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代日本的思想课题】姜尚中丨丸山真男的“国家理性”问题

丸山真男所倡导的“国家理性”是一种关于国家行为的准则，旨在实现国家长远发展与利益最大化。本文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全面的解析，强调了其在当今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与争议性。作者通过对丸山“国家理性”相关论点的分析，提出了国家应该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国际社会的道义期望。同时也提醒读者，这种“国家理性”并非绝对，可能会受到不同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政治氛围等因素的影响。最后，作者在文章中呼吁对于“国家理性”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讨论，并指出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实践意义。这一概念的理解与应用对于国家决策者以及国际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国际社会需要在理性与道义之间寻求平衡，以建立稳定、和谐的全球秩序。

一、序言

战后五十一年夏，大江健三郎在一篇悼念丸山真男的文章中慨叹：“如今，我国年轻知识分子已经后退到了丸山之前的时代。”¹（《朝日新闻》，8月19日）大江的感慨，是指向将丸山作为“进步文人”、并嗤笑其“自我特权化”的《现代日本的自由主义》²的作者的。在奋勇呼号“打碎所谓进步文人偶像”的新保守主义论客看来，丸山等“近代主义者”将欧美无处可见的“画中的市民社会”虚构为“近代”的理想模式，并居高临下地从外部做出日本落后的判断，完全是自虐的倒错。

然而，实际上，丸山与对美国主义这种新型欧化主义的“沉溺”是毫无关系的。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在经过全民作战后笼罩上失败阴影的战争时期，他从一开始就不相信“理想的市民社会”的存在。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绿会”的有奖征文《政治学中的国家概念》（1936年）中，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法西斯国家的思想，是市民社会中潜在势力即权力国家极权主义的结果。正因如此，丸山在论文的最后流露出他尚未完成的构想：“个人只有以国家为媒介，才能获得具体的命题，而且必须不断对国家保持否定的独立关系。”³这个构想跨越战败时期，直到战后初期仍然受到认同。

在《近代思维》（1946年）的开头，丸山肯定地断言：“不管客观形势如何巨变，我的问题意识绝无半点改变。”⁴这一主题成为重低音，贯穿于始于战中的时事评论《福泽的秩序和人》（1943年）的系列福泽论中，并回响不绝，而且一直支撑着收录于《现代政治的思想和行动》（未来社）的战后日本政治学言说。

“福泽通过各个人的自发决断让国民一直走向国家之路。”⁵（《福泽的秩序和人》，1996年）。这是最能体现自认“福泽迷”的丸山借福泽论述象征主题的一句话了。因此，反过来说，战后第三次“开国”的课题，在丸山那里，是与第二次“开国”的课题重合在一起的。对丸山来说，最为现实的实践要求就是，弄清日本作为以个人内心自由为媒介的政治统一体即现代民族国家的决断性结集缘何受到挫折的思想、历史原因，并再度将国民引向决断之路。

“如果就我自身的选择而言，较之大日本帝国的‘现实存在’，我更愿意把赌注下在战后民主主义的‘虚妄’上。”⁶在如此痛快淋漓的心情背后，应该是对此决断的意志在起作用。这句半似传说的台词，很快指向了在1960年反安保斗争那个狂风暴雨般的政治时期过去后，将战后民主主义在“占领民主主义”名下断为“虚妄”的虚妄。若要丸山来讲，“虚妄”之说，无非是一个新的“战后神话”。因为，它把从战后复杂的历史现实存在上切割下来的历史抽象，对其抽象性和片面性毫无自觉地确信为“现实的历史”。在此，包括国家在内的所有制度和机构都是虚构的，都不是现实存在的，而决定性的缺欠在于，在对此有着痛切自觉的同时，还有着意欲在裂缝中凭依主体性介入而勉强维持二者平衡的强烈的批判精神。丸山在《近代思维》中想要说的正是这一点。

丸山眞男、未来社、2006

的确，与这种精神（ēthos）范式被理念化的西方同化，并在模仿的基础上构想理想的日本社会，或许可以说是“近代主义”最为典型的思维方式。然而，对丸山来说，这种精神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国民应该成为国民”（《国民主义的“前期”形成》，1944年）。这种通过同语反复所表达的意志，要通过精神的内部支撑，才能够凝结为带有政治一体意识的国民意识。在这个意义上，丸山并不是“沉溺”于日本“外部”架空理念的单纯的“近代主义者”。毋宁说，他是因“近代主义者”而为“国民主义者”，并因“国民主义者”而为“近代主义者”的。

丸山早在50年代初就预见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便在战后，以国民意识为支点主张国民统一和国家独立的“国民主义”（nationalism；principle of nationality）的“正常”发展也会受到阻碍，传统的民族主义（具对外侵略性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译注）也可能会披上新装大兴其道。“可以认为，即使今后抬出传统的象征，有组织地努力使现在尚无定形且颇为分散的国民情绪重新集中于此，但在此动员起来的民族主义也无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它只会与更加高级的政治力量——或许是国际的——勾结在一起，作为达到后者一定政治目的——如冷战的世界战略——的手段得以存在。”⁷（《日本的民族主义》，《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虽然时值朝鲜战争，但如果考虑到冷战结束后日本在亚洲的地位，便可以说，丸山的预见是相当切中要害的。

只是，对于国民期许经济上“以日本殖民帝国时代曾经拥有过的实力和威信在国际社会中复兴”，唤起融化在血液里的对经济大国文化民族主义过去的记忆的欲望，丸山也无奈地有些困惑。而且，在经历了丸山逝世的战后五十年的日本，过去的记忆，呈现出围绕战后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争斗不休的战场风景，宛若围绕记忆的“内战”。如果国民的历史或者说公众记忆成为在“国民同一性”文脉下想象的过去，并在此意义上不得不带有极端霸权的性质⁸。那么丸山以后的关于丸山的论争，在某种意义上，关系到战后这个半个世纪以上的时空的总体价值取向的问题。实际上70年代中期就已经从论坛“前沿”引退的丸山因为他的死重又作为象征性存在而受到瞩目的原因就在于此。正如丸山在《福泽的“实学”的转变》（1947年）中所说：“所有的时代，所有的社会，都各有其典型的学问”，学问的原型“如果依存于对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人生和世界的根本的价值取向”⁹，那么我们说战后日本的根本的价值取向完全可以按照丸山的学问进行推测就毫不为过（也许说被认为是可以推测的更为准确）。丸山死后，“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的摩尼教式二元论，与对战后民主主义的评价纠缠在一起，使理解的鸿沟越来越深。

