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学者道场亲信在这篇论文中关注二战期间为日本帝国海外侵略与殖民事业服务的复员军人、战争灾民、侨民和开拓民。这些人在1945年要面对日本战败“帝国”瓦解、波茨坦宣言解除武装和解散军用基地的规定以及粮食危机，战后成为新“日本人”参与到国土开垦和农地改革中。但随着日本经济的起飞、产业结构的变化和深度嵌入的日美同盟，这些曾经“奉公“的“开拓民”，其土地再一次被迫以国家之名被征用和收购，他们不得不选择“背叛”、“抗争”，甚至“掉队”离开移民海外。作者追问面对从热战到冷战，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换中，一直努力追随帝国/国家的“开拓民”一次又一次地沦为“难民”“弃民”的他们是否是“日本人”？同时也通过他们的命运，在追问和书写战后日本“占领”与“和平”的真相。
谓无名向终身致力于日本社会运动・文化运动研究的道场亲信老师致敬。
1 “帝国”的崩溃
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如其名“世界大战”那样，堪称世界规模的战争，同时这场战争也可称为“全体战争（total war）”。之所以称其为“全体战争”，是由于这场战争不仅在世界范围的各地战场制造出了庞大的难民群，更由此带来了空前规模的人口大移动。即使仅就东亚地区而言，产生的各种形式的难民也是难以数计的。例如，各国征集的军队、军属、俘虏；房屋、生活场所被占领或破坏了的灾民、难民；侥幸逃过屠杀的幸存者；中国、朝鲜等地的被迫随军人员、征用人员，失散者等。这场日本发动的，对中国大陆及亚洲各地的侵略战争，不仅战争中引发了大量的人口移动，伴随着日本的战败更掀起了大规模的人口“回流”。
图源：写真集『福岡100年』，1945.10.18
二战结束时，以波茨坦宣言规定的“日本”为范围统计，其境外回流人口，军人、平民共计七百万人（若槻、一九九一：四六页）。关于这批在外“日本人”的引返计划早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一日既已制定完成。八月三十日，制定了“外地（含桦太）包括外国迁居日本人归国应急援护措施要纲”，随即展开了输送、接收的准备工作。这样，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为止，六百二十四万余人被遣返回国。主要境外“日本人”分布情况参照表1。
日本人”回流的高峰期是一九四六年。这一年约四百二十万人返回日本，其中，由中国东北及中国的其他地区遣返的人数最多。
这是一九三二年在中国东北设立了“伪满洲国”政权以来,日本政府政策性推进“移民”政策的结果。其目的是巩固当地的军事、治安与吸收国内的过剩人口。特别是一九三六年以后，广田内阁立案的“满洲开拓”移民计划开始执行，计划在二〇年间送出一百万户五百万人。但历史最终见证了“满洲开拓”移民计划的悲惨结局。战败前移民们被就地征兵投入作战，之后又经历了西伯利亚扣留。军队对避难平民的掠夺与暴行不计其数，许多人在其暴行下丧命。据《满洲开拓史》记载，全部植民者二十二万六千人中，四万六千人死亡，三万六千人失踪，十一万人生还（若槻、铃木、一九七五：七〇页）。后来，生还者的绝大多数成为了战后日本国内的开拓农民。
另外，随着日本战败与“帝国”的崩溃，占领区、旧殖民地自不必说，在亚洲各地居留的“日本人”几乎全部归国。其中也包括战前的“移民”，形成了全面回流的局面。这些移民在战时并未能远离军事性战争行为及军事政治，因此他们的归国，也可看作是“全体战争”之后，“解除编制”所引起的回流。与此相反，南北美洲大陆的“日本人”移民，虽然战时也经历了残酷的“集中营”，但战后却并未形成回流。也就是说，战后东亚、南北美洲两地的“日本人”移民，动向截然相反。那么，“日本人”向“日本”本土的全面回流，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想这在东亚“脱殖民地化”过程的研究方面，可说是今后应重点考察的课题。
