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野常宽丨“亚文化的季节”及其终结

御宅族作为“影像的世纪”（20世纪）产生的新人类，是日本亚文化的代表，其诞生与发展与日本历史及社会变迁息息相关。透过亚文化表象可以观察和分析日本社会的经济、阶级、文化等问题。宇野常宽梳理了1960年代至近年来的全球政治与文化转向，指出“亚文化的季节”起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左翼运动的破产，并且深受美国加州意识形态兴起的影响。通过对嬉皮士、赛博朋克、高达、AKB48等众多全球政治文化现象及文化符号的分析，宇野常宽指出了亚文化代表的虚拟世界与日本现实社会的诸多同构性。以漫画、游戏、动漫等为代表的御宅族文化是战后日本亚文化的核心，也是日本社会倒错的幼态成熟(Neoteny)的生动写照。作为日本当下最为活跃的评论家之一，宇野常宽著作的首个中译本《给年轻读者的日本亚文化论》于近期出版，本文是该书的第一讲。宇野在本文中提纲挈领地梳理了日本亚文化的“前世今生”，同时诠释了自己的问题意识：通过对亚文化的分析探讨在“政治的季节”及“宏大叙事”终结后，如何重新展开对战后日本历史与社会的认识。论述中也可以隐约看到，他对“亚文化”时代的日本叙事存有不满，并在书中提出了新看法。

从“御宅族”的角度思考日本社会

大家好，我是宇野常宽，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将由我来主讲亚文化论这门课程。在座各位当中如果有人知道我的话，我想大概是因为我曾经出演过广播剧或者电视台的谈话节目，你们看到过我在节目中谈论社会问题。不过总的来说，我不是社会领域而是文化领域的评论家，我的专业是亚文化，尤其是以动漫、偶像等御宅系的文化为讨论对象。

当代日本最为活跃的青年评论家之一。

我想从这样一个问题来开始这门课，即我这样的人为何要谈论社会问题？我想将我对自己与社会的关系、亚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关系的一些思考作为讨论的出发点。

我刚才说自己曾出演节目，但是我出演之后就引发了很多抱怨，他们说：“不要让那个家伙上电视！”为何会这样呢，因为我在现场直播的节目中表现得完全“不懂察言观色”。

请允许我将话题稍微往前切换一下。在新安保法案¹表决通过的第二天，我碰巧参加了一档名为《SUKKRI!!》²的晨间秀节目。我本人自不必说，还想当然地以为节目组也要以这个问题为中心展开讨论，于是就这样进了摄影棚。但是，节目组只在开头几分钟轻描淡写地介绍了一下新安保法案的新闻，之后几乎没有再提及。取而代之的偏偏是，一则当日节目的主角持续讨论了一二十分钟的发生在北海道的新闻，新闻内容是一位热爱养狗的大婶被朋友喂养的狗咬死了。当然，有人去世，这并不是什么好笑的事情，但是说到底这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在节目里强调的，甚至让人惊呼“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所以实在对不起，我根本没办法一本正经地说“哎呀，没想到养狗这么恐怖呢”之类的话。当时我正在想，要是轮到我说话，那就太讨厌了，而就在这时不经意地和主持人加藤浩次先生的目光对视了一下。加藤先生于是立刻就问我：“宇野先生怎么看？”我其实犹豫了一瞬间，也真的想过要说“哎呀——，没想到养狗真是恐怖呢”之类的话，但还是觉得在这里应当对自己的想法直言不讳，于是我就说：“不不，今天不是没必要非得围绕这条新闻讨论十五分钟吗？”然后，录影棚里瞬间冷场，几乎要成为播出事故了。不过令我意外的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事后没说什么，但是后来也听说向电视台投诉的邮件蜂拥而至，网络上也有些闲得无聊的观众开始了大合唱：“让那个不懂事的家伙下去吧。”

顺便说一句，我虽然认为当前日本政权的军事外交政策只不过是鹰派的主张罢了，但是像左翼人士那样认为只要遵守宪法第九条就可以了，这样的主张也只是在说梦话。

2015年7月15日，日本众院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了新安保法案。法案包括《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和《国际和平支援法案》，该法案的主要目的是解禁日本自卫队的集体自卫权，于2016年3月29日起正式实施。安保法案违反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日本放弃使用武力和交战权，不得拥有军队。一经公布即引发日本社会，特别是知识界的广泛抗议。

言归正传。让我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除了我之外谁都没有讲出那样的话？为什么在新安保法案通过的第二天，非得要拖拖拉拉地讨论爱养狗的大婶被狗咬死的新闻？根据我自己的揣测，当天在座的人基本上——包括加藤浩次先生在内——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在电视台晨间秀的直播场合不能介意那样的问题——简言之，不能介意电视台事先设定好的问题，那里就是这样一种氛围。当所有人都认为晨间秀是这样的，于是大家都停止思考了。

大家事先说好“不要提及这个问题”，或者让谈话顺利进行下去，这一点变成了最重要的，相反，整理和提出论点、深入讨论变成了次要的。维持那个场合的和睦气氛是最优先的，而一旦有人说了破坏气氛的话就会被谴责为“不懂事的人”。普通日本人是都能够读得懂那个场合的“气氛”的，但因为我是御宅系的人，所以读不懂那种“气氛”。他们就是这么看我的。

比如说，大家都会在LINE³上相互发送“好累啊”“好热”的动态，或者发送一些没有太大意义的图片。这其实并不是有想要特地传达的内容，仅仅是要表示在乎对方、你和我有关联的意思。这种交流是在确认“我们是朋友”或“我没有忽视你”这种熟络的氛围。这是一种为了交流的交流。而在日本社会，为了能够读得懂并确认这种“气氛”的交流是一种美德。事实上，大部分对我的投诉都是这样的：“加藤浩次先生那么努力地打圆场，你不要破坏气氛。”这样就让我束手无策了。如果让评论员掌握好气氛，不要谈论设定好的话题之外的内容，遵守这种不成文的规定，那么就没有办法展开讨论了。这个插曲恰恰证明，那种做法并不是为了让看电视的人去“思考”，而是为了让看电视的人“不思考”。

