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冈哲郎丨日本为什么避开了“发展中国家开发式”的道路？

本书聚焦日本幕末时期至明治初期的近代技术体系是如何形成的，本书起点定在日本的近代工业化在面临问题与决定性策略的起步阶段，经历了从零到一的发展，而将大致的结点定在日本自诩技术上已经达到西欧国家成熟水平，实则存在严重弊端之时，其发动战争侵略与技术体系“强行发展”并行，导致了必然的失败，而技术也被打回到20世纪20年代水平。本书通过反思日本近代技术之路的成功与失败，深化了对支撑日本技术发展的内核之探索。

日本近代技术的形成

23年前笔者在墨西哥讲课时的情景，如今依旧浮现在脑海中。笔者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日本和拉丁美洲地区以同样的方式与欧洲工业经济的前线相遇，又同样发展混血型经济，但却没有走上“发展中国家开发式”的道路呢？笔者讲述了从日本在幕末时期与欧洲工业经济的前线相遇到20世纪10、20年代左右日本工业和技术发生的变化中的4个领域的代表性案例，通过笔者的讲述，问题的答案差不多呼之欲出了。

明治时代的日本工业化的派别，正如第四章的传统织造业所代表的那样，江户时代形成的传统工业，将欧洲工业经济的产品作为原材料和工具纳入传统的手工业的内部来作为新起点的发展，以及纺纱、钢铁、造船为代表的来自欧洲工业经济的“移植工业”适应日本市场规则而开始的发展，这两种发展是由不同性质的、处于相互补充关系的派别构成的。特别是前者的派别具有与“混血型”相称的形态。在这两种派别中，传统要素和西方传入的要素之间的竞争和相互作用中不断产生矛盾，并通过努力克服这种矛盾保持强有力的发展。笔者没能在所有行业中描绘出这样的形态，所以选择这四个工业领域作为典型，尽可能详细地跟踪其发展历程来回答问题。结果可见，这四大领域在这一时期的两个流派中占据重要位置，而一些发展正在回落。因此，在给出答案之前，笔者必须简单地梳理下这些发展形态。

在传统工业中，与织造业的发展占据相同比重的是纺纱业。与养蚕相关的制丝业和棉织业都是江户时代农村重要的手工业副业。与开港同时开始的生丝出口，抓住发展的时机，以富冈制丝厂为首模仿西洋式工厂，制丝业也发展了传统的手纺纱技术，通过机器缫丝，纺纱业在明治中期成为工厂制工业，之后也成为日本出口的主力工业。之所以选择织造业而不是纺纱业作为传统工业的代表，不仅是因为除了机器缫丝的作用比较广为人知之外，还因为明治时代传统工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消费品生产的大部分都由这个部门承担，以它为代表，比起作为素材工业的纺纱业，消费品工业的主力织造业更为适合。

在移植工业的潮流中，在1880年（明治十三年）的政策转换之际，政府放弃铁路业的垄断。以民间资本成功加入的日本铁路为导火线，民营铁路实现重要发展。1880年在工部省下的铁路总长度只有123千米（新桥—横滨之间、大津—神户之间），而到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为6204千米。随着全国铁路网接近建成，铁路开始发挥沿海海运无法逾越的、延伸到内陆的全国统一交通运输网的功能。其中75%是民营铁路公司的路线（原田胜正，1983）。铁路建设在工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尽管如此，本书之所以不选择铁路，而是选择沿海海运和造船工业，是因为造船工业作为日本重机械工业的母体，对下一个时代有很大影响，而且其诞生过程中，还有帆船海运和汽船运输的竞争这一有趣的主题，在传统帆船海运的强大竞争面前，小汽船运输好不容易在内海和内陆湖得以成长出竞争力，在近代造船工业的诞生过程中，存在着对向不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和工业化感兴趣的人们所无法忽视的固有问题。

19世纪80年代，以日本铁路公司、大阪纺织厂、大阪商船公司、日本邮船公司等的商业成功为开端，1886年（明治十九年）开始的持续经济增长期内，在铁路、纺织、海运、矿山等领域，有限公司企业相继设立，被称为企业兴起的时代。其中，矿山业的发展与财阀的形成等有关，但由于本书的页数限制，并没有提到。

