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两岸新的思考空间】李娜丨“我是想那潭清水……”

本文为《理想主义重建是否必要？如何可能？》书序之一，意在对两岸读者交待：在2021-22年中国大陆发生的“理想主义”系列讨论的源头和动力，以及这一有着深刻中国大陆当代史和当代生活语境的讨论，为何依托于台湾作家陈映真。文章从贺照田多年后重读小说《一潭清水》（1984）的感受开始追索：文革后解除了僵化的政治束缚、经济也回复灵活性、多样性，既让更为生命自主、身心舒展的生活成为可能，同时也满布着让历史变迁中人精神狭隘、身心逼仄的陷阱。小说中让瓜农和少年想念的“一潭清水”，是对历史也是对今天的提问：走向“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可以是商品经济，但应该是人们生活中依然保有一潭清水的商品经济。文章进而从陈映真2003年在一个阅读契机下对大陆青年一代知识分子“没有理由不批判地继承‘前三十年’的价值和思潮，再次深入民众，弥合精英阶层和直接生产者的裂痕，发展新的文论和新的社会创作实践”的深沉寄予，追溯陈映真与友人们1970年代后期以来在台湾社会、文化层面的丰富实践对于当下两岸现实问题的启示。

期待这本书的出版，能让两岸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在两岸历史-现实中挖掘“一潭清水”，而两岸中国人形式不同而核心意识相通的开掘“一潭清水”的努力中，正蕴含着走出不同于西方标杆的现代化道路、现代文明的可能。

我的序有一个任务，是对大陆的读者，也对会因各种机缘打开本书的台湾读者，交待一下：在2021年的中国大陆发生的这一“理想主义重建是否必要？如何可能？”讨论的源头和动力，以及这一有着深刻中国大陆当代史和当代生活语境的讨论，为何是由一篇写台湾作家陈映真的文章——《当革命遭遇危机……——陈映真八十年代初思想涌流析论之一》¹（以下简称“陈映真文”）（2010）点燃，且这样绵长、有力地打开的。

一 一潭清水：从历史深处来的疼痛

本书上编，收录了贺照田²初发表于2010年的“陈映真文”，和来自2021年1月底举办的“历史巨变中的人文学探索”讨论，一组复现了鲜活的现场气息的稿子。来自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的余旸，近年来以贺照田一系列有关文革后中国的研究为媒介，持续展开着他对当代中国大陆人的生活、精神问题与知识分子的承受、职责问题的思考、追问。这次讨论中，他通过贺照田对陈映真在文革后的思想危机中如何重构“理想主义”的辨析，犀利而专注地提出了“返身而行”的知识课题：当下知识分子如何重建理想主义。这引动同为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友人冷霜、程凯认真、谨慎而不无“不安”地回应，探讨其设想可行性、思考未及处，提出了“理想主义”的当代史与当下感觉的错位，“普通人的理想主义”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理解力”问题；在这些之间，则是主持人薛毅饶有深意的组织对话（挑起争论），和自由讨论中姜涛有关“理想主义”可以依托于什么样的小群体生长的未完插话……

这个留下了许多待展开、待切实引入历史思辨与现实土壤来映照的讨论，引出了4月18日在北京中间美术馆举办的“理想主义的挫折与重建”工作坊，以及7月25-26日由长期关切并常常直接参与当下青年文化与实践努力的孟登迎组织的“90年代青年理想主义经验分享会”。至此，参与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年轻人越来越多），“理想主义重建”问题也越来越深切地翻卷入历史、投射进现实。本书的下编便形成自4月份的工作坊和7月份的分享会。也就是，“陈映真文”之外的文章，都来自这在2021年持续展开、仍待展开的理想主义旅程。³‍‍‍

回顾起来，余旸由“陈映真文”提出的理想主义问题，从他2018年11月30日在北京大学文研院召开的“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是否必要？如何可能？”会议上的发言，和他提交1月份会议的文章与4月份工作坊的发言等来看，实来自他对自己亦在其中的当代中国大陆人生活、生命状态的认真关怀，他诗人的敏感、他咬住问题不放松的思考习惯，当然也来自贺照田有关研究、思考对他的触发。那么作为始作俑者，贺照田的这一陈映真研究，又是从哪里发端的呢？

在4月的工作坊中，贺照田做了“当代青年理想主义与我的陈映真研究”的发言。发言收入《汉语言文学研究》杂志编发的“理想主义重建”讨论专辑时，多了一个题记：

“我是想那潭清水……”

……

“那水潭不是好多人才挖成的吗？我们能行？”

……

“我真想那潭清水……”

……

——张炜《一潭清水》

这个题记引自山东作家张炜的短篇小说《一潭清水》（作于他山东生活时期的1983年6月），贺照田的发言并未对这个题目做更多说明，但我们的追索不妨从这里说起。

1983年初，16岁的高中生贺照田，从他出生长大的黑龙江边境上的一个农场，回到父亲的老家——山东日照，然后在父亲的村庄贺家沟、姑姑的村庄韩家沟、小镇南湖，过了一年半高中生活。

八十年代读大学中文系时读到《一潭清水》，他只留下这是一篇结构奇妙、语言干净不错的小说的印象，但在2000年后重新读张炜八十年代上半叶的小说后，他则从这篇不长的作品中深深感到了历史之重。

小说写1980年前后生产队里两个侍弄瓜田的老农与一个孤儿少年的故事。瓜田中，有一为浇瓜而挖的水潭，“平展展的水面上，微风吹起一条条好看的波纹。潭水湛清，潭中的水草、白砂都看得一清二楚。这实在是一个可爱的水潭……”⁴如同水里生的少年小林法在这里嬉戏，摸鱼，吃瓜，与瓜农拉呱，也帮瓜田做活。他们结下了有着爷孙气息的友谊。后来，农村实行责任制改革了，两个瓜农欣喜地承包了瓜田，其中“想发一笔狠财”的六哥，开始嫌弃那特别爱吃瓜、被戏称“瓜魔”的少年小林法⁵……终于，少年不再来了，终于，那认真、重情的另一个瓜农徐宝册，也不能忍受承包后嫌弃“瓜魔”的六哥，离开了——徐承包了海滩边的葡萄园，找回了少年。

一个晚上,他们仰脸躺在草铺里,瓜魔又把脚搭在了徐宝册光滑的后背上。他用那沙沙的嗓子唱着什么,声音越来越轻,终于一声不响了。停了一会儿,他对徐宝册说:“我真想那个瓜田……”

徐宝册笑笑:“你想吃瓜了? 瓜魔!”

