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场公彦丨何以“中国”？——殷周之变与儒家文明观的构建

当我们谈论“儒家思想”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教科书中的“仁义礼智信”，还是博物馆里沉默的青铜器与甲骨文？马场公彦的文章带领我们穿越三千年时光，直面一个被遗忘的文明真相：温文尔雅的历史表象下，封印着一段血腥而悲壮的历史记忆。

考古发现揭示，商朝盛行的活人祭祀并非传说——殷墟中层层叠叠的人骨，见证着那个神权与暴力交织的时代。而周人对这段黑暗历史的决绝埋葬，恰是华夏文明最重要的转折点。周公旦不仅废止了人祭，更完成了一场精神革命：用“德”取代鬼神，用“礼”构建秩序。儒家思想，或许正是这场伟大“文明消毒”的产物。

本文以考古发现与文献研究为基础，重新审视儒家思想的历史渊源与殷周之际的文明转型。作者马场公彦通过走访二里头、良渚、殷墟等遗址，结合《翦商》一书的论述，指出夏商周三代并非纯粹的传说，而是具有考古实据的历史阶段。作者探讨了商朝人祭制度的残酷性及其在周代被逐步废除的过程，强调周朝通过“翦商”实现从鬼神信仰向“天命”“德治”理念的文明转换。周公旦推行的礼乐制度与道德重建，为儒家学说的形成奠定基础，而孔子则进一步将周代遗产系统化为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体系。文章揭示了其背后深层的历史记忆与人文精神，为理解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独特性提供了新的学术视角：或许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恰恰建立在对其自身暴力传统的彻底扬弃之上。在战争与冲突仍未止息的今天，周初那场“不杀人，亦不无端受戮”的道德革命，依然闪耀着跨越时空的智慧光芒。

一

每当踏上旅途，就会发现中国的每一处角落都有浓厚的历史底蕴。在各省会城市，庞大的省立博物馆宛如一座座历史的宝库，当地出土或传承下来的历代出土文物，都被按时代顺序精心地安置在展厅之中。结合3D、VR、AI等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展览效果更使得观众仿佛能穿越时空隧道，真切感受到当时人们生活的真实面貌。尤为让人感慨的是，每当那些深埋地下的古城和陵墓遗址经过层层的发掘、鉴定、整理与报告，最终以博物馆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时的那份震撼。参观这些遗址博物馆，仿佛能感受到大地深处沉睡的历史，就连我这样的外国人，都仿佛感受到中华文明的DNA在我们的血脉中悄然流淌。也正是这样的时刻，让我体会到中华文明的整体性与延续性。

时至今日，日本学界对于夏王朝是否真实存在仍未达成共识。近期，我前往位于洛阳郊外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参观了一号宫殿遗址。这是一处占地约1万平方米的茅草屋顶大型宫室建筑。在博物馆内，我还观赏到了夏都宫殿的复原微缩模型。那一刻，我更加确信夏王朝是真实存在于历史长河之中的。首先，考古发掘揭示了除宫殿外，还有青铜器和石器工坊，这表明这里曾是一个由当权者治理的都城。此外，与北京故宫的建筑理念如出一辙，宫殿遵循“天子面南背北”的传统，沿南北中轴线布局，这无疑进一步印证了夏王朝历史的真实性。

我也曾到访过杭州西北部郊区的良渚古城遗址公园。那是距今约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后期的稻作村落。当我凝视着那些按照柱杭遗址复原的房屋时，不禁想起曾经参观日本青森县三内丸山遗址时的情景。二者的历史年代十分接近，但三内丸山属于日本绳文时代，当时尚未开始种植水稻。良渚古城的规模宏大，虽没有王朝都城的威严，但确实形成了以稻作为中心的社会形态，而这也正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因此，从良渚古城遗址来看，“中华五千年”的说法并非夸大其词。

考古学的进展不断刷新人们对中国历史的认知，日本的情况亦然。但遗憾的是，日本的考古学成果与中国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魏志倭人传》中提及的三世纪卑弥呼所统治的邪马台国的所在地，其确切位置至今仍无定论。而历代天皇的陵墓，由于受到日本宫内厅的严格管控，不仅禁止挖掘，甚至连进入陵墓调查也受到诸多限制。即便是最大规模的大山古坟，至今也不能确定墓主的身份(《“仁德陵”感受的近代之造作》，《朝日新闻》，2025年3月18日)。日本现存最早的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成书于8世纪初期，而在此之前，出土文物及相关史实的文字资料相对匮乏。目前所知最早的刻有大量文字的出土文物，是稻荷山古坟出土的铁剑铭文，共计115字，据推测其制作的年份是471年（也有观点认为是531年）。