第六章的炼铁业中，写到釜石田中钢铁厂的成功就停笔了。之后，以进入钢铁时代为目标，日本从德国的古特霍夫努格公司（GHH公司）引进技术，建设了国内第一家钢铁一贯制工厂——官营八幡钢铁厂，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其第一高炉点火。该高炉作业十分困难，翌年停止作业，停业两年后重新开始，但仅仅17天的作业后就再次被迫停产，最后卷入贪污风波中。辞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职务的野吕景义受邀而来，他以擅长解决难题而闻名。八幡钢铁厂的主要技师大多是野吕在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野吕与他们合作，发现主要原因在于不符合日本原料特性的高炉设计，并进行改造。改造后的第一高炉于1904年7月点火，之后顺利运行。在新建造中变更设计的第二高炉也于翌年点火，并顺利运行（饭田贤一，1979）。这成了显示在野吕周边正在形成的钢铁技术人员的力量的指标。此后，八幡钢铁厂不断扩建，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粗钢年产量达到11.9万吨。第七章介绍的“天洋丸”为日本第一艘动力为大型涡轮机推进的商船，达13454总吨位，速度高达20节。“天洋丸”在三菱长崎造船厂建造，由格拉斯哥大学毕业的山本长方设计、监督，于1908年完工。这些技术的达成，再加上中日甲午战争、“日英同盟”¹缔结、日俄战争等民族主义的高涨的事件，日本人感觉到本国在近代技术上也与西欧近代国家并驾齐驱。

很多学者将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到1910年左右作为“日本工业革命”时期进行论述，这一点也是基于这一系列的经过。至于这是否可以称为“工业革命”，虽然有很多争论，但作为维新后期时代的号召，“工业革命”使日本成为近代国家，学习近代技术，制定目标以创造与19世纪后半期的西欧国家相匹敌的工业基础和社会制度，日本在这个时候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本书以此为一个时代的分界点，回答日本为何能避开“发展中国家开发式”道路的问题，同时，从“近代技术的形成”的角度考察“日本近代技术”究竟处于怎样的到达点。

第一节 日本为什么避开了“发展中国家开发式”的道路？

富尔塔多所称的把“发展中国家开发式”作为基础的混血型经济，在其中心有主要依靠外国资本的资本主义部门，在其外围有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经济部门，这两个部门之间的关联，仅在于后者向前者提供劳动力、前者向后者提供资金。混血型经济就是指这样的经济。他以种植园经营等为例，相当有说服力地表明，在这种混血型经济中，资本主义部门只是投资国家经济的一部分，对当地的前资本主义经济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作用（Furtado，1964）。无论这种模式是否也适用于现代的发展中国家，使用这一分析作为线索，将有助于思考日本在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遭遇了欧洲工业经济前线的第三地区国家中，为何能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而不是走“发展中国家开发式”的道路。

1. 政治革命

当然，第一个答案，是日本将欧洲工业经济对其的冲击转化为政治革命，从而避免了殖民地化危机。正如第二章所写，19世纪中叶以“蒸汽船与大炮”为龙头的欧洲工业经济前线，显示出波及远东的岛国日本时，最早反应的是位于日本列岛西南端、锁国期间对来自海对岸的影响比较敏感的三个雄藩——萨摩、佐贺、长州——的武士们。佐贺藩和萨摩藩首先以制作蒸汽船和大炮作为战斗准备，长州藩也紧随其后。他们在准备过程中，认识到整顿出像西欧一流之样的军事装备会伴随着闻所未闻的技术困难，而且是浪费金钱的行为，之后萨摩藩和长州藩在现实中也经历过与西欧舰队的战斗，他们在诸藩中最早认识到西欧军事力量的强大，以及其背后的国富理念和工业化的关系。他们将“攘夷”的主张转换为“倒幕”，推翻旧的幕府体制成功进行以建设西欧型近代国家为目标的政治革命。

在战后的日本历史学中，从国民主权的立场来看，强调这场革命的不彻底性的意见占主流，防止殖民地化的功绩很少被强调。笔者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是在墨西哥生活了一年，看到中美洲地区殖民地时期形成的社会结构如何阻碍工业的正常发展之后，联想到日本武士们的政治革命，虽主张必须以“王政复古”，即回归古代王政的形式完成，最终却以日本“近代化为目标的政府”这一充满矛盾的形式实现，这将导致下一阶段的困难。但是，在认识到历史是一个阶段的成功转化为下一阶段矛盾的过程的情况下，笔者列举了武士们实现打倒幕府的政治革命，创造了以形成西欧型民族国家为目标的主体，这是日本避开“发展中国家开发式”道路的第一个理由。