根据冈部牧夫的定义：“为争取就业机会移居到原居住地之外的某民族国家的成员为移民”（二〇〇二：五页）。近代日本的“移民”，依其移居地的不同可分为三类（同：八页）。
（1）移居独立主权国家（美国、巴西等）与其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2）移居独立主权国家的殖民地、势力圈（夏威夷、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东印度等）
（3）日本自己的殖民地、势力圈（台湾、朝鲜、关东州、满州、桦太、南洋群岛等）
其中（1）和（2）是日本“主权”外区域。（2）和（3）则为旧“帝国”（正式/非正式）人口“回流”的主要地区（夏威夷除外）
冢本哲人（一九七八）指出，“外出打工主义”是近代日本移民的一大特征。移民们“外出做活、挣钱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寄钱回国。他们最希望的不是永久居住在新居住地，而是衣锦还乡”（同：一九二页）。在南北美州的移民身上可以清楚看到这种观念。除以永久居住为目的的“满州开拓团”之外，亚洲各地的移民是否都是“外出打工主义”，笔者所知有限，但无论如何，返国侨民的绝大多数都被没收了大半财产，最后作为“难民”遣返。
另外，日本的战争行为制造出了大量的难民。若槻（一九九一）在回顾日清战争时，对东亚难民作了如下概括，
由于大日本帝国的侵略行为，返国侨民——在广义上包括在强制政策下离开原居住地而后难民化、流亡化的人们。他们的流向如下，
台湾→向中国本土（下关条约签订后）
朝鲜→向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地（日韩合并后）
中国东北→向中国本土（“满州”政权建立后）
中国本土→向内地或香港等地（由于中日战争）
东南亚的占领地→向各地（由于太平洋战争）
流动人口的确切数字不详。据估计由于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而背井离乡的民众超过三百万人。（三三三页）
不只这些，随着“帝国”的崩溃，更产生了各式各样的难民。其中，桦太的朝鲜弃民（大沼、一九九二）、被遗弃的“从军慰安妇”、随军军属、BC级战犯，成为“日本兵”的殖民地人（和在冲绳的冲绳人）、还有被“解放”返国，但由于生活不下去再度“偷渡”日本的朝鲜人……。“日本难民”的含义必须在与诸如此类的各式各样的难民的密切关联上予以考察。他们作为“日本人”被动员随军，被迫移居他乡。但他们受到日本政府的援救而“遣返”了吗？事实是，在承认波茨坦宣言后，“日本人”随即根据宣言被重新界定，仅限定为指定几个岛的出生者。好像只要所有的“日本人”都返回了这几个岛，“日本”与“日本人”就重归一体了，并且好像只要日本政府大力支援了这些“日本人”的“遣返”，“帝国”也就随即完成了向“国民国家”的转变了。但是，“帝国”这件外衣，并不真像一件衣服那样简单地就能脱掉。旧殖民地出生者的存在、BC级战犯、“慰安妇”，原“日本兵”……，还有二〇世纪八〇年代“中国残留孤儿”们的“归还”等，“大日本帝国”制造的“难民”，和好像已经脱掉了的“帝国”外衣一起出现了。
也由于占领军司令部（GHQ）的方针，在几个岛上的“非日本人”的尽早“遣返”方针被进一步推动。一九四五年十月，日本政府一度承认了旧殖民地出生者的“日本国籍”和选举权，但十一月马上又发布了停止其选举权的决定，这些岛屿的“日本“化进一步推进（李，1993）。旧殖民地出生者成为既非“日本人”亦非“解放国民”的“第三国人”，至今仍饱受歧视，在“脱殖民地化”历程中挣扎。此类歧视观念乃是“日本人”自己“脱殖民地化”历程的一大遗产。
其后，“难民”的发展过程成为以各种各样形式出现的暴力连续体。必须将“日本难民”问题置于这样的百里连续体中进行考察。同时，这一问题与如下事实不可分割：他们在自己成为“难民”之前，原是“难民”的制造者。由于日本战败，他们成为了“难民”，即“被害者”,但这并不能如平板的“国民史”那样单纯的总结为，他们“归还”了“日本人的日本”，因而得到了“和平”。因为他们“归还”的“日本”并未将他们从“难民”的困境中拯救出来。相反，归国后的他们又不止一次的沦为了“难民”。下一节将就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2 “紧急开拓”与土地改革
