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蕾丨柳龙光报刊生涯考察——以《盛京时报》《大同报》为主

今天提到柳龙光首先要介绍他是著名女作家梅娘的丈夫。但在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柳龙光的文坛地位不逊于梅娘，甚至超过梅娘。根据研究者张泉的考察，柳龙光是“华北沦陷后期官方文学界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 柳龙光大约有10年媒体经历，约8年多时间里掌控着沦陷区和日本的3份重要华文媒体的发稿权（《大同报》《华文大阪每日》《武德报》等），他对当时的东北文坛和华北文坛起到了组织、建构和领导的作用。

柳龙光在《大同报》时期成为“满洲文坛”重要一派——大同报《文艺专页》作家的核心人物。1939年2月他去日本担任《华文大阪每日》编辑后，仍直接参与“满洲文坛”活动，参加“文选”“文丛”等杂志和图书的策划出版工作，参与《大同报》文艺副刊《海外文学专页》策划与组稿活动。由于他在《华文大阪每日》期间与沦陷区作家的密切联系，他在沦陷区文坛拥有特殊地位。1942年柳龙光离开日本回到故乡北京，担任《武德报》编辑部主任，而此时也正是伪满洲国作家大逃亡的时期，柳龙光为杜白雨、山丁、袁犀等多位东北籍作家提供了逃亡后的落脚处，他成为华北沦陷区“满洲系作家”首领。

柳龙光（1911~1949），满族，本名柳瑞辰，笔名红笔、系己。他1933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1934年任职盛京时报，后留学日本，1936年担任《大同报》的《文艺》副刊编辑，1938年9月担任伪满洲国“满人记者协会”七干事之首，1938年10月成为《大同报》编辑人。1939年2月赴日本《华文大阪每日》工作，后到华北沦陷区任华北作家协会干事会干事长。在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坛和华北文坛，柳龙光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多年来，柳龙光被“选择性”遗忘了，他在沦陷区文坛及新闻界的价值与地位被严重低估。

关于柳龙光，至今有很多未解之谜。比如，他到底出生于1911年还是1914年（他的家人认为出生时间为1914年）？他与梅娘是在哪里相识、结婚的？他与日本军方的关系究竟怎样？他是否为共产党地下特工？他如何年纪轻轻就在《大同报》和《武德报》都担任重要职务？他本人创作不多但如何成为作家派别的首领？

多年来涉及他的叙述很少。由于他去世早——1949年1月27日乘坐“太平轮”遭遇海难，更由于他的政治身份不太确切，亲人、熟人怕惹麻烦，上世纪80年代初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中很少有作家回忆到他，妻子梅娘的相关叙述残缺不全并有矛盾之处。最早涉及柳龙光研究是1994年张泉在《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中约有16处提及柳龙光。2000年在杉野要吉主编的《交争する中国文学と日本文学―淪陥下北京1937‐45》中，张泉发表了《华北沦陷期的柳龙光》。2005年，张泉在《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中有专门一节研究柳龙光（第六章“官方文场与资深作家”第一节“华北作家协会干事长柳龙光”），不仅披露了柳龙光自述的履历，梳理了他“影影绰绰的经历”，而且考察了他在华北沦陷区文坛的实际地位。[1]2006年出版的《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2]中有3处提及柳龙光。2008年，蒋蕾在博士论文《精神抵抗：东北沦陷区报纸文学副刊的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以〈大同报〉为样本的历史考察》中关注到柳龙光，对他在文艺论争中的重要表现以及他的政治身份进行了探究。2014年12月，陈言发表《太平轮上的柳龙光》，该文首次详细介绍柳龙光的家世背景[3]；2015年1月，陈言发表《置身殖民体制内的家国书写与东亚文化圈想象》[4]，对柳龙光在《华文大阪每日》时期发表的诗歌和考察报告进行了研究。

目前没有发现太平轮的照片留存于世。图中是与太平轮同属中联公司的华联轮在上海离港时的画面，太平轮最后一次航行大概就是这样的情景。

2 柳龙光10年供职4份媒体

柳龙光一生共38年（按1911年出生算），主要职业是报刊编辑，他的文坛地位也与报刊生涯密切相关。从1934年进入职场到1944年底，这10年间，他先后在4份报刊社任职：《盛京时报》《大同报》《华文大阪每日》《武德报》。

柳龙光在每份报刊社的时间都不长——分别只有2年多，但他的文坛地位却阶梯式地跳跃上升，可说是“三级跳”。从《盛京时报》时期的无名小辈，到《大同报》的“《文艺专页》作家”核心人物、《华文大阪每日》时期“文丛派”重要成员，到《武德报》时期成为华北沦陷后期官方文学界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并成为“满洲系”作家首领。仅10年时间，他迅速成为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坛有影响力的实权人物。

他就职的4份报刊都与日本殖民者有密切关系。其中3份报刊为日本人所办——《盛京时报》《华文大阪每日》《武德报》，1份报纸是沦陷区傀儡政权的机关报——伪满洲国国务院机关报《大同报》。这4份报刊又都是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的重要阵地：《盛京时报》和《大同报》是东北沦陷区重要中文报纸和文学阵地；《华文大阪每日》是在日本本土所办却专门在中国沦陷区发行的中文刊物[5]；《武德报》是日本“北支派遣军报道部”所办，被称为“日军对华北宣传的大本营”[6]，《武德报》所办的多份刊物如《国民杂志》《妇女杂志》等都是沦陷时期北京重要的文学载体。

因此，柳龙光从最初供职《盛京时报》开始，就走进了与日本殖民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当中。

表1：柳龙光职业生涯时间表

时间

媒体

职位

1934.4－1936.6

盛京时报

不详

1936.6－1938.11

大同报

编辑人

1939.2－1941.12

华文大阪每日

编辑

1942－1944

武德报

编辑长

二、《盛京时报》时期（1934年4月－1936年6月）

1 《盛京时报》为东北日人报纸中第一大报

《盛京时报》为日本人中岛真雄1906年所办，是解放前东北办报时间最长的一份报纸（共计38年）。

《盛京时报》被戈公振称为“东三省日人报纸之领袖”[7]，其地位十分特殊，是日本在华势力的喉舌。该报自1925年改组为株式会社后不再是中岛真雄的个人企业，满铁、日本外务省成为大股东。到1931年时，盛京时报社共计7000股中，满铁持有4000股，日本外务省持有1000股，满铁和日本外务省占有绝对优势。[8]因此，《盛京时报》是代表日本官方“发言”的言论机关。柳龙光进入《盛京时报》的1934年，正值该报鼎盛时期，当时的社长是染谷保藏[9]。