顾颉刚曾于1923年提出“层累地造成学说”，认为“随着时代的推移，古史时代的时间越来越长，传说中的人物形象也越发伟大。”由此，“古史辩”学派提出，儒家经典所传承的大禹治水、尧舜禹等禅让故事，逐渐被后世史家视为虚构的伪史，这种疑古思潮也愈发强烈（小仓芳彦《抗日战下的中国知识分子——顾颉刚与日本》，筑摩书房，1987年）。然而，随着对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遗址考古的推进，学界逐渐出现了信史性倾向，即认为《史记·夏本纪》和《史记·殷本纪》中带有浓厚神话与传说色彩的故事是如实反映史实的。也就是说，儒家所编纂并传承的《六经》不再仅仅被视为仁义礼智信教条式的训令集，也可以将其作为周代以前的历史记录加以重新解读。

二

李硕的《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以下简称《翦商》）依托夏商周遗址的考古成果，深入剖析了“周灭商”这一历史变革背后的重重谜团。阅读此书，仿佛置身于一场精彩的历史悬疑之旅，引人入胜。尽管如此，作者在想象历史与叙述历史的过程中保持了克制，全面吸收了中国考古学的学术成果，并涉猎了日本东洋史学者的研究成果。这种保持客观的科学态度得到了专家的认可，主持了20多年二里头遗址发掘工作的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本书的代序中提到，阅读此书时他十分“震撼”。

从体裁上讲，《翦商》或许可以归入历史报告文学的范畴，与岳南老师的一系列著作风格较为相似。我有幸从岳南老师那里获赠过一本《遭遇兵圣》（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并萌生了出版日文版的想法。后来，我作为编辑，将其以《孙子兵法发掘物语》为名出版（加藤优子译《孙子兵法发掘物语》，岩波书店，2006年）。随着1972年山东省银雀山汉墓的发掘，大量与兵法相关的竹简重见天日，本书描绘了《孙武兵法》《孙膑兵法》的形成以及孙子其人其事相关的谜团依照竹简得以解明的过程。1981年，我在北海道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科提交的毕业论文，便选择了与《孙子兵法》相关的研究。当时日中关系尚未像如今这般紧密，我不敢奢望亲临考古现场，或者亲自看一看出土的竹简文物。但通过岳南先生的著作，我了解到竹简的发掘、整理、解读与保存过程中发生了种种故事，而这些生动的细节让我感觉竹简作为史料拥有了温度，我也意识到研究孙子兵法不再仅仅依赖于传统的文献学方法，而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回到《翦商》，在3000年前的殷周革命中，商朝的灭亡有一个关键点，即周朝成功地废除了人牲祭祀风俗，而这堪称是周朝实现的一大“伟业”。我也曾到访位于安阳的殷墟博物馆，这里曾是殷都的所在地。经过长期的发掘工作，殷墟博物馆得以建成。在博物馆的陈列中，地底陵墓被精心复原，大量人骨与牛、马的兽骨一同出土，这异样的景象让人仿佛能感到地下散发出来的“血腥气”。根据甲骨学家胡厚宣的研究，据甲骨卜辞记载，殷都约有百万人口，其中有超过一万四千人被沦为人牲，被用于献祭。在夏都遗址中，也发现了少量的“人牲”痕迹，周朝初期虽仍保留了一段时间的人祭仪式，但其规模都远不及商朝。

关于废除人牲祭祀，以往并不认为其是“殷周革命”产生的原因。比如《封神演义》，再比如日本漫画家横山光辉创作的长达22卷的宏大遗作《殷周传说——太公望传奇》。后者以《封神演义》为基础，同时参考了《武王伐纣平话》和《史记》，作品中同样几乎没有出现将活人作为祭品献给神明的场面（横山光辉《殷周传说——太公望传奇》全22卷，潮出版社【中译本：《封神演义》全12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此外，还有陈磊创作的《半小时漫画》中国史系列。这部系列漫画共8册，充分发挥了中国一格漫画的传统，通过漫画这种视觉化的轻松形式艺术巧妙地呈现了中国历史的精髓，属于科普漫画。其中的《半小时漫画中国史0》中，仅描绘了牧野之战中周军的胜利，完全没有涉及商朝瓦解的远因——人牲祭祀（陈磊、半小时漫画团队《半小时漫画中国史0》，海南出版社，2022年）。