在对铸造大炮和建造军舰的狂热消退之后，在第二章中写到许多武士为了亲眼看到西欧的现状而远渡重洋，从“讨幕派”发展的武士们，清楚地意识到打倒幕府后建立的国家要看西欧。正如五代友厚给萨摩藩家老桂久武的信中所写的那样，他们倍感震惊的首先是“国政公平，不论贵贱，有高论则用之，举人不以爱憎”的西欧近代国家，和以严格的身份差别秩序为基础的幕藩体制的鲜明对比，其次是支撑国家富强的工业和交易的作用。五代在给桂久武的一封信中写道：

欧洲有两样东西是国家的基本，即“Industrial”和“Commercial”。

五代将“Industrial”（工业）描述为“打开各种机器，随意制造万物，作为蓄财之根本”（五代友厚传记资料），这一点令人很感兴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工业。工业化是新政府政策的核心。

但是，当时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西欧。他们能乘坐的船，正如第七章所写的那样，是经常消耗煤炭的短航程的船。他们的船离开日本，在中国上海补给煤炭，又在中国香港补给煤炭，然后在新加坡，一边反复停泊一边向西欧驶去。结果，他们零碎地看到了那些硬是被西欧各国殖民地化或从属国家的状况，形成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西欧主导的工业化与殖民化关系的思想。他们深信在工业化方面需要西洋人的全面技术援助，但他们也相信，西洋人直接投资进行工业化会带来殖民地化的危险。正如第三章所写，五代友厚与伊藤博文合作，阻止美国领事提出的建设神户—京都之间铁路的申请。与五代合作，帮助其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抢先于幕府的计划的蒙布朗，于1868年（明治元年）来到日本，希望在五代的帮助下实现阪神之间的电信事业，但五代却冷冷地拒绝说：“电信建设是由官方运营的。”（宫本又次，1981）

第七章提到的基尔比，在1880年日本制定了官营工厂出让概则后，向当时工部的山尾庸三提出了兵库造船厂的出让问题，但因“不允许出让给外国人”而被拒绝（铃木淳，1996）。这种对外国人直接投资的警惕，使第三章所分析的、无钱国家过于急迫的工业化事业——工部省事业——的矛盾更加严重。此处如果以富尔塔多的分析为基础，此时日本国内正酝酿着将资本主义部门的核心与传统经济全面联系起来的体制。

政治革命引发了第四章中以织造业的发展为代表所论述的传统工业的发展。第四章所描写的西阵物产公司的调解者们和各纺织品产地领导的热情，无疑是由明治维新带来的营业自由以及废除封建身份制所支撑。笔者认为初期的官营事业的最大功绩在于文明的示范效果，并不具有讽刺意味，该示范效果与明治维新掀起的民众的上升志向相结合，在民众中产生了“文明开化”的热情，从而带动了传统工业的发展。对于纺织业来说，从基于身份的服装限制中解放出来的平民的购买欲望涌向了“美丽的”和服，在市场方面也得到了助力。这种传统工业的发展，也是日本避开“发展中国家开发式”的道路的第二个理由，也是最核心的理由。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富尔塔多把“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经济”部门不变作为“发展中国家开发式”的根本原因，而在明治时代的日本，这个部门已经先开始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2.传统工业的发展