2 柳龙光如何进入《盛京时报》

柳龙光1934年4月进入《盛京时报》。1934年是“大同三年”也是“康德元年”，溥仪于1934年3月1日“登极”成为“满洲帝国”的皇帝。“祖辈有过四品带刀护卫的往事”[10]的柳龙光，就是在溥仪“登极”后的1934年4月，从北京来到沈阳。这是他最早迈入报界。

据柳龙光妻子梅娘说，柳龙光是被裕振民领入《盛京时报》的。她写道：“他父亲的一个朋友之子，叫裕振民（清裕亲王嫡系），在沈阳经营《盛京时报》（日本出资的报纸之一），急需一份阐解日文文法的教材，选中他作副手，把他弄到日本。”[11]这本日文文法教材《汉解日本口语文法讲义》1936年5月由盛京时报出版部出版，署名是：裕振民编述，柳龙光校正。

裕振民（生卒不详）[12]，满族，曾在《盛京时报》《大同报》任记者等职，1938年初为“满映”撰写多部电影剧本，1938年7月去北京参与创办华北电影公司。据一篇采访裕振民儿子裕庸的文章介绍，裕振民是努尔哈赤第十五子多铎的后代，他爷爷的哥哥裕厚被封为‘奉恩将军’到沈阳守军，因裕厚无子，裕振民被过继到裕厚家里。[13]

《附逆人員通緝案（九）》，《國民政府》，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1-101500-00059-044

裕振民如何到沈阳、如何进入《盛京时报》，不得而知。但他在九一八之前就与日本人以及《盛京时报》有密切关系。据《辽中县志》中一份1931年11月23日辽中县保安委员会的士绅们联名的《呈以具报事变后县内经过情形暨维持状况》的呈文记载，裕振民于1931年10月14日引导着日人汤畑正一等到县，“逼令县保安会改为自汉会，坐索自治宣言而去”，10月19日裕振民又率日人随车载来报专页的捷克大枪及子弹、轻机关枪等，10月20日又强索六千元……这个汤畑正一就是《盛京时报》长春支社长，后来进入《大同报》担任编辑长，裕振民1936年到大同报社正是和汤畑正一同去的。

1932年12月24日，溥仪接见新京新闻记者协会代表时，记者代表中就有裕振民，估计他此时已在《盛京时报》工作。

裕振民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曾作为大同报社特派记者做战地报道，采写了多篇《华北战云视察记》，后来出版了《华北战云视察记》（大同报社，1937年11月），这些都是占在日军立场上颠倒事实的报道。

裕振民与柳龙光的关系持续了10余年，从沈阳《盛京时报》时期到长春《大同报》时期以及日本《华文大阪每日》时期、北京《武德报》时期，可以说贯穿了柳龙光的大半生，裕振民是柳龙光人生中的重要人物。

3 柳龙光在《盛京时报》是一名无名小卒

根据冈田英树先生找到的1939年柳龙光在日本《华文大阪每日》供职时的履历材料，他的经历如下：

生于1911年10月26日；1929年9月，毕业于北京崇德中学；1933年9月，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理学院；1934年4月，赴奉天（沈阳）盛京日报社供职；1936年4月，毕业于日本东京专修大学经济学部；1936年6月，回到新京（长春），在大同报社任职。[14]

由此可知柳龙光1934年4月进入《盛京时报》，1936年6月进入《大同报》，这期间在《盛京时报》就只有短短2年2个月。这段时间里，他的主要任务是校正这本日文文法教材，为此而在日本东京专修大学经济学部读书。因此，他似乎没有参与《盛京时报》的编辑工作，在这段时间的《盛京时报》上也没有找到他的文章。在这本书出版后的第二个月——1936年6月，柳龙光就离开《盛京时报》进入《大同报》。

柳龙光在《大同报》仅有2年5个月，但这却是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段。他在这里凌空起跳，一跃成为伪满文坛上重要文学团体（“大同报副刊文艺专页作家”派）的核心人物。

在大同报，柳龙光以“红笔”为笔名撰写编辑手记，又以“系己”为笔名发表小说、散文和翻译作品。特别是他在《大同报》的《文艺》副刊上施展编辑才华和组织建构才能，搭建重要的文学平台，成为“满洲文坛”的实力人物。

柳龙光得到了伪满洲国官方认可，仅2年时间，他由一名编辑晋升为大同报编辑人。编辑人相当于今天的主编或主笔，是报纸重要的“出版关系人”，地位仅次于发行人（社长）。[15]大同报是伪满洲国国务院机关报，是伪满洲国政府的“喉舌”。“满洲弘报协会”于1936年成立后，大同报加入，社长由盛京时报社长染谷保藏兼任。裕振民和柳龙光由盛京时报社进入大同报社，与盛京时报社在满洲弘报协会的领导地位有直接关系。因此，1938年10月，来自于盛京时报社的柳龙光于成为大同报编辑人，这是具有政治意味的。几乎同时，1938年9月，柳龙光成为伪满洲国“满人记者协会”七干事之首，此前“满人记者协会”为会长制，因此柳龙光地位相当于会长。

在个人生活上，柳龙光1936年在大同报社与少女作家梅娘结识，1937年结婚。尽管梅娘在一篇文章中将与柳龙光的相识相恋设定在日本内山书店，但这与实际情况对不上，因此推断其在大同报时期与梅娘结识并结婚。

1 进入大同报社：并非转职，应系派驻

柳龙光1936年6月进入大同报社，据推测应是跟随裕振民而来。

裕振民进入大同报社，并非个人转职，是由盛京时报社派驻的。据当时大同报社《文艺》副刊编辑、作家孙陵（1936年9月逃亡上海）回忆，1936年7月《大同报》加入满洲弘报协会[16]后，就来了“两个日本人和一个满洲人”，这个“满洲人”是裕振民。在孙陵回忆中，裕振民完全占在日本人方面，他对孙陵的爱国立场持警惕态度，裕振民后来报道华北战事时的表现也映证了这一点。