瓜魔坐起来,望着迷茫的星空,执拗地摇摇头:“我是想那潭清水……真的,那潭清水!”⁶‍‍‍‍

当然，对2000年后从中感到历史之重的贺照田来说，这小说召唤的不只是对那个历史间歇里的山东故乡的记忆和感受：文革后逐渐解除种种束缚的乡村有一种动人的单纯，洋溢着希望；乡村不再是政社合一的集体了，但依然有很强的人与人的连接，各种各样的关系还在，乡村生活仍是立体的；尚未离开故乡进城打工的年轻人，有压抑不住的生命热力。想着“那潭清水”的瓜魔，是一个从现实中来的诗意象征，但他却让我想到周克芹小说《山月不知心里事》里在分田后“各家顾各家”的气氛里感到了“孤单”的团干部容儿和巧巧。在这样的年轻人身上，要求过一种更充实、向上、更有年轻人青春热力连带感生活的感觉犹强；她们坐在明月下的田埂上，和把她们的“青年科研小组”解散了的“改革派”谈话，有说不清楚的委屈，但也还是爽快地大笑，总想要做些什么……⁷‍‍‍

被《一潭清水》召唤的或许还是，这一有关1980年代乡村记忆与感受的“切片”，在贺照田的学术探索生涯中所经历的认识曲折。1985年，他考入北大力学系，一年后转入中文系，开始置身于新时期活跃的知识分子带动的文学与社会思潮中。而这一被称为新启蒙的思潮对百年中国社会历程的一个核心理解，是中国革命中救亡压倒了启蒙，导致对小生产者及其意识为主要成分的中国社会现代改造任务尚未完成（并以此解释文革这一“反现代”运动得以发生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在这一认识下，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经济、文化形态，都是需要被现代涤荡的对象。在这样的时代思潮的裹挟中，大学生贺照田对八十年代初乡村的身心感受里，那些曾相当吸引他的东西，就被另外一些有关现代、有关文明的想象所压抑了。

但有着好看的波纹的那“一潭清水”，终究要召唤对现实变动和知识的责任保持着敏感和深思的他。

2000年之后，他开始在一些文章里从不同维度反思、对话这一1980年代后期开始盛行、深刻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新启蒙思潮得以形成的核心历史—观念机制，以及它对此后历史的展开造成的诸多后果。在《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一文中，他如此说：

……在这样一些感觉、理解中（按：意指新启蒙思潮的推动者和接受者，对广大社会阶层的不信任、对自我作为现代启蒙者的过度自信），中国社会便由于其主要构成者被认定为骨子里是小生产者，而被视为实际是使封建主义在中国存活不灭的社会载体；这些，加上认定小生产者无论是其理想性冲动，还是其日常性格，都是非现代，乃至反现代的，因此当然也不会被新启蒙思潮的推动者、拥戴者认为有向其社会实践，特别是向其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实践寻求资源的可能。⁸‍‍‍

对新时期文学、文化思潮的反思，也推动着贺照田对1949年后文学、历史资料全神贯注地阅读，⁹让他更明确，那被瓜魔和徐宝册想念的“一潭清水”，实际提示着，当年历史的推动者若在时代转换中贴着乡村和人的生机脉络，并在这样的意识中注意到瓜魔和徐宝册想念“一潭清水”的心所表征的中国社会、社会中人所有的价值意识朝向、身心安适所在，那么，这些历史推动者在推动中国大陆变化时，实有机会构想更可把“一潭清水”包含在内的历史变迁方向的。“一潭清水”对应的，既是解除了僵化的政治束缚、经济也回复灵活性、多样性带来的更为生命自主、身心舒展的生活的可能性，也是传统中国社会、1950-70年代社会主义探索中已烙印于许多人身心中与他人、村社、社会相连的意义感、价值感和行为方式，以既回应时代变迁要求又让人身心安适的方式焕发生机。

《一潭清水》的结尾，徐宝册和瓜魔一起在葡萄园边挖起了水潭。《山月不知心里事》的结尾，“改革派”的会计明全，体察了容儿和巧巧对责任田改革后村民（包括自己的亲人）高声大气地自私起来的“忧虑”；明全自己承包没人愿意包的“山坡田”，默默帮助家人生病的马大爷做田，他对两位姑娘检讨“青年科研小组”的解散，说“支委会”讨论了，还要办农业技术学校，重新“把青年们组织起来学习科学技术……”，对此容儿感到“说不出的舒坦”，终于笑了：“我们都不是懒人。我们小组愿意给生产队订立承包合同。”¹⁰‍‍‍‍

1980年代初刚刚释去了写作枷锁的作家，在“自由”跟前还小心翼翼，会顺着改革的逻辑讲一些自己想说的话，不管现实中是否真有如此完美的“明全”，周克芹和张炜这些从自己的乡村生活、更从当时强调“深入生活”的文学体制中养成的对现实的敏感和介入生活的责任意识，加上他们自己突出的才华，对历史起伏中人身心状态起伏的敏感（也该是真诚、有能力的现实主义文学在这一历史转折中应该留下的印迹），为这一历史转折期错失的可能性留下了见证：走向“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可以是商品经济，但应该是人们的生活中依然保有一潭清水的商品经济。

1958年，周克芹成都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后回乡务农，当过农民、民校教师、生产队长、大队会计、农业技术员、公社和区干部。

但历史的实际走向是，“一潭清水”所指向的乡村公共生活—精神空间在日益深化的改革中日益萎缩了，与之关联的，是现实主义创作在逐渐摆脱自觉不自觉的政治和美学律令、重新介入现实的活力正待释放时，却被当代文学理论和创作离弃、被“先锋文学”和“现代派”取代了。

在2003年发表、引发一些有反省力的文学研究者热情反应的《后社会主义的历史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变迁》一文中，贺照田从1990年代兴起的“文化研究热”，以及这背后反映的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回应现实、历史的有效性的缺失的困窘（应该说，这困窘至今也并未解除）出发，细致剖析了1980年代中叶以来中国大陆文学观念、文学批评与创作观念变迁的性质，特别是，先锋文学、现代派如何因承接了历史势能——文革后人们因创伤记忆而要求离弃前30年的政治、美学逻辑和禁忌的历史心情——而兴起、确立其美学/道德“霸权”，却也因这种对反式的历史反应方式，日益走向封闭的自我认识和封闭的文学性认识，并针对这种文学现实尖锐提出：

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要想真正走出自己的困境，不是在现有历史、观念基础上修修建建便能解决的。而必须首先回到看似和今天处境无甚关系的后“文革”时期的那些起始年代，考察后“文革”时期开始时的丰富可能性，是怎样一步步因人们对先前30年政治、美学禁忌的二元对立式的反应方式，而日益卷入一种狭隘的现代人观、狭隘的现代美学观，从而步入今天的困窘的。¹¹