三

在对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卜辞进行解读后，发现其内容与《史记·殷本纪》中关于帝王交替的记载高度吻合，使得《史记》记载的可靠性得以证实。同时，对夏商两朝遗址的考古，也证明了商朝处于较高的文明阶段。根据《翦商》的记载，在西征攻入夏朝疆域时，商朝不仅吸收了夏朝严禁外传的陶瓷和青铜冶炼技术（包括采矿、矿石运输、冶金、铸造和销售全过程），还将工匠纳入自己的体系。此外，商朝还通过治水工程改造了华北平原的湿地，引进了长江流域较为成熟的水稻栽培技术，除了粟、黍、小麦外，还开展了稻米的种植生产，并建设了巨大的粮仓进行粮食储备。商朝凭借卓越的筑城技术，修建了比夏都大十倍的坚固都城，并新创造了文字。通过与西方游牧骑马民族的接触，引入了家畜及战马，发明了马拉车并将其普及开来。也就是说，在自身民族固有文化技术的基础上，商朝还融合了其他地方族群的优秀文化，在不同的文明土壤之上，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明。

《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商朝，国王在做重要决策时，比如国家祭祀的日期、开战时机以及是否开战等，均通过卜占来决定。与夏朝主要使用牛羊肩甲骨不同，商朝则多使用龟甲，而龟甲上则刻有夏朝时并不存在的文字。从甲骨文字和商代王侯墓中发现的大量人祭坑来看，商朝人牲献祭的实际情况已经逐渐清晰。人间命运由上帝和鬼神主宰，神意决定是善果（即德）还是惩罚。只有王（至商朝末期开始称“帝”）才能通过卜占了解神意。祭神有祈求福佑的习俗，最初是献狗、猪、牛等兽类，但到商中期开始逐渐人祭，且数量不断增加。人牲通常是战争中俘获的敌族，部分被作为奴隶，部分用于献祭。献祭的方式极具嗜虐性，冷酷且残忍，通常是斩首肢解，并将头骨置入专用的青铜蒸器中；甚至还有食人的习俗，也有以人骨为材料的骨器制造工坊；俘虏常被用作弓箭训练的靶子，许多人骨上仍然留有箭头。

敌族主要指居住在西方关中的游牧民族羌人，也是后来灭商的姬姓周族的祖先。后来周族逐渐捕获其他部族的人民作为人牲献给商朝，以此来减少本族的牺牲。因为周族的归顺，在武乙王在位期间，周族开始定居在周原（今陕西省岐山县凤雛村）。后因武乙王将其妹嫁于周昌（后来的文王）使得其走进商朝政治圈，但最终因纣王的猜疑而被捕入狱。

1976年，周文王的居所被发掘出土。大量刻有卜辞的甲骨片揭示了文王在七年囚禁期间，曾在秘密地下室策划灭商计划。因为在当时，只有商王才能制作甲骨片，所以文王发明了草棍卜筮法，即通过阴阳二卦三爻的组合构成八卦，再将八卦组合成六十四卦的“易”，以此来代替甲骨占卜。与传统卜占不同，这种占卜方式并不是将命运交给神明，而是认为万物流转和变化无常是自然法则，需按照事物因果的相互关系来判断自然和人事的成败与吉凶。《翦商》强调，易经中的卦辞和爻辞，记录了周族为商朝的血祭仪式而被迫捕捉人牲的屈辱黑暗史，且暗含着上天对文王执行翦商计划的授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根据高亨先生的解读，《周易》坤卦六三爻的爻辞“含章可贞”是一种隐语，意思是“翦商之事是可以占算的”，即通过占卜来预测灭商行动的可行性。迄今为止，日本的《易经》注释本大多将这一句解释为“内含美德，保持贞静”（赤塚忠）、“美德隐藏在内，不外显，专心固守贞正”（今井宇三郎）、“内含文才之美、隐而不显、保持贞正”（高田真治·后藤基巳），即劝诫人要保持内在美德。

之后，纣王赦免了文王，文王去世后，武王继承了父亲文王“翦商”的遗志。武王娶了太公望吕尚的女儿，在吕尚的智谋和弟弟周公旦的道德支持下，武王于公元前1046年在牧野之战中打败商朝，纣王自焚而死，妲己亦自缢而死。而周武王则将他们的遗体进行了戮尸示众。由此，西周王朝取代了商朝的统治，从公元前1046年持续至公元前771年，存续了275年。

