁体版，2024年又出版了简体版。全书由48个超短篇构成，如果不是读了颖欣的序言，对新加坡的马来人和其他少数族群的处境，以及作者的经历有了一些了解，要进入这些超短篇其实有一点困难。因为对于我来说，恐怕更熟悉马来西亚马来人作为一等公民、华人作为次等公民的处境，对新加坡的了解，也围绕着华人的历史，而从未想过，也同样生长于此的马来人，在新加坡独立后这几十年来的社会地位、生活境遇为何。感谢这本书的出版，让我能换位通过其他族群的视角看到新加坡历史的褶皱，而苏颖欣作为马来西亚华人，能够介绍亚非言的小说到中文世界，还写了非常好的序言作导读，这种跨越种族和国界的努力令人十分感佩。
回到文本本身，亚非言的这些超短篇并未书写马来人与新加坡社会激烈的冲突，写的多是生活中细微的沮丧、挫折、困惑，但这些细小的砂砾，无法在现行的种族制度、国家制度、宗教信仰下得到解决。这些超短篇呈现的问题诸如被迫迁后的马来人对原本生活的甘榜和海边的想念，在英语社会已不会说母语的马来人对马来民族主义的反思，皈依穆斯林的华人在生活与工作上的困境，马来人自身如何在宗教信仰与社会要求间找到平衡点，在崇尚优绩主义的社会里如何“活得像华人一样”又不违背自己的天性等等，甚至还提出灵魂拷问：为什么马来人不脱离这样的新加坡，到能获得特权的马来西亚去呢？围绕这些问题，亚非言非常轻巧地在超短篇中将情节转折中的人物情绪变化速写出来，每篇的人物形象也都格外鲜明，这显示出他极高的文学天赋与写作技巧，比如《冷安慰》里勾勒了一位年轻的马来医生的形象，他遇到了一位同族裔的未婚怀孕的病人，会突然感到愤怒，仿佛她瞬间毁掉自己在家境良好的同事面前建立的良好形象，但当病人同他在同事面前像加密一样地对他开玩笑说自己肚子冷（马来语中“子宫冷”意为怀的这胎很有福气）时，他忍不住想微笑，却又控制住了自己，想与病人分享自己姓名的来历，又害怕对话的继续，这些微妙的表现写出了优绩主义的社会里，马来人被视为“落后”族群对个体的压力，以及这些社会评价标准如何遏制了个体间的情感交流。又如《星星之丘》里两位新加坡的马来女孩到吉隆坡玩乐，在夜店里被一位吉打王室成员搭讪，一位女孩为之产生幻想，另一位女孩则清晰地表示“我们上来是为了寻找我们不是谁”，“新加坡没有皇宫或农舍，没有农民或国王”，写出了两位马来女性对两国认知的差异。有趣的是，写出这样文章的亚非言是否“爱新加坡”，在新加坡竟是个有争议的话题。总之如果喜欢超短篇，或是对新加坡社会感到好奇，都可尝试阅读这本小说集。
《夕阳之歌——马共小说集》是由黄锦树、张锦忠选编的由19篇“马共小说”组成的小说集。这19位作者出生年代不同、经历不同、国籍不同、立场不同，曾在马共内部的作者仅有3位，加上左翼仅有4位，其他都是非左的。序言中黄锦树对“马共小说”作了定义：“与马共有关的题材的小说，不管作者在马来亚共产党内部还是外部。”这个定义巧妙地绕开了2009年前后关于“马共书写”的讨论，当时潘婉明、钟怡雯、庄华兴等都参与其中。钟怡雯认为马共书写以回忆录、口述史、自传等纪实文类为主要的书写形式，潘婉明则提出马共书写应与马共的“历史书写”分开，应“以马共人物或战斗为故事背景、以历史为创作动机、遵循现实主义文艺教条，以及必须是文学创作”，庄华兴认为“马共书写”完全是失焦而宽泛的概念，他在2018还进一步说明了他认为“马共书写”的讨论可能会造成马华文学史上的左翼文学被否定、曲解和抹杀。但对于我来说，可能因为之前读过马共相关文本大多数都来自马共内部，反而觉得这个选本确有其意义。选本中梁放、小黑、雨川、菊凡、陈政欣等的小说都为读者提供了在紧急状态下，夹在官方和马共之间非左翼华人的视角，虽然这些视角都是作家或其笔下的人物个人的，但也为理解当时华人和马共的关系提供了马共外部的叙事角度。如雨川《远方的来信》中，70年代初身为哥哥的“我”见到多年未见的马共妹妹时的复杂心境：“独立以来，国家政治安定，经济大幅度发展，各种族人民都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再来搞革命，是其时吗？