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在日本消费社会不断增长的过程中，现在被称为“御宅族”的一代人出生了。御宅族们想要表达自己的喜好或沉迷的事物时，往往会不分场合地脱口而出吧。比如，现在的“腐女”也会不分场合地脱口说出“阿松真是神谷浩史的新境界啊”⁴之类的话，而且不管对方对这个动漫作品有无兴趣。

御宅族恐怕是在日本现代社会当中首次产生的“不分场合地说话的人”。因为在自身之外强烈地感受到有喜欢的或珍惜的事物，所以“注意场合”的优先度就降低了。我也对“注意场合”不太关心，因此才能开门见山地说出眼前必要的话或想要说的话。这不仅因为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还因为除此之外我也不会别的交流方式。但是正因为拥有御宅族式的气质，所以才能够站到日本社会氛围之外，这一点很重要。这也是这门课程的主题，我想将“从御宅族的角度看现代日本社会”，不，应当是将“正因为是御宅族才能看到的现代日本社会”描绘成一种精神史。这就是我的想法。

导演: 藤田阳一/山口光/小高义规/安藤贵史/佐藤光敏/荻原露光/大野和寿/又野弘道/金森阳子/井之川慎太郎/日色如夏 首播：2015.10.5，片长：24分钟×25集

《阿松》（『おそ松さん』）是由赤冢不二夫于1962~69年连载于《周刊少年SUNDAY》（小学馆）上的搞笑漫画作品，单行本累计发行量超过1000万本，是赤冢不二夫的经典代表作之一。2015年日本Studio Pierrot公司为纪念原漫画作者赤冢不二夫80周年诞辰制作了同名电视动画。

亚文化与战后社会

我是以《零零年代的想象力》（『ゼロ年代の想像力』，早川书房，2008年/早川文库JA，2012年）这本书出道的评论家。这本书以九十年代后期及之后十余年间为观察对象，分析其间日本亚文化的故事结构是如何变迁的。书中虽然提到了大量的漫画、动画和游戏，但是基本没有论及社会问题。像我这样的人竟然能担任评论节目和新闻节目的评论员，这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事呢，我自己也感到很奇怪。

亚文化评论家为什么要从事讨论社会问题的工作呢？那是因为在讨论社会的基础上再去讨论亚文化会更加有效。对虚构世界的分析与对现实世界的了解息息相关，这也是本课程隐含的主题。在战后的某个时期，讨论亚文化与讨论日本社会整体是相等同的。这背后有着历史性的背景。

现在我把话题回溯到大约五十年前。大家知道五十年前是什么样的时代吗？是学生运动的全盛时期。当时“意识高涨”⁵（意識高い）的学生或多或少都会对政治活动抱有关心。这并不仅限于日本，全世界都是这样。因为在当时深陷越南战争泥沼中的美国，反战运动高涨，在欧洲和日本，马克思主义还保持着影响力，大家还能够坚信资本主义社会会终结，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是正确的。在当时，有知识就意味着本身就是左翼，意识高涨的学生也是以广义的左翼姿态介入政治。当时就是那样一个时代。

简称“全共斗”，是日本各大学的学生运动团体在1968年、1969年实行包括路障封锁、罢课在内的实力斗争之际，由崩得系、三派全学连等组成的跨学院跨党派组织的大学内部联合体。1968年发生的日本大学不明资金事件，成为了学生群体事件的导火索。“全共斗”在日本大学与东京大学出现之后，在左翼政治的参与下迅速蔓延。逐渐发展成为了日本全国性质的群体抗议运动。

学生群体沿用了羽田斗争时头戴安全帽、使用棒球棍的抗议方式，采取暴力抗争方式，占据校园场所，并试图阻止校方与政府力量进入。

从现在算起，五十年前正好是1966年，两年后的1968年被称为世界性的学生动乱之年。美国正处在反对越南战争的高潮期，法国有五月革命，发生了以学生运动为起点，进而持续数日占领巴黎一个区的事件。日本也处在全共斗的高潮期，为了阻止日美安保条约的修订，各种学生组织派别蜂拥而起。这就是所谓的“七〇年安保”事件。这类运动在发达国家的年轻人中间蔓延。

但是，学生运动在此时也抵达了极限。例如法国的五月革命，由于保守派在之后的选举中取得大胜，实际上大多数国民明显并不接受学生们的主张，运动由此失势。而在最近的日本，“3·11”大地震之后反核电游行的小高潮以及之后自民党重新夺回政权这一过程则与之有几分相似。

日本的运动走向更为悲惨，全共斗在末期发生了“内讧”，左翼学生同志之间的派别斗争激化，甚至发生了近乎自相残杀的局面，最终走向衰退。

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就是1971至1972年间发生的联合赤军事件。在左翼学生中间被称为过激派团体的联合赤军因实施了炸弹袭击和枪击事件，最后集体逃亡到了山谷里。据说期间他们对不合群的成员进行了内部处决。例如，对其中的女性活动家在逃亡过程中化妆感到不满，就以此为由采用私刑将其杀害了。虽然他们最终挟持人质据守到一个叫浅间山庄的企业疗养院里并被警察一网打尽，但是后续搜查表明，他们竟然杀害了十二名同伴。因为这个联合赤军事件，日本的左翼彻底失去了国民的信赖。

