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见俊哉从坂口安吾的宫本武藏论入手，认为宫本武藏剑术的精髓在于根据对手状况，使出变幻莫测的招数且不肯放弃；继而论及早宫本武藏一个世纪的哥白尼，他拉开了“近代”序幕，支撑他的除了天赋，更是覆盖全欧洲的大学网络、爆炸的信息。作者以为，就现代的全球化、信息爆炸而言，21世纪酷似16世纪，在这样的危机与机遇并存的时代，唯有超越固定观念、秩序、学科、领域，具备创造性的跨境力量，才能创造出价值。而大学就应该具备如上诸种特点，超越政治和战争，追求普世性、有用性和游戏性。
坂口安吾的宫本武藏论
战后，作家坂口安吾以其《堕落论》风靡一时，而他的《青春论》也令人受益良多。该文写于1942年秋，正是日本在中途岛海战中败北，战况越来越令人绝望的时期。全文贯穿着坂口强烈的反权威主义，让人深信文中偶尔突兀出现的祈愿日本战胜的文字，只不过是欺骗世人的表演罢了。在这篇《青春论》中，坂口安吾也谈到了宫本武藏。
文章的具体内容在此不再赘述，坂口安吾的基本主张是，宫本武藏的剑术具有与武士道完全不同的实战性质。武士道是作为臣下对主公的行为规范而发展起来的，比起实际获胜更重视秩序规范。但对于剑术而言，在对战现场战胜对手是唯一的价值。对手尚未准备就绪就攻击过于卑劣，或是大家在自报家门之后才可动手，这些在德川时代确立的武士道的规范意识，与剑术无缘。
对于坂口而言，宫本武藏的价值，就在于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剑术家，而非武士道的遵循者。宫本一直苦苦思索，面对比自己见识更广博、技术更精湛的对手，如何才能战而胜之。于是他在松平出云守邸与其家臣中排名第一的剑客比试之时，不等互相打招呼，就趁其不备突然进攻，将对手击败。手段看起来很是卑劣，但按宫本的理解，切磋亦如作战，既然身临战场，就应该周全准备随时应战。“剑无定数，攻敌之不备便是剑术。”“无论是敌之心理还是敌之疏忽，抑或是敌之弱点，抓住任何可利用之处战而胜之，这便是武藏创造出的剑术。”
日本江户时代初期的剑术家、兵法家、艺术家。他是二天一流剑术的始祖，以“二刀流”剑术闻名于世。宫本武藏在京都与兵法名宿吉冈家族的对决，和岩流岛与岩流兵法家的决斗故事，至今成为许多小说、时代剧、电影、乃至电视连续剧等发挥的题材，并闻名于世。其自著《五轮书》亦为现代日本人在哲学、经营、乃至运动各方面的指导书籍，在世界各地也有诸多翻译版本与喜好读者。
佐佐木小次郎，可能来自丰前国的豪族。先后从师于“中条流”的富田势源（后开创“富田流”）和锺卷自斋（后开创“锺卷流”）。两位师范都以“小太刀术”闻名，擅用胁差等较短的刀械。尽管如此，小次郎仍然经常需要使用各种不同的兵器与师傅以及师兄弟练招，可能就是在此过程中，小次郎发现自己更擅长使用野太刀，并渐渐领悟了属于自己的剑法。(1612)，小次郎与知名的剑豪宫本武藏相约决斗，决斗的地点选在小仓藩的领地舟岛。当时宫本武藏约年近三十，小次郎则有十八岁到七十岁等多种说法或推论。最后小次郎战败并死于岛上。当地人基于对小次郎的怀念，因此将“舟岛”改名为“岩流岛”，以纪念小次郎。
宫本武藏的才能在与佐佐木小次郎的决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小次郎以快剑，即出剑异常迅速而闻名。宫本的剑速不及小次郎，为了战胜这样的对手，他精研对手的战法，找到了能够攻击其弱点的方法，为此临时制作了特殊的木刀，并且故意大大迟于约定的时间才到达决斗现场，继而以言语挑衅，让本就等得不耐烦的小次郎愈发烦躁，终于失去冷静。宫本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一击而中，最终取胜。说是出其不意也好，心理战也罢，这一战法绝不算是堂堂正正。“溺水求生时就算是一根稻草也要抓住不放，彻底利用每时每刻身边可以利用的东西，千方百计向着最终存活之目标而去”，坂口认为这种变幻莫测和不肯放弃，正是宫本武藏剑术的精髓。
因此，宫本武藏的剑术，与负责指导德川将军家、进入权力中枢的柳生流剑法，可谓处于两个极端。柳生流根据作战的种类规定了大小62种太刀招数，其训练方法是事先彻底掌握这些招数。宫本批评其为形式主义，他认为作战中的变化无穷无尽，即使事先掌握了特定的招数，实战也未必会有完美的用武之地。不如放弃固定的招数，根据对手改变自身，掌握这种灵活的应变能力才是关键。
现代的大学，已经深深陷入了柳生流的形式主义，或者叫做专业主义，这是本书大致的诊断结果。柳生流规定的62种太刀招数，就如同现代细分化的专业领域。如上文所述，在现代，知识与社会都在复杂地流动。在这样的时代谋生存，宫本的方法远比柳生流的招数更为有效。小次郎的强大他人难以企及，但这种强大也是单一的。当它有效时，宫本武藏绝对无法战胜小次郎。但宫本恰恰发现并利用了其单一的局限性。面对小次郎的专业卓越性，宫本以灵活的跨界性最终获胜。
