丸山真男在论述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时曾特意强调“思想史”与“思想论”的分殊。思想史让思想回归历史，“思想论”则以历史为素材而自由“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竹内好的亚洲话语属于后者，却往往被作为前者而宣扬。目睹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东亚亚洲主义话语的忽起与骤衰，痛心于亚洲话语的“去历史化”病理，孙江教授力图通过对亚洲主义实像的历史把握，驱散竹内好的幽灵。然可信者未必可爱，从今日竹内好在中国学界的流行看，孙江教授的呼吁仍需大力推介、广而告之，是为本号推送该文的旨趣所在。
上世纪末，当历史行将翻开新的一页之时，“亚洲”、“东亚”、“东北亚”等突然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众声喧哗中隐隐寄托着论者的期待：亚洲各国尽快解开历史魔咒，建构跨越民族-国家（nation-state）藩篱的地域性整合体。然而，2012年夏，时针倒转，中日、韩日之间围绕岛屿领土归属发生激烈冲突，十余年过去了，摆在人们面前的仍是同一本旧书，所谓亚洲话语不过是一场各说各话的能指游戏。德国历史学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在《批评与危机》一书中曾解释“批评”（kritik）与“危机”（krise）的语义，指出这两个词具有同样的古希腊语（判断、裁判）和拉丁语（分开、筛）来源，意为甄别、判断和决定。^①如果说，亚洲话语的兴起蕴含了全球化时代所带来的“危机”——民族-国家的藩篱到底是松动了还是强固了，那么对该话语语义加以甄别、梳理乃至批评，或可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推导出未来的可能性。
一、竹内好话语
在围绕亚洲话语的讨论中，被置于中心位置的是竹内好。竹内好（1910-1977）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支那学科，1934年因不满日本“支那学”、“汉学”脱离现实而与友人武田泰淳等组建“中国文学研究会”，介绍同时代的中国文学。战争末期（1944年5月），竹内好应征入伍，远赴中国战场，最后在湖南岳阳迎来了日本战败投降。战后，竹内好活跃于评论界，一度任东京都立大学教授，1960年5月因反对美军基地的“安保”斗争夭折，竹内好愤而辞去教职。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竹内好出于对两国如此简单地实现政治和解之不满，宣布放弃中国研究，从公众视线中隐身而去。
在日本中国学界，除去鲁迅著作的译者和研究者身份外，竹内好称不上学者，几乎没有任何学术地位；即使作为评论家，竹内好也算不上出色，因为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他对中国的判断都悖离实际。尽管如此，竹内好比同时代的任何一位中国研究者和评论家都更受关注，获致来自“左”、“右”不同立场的论者的赞词。竹内好逝世后，因1965年“教科书事件”而与日本政府长期对质法庭的历史学家家永三郎回忆竹内好曾写信对自己表示过支持：“对你的英明决断表示敬意，有只手单撑倾覆大厦之气概。”^②立场歧义的右翼评论家苇津珍彦带有褒义地称竹内好为“偏见的泰斗”，“即便认为竹内的意见是偏见，总带有一定的尊敬之念”。^③自由派思想旗手丸山真男称竹内好的长处在于“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而这在崇尚“都是日本人”的日本社会是非常难得的。^④细细思忖，所有这些言论要么在表达对死者的哀惜，要么在赞赏死者生前的特立不群，与其思想本身并无直接关系。
作为活跃于“战后”初期的评论家，竹内好的思想属于他所经历过的战争时代，他的亚洲话语是在西洋-东洋、近代-传统、支配-被支配二元对立结构下展开的。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竹内好和许多因日本侵略中国而纠结的知识分子一样为之振奋，在《大东亚战争与吾辈之决心（宣言）》一文中欢呼“历史被创造出来了”，战争将“对祖国之爱”与“对邻邦之爱”合为一体，对中国的战争乃是反抗欧美、解放亚洲的一部分。^⑤战后，当许多知识分子转向而纷纷“拥抱战败”（embracing defeat）时，^⑥竹内好坚持己见，在1959年11月发表的《近代超克》长文中强调这场战争旨在打破亚洲主义所内含的“侵略”与“连带”的困境：“作为事件的近代超克失败了，但作为思想的近代超克依然有意义。”