一 何谓战后开拓
二战后，在国内的人口过剩、粮食紧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决定实行开垦荒地的开拓政策。接收了“日本”范围以外的回流者，“日本”的状况是怎样的呢？首先，因空袭等失去家园的战争灾民就达到八百万人以上。
日本全国在空袭中被烧毁的城市约九〇座。烧毁户数的数字更加庞大，全部烧毁的为二十三万三千三百八十八户，部分烧毁的为十一万零九百二十八户。因火灾导致无家可归的人数为八百零四万五千零九十四人，他们有的住在利用残生的金属、木材搭建起的棚户里，有的全家挤在烧剩下的房子或仓库中度日。（野添、一九七六：一二一页）
另外，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失业者达一千三百二十四万人（若槻･铃木著作同前：八十四页）。在此之上更雪上加霜的是一九四五年大米的歉收（桥本、一九八五：二页）。那以前，“日本”本就已经粮食不足，是依靠从殖民地运入的大米才勉强维持着的。战败后，失去了运入的大米，“日本”“站到了饥饿的边缘”（同）。面临着粮食的严重不足，政府采取了强制农家提供大米的政策，但未见成效。就在这个关头，七百万人“回来”了。这样的形势下，十一月九日，政府制定了“紧急开拓事业实施要领”。
实施要领的主要内容是；每五年开垦一百五十五万町步（内地八十五万町步、北海道七十万町步）土地，每六年开发十万町步（湖面七．五万町步、海面二．五万町步）干拓地（“町”为日本传统的土地单位，每町三千“步”，约99.17公亩——译注），向各地派遣一百万户开拓者（内地八十万户、北海道二十万户）。粮食增产的目标是，在第五年，开垦地大米产量达九百三十五万石，干拓地大米产量与小麦产量分别达到二百万石和三十四万石。同时计划利用三年时间进行二百一十万町步土地的土地改良（掺的土、机械排水、耕地整理、田地灌溉），计划每年增产五百万石。从“实施要领”的构想来看，它主要是为了促进粮食自给，通过鼓励离职工人、军人及其他人员回乡务农来安定民心。当时集体开拓者每户所分得的土地面积为，内地一．五町步，日本东北地区二．五町步，北海道五町步。它谋求通过农村工业的积极引进，农村副业得到极大的开发。（战后开拓史编纂委员会、一九七四：三〇八页）
在此之前，依照八月二八日内阁会议决定：军用地等国有财产移交大藏省管理，并规定“把它作为战后粮食增产、其他民生安定及财政上的财源予以灵活利用”。九月二四日，农林部副部长下达通告，具体提出了推进军用地开垦的实施方法（土地改革史料编纂委员会编、一九八二：四六〇页）。军用地中，除占领军使用的航空基地外，全部解除管制。之后旧军用地的开垦工作进一步展开。这一方面配合了波茨坦宣言解除武装、解散基地的规定，一方面也是为了缓解并消除当时的粮食危机。这样，政府的“紧急开拓事业实施要领”加上已在实施的军用地开拓计划，可以说紧急开拓事业形成了系统完备的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准备工作的不足，具体实施时大幅缩小了计划数量。
野添宪治把紧急开拓政策定义为社会性政策性质很强的政策（著作同前：一四三页）。把开垦政策作为减少国内难民的对策来实行，这是日本的传统战略。例如，江户时代的开垦政策，明治维新时鼓励失业者迁至千叶、北海道，关东地震后鼓励灾民迁至北海道的政策等。这些政策都是为了救济失业者、消除社会不安，也就是说都是社会性政策性质很强的政策（同）。二战期间，一九四一年三月的“农地开发法”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是战后开拓政策的前身。它制定了国家收购土地和实施开拓事业的政策。其目的也是为了粮食增产。一九四五年五月三一日，副部长会议通过了“北海道迁移者战力化实施要纲”，规定“京滨及其它大城市的战争灾民、迁移者”迁至北海道。这一“拓北农兵队”的构想目的也在于减少战争灾民和粮食增产一举两得（同：一〇八---一一九页）。这一政策在八月十五日之后仍然继续实施，约三千四百万户、一万七千人迁移到了北海道。
