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两岸新的思考空间】苏敏逸丨以“爱与希望”为基础，构建两岸人民共同认同的、理想的价值感受

黄琪椿与苏敏逸，一个在基隆、一个在花莲出生长大，就读新竹的清华大学研究所时一个做“台湾文学”、一个做“中国现当代文学”；如今做“台湾文学”的任教于泉州的华侨大学、做“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任教于台南的成功大学。2022年3月《理想主义重建是否必要？何以可能？》书评会上，她们一起回应姜亚筑有关台湾左翼在当下两岸工作中遭遇的问题和困境。这样的经历，或许从一个侧面折射了两岸学界在2000年前后十余年学术、情感互动皆密切，而近十年则在波动不安中艰难探路的“学术史”。黄琪椿从当下常被嘲讽和批判的台湾“小确幸”着手，探讨两岸超越“小确幸”也超越对“小确幸”缺乏社会历史理解的嘲讽批判、共同构造理想的可能；并以她接触两岸年轻人的感受为底，特别提出了在当下重构这一“共同理想”与民族传统、民族文化的关系时必须直面的问题：只有当民族传统与民族文化与个体的生命、价值确立与人生思考有密切关联，民族传统与民族文化才能对个体真正产生意义，真正能内在于人的生命与生活之中，并带动人心的感通连带。苏敏逸则一方面苦恼于二十年来台湾“去中国化”的历史教育和当下媒体、网络的偏差，都加剧了两岸青年人的隔阂，一方面特别提出，不能因此轻易视之为“被洗恼”，“这种字眼太过于忽略一个人的生命经验和情感结构，太过于轻视人作为一个主体的能动性”，也更容易将对方推远。她以自己家庭、求学、与大陆师友交往的经验，以及从“理想主义重建”讨论中获得的启发，提出了以“爱与希望”为基础，重新建构两岸人民能够共同认同的、面对未来的价值感受和身心状态的重要思考。

▲台湾兰屿反核运动中的达悟族孩子摄影：关晓荣,1987谢谢主持人雪虎老师的介绍！

各位师友大家好，首先谢谢贺老师找我来参加这个会议，让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同时谢谢贺老师和莫艾老师特别体贴我，告诉我发言不需要有顾忌，让我特别感动。

上周读完亚筑这篇文章后，我的心情就一直处在很激动的状态。我有很多话想说，但很多思考还没有整理得很有条理，我希望下面的发言不会太过混乱，或者偏离大会的设想太远。如果有唐突冒犯之处，请大家多多包涵，多多指正。

我很喜欢亚筑这篇文章，亚筑的文章和她今天的发言内容虽不相同，但却是相互补充，相互映证和阐发。在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亚筑的勤奋用功，可以算是她长期参加北京中国当代史读书会和夏潮读书会各种讨论的一个成果，从中可以看到她对贺老师、李娜、莫艾、黄琪椿等几位老师研究的融会贯通的学习，同时她特别将阅读与思考的重点落实在两岸现实问题的讨论上，我觉得这个部分对当下的我们来说特别有意义。

我非常同意亚筑在论文第二节最末的一段叙述，这段叙述可以看成是强调以具体的“人”的生命状态和精神状态为关怀核心的“人文学”和“理想主义”对改善两岸现状的重要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我个人的焦虑特别集中在“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和张力上，以“具体的人”的生命状态和精神状态为关怀核心的“人文学”与“理想主义重建”实践工程，所需要的是耐心、细心、体贴、从容、沉静、慢工出细活等以“深入细致”为核心的人格质量、精神素质和工作态度，但这样的精神素质和工作要求在当前两岸对立、紧张的现实急迫性挤压之下，便显得格外艰难。在这样的处境下，我觉得亚筑强调如何构建两岸人民能够共同认同的、理想的价值感受状态和心理感受状态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里我想很简单地讲一下我近二十年来教书的感觉。这十多年来我发现台湾的大学生（不论是不是中文系）对大陆的态度越来越漠然（流行音乐、连续剧与网络小说等大众流行文化除外，不过，同学们在欣赏、享受大陆的大众流行文化时，心情上是“娱乐”的，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是“脱现实”的，亦即与大陆的社会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大陆好像在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同时也没有人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为了理解他们的世界观的形成，我特别去找了高中的历史课本来看，想了解他们的历史认识。虽然很多人常说国中高中教育就是为了考上好大学，考完就忘记了，但我认为童年到青少年的教育事实上对一个人认知自我与世界有很重要的影响，毕竟大学的专业分科，让很多人在进入大学后离开人文学的相关学习和思考。

