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后疫情”时代的第一年，去年我个人其实并没有不少朋友所说的近似“创伤后遗症”的体验，但两度感染之后，亦不免深感身心疲惫、感觉麻木乃至记忆力衰退，似乎也可以说是某种“长新冠”现象，因此阅读效能十分低下，仅就与东亚研究有关而印象较深的几本书略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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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标题和简体中文版封面都颇具猎奇色彩，刺激人们关注“极道”与日本的政治暴力等趣味性话题。但实际上本书的研究是严肃的。作者在致谢中明确提到，本书的视点深受安德鲁·戈登重视日本战前、战后社会变迁延续性的“贯战史”论和约翰·道尔的比较史方法的影响。细读本书，我们可以看到本书处理了幕末维新期的“博徒”，自由民权运动中的“壮士”，帝国议会成立以后种种非正式暴力在选举和议会政治中的影响，战前法西斯主义运动中的右翼暴力，以及战后政治中笹川良一、儿玉誉士夫等与暴力团有关的政界大佬等等话题。这些话题对于日本近现代研究来说可谓耳熟能详，但作者的独特性在于，作者既不是做猎奇性的描述，也不是在分析日本民主政治的虚伪性或者历史的落后性。相反，作者试图以比较史和全球现代性的视角，将此类现象放在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各国大众民主制形成的全球性背景下。作者指出，现代大众民主的形成，实际上始终与种种非正式的暴力如影随形，在作者看来，日本的经验可能与同时代的意大利或者美国一样典型。在这种视角下，非正式暴力与民主的关系就不是单向度的。在幕末维新和自由民权运动中，“博徒”与“壮士”的暴力实际上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形成，而在战前的右翼政治中，泛滥的反共暴力和政治暗杀，则无疑破坏了民主，推动了法西斯体制的到来。
本书的视角打破了将选举制民主与暴力对立起来的固有印象，作者提出的比较史的视野，也将其考察对象从我们熟知的日本史、东亚史文脉中暂时抽离出来，在一种更具普遍性的尺度下思考。不过，读罢本书，我们仍不免有意犹未尽之处。例如，作者对于国家暴力与非正式暴力间关系的考察并不充分，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本书后半部分集中于对右翼团体、民间法西斯势力的暴力活动的考察，并且也意识到这些暴力活动与政权和体制的关系，但对左翼的非正式暴力的考察是不充分的。其实左翼的非正式暴力，无论在战前社会主义运动高扬的时代，还是在战后初期（尤其是1950年代初期），乃至1960、1970年代学生运动高涨的时期，都曾经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似乎左翼的非正式暴力更难以被纳入（无论是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日本政治的统合秩序中，忽略这一点的考察恐怕仍是不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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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村浩一（1930-2020）是战后日本著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者之一，与同时代的不少中国研究者类似，他的毕生精力都致力于从历史与思想的角度理解“20世纪中国”，本书（原书出版于2007年）则是他最后的单行本著作。作者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在丸山真男等战后“主体性”思想的影响之下出发，1970年代，作者曾先后发表《中国革命的思想》《人民中国的诞生》《毛泽东——人类智慧的遗产》等著作，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中发掘形成变革主体性的契机。进入1980年代以后，作者不得不转变问题意识。在1990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新青年”的群像》一书中，作者认为，清王朝的结束不仅意味着王朝制度的结束，也意味着传统中国天下意识的崩解，从而造成了巨大的秩序意识真空。作者将“新青年”群体的出现，看作是对这一中华世界的秩序意识危机的回应。但另一方面，天下世界观崩溃以后，传统基层社会仍由固有的民俗即“魔法”的世界统治，新思想实际上处于孤立，因此新思想必然呼唤新的、革命的秩序形成力，从而走向革命政党的建设和社会动员。如果与同时代和之后汉语学界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相参照，或许会感到作者的论点有几分预言的性质。
《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一书继承了前著的问题意识，开宗明义地将中国的20世纪定义为“中华世界的解体与重构”，继而分别考察辛亥革命和后“五四”两个时期中不同政治思潮和政治势力所体现的政治原理。在围绕辛亥革命期的第一章中，作者分析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共和型”、以张謇为代表的“立宪型”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皇权型”三种政治文化。作者认为，袁世凯代表了“皇权型”的权力，但这种权力自身却不再具备皇权固有的“大一统”权威，需要依附于“共和之名”而存在，其“共和”是伪共和，其皇权同样是“伪皇权”，它的存在说明了辛亥革命前后政治文化的“分裂性”。在第二章中，作者将“后五四”时代的各种政治思潮，如三民主义、自由主义都看作是形成新的政治原理的尝试，并认为到毛泽东的《实践论》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出现，才完成“人民的自由与自发性”、“只有得到人民承认的权力才是正当的权力”的政治原理，并直言“中国革命的思想也就仅此而已”。饶有兴味的是，本书约占一半篇幅的第三章所考察的是以胡适与《独立评论》为代表的193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这似乎是试图回应1990年代汉语学界对“胡适问题”的关注。但在作者的考察的展开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并不关注一般“自由主义”研究中所关心的个人权利原理的成立，或者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话题，而是始终关注中国自由主义者如何处理“自由民主”与时代危机的关系，以及他们试图为中国提供怎样的政治统合原理，并认为与中国革命的思想所体现的“公平”原理相比，中国自由主义者更多思考了“公正”与“公开”的问题。