正如开头所说，如果在战后五十年仍然呼唤丸山的现在要回到“丸山之前”，那么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坚决拥护丸山的，但这绝不是在“全盘肯定”意义上的拥护。因为，尽管“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是非对称关系，但实际上二者有着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忘却了的共同的前提，即殖民地帝国的记忆的忘却。可以认为，人们是在这种忘却的基础上，不断讲述战后“日本人”“国民共同体”（national community）的战后五十年的。丸山的学术言说也并非与这种忘却无关，毋宁说它正是在此基础上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大树的。拙论正是想以这个信息，即丸山关于“国家理性”（raison detat；Staatsraason）的言说为依据进行探讨。

丸山在《读〈文明论之概略〉（上）》（1995年）的《第二讲 为何而论》中，对“议论本位的决定”是这样论述的：“在问题指向的关心点有所不同的两种看法争论不休时，如果能从另外一个层面——一个超越双方的层面进行思考，有时就会出人意料地发现，原来争吵最激烈的东西竟是源于相同立场对想法的局限，亦即在某种意义上双方有着共同的盲点。”¹⁰之所以要重新提起丸山的“国家理性”论，是因为我想将“丸山”和“丸山之前”、“（丸山的）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战后民主主义的肯定”和“战后民主主义的否定”等对立的构图置于当然无疑的共同前提下思考，以打开一个“新的视野”。拙论即为一个小小的尝试。

二、近代的“国民意识”和“帝国”的忘却

丸山的《近代日本思想史中国家理性的问题》（以下简称《国家理性的问题》），发表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一年的《展望》杂志上。在战后改革加快逆反速度、朝鲜半岛局部地区热战愈演愈烈的这个时期，丸山提出“国家理性”的问题，意欲弄清它在近代日本思想史中的意义，通称认为其动机在于，摸索被占领下的日本的国家自主独立和选择。对这篇未完成的论文，丸山似乎钟爱有加，以至于晚年时还为汉语译文撰写补注（1992年）。此外，他还在后来的“正统与异端”研究会上极为热心地提及这篇论文和补注的中心思想。

据他在这个研究会上披露执笔动机时讲，其目的在于，通过回顾明治以后的足迹，使之对“国家理性”的问题有所觉悟。那么他针对的对象是谁呢？从政治教育这点来看，可以认为是全体国民，但在狭义上则是针对政治领袖们的。毫无疑问，这是出于对日本放弃作为主权国家独立这一选择的积极关心。同时，即使冷战结束已明朗化，但从补注中仍可以看出，他并不认为四十余年前发表的《国家理性的问题》的论旨有改写的必要，于是我们可以说，丸山关于“国家理性”的言说，并没有停留在“有条件的思考”（conditional thinking）上，它与丸山的根本立场是相互关联的。它清楚地记录着丸山是如何从“国民主义”的立场把握日本明治时代的近代化的，同时它也是一张试纸，探寻着丸山与民族主义发展时成为其否定因素的殖民地帝国的记忆是如何相遇（或没有相遇）的。

为弄清这些问题，有必要在战后的基点上考察丸山是在怎样的历史文脉下理解国民·国家的再建的。为此，这里首先要涉及一下矢内原忠雄和南原繁，因为，这能够反映出追随丸山的知识分子代表们所共有的某种思想土壤。在帝国大学制度化的学术环境下，丸山视此二人为先哲。

虽然旧金山和约使日本获得了独立，但是在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下的战后关头，身居东京大学校长要职的矢内原忠雄，在《日本的去向》中祝贺日本的独立，并做如下感慨：“日本虽然失去了周边的领土，但有幸的是，并没有损害到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本体，这一点与被分为南北两部分的朝鲜迥然相异。因此，只要日本国民不自行分裂，制造引诱外国军队的缝隙，轻易不会导致新的外国军队的进驻。将朝鲜三十八度线越境事件作为日本的前车之鉴是不合适的。”¹¹（划横线处为引用者所着重强调之处，下同）（矢内原忠雄，《日本的去向》，1964年）

矢内原在这里所说的“周边的领土”，显然是指过去日本帝国的殖民地。那么，民族国家日本的“本体”又指什么呢？其中是否包括本应是“内地”的冲绳？显然，冲绳是除外的。就是说，矢内原非但对把冲绳从作为日本“本体”的“固有领土”上割离下来、抛开冲绳谈论战后史开端的做法无感痛痒，甚至对此不见一丝一毫的排斥。冲绳县知事大田昌秀从矢内原这段被称为“日本具有代表性的良知”的发言中发现了战后民主主义的“死角”，基于波茨坦宣言之前的《美国关于日本投降后的初期方针概要》（美国海军作战指挥部制定）明确指出，日本领土（“本体”）当初已经被美军军部限定为“北纬三十度以北的周边诸岛”¹²（《冲绳的挑战》，1995年）。结果，冲绳的分离和美军的军政统治，与日本的非军事化、天皇制的存续以及和平宪法的制定互为表里、融为一体了。因此，反过来说没有冲绳从“本体”上的割离就没有战后改革的开始是毫不为过的。也许，依然怀有对皇室的尊敬和爱戴的矢内原会认为，战后的日本能够不失去“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本体”而获得国家再生的机会，简直就是神的旨意。

后来，矢内原访问冲绳时，虽然对美国的异民族统治就是军事殖民地统治这一事实表示了担忧，但他还是认为：“冲绳不论从社会上还是从文化上都是日本民族的一部分，对此美国似乎也是充分肯定的。”然而，为占领、统治冲绳，美军调动起当时耶鲁大学人类学家制定的《民事手册》（Civil Affairs Handbook，1944）及其姊妹篇《琉球列岛的冲绳人——日本的少数民族》（The Okinawas of The Loo Choo Islands：A Japanese Minority Group）中清楚地显示出，美军是把“冲绳人”作为民族和文化上的异民族看待的。在这个意义上，矢内原没有看到美国“作为军事殖民地的变态统治”¹³与废除琉球藩、设置冲绳县以来冲绳“国内殖民地”历史的连续。