现在台湾的高中历史课本虽然有三、四个不同的版本，但基本上是根据同一课纲编写而成。我虽然只看了一种版本，但其他的版本应该也是大同小异。现在台湾的历史课本大致是这样的，高一上学期学习台湾史，首先叙述台湾多元族群的形成，从台湾原住民的介绍到汉人的移民过程，接着讲述台湾比较重要的历史发展和事件，而时代标注是以“早期台湾”、“大航海时代”（包含荷兰人、西班牙人和明郑时期）、“清帝国统治时期”、“日本统治时期”、“中华民国时期”来划分。在这个叙述脉络隐含的历史意识中，台湾是主体（以台湾为中心，且隐含着“国家”的概念），而荷兰人、西班牙人、郑成功、清帝国、日本、中华民国等都是外部移入的统治力量或政权。高一下学期的内容往外扩大到“东亚”，将中国、日本、朝鲜、越南并列，介绍中国式的传统政治型态对日本、朝鲜、越南的影响，以及东亚各国的现代化历程。而在叙述上基本是将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作为台湾的“邻国”来介绍，主要从“国家与社会”、“人群的移动与交流”、“现代化的历程”等面向分述各国的异同。高二上学期讲世界史。

台湾龙腾版《高中历史》第三册目录（世界史） — ▲《台湾龙腾版高中历史第三册目录（世界史）》

由于课本的编排方式，使得漫长的中国史变成一个学期课程中的一部分（与日本、朝鲜、越南并列），它极度省略了中国的朝代更迭和发展，也弱化了原本历史叙述中最丰富有趣的历史人物与故事，这使得现在的学生出现许多让我感到“惊骇”的现象，例如，很多大学生对中国朝代的先后顺序是搞不清楚的，也有大学生不知道秦始皇就开始“书同文”、“车同轨”，而以为中国一直到“清朝”才形成一个大一统的传统王朝。

现在的历史教育和我读高中时（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截然不同。我的高中历史是从黄帝、唐、虞、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一直讲下来的历史叙述，以高一、高二两年的时间讲述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而这样的历史教育被现在的历史课本称为是国民政府来台之后，由威权政体所施行的“大中国思想”教育。现在的高中课本并非没有优点，例如它强调对我们生长的故乡，台湾的历史发展的认识；例如东亚各国历史比较的基本框架等。但这样的历史教育也的确从根本改变了台湾学生的自我认识，中国已经被排除在同学们的认同之外，由此扩展开来，他们也从来不认为大陆人民是同胞。在两岸互动的过程中，这样的历史认识曾让颇多将台湾同学视为“同胞”的陆生感到难过，他们在与台湾同学的互动中赫然发现两岸对彼此的描述竟有如此大的差异。而由于历史叙述所隐含的历史认识，同学们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华民国人，国家的概念是台湾，而非中华民国，这样的历史叙述和真实现状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错位，但大多数同学也并不深思这些矛盾与错位的历史与现实问题。

中华文化基础教材》，中华书局，2013 — ▲《中华文化基础教材，中华书局，2013》

台湾地区在高中课程中原本一直安排有《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属于必修科目，内容涵盖传统儒家经典“四书”。2006年，因“去中国化”政策，该科目被废除，改为《论孟选读》，由必修改为选修。2011年，经《中华文化基本教材》课程大纲修订小组不断努力，终于将该课程由选修恢复为必选，同时将“中国”一词改为“中华”，从2012年9月起在台湾地区正式施行。中国大陆中华书局经过调研，认为台湾版教材分类新颖、讲解经典忠实而活泼，贴近生活，遂引入并修订了该教材，供大陆的高中开展中华传统文化教学使用。

虽然这样的历史教育产生许多现实问题，但我也并不希望大陆的朋友们过快也过于简单地把这样的历史叙述讲成是数典忘祖或台湾历史教育的洗脑，因为这样的历史叙述的形成也有其非常复杂的历史因素，与二战后冷战结构的形成、两岸分断的历史现实，以及台湾内部思考如何解决退出联合国之后的国际困境、台湾本土化运动的兴起、政治角力与教育政策等各方面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在比较我和现在学生所接受的历史教育的差异时，我也开始好奇一些问题。例如我会想去细致地梳理战后国民党在台湾的民族主义教育内涵，我也会想重新审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在台湾的实践经验等等，这些都在台湾本土化运动的过程中被视为为威权体制服务而被过快地拒绝和丢弃了，以致于现在的台湾学生对所谓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是无感的，对“三民主义”的内容也全然不知。同时我也会想了解大陆的历史教育、世界各个国家的历史教育如何形塑一个国家的人民最基本的历史感觉与历史认识，以及“怎样的历史教育是比较理想的”等等之类的问题。当然这些都是非常大的课题，也都不在我原本的专业中，需要往后找机会进一步地考察和研究。