“拓北农兵队”计划，原为内务省管辖事物，而“紧急开拓事业要纲”是以农林省提出的开拓构想为原形的（一一九——一二四页）。其间，十月，农林省下设置了“开拓局”（一二三页）。
野添对二战后期至二战后的开拓政策作了如下评述。
拓北农兵队与紧急开拓政策下的迁移，一方面的确在实施中坚持了开垦为主、土地改良为副；但另一方面，其目的是失业救济为主、粮食增产为副了。（一三四页）
加入开拓队伍的大多是战争灾民、失业者、复员军人、返国侨民和农家的次子、老三。由于进城打工者数量的增加和外迁者的返回，城市人口已呈过剩态势。城市的战争灾民和失业者向垦荒地区的迁移，同时具有通过把这批人“下放”到农村，加强城市治安的含义。但是，农村也一样人口过剩。很多人是因为生活艰难而向外移民的。因此，返国侨民再回到农村还是一样寻找不到安居之地。战后的紧急开拓就是为了给这些过剩人口提供土地、生产粮食，目的在于同时“解决”人口和粮食问题（乃至治安问题）。这样大多数“满州开拓”移民，回国后随即加入到了战后开拓者的行列中。
但是，大多数战后开拓都被认为是以“失败”告终的（笛木、一九九一：三页）。战后开拓是为了把过剩人口转移到农村，以“解决”人口和粮食问题，然后随着战后工业化进程，又利用它来补充工人。让农村作为过剩人口的暂时“堆放场”，战后开拓政策肩负的正是这一历史任务。其间也有许多劳动力中途流向其他产业，可正是这些劳动力人口作为边缘劳动力起着“保险阀”的作用。近代日本的“原始积累”并不是片面的在农村解体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是以战后人口迁移，暂时扩大“农村”，然后再使其解体的形式进行的。
二 土地改革
战后的土地改革是为了消除土地向地主手中集中所带来的农民生活的窘迫和随之而来的社会不安。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阶级，所产生的安定的自耕农则可以稳定农业与农村的社会基盘。一方面，战前以来的佃农运动的历史有力说明了土地改革必要性，另一方面，增加自耕农可以更好的促进发展生产力。因此，增加自耕农的设想早已深入政府农林省官僚心中。他们从战时开始就已展开了这方面的研究，希望可以提出日本自己的自耕农创设构想（桥本书名同前：六——七页）。但是最初美国的占领军并没有把土地改革放入民主化课题之中。GHQ提及这个问题是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之后。十二月九日下达了土地改革的指令。日本政府早已在接到十一月二十二日内阁会议决定后准备好了自己的土地改革方案。这一方案是在一九三八年的“农地调整法”的基础上形成的，提出了限制地主的土地所有、对不在乡地主的土地实行强制收购、地租改为用钱交纳、策划土地改革的农地委员中地主、自耕农和佃农的比例各为五名等规定（十二月二十八日公布、第一次土地改革）。但GHQ对这一方案并没有表示满意，在十二月九日的指令中要求日本政府在四六年三月一日以前提出进一步的土地改革计划。三月，对日理事会对此方案进行了讨论，最终采纳了英联邦的提案，作为对日本政府的建议。日本政府依照此提案，把农地调整法的再修正案进一步整理成了“自耕农创设特别措施法”。十月二十一日，日本政府公布了此法案（第二次土地改革）（Ward、一九九七）。
第二次土地改革计划在短时期内大规模进行改革，提出了强制收购不在乡地主的全部土地以及在乡地主所有的超过所有限度（内地平均一町步、北海道四町步）的土地；收购价格与租种契约公文化；农地委员中佃农、地主和自耕农的构成比例为五：三：二，佃农的比例占半数等比第一次土地改革更严格的规定。
经过两年半的土地改革，一九四万町步的土地被解放了出来。原本几乎占土地总量一半（其中水田为五十三％）的租用地，土地改革后仅剩十三％（其中水田为十四％）。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成为了自耕农（佃农仅剩八％）。（桥本书名同前：九页）