一直以来，传统工业领域在日本经济发展中被视为“落后的领域”或“封建制的残渣”，是维新以来西欧模式的近代化、工业化的热情的对立面。政府和领导的知识分子的理解是，工业化是建立机械制大工业引领产业的社会。政府的《工厂统计表》中，每年每个产业、每个府县，按照工厂人数以及10人以上的工厂数量，区分工厂动力是水动力、蒸汽动力还是无动力，并做了详细的记录。增加蒸汽动力机械制大工厂的数量，是工业化的至上目标。手工业、家庭工业、小规模工业都是负价值。表8-1来自1897年的《农商务统计表》，涉及1895年主要府县的织户、织工数，该表说明了在全国范围内，作为小型家庭工业或农村副业的劳动集约性纺织业被颠覆了多少。对于一味地以机械生产、普及大工厂为目标的人们来说，这些数值只是落后性的证据和耻辱，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但是，如果把比较对象改为不发达工业国、发展中国家，这个数值就会改变意义。表8-1告诉我们，在那时还是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日本，仅纺织业就创造了100万个就业岗位。从目前苦于创造就业机会的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开发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数值。而且，这种发展还发生在大多数国民已经掌握的传统技术领域。纺织业的发展形式涉及制丝业、陶器漆器制造业、酿酒业、食品加工业、家具制造，还有铸件、锻冶、钣金等金属加工业等传统工业的全域，与真正的工业发展、被称为“Industrialization”的工业化是相称的。

官营事业旨在将19世纪中叶的欧洲工业体系移植到日本，并做了尝试，这不仅需要在大规模投资方面忽视贫穷国家的经济条件，而且正如工部省钢铁厂的失败、“2000锭纺织”的艰辛所象征的那样，要克服转移技术的掌握、其与传统经济基础的接合、国内原料和装置的适应性关系等问题，直到开始在经济上发挥作用，大概需要10年、15年的艰苦奋斗。在此期间，支撑日本经济的是传统工业的发展。如第四章所述，根据中村隆英的测算，在持续经济增长开始的1886年，制造业产值的95%来自传统部门（中村隆英，1980）。

但是，为什么这样的发展能在当时的日本实现呢？作为日本国内的条件，可以指出两点：其一是江户时代，以江户、大阪、京都三大都市的市场为中心，手工业的商品生产取得了相当高度的发展；其二是围绕它的农业的小规模劳动集约性，是热带作物水田稻作农业所具有的强季节性。因此，手工业商品生产不仅受到城市手工业人员的支持，而且从尾西和入间地区的例子来看，形成了由农村的农闲期副业所支撑的结构。着眼于这一事实，有观点认为，在江户时代，日本收获了“勤勉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这一与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相匹敌的划时代经济，但在笔者看来，虽然这是无争的事实，但与工业革命相比，手工业的发展始于开港和维新之后。

江户时代的日本，部分地区发展了相当高级的手工业。比如，金、银、铜、铁等金属精炼及加工；木造、石造的建筑及构造物建造；陶器、漆器、家具、纺织品、日本纸、鞋等消费品的制造；以被称为“弁财船”²的沿岸航线用帆船为首的各种木造船的制造；清酒、味噌、酱油、盐等食品制造。在所有的这些手工业中，有铜产业的例子，用被称为“南蛮吹”³的精炼技术生产高纯度的铜，通过长崎的荷兰商馆出口，并一时间引发沿着大坂长堀川铜铺林立的盛况；也有“有田烧”⁴的例子，以“伊万里”之名通过长崎出岛被出口而成为国际商品。用沿岸航线连接构成列岛的全国，建立全国经济的传统海运的作用也很特殊。由木刻板印刷进行的出版活动的活跃，以及从中诞生并给世界带来影响的“浮世绘”等也说明了这个时代的成熟度很高。但是，铜产业在江户后期极度低迷。这是因为手工业采矿技术只能开采接近表面的部分，任何铜山都可开采的地方在江户后期被挖掘殆尽。正如在第四章看到的使用西阵的空引机的提花织以及尾西和入间地区的条纹棉布的例子一样，作为传统纺织技术的空引机是非常有限的，并且从日本棉纺织的手工纺纱和手工木织机的组合，使纺织技术发展到极限，无法靠个人劳动超越，进入下一个阶段。纺织业的这个例子代表了江户时代的手工业技术。它们在给定条件下表现出高度成熟，但未能进入作为工业所期待的下一个发展阶段。阻碍其发展的是锁国导致的国际交流的中断，以及幕藩体制对生产和消费的控制。特别是前者，通过长崎勉强地持续着“唐物”和“兰学”的传入，但就是这时的舶来品，给工业和学问带来了不小的刺激。

