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贝尔斯说，“教育就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谓无名”公号邀写去岁书单，且无分新旧之约，那就不妨写下一点微末的思考历程，谈谈这些老朋友们惠我以智识与感悟、让我受到教益的那一个个具体的光点吧。换言之，想在一本本书与我的联结点上发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下面这些粗浅的文字对方家而言多是不值一顾的常识，但却是驽笨如我者一年间被唤醒而有所思的一些瞬间。
此书本是书架上的存读书，因个人惰性始终未曾打开。今年展读，是带着一些实感与困惑进入的。一则是比较文化研究的想象力限界；二则是域外××学研究之可能。之前因编刊之故曾有机会与一些做中日民俗研究的朋友交流，当时，作为门外汉很鲁莽地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困惑：我们会不会在进入具体问题之前，已经不自觉地预设了一个以中国为影响源、以东亚诸国为辐射半径的影响发生模式？施特劳斯认为，《古事记》与《日本书纪》极其巧妙地串联起了世界神话的主要题材，并将其悄无声息地融化到故事中。然而，他发现类似的相关题材也曾出现在印第安美洲和印度尼西亚。通过对冰河时期以降陆-海结构的变迁历程之一系列推想，他“最后放弃寻找神话传说起源点的企图。根据各种可能性，这些神话构成了人类的共同遗产，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搜集到它的残枝末节。”如此看来，当我们适当摆脱“东亚意识”之牵绊，那么对民俗文化的影响源头、辐射半径、影响路线的思考和理解维度是不是便不再会如此单一、固化。或许，在本土-域外文化关系中不自觉的自民族中心主义想象本身才是值得警惕的。
作为法国的结构主义大师，施特劳斯的日本文化观深受日本学界瞩目，在1988年3月9日京都日文研的第一次研究集会上，他受该所首任所长梅原猛之邀做了“日本文化在全世界的地位”之演讲。演讲者以天文学之喻确立了人类学家异域观察的位置及其难以被本土视野所替代的观感与意义。在他看来，人类的祖先既没有天文望远镜，又缺乏宇宙学知识，人们将夜空中距离地球远近不一的星星在同一个层面上命名为一个个星座，借以耕种、航海和辨知四时等。这些知识在科学上可能是错误的，但在实践上却是有用的。这个精彩的比喻，让我想到了竹内好。战后初期的竹内好将中国革命、鲁迅、毛泽东等作为讨论日本近代、亚洲近代的域外思想资源加以引介，“拿中国说事儿”，极大激活了前者的思想潜能。但有用不等于正确，孙江教授甚至直接批评，“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他对中国的判断都悖离实际。”这就像星座叙事，有用并不等同于在天体物理学、宇宙学意义上站得住。如何在“有用”与“正确”两种价值追求中平衡、取舍，这是“作为方法的××论”中不可不慎思之所在。落实到近年来在知识界大热的亚洲论更是如此。问题在于：谁在为谁自何时起为何而热烈讨论亚洲/东亚呢？谁在认同怎样的亚洲？亚洲叙事在何种情境下才是必要的理解与阐释框架，离开它我们究竟又会失去什么？一次上课我问学生：你们在生活中什么时候会谈到亚洲？他们几乎给出了同一个答案：讨论中国男足时。1月13日，中国男足将开启亚洲杯小组赛征程，对手是塔吉克斯坦、黎巴嫩、卡塔尔。好吧，到了我们该热烈讨论亚洲的时候了。
“谈话”，在国外本是一种成熟的学术和思想文体，但在国内却似乎并不发达。不同于个人学术论著的面面俱到和独角戏，对谈、多人对话等意味着受访者要不断接受访谈者抑或其他与谈人即时性、多维度的思想审视、商榷、交锋、挑战，避无可避。这种相互激发、相互建构，不断呈现分歧、又在此进程中不断发现抑或凝聚有限共识的互动过程是最具魅力的。小熊英二教授最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正是由于那本他以访谈人身份出现的《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在想说的越来越多而能说的越来越少的年代，正襟危坐的说教文已让人普遍厌倦。对话，不仅意味着一种更具生产性、批判性的知识生产方式，其形式本身便意味着另一种意义、伦理与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把自己作为方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这本书是上学期我与学生们读书会的主要文本，每周一次，从晚上六点半开到十点半以后，我的导读占了一半时间，另一半时间则是热烈的自由提问和讨论。一群从事日本文学史、思想史研究的人，能从一本社会学著作中说开去，首先应该归功于对话的开放性与问题的延展性。书名中“把自己作为方法”就是在世界-原理-我之间不断摆渡、经由个人经验抵达世界与原理的一种方法自觉，将“自我”视作一个“可以检验的命题”。项飙强调要将学问有机化、图景化，强化与理论、思考与“做”的关联性，我想这些泰半都与人类学、社会学的实践、介入品格有关。面面俱到地去谈，既无能力也没必要，关于此书已有很多深刻的评论，我想暂选三个读来颇有感触的点。其一，项飙回忆起1990年他作为北大新生去石家庄的军训体验。那时，他观察到等级制度对人性的扭曲，进而发现“所谓的理性和功利其实都跟等级很有关系”。近年来，人们总在感慨世风不古、人心浮躁，大学也越来越功利。问题出在人心之变，抑或是等级制度、考核排名问题的加剧，我们的追问应该是自下而上的还是自上而下的？其二，生在中国、身在英国的项飙从知（知识生产）与行（生活逻辑）两个维度对比了中、英两国的历史叙述。据他观察，英国知识界似乎感觉“没有觉得必须要有一个成型的历史叙述”，英国的中产阶级“搞不清英国人是谁，也不关心这样的问题”，“但这个国家在实践中积淀了很多原则，连贯性比较强”；而中国则似乎倒过来了。这一从人类学、社会学视角提出的问题，值得治中外历史研究者深思。其三，项飙引述了阿伦特在《共和的危机》中讲的一个例子。她觉得德国青年上街反对越战是有问题的，并强调，“你要想清楚越战跟你究竟有什么关系”。搞清“关系”，判断、选择与行动才有意义。在众声喧哗的群言时代，这个提醒是必要和及时的。