为占领、统治冲绳，美军调动起当时耶鲁大学人类学家制定的《民事手册》

在前述《日本的去向》中，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如此为殖民地朝鲜的自主主义心碎的矢内原，并没有在与日本战后基点的关系上把握朝鲜半岛分裂的意义。这里面有一种惰性在起作用。由于脱殖民地化是与战败同时被强制实行的，所以本应随之而来的旧宗主国一方的苦涩体验便剥落下来，随后这种惰性就轻而易举地将殖民地统治的记忆推向忘却的彼岸。帝国强加于被殖民地的“账单”是朝鲜半岛内战的远因（至少是其一），人们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刻的认识，只是将应该站到冷战体制下美苏两大阵营的哪一方这种选择当作国家的课题，这样，尽管背负着脱殖民地化和国民国家建设双重课题的日本周边诸国燃起炽烈的内战，“毫无异议地将1945年作为‘战后’基点的认识框架”¹⁴仍然俘虏了自由的知识分子。而且，这种认识框架也浓重地反映在矢内原的同事、东京大学前任校长南原繁的战后民主主义构想中。

日本政治学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曾任日本战后第一任东京大学总长。

将战败和复兴看作是凭借“新型国民精神创造”的“精神理性·宗教式精神革命”的南原，在第九十次帝国议会贵族院本会议上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代表发言（1946年8月27日）中，倡导发展基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体民主主义”（Gemeinschaftsdemokratie），作为超越君主主权和民主主义对立的第三条道路。他还在《兴国之道》中这样大力提倡：“不久，就会制定出新宪法。它……归根结底要遵循《波茨坦宣言》的条款，必须由日本国民的自由意志来决定。……天皇制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支撑着民族结合的根源，是超越君主和人民各自的世代交替和君主主权、人民主权对立的、君民一体的日本民族共同体的永恒不变的本质。而今，回归到外地异种族离去后的纯粹日本，如果废止天皇制，日本民族的历史个性和精神独立就会随之消亡”¹⁵。南原在这里向君民一体的日本民族共同体寻求新的民主主义理念的基础，并在这种纯粹的整体同一性中，谋求个人自由平等受到保证的“文化国家”、“和平国家”、“道义国家”的实现。为实现这一构想，作为“外地异种族”的“帝国臣民”（韩国、朝鲜人还有台湾人）就不得不被排除在外了。

然而，实际上，这些“外地异种族”依然是旧“帝国臣民”。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归属于作为新宪法制定主体的“日本国民”的范畴的。而从南原这些发言中可以推测，日本国民显然是不包括冲绳在内的。

又称作《波茨坦宣言》、《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是1945年7月26日由美国总统哈利·杜鲁门、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未实际与会，但签名以示同意）以及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约瑟夫·斯大林（事后签署）在当时的波茨坦会议上联合发表的一份公告。

这篇公告的主要内容是声明同盟国在战胜的过后一起致力于战胜日本以及履行《开罗宣言》战后对日本的处理方式的决定。波茨坦会议上商定为：日本帝国必须无条件投降，即对日本所下的公开招降宣言。

这样，对南原来说，就要通过因战败回归“本然的”（authentic）民族纯粹性、同一性以及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民族“根源性”来寻求战后民主主义的理念基础了。而它正是要靠忘却殖民地帝国的记忆才能得以实现的“忘却的共同体”。

正如丸山在《南原繁回想录》（1990年）的访谈中坦率所言，他认为南原的宪法构想颇为保守。¹⁶此外，在“正统与异端”研究会上，丸山也曾说过，在南原提议的“东大宪法研究委员会”，他和横田喜三郎同样接受了人民主权。只有这一点，丸山与南原不同，否定了宪法（体制/constitution）的连续性。但在关于划分主体国民的内外界限问题上，他与南原和矢内原是共有相同前提的。关于这一点，我们看看《陆羯南——人与思想》（1947年）就会知道。这篇文章论及了陆羯南的日本主义的积极意义及其历史局限，结尾处体现出了丸山的关心所在。“打开五十七年前的《日本》报，就会看到右上角‘日本’题字的背景是日本地图的轮廓，地图上只画着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日本现在正要从这个时代重新起步。现代不也正热切地呼唤崭新的《日本》报和陆羯南吗？”¹⁷丸山对重建日本民族国家的这种心理，与前面引用过的矢内原的“作为日本民族的本体”的观念是基本一致的。即使在关于宪法构想的关键——主权所在的问题上与南原的理念有所不同，但是丸山和南原一样，都对民族共同体及其文化同一性的连续性深信不疑。这一点，从后来的演讲《原型·古层·执拗低音——日本思想史方法论》¹⁸（1994年）和《读〈文明论之概略〉》中也可以看出。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论及。

这样，在战后狂飙突进时代，丸山“复初”的意志没能有丝毫的改变。因为，即使有宪法的断绝，其承担者国民的根本共性也还是连续的，因此，再一次将先于近代国民结集的“第二次开国”试验进行到底，就成了战后的课题。正因对此“大业”“挥鞭赶驴”强行推进，它才成为了丸山的学术对象，所以他才欲以如下的实践结束前述《陆羯南》的全文。

日本政治家。1946年在二战结束不久后出任内阁总理大臣（首相），为大日本帝国宪法下的最后一任首相，1948年再度拜相，后执政至1954年，期间主导的日本轻武装、发展经济的国策影响日本至今，领导日本度过同盟国军事占领日本时期，和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元帅关系融洽。

如上所述，羯南的日本主义意在综合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不论它如何不彻底，但本质上却是对日本近代化方向的正确透视。因在国际上落后而处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危机的民族的出路，唯此方向。不幸的是，过去日本未能综合成功。从福泽谕吉到陆羯南等一连串的国民主义从一开始就略显贫弱的动向，很快就被来自上层的民族主义的强力统治吸收掉了。为此，始于下层的运动便不得不带有国际主义乃至世界市民色彩了。而今，摆脱了长期超国家主义统治，正确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正确的国民主义运动必须同民主主义革命结合起来。这才是继承羯南等人的课题，避免半途而废的做法。¹⁹

这里所说的民族主义的连续性，是民族主义的延长，是因擦拭掉亦为其否定的殖民地帝国分裂性的记忆才勉强成立的。至少，既然包揽着异质多民族的帝国日本的历史无法作为“现实存在”受到否定，那么，将战后应有的民族主义与从帝国崩溃回溯到半个世纪以上的《日本》报时代的民族主义同一化，就只能说是一个虚构。这里，体现出了因其“国民主义者”而为“近代主义者”、因其“近代主义者”而为“国民主义者”的丸山的局限。当然，这并非丸山个人的局限。再优秀的思想家也是存在于历史之内，是“时代之子”。由此可以说，其局限是贯穿日本近代和战后史的本民族中心主义深不可测的自缚力造成的。尽管如此，如前所述，丸山终生没有改变对“国家理性的问题”的执著。