共同社，1972.2.28

1972年2月19日，五名持枪的联合赤军成员闯入长野县轻井泽河合乐器制造公司的度假疗养地浅间山庄，挟持管理人的妻子作为人质，连续10天盘踞山庄，向包围山庄的警察和机动部队连续开枪射击。对峙第10天的2月28日，警察实施强行突破救出了人质。

经过这次事件后，“政治的季节”以1968年为顶点转而走向终结，七十年代以后的日本进入了消费社会。

随之而起的是，年轻人的思考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六十年代以前的年轻人是政治化的，想要通过社会运动改变世界。在运动衰退的过程中，他们也开始思考，自己真的想要改变世界吗？大多数国民并不希望革命。他们期望的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发展经济、让生活变得富足。他们开始怀疑自己只不过是想通过改变世界，沉醉在“自己的人生很有价值”这样一种想法当中……

大家知不知道一位叫蒂姆·奥布莱恩(Tim O'Brien)的小说家？他以《讲一个真实的战争故事》《原子时代》等讽刺冷战状况的小说闻名，是一位著名的、有越战经历的美国作家。

他在2002年出版了小说《世界上所有的七月》⁶。这是一部将反越战运动时代的美国大学生的青春和数十年后的当下状况进行穿插叙述的小说。在成熟后的主人公眼中，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实际上被追述为只不过是一群愣头青似的学生们的“自我探寻”。正因为执迷地认为自己的人生有价值，所以他们才跳进了社会性的问题之中。这本书描写的就是当时的学生们的那种复杂的内面、纠葛与苦涩的青春。更准确地说，描写的是当年的学生们在数十年后重逢时回想往事。顺便一提，将这本书翻译成日语的是村上春树，他也属于全共斗的一代。

经历过这场政治运动的挫折之后，1970年代的年轻人的精神状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简言之，他们不再去“改变世界”，而是转向了“改变自己”。无法再相信革命的年轻人调转了方向，他们不再试图改变世界，而是通过改变自己的意识进而改变看待世界的方式。

从六十年代开始，在年轻人中间流行的是反体制、反主流的文化，而在其延长线上登场的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嬉皮士文化。他们试图通过创建脱离国家的社群，凭借自然崇拜或迷幻药的力量去改变对世界的看法。这种文化漂洋过海传播开去，全世界都从“政治”的时代转而进入了“文化”的时代。当然，在此之前也有专属于年轻人的亚文化，大学生曾是都市文化的旗手，但是此处重要的是，由有知识的、前卫的年轻人形成的都市文化的核心从政治运动转移到了亚文化。

欧美左翼的无政府主义转向，体现在1960、1970年代风起云涌的激进社会运动中。1964年12月9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斯普劳尔广场(Sproul Plaza)上爆发的言论自由运动，图中Mario Savio是该运动的代言人。Hal Draper对这场言论自由运动提供了导师般的帮助，影响了美国新左派运动的发展轨迹。

在之后的三十年间，讨论亚文化也等同于讨论年轻一代的精神状况。二十世纪后半叶就是“年轻人的时代”。为什么这么说呢？理由是世界人口的激增。让人略感意外且不太为人所知的是，从战后到现在的七十年间，地球上的总人口一直在急剧地增加。没有大规模战争、粮食生产增加了等等，有各种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应该是“防疫”吧。应该是预防传染病的知识确立以后所带来的影响。

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随着防疫知识和技术的普及，结核、霍乱、高热病⁷造成的死者数量骤减。通过防范传染病，死亡率下降，年轻人在全世界大量涌现。结果就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全世界都迎来了“年轻人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年轻人身上还有另一个特征。

在战争结束后不久，于1947至1949年间出生、现在七十岁上下的一代也被称为“团块世代”，也就是世界性的“婴儿潮”。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当时发达国家的孩子都在这个时期不约而同地出生了。而他们的子女一代，即“团块二代”“婴儿潮二代”的人们是通过大众传媒体验建构自我的一代。

2016年4月，日本NHK电视台推出纪录片『団塊世代 しのび寄る“老後破産”』（《团块世代 悄然迫近的老年破产》）团块世代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受到终身雇佣制度保护、经济宽裕的世代，但实质上他们不仅要承担长寿化父母的照顾负担，还要支持就业不稳定的团块后辈。该纪录片揭示了支撑日本经济骨干的“团块世代”所面临的老年破产的现实。

二十世纪前半叶，广播在刚开始普及的时候并没有像现在的大众传媒那样拥有强大统治力。但是在那之后的几代人，也就是从三十多岁到七十多岁的人都生活在电视机的决定性影响之下。通过电视节目大肆流行的内容让人人耳熟能详，那些内容成了那几代人的共通语言。现在四十多岁的男性的共通语言是初代《高达》（ガンダム），五十多岁的共通语言是记忆中的电视歌曲节目。六十多岁、七十多岁的共通语言应该是东京奥运会吧。这些年龄段的人们，在从幼年到青年的人格形成期受到了大众传媒的强烈影响。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讨论1970年代至2000年左右的大众传媒上的文化，特别是面向年轻人的亚文化，对于讨论社会问题是有很大意义的。

比如，如果要论述八十年代的社会，那么解读当时的流行偶像或富士电视台的节目《笑一笑又何妨！》（笑っていいとも！）或《我们都是滑稽一族》（オレたちひょうきん族）就会很有效；如果要论述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的社会状况，那么分析从《高达》到《新世纪福音战士》（エヴァンゲリオン）期间的机器人动画文化就能够说明问题。

《机动战士高达》自1979年登场以来，已成为日本动画作品中最著名、最经久不衰、最庞大、也是盈利最高的系列之一，与《宇宙战舰大和号》、《新世纪福音战士》（EVA）并称为日本科幻动画的3大里程碑。

