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愤怒，下一次将是烈火

“上帝给诺亚以彩虹为标记，不会再有洪水了，下一次将是烈火！”唐山打人事件带给我们的，是不安，是对未知的恐惧。在女性意识日益觉醒、女性主义浪潮高涨的当下，女性至今仍然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她们日日活在不安之中，不知视频中的事情何时会落到我们自己头上。他们会告诉我们，那种事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但MeToo以来事实则不断告诉我们，瞧，事情也发生在我身上了。火，已烧到了我们脚边。

今天摘选的内容选自《好不愤怒：女性愤怒的革命力量》，是《单身女性的时代》作者的新书，想借此书告诉所有尚在怒火尚受贬损与侮辱的人，你不是一个人。愤怒是正确的，愤怒是应该的，愤怒也是有必要的。别再一味克制忍让了，下一次将是烈火！

我一直在想当今女性应该如何表现自己的情绪，尤其是我们要花多少心思和精力去降低风险，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怒气冲冲。这是违背事实的，作为一名女性，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个完整的人，是个完全拥有尊严的人，那么面对性骚扰、性侵犯或者其他性别暴力的时候，发怒就是一种非常合理的回应。我也一直在思考另外一个问题：愤怒如何限制着我，把我引入歧途，同时又如何激励着我，带我去追寻答案，做出改变。

——莫伊拉·多尼根（Moira Donegan），推特用户

韦恩斯坦

1789年夏末秋初的那几个月里，攻占巴士底狱后的巴黎面临着严重的供应短缺。一些鼓动法国大革命的人提出要去凡尔赛宫举行一次抗议活动。人们谈论着要组织饥肠辘辘的巴黎人去路易十六居住的华美宫殿外进行大规模游行示威；不过，这一切还没开始着手。

10月5日清晨，一位巴黎妇女对面包长期短缺并且价格过于高昂愤恨不已，擂响了游行的大鼓。其他妇女很快加入进来，开始一起走过巴黎的街头。后来，更多的妇女加入了进来，有些人手持菜刀，有些人强迫附近的一座教堂敲钟，让人们注意到这场规模越来越大的游行。她们聚集在巴黎市政厅门口，要求获得食物和武器。

在女性的带领下，市政厅外聚集起了一万多人，他们拖着从市政厅洗劫的大炮，开始向凡尔赛宫出发。在凡尔赛宫外僵持了一夜之后，游行规模已经扩大到五万多人。第二天下午，她们带着国王一家回到了巴黎。

二百二十八年后的同一天，也就是2017年10月5日，也是没能成功阻止特朗普坐上总统之位的《走进好莱坞》录音曝光的一年后，《纽约时报》记者朱迪·坎特（Jodi Kantor）和梅根·图伊（Megan Twohey）发表了一篇名为《哈维·韦恩斯坦性骚扰数十年终食其果》的报道。这篇报道按时间顺序罗列了呼风唤雨的电影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遭到的多起性侵犯和性骚扰指控，那些指控者里包括了一些知名女演员。

这篇报道我等了将近二十年，盼了将近二十年，不能更急切了。

二十年前，在权力的作用下，韦恩斯坦殴打记者的身体攻击变成了“口舌”之争，而真正的“口舌”，也就是我出于记者的工作需要、向一位身居高位的男性提出的正式提问，却被报纸描述成“不合适”“惹人生气的”。尽管实际推人的是他，我们是处于被逼的弱势一方，但媒体却在他的控制下轻慢地指责我们“咄咄逼人”。

再明显不过了，向有权有势的男性发起挑战是危险的，也是不可能的。我记得这个身形巨大的男人怎样用尽全力冲我喊骂脏话，唾沫星子砸在我的脸上；我也记得看着他把我朋友拉到街上想打伤他时是怎样的感受。我之所以从来没有真正考虑过自己去报道这个事件，原因之一就是我清楚地看到了自己不可能赢过那样的力量，对方有着强健的体魄，还能操控当局来庇护自己的胡作非为。

一直以来，父权制滥用权力背景下的文化期待令人窒息，让女性觉得很难让别人相信她们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我们当然知道强奸和性骚扰都是不对的，毕竟安妮塔·希尔事件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然而，人们会对娱乐圈的潜规则习以为常，会怀念诸如路易斯·梅耶（Louis B. Mayer）之类冷酷严苛的传奇影业巨擘，也会怀旧地忆起那些为了拿到角色不顾一切、雄心勃勃的女演员，这些都写在我们富于想象的浪漫基因里。这种浪漫主义使得我们很容易就将有权有势的男性与需要点权力的女性之间的交易当成事情本来的运作方式，这也就为那些男性提供了一个保护罩。