三、“国家理性”与地理表象

前面已经提及，丸山对战后有着与明治维新的双重印象。在此意义上，1945年的崩溃，恰恰制造出了第一阶段的近代化和获得“正常”近代的第二个好机会之间的连续性²⁰。在这种连续性当中，丸山正如在《开国》（1959年）中言及的那样，探索着与“封闭的社会”和“开放的社会”的历史动力同时被不断重复的共时的课题。这样，第三次“开国”就与第二次“开国”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现实的课题。“形成‘万邦无比’的日本帝国的历史秘密在于，将拆除无数封闭社会屏障时生发出的诸多活性因素，都切换成了天皇制国家这一封闭社会的集中能量。……但是，从那种（大量牺牲和痛苦的）体验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就是我们面对‘第三次开国’时的自由选择和行动的问题了。”²¹

在思考这种实践性非决定状态的自由的可能性时，首先，对“开放的社会”来说，单单有外部环境世界的量的扩大并消极接受是不够的，观察世界的主体一方的视角（perspective）也不可或缺。“国家理性的问题”正是以“国家理性”这个极其具有争论性的范畴为中心对这些问题进行论述的。

在这篇论文之后发表的《〈福泽谕吉选集第四卷〉题解》（1995年）中插入的概要上说，“国家理性的问题”主要是以“道理支配前提下的国家平等观在日本通过否定儒教及国学各自意义上的中华思想得以成立的经过”²²为主题的。通过与异质社会圈的“文化接触”，用旧式思维范畴解读新世界的“翻译”作业，当然不只是日本固有的程序。只是，在此需要注意的是，正如E.萨义德援引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的诗学》时所指出的，空间的意义实际上是凭借想象力的心象处理才产生的。在这一点上，它与近处物体同远处物体之间的距离和差异的戏剧化，以及基于此的自我意识的转换和同一性的强化等是有关联的²³。这充分显示出，“他者”的表象的变化和自我同一性的变化是紧密相连的。那么，丸山是如何理解“他者”的表象的呢？

首先作为大写的“他者”受到注意的是“西洋”，是以它为中心的主权国民国家的并存的秩序。毋庸赘言，这不单单是客观的秩序，而是以福泽的《袖珍万国一览》²⁴为代表的、由文明和地理组合后的价值序列构成的空间。据丸山分析，不得不选择“目的意识的近代化”²⁵的日本，是通过下列一连串辩证法的过程来接受这种空间的秩序的。“通过贯彻儒教的天理、天道观念中超越的规范性契机，认可建立在诸国家之上、约束其行动的国际规范的存在，是比较行得通的。因天道可以理解为天地的公道→宇宙内的公法→万国公法，这样，就渐次将实质的意义内容近代化了。”²⁶在这里，丸山显然是意识着《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成果，以意识形态的意义转换和机能变化为依据，对如此复杂的思想史进行说明的。

然而，如此凌乱且迂回曲折的接受过程，并不是至此就可以自我完结的。这一过程的说明，与同样处于华夷秩序中的东亚诸国为何没有成功地适应这一过程的比较，也不得不构成凹凸关系。因此，在日本，接受列强对峙的观念（国家平等观），“与基于普遍意义的世界帝国原则、从高耸的顶端傲然鸟瞰庞大版图周边渺小的东夷、南夷、北戎等朝贡国家群的清国的官僚相比，观念的适应要容易得多”²⁷。显然，朝鲜也作为必然的结果，被想作比较的对比项了。在此，通过排斥作为“隐蔽的自我”的亚洲来获得自我认同和力量的东方主义的“对-形象化图式”²⁸，同“西洋”对东方的做法完全是如出一辙的。

空间是社会权力的容器（container），所以，如果空间的重建就是通过它来表现社会权力的体制²⁹，那么，地理表象的言说就极其富于政治性了。在论及东夷秩序的解体、摆脱它的方法以及并入统制民族国家体系的国际秩序等过程时，丸山几乎毫无自觉地谈到了统制空间记述的地理权力。

丸山在构想《国家理性的问题》时，《近代史中国家理性的理念》³⁰（*Die Idee der Staatsrston in der neueren Geschichte*,1960）给了他莫大的影响。在该书中，梅涅克虽然触及了“国家理性”与地理表象的关系，但将其归结为：“国家理性”从其发生来看，是凭依“地理权力”（geo-power）的“他者”的再创。在国家主权与方兴未艾的国家系统观念相结合的、近代“水平的”（horizontal）空间之下，例如16世纪后半叶英国对其邻国爱尔兰施加了怎样的“他者”表象？对这一经过，杰拉德·托尔这样论述道：

16世纪后半叶开始，爱尔兰就是英国文艺复兴的自我创造的场所，是映出日益昌盛的英国自我印象的一面否定的镜子，也是投射出否定英国式东西的场所。爱尔兰人原本与英国人不同，他们被看作是在被改造之前必须被彻底征服的无法同化的他者。……有人认为，将爱尔兰人置于对野蛮的古典主义认识的理解之内，他们就会明白，自己是没有历史和地理的民族。这样，爱尔兰人就被看成了阻碍唯一正统的英国历史和地理进步的可恶的障碍物，是将英国国教会文明和王国和合秩序景观付之东流的顽迷的野蛮人。³¹

这样，爱尔兰就从在社会上劣于英国的爱尔兰（基于类似性和相似性的认识）降格为非公约的永远劣等的爱尔兰（基于差异性和歧视性的认识），一个对英国来说可以解读的地理及言说的存在于是被制造了出来。这种根据地理表象制造“他者”的做法，正是萨义德所指出的作为帝国主义文化统治本质的“地理暴力”³²的行使。尽管福泽谕吉的儒教批判指向“顽固丑陋”的朝鲜和中国、很快又转为“脱亚入欧”过程中有权力批判的条件所规定的一面，但这已经是在表象空间中行使的“地理暴力”的具体化了。