也就是说，“一潭清水”召唤的，是一种历史深处来的疼痛。新时期的历史展开中，政治主导者和知识界错失了对传统中国及195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实践在无数挫败中仍可辨析、内在于人们的社会资源、精神资源的认真对待。这些资源，特别是贺照田在他的“潘晓”研究长文中指出的，在1980年的青年身上表现为迷茫、虚无的情绪中其实蕴藏着的理想主义热力，如果能将之重新转化和安排，那么，从那时到现在，中国人的生活、当然包括乡村生活，应该有另外一种可能。这因触摸到历史与现实相生相成的机制深处而愈加沉重的疼痛，也包含着以人文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自己曾在不知觉中参与了一个有巨大后果的破坏性过程，而带给他的悔恨式的疼痛。在相当的意义上，他和他朋友们的难得，便在认识到历史之痛后，勇敢地选择了和这出了问题的历史正面相直。

1979年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发表；北京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竞相开拍、同年上映。

当2011年1月，贺照田和他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一些同事们发起“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以新的研究意识和不断在“历史—现实”之间往复校正的思考自觉，深进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文学经验时，或许不是每个人都从这一维度、或同等强度地感受到这疼痛和“一潭清水”式的召唤，但它们确是内在于这样一个（不断扩张的）小小共同体的凝聚内力中的重要关键。十年砥砺，读书会同仁和朋友们对相关历史/文学的把握、认识，渐进积累。并通过聚焦于若干饱满地、有相当经验和思想容量、又富含对治现实的能量的个案研究实作¹²，富于实效地推动了读书会及与其密切互动的朋友们，和关注读书会工作、关切民众生存、精神问题改善的读者，乃至直接投身当下社会实践、乡村建设的一些朋友们，以这些实作研究揭示的问题与思考视野为媒介，从对“我之为我”的历史—知识构造的反省，到“我”如何更切实与“现实”连接等重要问题，都展开着认真反思。

而正是这些某种意义上可概括为和“一潭清水”表征的历史正面相直的愿心与努力，是本书“理想主义重建是否必要？如何可能”相关讨论在2021年这一年中内含紧迫感地，同时又是耐心、从容地展开的源头动力。¹³‍‍‍‍

有意味地是，贺照田探讨文革后的“理想主义”问题的实作，应当说，起自2005年初他撰写的《时代的认知要求与人文知识思想的再出发》，和从该年下半年开始酝酿的对1980年代初席卷了一代人的“潘晓”讨论（“人生意义大讨论”）的研究；但触发、促动他更具体提出“理想主义重建”这一问题的，则是台湾作家陈映真。¹⁴‍‍‍‍

二 为重新遇合的那日

2003年底，陈映真读到《后社会主义的历史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变迁》一文和相关回应文章，“鲜活地感受到大陆年轻一代好学深思的知识分子对于上述大陆思想、学术界诸现象的深刻反思，十分引人注目。”他所说的“上述大陆思想、学术界诸现象”，是他自1980年代和大陆文学界交往，1990年代以来进出大陆时所感受到的“……左倾、左派都成了贬损和嘲讽的词语。另一方面，是全面抹杀和否定一九四九年革命的历史、政治和社会意义。十年文革固然充满了无数个人和社会的被害，但基本上看不见科学性的清理和总括”。¹⁵‍‍‍‍

这些问题困扰陈映真久矣。

他在他主编的《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上组织了“告别革命文学？——两岸文论史的反思”专辑，自己也写下回应《为重新遇合的那日》。对1920年代以来两岸/台湾文论做概括性梳理时，他尤重1950、6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小说在台湾的兴起，以及1970年代他和友人们对台湾“现代主义”发动的两次批判，最终“乡土文学论”“取得了社会的同情，也取得了合法性”。¹⁶贺照田对中国大陆1980年代中期之后“先锋文学”、“现代派”的兴起、变迁以及背后知识分子的观念逻辑的清理，或许特别回应了他对现代主义在大陆很快占据审美甚至道德高地的困惑，以及他对中国大陆知识思想界的“告别革命”方式的担忧。结尾处，他提出了希望：

然而当我们自己也在台湾因美国所支持的反动、反民族势力的猖狂而益为（原文如此）无力化和边缘化之时，对于大陆为进步而思索和实践的朋友，尤其怀着亲人一般的关怀，还抱着一丝或者不致于一厢情愿的希望——一个经历过四九年那一场人类历史上伟大革命的民族的儿女，没有理由不能找出自己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而只顾走太多人走过的老路；也没有理由不批判地继承“前三十年”的价值和思潮，再次深入民众，弥合精英阶层和直接生产者的裂痕，发展新的文论和新的社会创作实践。并且在那一天，让两岸前进的文学在思想和创作上重新遇合……¹⁷‍‍‍‍

也就是说，与贺照田等不随西方理论起舞、“富有知识原创力”的大陆青年知识分子的相识，于他而言，是“在我步入初老而大病幸愈的当下，看到了我曾为之忧恼的问题意识在祖国大陆清醒的知识分子中提起，半生快慰，莫过于此”；¹⁸当然，在现在的我也在当时的陈映真看来，这次他和贺照田等的遇合，还不到他所期待的充分的“两岸前进的文学在思想和创作上重新遇合”的程度。

让他如此“忧恼”、不得不在两岸之间常感“孤独”的，让他感到了“半生快慰”但仍认为未抵达他所期待的那种“两岸……重新遇合”的，究竟都包含了什么样的感觉意涵呢？

这固然因为，此时贺照田《后社会主义的历史……》一文，还未对他所希冀的“找出自己的发展政治经济学”，和就“批判地继承‘前三十年’的价值和思潮’”给出正面的、具体实例的阐述（多年后贺照田写了应该符合他这样期待的“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雷锋研究、“群众路线”研究等），但或也因为，他的“忧恼”不仅来自外在清晰可见他对统一、期待中国大陆走在他期待的进步道路上的关怀等方面，可能还包括他隐隐期待他内心光明与晦暗交织的经验可以被理解、被抵达。

