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硕士专业为历史地理学，博士阶段研究方向为朝鲜时代史，并在首尔大学国史学科完成博士论文，重点考察朝鲜王朝后期“天下图”的绘制及其背后的知识传统。因此，不仅是在去年，事实上在更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的主要阅读与研究始终围绕朝鲜半岛的历史地理问题展开。作为一名研究朝鲜半岛的外国学者，尤其是身为中国学者，我在阅读与研究过程中几乎不可避免地不断进行比较：有时从中国研究的既有成果中发现朝鲜史研究的新议题，有时又借助朝鲜半岛的历史材料，反思中国研究中仍有待拓展、延伸乃至修正的问题。当然，中国与朝鲜的相关议题本身也并非彼此孤立。由于东亚社会共享汉字书写传统与儒学思想资源，许多问题在结构上天然具有相互映照、彼此参照的关系。
这里我想以去年最为系统阅读的，讨论其中若干引发思考的概念与问题意识。这本书即为我的硕士导师唐晓峰教授的《从王朝地理到沿革地理》（英文版）。
唐老师2000年出版的该英文著作，是在其雪城大学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润色而成。书中不少内容，我虽已在《“体国经野”——试述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人文地理随笔》等中文论著中多次学习过，但将这部英文书从头到尾细读一遍，却是第一次。阅读过程中，有几个概念不仅在书中被反复阐释，也与我近年经常体会与咀嚼的问题高度相关：例如王朝地理（Dynastic Geography）、儒家地理（Confucian Geography）、沿革地理（Yange Geography）、历史地理（Historical Geography）等。
依我理解，唐老师认为《禹贡》一出，即为中国王朝地理学奠定了基本框架。九州、五服等观念几乎成为后世中国政治地理最核心的概念装置。后代的变化更多体现为形态上的变通，而《禹贡》所内含的秩序想象与政治地理逻辑，却以某种方式长期延续。与此同时，在先秦时代，儒学虽已蔚然成风，但尚未成为现实政治文化的主流；其意义与其说体现于成书当下，不如说在儒学后来成为历代王朝的统治资源、乃至形成更广泛的社会“儒学化”之后才得以充分展开。由此，王朝地理亦可被视为儒家地理的经典来源之一，是“三代地理”的重要传统。
然而，儒学本身并非静态体系。随着政治实践从形而上的秩序描绘转向具体而复杂的治理问题，如何将“大一统”的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行政与知识结构，逐渐成为更棘手的课题。就此而言，《汉志》——亦即地理志传统的出现，成为儒家地理回应现实需要的一种关键答案。通过地理志的编纂，无论是全国性地理志，还是各区域方志，乃至更为专门的山志、水志等，国家得以将中央的治理逻辑延伸至基层社会，将一条“中央之线”贯通至县一级，并长期延续至清末，乃至在某些意义上影响当代中国社会。由此，作为“活着的”、更具实践指向的儒家地理，其重要载体之一正是地理志编纂传统。
儒家地理在制度层面是官方性的，是服务于实际治理与社会管理的知识资源；但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历代地理志又成为士人考据的对象与材料，从而催生出以沿革为中心的知识实践。广义而言，沿革地理当然仍属于儒家地理乃至王朝地理的范围；但狭义而言，沿革地理似乎并未上升为一种形而上的“道”，而更像是一种解经式的“术”。这种“术”常嵌入各类地理文献之中，并逐渐被纳入史学的知识谱系。进入20世纪初，西方人文地理学传入中国，在顾颉刚、张其昀等学者的开拓之下，沿革地理的传统被进一步转化并纳入新的历史地理学框架之中。其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脉络，已为学界熟知，此处不赘。
唐老师回顾的是中国的故事，但若将这一叙事延展至朝鲜、日本、越南等同属儒学文化圈的国家与地区，便会自然引出一系列值得追问的问题：他们如何构建自身的王朝地理？所依据的经典与制度资源是什么？是否同样在《禹贡》《汉志》的框架下展开王朝地理建构？更关键的是：作为地理意义上的“九州之外”，他们又如何解释与《禹贡》之间的差异，并在承认普遍文明资源的同时确立自身王朝认知？
就朝鲜半岛的情形而言，《禹贡》确是朝鲜儒学者极为经典的地理图景资源。朝鲜知识人也会借助《禹贡》与《汉志》的传统来论证王朝正统性、投入现实政治运营。譬如新罗统一三国之后，将全国改编为“九州”，并设立与唐代相近的岳镇海渎祭祀体系；又如朝鲜王朝后期，一些地图将朝鲜半岛标注为“尾箕”分野，以显示其亦在九州之内。围绕檀君神话，亦出现禹会涂山之时，檀君之子扶娄入华朝贡等附会之说。更一般地，朝鲜半岛的正史同样包含地理志传统，后世各类地志亦层出不穷。
不过，上述现象固然显示出“类似”的一面，但在所谓“慕华”的背后，朝鲜人终究是在将《禹贡》《汉志》作为知识与统治的资源加以调用。问题在于：在承认儒学作为传统时代东亚的普遍文明资源之后，他们又如何利用这些资源建构出独立而自洽的王朝空间认知？在一些与王朝地理、儒家地理密切相关的制度与概念问题上，我们往往会看到“相似之下的差异”。
以郡县制为例，中国的“县”自秦汉以来长期作为相对稳定的基层区划单位，其存在几乎构成王朝地理统治与信仰结构的基础之一。而在朝鲜，县固然存在，但与之同级者亦有府、州、郡等单位并行。这一差异若仅被处理为“与中国不同”的标识，容易流于刻意求异的表层论证；而若完全回避与中国的比较，径直只讲朝鲜的制度史叙述，也未必能充分呈现其王朝地理的深层机制。更可行的路径，或许是把“县”置于王朝地理的分析框架中追问：对朝鲜而言，县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王朝统治最稳定的机器？是地区共同体的制度载体？还是上层政治与下层地方社会的交汇节点？