与此同时，不那么浪漫主义的保护措施也都已就位：韦恩斯坦让雇员签署了复杂的保密协议；他向那些想曝光自己的记者提供更好的咨询类工作岗位和出版合同；他为政界的权贵之士提供资金，与他们建立起足够友好的关系，为自己罩上保护层，对可能在权势较弱者中的流言充耳不闻。几十年来，那些真正想报道这些故事的记者都撞上了一堵强大的权力之墙，这些权力摆平了挑战者们：雄心勃勃的演员，脆弱的助理，所有那些事业、薪水和名声都掌握在韦恩斯坦手里的管理人员和他们的下属手中。

如今，突然之间，这种权力失去了平衡。韦恩斯坦滥用权力的行径暴露在阳光之下，是的，当然包括他痴迷于让女性在性行为上屈从于自己的恶行，但除此之外，还有他那些纯粹想要让人屈服、令人受辱的行为，强迫别人给他按摩、当着别人的面自慰、不断地贬损别人，将自己手中的权力转化成一种堕落至极的武器。

2017年，这些记者和故事讲述者终于擂响了游行的战鼓，将成千上万的女性带到街头，坚决提出意义空前的指控，逼迫国王们离开他们那守卫得密不透风的宫殿。

愤怒之窗已经开启。

对男性发火

不同时代的女性运动都面临过的几个重大挑战里，有一个终极难题，那就是很难说服女性向男性——她们最直接的压迫者——持续公开地表达愤怒。

这种难题由许多因素导致，也让我们回到这样一个事实：和美国其他种族、民族或者宗教群体不同，女性不是被压迫的少数群体，而是多数人口，对于所有区域、宗教、种族和民族团体来说，她们都是家庭、家人、个人关系网和职业人际网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几乎每个男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女人，每个女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男人。

性别歧视和厌女思想的顽固之处就在于，即便我们意识到、也真的感受到自己因为性别而遭到形形色色的压制与剥夺，女性仍必须面对的事实是，很多情况下那些坏男人也是我们的好男人：他们是我们的枕边人、心上人和家人。他们是我们的兄弟、父亲、叔伯、朋友、恋人、丈夫、室友或者儿子。

我们爱他们。

我们也常常会需要他们，需要他们成为我们的同事、家人、男朋友、好哥们儿，帮助我们养育子女，和我们一起养家糊口。男性在职业和经济上拥有比我们多得多的权力，因而经常是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导师、给我们批假的人，我们仍然依赖他们给我们晋升加薪，指派任务。白人男性有着巨大的政治力量，因此女权主义者和左翼女性活动人士也常常较大程度地依赖他们，让他们成为代表，成为倡导者，成为党派领袖。挑战他们的权威就有可能危及整个政治派系，连累他们的保护势力和拥趸——这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议程。

当然，正是这样的现实、这样的依赖，使得有权有势的男性能够对那些拥有较少权力的人施以歧视和虐待。也正是这样的现实让女性在恐惧、危险、爱情和忠诚中止步不前，不愿为自己和其他女性遭到的虐待发起愤怒反击。

愤怒给女性所依赖的关系带来的潜在损失是切实存在的，损失可能在情感和物质上都有。女性向男性的权威或权力滥用发起的挑战可以让家庭陷入混乱，让婚姻宣告终结，让女性职员遭到解雇，或者让很有可能是其他女性同事或者女性家庭成员经济来源的男性职员遭到解雇。女性对这些后果有着深深的惧怕（加之一直以来对自己可能会徒劳无功的惧怕），仅仅是这种惧怕就能够阻拦她们，让她们不去表达自己对男性的愤怒，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她们自己很可能都感觉不到这种愤怒。

获得平静的方法就是不去生气，不去思考我们与男性日常互动中充斥的那些令人憎恶的不公正现象：双重标准、漠视女性的才智、物化女性、性骚扰、薪资不平等、差别化的家庭角色期待和负担、不平等的代表权以及日常的言语歧视等。很多时候，不去对这些现象进行考虑、予以反击，就能让一切变得简单，因为反击通常意味着要与你更愿意一直抱有好感的男性作斗争。