1169年开始，爱尔兰遭到英格兰入侵，1541年起英王成为爱尔兰国王，1916年都柏林爆发了反抗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复活节起义，1921年12月6日，双方签订《英爱条约》，英被迫允许爱南部26郡成立爱尔兰自由邦，但北部6郡仍属英国，成为现在的北爱尔兰。1937年爱尔兰宣布成立共和国并独立，但仍留在英联邦内，1948年12月21日脱离英联邦，并通过宪法成为永久中立国，1949年4月18日，英国承认爱尔兰独立。

进而，从前面提及的丸山对日本和中国（朝鲜）的比较中可以看出，通过论述国家系统制造出的地理自我认同仿佛原本就已存在，他几乎排除了围绕地理权力进行的各种地域纷争的历史。只要在明文规定的国家领土的固定中心描绘远近法式空间的均匀扩展及其边界，就无法看到抵抗地理暴力的各种地域斗争。尽管日本、朝鲜或中国是凭依民族国家体系才被制造出的地理自我认同，但是它们之所以显现出仿佛早已存在的表象，是因为，这种表象与把复数语言主义排斥掉之后的、以一个固定中心为基点被均匀化了的语言共同体与国民文化同一性的建立过程是相对应的。就是说，适合于民族国家体系的地理表象的成立，与“看清受对-形象化图式支配的、因日语对外语这一对称的二项对立而将内外分开的、‘国民’或‘民族’制度的近代言说”³³是相对应的。

对《国家理性的问题》中地理权力和空间表象的问题，丸山并没有明确言及，但由于论文的主旨在于弄清“西洋”和东亚空间秩序的差异为日本“国家理性”观念的生成和展开带来的特质，因此，他应该是意识到了“国家理性”理念和历史主义理念之间的关系，以及东亚空间秩序的重建的。

从完成《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时起，丸山就已经在心中开始酝酿这种试图与纵轴（历史）同时在横轴（空间）上把握日本思想原型的主题了。这一主题很快就将“开国”的“文化接触”或“横波”与把握因投入思想史中³⁴而浮出水面的日本思想的整体形成联系在了一起。丸山进而以民族国家体系制造出的国民文化的地理自我认同及其整体同一性为依据，试图比较所谓地政文化（geo-culture），弄清“日本文化”的原型。

日本临近昔日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米拉尼西亚群岛所属的中国大陆，却又位于理应重蹈朝鲜命运的远离中国的地方，处于不断从高耸的“世界文化”接受刺激而又不被其吞并的地理位置。我将朝鲜型称之为洪水型，将日本称之为漏雨型。洪水型被高度文明的压力冲毁了墙壁而进入同一文化圈，但反过来说，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就与文化中心“无缘”或接近无缘了。日本因为一滴一滴地从天棚漏下雨来，所以既没有被吞并，也没有与之无缘，而是有“自主地”应对、谋求改善措施的余地。尽管这并不是日本文化双重侧面——即对“外来”文化极度敏感好奇的一面和对“内在”自我同一性顽强维持的一面——的“原因”，但至少，它是与之极其有关的地政学因素。³⁵

显然，这种文化地政学的言说，意味着一种双重操作，即，通过与“西洋”这个假想中心的比较表象出作为同质“他者”的亚洲，同时又通过适合西洋秩序观念的日本国民文化的特质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比较而使之明朗化。应该说，这只能为强化日本国民文化同一性的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填充能量。因为，在这种意识中，“国家理性”被作为了必须对应国民文化地政学条件的国家政治准则。

如前所述，《国家理性的问题》将对朝鲜战争的预感和战后改革的逆反越发强烈的战后史的重大转换反映为问题史。此时，萦绕在丸山心头的是，节制国家对外举措的国家特有的准则及其技术（staatskunst）。在1949年，这对国民的生死存亡有着决定意义。在这一点上，丸山认为，冷战的神学对立关系的意识形态非但没有反映出国际政治的实际情况，反而是与之游离的。这是一种现实的认识：尽管东西冷战时僵硬的“敌我关系”的意识形态依然存在，但因两大阵营各自的“国家理性”有所不同，就会存在多项的选择。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年，他在作为《和平问题谈话会研究报告》发表于《世界》杂志上的《关于三次和平》中所指出的证明了这种认识：“我认为，思考苏联这个国家乃至领袖时，我们不应单单将其看作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化身，同时，要从有必要在世界权力政治的旋涡中把好外交舵盘这个极其平常的侧面进行判断。”³⁶（《关于三次和平》，1995年）丸山某种规范的现实主义，着眼于国际权力政治下过活的国家的行动原理（“国家理性”），表现出美苏体制的“近似化”和被包揽在阵营中诸国的多种利害，试图探索“两个世界”共存的可能性。在丸山眼里，只有通过这种“透彻的”权力现实主义，占领下的日本才能确保其独立和福利。

丸山作为结论得出的日本的“原理态度”是，从“两个世界”的所谓积极的中立。在占领下的日本，这无疑是自由知识分子们所能主张的最低限度的“和平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关于三次和平》可谓战后和平主义思想的纪念碑式宣言。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它是在对基于“国家理性”的权力政治的觉醒的支撑下，通过将其作为依据批判冷战两极化的世界现实引出日本国家的基本态度的。在这种逻辑下，正如丸山自己所言，原理的态度不过是来自一般考察的“流出”。在此，丝毫没有涉及凄惨的内战仍在持续的旧殖民地与毫无异议地将1945年作为战后基点的旧宗主国的历史关系。也许，对丸山来说，用后殖民地主义的历史之光照射日本战后，并由此出发探讨日本近代化的步伐是不可想象的。正因如此，丸山从明治前期福泽、陆羯南、陆奥宗光、山县有朋等人的“冷彻的‘国家理性’”³⁷中看到“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绝妙的平衡”时，才能够赞赏地说，那是他“非常幸福的一瞬”³⁸。那是充斥在“迎来开化期”的“小国”³⁹（司马辽太郎，《坂上之云》）里的“健全的民族主义”的“作为权力政治的自我意识”。丸山想要从军国主义时代“国家理性”“堕落”的侮辱中拯救这“幸福的一瞬”的记忆，并使其在大战的灰烬中、在新的“近代主义”光芒照射下复苏。《关于三次和平》，就是在丸山的这种意图支撑下完成的。

然而，显然，因强调明治前期和军国主义时代的鲜明对比，使得二者的连续性变得很暧昧，军国主义“国家理性”的豪言壮语，正是基于冷峻的“国家理性”认识的殖民地攫取、经营、防卫的结果。对此，丸山并没有看到。