裕振民进入大同报社，与伪满洲国第一次“新闻整理”有密切关系。1936年9月，伪满洲国以“皇帝敕令”方式建立了特殊会社“满洲弘报协会”，满洲弘报协会包括了满洲国通信社和盛京时报社、大同报社等共18家。这是以建立新闻业拖拉斯为名义，对整个伪满洲国新闻业进行整合、兼并和管控。满洲弘报协会实质上以《盛京时报》为主体，对《大同报》等一系列报社实施大兼并。从此，大同报社社长由盛京时报社社长染谷保藏兼任（此前大同报社社长为原东三省公报社长王希哲）。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裕振民跟随他的老友、日本人汤畑正一进入大同报社，他们代表盛京时报社来到大同报社进行管理。根据柳龙光进入《大同报》的时间以及他与裕振民的密切关系，其进入大同报社的情形应与裕振民差不多，即并非个人转职，而是受盛京时报社委派到大同报社工作的。这个背景有助于解释柳龙光何以在短短2年多时间里，由一名编辑成为编辑人、并成为“满人记者协会”干事之首。

2 从“蚂蚁渡河”看柳龙光的官方意识

柳龙光的文学生涯是从编辑《大同报》的《文艺》副刊开始的。据笔者推测，他大约于1936年9月开始接手《大同报》副刊，正是原编辑孙陵逃亡之后。《文艺》是《大同报》文学副刊中办刊时间最长的一个，1936年2月由孙陵创办，1941年7月结束，历时5年5个月。《文艺》副刊的编者依次为孙陵、柳龙光、梁世铮、坚矢，他们都是东北沦陷区文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各自不同的政治背景、文学观念、个性风格使《文艺》副刊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精神特质。在柳龙光时期（1936年9月~1938年11月），《文艺》副刊因成为文艺论争阵地而格外引人注目。

与前任孙陵不同，柳龙光接手《文艺》副刊之时还不是有名的文学人，他的文学创作都发生在主办《文艺》副刊之后。但柳龙光着眼于“满洲文坛”建构的气魄和设想完全不同于一般作家，其中含有政治思维。从柳龙光以“编者”或“红笔”发表的一系列编辑手记中，发现他对“蚂蚁渡河”典故反复运用，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于文坛建设的想法具有强烈的官方意识。

1936年底和1937年元旦，《大同报》的《文艺》副刊上出现三篇署名“编者”的文章：《局部的努力》、《希望于满洲底文人者》、《建筑满洲文坛》。这三篇文章措辞强硬，带有政治化思考，表面上都是对“国民文库征文”情况表示不满意，实质上却都着眼于整个“满洲文坛”。《局部的努力》对于国民文库征文应征作品中80%都是小说表示不满后，进一步说：“对于满洲文坛上所表现的萎小，陋浅，作者的难堪，正是编者难堪的地方。”《希望于满洲底文人者》则干脆指责作家的不参与，以一种恶毒的口吻说：“作家是有，但未肯现身于‘国民文库’。揆之他们底苦衷，不出下述两种范畴：如果不是‘不屑为’就是‘畏惧’。偶而也看见他们写东西，正十足地表现着这两种心理反映下底迂阔与局促。”[17]文中还说到“这些意识本不纯正的文人们（称为文人较作家为适当）身为教书匠之流还可以抱残守缺”，当时确有一批作家藏身于教师职业之中，可见文章作者对整个满洲文坛都有过一些调查了解。这位“编者”所考虑的并非是《文艺》副刊，而是整个满洲文坛，他在想办法逼迫那些躲起来的作家们出来为伪政权说话。

《建筑满洲文坛》[18]发表于1937年元旦，文中先以“蚂蚁渡河”的故事做比喻，把那些“萎小的、浅陋的”国民征文作品比喻成“筑成坦途的因子”，称“对于每次征文底结果，我们不必失意，悲戚”，而那些“踯躅的与嬉戏的”才是“编者”攻击的对象。“编者”用了文艺评论中很少使用的恶毒语言，说：“他们终究把尸身留在此岸”。在新年之际，诅咒那些不肯参加“国民文库征文”的作家、文人，“编者”的政治立场显而易见。从这三篇署名“编者”的文章来看，语汇大量重复，主题一致，应为一人手笔。为何推断作者就是柳龙光呢？根据1938年元旦发表的署名“编者”的文章和1938年5月开始出现在《文艺》副刊上的《红笔放送》栏目的透露的信息来判断的。

1938年5月，《大同报》的《文艺》副刊上首次发表《红笔放送》：

编者的红笔，很少向读者说话，因为不必是照例的，也不必代作者为主观的介绍，更不必藉著为姊妹刊物或父子刊物鼓吹。

……

编者在年头向读者和作者问了一句“今日需要的文艺是什么？”却惹起“以剪刀为来福枪，以旧杂志为火柴”的一个编者，那么神经过敏地会意起来，那么不礼貌地搬过枪口来。读者是聪明的，或者聪明过于我们的同志，还需要编者们也互相答辩起来吗？“吃笔杆的朋友”们勿以“写的人”为对象，更不可以为“看的人”只是“写的人”。编者与读者是同样地期待著互相砥励的结果。[19]

从这篇《红笔放送》可以看出“编者的红笔”是《文艺》副刊的主宰，同时根据文中提到的所谓“年头”的提问可以判断“红笔”于1938年元旦以“编者”名义发表过一篇文章。笔者找到了这篇发表于1938年1月1日《新年文艺增刊》上署名“编者”的文章《〈文艺〉编者》（注：报纸残缺）。该文的确提出过“今日需要的文艺是什么”，并且说：

又是一度新年了，编者再提起一队事，顺流飘去和筑在桥基里每个渺小的于成果者是一样。巨流当前，假若人人不俗自慰而苟安，不望洋而叹止，我们没什。满洲文艺底存在，只是这种精神底具现与延已。[20]

文中提到了“蚂蚁渡河”。这使人联想到1937年元旦发表的《建筑满洲文坛》，两篇文章的署名都是“编者”，又都提到“蚂蚁渡河”，是否作者为同一人呢？《建筑满洲文坛》在开头讲了这个“蚂蚁渡河”的故事：

我们应当时常提起这个故事：一队蚂蚁渡河，渺小的躯体并不望洋兴叹，它们要用自己底躯体堆筑一条跨越河流的坦途。当前的一个一个跳下去，希望终究有一天，后来的能从这条坦途达到彼岸。

我们在建设满洲底文坛的工程中，遭遇正是“筑路底时期”，我们担当的是“筑路底工作”。

我们应当知道顺流飘去的和筑在路里的躯体，有功于成果是一样。

每一篇萎小，浅陋的，都是筑成坦途的因子，对于每次徵文底结果，我们不必失意，悲戚，只要写作，就是有勇敢的建设精神。[21]