当然，此书读罢，读书会的各位还有不少困惑难解甚至暂难认同之处，就待再有机会时向项飙教授求教。
加藤阳子教授的著作近年来在中国读书界已多有译介，2020年她又因被前首相菅义伟从“日本学术会议”候选人名单中选择性删除而为学界所热议，其声望因此不减而反增。我是加藤教授著作的爱读者，这本《战争与日本人》也不例外。此书是她与评论家佐高信的对谈录，二人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不断往复摆渡，让两者之间相互照亮与激活，使得对话与行文充满了张力。例如，加藤阳子从当今网络社会中发现了战时草根法西斯主义的变种，并将其归因为“只因为我们弱小，是孤立的个人，我们采取寻求团结和合作，才会排外。”《大英百科全书》将“法西斯主义”定义为，“个人的地位被压制于集体——例如某个国家、民族、种族或社会阶级之下的社会组织。”依此解释，所谓“排外”实则只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侧面，但加藤教授的观察却依然在暗示我们，法西斯主义从未过去，它无时无刻不潜伏在我们身边，随时可以死灰复燃、被激活，一如电影《浪潮》所提示的那样。
评论家佐高信说，他常以“正直的老鹰”和“卑鄙的鸽子”等来评论政治家，我曾以佐高的这个比喻询遍周边，同学与师友们大多选择喜欢、认同“正直的老鹰”，只因它“正直”却无人顾及其可能带来的进攻性、侵略性、杀伤性后果。在现实政治层面上，佐高将小泉纯一郎视为此类代表，他也确实深孚众望；但佐高直言，二阶俊博这样的“卑鄙的鸽子”才更胜任政治家的角色。在我看来，明治以降，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崛起正是“正直的老鹰”不断啄击并击溃鸽群的历史，“正直是鹰派的通行证，卑鄙是鸽派的墓志铭”。这里所说的“卑鄙”，未必是道德品行上的特质，在极端时代的日本国民看来，在国际舞台上的有限退让、折中与妥协便是不可接受、丧权辱国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的近代史便是“正直”战胜“卑鄙”的历史，但帝国却也因此走向了崩溃。
2023年，世界上依然硝烟不断，俄乌尚未唱罢，以哈已然登场，这就不会不涉及到征兵的问题。加藤阳子在《征兵制与近代日本》中指出，美国参加二战的人数有1600万人，其中，志愿参战人数为38.8%，被征兵的人数则为61.2%。而大多数日本兵则是因为义务而不得不参战的。她的研究发现，战争必须是志愿的氛围产生于贵族，来源于“地位高就责任重”（noblesse oblige）的观念,因此一战时欧洲上流阶级的战死率远高于平民，甚至至今英国王子也要去服兵役。而相反，日本人至今不愿意承担战争责任的其中一个原因便是，战败前一年半所遭受的严重打击以及近代以降的征兵制体系——人们觉得自己是被迫被拖进战争的。如此参战的士兵不可能怀有太强的责任心，结果苏联参战后最先逃跑的便是关东军，他们没有保护任何东西，包括中国东北日侨的生命财产安全。爱因斯坦在《主权的限制》一文中强调“强迫服兵役形成了有害的国家主义，我们必须与它作斗争；最重要的是，国际主义必须保护拒服兵役的人。”
加藤在对谈中还谈及了一个她自造的说法——“不幸的均沾”。原本帝国大学的学生是可以享受征兵缓期之特殊待遇的，而战争末期的情势所迫，知识阶级的征兵率达到了79%，与普通青年男子持平，柔弱的知识青年被带到了瓜岛和莱特湾等地参战，“这几乎就是一场病人的战争”。不过，国家推行的这项征兵政策却得到了国民的普遍欢迎，人们觉得，这下子终于“公平”了，因为“别人的不幸中有蜜的味道”。但就如同加藤阳子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我觉得所有人都抱着‘大家都一样是不幸的，管他呢’之类的想法的社会是绝对不好的。”
刘瑜用和平的“爆发”来表述近几十年难得的和平岁月。须知，战争才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作为一个反应装置、检测装置，在这其中，我们需要省思的不仅是世道人心，还有更多、更大、更无处不在的力量。
作者简介
王升远，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日语学习与研究》常务副总编，《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副主编，上海市曙光学者。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青年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等多项，学术论文见于《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读书》等刊；著有《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平体验”》（三联书店，入选《中国文学年鉴2018》年度推荐著作）等，译著有《近代日本的中国观》（三联书店，入选《中国文学年鉴2021》年度推荐著作）。曾获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两次）、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宋庆龄基金会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霍英东全国青年教师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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