“你一旦知晓，就没法回到不知情的状态，”朱迪思·莱文（Judith Levine）在1992年出版的书籍《吾敌，吾爱》（*My Enemy, My Love*）中写道，“你不能报名参加抹去意识的组织⋯⋯新知识也不能消除之前的感受⋯⋯如果你也爱着那个仇恨对象，情感上需要他，物质上依赖他，觉得自己必须安抚他或者害怕打扰他，要怎么办呢？“二战”之后的女权主义以及女性生活中一个不言而喻的重要主题就是——与公认的压迫事实带来的愤怒⋯⋯斗争。”

“#MeToo”运动引发大量性侵指控期间，许多支持这起运动的女性同时也与那些遭到性侵指控的男性公众人物关系亲近，其中有些人就着力描述了这种矛盾心理给自己带来的痛苦。

《CBS今晨》节目秀主持人盖尔·金（Gayle King）的前任搭档查理·罗斯被三十多位女性控告性骚扰、性侵。对此，金讲道：“在过去的五年里，我和查理是朋友，是搭档，我非常敬重他。这真的让我很纠结，当你非常关心的人做出这么可怕的事情，你能说什么呢？我一直在想那些女性是多么的痛苦，她们的尊严、她们的身体，可能还有她们的事业都遭遇了什么。”[1]

喜剧演员萨拉·西尔弗曼（Sarah Silverman）的挚友、同样身为喜剧演员的路易斯·C.K.也遭到其他喜剧女演员的控告，称他未经同意就在她们面前自慰，并且利用自己的权势在职业上打压那些传出此事的女演员。西尔弗曼指出，曝光这种普遍存在的性骚扰文化的过程，就像是“切除肿瘤：混乱复杂、带来疼痛，但是必须进行，也会让我们都更加健康”，不过这也“糟透了，有一些我们的英雄会被打倒，我们会发现自己喜欢的人、有些时候还是自己爱的人做了坏事”。她提及自己和路易斯多年的友谊时讲道：“我爱路易斯，但路易斯的确做了这些事情。这两句话都是真的。所以我一直在问自己：你能爱一个做了坏事的人吗？希望你不会介意，我既为被他错待的那些女性感到愤怒、对允许这种行径发生的文化感到愤怒，但同时又感到伤心，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啊。”[2]

这不仅是那些女性指控者和被指控者朋友的痛处，同时也是那些不支持“#MeToo”运动的人急切想要利用的弱点，他们想以此来抵制女性愤怒，制止这起运动。“当我们开始把所有东西都并到一起放到一个篮子里，”保守派人士、福克斯名嘴格瑞格·古特菲德（Greg Gutfield）警告说，这些性侵投诉的覆盖面已经变得太广，“我们将会开始伤害你们的父亲，你们的兄弟，你们的儿子，你们的祖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退休主持人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遭到一位前同事的控告，称他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进入她的酒店房间试图强吻她，于是他深更半夜写了一封虚情假意的自辩信，声明：“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是一位丈夫，一位父亲，一位祖父，一位记者，一位公民。”

那年5月，萨曼莎·比愤怒谴责刚刚辞职的纽约总检察长埃里克·施奈德曼（Eric Schneiderman）时，阴郁地开玩笑讲道，那些和我们关系亲近的男性在情感上束缚着我们，这种束缚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束缚，也是政治情感的束缚。施奈德曼曾作为嘉宾上过她的节目，也曾被她称赞为女权主义超级英雄般的检察官，是女权主义者的依靠，如今却遭到爆料称他会家暴自己的女友。

“你为女性做的那些杰出的法律工作并不会赦免你，”她在一次堪称核爆级别的开场独白里怒吼道，“也不会让我有半秒的犹豫，迟疑要不要在电视上撕烂你的臭嘴脸。我他妈一点都不在乎。要是有必要的话，我可以来一出名为‘我爸是个怪物’的演出⋯⋯埃里克·施奈德曼，你就是个垃圾，我们不需要你。”

萨曼莎·比的愤怒在2018年能引起共鸣，部分原因就是人们对于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感到惊讶，这让人解脱、也让人生气。等了多少年的时间，经历过多少紧急情况，如今才有这么多不公暴露出来，让人如同遭遇电击般震惊，才终于激起大量女性向自己生命中的男性——她们选出的官员、她们的父亲、她们的伴侣、她们的上司——真正发起攻击，对他们讲出萨曼莎·比在那七分钟的开场独白里向埃里克·施奈德曼一遍又一遍重复的话：操，操，操。