我迷惑着。不过，基本上我还是想我应该支持他们，到底我们同阶级出身的。”这也使我想到珊西娅·法姬（Shamsiah Fakeh，曾经在马共以马来人为主的第十支队战斗，晚年出版同名回忆录），她和她的丈夫在60年代末因一起公开批评马共路线：认为森林革命存在一些问题，没有发展，而被软禁和开除出党。但无论来自内部还是外部，关于马共严肃的自省和反省都太少了。内部书写中关于1969-1970年的肃反运动和马共分裂不乏讳莫如深之处，也许出于下山后马共们寻求社会位置和自身认同的需要，外部书写影响的原因则更复杂，但这一切也说明了马共作为历史褶皱本身的处境。
除此之外，选本当然还存在一些问题。这要从黄锦树为何要选编“马共小说”谈起，他2008年便将旅台马华的处境与马共对应，其后来的马共书写，亦是有意识地拆除国家、民族的“墙”，实践其“无国籍华文文学”的途径，简言之，他不愿将“在台马华文学”纳入马来西亚现行政治文化体制内，便借马共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但如此一来，选本中便存在一个悖论，梁放、张贵兴、李永平的书写涉及的应是砂拉越的左翼势力如砂盟、北加共等，这些势力既不属于马共，也反对砂拉越并入马来西亚联邦，将他们纳入马共小说，不也违背了“无国籍华文文学”的设定，反而服膺于马来西亚现有的政体？此外，作为外部关心马华书写的读者，还想知道马共小说除了对于“旅台马华”或黄锦树本人有参照和实验的意义外，对“在地的”马华文学写作是否可能有更广泛的意义？从这个角度，便能理解庄华兴对“马共书写”的不以为然，因为他正是从马来西亚“此时此地”出发思考“马共书写”之于现实的意义，他诘问：“面对当前马来西亚各种社会矛盾，如族群、宗教、性别问题和盗贼统治之间的相互关系，马华社会的布尔乔亚作家和读者愿意不愿意去思考与正视这问题？”对此，我其实觉得选本中曾翎龙的《风情无人处》写得极好，有回答这个问题的可能。这篇小说以“我”的父亲和周荐安（马共成员）两位知识分子一生的挫败，想象了在议会政治中，父亲作为民盟成员走“第三条路”的可行性，里面关于《内安法令》和《教育法令》的讨论都令人联想到马来西亚的现实。历史的褶皱中不只有马共，譬如信天翁档案，不也可供现实想象和批判吗。总之作为读者，期待马共小说还有更多“此时此地”的可能，能为这个题材的延续找到更多的方向。
《父亲的解放日志》是在2024年朴锡进的书目中看到，2025年看到出版了简体版后就买来读了，读完特别喜欢。这本书由“我”的父亲突然去世开头，伴随着父亲葬礼的准备与进行，牵连出父亲的生命故事与围绕他展开的庞大人际网络，而在这过程中，作为女儿的“我”也放下了对父亲的心结，从真实的事件与人与人的情感中，而非抽象的意识形态上，更深刻地理解、认同了父亲。“我”的意识形态与曾经是南劳党、南部军游击队员的父母不同，所以文中的父亲一出场就不是个完美无缺的形象。父亲会为了照顾陌生的“老百姓”不惜让自己女儿染上跳蚤，当母亲不满时，父亲只要说你当年在山里拼上性命不就是为了“老百姓”吗，母亲立刻就会感到羞愧而不说话，这种情境下两位社会主义者的交流在高中的“我”看来是非常荒谬和无法理解的。但随着叙述的推进，“我”慢慢发现了父亲到处管“闲事”实际帮助了许多人，有狐臭的邻居姑娘、信了“邪教”的堂侄女、越南移民高中退学的的女儿等等，于是她意识到父亲是真正在生活中践行了自身理想的人。这里还有一个“转向”（政治变节）的问题，即父亲在老游击队员里，其实被认为是叛徒，因为他1952年为了到民众中重建党组织假装投降，后来在活动时被捕并判了无期，又出于同样的考量，选择了变节，因此到追悼仪式时，老游击队员们对“我”表示无法为他颁发爱国勋章。但“我”却认为争论父亲的投降真假十分无聊，因为“我”已经从生活中和行动上理解了父亲：“也许父亲的心里很清楚，真正的战场并不在山上，而是在山下，是在那个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吃饭、学习、相爱、相争的灯火通明的世界里。父亲一定是这么想的，这才是我所认识的父亲。”“我”对父亲的这种跨越意识形态的理解和认同非常动人，似乎也启示了读者：认识一个人不应先入为主地由意识形态的框架出发，而应该真正全面地去看到他人、理解他人，从郑智我的后记看来，这也是帮助她深入认识自身的方式。