当然，“二刀流”也许并不是唯一的解答，但宫本的二刀流，是他适应各种状况而创出的变幻莫测的剑术，是在置之死地的挣扎之中悟出的一种方法。在后世的我们看来，面对变化保持开放的宫本的态度，在“二刀流”战法中得到了最为简洁明快的概括，也正因为如此，宫本的传奇故事才会在大众心中与二刀流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从宫本武藏到哥白尼
宫本武藏生活于16至17世纪的动荡年代，而比他再早一个世纪，在15至16世纪的欧洲，哥白尼也经历了时代的变迁。让哥白尼名垂青史的，当然是其日心说，但他并非从一开始就是一名天文学者。不仅如此，实际上“天文学者”这一头衔很难概括他丰富的一生。
青年哥白尼就读于波兰的名门大学克拉科夫大学，本来是为了继承其伯父的衣钵，成为一名天主教神父，因此他的主要专业领域是神学。但当时大学已经开设了博雅科目，他也在其中学习了数学与天文学。随后他前往当时的学问中心意大利北部“留学”，进入世界最古老的博洛尼亚大学修习法学。之后暂时回到波兰，又再次返回意大利北部，在帕多瓦大学学医，取得博士学位，并在费拉拉大学获得神学学位。也就是说，哥白尼是一名先后在克拉科夫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帕多瓦大学、费拉拉大学等当时的名门大学游学、留学，修习了博雅科目以及法学、医学、神学等各大学科，并取得了若干学位的知识分子。
之后，他并未成为大学教授，而是选择回到故乡波兰，成为一名神职人员。在故乡，他是一位无人不知的名医。天文学对于哥白尼自身的“自由”（liberal）精神而言十分重要，但他的社会地位是在“神父”而非“天文学者”的名下得到保障，他的社会声誉也是在“医生”而非“天文学者”的名下为人传扬。
哥白尼时代与之前时代最根本的区别，不在于天文学本身，而在于围绕天文学的信息环境。与之前的学者不同，哥白尼是能够通过多种多样的印刷品广泛收集天文学数据，从而进行比较参照以验证学说的第一代学者。16世纪也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获取能力的戏剧性变化，拉开了我们称为“近代”的新时代的序幕。可以说哥白尼是站在从“中世纪”迈向“近代”，两个时代重叠转换的临界点上之人。
另一方面，哥白尼的后半生，是活字印刷即将开辟近代知识新天地的时代。这是人类历史上知识创造力异常旺盛的时代。被后世称为“文艺复兴”的这一时代，以意大利北部为中心，天才大师辈出，如群星璀璨。无论是拉丁语的通用性，还是泛欧洲的大学体系，又或是活字印刷带来的信息浪潮，与21世纪全球化社会相通的诸多时代特征，激发了这些天才们的想象力。对于他们而言，岂止是“二刀流”，“三刀流”“四刀流”也实属平常，而支撑着他们的“多刀流”的，不仅仅是其天赋，更是覆盖全欧洲的大学网络。
酷似16世纪的21世纪
将宫本武藏与哥白尼相提并论，除了他们都生活于世界史意义上相通的巨变时代之外，并没有其他深意。宫本是战国时代的剑术家，哥白尼是中世纪的学者。二者所处的，都是社会迈向近世或近代这一巨大发展时代的前夕。欧洲在16世纪以后，经过大航海时代与印刷革命，迈向帝国主义、近代科学、国民国家逐步兴起的新时代。哥白尼是催生了这一变化的主角之一，但他自己的人生完结于变化发生之前。在日本，随着德川幕府体制的确立，宫本武藏那样的生活方式不再被允许。得到坂口安吾高度评价的宫本武藏，是到冬夏大阪之阵为止的宫本，那之后的宫本就失去了之前的光彩。
今天，历史状况再一次接近16世纪。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世界再次被巨大的资本主义的浪潮所吞噬。这一现代的全球化，处于16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延长线上。过去数百年间，全球化的市场体系占优势的时期与国民国家体制占优势的时期交替出现。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是福利国家体制，也可以说是国民国家占优的时代，其背景是东西方的冷战格局。而从冷战结束前后开始，在新自由主义的潮流中，出现了与20世纪20年代之前一样的情况，即全球化的市场再次显示出其力量。这一“全球化”（global）与“国民国家化”（national）交替史的起点，就在16世纪，在世界以白银的价值联为一体的大航海时代。