1938年6月，《红笔放送》中再次提到到了“蚂蚁渡河”，并以蚂蚁自比[22]。

如果将前面四篇署名“编者”的文章与后面两篇《红笔放送》串联起来，可以推断：它们出自同一人之手，红笔即“编者”。而“红笔”就是柳龙光，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张泉先生在《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一书中这样说[23]。作为研究华北沦陷区文坛的权威学者，同时又是梅娘的“发现者”，张泉确认“红笔”是柳龙光在《大同报》工作时期的笔名，这种说法应该是得到梅娘认可的。

有趣的是，“蚂蚁渡河”典故后来又两次出现在柳龙光以“系己”笔名发表的书信体小说《解毒剂》[24]中，可见柳龙光对其情有独钟。正是“蚂蚁渡河”的反复出现，使人想到“编者”“红笔”“系己”就是同一个人。而柳龙光赋予“蚂蚁渡河”的意义是指众人共同“建筑满洲文坛”，哪怕是“萎小的、浅陋的”国民征文作品也可以成为“筑成坦途的因子”。他的文坛建设观念和作家古丁“写与印”不同，和山丁“热与力”也不同，而恰恰与当时官方宣传意图相吻合。

关于柳龙光的政治身份，梅娘在《梅娘近作及书简》中说：“柳是一心想振兴民族的‘志士’，是相信共产党可以救中国的新青年之一”。她说，柳龙光是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开始为中国共产党做地下工作，特别是柳龙光后来受刘仁之命去台湾策反、为共产党工作。但是，阅读柳龙光所撰写的文章，无论是在《大同报》工作时期还是在《华文大阪每日》工作时期，他的论调始终与日伪统治者站在同一立场上。尽管当时有许多人为生存而被迫发表违心言论或使用曲笔，但柳龙光的文字表达却不含被迫色彩，相反表现出一种积极主动。对于柳龙光“亲共”的政治倾向，日本汉学家釜屋信一直持怀疑态度，他对梅娘所述柳龙光早就是中共地下党的说法提出质疑：“柳是为了躲避重庆政府大抓汉奸才去落草的呢？还是原本就是中共的地下党呢？”[25]日本学者岸阳子在关于女作家关露的文章《为了忘却的纪念》中称柳龙光为“亲日派”[26]，指出柳龙光直到1944年战争即将结束时仍在呼唤重庆作家“回来”。在日本举行的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柳龙光曾在大会上通过电台向大后方的作家呼喊，要作家们“文学报国”，他的媚日表现在当时引起了与会作家的深深反感。

如果要为柳龙光的政治态度寻找原因背景的话，柳龙光的旗人身份对他的国家观念有着深刻影响——他自小生活在京城，祖辈在清廷做官，父亲与清裕亲王有联系。对于大多数旗人来说，他们所效忠的国家是大清帝国而不是中华民国。

3 创办《文艺专页》，解决报纸副刊危机

柳龙光在《大同报》时期最重要的建树就是创办《文艺专页》（1938年7月1日至11月20日）。

一份办刊4个多月、共19个版的《文艺专页》，何以使他成为一派作家的核心人物，何以使他带领山丁等人与古丁等“明明派”进行大规模文学论争，何以使他在大同报和“满洲文坛”都拥有较高地位？这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但是当笔者将这19个版《文艺专页》的内容、发表时间、作家作品等全部整理出来时，当重新回到历史现场和历史语境当中，重新回到彼时的媒介生态环境当中，突然领悟其中奥妙，突然对于那次文坛论争的根源有了新发现。那场东北沦陷区文坛最大规模的文坛论争以及两大作家派别的形成，其实不是任何个人所能左右或促成的，它是当时文学杂志与文学副刊——两种不同介质的文学载体之间激烈竞争的结果。

1937年3月《明明》创刊之后，古丁等作家都聚集在这份杂志上发表文章，一时间对于原有满洲文坛重镇《大同报》的《文艺》副刊构成强大压力。熟悉文学创作的人都知道，在报纸副刊上发表文章虽然速度快，但却不如发表在杂志上有“成就感”。因为副刊有先天劣势——篇幅容量小、作品零散，文学人真正心仪还是文学杂志，而出版单行本更是每个文学人的梦想。因此，《大同报》副刊在伪满初年文坛萧条期可以成为稳定的文学阵地，到1937年文坛热闹、文学杂志纷纷出现时，副刊就不占优势了。1934年12月大型文学杂志《凤凰》创刊，此后又出现《满洲文艺》等文学杂志。真正让《大同报》副刊充满危机感的，还是1937年3月《明明》出刊。《明明》很快成为一批有实力的文学新人的创作阵地，他们试图籍此摆脱报纸副刊的狭小天地，追求文学独立。这些作家主要是辛嘉（毛利）、古丁、王则、王度、夷驰等，他们成为“明明”派以及后来的“艺文志”派。在文学杂志崛起之时，1937年前后的大同报《文艺》副刊却停滞不前，呈现出萧条与冷落。《明明》等文学期刊不仅对大同报文学副刊构成压力，拥有《明明》发稿权的古丁、疑迟、辛嘉等作家对山丁等作家也形成一种压力。

柳龙光创办《文艺专页》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巧妙地将零碎的报纸版面集合起来，以“刊中刊”形式对抗杂志的容量优势——《文艺专页》每一个半月的发稿量约与一份月刊杂志相当。《文艺专页》以10天为一个出版周期（旬刊），每一轮（4个出版周期）依次出版4个专页：小说专页、批评与介绍专页、翻译专页、散文与诗专页。每个专页连续刊登两到三天不等，分成上、下或上、中、下，每天刊登整版或半版。从1938年7月1日创刊到柳龙光1938年11月底离开大同报而停办，《文艺专页》实际出刊2轮，共8个专页。因每个专页有2－4个版不等，总共有19个版（整版或半版）。