^⑦在1963年8月发表的《日本人的亚洲观》中，一方面承认日本灭亡朝鲜和侵略中国主权都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另一方面又说“侵略是不好，但侵略中存在扭曲的连带感这一侧面，”“大东亚战争的侵略事实不管怎样强辩，都是无法否定的。但因为憎恶侵略，而否定由侵略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亚洲连带感，令人担心会在倒掉洗澡水时连婴儿也一起扔掉了。”^⑧对竹内好来说，“大东亚战争”好似古希腊戏剧从机关中突然出现的神（Deus ex machina），一举解决了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无法克服的东洋与西洋、传统与近代对立的难题。战争过去近20年，在“美日安保”下的“殖民地”状态下的日本，竹内好作为日本人的内心被那场不合逻辑的愚蠢的战争所折磨，他试图从中找出被近代/西化扭曲的逻辑性要素。
所谓近代是一种关于时间的认识，离现在比较近的“过去”是“近代”，“近代”是存在于今天的“过去”。对于日本所发动的“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战时曾被修辞为“近代超克”。“近代超克”是一句日文，意为克服、超越近代（所带来的困境），英文译为overcoming modernity。在经历对美国（美英所代表的西方近代）开战“知的战栗”后，1942年7月23日、24日，13位学者在“知的协力会议”名义下召开了一次座谈会，13人的文章后来刊登于杂志《文学界》9、10月合刊号上。会议组织者河上彻太郎在阐述会议宗旨时随意使用了“近代超克”一语，这成为美化战争旨在超越近代困境之修辞。竹内好认为赞成“近代超克”的群体来自三个方面：《文学界》同仁、日本浪漫派、京都学派等。^⑨如果把“近代超克”置于日本近代史中加以检验的话，确实不难把捉其中所蕴籍的思想内容，附和帝国战争的意识形态在对日本近代进行质疑时，竟然内涵了反对现存体制的倾向，这是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关注“近代超克”的原因所在。^⑩但是，对近代的“超克”需要借助战争来实现，这不过是一种思想的“狡计”，最终必须直面回答战争所附带的伦理问题，思想家炳谷行人把“近代超克”问题转换为“美学”问题，实则回避了对“近代超克”进行历史的、伦理的诘问。^⑪
在辞世20余年几乎为人淡忘时，竹内好一跃而为亚洲话语的明星，是日本以外的研究将原本属于日本的竹内好带出日本并置于亚洲话语的中心位置的。一如竹内好通过鲁迅批评日本一样，孙歌称竹内好提示了一种思考方式——“内在的否定才是真正的否定”，试图将从鲁迅发现近代的竹内好引入中国讨论中。^⑫鲁迅到底有多大暗示作用？这让克里奇曼（Richard Clichman）试图勾连竹内好与鲁迅思想关系时颇为恍惚，只能借助竹内好的批评方法——抽取（“取り出す”/extract）其中的论点来“参与竹内好的思考”（an engagement with Takeuchi’s thinking）。^⑬
其实，竹内好与鲁迅在思想上只是形似。松本健一认为二者的不同在于，“鲁迅以中国革命当下应走的道路为批判对象，而竹内好以日本意识形态为批判对象。”^⑭不止于此，与鲁迅思想的非民族主义取向相反，竹内好到底是何种取向言人人殊，丸山真男认为竹内好不是民族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世界主义者”。^⑮孙歌续其说：“竹内好不是民族主义者，尽管他比任何民族主义者都更干脆地宣称他只关心日本。”^⑯但是，我倾向于松本健一的看法：“亚洲主义式的民族主义者”，一如几乎所有主张“亚洲主义”的人都是“国权论者”（民族主义者）一样。自然，与鲁迅对中国传统持尖锐批判的立场不同，“竹内好的日本传统论所显示出活在当下的姿态乃是基于不因负的遗产是负的而加以舍弃”。^⑰面对一边倒地追捧竹内好，子安宣邦在《何谓近代超克》一书中批判竹内好《近代超克》主观地将近代主义与民族主义对立起来，其亚洲话语充斥着“日本在亚洲，但不是亚洲”之类的两义性反语。子安宣邦还进而批判沟口雄三在探寻中国的“近代性”时歪曲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亚洲”在认识论上的意义，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作为方法的中国”。^⑱对于子安的批判，新近出版的铃木贞美《近代之超克——它的战前·战中·战后》则反过来批评子安宣邦“完全不理解”竹内好，对竹内好的诘问存在“反历史”倾向。^⑲有关阐述竹内好话语的分歧已经不单纯是如何理解历史的分歧，还深深地附带了个人的主观好恶。回顾关于竹内好的研究，虽然论者无一例外地触及其“近代超克”所依托的亚洲主义话语，但几乎没有一个人借助历史学的成果具体考察竹内好所说的亚洲主义到底与实际有多大关系。