关于这一点，看看丸山在《补注》中特意言及的对陆奥外交的评价就再清楚不过了。“从明治前半期‘当局者’的言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政治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意识权力发动界限的姿态。还是让我们看看日清战争时的外相陆奥宗光的《蹇蹇录》（1898年脱稿）吧。陆奥在书中写到，沉醉于日清战争接连不断的胜利成果的国民，陷入了对国际形势的‘主观判断’中，为此，试图收敛过分的领土要求或赔款要求的‘深谋远虑之人’反而‘被视为卑怯懦弱、毫无爱国心之徒’。他甚至援引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爱国心乃蛮族遗风’这句话，以此警示日本政党及国民舆论中随处可见的‘傲慢风习’。”⁴⁰陆奥外交究竟得到如此透彻的“国家理性”的支持了吗？它显示出丸山大为称颂的“国家理性”成熟的现实主义了吗？这种成熟的“国家理性”，对包括后来的军国日本在内的日本近代化有着怎样的意义，又有着怎样的影响？我们完全看不到丸山对此的看法。

日本幕末的武士，明治时期外交官、政治家，版籍奉还、废番设县、征兵令、地租改正等改革事业上多有建树，也被称为削发大臣，作为第二次伊藤内阁的外务大臣为修正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而努力。

然而，中冢明的《〈蹇蹇录〉的世界》，就站在与丸山完全相反的立场上，对陆奥外交的历史意义尖锐地提出了问题。该书以翔实的资料描述了陆奥《蹇蹇录》的出版发行情况，将陆奥外交的历史地位及其意义作为关联现代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如何看待“陆奥外交”，关系到对明治日本、乃至近代日本的外交和近代日本本身的论述。因为，陆奥外交是近代日本外交的象征性存在，不管你是否意识到了，论述陆奥，都是要将其作为一把尺子，表明自己对近代日本的历史评价。（中略）关于太平洋战争的战争责任，是日本军部“使伟大的明治先哲的成果付之东流的”之类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的说法，以及日清、日俄战争之前国家领导人头脑清醒、国际关系上决策未曾失误的日本是因为后来军部独断专行、国民也集体歇斯底里般突进到战争和失败的道路上之类的议论，从根本上讲是相同的。

‍究竟是不是这样呢？使军部和国民狂奔到满洲事变、日中全面战争、太平洋战争之路上的，和日清、日俄战争没有关系吗？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以及小村寿太郎等人的选择，与军部和国民的狂奔没有关联吗？⁴¹

“陆奥外交”与清国对朝鲜的“宗主藩属理念”对抗，打着“国家平等”这个近代主权国家间“万国公法”的旗号强行开战。在此意义上，虽然初期的“福泽民族主义”在将个人自由独立和国家自由独立同样贯彻执行的“权义的（right）平等（equality或者reciprocity）”原理下得以实行，但是随着帝国主义对立的激化，它很快就让位于“日本也有必要作为禽兽的一国”诉诸“兽力”这一国权“国家理性”了。丸山的这个“脚本”里不是有太多的润色了吗？丸山尽管把这种“色调的时代变化”归咎于对日本来说“恶劣的”国际环境变化，但对这一变化的内在根据却不想做更深的发掘。毋宁说，丸山的着力点是在于，与“对日本近代民族主义来说红颜薄命的古典均衡时代”⁴²诀别，并“觉悟到”（nuchern）即便日本以武力推进“近代化”，福泽们心中也丝毫没有为“帝国主义的道德粉饰”⁴³准备华词丽藻。丸山进而断言：“他（福泽）无论何时都是将非合理视为非合理，同时又着眼于潜藏其中的生命力如果置于某种条件下反而会得出客观合理的结果这一相反的事实。这正是支撑福泽国家理性立场的内部根据。”这个“合理的结果”意味着什么呢？如果通过有条件的思考得出的相对“价值”是福泽认识到的“国家理性”的实践的话，那么，其“合理的结果”，对被打上“野蛮”烙印的中国、朝鲜来说又是什么意义上的“合理性”呢？

丸山后来曾在“正统与异端”研究会上说过这样的话：福泽对国际社会的理解，并不是从“万国公法”支配的自然法的理解转移到马基雅维利式的“国家理性”上了，他从一开始就有“国家理性”的想法，在《唐人往来》中，为对抗攘夷锁国论，他故意从战术上倡导和平主义和开国论。⁴⁴丸山的这种新认识与以福泽为代表的“日本近代民族主义”的“健康”有着怎样的联系？这一点尚不很明了。但是，如果深究晚年丸山“未完成”的这一课题，福泽等人源于务实的“国家理性”的东洋战略，就只能理解为前面指出的对亚洲“地理暴力”的具体化。而且，支撑这种“地理暴力”的亚洲表象，会在截然切断了明治前期的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的鲁莽扩张主义的联系、试图使前者的精神通过与战后民主主义的新结合得以复活的丸山的课题中改头换面，再次重现。

四、国体与国民的制作

如果借用司马辽太郎《“明治”国家》中的巧妙表达，贯穿于“透彻而格调高雅的精神支撑下的现实主义”⁴⁵的“国家理性”，是需要作为从内部驱动的精神推进力的国民主义“近代”成熟的。这也正是丸山战后还在收录于《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国民主义的“前期”形成》等文章中热情倡导国民意识变革的原因所在。

日本作家。本名福田定一，出生于日本大阪，善于创作历史小说。笔名司马辽太郎是文学方面“远不及司马迁”的意思。他是日本大众文学的巨匠，也是日本国民中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代表作有描写幕末维新时期的《坂上之云》、《龙马来了》等。

据说，“大东亚战争”末期的1944年第一次应召时，丸山是以写遗书的心情写下《国民主义的“前期”形成》的。在这篇文章中，丸山简要概括了国民和国民主义的近代形态。“所谓国民，是要使之成为国民的人。”在这句毫无赘言的浓缩表现中，丸山说出了关于国民想说的所有的话。

这一同语反复的定义意味着，国民不是作为静止的“being”存在，只有作为不断的“becoming”，才能确认自我认同。准确地说，这种“becoming”本身正是国民所应有的存在方式。因此，国民必须作为主体意识到自己，并不断期望自己成为国民。只有怀着这种意识和意志，国民才能存在。“只有一定集团的成员作为与其他国民有所区别的特定国民意识到相互共通的特性，并或多或少地怀有捍卫其一体性的意志，才能谈到‘国民’的存在。”⁴⁶