陈映真对1990年代大陆知识思想界“告别革命”方式的困扰，并非因为他青年以来在一个岛上“心怀赤旗”的情怀而难以接受大陆的改变——他接触的一些大陆知识分子对他进行这样理解时不无善意与同情。但这同情，相对于另一些人对他的“左派观点”表示“不可思议”甚至不耐烦的嘲讽来说，实际对他的伤害未必更小。因为此时他更为困扰的，或者说，他对中国革命和“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经验即便没有切实的探究、却决不肯断然否弃的诸多原因中，有一些内在于他、但他自己也未必清晰的、附着于一些尚未被很好整理的他的经验上的原因。因为他并非仅只从青年时期阅读的禁书“纸上得来”对左翼的信仰，也不只是从禁书上的印章触摸、在狱中亲炙的五十年代老政治犯的人格风范中坚定了信仰；而还是，在狱中，他便从朋友设法送进来的报纸杂志上嗅到了因保钓而在海外和台湾社会重新萌发的左翼思潮的气息，出狱不久，便在怀抱“朴素的社会主义”的友人和老政治犯前辈的召唤下，投身于《夏潮》杂志（1976年6月-1979年2月）这样一个以“乡土的、社会的、文艺的”为旗，致力于青年知识分子的文化、思想启蒙的工作。《夏潮》在召唤青年和民众关切乡土、批评国民党体制下的文化、经济的努力中，既葆有暗中偷渡的（与混杂的海外思潮包括反战、保钓、第三世界思想，也与大陆即将结束的“文革”理念与实践高度相关的）左翼眼光、左翼思想锋芒，有引领有意义感需求的青年“走入民间”的召唤力与朝气，当然也有将思想简化为律条，面对70年代现代化转型中种种社会矛盾、新鲜事物，仓促上阵的生硬与粗糙。经由《夏潮》，陈映真和友人们积累了左翼重新在台湾社会落地努力中成就交织挫折的经验；左翼身份的不能公开，也让《夏潮》不像同时期兴起的党外杂志更致力于“言论自由”和政治议题，而是更努力贴近台湾现代化过程中人们关心的社会生活与文化问题，调用多种资源探索引导社会，并由此吸引、凝聚了一批思想光谱各异，但共享了对时代的热情、敏锐知觉与文化突围能力的伙伴。1979年2月，《夏潮》终因对党外参与选举的报道而被禁。而陈映真也在这一年陷入了因文革问题被大规模报道、揭示而引发的思想震荡：他曾经深为信赖的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实践，作为自己写作、办杂志背后秘密的思想、激情来源的革命，竟然是一场“浩劫”？——这个震荡，他自己言语不多，有关陈映真的研究也甚少注意，但却对深入认识1980年代陈映真所思、所写、所行极为重要，而这正是贺照田若干年后“陈映真文”所以以“当革命遭遇危机”为核心切入点、耐心把握八十年代陈映真的慧眼所在。这个过程中陈映真究竟经历了什么？愿作为读者的你进入本书正文第一篇《当革命遭遇危机：陈映真八十年代初思想涌流析论之一》时，能以作者贺照田对待1970年代末1980年代上半陈映真同样的耐心细细阅读它。

读这篇文章前，你可能和过去的我一样，没有对陈映真这些幽深而汹涌的经验有更多认识上的留心。因为大部分读者可能一如过去的我，看到的是，经历过文革被揭示的震荡、也在1983年的小说《山路》里发出过“如果革命堕落了”的大哉问的陈映真，并没有陷入虚无或放弃左翼理想，反在短暂的沉默后，展现在人们面前：一部接一部深切探入白色恐怖历史、深切处理现实现代跨国企业对台湾人的心灵、文化、精神的挤压的小说，以及，《人间》的创刊。

1985年，陈映真集结新旧同伴和扩展了的力量，创办了对198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文化意识和社会运动影响深远的，想必你也看过、怀着热情与敬意说起过、至少听过的《人间》摄影报道杂志。

《人间》一向因对台湾富裕、现代化社会的“后街”——贫穷、边缘、被损害的人的关切和凝视而被称道，但就此而言，它更有创造性的其实是，它的关切和凝视，不是我们在应对现代社会贫富分化问题的报道、讨论中常见的人道主义表达或良知的寄托——更重要的是，它对所谓富裕阶层、优位者的“精神荒芜”和整个社会都逃不掉的“现代化苦恼”问题同样正面直视。所以承接了1970年代以来陈映真和友人们探索时代问题的经验教训的《人间》，形成的关切和凝视方式，是一种能把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诸多人们很深地、具有行动性地连接起来的方式。与此相关，《人间》高度内在于台湾社会的脉动，它报道1980年代台湾社会因环境、森林、水污染、核废料、食品问题而兴起的民间“自力救济”运动，报道原住民如何成为“国境内的异国”、他们的吁求和反抗……《人间》对当时能推动社会变革的运动和事件，可谓无役不与，但它的参与，同时将一种对治于时代问题的人文价值、人文视野注入了人们对社会变革的认识理解与感觉想象。它让一部分台湾人在“台湾钱、淹脚目”的高速发展中，慢下了脚步，学习从弱势者、受伤害者的感受和眼光看待事物，学习结构性地认知社会问题从而找到有效介入现实的方式，学习在与其他阶层和人群的连接中反观和充实“自我”。它让“同情”、“热爱”、“信任”和“希望”这些常常沦为陈词滥调的词语，成为社会生活中真实不虚的动力热源。

从《夏潮》到《人间》，无论凝聚的人们的思想光谱与思想资源如何多元，在陈映真这里，《夏潮》不必说，¹⁹《人间》的目光，《人间》的经验，仍是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理念与实践在深层连接、或相关的——只不过，如上所说，这连接经历过一个“震荡”，经过这震荡，一种涵容了更充分人文视野与更有正视现代化挑战自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以他的“左翼”信念为基底的把握社会、对待人的方式，确乎因《人间》而在台湾社会落地、开花了。

从这里正可以看到，贺照田对“当革命遭遇危机”之际陈映真的民族、民主理解的重构、理想主义的重构，探幽发微之难，之关键。对陈映真这一很少体现于文字、却对他有着基盘性意义的思想历程不察，也就不容易切实把握陈映真1980年代那些至今被感念的成就。也当然，若不能准确讲述这些经验，这些经验实际上也很难充分成为方便后来者学习、转化的资源。