四

灭商一年后，武王驾崩，年幼的成王在周公旦的辅佐下登基。周族原本并无文字，从镐京迁都洛邑（今洛阳）后，他们释放了被捕的商朝贵族，同时继承了商朝的文字文化。他们任命商族的首领为周朝的文书管理官员，让商朝的继承人微子在南方的商丘建立宋国，并安置商人居住；他们开始推行封建制度以统治广袤的土地：周公旦自己被封于曲阜，建立了鲁国；其弟周封被封于卫国，该地靠近商朝旧都；召公奭则被封于燕国。与商朝的暴政形成鲜明对比，周朝采取了温和包容的政策来积极争取异民族的归顺，为统治的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周公废除了商朝盛行的人祭和人殉的风俗，挖掘并摧毁了商朝的高级陵墓，随后将其重新掩埋，以封印血腥人祭的记忆。其目的在于进行一次精神上的革命，以摆脱商朝的鬼神崇拜和上帝信仰。即用“天”取代“上帝”的概念，摒弃鬼神掌管天地万物的神祇秩序，转向注重人类社会的道德。由此，将基于血缘的贵族等级制度转变为基于礼乐文明的封建秩序。

本书的英文标题《Revelation》（天启）应该是源于殷周革命带来了“天”观念的转变。现存最早的“中国”二字记录，出现在成王五年的青铜尊铭文中，其上刻有“宅兹中国”。这不仅表明“中原之地”是中国疆域的核心区域，更意味着跨越了商朝时期的血缘和族群界限，所有共享中华文明的群体均被纳入了“中国”。周朝通过吸收商朝在青铜冶炼术、发明并推广文字等方面的文明成果，选择性地吸收了商的先进华夏文明，并对其进行再造。由此，殷周革命带来了华夏文明的新旧交替。

在商代，“德”是指“上帝”与诸神的恩惠。周公旦将“德”重新定义，认为“德”是人们应有的正当行为，并且称扬上古圣君的治世，试图通过礼乐的制度化实现人类社会的德治。周公的理想被儒家学派整理成学说，并推广为治国原则。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整理了流传下来的周代经典，主持了《六经》的编纂工作，提出了“仁”这一新的概念。通过自我修养，孔子倡导“推己及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形成了将道德教义化并启蒙民众的理念。在《六经》中，“乐”已不复存在，“礼记”和“春秋”是在东周时期才形成的，而《诗》《书》《易》则是反映商周交替时期历史的古代文献。其中《易》是文王和武王“翦商”事业的唯一秘密记录。然而，因为周公抹消掉了商代人祭的痕迹，生活在五百年之后的孔子很可能因此没有解开《易》卦辞爻辞中隐藏的密钥。孔子晚年的“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感叹和“韦编三绝”的故事，抑或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猜测。

那么，周公为何要封印并湮灭商朝极端残酷的人祭风俗呢？推测其真实的意图仿佛如入幽深竹林，难以完全解答。但可以推测，周族曾饱尝被迫成为献祭牺牲品的屈辱与悲痛，同时，还曾为了生存不得不将异族作为人牲献给商王。那份羞愧与渴望赎罪的感情应该也深刻影响了周公，他不愿再让后人经历同样的苦难，因此要将那些伴随着鬼哭啾啾的回忆永远埋葬。也许正因为这样的经历，周公才认为将“不杀人，亦不无端受戮”这一教义植入人心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周公的道德观念及与其一脉相承的儒家思想，其精髓就在于崇尚现世的和平，并将其作为人类文明的基石。李硕的《翦商》借助考古学成果，成功地揭示了殷周革命的历史意义。本书通过对西周以来一直绵延至今的中华文明进行重新解读，启发我们思考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深远意义，带来了诸多深刻启示。

马场公彦，1958年出生于日本长野县伊那市，岩波书店前总编辑，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副教授。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学术博士。1989入职岩波书店，先后任《思想》编辑部编辑、《世界》编辑部编辑、学术一般书编辑部主编、编辑局副部长、总编辑。2019年退休后，先后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外籍专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东亚研究、中日关系研究。著有《围绕<缅甸的竖琴>的战后史》《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从日本战败到中日复交》《现代日本人的中国观》《播种人：平成时代编辑实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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