在大众文化里，一位喜剧演员在自己的节目里这样发泄愤怒，也许会让人觉得起到了宣泄的效果。但这之所以会让人觉得解气，其中一个原因正是因为对于那些没有自己表演舞台的女性来说，在工作场所或家中释放任何类似的愤怒都有可能付出高昂的代价。

“我看到那些大声说出来的人都人间蒸发了，”公开指控约翰·霍肯伯里（John Hockenberry）性侵的电台制作人克里斯汀·梅因策（Kristen Meinzer）在与其他“#MeToo”故事讲述者的一次对话中讲道，“我不能丢了自己的工作。”她接着指出：“大部分时候我们被教导的都是，作为女性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保持心平气和，面带笑容，遇到什么事情咯咯一笑，说一句‘没关系的’，哪怕你并不那么觉得⋯⋯作为一名女性，你要怎么保住自己的工作，保卫自己的空间，保护自己的身体安全？很多时候的答案就是：我们必须要保持友好。”[3]

不做友好的女士

当然，一直以来也都有女性在遭遇政治危机或个人危机之时，富有革命性地决定不再保持友好，尽管她们通常都很清楚这种决定会给个人和政治带来怎样的影响。

“不要把无限的权力放到男人的手中。”阿比盖尔·亚当斯，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夫人，在1776年春天颇有先见之明地告诫过自己的丈夫，“记住，只要有可能，男人个个会变成暴君。如果不能给予女性特别的关心和照顾，我们肯定会酝酿一场反叛。”

七十二年之后的1848年，两百位女性和四十位男性聚集在纽约州塞内卡福尔斯，起草了《感伤宣言》。《感伤宣言》模仿了1776年北美殖民地人民起草的《独立宣言》，阿比盖尔的丈夫约翰·亚当斯也曾在上面签过名。和《独立宣言》一样，《感伤宣言》也是一份关于独立的声明，是女性对于男性权力的直接指责，似乎也是阿比盖尔预示过的叛乱成了真。“人类的历史是一部男人对妇女不断伤害与掠夺的历史。”《感伤宣言》里这样写道。宣言声称，这些伤害与掠夺的目的是“在妇女之上建立绝对专制暴政”。

接下来，宣言里描述了这种暴政：

男人从未允许妇女行使其不可剥夺的选举权。

男人强迫妇女服从那些她无权参与制定的法律⋯⋯

一旦结婚，在法律意义上，男人便使妇女丧失了公民的权利。

男人剥夺了妇女的全部财产权，甚至包括支配她挣得的工资的权利。

⋯⋯在订立婚约时，妇女被迫发誓听命于丈夫，而丈夫，在实质上，则成为她的主人——法律授权男人，允许他褫夺她的自由权、对她行使惩罚权⋯⋯

男人制定离婚法⋯⋯完全忽视了妇女的幸福——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是建立在男人至上的错误假设之上，将所有的权力置于男人之手中。

男人几乎垄断了全部有利可图的职业；在允许妇女从事的职业中，妇女所得到的报酬都是微不足道的。

男人封闭了所有能让妇女通向财富和名望的途径，他认为财富与名望是男人最体面的荣耀。妇女从未能成为医学、法学或神学的教师。

男人拒绝向妇女提供全面教育的便利——所有大学的校门都对妇女关闭着。

男人允许妇女在教会以及政府机构任职，但只能处于附属地位⋯⋯

男人竭尽全力试图摧残妇女对自己能力的自信，贬低她的自尊，迫使她心甘情愿地过着听人摆布的凄惨生活。

这是一份颇具颠覆性的声明。这些妇女参政论者通过模仿《独立宣言》，运用美国人推崇的那套表达正当愤怒的语言和逻辑——那些建国之父的愤怒，也就是白人男性对自由遭到限制的愤怒——来代表一个自由受到限制的群体表达愤怒，而这种限制，是那些建国之父在他们表达自己的正当愤怒时就开始设下的。

这份宣言呼吁独立的时候，也概述了依赖关系的基本构成要素，正是这些要素形成并且强化了性别权力的不平衡，让我们走到了当下，也就是一百七十年之后的这一刻。

那些起草宣言的女性知道这份宣言不会受到欢迎。“我们知道，肯定会有不少的误解、歪曲和嘲笑。”