最为显著的案例是1995年发生的“地铁沙林毒气事件”⁸。制造了这一事件的奥姆真理教深受日本动画的影响。他们的宣传视频是《风之谷》（風の谷のナウシカ）的山寨版，他们在指挥所使用的空气净化机仿制了《宇宙战舰大和号》（宇宙戦艦ヤマト）中的放射能消除装置，被叫作“宇宙净化机”（Cosmos Cleaner）。负责宣传报导工作的信徒上祐史浩对媒体说：“奥姆是新人类”。而“新人类”（New Type）是《高达》里出现的超能力者。

简言之，奥姆真理教是亚文化。正是这个作为亚文化宗教的奥姆真理教在大都市的地铁里释放了毒气，实施了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恐怖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当时讨论亚文化本身也是深入理解社会的一种手段。

1995.3.20

奥姆真理教成员在日本东京同时犯下多起本土恐怖主义行为。在五次有组织的袭击中，行凶者在高峰时段向帝都高速度交通营团（如今的东京地铁）运营的地铁三条线路车厢中释放沙林神经毒剂，造成13人死亡，受伤人数约6300人，近1000人视力出现暂时问题。

加州意识形态的登场

然而，讨论年轻人的亚文化等同于讨论社会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这个变化的开端是 1970年代在美国西海岸勃兴的嬉皮士文化，这种文化催生了操控当今世界的思想“加州意识形态”（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加州意识形态的代表是苹果（Apple）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他所象征的美国西海岸IT界的先锋性就根植于七十年代的嬉皮士文化。

他们在当时的思考方式是这样的，基于政治运动的革命失败了，没有办法改变世界了，既然这样，那就改变自我意识吧。于是就产生了迷幻药（drug）、超自然现象（occult）、新世纪（New Age）等新的文化。其中一个就是“赛博空间”（Cyber Space）。

奇怪的是，它诞生在美国西海岸这样一个最后的边疆地带。美洲大陆的开拓史始于英国人跨越大西洋殖民东海岸，他们之后又谋求边疆，将目光投向了西部。位于刚才提到的加州的硅谷就是美国西部开发的结果，从那里再往西就没有土地了。但是，在那里开花结果的嬉皮士文化并没有在这个现实世界中止步不前，而是转向虚拟空间寻找边疆。它选择了与当时逐渐兴起的计算机文化合流，开拓出了赛博空间。

当时人们还想象不到信息技术能像今天这样对现实世界产生直接的影响，认为赛博空间终归是虚拟空间，是一个幻想的世界。但是随着技术的快速进步，新的想法诞生了。赛博空间如果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相结合，不就能够改变世界了吗？只要看一下Google和Facebook就会明白，在赛博空间开展业务的企业都是在没有国境线的情况下扩大活动范围。于是产生了一种乌托邦思想，即赛博空间这一超国家的领域如果与全球资本主义合谋，那么就可以通过市场超越社会，同时也超越各个地区的国家，进而通过全球市场在全世界范围内做出改变。这就是加州意识形态。在它的影响下， “不是改变自我意识，而是要改变世界”这种思想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再次变得强大起来。

本片是一部新黑色反乌托邦科幻电影，改编自菲利普·K·迪克的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电影描写了洛杉矶公司透过基因设计生产被称为人造人的机器人，只用于地外殖民地中危险、卑下或娱乐业的工作。主要剧情聚焦于已退休的银翼杀手即特別警察瑞克·戴克勉追捕在近日发动叛乱并偷渡回地球的人造人，是赛博朋克风格的代表作品之一。

亚文化时代的终结

随着加州意识形态的扩散，一种现实性出现在了“改变世界”一方而非“改变自我意识”一方。由于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讨论亚文化与讨论社会之间的关系难以为继。很明显在当前的时代，比起《新世纪福音战士》《高达》《风之谷》，讨论 Facebook、Google、Apple、LINE更容易说明问题。

导致亚文化的影响力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因为亚文化曾经基本上是年轻人的事物，所以当大多数发达国家老龄化加剧，年轻人逐渐不再是社会的中心了。从养老金来看就会一目了然，在当前日本的人口构成比中，昭和时代⁹出生的人占据主宰地位，平成时代¹⁰出生的比率很小。在如此不平衡的社会里，面向年轻人的亚文化已经很难再代表整个社会的结构了。

这种状况在美国或欧洲也差不多，近年来亚文化的年龄层明显老龄化了。比如去年（2015）末上映的《星球大战·原力觉醒》，与之同期上映的还有007系列的最新一部《007：幽灵党》、《洛奇》的续篇《奎迪》，都火遍了全世界，但它们全都是 1970年代以前的大制作的翻拍或续篇。

也就是说，当大众传媒一代，特别是在电影或电视等影视体验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占据了近乎整个当下社会时，影视产业就会利用他们记忆中的专有名词去吸引他们。简言之，二次创作的方法在商业上是最稳妥的。将《星球大战》放在日本来讲的话，就是将《高达》进行永不剧终式的创作，是效率最高的。

去年末NHK的红白歌会也是如出一辙。以前的红白歌会是将当年流行的歌曲全部汇集到一起听一遍。现在的红白歌会变成了“怀旧金曲大百科”。很多歌手出场演唱往年的金曲，大家一起咀嚼回忆。

令人遗憾的是，当前的时代已经基本不再追求新的亚文化了。在亚文化中度过了青春时代的人已经老龄化了，并且他们占据社会人口结构的大部分。他们追求的不是新事物，而是重温自己的记忆，所以影像产业或娱乐业都不得不去迎合他们的需求。

亚文化的时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正在走向终结。亚文化所具有的创造新事物的能力减弱了。与此同时，连接讨论亚文化和讨论社会问题之间的时代条件也慢慢地崩塌了，这就是现在的状况。