本书所体现的学风具有鲜明的日本“战后”近代中国研究的特色，作者的问题意识集中于所考察的对象的“性质”，不断思索其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与当下史料和论点都不断精密化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相比，本书甚至可以说显得有些内容空洞。与其说本书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上提出了什么重要的见解，不如说本书体现了一代日本学人思索“20世纪中国”、“革命中国”的学思历程。在当代日本的中国研究不断把中国“他者化”的现在，这种思想经验是不应当被遗忘的。
本书作者牧野邦昭是近年来活跃的日本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者，他的《战时下的经济学者》（中央公论新社，2010年）一书研究了战争时期日本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探讨了不同学术立场的经济学家与战时体制的关系、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皇国经济学”的微妙关联和“近代经济学”（即中国所谓“西方经济学”）在战争时期的发展等饶有兴味的话题。本书原著出版于2018年，研究对象是所谓“秋丸机关”。“秋丸机关”的正式名称是“陆军省战争经济研究班”，设立于1940年1月，“秋丸机关”的通称来自其负责人，日本陆军省官员秋丸次朗。这一组织之所以引起研究者的兴趣，是因为该机构根据日本陆军的要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夜进行了关于世界各大国“经济抗战力”的研究，以供决策部门参考。参与其事的，包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有泽广巳、日本“近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中山伊知郎、德国经济专家武村忠雄等一批知名经济学者。长期以来，人们一般都相信有泽广巳的回忆，即由于他们的研究坚持科学的立场，指出日本没有国力与美国开战，所以遭到了军部的排斥，研究班的报告也大多被销毁了。但是，本书作者发现，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作者先后在各大学图书馆、旧书店乃至“谷歌图书检索系统”等在线数据库发现了该研究班的报告，从而决心写作本书，揭示历史的真相。
本书以资料发掘为基础，复原了“秋丸机关”的历史面貌，叙述了这一机构的成立和研究活动，也由此发掘出战时日本言论空间的某些令人意外的侧面。作者指出，研究班的报告大多以科学的态度，强调了经济实力在战争中的重大作用，分析了英、美、苏等主要同盟国“经济抗战力”的强大，也正确认识到了日本、德国在经济上的重大弱点，主张以慎重的态度应对与英、美、苏开战的问题。但是，与传统的看法相反，这些见解并未遭到军部的镇压，这些报告的内容本身也不是什么机密，报告的作者甚至还将自己研究报告中的内容写成时事评论在报刊上发表。也就是说，当时的日本舆论并非不知道日本在经济实力上处于绝对劣势。但另一方面，报告中的这些内容也没有得到军部的重视，这不是因为军部拒绝这些情报，而是因为军部也认为这些信息不过是常识，他们更关心的是，报告中提出了怎样的战略，能够有助于赢得战争。例如，综合报告中的信息，日本陆军认为，如果德国成功实施对英国的封锁，同时日本占领了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并向印度、中东方向进攻，那么英帝国就可能崩溃，美国也就有可能失去战争意志，不得不选择和谈。也就是说，日本军部决定开战，并不是因为不了解英美国力的强大，而是因为从一开始就不愿意接受美国提出的谈判条件，宁愿抱着对局势发展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而选择开战。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时代设立的种种“国策”研究机关，近年来引起广泛的研究兴趣，这些研究机关容纳了一大批在日本法西斯体制下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这些机关运用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现代社会科学方法从事政策研究，被认为是现代“智库”的雏形。以满铁调查部、企划院为代表，这些机构又与“总体战”、“战时经济体制”等“热门话题”相关，有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不过，有关研究乃至“话语”也造成了一种“神话”，夸大这些研究机构的作用，乃至客观上（有时也在主观上）美化了日本法西斯主义体制。本书基于第一手资料的发掘，呈现出一个典型的日本战时国策研究“机关”的历史面貌与作用，而富有启发性的是，这一研究最终呈现出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是“平庸”的，即该机构的研究成果既非特别，对军政机构的决策也没有起到什么积极作用。本书后半部分中，作者用相当篇幅考察日本军政机构开战决策的非合理性，反映出日本学者“如何避免日美开战”的固有关怀。但从我们外国读者的视角看，日本军政机构战时决策的非合理性也无疑是众所周知的常识。我们未必完全认同作者的问题意识，但作者的研究或将有助于我们认识日本“战时社会科学”的实际面貌。
作者简介
汪力，东北师范大学副教授，研究领域为日本近现代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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