二、ism的亚洲
与竹内好《近代超克》一文一样，发表于1963年的《日本的亚洲主义》是理解竹内好亚洲话语的重要文章。“安保斗争”失败后，竹内好将思绪寄托于明治以来具有反西方倾向的亚洲主义上。在该文开篇“何谓亚洲主义”一节，竹内好在列举了辞典中关于亚洲主义的不同定义后，反对将植木枝盛、樽井藤吉、大井宪太郎等民权派的“亚洲连带”主张与玄洋社“大亚洲主义”一分为二，认为过于“机械”，亚洲主义与侵略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国际主义既有不重叠之处，也有重叠之处，近代日本的扩张主义催生了“国权论”与“民权论”、“欧化”与“国粹”之两立，亚洲主义是从中诞生的双胞胎。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是亚洲主义的归结点，但在另一层意义上则又可谓是对亚洲主义的“逸脱”和“偏离”。^⑳“大东亚共荣圈”思想既是亚洲主义的“归结点”，又是“逸脱”和“偏离”，那么“亚洲主义”到底是什么呢？读者可以各取所需地从这种“两义性反语”中阅读竹内好。这里，笔者和克里奇曼一样援用竹内好自身的方法，即通过“抽取”其中的关键论点来讨论构成“近代超克”的历史/文本基础。
樽井藤吉《大东合邦论》是值得言及的文本。在该书中，作者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日本与朝鲜平等合并为一邦，进而与中国结盟。^㉑樽井藤吉最初于1885年用日语撰成此书，因被捕而丢失原稿。出狱后，樽井藤吉为了让朝鲜知识分子能阅读该书，于1893年出版了改用汉文撰写的《大东合邦论》。具有同样构想的不乏其人，1887年中村正直给高安龟次郎《世界列国之未来》一书所写“题辞”中用汉文写道：“日本及支那及朝鲜，三邦合盟金石坚，辅车相依唇齿全，犹如同气连枝然。”“三邦信义交团圆，不怕饥虎吐馋涎，强援在上赫赫天。”^㉒1889年在柏林，留学德国的井上哲次郎邀请中国人、印度人和暹罗人结成“东亚洲会”，清外交官满人张德彝亦参与其中。^㉓
亚洲作为被西方差异化的概念，被匀质性地归入其中的“亚洲人”基于共同的命运可以产生“连带感”。《大东合邦论》传到中国后，翰林院编修蔡元培读后慨叹：“引绳切事，倾液群言，真杰作也。”^㉔但是，“亚洲连带”的非近代话语（种族、文明、地域等）所内涵的近代性要素（民族、国家、领土）制约着亚洲主义的走向，1898年在“上海亚细亚协会”成立之际，郑观应对创办宗旨中“本会或遇同洲有失和之事，在会诸人皆宜设法排解，使归亲睦”条，以小字注曰：“日本会员有不愿厮（斯）条者。”^㉕确实，在竹内好罗列的亚洲主义谱系中真正具有世界主义品格的大概仅止宫崎滔天一人，其他人无一例外地可以属入国家“膨胀主义者”（扩张主义者）之中。1907年，洞悉亚洲主义的本质的章太炎联合印度人在东京组织“亚洲和亲会”，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将日本人排斥于外。^㉖这个未能如期活动的组织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它具有反讽意味地将首先提出“亚洲连带”的日本/日本人排斥于外。
作为动词的亚洲概念的生产总是和一定的社会、政治情境相关联的，ism缀于亚洲之后彰显了亚洲这一概念的政治性。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英华字典》（1866-1869）将ism译为“道”、“理”；^㉗井上哲次郎《哲学字汇》(1881)将principle译为“道、原理、主义”，其后把词缀ism译为“主义”。^㉘亚洲缀上ism稍晚，大概在20世纪10年代。回顾亚洲连带的ism化，即亚洲成为主义的历史可知，亚洲主义本来是游离于日本“近代”边缘的思想或主张，当帝国的边缘成为中心——“生命线”，亚洲主义便被纳入帝国意识形态之中了。朝鲜是一面镜子。以实践樽井藤吉“大东合邦论”理想为幌子，黑龙会（玄洋社）内田良平欺骗朝鲜人李容九颠覆朝鲜国王（皇帝）统治，最后直接导致了日本吞并朝鲜，而不是平等地合为一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日本“帝国主义”化过程中，李大钊（1919）和孙中山（1924）分别批判日本倡言的亚洲主义其实就是“帝国主义”和“霸道”可谓一语中的。涉猎亚洲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实践，真正超越政治、展开中日“连带”的反而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中国宗教慈善团体——红卍字会，是日本民间宗教大本教将红卍字会带入亚洲主义的“连带”之中的，而这种“连带”对大本教及其背后的黑龙会/内田良平来说不过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而已。^㉙