但在2003年陈映真与贺照田相遇之时，不说贺照田还不了解这一切，陈映真自己对自己当年这些在实践—反思之间往复缠斗的经历，也不一定找到了予以准确赋形的方法、语言。只是身体里沉淀着这样丰厚的经验，不能不影响到他的许多认识、感觉。陈映真在1980年代后期已经意识到，他和他1980年代初曾经认同的大陆活跃知识分子在“告别革命”问题上，有相当大的距离。1990年代初他开始进出大陆，切身感受这里在发展路上狂奔的状态和生活氛围，更加深了他的困扰和忧虑，并且这时，他从《夏潮》到《人间》的实践，本来充分蕴含可映照、认识中国大陆现代化过程中会出现的诸多问题的能量，这时却不管是环境问题还是贫富分化问题、精神伦理等问题，基本上都没有让他正面提起这些话题的气氛。这一方面是他所接触的大陆官方与知识界其时正以发展为硬道理的笼罩性感觉，让话无从说起；另一方面，应该也因为，《人间》（1989年底停刊）之后，1990年代台湾社会日益激烈的统独争议，以及当年伙伴们在民主运动逐渐为蓝绿政治取代后经历的分化和纠葛，让陈映真和他的友人们，即便是在台湾，也难以有机会平心地、内在于历史境况地、尽可能充分地讲述自己的经验，或者往往话一出口，便成了被当下焦虑的统独、左右、美国霸权问题等反应方式侵夺的讲述。不仅社会气氛如此，1990年代之后的台湾学院同样深受时代政治氛围变化的影响，年轻一代对《夏潮》、《人间》这样与时代紧密缠斗的人文杂志，缺少将其置于历史、思想脉络中予以把握的历史感。比如，不太被左派之外的人和学院研究重视的《夏潮》杂志，使用一般性的左翼范畴、概念去笼统论说它，则难以进入《夏潮》当年背负多样经验、思想脉络的人脉和思想资源与历史现实关切所交织出的、极为丰富的《夏潮》经验—观念实存，也就难以让这些宝贵的经验—观念实存被活化为更方便吸收、传承的思想、实践资源。另一方面，《人间》杂志被“去左翼”地流传，则映射了另一种困境。《人间》影响深远，停刊多年后不但逐渐成为一些重要文化、艺术、政治人物的致敬感怀对象，而且是许多年轻媒体人、出版人心目中“传奇”一般的存在。但包括当年的《人间》同事在内的陈映真的左统朋友们，往往不满于这些致敬，认为那是有意无意清除了陈映真的左翼和民族主义信仰的“人道”表彰。而对陈映真自己，在《人间》停刊不久的1990年代，因他的左统立场而蓦地成为台湾社会的“过气”、“边缘”人，如何讲述曾让自己在“不可思议的忙碌”和鬓发霜白中感到“幸福”的《人间》经验，讲述《人间》与他经过危机也经过思想磨砺的左翼信仰、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当然也更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

譬如，《人间》也会被一些台湾左派批评是“小资产阶级的”，从铜版印刷的高级、影像的审美风格，到它所感动、吸引的人，“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已”。对这种批评，贺照田曾评论说：这不正是《人间》经验的关键所在，就是这样一个杂志要对谁讲话？要激发什么样人的感受性？调动什么样人的社会介入动力？要认识《人间》，就要认识到它最主要的直接讲话对象是当时社会中受过很好教育但对更美好人性的社会有向往，同时对自己的工作、生活有更多意义感要求的人讲话，而且讲得很成功，让许多可以成为建设性力量也可以成为随波逐流、乃至破坏性力量的人，成为了建设者。确实，这些《人间》致力召唤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但在当时积极参与《人间》推动的事情，当他们日后成为文化、教育、艺术或政治上的专业人才时，也多会成为能带动社会多方面改善的力量（有的台湾朋友会说，且慢，当年《人间》看重的某某，某某，不是后来投奔了民进党？那么，也要请这些朋友且慢，在1990年代台湾“民主”逐渐为蓝绿政治取代、且发酵为一种压迫性机制的过程中，看待个人的行为、选择，也需要更具体地与历史构造关联起来看；而即便一些人确实成了政治或文化投机者，也不能否定如上所述《人间》推动建立知识分子与社会、与民众建设性连接的重要意义，没有这些1970-80年代的努力及其后续发展，当今的台湾社会年轻世代中的理想主义者无疑将更为艰难）。当然，《人间》在1980年代是置身于一个时代洪流中发挥特别作用的，它的灿烂，蕴含着一个时代里众多思想和实践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人间》和其所置身的洪流中经得起时间淘洗的部分一起，构成了台湾社会人文土壤中非常难得且宝贵的部分。也正因为1970-80年代台湾有这些宝贵积累，使得1990年代以来的台湾，即便日益深陷政治转型、党外在“民主运动”中质变、社会被族群论述、蓝绿政治剧烈撕扯的种种泥淖和苦痛中，始终有许多人、许多组织不断地站出来，或持续地以进入社会和民众的工作，与这些糟糕的状况和造成这些状况的历史、文化、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变化、知识观念等深层动因——做从知识到行动上的博弈，为社会探寻生机。仅从我接触到的，不管原住民族部落工作队的朋友们、TIWA这样为国际移动工人服务的组织、“列夫特”、“我们”这样的影像、纪录片工作室、“差事剧团”以及与之相承的“海笔子”等民众剧团、“夏潮”联合会、劳动党、“左翼联盟”，还是学院里的交通大学“亚太/文化研究室”、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成功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或是有越来越多返乡年轻人投身的“农艺复兴”、社区再造……诚然思想光谱各异，却无不是反腐、更新的社会性力量和生机所在。

差事剧团于1990年成立，以第三世界的民众剧场教学法，在台湾社区的城乡展开以剧场工作坊为主题的社区教学活动，《幌马车练习曲》为差事剧团的演出剧目之一，改编自蓝博洲作品《幌马车之歌》。

与之相应，民间有着一种对这些组织和投入社运者的理解、容纳的氛围，普通人也会在一些契机下自然地加入其中。也因此，台湾社会和人从未让人失去希冀。也正是这样的当代台湾面向，让我相信，《人间》及《人间》置身其中的1970、80年代的那些重要思考、经验若被有效思想资源化，实具有不断为台湾社会提供孕育自我更新、反抗腐坏的生机，并使台湾思想人文要具有不断活化社会的力量不能也不该错过的关键性营养。

而我们在彼岸，从两岸即便在“冷战-内战”体制下也无法真的“分断”的历史与现实仔细思之，《人间》当年（从《夏潮》便开始的）召唤并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方式，不正与中国革命中极为重要的小资产阶级改造——特别是延安时期通过召唤青年的历史责任感，通过积极赋予青年重要的历史行动位置，通过推动青年更积极认识中国和社会，然后积极推动青年认真反观自己等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经验等——从核心感觉和意识上有重要相通吗？而从此上溯，中国革命与1980年代台湾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同形式的召唤与改造，都不同程度接续、呼应着传统中国社会对“士农工商”的“士”阶层的特别寄予。在贺照田对晚清、民国历史直至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和当下社会文化的思考中，传统“士”的现代转化问题，始终是他特别关切的观察与思考核心点。在他看来，“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士”问题，是我们思考一段历史、一个社会不能不三致其思的问题。放到近代中国以来，能积极超出一身利益，以对民族生命、发展的责任心和思考，来不断面对时代的问题和挑战的人们，就是现代的“士”。而这些人当然是我们在今天思考一段历史、一个社会不能不三致其思的问题。那么陈映真无疑是这样一个自觉的“士”，而他创办的《人间》则是召唤、培育现代之士的家园。