表2：《文艺专页》出版时间及发稿量一览表

轮次

专页名称

时间

版面篇幅

发稿量

第一轮

小说专页之一

上：1938.7.1

整版

6篇小说

下：1938.7.2

整版

批评与介绍专页之一

上：1938.7.12

多半版

5篇评论

下：1938.7.13

多半版

翻译专页之一

上：1938.7.21

多半版

8篇译作

中：1938.7.22

多半版

下：1938.7.23

半版

下2：1938.7.24

半版

散文与诗专页之一

上：1938.8.3

多半版

4首诗，11篇散文

下：1938.8.4

多半版

第二轮

小说专页之二

上：1938.8.17

半版

5篇小说

中：1938.8.19

半版

下：1938.8.21

半版

批评与介绍专页之二

上：1938.9.2

半版

6篇评论

下：1938.9.4

半版

翻译专页之二

上：1938.10.5

多半版

5篇译作

中：1938.10.7

多半版

下：1938.10.12

多半版

诗与散文专页之二

1938．11．20

多半版

3首诗，4篇散文

通过这个表，我们可看出《文艺专页》如何聚合版面。第一轮《文艺专页》历时1个月；第二轮则拖沓一些，历时3个月。每一轮《文艺专页》内容涵盖4大类文学作品，可以发表稿件二、三十篇，其容量基本与一期文学杂志相当。关于创办《文艺专页》，柳龙光在第一个“小说专页”发刊前一天撰文说：“开拓这一片新境界，打破愚昧，扫除欺骗，是蚂蚁的众力。”[27]

《文艺专页》不仅聚合版面，还聚合作家。他聚集了一批被《明明》排斥的作家，如山丁、梅娘、吴瑛、吴郎、雪笠、孙鹏飞、王秋萤、杨叶等。“明明”派的古丁、疑迟等没有在《文艺专页》上出现过，只有“翻译专页”出现过爵青的译作。小松的出现有些怪异。在“批评与介绍专页之一”中，小松还是被批评对象，一共5篇评论有2篇是针对他的，到了“批评与介绍专页之二”时他就以“孟原”笔名发表评论作品了。这可能与小松从沈阳转职到长春大同报工作有关。但小松此前就经常出现在大同报《文艺》副刊上，除发表诗歌，他也曾发表与孙鹏飞意见相左、针锋相对的评论。

《文艺专页》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阵营性。它有隆重的“开场白”——预先刊出梁世铮和梁山丁撰写的两篇言论。在《文艺专页》开办前一天，山丁发表《前夜》，呼唤作家们要“描写真实”和“暴露真实”[28]，这成为“乡土文艺”的创作纲领。它也有正式的结束，柳龙光通过《红笔放送》说：“本刊专页共出了八次，自《前夜》《忠实的话》以来，我们是忠实地。编者的红笔放送这是最末次，明日将有一个新底开始。”[29]

《文艺专页》迅速成为东北沦陷区重要的文学舞台，它既奠定了柳龙光在东北沦陷区文坛的地位，也使《大同报》副刊摆脱危机，这可能也是柳龙光在新闻界地位迅速上升的原因之一。在1938年9月产生的“满人记者协会”7个干事中，有4人是《文艺专页》作家：柳龙光、梁世铮和季守仁、孙鹏飞，柳龙光位列干事之首。1938年10月，柳龙光成为大同报编辑人。

柳龙光这种“聚合”思维解决了《大同报》副刊当时面临的危机，使他在《大同报》编辑中脱颖而出。纵观《大同报》历任副刊编辑近10人，最有影响力的要数：陈华、孙陵、柳龙光、坚矢，这其中只有陈华和柳龙光注意“聚合”版面和作家，创办出《夜哨》《文艺专页》这样有特色的纯文学副刊，聚集和促成一派文学群体的形成。柳龙光聚合版面的独特创意，在整个伪满时期报纸副刊中堪称唯一。

柳龙光离职后，《文艺专页》虽然停办，但“专页”这种形式却被继承下来。大同报《文艺》副刊后来还办过“女子文艺专页”“话剧专页”以及各种“特辑”——如1939年出版“奉天文笔人访问特辑”“批评与论述特辑”“诗歌特辑”，1940年还办有柳龙光参与的《海外文学专页》。

4 文坛论争及其受益者

在柳龙光主办大同报《文艺》副刊期间，以《大同报》为阵地形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文坛论争，论争双方是以《明明》为阵地的“明明派”作家和以《大同报》为阵地的作家们。这场论争大约从1938年5月左右开始在《大同报》的《文艺》副刊上发生，论争使东北沦陷区文坛分裂成两大主要派系：“明明”派（后来形成“艺文志”派）和“《文艺专页》作家”（后来形成“文丛”派）。

“明明”派主要是指古丁、毛利（辛嘉）、疑迟、小松等作家，他们当时是《明明》杂志的编辑或作者，后来创办了《艺文志》，成立了“艺文志事务会”。“《文艺专页》作家”则以《大同报》的《文艺》副刊为阵地，出版《文艺专页》，主要成员有柳龙光（笔名红笔）和梅娘夫妇、吴郎和吴瑛夫妇、梁山丁、梁世铮（笔名S）、鹏子[30]（孙世鹏）等。他们后来成立了“文艺丛刊”刊行会，出版系列丛书，简称“文丛”派。

据王秋萤回忆，古丁发表《偶感偶遇及杂谈》以后山丁并未进一步发表反对文章。为何“战火”在时隔1年之后燃起呢？笔者认为，山丁没有立即回应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发表阵地，《明明》掌控在古丁手里。论争之所以在1938年5月以后出现，是山丁与《大同报》的《文艺》编者柳龙光达成了默契。

从《文艺》副刊上频频出现的《红笔放送》来看，红笔（柳龙光）才是这场论争中的重要人物。1938年5月12日第一期《红笔放送》中提到：“编者在年头向读者和作者们问了一句‘今日需要的文艺是什么？’却惹起‘以剪刀为来福枪，以旧杂志为火药’的一个编者，那么神经过敏地会意起来，那么不礼貌地搬过枪口来。”这是柳龙光对于论争发生缘起的描述。

1938年5月以后，《文艺》副刊以主动姿态介入论争。借助于天天出报的优势，《文艺》副刊朝着以古丁为首的“明明”派发起猛攻，吴郎、梁世铮等撰写了一批具有攻击性的评论。在《文艺专页》前后共2期“批评与介绍专页”（共4版）中，11篇评论有6篇是针对明明派的。柳龙光在《红笔放送》中这样谈及矛盾冲突：“山丁，铮郎呼唱以来有热与力的人都忠实地发挥着他们底热与力，共同地培植这块土地，伟大的只是众力绝不是排除异己的个人主义者所能想象的。对于抑人尊己油滑不着实的毁谤，由它自己没落去。”[31]针对《明明》杂志，他说：“某杂志也宣言要开设《每月文评》一栏了，这也许是目前的评文将要洗心变质的先声，果能如此是好现象。”[32]