高度发展的手工业经济，在制度上阻止了向下一个阶段的发展，但随着维新对幕藩体制的限制和废除，以及由于开港带来的西欧的素材和技术知识的流入，手工业立即作出反应，在手工业的分工中引入工业产品和西欧器械，使承担明治时代“工业革命”一部分的工业发展成为可能。但是，必须指出，这种形式的发展，是由当时西欧机械技术水平这一条件支撑的。正如第五章第三节提到的机械化经济一样，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制造业中，机械工厂在经济上有利的领域多在原材料和材料产品的生产上，随着它们被加工和完成，随着生产走向底层，手工业能够对抗机械生产的领域非常广泛。在明治时代的日本，手工业高度发展，且工资水平低。比起使用进口机械进行工厂生产，在原有的手工业中引进国产化的廉价的器械和工业材料，进行多品种少量生产更有可能获利，服装织物、陶漆器、家具、加工食品、日常杂货、刀具等国产商品广泛存在于传统消费品生产领域。生产这种类型的最佳形式不是工厂，而是家庭工业。这是使明治时期传统工业发展成为可能的另一个历史条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殖民地解放出来并开始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可以观察到，由于后来各种加工机械的高度发展，许多大众日常消费品开始在工厂生产，消费品的手工业生产占优势的领域与100年前相比大幅缩小，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就业困难。

3. 传统工业与移植工业的互补性

与传统工业的发展并驾齐驱的另一个重要派别是以纺纱业为代表的“移植工业”。所谓移植工业，是指把基础技术放在从西欧进口机械设备和技术指导上，以公司系统发展的工业。笔者习惯上用“移植工业”这个名称来称呼。除了纺纱业，移植工业还有政府事业的电信和电话业、铁路业、汽船海运业、造船业、煤气和电力业、炼铁业、（以肥料、硫酸和苏打等为首的）化学工业、矿山业等。手工业传统工业的发展覆盖了消费品生产的广阔领域，而移植工业的发展则覆盖了运输、通信、燃气及电力等基础设施领域以及生产活动的材料领域，机械装置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进口。

富尔塔多提出的“混血型经济”模型，是在欧洲经济的“边界地区”，欧洲发达资本主义产业领域被当地前资本主义传统经济的浪潮所包围的结构。从他的模型来看，在日本，前者相当于移植工业的派别，后者则相当于传统工业的派别。就其配置而言，移植工业是工业的基础设施结构和生产流程的上游，传统工业是下游，两个领域在生产流程中是相连的，但这一点会和富尔塔多的模型有很大不同。日本移植工业虽然在依赖欧洲工业经济的机械进口方面处于从属地位，但不是技术出口的欧洲各国经济的一部分那样开展工业活动。按照富尔塔多的说法，两个领域之间的关系，如果只是从传统领域向资本主义领域供给劳动力，从资本主义领域向传统领域流入工资收入，工资带来的收入增加被并行的劳动力增加抵消，那么，人们依然贫穷，则不会引起传统经济的发展，这样一来，“边界地区”资本主义领域的发展只会使欧洲的经济增长。日本的两个领域虽然性质不同，但是在生产流程中相关联，相互之间有极其动态的影响交换，这一点与富尔塔多的模式不同。这或许是日本能够避开“发展中国家开发式”的道路的第三个理由吧。

如第五章所示，在生产流程中，日本的移植纺纱业和传统纺织业接轨。传统纺织业利用进口纱线发展而引发的进口过剩，引发了移植纺纱业的需要。传统纺织业发展中固有的纱线质量优良可以帮助移植纺纱业在英国棉业和印度棉业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随着移植纺纱业技术的提高，能够生产越来越强的经纱，这样，传统织布机的发明家得到帮助，小幅的动力织布机得以诞生，促进了传统纺织业中的动力织布机的工厂化建设。第六章看到的工部省釜石钢铁厂的案例，讲述了在幕末铸炮运动中诞生，适应传统炼铁地带的地区经济而生存下来的“混血型”高炉，以及在同一地方由工部省主导建设的移植大型焦炭高炉的故事。如果用更便宜的地区产木炭代替焦炭进行移植高炉作业，则传统工业的木炭供给能力跟不上移植高炉的木炭消费速度，最终成为大失败的原因。之后，荒废一阵的“混血型”高炉又得以重启，彼时平衡了木炭的生产和消费，虽然操作顺利，但炼出的铁仅成为适合传统铸造业的白口铁，不能成为适合近代机械工业原材料的灰口铁。为了生产灰口铁而改良“混血型”高炉，通过这样的努力一点点地结出果实，随之带来了发展，但同时，木炭消费的增大再次扩大了与周边山林经济的矛盾，而最终，工部省高炉的炼焦技术终于得以实现。这个案例表明，在生产流程中，传统技术和移植技术相接轨的地方会不断产生矛盾，但通过不断解决这些矛盾，就会带来发展。