在这里，显然，国民是通过人为地再现即表象自己来制造出来的、在“无根据性”支撑下的主体。只是，虽然存在这种“无根据性”，但也存在国民意欲“成为国民”的决定性契机，那就是“开国”。而且，“开国”不单单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加强作为统一整体性的均匀的共属意识（即国民意识）。这时，在维持日本固有的自我认同的同时如何对外开放这一丸山的问题设定，就会被诠释为如何以实为理念的“西洋”这个“他者”为参照系制作国民及其文化统一性意识这个问题。在此意义上，丸山的政治学或者“日本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便是在维持“对-形象化图式”（酒井语）的同时“凝集为政治一体意识”⁴⁷。般激励国民的技术（techne）的学问了。

那么，事关这种意识内心世界变革的技术的学问为制作国民而必须面对的课题是什么呢？那就是，丸山从战争期间起就当作自己课题而发现的超国家主义内在的脆弱，和福泽倾尽全力试图改革的“权力偏重”问题这种近代日本的“积患”。在《战后日本民族主义的一般考察》（1951年）中，丸山将这种“积患”理解为“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的本质契机”的缺乏，并对其根深蒂固的因素做出如下论述。

虽然法国革命孕育的近代民族主义当然有从部族主义继承下来的非合理的、本能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它也有超越单纯部族主义及其扩大的、高度自律的契机——用E.鲁南的名言来说即国民“每天的全民投票”（une plebiscite de tous les jours）的契机。然而，在日本，虽然能依靠传统意识和道德动员快速制作出对国民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忠诚，但还看不到国民政治上自我决定思想的充分成熟。为此，国民爱国心的实质中，毋宁说对作为环境的秩序的情绪上的依存更严重些，还有一种面对国家危机时动辄将一切推给“上面”、缺乏作为公民的能动责任意识和自主独立精神的倾向。

另外，家族中心、乡党中心的个人主义反而妨碍了国民连带意识的形成，宗派主义到处滋生，有时甚至产生支持实行国家总动员政策的结果（比如说在此次战争中城市人口的疏散和劳动力征用等问题上都有明显的体现）。这都是因日本民族主义内部抱有前近代传统社会意识和因而放弃将自我民主化的课题所必须付出的昂贵的代价。⁴⁹

这里，统一的国民意识，显然被认为是摆脱对环境的传统依赖、通过自由决断的行为就可以达成的。这意味着，对国家整体这一抽象存在的归属和忠诚，并不是在“更直接的村落乃至家族环境”之爱的同心圆的延长线上就可以形成的。在丸山看来，反倒是因为这种“乡土感情”（home feeling）或者“田园情趣”（campanilismo）从原初的对第一部落的归属涟漪般扩大开来，而且其浓度又与距离成反比例，所以才毋宁说，对有着政治自觉的国民国家的结集来说，“乡土之爱”成了最大的桎梏。在丸山来看，日本民族主义的最大扭曲在于，对国家的忠诚心，带有对家族、村落等第一次共同体的“原始爱情”的直接延长、扩大或者放射的性质。正因为这一性质，在日本，民族主义不是通过自律的自我决定，而是通过温情主义的“上面”的介入被组织化的。而且，如果对中央的集中力稍有迟缓，民族主义就会一举丧失目标，重新分散、回流到过去的老巢——“家族中心或称乡党中心的个人主义”上去。在此，丸山看到了超国家主义毕恭毕敬的外表下内里的脆弱。

正如在前面引用过的《战后日本民族主义的一般考察》中谈到的那样，正因为这种脆弱，日本军国主义才暴露出连构筑国家总动员体制都无法如愿以偿的“不成熟”。因此，丸山讲到，尽管日本高呼国家总动员的口号，但实际上能够调动全民全力战斗的国民连带意识都已被形骸化到了要受“家族中心、乡党中心的个人主义”支撑的地步。归根到底，这是“政治力的国家凝聚”没有在与政治力的“国民渗透”的平衡上展开，它始终压迫民主的契机，对“横向的地方割据”过于温存，对“纵向的身份隔离”⁵⁰又过于强化所致。这在军国统治者的精神上刻下了怎样的人性扭曲的烙印？对此，丸山在《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中通过与纳粹的比较指出：“同是虐待，但德国是那种将俘虏的生命大规模用于各种医学实验的冷静的‘客观’虐待，这种虐待至少不是我国的虐待的‘范式’。他当然是以国家为背景行动的，但和虐待者的关系更接近于与‘自由的’主体们（Sache）的关系。与此相反，日本说到底是优越地位的问题，即对终极价值——天皇的相对接近意识。”（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纳粹有闯过“自由主体”精神支撑下的民族主义的历史，但日本却没有，所以说它作为极权主义都还“不成熟”。我们无法不说丸山的这种说法是牵强附会的比较。

然而，如前所述，一般认为，丸山所说的在这种变形之前的日本扭曲的民族主义，在古典生发期保持了美妙的平衡。在《明治国家的思想》⁵¹中丸山认为，这种平衡，至少到明治十四年政争时为止，还在藩阀政府中大显身手。就是说，在明治国家中，只要保持这种平衡、发展民族国家，就能保持国家独立、“能够战胜对外危机的一个公理”是共同存在的。后来，丸山在《读〈文明论之概略〉》中，言及福泽对“国体”的定义（“一种族之人民相聚一起，忧乐与共，对他国之人有自他之别，厚以待人，互尽其力，于一政府之下自行统治，不受他政府制约，福祸自负之独立者”），对近代国民意识的核心进行了论述。

在此，所谓报国心，归根结底是一种逞能。如果自身安全是重要的，就会出现这种奇谈怪论：那么日本的人民聚在一起商量一下，解散日本国如何？因为，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决断，选择做日本人的。19世纪中叶，恩尼斯特·鲁南（E.Renan）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所谓国民的存在即为每天的一般投票”，但实际上，可以说我们每天都在为自己作为日本人居留而进行着投票。⁵²