回到2003年的陈映真，从《夏潮》到经历“革命遭遇危机”的震荡，到《人间》，陈映真是经过艰苦的思考与实践摸索才来到《人间》的，但他对这摸索，应当说，既缺乏足够的整理和基于这整理建立论述的意识——当然，在21世纪初的两岸政治、社会变迁他的处境中，也不大有论述的余裕。这种确实难与人说的“孤独”中，他与提出要对包含而非绕过“前三十年”历史的清后期以来历史重新做探究的贺照田相遇，毋宁是动心、动情的，但他此时写下的有关两岸文论史的回应文章，却大部分是概而括之的干枯文字，就是他意图传递的两岸文学与文学理论嬗变中内涵的近现代中国历史，却因这文字，失掉了它传达的有效性，并且，把他自己与时代交织的经验中有意味的复杂性与丰厚承载（比如他这一代文艺青年与现代主义的纠葛），也一并抹去了。他应该更未曾想到，自己和友人们从《夏潮》到《人间》的经验，尤其是《人间》与中国革命对人的处理、主体问题处理的核心经验的相通，恰可以映照贺照田文章所批评的“构造现在与过去历史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30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的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知识界的问题，是对“今天文学走上阔大、健康道路”有意义的资源。²⁰虽然如此，他不是对自己的经验的意义没有感觉，在回应文章的结尾，他所寄予大陆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的“也没有理由不批判地继承‘前三十年’的价值和思潮，再次深入民众，弥合精英阶层和直接生产者的裂痕，发展新的文论和新的社会创作实践”，当正来自《人间》召唤与改变“精英阶层”、把不同社会阶层建设性地连接起来的成功经验，而且，显然，在他的感觉里，这是很关键的，他正是接着这句说，“并且在那一天，让两岸前进的文学在思想和创作上重新遇合……”

与陈映真初相识的时刻，确实尚不是有足够准备的“历史遇合的”时刻，从贺照田来说，要认识到“整理陈映真80年代经验与思想资源，对我思考文革后中国大陆历史的很多方面有重要意义”，也还有一段路。2003年他再访台湾中研院，陈映真特意请友人邀约相聚。蔼蔼长者的陈映真带他认识了很多朋友，包括当年《人间》的战友。贺照田对陈映真有一些特别的观察和感受，一是，陈映真的谦卑不是一般修养上的谦虚，也不尽是宗教性的谦卑，而与他有惊人的好学之心、渴望深入理解中国与世界之心相关；一是，即便在他论述语言干枯的时期，他对待一个人一个具体生命的方式也始终是周到而丰盈的。写下这些描述的此刻（不知我的记忆和复述是否准确），我恍然意识到，这些也是不同形式地内化于贺照田的，或许，正是因此，他们即便在初相识中尚不能对彼此的生命经验与思考有准确把握，却仍为身上一种关乎如何安置中国人的生活、生命意义的人文关切和感觉方式，牢牢牵系了的。

对陈映真的感受是这样地好，但要真地从这个人的写作、这个人所做过的事情来对这个人做很深的把握，又是若干年后的事了。这得力于另一个对贺照田极为重要的、尊敬的大哥，在交通大学主持“亚太文化研究室”的陈光兴。陈光兴在2009年做了一件大事，把两岸对陈映真有深厚感情、深刻认识兴趣的人们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陈映真的文学与思想”研讨会。1990年代从美国读书回来，携来左翼的、批判的文化研究资源的陈光兴，有发起东亚地区的批判知识分子共同体的热情和能力，对本地产的陈映真，却一度因自己学术与思想养成的“洋左”，而与自己批判的一些人殊途同归地，把陈映真和他的“民族主义”看做真诚而“过时”的。直到他串联到东亚的第三世界，日本，韩国，菲律宾……这些地方的左翼问他，你知道陈映真吗，他……他才惊觉，到处串联找人的自己，竟然对“身边的宝藏”不觉。而当他一进入陈映真，就沦陷了。

当代重要学者，台湾文化研究学会奠基人，代表作《去帝国》、《陈映真的第三世界》等。

沦陷后的陈光兴从2007年开始就酝酿推动一个大型的陈映真文学与思想研讨会，从那时开始，他就用力邀贺照田与会发言的方式，推动他从喜欢陈映真的小说进至研究陈映真。也正是从2007年开始，贺照田被陈光兴和两岸的朋友们推动着——各路友人为他找来他还没有的陈映真作品，包括帮他凑齐了他尚缺十几本的《人间》杂志——真的走入陈映真用文字传递下来的生活世界，而其时陈映真已经卧病在北京，不能再与这些敬他爱他的友人们聚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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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思想与文学》陈光兴、苏淑芬编，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唐山出版社，2011‍‍‍‍

2009年11月20日至21日在台湾交通大学举办的“陈映真：思想与文学”学术会议，邀集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大陆与台湾等地思想界具代表性的评论家、作家与学者，对陈映真的思想与文学实践所具有的反思性内涵、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关系、对创作与思想界的影响、对亚洲与第三世界知识与精神状的体认，展开批判性的讨论与对话。会后历时二年定稿编辑，收录24篇论文和6篇会议讨论记录，并以台湾左翼老前辈陈明忠先生在会议开幕时的珍贵发言作为楔子，为此会议之完整集结。

一旦进入，贺照田便被高度地吸引、饱满地激发。围绕1980年代的陈映真的思考与实践，他拟定了一个陈映真研究的细密规划，本书上编中的“陈映真文”，对陈映真八十年代初“革命遭遇危机”之际的民主、民族主义理解和“理想主义重构”问题的揭示，只是开篇。在这篇文章和下编所收的《当代青年理想主义与我的陈映真研究》中，他分别以注释和更展开的文字讲了他的规划，和何以如此规划。在“陈映真”文完成十年后，成为点燃大陆不同世代的师友们“理想主义讨论”的媒介的此刻，贺照田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当年被陈映真吸引，以及此后因时代课题的变化他不断调校专注点的学术探索中，陈映真研究所实际具有的贯穿性、关键性的位置：