我们不仅要关注生产流程，也要关注生产与运输的关系，这样便可以发现作为移植工业的铁路与内陆发展的传统工业的发展的互补性越来越突出。1880年政策转换后诞生的第一条民营铁路“日本铁路”的沿线，包括北关东、福岛等地区养蚕和制丝业繁盛的地区。日本铁路通过开辟将当时交通不便的内地产的生丝直接运送到出口港横滨的道路，大幅降低了运输费用，帮助了这些地区的制丝业的发展。另外，大量生丝运输为日本铁路的营业收入做出了巨大贡献，支撑了其良好业绩。随着内陆传统工业的发展，地区间原材料和最终产品的运输需求增加。于是，它们发展了中短距离用牛马的拖车运输，长距离用船把河流与下行沿岸航线连接起来的运输方式，但运输效率不高，随着传统工业的发展，运输成本的上升成为发展的绊脚石。日本铁路的良好业绩刺激了各地的民营铁路热潮，之后民营铁路线以远远超过国家建设的速度延伸，长距离运输以铁路、铁路站为起点带动短距离运输，短距离运输则以马车、牛车、人力车、自行车进行运输。笔者曾在拙著《汽车在行驶》（《朝日选书》618号）中指出，这种体制一直持续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这种移植工业和传统工业相互补充、相互支持发展，从整体来看，到明治末期，制造业中工厂制生产和家庭工业的生产比例几乎各占一半（中村隆英，1982），另外，作为传统工业发展起来的制丝业成为机械制工业，在传统织造业中，从白木棉纱织布、纯白纺绸等产地开始大力发展动力织布机工厂化。这是明治时代的日本的工业化。随着移植工业比重的提高，贸易收支问题再次浮现出来。如纺纱业所示，棉纱的替代进口虽然取得了成功，但随着原棉进口的增加和设备进口的增加，纺织业整体上是进口诱发的工业。铁路取得了良好业绩，在民间投资的同时形成全国铁路网，是明治中期以后经济增长加速的主要原因，但铁路的成长也伴随着机车、铁轨、建设资材、技术指导所需人员等要素的大量引进。第七章看到的远洋海运业的发展，也加速了汽船的进口，以替代进口为目标的造船业的形成，加速了加工和组装用机械类和钢材的进口。

这一性质是后发工业化的特征，也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相通。日本从这个时候开始，贸易收支一直持续着以赤字为基调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以传统工业中诞生的“诹访⁵型”器械制丝为起点的机械制丝业，没有原料进口和大量机械进口，而是以生丝出口支撑了出口的最大部分，整体上几乎不需要资本产品进口的传统工业的发展覆盖了大部分消费品需求，而且出口的比重也很大，这确实相对缓和了日本后发工业化的矛盾，但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繁荣后进口急速增加、贸易赤字增大的结构，日本国内除了培育制造机械和钢铁材料的工业外，别无他法。在第七章看到的造船业的案例，以及各种钢板、铁轨、型钢等以国产化为目标的八幡钢铁厂，虽然是努力运行，但却是下一个时代——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重要课题。