另一方面，今天数码技术带来的信息爆炸，也使得21世纪酷似于16世纪。如上文所述，哥白尼提出日心说的背后，活字印刷技术带来的信息爆炸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今天的21世纪，无论是全球化的金融市场，还是无边界获取信息的可能性，比17、18世纪以降的任何时代，都更接近16世纪。
在思考全球化的历史时，我们需要面对近代这一从16世纪持续到21世纪的巨大起伏。在这样的危机时代，能够创造出价值的，是超越固定观念、秩序、学科、领域，具有创造性的跨境力量。
大学应该超越战争与政治
欧洲自12世纪至13世纪以降，经历了诸多战乱烽火，比日本的战国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累累战事中，城市遭受毁坏，许多国家也被灭亡。战乱似乎应该迎来终结的启蒙时代之后，德法之间仍旧战火不断，如果加上两次世界大战，即使进入20世纪以后，血腥的战事也从未停息。在这一过程中，若干次重大变化带来了人们价值观的根本改变。鼠疫的流行、宗教战争、法国大革命、产业革命、极权主义，让欧洲人的价值观无数次被动摇颠覆。即便如此，在过去800多年中，大学一直绵延不绝。当然，较之中世纪的大学，近代的大学的性质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大学依然是比国民国家，比资本主义更为源远流长的制度。
不仅如此，近代大学的诞生，即大学于19世纪在德国奇迹般的重生，正是在战乱之时，在德国决定性地败于法国这一屈辱的体验发生之际。军事上的败北，激发了学术和文化的复兴，以及走向卓越的欲望。
同样的化学反应，也可以在明治以后担负创建日本大学重任的人中不少来自戊辰战争中的败方这一事实中看到。曾担任同志社大学校长的山本觉马，以及担任东京帝国大学校长的山川健次郎，对于两所大学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而他们都是会津藩的藩士。大隈重信是佐贺藩的藩士，他创立早稻田大学的契机，是明治十四年（1881年）政变的失败和下野。中津藩藩士福泽谕吉并非佐幕派，他成为明治日本代表性知识分子的契机，是游学大阪进入适塾学习的经历。游历与跨境的经验，无疑是日本近代的原动力。
福泽谕吉在《劝学篇》中指出，虽然近来对西洋知识的翻译如火如荼，但学者只是一味输入西洋的知识，却对其中蕴含的精神缺乏理解，对如何将其精神适用于日本的现实也不加思考。他对此提出了批评，随后大笔一挥，“学者士君子，皆只知有官而不知有私，只知立于政府上位之术，不知居于政府下位之道”，对官学学者只是热心服务于政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福泽进而宣言，“费百回之说教莫如展示一回之实例。今我将展示私立之实例，以明育人之事业不可独付于政府，学者亦可以私力行之也”，正式开始筹建庆应义塾大学。
上述插话，象征性地说明了大学原本应该是为什么而服务的机构。在欧洲，败于拿破仑大军的人们创造出了近代新型大学的框架，在日本，则是败于萨长联军或藩阀政府的人们在大学历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这并非偶然。他们之所以在大学上倾尽心力，是因为认识到大学是为远远超越当时的政府及国家的价值而服务的机构这一性质。事实上，自从12世纪诞生于欧洲以来，大学一直有其终极目的。更准确地说，大学正是以此确立了自身的正当性、权威性，并让掌权者承认了其优越地位。这一终极目的，简而言之就是“人类的普世价值”。
2021年4月26日，遭到菅义伟拒绝任命为日本学术会议会员的学者向内阁府申请信息公开，以明确拒绝理由。提交申请后，2名学者在东京召开记者会。早稻田大学冈田正则（行政法）气愤地表示：“不得不说拒绝任命是违法的。……这是破坏议会制民主的行为。”东京慈惠医科大学教授小泽隆一（宪法）指出：“不得不怀疑是出于政治立场加以干预的。严重践踏了会议的独立性。”被拒绝任命的包括冈田、小泽以及东京大学教授宇野重规（政治学）、立命馆大学教授松宫孝明（刑事法）、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芦名定道（基督教学）、东京大学教授加藤阳子（历史学）。6人均是学术会议中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所属的“第1部”的会员候选人。