1924.11.28
孙中山以中文演讲，由戴季陶（图中孙中山左侧）翻译成日语。
竹内好曾批评历史学者“缺乏阅读史料的眼光”，而他阅读史料的能力则为自己的眼光所遮蔽，他的亚洲主义话语是目的论的产物，借用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批评欧洲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话，竹内好的亚洲主义话语中没有“真正的历史”（genuine histories）^㉚。
三、韦伯的投影
让竹内好割舍不下的亚洲主义给日本留下了沉重的负的遗产：战争责任。2006年6月30日，著名评论家鹤见俊辅在名古屋召开的一次名为“竹内好再考与方法论的转换”的学术研讨会上开口第一句话：“如果将竹内好的方法与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对立起来看会非常有意思的，竹内好这个人是从感情出发的”。^㉛在笔者看来，如果将二人——进而将受韦伯影响的丸山真男与竹内好——对于战争责任的认识作一对比的话“会非常有意思的”。
所谓战争责任，是指对战争负有的刑事、政治和伦理责任。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经支持德国进行战争的韦伯在一次面对慕尼黑青年学生的演讲中，提出了“心情伦理”（Gesinnungsethik）和“责任伦理”（Verantwortungsethik）概念，这次演讲后来以《作为职业的政治》（Politik als Beruf）刊行。^㉜按照韦伯的说法，所谓“心情伦理”就是按照纯粹的意图和感情行动，至于伴随行为而来的结果如何则由神来判定，而“责任伦理”指行为者对于可预测的后果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韦伯在对伦理做这种区分时，并没有将二者对立起来，认为行为的纯粹性和承担责任的态度并非不可共存。但是，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责任，韦伯这个民族主义者强调责任伦理——行为的结果，而不是动机是否纯粹。
韦伯所提出的问题困扰着日本知识界。1950年11月，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罪责》（Die Schuldfrage，1946）日译本《战争的罪责》问世，雅斯贝尔斯认为可以将德国人的罪责区隔为四个方面：刑法的、政治的、道德的和形而上学的。刑法上的罪责要接受处罚；政治上的罪责要被追究责任，当事人要付出一定代价，甚至被剥夺政治权力和权利；从道德的罪责中如果能产生出洞察力，伴随而来的是罪的消失和获得新生；形而上学的罪责是人面对神的自觉，通过内心的活动而获得重生，这可以成为新的生活方式的源泉。^㉝雅斯贝尔斯的著作重新唤起日本知识界对战争责任问题的讨论。1959年1月，鹤见俊辅在《战争责任问题》中指出，1955年之前因为东京审判、开除公职、法律和教育改革等形成了“战争责任意识”的制度化，而1955年以后由于之前的诸制度的废止或无效造成责任意识自动消灭。^㉞
对于1955年出现的关于战争责任认识的逆转，1956年3月丸山真男发表《战争责任论的盲点》一文，批判“一亿人总忏悔”这种统治阶层将所有日本人都染成“乌贼黑”的做法，同时也批判对其进行反驳的黑白二分论。他认为，就对外而言，“区别统治阶层和国民的做法是不错的，但即使如此，不能以任何理由否定国民=被统治者的战争责任”；对国内而言，日本的法西斯统治不是建立在政治民主主义基础的，这与纳粹德国不同，但即使如此，“一般国民”作为市民能否免除“默默服从法西斯的道德责任”，值得商榷。在此意义上，雅斯贝尔斯关于德国国民只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后才能获得政治上的觉醒也适用于日本。^㉟接下来，丸山真男将天皇和共产党作为两极来讨论战争责任问题，指出远东军事法庭之所以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乃是出于政治考虑，但无论将天皇至于怎样的“非政治的”位置，天皇负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是战后日本社会“道德颓废”的象征。进而，对于战时反对日本法西斯而遭遇镇压的日本共产党，丸山真男认为共产党应该反省自身作为“前卫党”未能有效地组织反法西斯主义及反帝斗争的原因，消解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在战争问题上负于共产党的内心纠结，并与之建立统一战线。㊱
