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临丨长广敏雄在云冈（1939—1944）

对于艺术史研究和佛教研究而言，前京都大学教授长广敏雄（長広敏雄，1905—1990）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曾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多次访华，借助战时的便利，对华北一带的石窟佛寺作过较为系统的调查。其最负盛名的学术成果，当属1950年代陆续出版、与京都大学同事的水野清一合作编著的《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调查报告》（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查報告（圖版篇）』，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1—1956年版），直至今日，仍是值得参考的影像记录。而这一调查报告正是日本对华作战全面开始后，1938年至1944年期间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派遣相关人员对云冈石窟进行全面科考调查的产物。

长广敏雄在中国的丰富经历，虽不亚于年龄相近但属留学的目加田诚（1904—1994）、吉川幸次郎（1904—1980）等学人，却并不如后二者一般广为人知。在1926年进入京都大学学习佛教研究，由此数次来华进行调查前，他就曾于1934年秋季独自前往北平游历，在傅芸子的绍介下与许多在平的文艺人士交流，展现出别样的文艺兴趣。12月，以分享考古、民俗及人类学等资讯的日文杂志《石墓》（ドルメン，即Dolmen）刊载了他撰写的《郑颖孙先生的琴》（長広敏雄：『鄭穎孫先生の琴』，岡書院発行『ドルメン』昭和九年12月，第三卷第12期）一文，即为本次游历的产物，显示出他对“支那文艺”的兴趣所在和细腻的诗心。

作为1920年代就活跃在北京（北平）文艺圈子的古琴家，郑颖孙（1894—1950）和他的音乐事业频繁出现在同时代人的记述中。相较于周作人那篇广为人知、甚至不无反讽意味的《国乐的经验》，在这篇笔调清丽的散文中，北平的金秋，郑颖孙的风度，院落陈设的韵味与琴音的悠长动人在年轻的东洋学子的“异族之眼”的观照下，更多了几分深沉的诗意：

郑颖孙先生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挺起胸膛，开始调试琴音。琴乐是五声音阶。此前温文尔雅的郑老师，一下子变成了严肃又卓越的古琴演奏家。……微妙的琴音让房间里的空气凝滞于一点。那是一种极其微小的声音，清澈而圆润的回响。它并未充盈整个房间，而是将房间的寂静吸入琴中......

有别于较多音像资料流传的琴家如査阜西（1895—1976）、管平湖（1897—1967）等人，1935年百代公司为郑颖孙灌录的唱片《长门怨》外，后世对这位盛名一时的琴家的真正技艺所知甚少。长广敏雄的这篇文章，也因而成为隔空感受其风采的为数不多的线索。

十馀年后，随着日本对华作战的落败，日本学者在中国畅行无阻调查石窟等古迹的盛业一同告终。深受文艺兴趣感召的长广敏雄，却在昭和二十年（1945年）又一次来到北京寻访。这次故地重游，他将兴致转向了“中国的现代美术”，与多位在京（平）经历了日占时期的画家们访问交流，一一寻访了齐白石、蒋兆和、吴昌硕等当代艺术名家。他将此一期间的经历与记述撰为九篇文章，次年迅速结集出版为《北京的画家们》一书（長広敏雄：『北京の画家たち』，全国書房1946年版），成为记录沦陷期间北平艺文界状况的可贵材料。

由于中文材料的缺乏和研究领域的罕迹，长广敏雄在中文世界中的形象颇不明朗。而他在云冈石窟调查期间的日记，于1988年整理出版（長廣敏雄：《雲岡日記 大戦中の仏教石窟調査》，日本放送出版協会〈NHKブックス〉1988年版），是为数不多被译介为中文的材料（长广敏雄著、王雁卿译：《云冈日记——战争时期的佛教石窟调查》，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亦不曾得到广泛的关注。这本生动的日记简短且零散，“既不是全部调查的概况，也不是那种客观的报告”（（長廣敏雄：『雲岡日記 大戦中の仏教石窟調査』），径直阅读并不容易体会其中的况味，却为我们提供了一则更为切近的视角，审视长广敏雄此一期间的“中国经验”。