2022年8月22日，日本的大学教授、作家等发起签名活动，反对前首相安倍晋三举行国葬。签名活动的发起人中有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上野千鹤子、东海大学永山茂树教授、高千穗大学武野井郁夫教授、作家落合惠子等17人。
什么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对于身处基督教世界的中世纪大学而言，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当时的普世性首先是基督教式的普世性，在结合了经过伊斯兰文化重新导入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之后，最终形成了经院哲学复杂的体系，这一点已经在拙著《何谓大学》中论述过了。19世纪以降的大学，逐渐远离这样的宗教价值观，与启蒙价值的普世性相结合。而启蒙价值中蕴含的西方中心主义、民族自我中心主义，进入20世纪后又在人文社会学科诸多领域受到批评。
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不再追求某种普世性。因为这么做无异于对大学自身的否定。大学依然保持着超越共同体、国家、企业、宗教等个别价值的局限性，以在疆界之外或是跨境的方式，追求并创造价值的力量。在现代社会，这一价值就是全球社会的未来价值，或是说是普世的知识卓越性。不管具体是什么，大学都是服务于超越国家的普世价值的存在。
与普世价值之间的距离，也决定了大学这一组织影响所及的范围。大学的普世性目标比业界团体、国家的利益或是价值要遥远得多，因此需要更长时间实现，其射程范围也更宽广。在大学之外的业界团体或是政府眼中，大学追求的价值与自己日常接触的价值相比过于遥远，因此会产生“大学实在搞不懂”的印象。在他们看来，大学如果能信奉与自己同样的价值并发挥其才能，该是多么“有用”，可大学追求的却常常是“过于高迈”的理想。
但这一价值的高远、普世性，正是大学的生命线所在。大学所追求的，也是必须追求的价值，不是三年五载，五年十年就能取得成果的价值。确实，理科的研究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取得一定的成果，也因此获得了来自外部的“易懂”和“适合投资”等评价。与之相对，文科的知识，除了法学、经营学等部分内容，大致上都是以30年、50年、100年为跨度在思考自身的价值。
今天的大学，不再处于追求永恒价值的基督教式普世性的支配之下，19世纪那样信奉近代启蒙理念的大学也是少数。但区分大学与专业院校的关键是，大学并非回应社会需求而供给“人才”的职业训练所，而是超越这种人才需要的短期变动，与具有更长远时间跨度、更宽广空间延伸的价值相联系。今天，正是在宣称自己服务于人类的普世性，尤其是服务于面向全球社会未来的价值这一点上，大学才可以说保持了应有的本色。
原文节选自《“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终章”。标题有所改动。
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发布。
图片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吉见俊哉，1957年出生于东京都。著名社会学家，东京大学教授、副校长。研究领域为都市论、文化社会学。代表性著作有：《博览会的政治学》（中公新书）、《媒体时代的文化社会学》（新曜社）、《媒体文化论》（有斐阁）、《世博会幻想一一战后政治的束缚》（筑摩新书）、《亲美与反美——战后日本在政治上的无意识》（岩波新书）、《何谓大学》（岩波新书）等。
译者简介
王京
历史民俗资料学博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俗学、日本文化等。译作有柳田国男《食物与心脏》、《都市与农村》、《乡土生活研究法与民间传承论》（合译）、福田亚细男《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等。
史歌
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日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思想史、日本文化等。译作有柳田国男《海上之路》《关于婚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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