这本书除了描写父亲外，还写了与父亲有交集的许多人，其中有一位是父亲最好的朋友朴汉宇，朴汉宇的哥哥、姐姐们都是父亲在智异山游击队的伙伴，而他自己当时虽是高中生，却因为被迫入伍而攻打智异山，在战场上他每天都祈祷着不要有人被自己的子弹打死、哥哥、姐姐和朋友能活着回来，最后却只有父亲活下来见到了他，朴汉宇从高二起，就怀着自己可能亲手杀死了兄弟姐妹的愧疚感茫然地渡过余生。还有一位因越战失去了一条腿的老人，他的哥哥是父亲的好友，也是在山上失去生命的游击队员，他对父亲的感情十分复杂，既怨恨父亲能活下来，又常跟父亲喝酒，还将过去的照片留给了“我”作为纪念。还有一位当年父亲搜粮时放了一马的巡警，一直惦记父亲的恩情，曾千方百计找到父亲想加入队伍，却被父亲赶走，直到父亲出狱后，他才当面得到了解答，因为父亲当时判断他没有思想信念，认为没有必要让他被卷入这场必输的斗争，他也因此过上平凡而幸福的生活。这些人的身世都充分说明了个人在亚洲复杂的历史中的渺小，哪怕是一家人，彼此命运也可能被拨弄着走上荒谬的殊途。但在这样人与历史的尺度对比中，个人的选择和作为仍然重要。父亲以自身智慧作出的判断和行动，不就帮助到了一位普通人的人生吗？且清醒地为理想而牺牲或许反而是幸福的，最怕的是在历史潮流中找不到方向的茫然，或不自觉地卷入其中造成的丧失。
这本小说还有一个特别突出的优点就是作者的叙事能力，南部游击队的议题是朝鲜半岛历史的褶皱，本可以写得严肃又沉重，却被她处理得生活化、有幽默感，又不缺乏深度的思考，作为读者，我常读到感动哭了，没两句话又被她逗得哈哈大笑，充分地感受到“笑中带泪”的阅读乐趣，总之非常期待作者的下一部小说。
阅读《父亲的解放日志》其实还帮助我理解了梁英姬，2023年蔡钰淩的书目里推荐了梁英姬的《汤与意识形态》，2025年阅读小熊英二的《1968》，触及在日朝鲜人（韩国人）相关的议题，看了梁英姬的纪录片《汤与意识形态》和《亲爱的平壤》。梁英姬的父母是朝总联（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的重要干部，她的三个哥哥和她都从小就读于朝鲜学校，1970年代初，三个哥哥在归国运动下回到朝鲜，80年代初梁英姬第一次作为学生代表到朝鲜访问后，就多次往返日朝两地。《亲爱的平壤》记录的就是她从80年代到2005年间的观察和心路，其中包括2001年父母到朝鲜探亲，在朝鲜参加阅兵，办了爸爸70大寿和父母结婚纪念日的盛大宴席的珍贵影像，还有2004年父亲同意她将国籍改为在日韩国人的纠结和转折。这部纪录片后梁英姬被朝鲜禁止入境，又经历了父亲重病去世，在朝鲜的大哥自杀，三哥罹患癌症等一系列的事。在纪录片《再见，平壤》（2009）、电影《家族的国度》（2012）后，2021年的《汤与意识形态》试图挖掘晚年逐渐失忆的母亲关于亲身经历济州岛“四·三”事件的记忆。
看这些纪录片的时候，能很明显地感受到梁英姬的意识形态与父母也是不同的，如果说《亲爱的平壤》中“在我们家关于祖国是绝对不能有遗憾的心情的，这件事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伤痛”，这种表达还算隐晦的话，在《汤与意识形态》中，导演应该是选择了代表了生活的参鸡汤（由日藉丈夫跟患病前的母亲学着用青森的大蒜做的），而摒弃了朝鲜有关的意识形态。她在济州岛“四·三”追悼式的现场，特地拍下已逐渐失忆的母亲在她的丈夫身边无意识地跟唱韩国国歌的片段，这样的叙事其实令作为观众的我有点惊讶。