对于这场论争，远在日本留学的林时民（王度）在1938年9月《明明》上发表《结算与展望》，反对“藏在坦克内而骂人者”，认为这样“只挑小字眼而不能深刻了解一个作家，和他的伟大性的独眼龙式的东西，决不是批评家”。[33]

这场论战在《大同报》上爆发得突然，结束更突然。1938年11月20日《文艺专页》因柳龙光离职而停办，论战中“此方”偃旗息鼓，与“明明”派论争的文章从《大同报》上消失。但两派的对立并未结束，“明明”派演变成“艺文志”派，“《文艺专页》作家”则演变成“文丛”派。正如吴郎所说，这场争执延续了5年，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北作家大逃亡，文坛极度萧条，剩下的留守作家们人人自危，再也无力进行“写与印”和“热与力”的对峙了。

这场文坛论争最大的受益人就是柳龙光。联系柳龙光1942年以后在华北沦陷区的活动轨迹，更容易理解一些。“作为作家，柳龙光创作不多，影响不大。”研究者张泉考察后这样认为，但他是“华北沦陷后期官方文学界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34]他的文坛地位来自于官方支持和派系斗争中树立的威望。当时华北文艺界分成三派：一派是柳龙光的伪“华北作家协会”，后台是日本华北驻屯军报道部；一派是沈启无为首的“北大派”，还有一派是以周作人为首的“艺文”一派，都是老作家。[35]柳龙光还被称为“满洲系”作家的首领。[36]1943年发生“扫荡华北老作家”事件，日本作家片冈铁兵在东京举行的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将矛头直指周作人，攻击者中还有中国作家沈启无和柳龙光，随后发生了“破门事件”[37]。身为华北作家协会总干事的柳龙光，为什么要参与到日本人对周作人的排斥和周沈师徒反目的争斗中去呢？为了强化自己的文坛地位。在长春时情况也相仿，1938年论争发生前，柳龙光还是满洲文艺界的无名之辈；论争发生后，《文艺》副刊编者的柳龙光一下子成为梁山丁、吴郎等人拥戴的“文坛领袖”。

四、离开《大同报》之后

根据冈田英树教授查找的资料：柳龙光于1939年2月进入设在日本大阪的大阪每日新闻社，任《华文大阪每日》杂志的编辑。这份工作是1938年末在北京参加招聘考试获得的，柳龙光于1938年11月离开大同报。[38]在日本《华文大阪每日》工作期间，柳龙光对东北沦陷区文坛、对《大同报》仍有影响力和实际参与。

1939年下半年，当《艺文志》和《文选》筹备出刊的消息纷纷传出时，原《文艺专页》作家的重要成员梁山丁、季守仁、吴瑛也酝酿出刊，他们向在海外的柳龙光夫妇通报了消息，柳龙光是“文丛”编审委员会成员。

1939年12月，“文丛”派主将吴郎发表了《关于〈文艺丛刊〉》，这是一篇“告白式”文章，详细叙述《文艺丛刊》的出刊目的和形成经过。从该文可以看出，《文艺丛刊》最早的倡导者是山丁、吴郎和吴瑛，起因是重新翻阅1938年夏天的《大同报》，回顾了《文艺专页》，决定做一个系列出版物。他们得到远在日本的柳龙光、梅娘夫妇的支持，并争取到了益智书店的出版帮助，形成了“文丛编审委员会”：冷歌、山丁、柳龙光、梁世铮、鹏子（孙鹏飞）[39]、氏森孛雄[40]、小泽柳之助[41]、雪笠[42]、吴郎，决定每“间月出版二册”。

文丛刊行会出版了《诗季》杂志，并与益智书店合作出版了系列丛书：之一为吴瑛的小说集《两极》（1939年11月），之二为山丁的小说集《山风》（1940年6月），之三为梅娘的小说集《第二代》（1940年10月），之四为秋萤的《去故集》（1941年1月）。柳龙光虽然没有自己的作品，但在梅娘的《第二代》中撰写序言。

2 “文选”特约撰稿人

1939年8月，王秋萤撰写了《“文选”刊行缘起》发表在《文艺》副刊上。这篇以“舒柯”笔名发表的文章，详细介绍了《文选》刊行的宗旨和目的，并且提到了“文选编辑同人及特约撰稿人”：

山丁、梅娘、翠羽、刘爵青、吴瑛、柳龙光、古丁、夷驰、共鸣、田兵、小松、外文、衣水、李涓、王则、石军、黄河、孙穗、李乔、金音、南波、吴郎、鲁人、老翼、成弦、李牧之、安犀、子松、姜灵非、徐百灵、秋萤。[43]

这份名单是包容当时“满洲文坛”上大部分知名作家的，柳龙光夫妇虽在海外但也名列其中。由于柳龙光不能参加文选的编辑工作，他应为“文选”特约撰稿人。

3 为《大同报》副刊的《海外文学专页》策划、集稿

离开《大同报》以后，柳龙光真正在东北沦陷区文坛所做的事就是为《大同报》副刊的《海外文学专页》策划和组稿。

1940年9月4日，《海外文学专页》在《大同报》诞生。这是一个周刊，它不仅延用“专页”名称，而且与《文艺专页》设置相似，也是一个集合型副刊——把一个月里的4期作为一个集合。它在创刊第一天就登出了“九月目录”，此后每个月都设置单独目录，也就是将每月4期视为同一刊。这种设计是杂志化思维，它既是《文艺专页》风格的延续，也与柳龙光在《华文大阪每日》的编辑工作有关。

《海外文学专页》自1940年9月起到1941年7月26日结束（其中1941年1至2月中断），共出版31期。它的集稿者是远在日本的柳龙光、田瑯等。以柳龙光为首的《华文大阪每日》的编辑们如张蕾、鲁风、雪萤、吕风等都为该版撰稿。他们于1940年5月在《华文大阪每日》上设立《翻译文艺》专栏，7月又设立《海外文学》专栏，9月出现在《大同报》上的《海外文学专页》可以视为他们的集体作品，柳龙光是这个集体作品的策划者。

海外译者的耕耘，给极端封闭之中的东北沦陷区文坛带来一股新鲜之风。《海外文学专页》设计精巧，风格独特，它那图文并茂的特征传达出来自于海外的新颖现代的文化气息。《海外文学专页》独立编号（从1941年3月“第十九页”开始每期大字注明），最初阶段每期都更换刊头，放置精美插图。从1941年3月开始，它将一个整版划分为四格，折叠起来就可以装订成册。1941年3月以后，《海外文学专页》创办“童话之页”“书简之页”，形式愈发与《文艺专页》中办“小说专页”“批评与介绍专页”相仿。1941年7月1日，《大同报》的《文艺》副刊改为《艺文》副刊，《海外文学专页》也于当月结束。