曾任Gainax社长、东京大学讲师。为“と学会”会员、非小说类文学作家。1984年12月，株式会社GAINAX建成，由冈田斗司夫出任社长，参与的主要作品有《王立宇宙军》《飞跃颠峰》。冈田有被称为“御宅领导人”及“御宅教主”。曾在新宿“Loft Plus One”的座谈会上提出“御宅族已死”的言论。

至此，我们走马观花式地浏览了从1960年代“政治的季节”的终结到1970年代以后亚文化的时代以及2000年代之后加州意识形态的抬头。我们大致可以说，从1970年代到二十世纪末是全世界人口增加（年轻人）的时代，并且也是年轻人的世界走向去政治化（亚文化）的时代。当然，亚文化与政治运动的关系里里外外完全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重要的是，加州意识形态抬头的时代不是“改变世界”，而是“改变自我意识”这种思想占据优势的时代。亚文化作为信息环境变化所带来的结果在当时发挥了独特的功能，而这个亚文化当前正在走向终结。

一般情况下，如果亚文化的时代行将终结，那么我会立马换个话题，去讨论加州意识形态之后的世界便好了。讨论信息技术的进步以及由之出现的新社会当然是更加有益的。我实际上也正在做很多类似的工作。

可是，我偏偏想要讲一讲旧世界的故事。为什么呢？说起来或许有些讽刺，主要是因为我感觉到，激活这个由正在消失的亚文化所培养起来的思想的某个部分，对于新世界很有必要。

那些曾经试图通过沉溺于亚文化来改变自我意识进而改变世界的年轻人，他们现在正在选择利用市场去改变世界。事实上，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学生时代的朋友与IT风投一起创业，在六本木设立了办公室，他们就是所谓“意识高涨系”的年轻人吧。他们基本上都是头脑聪明、坦率直接的人，交往起来也不会让人感到不快，一起共事也很舒畅。但是，他们讲起话来真是毁灭性地无趣。

为什么他们讲话那么无趣呢？我想大概是因为他们只相信自己所能看到的事物吧。比如说，有个项目进展不顺利，他们很擅长针对这个情况重新配置预算和人员，重新调整局面。但是，如果要去创造迄今为止不存在的事物，他们中的大多数就完全不行。当然，其中也有并非这样的人，他们非常出色地做着极具创造性的工作，并且，很多人明明非常聪明，但是迄今为止的世界观却很寡淡无味。他们中的很多人，很擅长将积木高效率地从右边移动到左边，但是很不擅长将积木摆成有趣的形状取悦别人。准确地说，能够做到的人和不能做到的人之间的差距大得惊人。

电视连续剧《高意识系男子》讲述了入职11年的女白领坪仓春子与“意识高涨型”新员工一条乔的戏剧性冲突与摩擦，是充满喜剧效果的故事。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停留在1970年代至1990年代前后的亚文化时代的人由于曾经放弃过改造世界，所以往往习惯于通过肉眼不可见的世界，即通过虚构世界去思考事物。认为仅仅存在于想象世界中的事物对人类具有价值，这是我们这些旧时代的人的切肤之感。

另一方面，这些人对于改变现实这件事变得非常胆怯。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将他们称为“文化左翼”并加以批判，比如认为这一代左翼人物基本上都难堪大用。至于如何不中用，那就是他们只会“装出战斗的样子”。

他们所做的是极为浪漫化的社会批判。比如，他们提倡为了防止战争，“只要让军队从世界上消失就行了”之类的主张。但是，他们无法回答究竟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点。而且，他们还将“回答不了也没有关系”当作自身的理论武器，认为“理想主义恰恰因为与现实乖离，所以才是理想的”。这乍听起来很酷，但实际上只不过是提前给自己找了借口，也就是“对自己的发言不负责任也没有关系”。他们通过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对立起来，认为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不具有实际上改变现实的能力也没有关系，从而建构起了将自我正当化的逻辑。这作为一种自恋式的叙述还能站住脚，但它既不能改变世界，也不能让任何人变得幸福。

这就是这一代人的弱点。正视现实并加以改变的力量太过孱弱。他们最终认为，停留在文化的世界是对的，介入现实是对抛却了浪漫和理想之后的现实的妥协。但是，这种想法才是对现实的逃避。理想主义只有认真地思考改变现实的可能性之后才能成为理想主义。

针对这种不直面现实的左翼浪漫主义，迄今已经有过不少批判了。二十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也是左翼在全世界范围内失去信任的时代。

不过，二十一世纪出现的IT企业家们在利用全球市场去变革社会这件事上没有任何犹豫。他们认为，改变世界既不需要掀起社会主义革命，也不需要在议会制民主主义的游戏中取胜，只要将绝佳的服务投入到全球市场当中，社会就会自动发生变化。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种想法的有效性如何，目前还不清楚。但可以确定，目前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就是他们的思想，即加州意识形态。

此处重要的一点是，就像先前讲过的那样，加州意识形态的源流里面有嬉皮士的思想，它在形成过程中有一种期待，即当“改变世界”变得困难时转而“改变自己”，这种方法论的一部分迁移到了对赛博空间的向往。毫无疑问的是，他们相信“不可见的事物”，于是驱动亚文化的想象力，发现了赛博空间，进而扩张那种假想空间的边疆。简言之，为了改变眼前的可见世界的现实，就要相信不可见的事物、世界上还不存在的事物的价值，就需要这种拼死一搏的想象力。在美国本土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但是至少在日本，那些受了加州意识形态的影响、试图通过市场改变社会的人由于太过相信现实世界，导致他们对不可见世界的评价过低，我感觉这样的人好像很多。

只想着将自我正当化的文化左翼和无法思考不可见之物的“意识高涨系”——由于我停留在旧世界，所以没有兴趣跟文化左翼对话，也完全无法像“意识高涨系”那样仅仅通过可见世界思考事物。因此，我感兴趣的是提炼出在这个新世界中仍然可以通用的旧世界的思考方式——通过虚构或不可见事物的世界获得的思考方式。