4.亚洲区域间贸易的发展

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富尔塔多的模型，并指出非常重要的第四个问题吧。富尔塔多的模型以在第三地区各个国家的传统经济与欧洲工业经济一对一关联的方式确立。笔者在墨西哥的感受是，这也许适合富尔塔多研究的主要领域——拉丁美洲地区，但在日本却有点不同。笔者回国后在《社会经济史学》中读到的杉原薰的论文《亚洲间贸易的形成与结构》直接回答了这个疑问，使笔者醍醐灌顶。杉原薰详细跟踪了19世纪后半期以后亚洲贸易的流程，发现其在与欧美的关系上，作为工业原材料的初级产品出口、工业产品进口等与拉丁美洲地区和非洲结构相同，但在亚洲，各国间贸易的快速增长是拉丁美洲地区和非洲所看不到的特征（杉原薫，1985；后杉原再次刊登于1996年）。他以印度、日本、东南亚和中国这四个地区之间的贸易为代表，根据图8-1定义了亚洲间贸易成长的样态，通过1883年、1898年、1913年这3个年份（这3个年份恰好与本书所考察的时间相重合）的贸易额对比，展示了其增长。如图8-2所示，1883年，只有印度向中国出口是亚洲贸易的主要趋势，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鸦片。15年后的1898年，增加了日本与中国、印度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贸易，其主要内容为棉线、棉制品。在印度与中国的贸易中，鸦片的比重下降，棉线居首位。印度的近代纺织业和稍晚成立的日本近代纺织业的产品开始对亚洲产生巨大影响。再过15年后，从中国到日本、东南亚，从东南亚到印度、日本，贸易的主要内容为大米、砂糖，从印度到日本的贸易也加入进来，至此，完成了四个地区间的相互贸易网络。其间，亚洲间贸易总额1883年为3377万英镑、1898年为6096万英镑、1913年为1.673亿英镑，30年间增长了近5倍。

杉原说：“这一发展的起点是印度近代纺织业的诞生，由于其生产出的纺制纱线的使用，在该地区内以‘棉花栽培―手工纺纱―手工织布―地区内消费’的关联为特色的传统棉业中，引起了手工织机棉织物业的发展。”这与笔者在第四章分析的日本的情况相类似。从此，“作为商业作物的棉花栽培—近代纺纱业”的近代链与“手工织布―地区内消费”的传统链互补结合，开始了新的发展，杉原将其命名为“棉业基轴体系”。

笔者想通过中井英基追踪中国农村传统纺织业的工作，来印证这一主张。鸦片战争后，英国资本开始销售洋布和洋纱，但洋布对城市市场产生了影响，而对广大的农村市场没有任何影响。农村的衣料消费要求的是耐久力和保温，这一点，用传统粗纱手工织成的土布“比机械制品结实几层，而且有独特的温度，所以购买时即使价格比外国棉布高，由于使用的月份很长，所以也比较便宜”，结果，农民选择的是土布而不是洋布。但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进口廉价且适合织成土布的粗支印度棉纱后，使用印度纺制纱线作为经线、使用本地纺线作为纬纱的新土布的生产，伴随着生产地带的重组，覆盖了农村织造地带，中井详细追溯了这一情况（中井英基，1983）。在这一过程中，薄的西洋棉布完全没有渗透到农民厚实的日常着装和工作服领域，但从印度粗纱的进口开始，“半唐物”就迅速扩散到这个领域，这与日本的情况一模一样。中井还观察到，随着日本纺织业的发展，中国向日本出口的棉花增加，作为商品作物的棉花栽培变得活跃起来，不久之后它就会与中国的近代纺织业联系起来。杉原将这种“棉花栽培-近代纺纱业”和“手工织布-地区内消费”的并行发展命名为“棉业基轴体系”。

“棉业基轴体系”的发展带来的农民、工人的追加购买力，主要面向主食用谷类、若干香料、海产品等，而从东南亚流向印度、中国、日本的大米、砂糖等则代表着适应其需求的发展。另外，从进入20世纪开始，日本开始向东亚出口大量棉布和杂货。印度的棉针织内衣，东南亚的火柴，中国的内衣、袜子、足袋，中国沿海的肥皂、牙刷、药品、灯具、洋伞等，应该被称为与各地区传统商品不同的亚洲型近代商品，多少与这些地区的生活方式的西式化联系在一起。这些从日本出口的杂货，虽然产品是西式的，但是其生产形态是典型的手工业，是和传统工业相同性质的发展。

以上亚洲间贸易的进展，反映在四个地区的产业分工，不折不扣地反映了亚洲工业发展。但是，要支持这样的贸易发展，当然要发展亚洲间航线网，完善各港口，建设连接内陆和港口的铁路，发展煤炭补给、电信、金融、保险等相关事业。与这些活动相关的技术大多是从欧美转移来的，同时，必要的材料、设备、机械也全部从欧美进口。向欧美出口的初级产品起到了维持这些进口的作用。在拉丁美洲地区和非洲地区，初级产品的出口是这些地区与西欧的从属关系的起点，而亚洲则以使地区内贸易的基础设施结构近代化的进口货来源的形式，成为地区内各国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量。