1937年9月中旬，大同失陷，成为日军控制下的“蒙疆”地带重要城市之一。对于城市而言，物理质性和日常生态的改造随即开始。1939年初抵大同的长广敏雄，即感受到“在大同市好像住着相当多的日本人”（長廣敏雄：『雲岡日記 大戦中の仏教石窟調査』）。同年12月，由“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编辑出版的《新支那写真大观》，将大同描绘为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并以美女著称的古城（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编：『新支那写真大観』，东京：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1939年版），而此时大同古城西门外清远街牌楼上，却已然悬挂起“感谢日本”的字样（图1）（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编：『新支那写真大観』）。收录在华北交通写真档案中的大同街景（图2、图3），拍摄时间同前书相近，牌楼与市中心鼓楼处却赫然所见“剿除红匪”，并非“感谢日本”，一见殖民统治工作的微妙进展。巨大且悬挂于闹市、由当地文字书写的字匾，同古迹并置，强制每一名路过的民众在所谓“观看”中体认此时的情势。

近乎装置性的政治改造外，更进一步的是发生在城市生活细部的潜移默化。在日本陆军恤兵部昭和十三年（1938年）内部发行出版的《支那事变战迹之刊》中（陆军恤兵部编：《支那事變戰跡の栞》，东京：陆军恤兵部，1938年），日本当局对崭新的大同地区的描述如下：

居住在大同的日本人近千人，有日本料理店、旅馆等二十几家，甚至有汤粉店。随着煤炭开发的推进，这是一个未来经济发展前景值得看好的城市。

正如照片《大同市街》中，身着和服姿态优雅的女子与身后的“オリアンタル写真撮影楼”、骑马行进的军官（图4）共同构成了大同新的“日常”，随处可见的日本移民同样将旧有的生活习惯一并移植到这片风土迥异的土地。1939年9月，长广敏雄受邀参加当地军队长官的招待宴请，宴席上赫然可见生鱼片的身影。初来大同的他难掩讶异的心情，感慨“这可是内陆啊”（長廣敏雄：『雲岡日記 大戦中の仏教石窟調査』）。而他也在日复一日中逐渐融入了此间“和汉”交织的生活，在“日本人常去的茶馆喝啤酒”，“去石佛寺门前的日本人开的照相屋看报纸”（長廣敏雄：『雲岡日記 大戦中の仏教石窟調査』）。

因古迹而著称的大同地区沦陷生活的特殊之处，即在于各类形式针对古迹的文化调查。如此战时背景下，石窟佛寺的调查便远远超出了学者们个人趣味的范畴，而成为了殖民统治工作的一环。测绘、记录、修补改造等具体工作的开展，特别是与当地居民的互动，侵略者的权力时刻彰显，亦不失为一种“前线”。

一如《亚细亚大观》《北支》等其他记录蒙疆地带的图录、画册，《新支那写真大观》也收录了大同地区华严寺、云冈石窟的影像。有别于侧重风俗与景色静物摄影的文艺杂志，《大观》的摄影师巧妙地将两位日本士兵置于前景，以云冈石窟佛像为背景，构成了此时石窟命运的最佳隐喻（图5）（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编：『新支那写真大観』）。自沦陷起，无论是静守千年的大佛，还是与大佛世代比邻而居的百姓，都深陷如同此图的“虎视眈眈”之中。

在长广敏雄一行研究者留存的录像记载中（京都大学“東方文化研究所調査映画フィルム：雲岡石窟, 1938”），一帧闪现的大同石佛寺门前的日军告示，也同样呈现着殖民者开展文化考古活动的暧昧功能（图6）。在告示中，日军的入驻、管理被描述为“保存友邦之重地”，“损毁者”将遭受“射杀不贷”的惩处。此时，古迹本身、古迹的归属都构成了日常政治性权力的一部分，云冈石窟也不例外。1939年起，日军就意图加强对石窟的“保护”，而开始了动迁周围居民的计划（图7）。在从事“保护”工作的长广敏雄看来，“是为了保护佛迹，不得以的事情”。随后，为了加快推进居民的迁出，晋北政府采取经济补助，向村民们发钱。在旁观者的长广眼中，尽管要抛弃长久以来同石窟共存的生活环境，居民们多少有些不习惯，但拿到资金支持的村民们，特别是金额更多的调查班中的要员村民们，都还是对此感到兴奋的（長廣敏雄：『雲岡日記 大戦中の仏教石窟調査』）。对他而言，当地村民同石窟比邻而居造成石窟的景致杂乱，有必要改造周边，重建为广阔的草地，成为真正的清净圣地（長廣敏雄：『雲岡日記 大戦中の仏教石窟調査』）。如果说对于战时的百姓而言，真实的经济资助具有毋庸置疑的吸引力，“兴奋”的观察尚且处于情理之内，那么后者有关改造石窟成为清净圣地的考量，就格外反映着占领者/统治者的高傲乃至冷酷了。作为殖民工作的组成部分，无论出于何种“文化保存”，都无法回避其中对于村民日常生活的侵扰乃至“主宰”，而并非具有某种天然的合法性。