不是通过革命改变世界，而是通过改变自我意识从而改变社会观念，在彻底思考这件事的时代里，各种想象力或思考方式都采用了亚文化这一形态得以现身。其中潜藏着许多对今后的新世界仍然有用的思考方式。那么如何将这个时代培养出来的想象力带到当前的时代呢？这就是这门课程的主题。

“御宅族”与“卡哇伊”的战后日本

那么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就从战后日本亚文化里重点列举出一些漫画、动画、游戏等御宅系的事物。理由有很多，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当我们用较长的视角进行观察，就会发现脱离了御宅系的文化去思考日本战后的亚文化是没有意义的。

比如，请大家想象一下五十年或一百年后的事情。人们在解释二十世纪后期至二十一世纪初期的日本文化状况时，应该只会写到“漫画、动画、游戏等文化繁荣”吧。这门课程是京都精华大学流行文化学部开设的，这个学部主要教授流行音乐和时尚，实际上也许学生们大多都认为这些流行音乐或时尚才是战后亚文化的核心内容。

不过，从历史的、世界的角度来看，从战后日本社会中加拉帕戈斯¹¹式地发展起来的独特文化这个角度思考，那么我们还是将御宅系的文化视为战后日本亚文化的核心为好。希望大家不要误解的是，我并不主张战后日本社会的音乐或时尚的成果是贫乏的，我只是认为，只有在更封闭的、更国内的、国际的层面上显示出独特性的事物身上才会更为深刻地印刻着战后日本这样一个社会和时代的本质。

日本流行的翻盖手机被称为“ガラケー”，该词最初源于“ガラパゴス携帯電話”（加拉帕戈斯手机）。位于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地理上非常孤立，岛上动植物均为“独自进化”，该群岛也被人称作“独特的活的生物进化博物馆和陈列室”。日语“ガラパゴス化”（加拉帕戈斯化）一词特指在孤立的（市场）环境中独自进化，失去兼容性，也指占有较大份额，形成孤立市场。以前，日本的手机具有独有的红外线通信功能，因此也被称作加拉帕戈斯手机。

当然，美国或欧洲也有漫画和动画，全世界都在开发游戏。但是，战后日本的漫画、动画或游戏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非常独特，而且正因为其独特才会在全世界受到高度评价。从这个角度看的话，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类型，那就是以原宿为中心形成的“卡哇伊”系的少女时尚文化。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可以说它作为一种文化应该与御宅系文化具有同样的独特性和影响力。

在现代日本的大众文化当中，未来能够被记入文化史教科书的只有这个两个类型。重复一句，这并不是说其他文化类型的成果贫乏，而是因为它们相对而言没有展现出日本独有的进化过程，所以就没有被强烈地认可为“日本的”文化。

此外，“御宅族”和“卡哇伊”这两种文化有一个巨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某种性倒错式的想象力。它们都与孩子气或过剩的性意识扭曲地结合在一起。我的专业是研究“御宅族”所以我个人感觉这个共同点里潜藏着战后日本，特别是1970年代以后的消费社会的本质。

一个是“汽车”。汽车在十九世纪的欧洲诞生、二十世纪的美国普及之后，进而扩散到了全世界。个人的移动能力通过汽车得了巨大提升。此前的长距离移动主要是由船和铁路承担的，它们，特别是铁路基本上是公共性的存在，简言之，是公共交通。与之相对，汽车扩大的是私人的活动范围。

另一个发明是“影像”。这个也是在十九世纪末的欧洲诞生、在二十世纪末的美国得到大发展的事物。二十世纪的人类之所以能够操纵起迄今为止最为巨大的社会，实际上是因为影像发挥了很大的力量。影像与文字、声音、绘画等相比，它的接受方式有了飞跃性的不同，要远为“轻松”。我们只需要坐着、看着，偶尔再通过文字或声音的辅助就可以获得经过整理的视觉体验。影像作为一种把人变得最为被动的装置登场了。

《火车大劫案》据1900年发生在美国的真实抢劫事件改编，用14个场面镜头讲述了一个较为复杂的故事，是埃德温·鲍特拍摄的首部西部片，成为当时最受观众欢迎的影片，持续上映了十年。影片中拍摄的火车头顶部格斗一场戏，对电影结构单位的定义具有启发作用，大卫·格里菲斯将其发现予以发展，确立了电影结构基本单位为“镜头”的理论。

事实上，随着“影像”的登场，每年都有全球性的内容诞生。在此前的两千多年里，充其量只有《圣经》算得上是全球性的内容，而现在每年就几十部好莱坞大制作的电影上映。

影像之所以能够生产出全球性的内容，是因为它是一种非语言表达。它虽然有台词，但是基本上人们只要看影像，就能够大致了解故事的内容。与书籍不同的是，它不存在语言障碍。

此外，只观看播放的影像这样一种被动性也很重要。它不需要像看书那样同时还得手动翻页、一点一点地理解文章脉络。语言需要人们在头脑中思考它们的关联性才能被理解，而传达到人的感觉中的影像只需要被观看就可以了，非常轻松。

影像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是因为它具有一项特有的功能，即“补全人的视觉”。原本，人的眼睛仅通过对准焦点是无法看到东西的。是大脑对之进行重构之后，好比说“这个空间大概有这么大，这里有一个通道……”，我们才能够把握到空间。而影像通过操控镜头，将人的视野无法完全捕捉到的三维空间转换成了更容易把握的二维空间。