柳龙光在《海外文学专页》上以“系己”笔名发表文章，从在第一期上发表译作莱蒙托夫的长诗《恶魔》（第一篇）开始，表现出积极参与。1941年3月26日柳龙光在《三月赘语》中的一番话，表明《海外文学专页》一直由他策划并辑稿。他说：“从这三月起，继续去年出刊了的十八页《海外文学专页》，我们预备每月这样地翻译一点东西给大同报的读者。”[44]他在文中对童话专页及以前和后面的插图的作者等都有全盘介绍，这表明《海外文学专页》由他组织。

《海外文学专页》内容丰富，不仅专门介绍了日本作家小田岳夫、吉屋信子、长谷健等人笔下的“满洲故事”，也介绍了西方文学如德国作家海塞（今译为黑塞）的《归乡纪行》、法国作家亚兰的《关于诗和散文》等，特别是开设了“童话之页”“书简之页”。《童话之页》策划者柳龙光在编后语中说：

这里译出的几篇东西不过是世界的童话的一斑，但关于童话内容的性质——童话在内容上分类，大致可分为神怪谭，英雄谭和寓言。——我们是努力地以作全般的介绍为目标取材的。[45]

《海外文学专页》重视童话和漫画的观念给东北作家很大启发。1941年3月《文艺》副刊上陆续介绍杨慈灯的童话集和作家未名的童话。《海外文学专页》上发表多篇吕风关于漫画的文章：《中国怎样地接受了世界漫画》、《六年前的漫画谈》、《回忆简记——六年前的漫画坛》、《漫画技巧的转变》，对促进中国东北读者了解漫画也有益处。后来《大同报》上专设了《漫画专版》。

柳龙光向大同报编辑大力推荐参与《海外文学专页》的旅日工作者，如对于张蕾：

译者是一个青年，努力文学的姑娘，在《华每》上写过《奈良游记》、《孤儿访问记》，翻译的文字也很多。[46]

4 成为东北沦陷区作家逃亡北京的落脚处

1942年2月，柳龙光进入《武德报》工作，直到1944年11月《武德报》解散。这一时期他成为“华北作家协会”派的首领，也成为“满洲系”作家首领。据张深切的《北京日记》中1943年5月6日记载：5月6日闻林房雄对炎秋谓：“现在华北文坛悉被满洲系台湾系占领实在可恶。”炎秋问：“满洲系系谁？”彼谓：“武德报柳龙光等翻编审会徐白林等是也。”[47]

据梅娘说，柳龙光进入《武德报》是受朋友龟谷利一引荐。《武德报》社长龟谷曾在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弘报处工作，弘报处是伪满洲国政府掌控媒体、监管媒体的部门。柳龙光到《武德报》后不仅接替管翼贤成为编辑长，而且掌控着《武德报》旗下多份报刊杂志如《国民杂志》《妇女杂志》《北京漫画》《时事画报》《时事旬报》《儿童新闻》《美人文章》《民众报》等。柳龙光1942年9月担任华北作家协会干事长，任《华北作家月报》主编（1942年10月至1943年8月）、《中国文学》（1944年1月至11月）。

1942年以后，由于伪满洲国实施政治高压政策，知识分子处境凶险，很多作家都选择“逃亡”之路来到北京。一些东北作家为找工作而找到柳龙光，柳龙光成为他们在北京的落脚处。

属于艺文志派的“满映”作家王则1942年逃亡到北京后，找到曾认识的龟谷利一，先后在《武德报》所办的《民众报》《国民杂志》任职。王则担任《国民杂志》主编期间正是在柳龙光手下工作。因此，到了20世纪末王则女儿王波寻找父亲情况时，到北京找到了梅娘。

另一位属于艺文志派的诗人杜白雨（王度）1943年6月化名“王介人”逃到北京，他也去找柳龙光，得到了一份在《新少年》当编辑人的工作。

袁犀是通过柳龙光进入《武德报》的，被捕后由柳龙光担保出狱。袁犀1941年在北京生活困难，几乎乞讨，根据《李克异研究资料》编写组整理的《李克异年谱》：“（1941年）他在东北有过交往的朋友、《绿色的谷》的作者梁山丁来信，介绍他去找《文丛》派女作家梅娘及她的爱人、在燕京影片公司做协理的柳龙光，柳正要到《武德报》社当编辑部长，答应代他在报社找个职业。11月初，柳龙光介绍他到《武德报》社编辑部整理科当科员，职务是整理分类来稿，交到下属各杂志去。有了饭吃，他用梁稻笔名写作。”[48]后来，他于“1942年1月13日深夜两点多钟被捕的。”[49]“直到1942年7月初被释放。经《武德报》社编辑部长保释出狱，仍留报社整理科当科员。”[50]袁犀的回忆虽然与梅娘对此事的描述有些出入，但重合部分是：柳龙光为袁犀当了“保人”，使他出狱。

诗人山丁1943年9月逃到北京后去找袁犀进入新民印书馆工作，但也加入柳龙光主导的“华北作家协会”，1944年担任《中国文学》编辑。

在近年来一些关于梅娘的散文中，柳龙光被贴上了“红色标签”，这类信息的真实性还需要进一步考证。关于他身世经历的确切资料不多，对于他各种身份的考察还不够深入，这使柳龙光显得扑朔迷离。在笔者的考察中，柳龙光虽然与日本殖民者走得很近，但他与管翼贤那样担任伪职的汉奸还有所区别。已故作家王度（李民）曾回忆，1944年底《武德报》解散后柳龙光和大家一样失业了，当时梅娘曾经心情不好。这段回忆让人想到，柳龙光毕竟还是文人身份，与日本军方的关系也并非那么密切。

[1]张泉：《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28页。

[2]（美）耿德华著，张泉译：《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新星出版社2006年。

[3]陈言：《太平轮上的柳龙光》，《中华读书报》2014年12月17日第5版。

[4]陈言：《置身殖民体制内的家国书写与东亚文化圈想象》，《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第111－119页。