……从1979到1989年，陈映真从42岁到52岁，在这最年富力强的十年中，陈映真思考与实践的方式，与之前、之后都不同，是不被既定观念困扰、框限的十年，高度活跃、高度原创的十年，这是陈映真当年高度吸引我的一个原因。而另一个使我说起自己的陈映真研究便不能“说来话长”的原因，是我发现，整理陈映真这一时期有关的经验、思考资源，对我思考文革后中国大陆历史的很多方面有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陈映真的思考与实践若揭示得法，其中所可揭示出的认知里，有照亮和校正文革后中国大陆历史展开中的问题的能量。当然我还认为，陈映真1980年代的实践和思考，对我们怎么看待19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退潮后的历史与现实也有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不只把陈映真1980年代成功的思考与实践所含的意义看成是台湾性的，而更明确把它看成是中国性的乃至世界性的……²¹‍‍‍‍

他特别就陈映真的“理想主义重建”及其落实的《人间》实践之于大陆现实、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建立切实不虚的“人民感”、“人民认识”的参照意义，加以阐发：

我看到了陈映真的思考为我思考我非常关心的如何在当代大陆重建理想主义提供了关键性资源；在《人间》实践中看到了他如何让他思想上重建后的理想主义落地成为具有高度建设性的实践；充分认识到他在观念上重新把“人民”放到关于国家、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思考的中心位置，并在《人间》实践中，通过“人间”这个既真实、又悬搁各种先入为主认识的场域，把这些具体的“人”从各种现成理解逻辑中解救出来，然后认真凝视这些“人”的生命、生活状态，思考怎样既展开并准确呈现这些“人”所遭遇的不公、伤害，准确展开并呈现这些人所具有的“生”之尊严，从而使这些被凝视的“人”不会仅被单纯视为同情对象，也同时成为凝视者学习的对象和充实自己生命的有效资源。只有这样，在思考和这些人群有关的社会经济、制度改善措施时，“人”才不会被单纯视为问题的载体，被视为被动的救助对象，才会让“人”更准确更有尊严地被对待。显然，《人间》所相关的这些思考和经验，对我所特别关心的问题——如何改造与深化我们的社会感、社会认识、“人民”感、“人民”认识，在改造和深化过程中切实而非概念性地落实对“人民”的认同，并同时把这些变为一种切实的自我成长经验——都具有框架性的启发意义。²²

显然，能否“切实而非概念性地落实对‘人民’的认同，并同时把这些变为一种切实的自我成长经验”，是贺照田关切的知识分子自我改造，或说现代之士养成的关键因素。他同时意识到，《人间》实践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些创造性经验相比，²³虽然在影响人群的体量上无法相提并论，更不必说后者带来的是历史大结构的直接变迁，但二者在“质”上的相通与已相当有成就的现代化发展的八十年代台湾和现代化建设严重不足的四、五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时代条件的差异，恰恰更能让我们在比照视野中更将中国革命中的相关经验资源化。而在两岸中国人这样形式不同而核心意识相通的实践中，不正蕴含着从中国人的生活、文化传统和近现代的曲折探索经验中，走出不同于西方标杆的现代化道路、现代文明的可能吗！

三 “……不是好多人才挖成的吗？我们能行？”

本文开头所引《一潭清水》瓜魔说“我是想那潭清水……真的，那潭清水！”并非小说的结尾。这句后面是：

徐宝册没有作声。

这是个清凉的夜晚,风吹在葡萄架上,唰唰地响……徐宝册声音低缓地自语道:“葡萄也需要个水潭呢,我想在这儿动手挖一个……”

瓜魔的眼睛一亮:“那水潭不是好多人才挖成的吗?我们能行?”

徐宝册点点头。

瓜魔笑了:“我真想那潭清水……”

一个早晨,一老一少真地找块空地,动手挖水潭了。大概泥土很硬,他们一人拿一把铁锹,腰弯得很低,在桔红色的霞光里往下用着力气……²⁴‍‍‍‍

顺着贺照田文章题注重读《一潭清水》，读到这结尾，我一下子由这小说中的“一老一少”想到了陈映真和贺照田的工作，不就是在挖“一潭清水”吗……

在本书下编中，贺照田有关陈映真研究的自我陈述，有两个看起来不算关键的词，一个是“寂寞”，一个是“陈映真文”副标题“八十年代初陈映真思想涌流析论之一”的“之一”。如他所说，“陈映真文”从2010年发表到2018年开始被一些朋友讨论的八、九年间，是寂寞的。很惭愧地说，主业是台湾文学研究的我曾经只在台湾文学范围内读解这篇文章，也可说是这文章之所以寂寞的一个小小注脚。

寂寞的对面，或者说他期待的这样一篇文章要激发、启动的，是什么呢？“之一”指向的未完成又意味着什么呢？从2021年1月份“历史巨变中的人文学探索”讨论，到现在刚好是十个多月，这篇文章引发的反应和联动，让它好像马上要侪身贺照田文章中最不寂寞的文章之列了。

而这，在以台湾研究为主业但又以相当精力和时间投入中国大陆1940-80年代历史与文学的我看来，是有着特别意义的。就是贺照田这篇“陈映真文”，可以说，是在把两岸近几十年的历史、社会变动富含情感与思想能量地关联起来，而不是泛泛地背景式关联起来。距文章初刊十一年后再看这篇文章，我看到这篇文章对中国人现代化经验中的思考与实践探索所进行的知识和思想整理，不仅依托于对两岸近几十年来历史变动的深刻把握，而且保持着一种和写作之时乃至写作之后不断变动着的现实构造有生产性张力关系的能量。也因此，我想说，它是为我们面向未来的、不以欧美的现代化为标杆的中国的现代文化打地基的一个工作。也就是，贺照田的陈映真研究是具有开启性的研究，它的“未完成”状态，不仅指向他在文中注释和《当代青年理想主义与我的陈映真研究》所指出的，那些在“陈映真文”中未打开的课题，“未完成”也是召唤所有读到这篇文章的关怀、并在经验和思考上有准备的朋友，来一起建设2003年陈映真回应贺照田文章中所明确期待的那样一种中国现代文化。