她们的预料是对的。历史学家玛约莉·斯普鲁伊尔（Marjorie Spruill）指出：“出离愤怒的报纸编辑们公开指责这次会议令人震惊、骇人听闻，不符合妇女身份，也违背常理，嘲笑她们是亚马逊女战士，是极度缺爱的老姑娘。”[4]《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创始人老詹姆士·戈登·贝内特（James Gordon Bennett, Sr）极力反对废除奴隶制和妇女参政论，他将那些活动家称为“一群三教九流的狂热杂种，一些婆婆妈妈的男男女女，一些亡命天涯的奴隶和疯子”。他预言说，“她们这些恶魔般的计划若全部实现，美国将变得沦丧，变得令人厌恶，荒淫无度。”纽约州尤蒂卡市《奥奈达人辉格党日报》（Daily Oneida Whig）上一篇未署名文章则哀怨地问道：“以前有过这么可怕的反抗吗？这是女性气质有史以来遭遇过的最让人震惊、最怪异反常的一次事件。如果我们的女士坚持要去选举、去立法，那么绅士们，我们的晚饭在哪里？”[5]

一百多年后，同样的问题再次浮出地表，那是在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之后。那次大规模女权主义运动由弗里丹《女性的奥秘》打响，后来被更为激进、有着各种诉求的女权主义活动人士接手，与当时恰好也在开展的性解放一道，促成了外在环境和法律制度的变革，让女性得以重新定位自己在生活中与男性的关系。第二拨女权主义活动人士要求为女性提供更多的教育和就业机会，提供更好的法律保护，保护女性免受强奸、性骚扰和职场歧视的伤害。女权主义者为实现节育和堕胎合法化而战，也力争让法律保障女性能够更容易地从不幸的婚姻中脱身；她们也围绕色情文化展开斗争，致力于为女性的性欲正名，建立女性的性自主权和自决权。

在许多方面，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试图解决的仍然是《感伤宣言》中列出的那些不平等议题。一部分原因是宣言列出的需求涉猎较广，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女性虽然的确成功扩大了教育和就业机会，修改了一些财产法，但在宣言起草后的七十多年里，她们真正取得的重大胜利不过是《第十九条修正案》。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女权主义革命运动持续了不到二十年，但女权主义活动家们却在短时间内促成了许多改变，她们向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其中的观念发出迅猛的挑战，从而改变了她们婚姻中的权力关系，使她们的丈夫陷入不安和困惑，让他们突然之间遭到指责，而那些行为和态度他们以前从不觉得有问题。许多男性以为自己和妻子是怀着共同的期待走入婚姻的，但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提出的“个人即政治”一下子让这些期待变得苍白。那些男性没有做错什么，是游戏中途改了规则；他们的晚饭再也不一定会摆好在桌上了。

美国计划生育协会前主席塞西尔·理查兹写道，自己的父亲是一位进步主义人士，身为律师的他为工会而奋斗，为选举权和民权而战，却被女性运动打败。塞西尔的母亲安同样是一位进步主义人士，她在70年代参加了争取《平等权利修正案》的运动，自己也随之发生了转变。这让塞西尔的父亲困惑不已。“他的妻子以前会精心养育孩子，照顾每一只我们带回家的小猫小狗，操办晚宴聚会，自己种有机蔬菜，”塞西尔写道，“在爸爸成长以及生活的环境里，家里的女性们投身于这些义务劳动，没有自己的事业。如今对他（以及许多他这一辈的其他男性）来说，家庭生活有可能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我想这一定让他挺害怕。突然之间，关于女性角色和女性抱负的那些骚动不再只是出现在电视上，而是真实地发生在我们家里。”塞西尔父母的婚姻和那个时代里的许多其他夫妻一样，以离异告终。[6]后来，安成了得克萨斯州州长。

生活在这样一个婚姻迅速瓦解的时代里当然谈不上有意思，但不妨让我们停下来承认，生活在一个无法离婚的时代同样也不会让人开心，哪怕是存在家暴的不幸婚姻，也很难让女性从中抽身。然而，女权主义一把撕裂了异性恋婚姻的期待，离婚的大潮迅速席卷而来，很多激烈的分歧也由此产生。许多小孩为此遭受痛苦，许多女性和男性也因此备受煎熬。这股离婚潮引发的混乱让本就特别强大的反女权主义阵线更是找到了把柄，宣称女权主义者在其政治目的上与家庭、与男性、与婚姻为敌。