《汤与意识形态》开头梁英姬抱怨母亲宁愿自己负债也要持续地给朝鲜的亲友寄东西，关于这点《亲爱的平壤》里则通过父亲大寿的场景呈现得更为细致，当时来了很多政府要员和群众，梁英姬才知道了父母不仅仅是给家人，还持续在给北边的朋友寄钱和物。她在旁白中表示，是父母的支持让朋友们都活了下来，但对父母认为这是对祖国的奉献这一点不能理解，因而开始思考祖国到底是什么，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意义。读了《父亲的解放日志》后，我才想到，虽然梁英姬和郑智我的作品都呈现了子女辈与父母辈的意识形态不同、女儿无法理解父母为他人作出的牺牲和奉献，但在《父亲的解放日记》里，因为女儿还活在父亲奉献的那个社会里，所以在筹备葬礼的时候感受到了许多情感的回馈，于是有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更加理解父亲，梁英姬却没有这个机会，因为“在日”的身份，她一直没有机会真正地进入过父母的社会网络和历史中，那些来参加宴席的“群众”对她来说只是“群众”，所以她无法理解“祖国”和父母这样做的意义，她对父母和哥哥们的爱，是生活化的，而非精神上的认同。但没有经历她的第一段婚姻、她对哥哥们回国和去世的创伤、父母宁可举债也要支持朝鲜亲友的辛苦生活，也没有立场苛责她选择“汤”而放弃朝鲜有关的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是从具体的人，具体的经历和情感中生长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我理解了梁英姬的意识形态。
最后想简单推荐两本与台湾相关的书，《燃烧的年代——七〇年代台湾文学论争史略》出版得较早，但仍是我时常翻阅的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是台湾文学研究领域中青年一代的佼佼者蔡明谚，该书乃根据他的硕论扩写而成，叙述了台湾70年代“回归现实”的文学转折，梳理了从现代诗论战到乡土文学论战的前因后果，回答了为何“乡土之后，再无乡土”的问题。我认识的许多台湾师友都常怀念70年代，因为那是在统独分化之前，很多人都还在同一个战壕里的年代，尽管如此，在同一个时代里仍存在着观点、思想的不同褶皱，否则也不会有后来的分歧。明谚这本书就是既能写出时代，又能写出在不同棱面中的人的好书，既见时代又见人并非易事，更不用说在论述的时候，他既能做到史料运用的周密谨严，又能让人感受到其自身的激情澎湃。这本书的文笔也十分平实简约，很有其师吕正惠的风范，就算不是做台湾文学史和现代诗研究的普通读者，也很容易读下来。
《我是蔡孝乾》的作者是蓝博洲，蔡孝乾作为著名的台共叛徒，也是位历史褶皱中的人物，目前大众认知中的他的形象主要是被谷正文的回忆录塑造的，然而谷正文的回忆并不十分可信。虽现有资料仍然有限，这本书或能稍微还历史一点本来面目，让我们从具体的人的视角，对蔡孝乾多一点认识。借蓝博洲的一段采访作结：“我陆续踏查了他为了寻求台湾摆脱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而走过的长征路，也读了他在上海大学以来的所有进步的文论，因此对日据以来的台湾命运有沉重的历史感，引用一段老台共党员苏新的话：‘不要因为蔡孝乾后来叛变了，就不敢提他的名字。以前正确的就是正确的，以后叛变是以后的事情。对于历史事件必须保存原来的真面目，不能按照自己的利益、爱好、恩怨来加以篡改。’”
作者简介
许霖，现任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讲师。台湾阳明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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