长广一行的调查工作也一直深受当地日本驻军的支持。为确保调查工作的顺利开展，也是出于加强日常监管、对抗民间武装力量的需要，约20名士兵集合为一个分队“驻扎在与石佛寺院相邻的东边”，“每天早晚到石窟群的前院巡视一回”。朝夕相处的枯燥生活下，年轻的士兵和调查队员们关系相当亲密。在留存的录像资料中，有关石窟附近军人们的画面被命名为“‘云冈的早上——‘台上卫兵’‘——我们也被保护了。’”。录像中军人们武器精良，成群结队充满活力，真枪实弹的负荷下，可以清晰见到背景处并不遥远的窑洞和民居（图8）。由于录像带并未记录各段画面的准确拍摄时间，无从得知此时的村民是否已如前文中所说，尽数搬走并获得经济补贴。但由军队的驻扎而产生的“我们也被保护了”的安全感，无疑是一种残忍——这份信任根源于长广敏雄和同事们无法体察却无孔不入的暴力。测绘过程中雇佣的本地青年帮手，和同样赶着毛驴，从巡视军人面前匆忙走过的村民，却在文字与图像中沉默（图9）。

在长广敏雄所属的东方文化研究所队伍前往云冈石窟调查前，早在1902年，日本人伊东忠太（1867—1954）就曾游历云冈，此后常盘大定（1870—1945）、沙畹（Emmanuel-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和喜龙仁（Osvald Sirén，1879—1966）等多位学者亦留下了有关云冈的各式资料。1920年日本学者木下杢太郎踏查云冈，撰有《云冈日录》，图文皆备，风格独特，进一步推动了云冈石窟在国际的传播。回观国内，清人朱彝尊注目此地，有《云冈石佛记》传世，是谓近世先声。民国以来，陈垣在1919年撰写《记大同武周山石窟寺》（《东方杂志》1919年第16卷第2、3号），直至1930年代，林徽因、梁思成等营造学社同人撰成《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一文（《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1933年12月），作为本土云冈研究的起始。但无论如何，长广所参与的《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调查报告》这组全面而系统的考察报告长期以来都是无法替代的。换而言之，在某种意义上，想要认识云冈，必须借助长广敏雄团队的成果。让人不禁想到苏珊·桑塔格所说“拍摄就是占有被拍摄的东西”——在除尘、布光、手脚架爬上爬下的寂寞时光中，长广敏雄也凭借着无数张定格的画面和战争的特殊力量，向全世界宣布“占有”了云冈（《论摄影》）。晚年的回忆中，哪怕对战争本身仍带着反思和悔恨，他依然确信，日本侵略时试图推行的云冈石窟保存计划“绝不是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想保护石佛使其免遭崩坏，这是人的感情问题”（長廣敏雄：『雲岡日記 大戦中の仏教石窟調査』）。

1982年，宿白撰文《〈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回应长广敏雄对其所持云冈石窟分期观点的反驳。文章肯定了《金碑》碑文材料的可靠性，对长广有关碑文的异见皆条分缕析地进行了辩驳，尤其强调借助大同新出土且具有确切纪年的资料，有关云冈石窟分期的新推论“不见得就像长广先生认为的那样没有根据吧”。长广敏雄对云冈的“占有”，如同战后两国之间力量格局的种种松动，在数十年后真正地消散在了这次笔战中。

三年后，长广敏雄受邀重返云冈，此时距离他在云冈的末次调查，已经过去了四十馀年：

我对云冈几乎全知。……我很清楚要让观光客站在什么样位置上，能感受到佛像各种形式的美。……完美的补修使有的佛像几乎认不出来了，没有什么不协调感。可见中国在保护上投入了很大的力量。

此次重访并非官方的探查，而缘于日本旅行业者组织的中国石窟考察团。云冈的新貌昭示，无论是纸面的研究还是实地的保护，长广敏雄都不再拥有那份无可辩驳的权威。即便是对云冈之美了然于心的长广，此刻也无从置喙中国政府的规划，“只是我们这些外国人的愿望，没法解决”，其间的微妙不言自明（長廣敏雄：『雲岡日記 大戦中の仏教石窟調査』）。而他的云冈生涯，也如同调查期间他曾数次在深夜听到的，“在寂静黑暗中传来的无名工匠凿音的错觉”，成为了石窟深处寥落的旧梦（長廣敏雄：『雲岡日記 大戦中の仏教石窟調査』）。

王睿临，辽宁锦州人，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书籍史与视觉文化。平时爱看电影，偶尔也做做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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