“如果说有什么是女权主义者喜欢的，那就是离婚。”菲利斯·施拉夫利低声细语地讲道，这是她喜爱的讲话方式，一直到去世她都是这样讲话。[7]当然，她没有承认的是，女权主义者喜欢的是性别平等，并且第二波女权运动期间以及之后发生的离婚，常常是因为女性拒绝与那些不想拥有对等关系的男性继续保持法律上的契约关系，或者是因为她们意识到如果自己能够拥有经济保障，那么就没有必要继续留在那些遭受虐待或者让自己不开心的婚姻里。

历史学家斯蒂芬妮·孔茨（Stephanie Coontz）写到婚姻史时指出：“女权主义并没有让好的婚姻变质。”[8]但女权主义的确向男性发出了挑战，要求他们变得更好，也为女性提供了机会，让她们能够从自己的志向和渴望出发，而不再是围着自己的丈夫来规划人生。事实上，这种从婚姻中逃脱、走上其他人生道路的机会，与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在《感伤宣言》里痛声疾呼的诉求惊人地相似，也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婚姻改革者们反复谈及的内容。

男性权力一旦遭到质疑、冲撞、斥责和挑战，他们似乎就会觉得不适，而任何形式的不适都常常让男性觉得难以承受。

美国体操队前队医拉里·纳萨尔（Larry Nassar）被指控对100多名年轻女体操运动员实施了性侵，他在2018年接受庭审时抱怨，不得不听着这么多女性对他指证，他很不自在，害怕自己会晕过去。参议员杰夫·赛申斯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会就是否参与俄罗斯干预2016美国大选接受质询时，尖叫着说卡马拉·哈里斯连珠炮似的质询让他“紧张”。[9]回想一下，乔治·斯蒂芬诺伯罗斯采访参议员查克·舒默时，问起他对女性大游行的反应，说的也是“您听到的那些都让您觉得自在吗？”就好像舒默感觉自不自在才是最紧要的关切。

更令人疲惫的是，有一种越来越常见的说法认为，女性的拒绝或质疑给男性带来不适感是某些男性对女性施暴的原因。玛乔丽·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一位被开除的学生回校枪杀数人后，有位名为伊莎贝尔·罗宾逊（Isabelle Robinson）的幸存者告诉《纽约时报》：“网上的很多评论让我很不安，有人说‘如果枪击者的同学和伙伴对他好一点，这次枪击事件也许⋯⋯永远都不会发生’。”

许多有权有势的男性，以及那些想与他们保持良性纽带的女性，都会努力缓解男性的不适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他们的理解与观念里，任何扰乱男性、让男性觉得不舒服的事情都不正常、有问题，会带来破坏；他们并不觉得这些是早该发生的纠错举动。

“因为我们不带丝毫歉意地指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就将我们女性视为极端分子公开谴责，这是一种通常都很奏效的威胁策略。”安德丽娅·德沃金1987年出版的《性交》（*Intercourse*）探讨了性别政治以及性别带来的不平等，她在前言里这样写道，“女性的表达，不管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常常会被男性当成暴力给出回应，有时甚至会得到男性的暴力回应。所以我们会压低声音。女性会低语。女性会道歉。女性会闭嘴。女性会淡化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女性会畏缩。女性会撤退。”

称自己为激进的女权主义战士，生前饱受争议，坚定以女权主义立场反对色情文化暴力。自创词gynocide（由genocide-种族屠杀与gynoecy-雌性两词合成）

安德丽娅·德沃金没有撤退，没有畏缩，也没有调整自己的话语去迎合男性的喜好。作为一位激进奔放、充满愤怒的女权主义作家，她的思想与写作鼓舞人心、充满激情，即便放到今天，读到她作品的读者也会燃起怒火。

德沃金年少时曾遭到性侵，和第一任丈夫结婚后被家暴，后来在荷兰做了一段时间的援交，才走上了女权主义的道路。参与女权运动之前，她也参加过其他社会运动，包括反越战、反种族隔离等。她和激进女权主义律师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就像是20世纪版的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德沃金负责写，麦金农则是行动导向的实干家。她们大胆触及了《第一修正案》中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提出立法禁止色情作品。