三维空间里的事象复杂且难懂。对它们的认识方法因人而异，想要原封不动地共享这种三维的感觉事实上非常困难。

但是，如果以镜头为中介，将三维的信息整理成二维的，那么视觉体验就能变得格外容易共享了。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人的经历和故事的关系之间。人的经历是巨量信息的汇集，一旦社会关系在其中运转就会产生极为复杂的情节。可是，影像要对这些巨量的信息和复杂的情节进行编辑，然后将其整理成故事。拥有了故事的影像，简言之，影视剧就是将原本难以被共享的三维“经历”整理成可以被共享的二维“影像”。通过观看相同的二维影像，人与人之间会产生共同的体验。随着影像的登场，人类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内容。因为可以通过让遥远地方的人们观看相同的影像，从而使其产生相同的体验。

例如纳粹德国总统阿道夫·希特勒，就曾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利用过这种影像之力。希特勒把在自己国家举办的柏林奥运会拍摄成了纪实电影《奥林匹亚》，该片由《民族的节日》和《美的祭典》两部分组成。而且，他试图通过影像向全世界传达日耳曼民族是多么的优秀。

这部《奥林匹亚》虽然是纪实电影，但是实际上其中有很多“摆拍”。比如将没能拍好的竞技比赛在事后进行再现并重拍，将训练画面剪辑到正在比赛的影像当中。当时的纳粹德国就是这样利用刚刚登场不久的影视技术的力量，试图将国民意志统一起来。

通过对影像的利用，那种将分散的人群整合到同一个方向去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了，人类社会也因此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汽车扩大了“私”的范围，影像扩大了“公”的范围。二十世纪是“汽车的世纪”，也是“影像的世纪”。

接下来，我想再讲一下本课程的主题之一战后日本。日本在战后发展成了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国。作为这一发展的遗产，首先还是汽车和影像。

汽车方面，以丰田为代表的日本厂商制造的“日本车”席卷了全世界。这是日本在战后将美国的汽车制造技术引入后独自进行研发的结果。将从美国复制来的东西在日本国内独自进行研发，最终进化成了似是而非的东西——发生在汽车界的事情也发生在了影视界。

战后日本的漫画和动画——这两个领域都是从对美国影像文化的模仿起步，之后在国内开始独自进化的。随着战后漫画通过模仿好莱坞的故事片掌握了独特的分格（コマ割り）的语法，有限动画（Limited Animation）¹²作为迪士尼动画的廉价版在电视上大量播放，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独特的动画技法的发展。战后漫画与动画——这两个领域都是好莱坞电影的畸形进化物，而且担当引进者和畸形进化物制造者的都是手冢治虫。手冢是战后漫画语法的开发者，而且也是有限动画的引进者。这两个领域在近半个世纪中进步巨大，生产出了巨量的、在全世界独树一帜的高质量作品。

在战后日本，“日本车”与“战后漫画/动画”是成双成对的存在。它们的共同点是都从模仿美国文化起步， 然后成功地完成了独自的进化。

漫画家、动画家、医生、医学博士，日本首位导入助手制度与企业化经营的漫画家。1961年成立“手冢治虫制作动画部”，1963年制作日本首部电视黑白卡通《铁臂阿童木》。此后其屡有新作并屡获国内外大奖，堪称世界上动漫作品最多的大师，其早期作品受到美国迪斯尼影响，有着浓厚的动画分镜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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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的专业是亚文化，所以有关汽车这种“可见的世界”的话题就交给产业史或科学史的老师了，在这里我想尝试思考一下影像这种“不可见的世界”。简言之，我想发掘一下通过引进好莱坞故事片和迪士尼动画而发展起来的战后日本漫画和动画。它们迫不得已地被印刻上了“美国之影”，而且在战后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实现了加拉帕戈斯式的进化，这能够让我们以一种最具批判性的方式去重新思考日本的二十世纪——这就是我的想法。

在日本战败后，占领了日本的GHQ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曾经评价日本是“十二岁的少年”。这个评价的重点是日本的不成熟。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虽然凭借工业实力和军事实力挤入了列强的行列，但是另一方面在精神上又不成熟。所以，国民支持了鲁莽的侵略战争。美国就是以大人的姿态教育了那样的日本，包含了这种负面意思的就是那句“十二岁的少年”。不过，在战败七十年后的现在，我仍然认为日本还是一个“十二岁的少年”。

《阿童木大使》是漫画《铁臂阿童木》的前身，于1951年4月号《少年》上开始连载，同年日美和平条约签署。漫画讲述了外星人入侵的故事，也成为日美和平条约与占领下的日本的寓言。漫画结尾，作为一名“无法成长的孩子”，阿童木渴望与“入侵者”进行和平谈判。终幕里，外星人达成和平之后，给阿童木送去了一张“成人的面庞”，同样影射了麦克阿瑟的昔日言论。

比如，去年（2015）夏天围绕新安保法案的讨论就让我深感如此。安倍晋三政权所代表的这个国家的保守派的想法，是通过修改宪法第九条，让这个国家从“十二岁的少年”在战败七十年后首次成为大人之国，因为现在的日本表面上是不允许保有军事实力的。这当然是出于对和平和人道主义的强烈主张，但同时也表明无法将保障本国国民的安全作为自己的责任，也意味着没有力量施行基于军事力量的人道主义式的介入。总之，就是不能通过弄脏自己的双手，进而在制度上担起那个责任。正因如此，才要“改正”宪法第九条，让这个国家脱胎成“普通的”“大人的”国家，这就是保守派的逻辑。

与之相对，自由派认为宪法第九条这一世界史上无与伦比的宪法——因为不管怎么说，它歌颂了放弃武力——才是国家认同之所在，不能就此放手。虽然麦克阿瑟揶揄日本是“十二岁的少年”，但是他们认为日本在世界上与其做肮脏的大人，不如做清纯的孩子更值得骄傲，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2015.10.20