若进一步拉长时段，这一问题将更为复杂。新罗时期在高度仿效唐制的背景下，最低一层政区主要为县；而至高丽时代，则形成府、州、郡、县乃至属府州郡县并存的格局。朝鲜时代中央集权强化后，虽取消属府州郡县，但府、州、郡、县并行的情况直到王朝末年仍然存在。由此观之，这种制度层级与命名结构的变化，是否包含更丰富的王朝地理意涵，仍值得进一步阐释。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与唐老师讨论王朝地理时，他常强调词汇的重要性。“九州”“三山”“五岳”“四海”“江山”“山河”“江湖”“山水”等词当然并不全都直接指涉王朝地理，但它们在思考政治空间与地理秩序时具有不可忽视的概念负载。若将这一思路移入朝鲜半岛的材料体系，也会产生一组值得持续追问的概念问题：例如，“八道”能否在某种意义上与“九州”相互比照？“三千里”是否构成一个重要的王朝地理尺度？史书中常见的“统三”（统一三韩/三国）是否也蕴含王朝地理式的秩序想象？这些问题长期萦绕于我，却仍未见到充分展开其理论潜能的系统讨论。
我个人的一个猜想是，“八道”或许可以被视为朝鲜王朝地理的一种备选核心词汇：它既是行政区划的框架，也可能逐渐具有某种“神圣化”的秩序意义。当然，这一猜想也受到近代战争、殖民经验、1945年后的南北分治以及近代化浪潮等结构性因素的强烈影响，未必成立，但至少提示我们：从“王朝地理学”的视角重新分析朝鲜问题，可能不仅是一种有意思的方法，也是一座尚待深入开掘的问题意识库。
因此，我期待在新的一年里，能有更多朋友愿意读一读唐晓峰老师的这部书，并在其问题意识的启发下，将视野投向朝鲜之外的东亚，乃至更广阔的比较空间。毕竟在近代化之前，不同地区的人群与政体都需要一种能够自我说明的“地理学”：它既关乎知识传统，也关乎政治秩序与空间想象；既来自共享资源，也在地方化实践中生成差异。
附《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的韩文版序言（中译稿）
唐老师的《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于2015年在韩国译介出版。其韩文版序言的中文译稿随附如下，愿能对朝鲜半岛研究乃至东亚研究的学者有所启迪。
将当代中国学术著作译为韩文，确是一件喜事。中国与韩国地理相近，文化传统上也有不少相似之处。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关于韩国的记录很多，《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即属此例。韩国历史文献中亦有不少关于中国的记载。20世纪60年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曾将《朝鲜王朝实录》中有关中国的史料搜集、整理成册，并由中华书局出版。此外，还有数量巨大的《燕行录》文献留存至今（已结集为《燕行录全集》）。这些燕行文献，是往来于中国的朝鲜时代使臣将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记录成文的成果。朝鲜使臣谙熟汉文，中国文化修养深厚，相关内容多以汉字书写，其中保存了不少当时中国历史典籍中难以见到的珍贵史料。
中国与韩国的历史联系，既是中国史的一部分，也是韩国史的一部分，并且是东亚历史的重要组成要素。随着时代发展，历史研究的视野不断扩大，仅针对单一国家的研究，愈发难以回答更多且更深层次的人类历史问题。从一国史出发，扩展至更大区域的历史研究，是当今历史研究的必然趋势。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历史学者开始关心韩国的历史与历史文献；在我所从事的历史地理学领域，也已出现精通韩国语、并致力于韩国历史地理研究的专门学者。据我所知，关于朝鲜王朝行政区划、历史地名以及古地图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利玛窦中文版世界地图的朝鲜摹本，以及朝鲜绘制的一系列《天下舆地图》和圆形天下图等，也为学界所瞩目。
我曾去过首尔，对这座城市的历史地理问题颇感兴趣。城市与山川形势的协调、城市发展规划的特征、道路与园林排布的独特性等，都显示出其深厚的人类文明意义，而首尔在诸多方面兼而有之。我也读过有关韩国安东地区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安东是韩国精神文化遗产的集中地，具有深奥的文化涵义，极具探访与检视的价值。
今日国家之间的交流，政治与经济关系固然重要；但若论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文化交流的影响更具深度与持久性。期待这样的学术文化交流能够不断深化。（唐晓峰）
作者简介
李好，2025年2月于韩国首尔大学国史学科获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韩国史与历史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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