在反色情产业的斗争中，德沃金和麦金农并不是在孤身作战。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奥德丽·洛德等很多人都呼吁为色情产业设立限制，曝光色情产业从业者对女性的歧视与虐待。但是德沃金和麦金农走得最远，她们在1983年起草了一系列的反色情产业民权法案，将色情产业视为对女性民权的侵犯，力图予以禁止。她们首先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后来又陆续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剑桥（美国马萨诸塞州）、贝灵厄姆和华盛顿等地继续开展，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或失败。她们此举也开启了女权主义者的内部斗争——再一次地，就像是斯坦顿和安东尼那样——一派是自称为“倡导性交派女权主义者”，另一派则是德沃金和麦金农引领的反色情（尽管她们解释说自己并不反对性交）女权主义者。最后，赞成一派取胜。

第三波女权主义浪潮代表，“新新闻主义” 代表作家，演讲家。《内在革命》《无耻行为和日常生活的反叛》《言语之上》《仿佛女人重要一般》等为其代表作，国内有出版她的自述《在路上：我生活的故事》。2013年被授予总统自由勋章。

德沃金的《性交》里最出名的一句话可能就是“侵犯是性交的同义词”，这句话被许多人理解成她认为所有的性交都是强奸。此后多年，德沃金都坚称这是对她的误解，她认为“性行为一定不能把女性置于从属地位，必须互惠互利，男性不能只为了满足自己而做出侵犯”。然而，她却始终无法摆脱那种粗糙的误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曲解能够把她打造成一个疯狂、偏激、不可信的异端分子，言谈举止都背离男性建立的女性审美标准（德沃金非常胖，经常穿背带工装裤）。因为假使她精神紊乱，人们就能够诋毁她肆无忌惮地对性别歧视的权力结构表达愤怒，也让她的愤怒变得不再正当，不再合理。

“人们不只是不同意德沃金的观点。他们还恨她。”后世的批评家里，最深切怀念德沃金的记者阿里尔·利维（Ariel Levy）这样描述她。这种描述也可以放在美国许多其他挑起争论的女性公众人物身上，其中有很多人和德沃金的激进立场几乎毫无干系，这意味着招致憎恨的并不是具体的意识形态，而是男性的舒适感和优越感遭到的威胁。“对于她的诽谤者来说，”利维接着写道，“她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恐怖化身，是美国最愤怒的女性。”

德沃金的愤怒引发的谴责随之带来了更为致命的威胁，那就是她这种毫无歉意的愤怒可能会被指责让其他女性对女权主义失去兴趣，甚至避之不及。2005年德沃金去世后，英国《卫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夹枪带棒：“德沃金真正的遗产是，如今有太多年轻女性宁可被一只疯狗咬，也不想被别人当作女权主义者。”[10]这种说法相当落井下石：暗指她这种愤怒的表达将会让一整代女性都不太愿意去表达自己的愤怒，反而更情愿故步自封。

德沃金落得这种名声，本身就证明了她很多观点的正确性，尽管在色情产业、性工作等问题上她的观点值得商榷。德沃金的表达方式就是她要传达的讯息，也正因为这样，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曾经称德沃金的女权主义是“《旧约》里的先知，在山上怒不可遏地讲出真话”。

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是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她曾经说过，“玩不了风趣。”《纽约时报》上刊登过一篇洛尔·迪克斯坦（Lore Dickstein）为德沃金1988年《战地来信》（*Letters from a War Zone*）写的书评，其中写道：“安德丽娅·德沃金要说的很多东西都是重要的⋯⋯但她说出这些的方式常常会破坏她的论点⋯⋯冲击着人的耳朵，捶打着人的心脏；让人祈求从这无休止的长篇大论中赶紧解脱。不过，这也正是德沃金女士想要表达的，她想传达的不仅是那些信息，还有这种方式：紧追不舍，纠缠不休，以刺耳的语调、愤怒的表达，来回应遭到的漠视，甚至是礼遇。”[11]

写这本书期间，以及经历“#MeToo”运动期间，让我觉得最难过的就是意识到德沃金不能亲眼看到正在发生的一切。我并不觉得“#MeToo”运动会让她心满意足，虽然我的确希望她看到这一切会感到振奋。让我伤心的远不止于此，而是像利维指出的那样，德沃金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从来不怕说自己渴望被读到、被听见、被理解。2016年大选结束后的这几年里，女权主义对话逐渐达到顶峰，有些时刻与德沃金作品里表达的精神是如此的契合，我在重读她的作品时发现，有些让她在那个时代遭到大众政治讨论排斥的观点，如今——就在这周，这个下午——也许会让人觉得恰如其分，甚至能够在推特上赢得一些火焰表情。