如本文开头所说，自1月份“历史巨变中的人文学探索”讨论中余旸、程凯、冷霜的发言启动了在今天重新谈论“理想主义”应该有怎样一种方向的讨论；4月份在北京中间美术馆的支持下“理想主义的挫折与重建”工作坊举办，多了姜涛、莫艾、宋少鹏、李娜以及台湾的黄琪椿加入，进一步在对80、90年代有关知识状况与思潮的反思、当下理想主义重建所需要的认知意识认知能力、如何借此建立两岸的“联通感”等维度上拓展着理想主义重建的讨论；7月份透过孟登迎组织的“90年代以来大陆青年理想主义实践分享会”，有着投入乡建等实践经验的青年学者张艺英、张振也卷入进来，提出对当代青年实践者的状态及其遇到的问题极为敏锐而动人的观察和反省……之间更有河南大学《汉语言文学研究》杂志付国峰倾力支持，连续刊出两个“理想主义讨论专辑”。在这些绵延持续的讨论、写作和发表中，可以看到不同领域、不同积累、不同世代，但共有一种对现实问题和知识责任的关切以及“关切能力”的朋友们，怎么走入“陈映真文”打开的历史和现实维度，怎么读解、反应，怎么在一次、两次发言，一次、两次写作中不断推进、深化各自的思考。这之中，甚至有几位师友的写作风格也较之过去发生或许该被叫做“润泽”的变化。

就是，“陈映真文”从知识思想的理析出发，引动了不同领域、世代的知识分子反应和接力，并且连接上了对当下实践经验、困境和问题的更深认识；而这个探索得以引发，是陈映真和他背后台湾现代化经验中的人文探索。而这意味着已经有更多的人在中国大陆一起挖这“一潭清水”了……

未及看到贺照田一定会让他更感欣慰的《潘晓讨论》一文，陈映真便在他移居不久的北京病倒了；2010年《当革命遭遇危机……》发表时，他已卧病五年；本书编辑完成的现在，他已过世五年。如果这些文章、讨论和这本书，能被他看到，他会为自己当年在危机中的重振和他的《人间》实践，之于他心系的两岸的重新遇合、之于民族未来的发展，重新有效发力，且这发力又是通过他当年为文叮嘱的贺照田，通过贺照田努力抵达他生命和心灵的深处作为媒介，为今天愿意从生命起思的人们提供特别可参照的资源和能量——比起2003年与贺照田等大陆青年一代知识分子初相识的“半生快慰”，他这次一定会有更饱满的快慰之感吧？

如他了解，今天中国大陆学人对他《人间》有如下的认识：

在他的文学写作和文学接受都如日中天的1980年代，由于对——民族生命如何才能更切实也能更好地面对现实、更好地迎向未来——这一课题的思想焦灼，他在太多人都在期待他的《铃铛花》、《山路》系列和《华盛顿大楼》系列继续开展时，选择创办了几乎占据了他全部时间与精力，但对那时以来台湾社会文化意识和社会文化运动影响巨大，也对整个中国现在和未来展开构成高度资源参照意义的《人间》杂志。²⁵‍‍‍‍

——他或许会重新体验到他八十年代因《人间》而体验到的“幸福”吧！

此时迎接《人间》诞生的陈映真显然是欣然而笃实的。小画题记：“一九八五仲秋来蒋勋独身居过节盗饮蒋厨云南茅台为之酡然自画醉像十分好玩。”

至此我想这样结束我这篇已经太长的序，就是《人间》及其影响所及，如果可以说是1980年代陈映真和他一起投身时代的朋友们，为台湾的中国人挖掘、呵护的“一潭清水”；那么在2021年的中国大陆，借着贺照田“陈映真文”重启的“理想主义重建”的未完成旅程，则是在中国大陆挖掘“一潭清水”。

对很多台湾师友来说，他们是活在1970年代以来的人文探索培育养成的一种有很强生命观照、孕育活力的种子的社会生活土壤中的，但对于这样的土壤的形成，它的情感、思想、实践机制的理解，即便在台湾，更不必说在大陆，可能都还是一个未完成的工作。贺照田通过1980年代初的陈映真，对这一土壤的成分、深层的社会—心理—认识机制的剖析，提供了一个精微而又可与四面八方对话的文本。我想，他以一种与变动的现实保持着坚实张力的方式，在把两岸近几十年的社会历史和知识状况连接起来、互相映照的创造性语境中所呈现的台湾1980年代，应该对台湾朋友重新审视自己走过的道路，审视自己曾经拥有的“一潭清水”，应该也不无益处吧。现在在大陆朋友开始挖“一潭清水”时，台湾朋友黄琪椿已经参与进来，期待随着本书的出版，会有更多对两岸人民的历史、现实与未来有着同样关切的台湾朋友参与进理想主义重建讨论。相信台湾朋友拥有过“一潭清水”的经验，对大陆朋友的“一潭清水”挖掘一定有很多启示，而大陆朋友对“一潭清水”开掘的热切与努力，也一定有助于台湾朋友曾经有过的“一潭清水”，更清更长久。

是的，我想只有经过这样一种彼此探进对方内心又相互扶助的努力，两岸知识分子的相遇、相知才有着陈映真所盼望的那种遇合。这样的遇合也才真有助于“贞定民族生命的脚跟”。

“我真想那潭清水”！

2021年12月，北京

“85新潮”卷起了众多画家，投身颠覆和实验的艺术时，何多苓却沉迷于把契诃夫的小说《带阁楼的房子》画成44幅连环画，与他一同走过80年代的诗人欧阳江河说，“它无疑是我们这一代人迄今为止所创作的最为感人的安魂曲”（《品评经典》，1987）。在何多苓笔下，他深爱的俄罗斯文学精神被悄然融入、或说导入一种萦绕心间却难以述说的80年代感受：《带阁楼的房子》中的两姐妹，姐姐莉达以坚定的信仰投身救助贫穷者的教育和医疗工作，她的严肃和激情里有一种威压；让叙述者“我”，自认“多余人”的画家，尊重她但总是与她争论、疏离；而悠闲、纯真、被认为不晓世事的妹妹任尼亚，唤起画家“满腔柔情”。他们在温和的大自然中游荡，“我感到一种亲切的热爱，好像小时候那样。”因为姐姐的干涉，画家与妹妹仳离。欧阳江河说何多苓画的是他们逝去的青春，“因为被听见而成为声音，因为被看见而成为形象”，或也是一代人受伤的理想主义，且终未得到好的安置：“米修司（任尼亚），你在哪里？”然而，何多苓和欧阳江河的理想之迷惘、悬置，或也因错过了契诃夫对姐姐莉达形象所内涵的另一些有关劳动、有关“人民”的质朴而重要的理解，那里有“受伤的理想主义”重建的重要信息……

李娜，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当代文学、台湾文学。著有《林班歌 部落志》《舞鹤创作与台湾现代性的曲折》；整理编辑《无悔：陈明忠回忆录》等。近期发表《李双双：从更深的土里“泼辣”出来——试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型妇女”的一种生成史》《成为/不成为“台湾的崔承喜”：重读吕赫若〈山川草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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