丸山对国民主义的根本规定——“所谓国民，就是要使之成为国民的人”——是引照鲁南的“何为国民”（Quest-ce qu’une nation?）进行论述的。鲁南从政治中剔除“形而上学、神学的抽象”，按照鲁南的推论，“创造国民的本质因子”无非是“忘却”，是“历史的谬误”。鲁南之所以使用“谬误”一词，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国民如果没有为其起源的暴力是不会诞生的。“国民的本质是，所有的个人共有很多事情，而所有人又都忘记了很多事情。法国市民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是勃艮第人还是阿兰人、太法尔人、西哥特人的后裔。任何一个法国市民，都必须忘记圣巴托罗缪屠杀（Saint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1572年圣巴托罗缪节法国天主教派对基督教新教教徒胡格诺派的大屠杀。——译者注）和13世纪法国南部发生的大屠杀。”⁵³

[法]阿莱特·茹阿纳，梁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丸山是否注意到国民要凭依使之忘却与非公约诸民族和本民族特有的记忆的原始暴力才能成之为国民呢？对以凝集于国家的国民文化同一性及其连续性和支撑它的民族等质性为前提的丸山来说，国民起源的暴力几乎是不成问题的。正因如此，他才会在《原型·古层·执拗低音》的演讲中半天真地这样讲道：

至少在高度工业国家中，还没有像日本这样保持了民族等质性的国家。近来，有些学者经常说，民族等质性是虚构的或是意识形态的，还拿出《记纪歌谣》中写下来的熊袭和准人、阿伊努等被歧视部落的由来等等例子。我要说的并不是那么艰涩的议论。概言之，就是同其他高度资本主义国家相对比较一下看看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至少爷爷辈，或者可以往更前面一点追溯，都是在日本出生的吧？……语言是相同的。虽然日语由来已久，现在对日语的起源也各说不一，难以确定，但在日本国领域内基本上是同一语言。⁵⁴

从此处的说明中可以看出，丸山称之为“追忆共同体”或“回忆共同体”⁵⁵的国民共同体，显然是排除了杂种性和混血性或者表象不可能的“他者性”之后单一的共同体。丸山认为，这样的个人和国家无须以中间的夹杂物为媒介，而是以个人内心自由分担国家的重任，而且，只有个人对国家来说是否定存在的国民主义，才是最强有力的民族国家。因此，为克服日本民族主义内里的脆弱，彻底粉碎“家族中心或称乡党中心”个人主义或者爱国心，才成为必要。

但是，爱国心作为极其“原初的”感情被当作“来自上面的”民族主义的“对社会机能障碍的有力补充作用”利用，反而被作为障碍物排除掉了。⁵⁶在这个意义上，（被认为是）植根于“乡土之爱”的爱国心，就带上了暧昧的性格。然而，正如丸山所说，它只能被当为对近代国民主义的先验的非公约障碍物。

如此看来，丸山国民主义思想的核心，存在着作为抽象组织原理的、对国家的国民决断的结集。然而，回顾一下废除琉球藩、设置冲绳县以后的冲绳历史就会知道，它是依靠鲁南所说的“忘却”这一国家起源的暴力才能够实现的。在其作为“国内殖民地”的地理位置的延长线上，“抻拉国民紧绷的皮肤以遮住帝国巨大的身躯”[iii]的殖民地帝国日本“共荣圈”在不断扩大。对这种与殖民地亚洲共有的历史、植根于与“战争记忆”相结合的冲绳“土地的记忆”的爱国心的再生，屋嘉比收这样论述道：

对我而言，“爱国主义”虽然与“民族主义”重合，却又不完全相同，它是人类“正经感情”之一。

可以认为，这种“爱国主义”想法在我们考察当今的“民族主义”时，也提示出了重要的论点。那就是，可以作为批判“国民国家”、将其相对化的一个乡邦（地区）的思想来考虑。这是植根于用民族主义无法消解的、将民族主义本身相对化的固有的具体土地和人们的乡邦思想。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此。⁵⁷

前面涉及16世纪后半叶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的地理权力关系时讲到，基于“万国公法”的国民国家系统的“普遍化”，实际上牺牲了与地域的土地结合在一起的“诗学地政学”（poetic topography）的多样性，无非是将单一国民和国土体系化、条例化的暴力工程。通过将受远近法式影像统治的空间和均质化了的中立的时间、将这种理念化的观念作为现实的东西加以置换，近代的地理权力便将充满多样性、杂种性的地域经验和实践的自由封锁在了国民这个合理化的形象中。米歇尔·福柯也是在这一课题中发现对近代启蒙监视和统制的压抑的（同时在创造新的近代主体和国民的意义上也是“生产的”）转换的⁵⁸。

的确，和土地的记忆联结在一起的爱国主义，不是不可以说成是新土著主义的反复。然而，尽管如此，在与土地的记忆再生一起不断复活的地域自我认同和历史、地理学的脱殖民地化中，国民主义认为无法表象而驱逐或隐蔽起来的东西，或许就会浮出水面。在此意义上，定会从“以‘西欧国家体系’为基础的现在的世界秩序的危机”的地壳中破壳而出的“世界新秩序”⁵⁹（《读〈文明论之概略〉》第二十讲《向着主权国民国家的形成》），就会在使被同义反复的国民概念捣毁的东西恢复正当权利的过程中诞生。被赶进统一国民和国土中的脱中心的无数杂种空间虽然会被国境切断，但是，它会画着不连续的线，与在其外侧扩展的殖民地连成一片。冲绳的位置就如实地体现着这一点。

前面在丸山的《陆羯南——人和思想》中谈到，由于将战后新生日本的空间表象回收在了明治时期《日本》报的日本地图中，丸山没能考虑到领土内外或星星点点或绵延横亘的“殖民地环境”的意义。这种横跨内（“国内殖民地”）外的殖民地环境，孕育着潜在地决断着“日本人”之为“日本人”这种丸山的国民概念的自我分裂的契机。然而，正如矢内原、南原，还有丸山那样，战后的近代主义和国民主义将这种契机委以忘却了。尽管如此，似乎在战后的“城内和平”中完全冻结的历史的记忆，正要现出曾经的鲜活姿态。就在这个时候，丸山去世了，兴起了安静的“丸山热”，这是否应该说是历史的嘲弄呢？

姜尚中，在日韩国政治学家、思想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熊本县立剧场馆长兼理事长。研究方向为政治学、政治思想史，特别是亚洲地域主义理论、日本帝国主义作为对象的后殖民理论研究。

王新新，文学博士，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一直从事日本近现代文学及中日比较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迄今出版专著两部，译有大江健三郎等日本当代作家作品和日本学术著述10部近200万字，在国内外高水平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数十篇，另有文学访谈和文学随笔若干，发表在《光明日报》《联合早报》等国内外各大主流媒体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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