杉原对亚洲间贸易和亚洲经济增长的描写，是笔者所描绘的作为两个派别发展的互补发展，其与明治的工业化具有相似的结构，该发展存在于这个时期的整个亚洲，而本书所描绘的日本的发展也通过亚洲间贸易与亚洲的发展融为一体，特别是近代纺织业的发展和手工业依赖型消费品工业的发展与亚洲间贸易的增长是不可分割的。

亚洲间贸易的发展，除了亚洲各国历史上大陆沿海海运有较强的相互交流的条件外，还建立在川胜平太指出的东亚棉业以短纤维棉―粗纱―厚布料的联系为特征的历史地理条件（川胜平太，1977）。为什么印度纺制的纱线是亚洲发展的开端，而不是西欧的纺制的纱线，这是因为印度纱线是以相对短纤维的印度棉为原料的粗纱。产于广阔的印度的棉花有很多种，但印度近代纺纱业使用的“印度棉”位于中纤维棉的美国棉和短纤维棉的中国棉中间。如第五章所示，在机械纺纱中，原料棉的纤维长度决定了容易纺出的纱线的粗细的范围。

以中国棉为原种的棉花在日本、朝鲜半岛、中国、安南（今越南）等东亚一带地区都有栽培，在该地区普及了以使用粗纱为前提的棉纺织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粗纱方面具有优势的印度纱线，能够带动这些地区的农村棉织业通过手织机发展其纺织业，以及为什么落后于印度成立的日本纺织业能够马上进入这个市场，与印度纺制的纱线同等竞争。亚洲的“棉业基轴体系”为粗纱有优势的两种近代纺织业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市场，与在细纱方面具有优势的西欧纱线和棉布相比，比较有优势。由此可见，明治日本的工业化融入了以亚洲间贸易发展为象征的“亚洲工业化”之中，为了不使日本的幼儿期工业直接暴露在西欧工业的强大竞争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杉原指出：“这在拉丁美洲地区和非洲地区是看不到的。”

但必须强调的是，棉业基轴体系也是受西方因素的强烈影响，在亚洲内部引发的发展。印度纺织业的发展，是在兰开夏制的纺纱机上实现的，杉原和川胜当然也十分明白，但第五章的整体分析，否定了为了用长纤维棉纺出细纱而发展的西欧的纺纱机，引发短纤维棉纺纱业发展的可能性。和日本近代纺纱业的成立一样，印度近代纺纱业的成立，是以美国南北战争引起的“棉荒”为契机，在英国兰开夏推行的印度棉纺纱技术的开发而来的。来自西方的欧洲工业经济前线，随着在地球上成为工业产品单一市场的强大作用。相比之下，亚洲棉业是西欧棉业不熟悉的“短纤维―粗纱”，在当时最有力的工业产品棉线和棉纺织领域，确实具有对西欧产品的进口壁垒作用，在一段时间内保障了受西方市场情况影响而引发的亚洲独自的棉业基轴体系下的成长。

不过，这是全球市场发展过程中一个阶段的竞争态势，正如下一节所述，在发展的下一阶段，欧美的有力工业产品将从纺织品向更近代的技术密集型产品转移。笔者认为，日本也好，亚洲也好，都不可逆转地进入与欧美工业产品更直接、更露骨的竞争关系。在下一节中，在考虑到这一点的同时，通过与欧美的比较来验证日本在近代技术形成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在20世纪10年代左右的到达点，在探讨下一阶段的矛盾和问题点的同时，结束本书。

中冈哲郎(1928~2014)，京都人，技术史学者，大阪市立大学名誉教授。李约瑟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机械工程”卷的日语译者。1953年毕业于京都大学理学部宇宙物理学专业。著有《工厂的哲学：组织与人》《汽车在行驶：技术和日本人》等10余部著作，参与编著《日本产业技术史》等书，参与多部技术史书籍的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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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剑，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日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教师。主要研究兴趣是日本近现代文学和日语教学研究，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译著4部，曾获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安徽省教学成果三等奖、淮北师范大学教学成果特等奖、淮北师范大学优秀教师等多项荣誉。

王蕊，女，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日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化，在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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