我认为这两种想法都是错误的。国防或外交政策的制定归根结底应当以国际社会的力量平衡为前提进行思考，与国家或国民的骄傲划清界限。安倍晋三政权让我越发感觉到，他们将目光从日本正在跌落成二流国家这一现实挪开，逃向了已经过时的民族主义。并且，他们反复地接近历史修正主义者和仇恨言论者。不管怎么看，这都是愚蠢的行为。法案的表决过程也非常勉强，已经到了让人看不下去的地步。

与之相对，自由派的主张也是空论，基本没有讨论的价值。战后七十年间的日本之所以处于和平之中，除了是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以外，没有别的任何原因。事实上， 朝鲜半岛和东南亚都是冷战的最前线，在过去半个世纪都是从代理战争中走过来的，如果连这种程度的认识都没有，再去讨论军事和外交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他们总想着倡导和平友爱，看似拥有自由且细腻的知性。这个国家里拥有自由的自我意识的人们只考虑这些东西，他们拿不出任何一条比当前政权更灵活、更高效的国防战略，动辄到国会前面集会，让安倍晋三本人沐浴在污言秽语之中。这样一来，他们的运动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无法走出以职业左翼和具有传统自由派自我意识的人为主的、文化产业从业者的地方小圈子。

总而言之，右翼是没有自信的、病态男子的增高垫，左翼是无能（或者一开始就没有能力）的文化圈的自我探寻，他们只能以这样的姿态才能思考战争与和平。如果麦克阿瑟地下有知，也会嗤之以鼻地嘲笑说：“都七十年了，这个国家还是一个十二岁的少年。”

现在让我们言归正传。日本在军事上已被去势，也不具备能够将之重新夺回的市民社会的成熟度，但是日本经济在战后始终膘肥体壮，以至于八十年代前后被评价为“日本第一”。简言之，内面（市民社会）没有成长，只有身体（经济）长大了。这就是泡沫时代的日本。

1973.4.30

《日本经济泡沫破裂20年祭：千万亿日元瞬间消失》，《东方早报》2010.3.17

比如，在1991年冷战结束后、海湾战争爆发时，战后日本的处境在国际上就受到了追问。当时，日本虽然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是一方面以宪法第九条为由拒绝派兵加入多国联军，另一方面又提供了巨额军费。总之，日本选择的是，既不表明拒绝派兵的意愿，也不跟西方各国站到一起，既不弄脏双手，又不得罪美国。当然，这或许是一种能够保持平衡的聪明的选择。但是毫无疑问，日本兜的这个圈子让左右内外各方都对其产生了质疑。

我要说的是，战后日本就是一种幼态成熟（Neoteny）。身体上还是孩子，只有性能力发达。用一个更准确的比喻来说，或许恰好相反，也就是说战后日本在精神上还不成熟，只有身体是成熟的。而且人们也常说，最能表现日本的幼态成熟的就是漫画、动画、游戏等御宅族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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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动画、游戏最初是作为面向孩子的文化起家的，所以在角色塑造上多以让小孩子容易亲近的主人公为主。但是尽管如此，日本的漫画或动画中奇怪地充斥着性和暴力。这当中有一种状况是，很多作家正是看重漫画或动画等被贬低为“面向孩子”的东西这一点，所以才能借此逃过社会的目光尽情地表现自己想要描绘的东西。日本的漫画或动画充斥着性与暴力这一点当然有着恶俗的意味，但是另一方面，在戴上那个“面向孩子”的面具之后，它也可以自由地追求在外在世界中不允许被描绘的人的本质。

御宅族往往会认为，只有在漫画、动画、游戏中才有真实。实际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我觉得，战后日本的外在文化的一个特征是忘记了自己是“十二岁的少年”，或者假装忘记了并扮演成大人。明明是“十二岁的少年”，却假装忘记了身份，举止上扮演成大人，无法从外在世界脱身——这就是我眼中的战后日本文化。然而，漫画、动画或游戏让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是，日本以“十二岁的少年”这一身份变成了经济大国，并且还有战后日本的幼态成熟性。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正因为是面向孩子的故事，所以它们是孕育了性或暴力所代表的人的本质的文化类型。战后日本的幼态成熟性与御宅族文化的幼态成熟性是相等同的。而且，这些表现形式，正如先前所说，是从间接引进美国的影像文化开始发展的，并且完成了独特的进化——言言之，可以说它们就是战后日本本身。这就是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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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少年JUMP》为集英社发行的连载漫画杂志。初为双周刊，后转为周刊。是日本发行量最高的连载漫画杂志，位列日本三大周刊少年漫画杂志之首（另两种为『周刊少年Magazine』和『周刊少年Sunday』）。

今天的讲义就到这里。从下次课开始我将会简略地梳理一下战后的漫画、动画以及游戏的历史，同时尝试围绕其中的一些主题展开思考。

首先，下次课我们将会讨论“少年漫画”。我们会梳理《周刊少年JUMP》¹³《周刊少年Sunday》¹⁴《周刊少年Magazine》¹⁵等漫画杂志主题的变迁以及表现方式是如何变化的。

宇野常宽（1978~），当代日本最为活跃的青年评论家之一。早年毕业于立命馆大学，后历任京都精华大学、立教大学兼职讲师。2005年起创办批评杂志《PLANETS》, 并以此为阵地展开跨领域的批评实践，内容以动画、漫画、音乐等日本社会流行文化为主，汇集和培养了一批日本文艺批评界的新锐。主要代表作有《零零年代的想象力》（2008）、《小人物的时代》（2011）、《母性的反乌托邦》（2017）、《给年轻读者的日本亚文化论》（2018）、《缓慢的网络》（2020）、《周三不工作》（2022）、《沙漠与异人》（2022）等。

刘凯，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东京大学、剑桥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四川大学日文系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日本近现代文学与文化、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著有《帝国风景的历史性与内在性：国木田独步文学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20）等。

延伸阅读

山竹君 Jakdan编辑

傅小山Sarah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