在1960年2月发表的《关于战争责任》中，竹内好在回顾丸山真男和鹤见俊辅对战争责任的看法后，同样反对日本社会所弥漫的不追究战争责任的氛围，但是，他认为在承认战争是对文明的挑战前提下，在最后得出这一终极结论前应将责任细分化。竹内好尖锐地指出：“罪责越深重，罪责意识越淡薄，这基本上是一个法则。”^㊲接着，竹内好重复其在《近代超克》一文中的论点：日本所进行的战争性格“既是侵略战争，又是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战争，”㊳反对将罪责一般化，“罪责是客观存在的，如果责任未被[责任意识]主体化，就无法证明罪的存在。”“只有讨论战争的哪个部分、哪个方面需要承担责任，有关战争责任讨论才是生产性的。”㊴
虽然，竹内好表示赞成丸山真男关于战争责任的认识，实际上二者的观点有着微妙的不同。丸山真男批判日本指导阶层是“没有责任的体系”，并将其（日本法西斯）源头上溯早期的亚洲主义，^㊵而亚洲主义却是竹内好所欲张扬的；^㊶当丸山真男要从福泽渝吉处找回日本近代失去的“理性”时，竹内好则认为这一“理性”正是需要被批判（超克）的。^㊷在论及日本近代化时，竹内好批判近代化造就了国民的“奴性”，按照“如果责任未被‘责任意识’主体化，就无法证明罪的存在”的逻辑，在天皇制“奴隶结构”下，“奴隶”——国民不但无罪，还是受害者。这恰是韦伯所批判的“心情伦理”。
四、结语
以上，本文分别讨论了竹内好的战争认识、战争认识的“历史”依据以及对战争责任归属的看法等，三个问题相互关联，是理解竹内好思想的三个重要方面。作为暂时性的结论，可以初步确定：竹内好不属于亚洲，把属于日本的竹内好置于亚洲讨论中心是不恰当的。竹内好所谈论的亚洲，无论是作为理念的，还是作为方法的，都与亚洲无关，而他所张扬的日本的亚洲主义是建立在“他者”不在的基础上的。
平心而论，经历过战争的竹内好，在战后徘徊于日本近代的梦魇中，他真诚地面对失败，反省和批判自福泽渝吉以来日本所走过的近代化路线；但又不甘于失败，缠绵于“心情伦理”中，他关于侵略是连带的一种表现反映了其错误的战争认识。当竹内好研究热兴起时，正是历史修正主义和反历史修正主义围绕战争认识博弈正炽之时，竹内好这种模棱两可的战争认识和责任认识成为“沉默的大众”——知识分子的避风港。于是，当2012年东亚中日韩三国围绕领土的争端骤然升起时，竹内好亚洲话语显得苍白而无力，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论者的亚洲身份顷刻被化解在族群认同之中。
在全球史视野下，亚洲话语需要一次“方法论的转向”，如果不以“理性”态度彻底告别历史上的亚洲主义，有关亚洲的任何话语再生产都是无谓的。当竹内好成为论者谈资之时，正是日本对美国的依附和与中国、韩国历史认识对立日益深化之时，如果竹内好活在今日，面对围绕竹内好的亚洲话语会说些什么呢？
注释
- 1Reinhart Koselleck ,*Kritik und Krise : Eine Studie zur Pathogenese der bürgerlichen Welt*, Suhrkamp, 1959, 1976, S.196-198.
- 2家永三郎：《竹内さんと私》，《竹内好全集》第4卷《月报》，1980年11月。
- 3苇津珍彦：《偏見の泰斗》，《竹内好全集》第12卷《月报》，1981年８月。
- 4丸山真男：《好さんとのつきあい》，《丸山眞男集》第10卷，东京：岩波书店，1996年，第358页。
- 5竹内好：《大東亜戦争と吾等の決意（宣言）》（1941年12月），《竹内好全集》第14卷，东京：筑摩书房，1981年，第294-298页。
- 6John Dower,*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 W.W. Norton & Company,1999.约翰·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胡博译，三联书店，2008年。
- 7竹内好：《近代の超克》（1959年），《竹内好全集》第８卷，筑摩书房，1980年，第5页。
- 8竹内好：《日本人のアジア観》，《竹内好全集》第5卷，筑摩书房，1981年，第118-119页。
- 9竹内好：《近代の超克》，第52页。
- 10广松涉：《<近代の超克>論》，东京：讲坛社学术文库，1989年。
- 11柄谷行人：《<戦前>の思考》，东京：文艺春秋，1994年，第96-122页。
- 12孙歌：《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日文版《竹内好という問い》，东京：岩波书店，2005年。
- 13Richard Clichman, Takeuchi Yoshimi :*Displacing the West*,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 Program, 2004, p.xiii.