暂时放下这些大的议题不谈，回到我的个人经验，我由此重新回想我个人对于中国的认同历程。我小学的作业本上有蒋介石的两句话：“做一个活活泼泼的好学生，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很自然地，我最早的国族认同就是中国人。我中学时最喜欢的科目是国文和历史，读中国的古典诗词和历史故事（从小学时老师给我们读的《吴姊姊讲历史故事》系列丛书到高中之后自己在学校图书室看到的《东周列国演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是我最快乐的时光，让我漫游在中国广阔的天地和悠久的历史中，抵挡了现实中大学联考压力的束缚和苦闷，书中世界的中国让我神迷、神往。

当我选填大学志愿，想要读中文系时，却遭遇父亲的质疑和反对。除了父亲希望我读容易找工作的法、商科系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父亲是个台独派。父亲从我年幼时，就常在家中发表带有强烈情绪性的，对于中国的严厉批评，那些嘲讽谩骂的激烈言词，在我年少的时光里曾经深深伤害我年轻的心，结果却是将我更推向中国，因我从文学与历史中认识的是截然不同的中国。在后来成长的日子里，我逐渐明白也完全理解父亲成为一个台独派的生命历程，这与战后国民党来台施政的暴行，以及对台湾本省人的压抑有关，而父亲就像当时的许多台湾人，把国民党等同于整个中国，从而对中国全无好感。从我们父女双方各自对“中国”的态度可以发现，一个人的“认同”问题，生命经验与情感感觉总是先于也强于理智或知识系统，一个人总得先建立“好感”，然后才可能“认同”。同时，从我们父女早年在“中国”话题的紧张关系也充分显示，对对方珍视的东西进行强烈的批评就足以让对方产生反感的抗拒心理，更不要说无情的嘲讽或恶意的谩骂。由此回看两岸当下在网络上的恶意攻击和冷嘲热讽，都是在扩大台湾海峡的距离。

等到我进入研究所，在指导教授吕正惠老师的引领下，我开始专注于阅读中国现代文学与历史史料，每一天都是充实而感动的，那些文字和故事展现中国人在晚清以来的百年苦难中没有向侵略的列强屈服，没有被残酷的现实打倒，努力追索国家的独立自强之路，这是一条漫长、艰辛，前人所从未走过的历史道路，但这些文字却处处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辉，让我为这样的民族感到骄傲。我当时读到鲁迅的一段文字，非常感动，从此不忘。那是鲁迅发表在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的《随感录四十一》：

所以我时常害怕，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样，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1]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这是鲁迅期待青年人勇于承担民族责任，即使周围尽是黑暗，国家前途不明，我依然努力尽我作为一个人的责任，用力发光；而“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则显示一种“在中国艰难前行的历程中，只要有我的一份努力，我就很高兴了”的豁达和大器，“功成必定有我”，但“功成不必在我”。包括鲁迅在内的许许多多这样的文字形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形塑我的内在精神，也强化我对中国的认同。在我读大学到研究所期间，正是台湾本土化运动的高峰时期，我在认识并认同自己是个台湾人时，并没有觉得台湾人和中国人是相互矛盾的，是必须二选一的。台湾本土化运动迄今三十多年，我身边的手足、同学、朋友都从原本认同的中国人变成台湾人，我反而成为异类。后来我觉得，我对于中国的认同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我对中国近代以来苦难、艰难而曲折的历史道路的理解，以及在这苦难历史中激发出的民族精神与文学叙述的力量。2002年我在写博士论文期间曾到北京查资料，住了两个月，认识好几位来自全国各地，对我很好的大陆朋友，他们对台湾的好奇，以及对来自台湾的我的热情与善意，让我受宠若惊。教书之后，我又认识了贺老师主持的中国当代史读书会的朋友们，后来每年到北京，都受到贺老师、李娜和莫艾等师友们很细心体贴的照顾，此外，也包括很多来台湾讲学的大陆师友们为我开启的学术视野，这些美好珍贵的情谊都不断强化我的认同，也因此，每当我看到、听到大陆复杂而困难的现实问题时，我都是着急、关心，而不会觉得那与我无关。当然，由于我并没有长期在大陆生活和工作的经验，我也深刻地认识到我远远没有进入大陆的现实，我基本上被“同温层”保护得很好。但是从我个人的经验就可以发现，相互理解、关怀和体贴的友善互动与美好经验，就是亚筑文章中所说的，建构理想的“价值感受”和“心理感受”的基础，它可以让两岸构建一种良性循环的相互认识与理解的模式。