[5]参照《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中对《华文大阪每日》的简介（第742页）。

[6]《新华日报》1945年9月3日第四版，转自《中国现代报史资料汇编》，重庆出版社1996年，第829页。

[7]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第66页。

[8]满铁档案，甲种，昭和6－7年，总体，监理，关系会社监理，盛京时报社，第114册之2，1号。转引自《满铁档案资料汇编第十三卷》，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2011年，第423页。

[9]《盛京时报》共有3任社长，首任社长为中岛真雄，1926年中岛真雄退休后社长为佐原笃介，1932年佐原亡故后社长由染谷保藏接任。

[10]梅娘：《梅娘近作及书简》，同心出版社2005年8月，第179—180页。

[11]梅娘：《梅娘近作及书简》，同心出版社2005年8月，第179页。

[12]从陈言的论文《置身殖民体制内的家国书写与东亚文化圈想象》（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1月）中得知，裕振民的生卒生为1910－1990，但裕振民儿子裕庸的被访文章中看到：裕庸（1939年出生）十几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因此，对于裕振民的生卒年存疑。

[13]刘一达：《京城玩家》，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年，第190页。

[14]参见冈田英树《〈白兰之歌〉原作·影画·翻译》（未定稿），1998年5月31日。转自张泉：《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第228页。

[15]伪满洲国1932年10月出台的《出版法》中第三条规定：“出版关系人分为下列四种：发行人、著作人、编辑人、印刷人。出版关系人不得兼充。”

[16]关于满洲弘报协会成立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说为1936年9月28日，一说为1936年11月，笔者考察《盛京时报》认为成立时间应为1936年9月5日左右，而孙陵在文章中说1936年7月《大同报》就加入了满洲弘报协会，应是指满洲弘报协会筹备成立期间《大同报》即已成为其一员。

[17]编者：《希望于满洲底文人者》，《大同报》1936年12月15日第6版《文艺》副刊。

[18]编者：《建筑满洲文坛》，《大同报》1937年1月1日第23版《新年文艺增刊》。

[19]《红笔放送》，《大同报》1938年5月12日第4版《文艺》副刊。

[20]《〈文艺〉编者》，《大同报》1938年1月1日第23版《新年文艺增刊》。

[21]编者：《建筑满洲文坛》，《大同报》1937年1月1日第23版《新年文艺增刊》。

[22]《红笔放送》，《大同报》1938年6月30日第4版《文艺》副刊。

[23]张泉：《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第228页。

[24]系己：《解毒剂——也许你又说我是伪善》，《大同报》1938年9月14日第4版《文艺》

[25]转引自《梅娘近作及书简》，梅娘著，同心出版社2005年8月，第180页。

[26]丁言昭：《关露啊关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73页。

[27]《红笔放送》，《大同报》1938年6月30日第五版。

[28]山丁：《前夜》，《大同报》1938年6月30日第4版《文艺》副刊。

[29]红笔放送》，《大同报》1938年11月20日第五版。

[30]鹏子，本名孙鹏飞，伪满时期工作于文艺话剧团，从事剧本创作和文学评论。

[31]《红笔放送》，《大同报》1938年7月24日第五版。

[32]《红笔放送》，《大同报》1938年9月2日第五版。

[33]林时民（适民）：《结算与展望》，《明明》1938年9月，第2-9页。

[34]张泉：《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28页。

[35]李士非：《李克异研究资料》，花城出版社1991年，第27页。

[36]张深切的《北京日记》中1943年5月6日记载：5月6日闻林房雄对炎秋谓：“现在华北文坛悉被满洲系台湾系占领实在可恶。”炎秋问：“满洲系系谁？”彼谓：“武德报柳龙光等翻编审会徐白林等是也。”转自《抗战文化研究（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37页。

[37]周作人于1944年4月发表“破门声明”，公开攻击原来的学生沈启无，并且让北大文学院对沈启无停职停薪，沈启无被迫去南京谋生。

[38]参见冈田英树《〈白兰之歌〉原作·影画·翻译》（未定稿），1998年5月31日。转自张泉：《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第229页。

[39]鹏子（生卒年不详），孙鹏飞，1938年担任《实话》报记者，伪“满人记者协会”七干事之一。1939年成为文艺话剧团成员。

[40]氏森孛雄（生卒年不详），《健康满洲》杂志主编。

[41]小泽柳之助，日系作家，其他情况不详。

[42]雪笠（1910~1939），本名冯家驹，辽宁盖平县人，曾留学日本，1938年归国进入满洲国通讯社工作，主要从事翻译工作，是火野苇平的“士兵三部曲”的中文译者，1939年7月病死。

[43]舒柯（王秋萤）：《“文选”刊行缘起》，《大同报》1939年8月22日第6版。

[44]系己：《三月赘语》，《大同报》1941年3月26日《海外文学专页》。

[45]系己：《三月赘语》，《大同报》1941年3月26日《海外文学专页》。

[46]系己（柳龙光）：《文艺通讯》（三），《大同报》1939年11月7日第6版《文艺》副刊。

[47]转自《抗战文化研究（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37页。

[48]李士非，李景慈，梁山丁等编：《李克异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1月，第19－20页。

[49李士非，李景慈，梁山丁等编：《李克异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1月，第20页。

[50]李士非，李景慈，梁山丁等编：《李克异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1月，第21页。

原文刊于《创伤：东亚殖民主义与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17）一书。

蒋蕾，女，文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暨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中国新闻史学会理事、中国新闻史学会地方新闻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会理事，吉林省委宣传部新闻阅评员、吉林电视台专家评审员。研究方向为东北新闻传播史、口述史、影像史，主要在伪满时期媒介文化与文学传播领域展开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东北沦陷区抵抗文学的生成及属性研究”（16BZW124）。已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东北沦陷区报纸文学副刊研究”（09CZW066）、第四十八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伪满洲国新闻统制研究”（20100480559）、2014年度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伪满洲国新闻统制研究”（2014ZX6）等项目。出版学术专著《精神抵抗：东北沦陷区报纸文学副刊的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对伪满〈大同报〉的历史考察》（吉林人民出版社2014年）、《伪满新闻统制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16年）、《岁月留痕——摄影家郎琦访谈录》（吉林人民出版社2020年）。在《社会科学战线》《文艺争鸣》等刊物上发表《东北沦陷区中文报纸：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的分裂——对伪满〈大同报〉副刊叛离现象的考察》《“满映”作家群落考》《以法律之名制造的“新闻樊篱”——对伪满新闻统制的历史考察》《伪满时期抵抗文学的地下书写与战后呈现》等学术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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