- 14松本健一：《竹内好論》，东京：岩波现代文库，2005年，第209页。
- 15丸山真男：《好さんについての談話》，《丸山眞男集》第9卷，东京：岩波书店，1996年，第337页。
- 16孙歌：《竹内好的悖论》，第12页。
- 17鹤见俊辅：《竹内好 ある方法の伝記》，东京：岩波现代文库，2010年，第11页。.
- 18子安宣邦：《近代の超克とは何か》，东京：青土社，2008年，第13-14页、第240-244页。
- 19铃木貞美：《近代の超克——戦前·戦中の思想》，东京：作品社，2015年，360-367页。
- 20竹内好：《日本のアジア主義》（1963年），《竹内好全集》第８卷，第97-100页。
- 21樽井藤吉：《大東合邦論》（1893年），东京：长陵书林影印本，1976年。
- 22中村正直：《题辞》。东洋奇人（高安亀次郎）：《世界列国乃行く末》，东京：金松堂，1887年。
- 23张德彝：《稿本航海述奇》第6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99-105页。
- 24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9页。
- 25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18页。
- 26汤志均：《关于亚洲和亲会》，《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 27Wilhelm Lobscheid,*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1866-1869.
- 28井上哲次郎：《哲学字彙》，东京：东京帝国大学，1881年。
- 29内田良平：《満蒙の独立と世界紅卍字会の活動》，东京：先进社，1932年。
- 30Quentin Skinner,*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V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xi.
- 31鹤见俊辅、加々美光行编：《無根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を超えて――竹内好を再考する》，东京：日本评论社，2007年，第44页。
- 32韦伯：《政治作为一种志业》（*Politik als Beruf*），钱永祥等译：《学术与政治》（韦伯作品集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 33Karl Jaspers,*Die Schuldfrage*, Heidelberg: Lambert Schneider, 1946. ヤスペルス：《戦争の責罪》，桥本文夫译，东京：樱井书店，1950年，第66-67页。
- 34鹤见俊辅：《戦争責任の問題》，《鶴見俊輔集》９，东京：筑摩书房，1991年，第159-172页。
- 35丸山真男：《戦争責任論の盲点》（1960年），《丸山眞男集》第6卷，东京：岩波书店，1995年，第160-161、161-165页。
- 36丸山真男：《戦争責任論の盲点》（1960年），《丸山眞男集》第6卷，东京：岩波书店，1995年，第160-161、161-165页。
- 37竹内好：《戦争責任について》（1960年），《竹内好全集》第8卷，第213页、216、217页。
- 38竹内好：《戦争責任について》（1960年），《竹内好全集》第8卷，第213页、216、217页。
- 39竹内好：《戦争責任について》（1960年），《竹内好全集》第8卷，第213页、216、217页。
- 40丸山真男：《続補遺（日本支配層の戦争責任）》，《丸山眞男集<别巻>》，东京：岩波书店，1997年，第8页。
- 41比竹内好走得更远的林房雄在为“大东亚战争”辩护时激烈批判丸山真男。林房雄：《大東亜戦争肯定論》，东京：番町书房，1970年改定版，第231-241页。
- 42丸山真男曾谓：“对于日本的近代，（他）从是走福泽路线的角度加以批判，在这一点上，与我恰恰相反，我试图最大限度的学习福泽并以此为盾批判日本的近代。” 丸山真男：《好さんについての談話》，《丸山眞男集》第9卷，第339页。
作者简介
孙江（1963~ ），本科、硕士毕业于南京大学，博士毕业于东京大学，曾任日本静冈文化艺术大学教授，现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3/2014），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史），中国会党史研究会会长。著有《重审近代中国的结社》（商务印书馆，2021）《重审中国的“近代”——在思想与社会之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镜像中的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作为他者的宗教——近代中国的政治与宗教》（博扬文化，2016年）《中国の「近代」を問う——历史・記憶・アイデンティティ》（汲古书院，2014年）《近代中国の宗教、結社と权力》（汲古书院，2012年）《近代中国の革命と秘密結社——中国革命の社会史的研究（1895-1955）》（汲古书院，2007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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