如前所述，当历史教育已经让中国被排除在现在台湾学生的认同之外，台湾青年人对大陆缺乏基础认识和感情的情况下，再加上现实中媒体和网络的各种操作，都不断让两岸的关系变得更加对立和恶劣。亚筑的文章提醒我们细致地分析、解读台湾知识分子“亲美反共”的心理形构，但若论台湾当前的新闻媒体，倒真是不折不扣的“亲美反共(中)”立场，从2018年起的中美贸易战、2020年初武汉爆发疫情、今年二月至今的俄乌战争到近期美国的印太经济架构等，在这些重大的国际议题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台湾媒体基本上就是“美国视角”，对大陆的报导充满恶意与偏见。媒体之外，网络的暴戾之气更不用说，在大陆的师友们肯定都知道某些大陆网民的粗暴，台湾某些偏激的网民其实也“不遑多让”。更麻烦的是网络上还盛行各种自导自演的“反串”（如台湾在2021年五月疫情爆发时发生的“林玮丰事件”就是一例），让网络世界变成一个说话不用负责任，把人性之恶展现到极致的地狱。媒体与网络变成政治力量进行认知作战的工具，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透过各种细琐的“坏经验”（且不管是真是假）产生相互叠加的效果，从而在情感和记忆中形塑“坏印象”，以达到敌我分明的目的。在这样的媒体和网络操作下，即使有些对大陆抱持某些好感的群众也会选择静默，因为解释、争辩实在是一件太耗费心神力气的事情。也是在这样的现状下，大陆的对台工作变得格外困难，警告的举动被视为“威胁”，友善的措施被称为“统战”，怎么样都不讨好。

说到这里，也许有些大陆的朋友会觉得台湾同胞都被媒体和网络“洗恼”了，但我和亚筑一样，同样不希望大家那么轻易地将之称为“被洗恼”，就像我不认同某些台湾人说大陆人被“洗恼”一样，我觉得“被洗恼”这种字眼太过于忽略一个人的生命经验和情感结构，太过于轻视人作为一个主体的能动性。更重要的是，“被洗恼”这种带有蔑视的字眼更容易将对方推远，而非拉近距离。

在两岸当前这样缺乏情感基础又充满戾气的关系下，强调民族主义或血缘关系只会被台湾年轻人视为想要挣脱的教条，无助于现状的改变。而此时，贺老师在《当革命遭遇危机……──陈映真八十年代初思想涌流析论之一》[2]文中所提到的，陈映真将“爱与希望”作为新理想主义的重要基础就变得格外有意义。亚筑在文章第三节将贺老师的《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3]与《当革命遭遇危机……──陈映真八十年代初思想涌流析论之一》相互会通，这种连结很好。我觉得这也是以贺老师为中心的北京中国当代史读书会最重要的一种精神。例如读书会过去几年在“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系列会议中，曾经对当代作家柳青的作品进行细读和讨论，围绕着中国五〇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探讨国家与党、革命知识分子与党干部，以及各种各样的群众之间能够深入生活也深入人心的有效沟通，从而让“扩大革命队伍”的目标水到渠成。当时在座的很多老师都提出很多很有启发性的想法，而李娜在论文中开展国家干部所必须具备的“心回肠转”的品质[4]，就是“爱与希望”的一种实践模式，也可以说是“人文学”和“理想主义重建”的一种实践模式。又例如贺老师的《雷锋文》中将“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与传统儒家“仁”的内涵与实践相互连结，也很有启发性[5]。如果将雷锋的“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改成“对待同胞要像春天般温暖”，或者“对待他人要像春天般温暖”，并加以实践，也许才能够消解当前两岸相互攻击的恶劣关系，从而重新建构两岸人民能够共同认同的、理想的、面对未来的价值感受和身心状态。而这种如春天般温暖的“爱与希望”所建立的良性互动关系是利己也利他的，它既能够激活每个生命主体好的、善的潜能，也能让个人生命、社会氛围与国家整体往向上、向善、向幸福的未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