“女权主义正在消亡，”安德丽娅·德沃金写道，“因为这么多自称女权主义者的女性都在通敌，都是懦夫。”而“男性是狗屎，并且他们还引以为傲”。此外，对于那些西方经典的白人男性小说家和他们的性别歧视，“我喜爱这些男性创作的文学作品，但是我并不会像他们所写的那样度过我的一生，就好像那才是真实的”。写这章的时候，我把这个观点发在了推特上，很快就获得了三百个赞。

我原以为这无情又凶猛的“#MeToo”运动只会持续几天或者几周，但它却延续了好几个月，并且在短暂减弱后又以更猛的势头归来，无情地曝光着系统性的权力滥用，人们发起诉讼，成立委员会，为遭到骚扰的女性争取法律保护。这起运动让我知道，当代女性可没心情扮友好，哪怕停下手来本可以让一切都变得非常简单、非常容易，能让所有的风险和不适都消失不见。

她们让我想起德沃金那推土机般的坚决，以及她不愿向更容易之路屈服的决心。她曾写道，自己从事的工作“不会说‘原谅我吧’或者‘爱我吧’，也不会说‘我原谅你’或者‘我爱你’。⋯⋯不。我会说不”。

[1]CBS This Morning, “Gayle King and Norah O’Donnell respond to Charlie Rose allegations,” YouTube Video, 3:18, November 21, 201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Ip6xSP7ds.

[2]Bryn Elise Sandberg, “Sarah Silverman Addresses Louis C.K.’s Sexual Misconduct:‘It’s a Real Mind—-,’” Hollywood Reporter, November 16, 2017, https://www.hollywoodreporter.com/live-feed/sarah-silverman-addresseslouis-cks-sexual-misconduct-a-real-mindf-1059117.

[3]“To Tell the Truth,” The Cut, video, December 20, 2017, https://www.thecut.com/2017/12/rose-mcgowan-harvey-weinstein-sexual-assault-and-harassment.html?utm_source=nym_press.

[4]Marjorie Spruill Wheeler, ed.,*One Woman, One Vote*(Troutdale, OR: NewSage Press, 1995), p. 38.

[5]E. W. Capron, “Women’s Rights Convention,” National Reformer, August 3, 1848, http://facstaff.elon.edu/dcopeland/fourth%20hour/seneca%20falls.pdf.

[6]Cecile Richards,*Make Trouble: Standing Up, Speaking Out, and Finding the Courage to Lead*(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8).

[7]Beverly Willett, “ ‘Feminists Love Divorce!’ ” Huffington Post, May 25, 2011, https://www.huffingtonpost.com/beverly-willett/feminists-love-divorce_b_825208.html.

[8]Jill Brooke, “Did Feminism Cause Divorce?”Huffington Post, May 25, 2011, https://www.huffingtonpost.com/jill-brooke/did-feminism-cause-manyd_b_836327.html.

[9]Tracy Connor, “Larry Nassar Complains It’s Too Hard to Listen to Victim Stories,”NBCNews.com, January 18, 2018, https://www.nbcnews.com/news/usnews/larry-nassar-complains-it-s-too-hard-listen-victim-stories-n838731.

[10]Havana Marking, “The Real Legacy of Andrea Dworkin,”The Guardian, April 15, 2005,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5/apr/15/gender.politicsphilosophyandsociety.

[11]Lore Dickstein, “Street Fighting Feminist,”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9, 1989, https://www.nytimes.com/1989/10/29/books/street-fighting-femini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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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愤怒：女性愤怒的革命力量》[美]丽贝卡·特雷斯特 著，成思 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22目 录序言第一部分 火山爆发・第一章 沉睡的巨人・第二章 盛大的幻象・第三章 我们不再乐观・第四章 不满的寒冬第二部 美杜莎们・第一章 控制你的脾气/管好你的嘴巴・第二章 诱捕的圈套：狂怒的高昂代价・第三章 装扮你的愤怒・第四章 少数派如何统治第三部分 女巫季节・第一章 逍遥法外・第二章 谁都别信・第三章 连带损伤・第四章 同情魔鬼第四部分 那些愤怒・第一章 行动主义的欢欣・第二章 恢复性司法・第三章 我的姐妹在这里结论致谢译后记编辑丨华昭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