据“自耕农创设特别措施法”（自创法）记载，开拓政策是作为土地改革的一环被执行的。“自耕农创设特别措施法”确立了解放牧场，解放未开垦地的政策。“自耕农创设特别措施法”中重要的一条是规定了禁止农地迁移。第四条明确规定：“农地所有权的转移，必须得到府县知事的许可或地方农地委员会的批准”（Ward书名同前：一五四页）。此外，第二十八条还规定：“当自耕农想要停止自耕时，政府必须根据相关法令法规，向当事者提出收购其土地要求”，也就是说成为了自耕农的农民不能任意转卖土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的“自耕农创设特别措施法”修正案中，日本政府为了进一步强化这一条规定，又增加了第二项条款强调：“政府据第一项条款所收购的土地，除有关规定明确指出了处理办法的土地以外，必须尽快转卖给可以专心务农的人”（古关、一九七七：二四九页）。
“自耕农创设特别措施法”以上规定的行使范围是“除有关规定明确指出了处理办法的土地以外”的、依据“自耕农创设特别措施法”所创设出的土地。也就是说是针对自耕农的，不适用自耕农以外的人群。（同）
继“自耕农创设特别措施法”之后，一九五二年日本政府出台了农地法。禁止转卖农地这一条，在农地法中，继续以限制转卖的形式被强调了（同：二五〇页）。这一限制规定在其后的农民斗争中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突显了其重要性（后述）。
土地改革所解放的国有地中，皇室财产和上面提到的军用地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据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政府向众议院皇室典范委员会提交的相关资料，按照当时的金额计算，皇室财产约达五十亿。占财产九成的财产税以“实物缴纳”的形式移交大藏省管理。皇室御用森林移交农林省林业局，其他土地成为了大藏省管理下的“混合财产”。没有以“实物”形式缴纳的财产也被分割成了大藏省混合财产和宫内省的皇室用财产两部分。
这样，曾是旧皇室财产的土地几乎全部都上缴成为了营林财产或混合财产。而后这些土地作为国有农地，经过一定的程序被解放出来。（土地改革记录委员会编、一九五一：二九七页）
不过，在进行这些处理之前，皇室财产的土地也有的已经成为了开拓民进行开垦的垦荒区。位于千叶县三里冢，后归宫内省管辖的下总皇室御用牧场就是一例。政府下达这一地区的开拓许可是在七月二十七日（福田、二〇〇一：三九页）。可是据记载，远从六个月之前的一月分开始，围绕着土地分配问题，这个地区就爆发了不少纠纷（成田机场地域共生委员会历史传承部会、二〇〇一）。
另外，旧军用地的开拓事业也是在开拓要纲正式公布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的（前文已述）。旧军用地面积达二十八万五千町步。
虽然很多旧军用地在被解放之后就立即成为了紧急开拓事业的对象，但由于这些旧军用地不能直接作为“农地”使用，所以它们的解放主要是作为解放未开垦地工作的一环进行的。（土地改革记录委员会编书名同前：二九七页）
军用地中，战时新设、扩建的占大多数。当时为了新设、扩建这些军用地，强制使用、改造了许多田地。而开拓事业要做的是，把这些土地再次变为农耕地（而且，不久又将产生一次逆转！）（古关书名同前）。
占领军来说，日本政府所实行的解放军用地政策与解放皇室用地政策，是与占领政策相符的。前者的实行可说是对解除武装要求的积极配合，后者的实行有利于瓦解天皇家——“日本最大的地主”的经济基盘。这一大量创设小规模自耕农的政策，与原初的“紧急开拓”构想有着本质的区别，正是这一政策完成了日本政府从长远观点来描绘的“战后日本”的社会像。当然，这里所谓的“战后日本”仅指波茨坦宣言所划分的“日本”和“日本人”。
《农地改革始末概要》（农地改革记录委员会编、一九五一）是详细记录土地改革经过的著述，其中记载了各式各样的关于“边界”的问题。首先是“撤回地主”的问题。根据“自耕农创设特别措施法”的规定，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当天“不在乡地主”的土地全部予以没收。返国侨民中的许多人对此提起了诉讼，认为把当时不在“日本”的土地所有者看作“不在乡地主”是不合理的。对此，农林省做出的回应是：“战争中由于应征，不得不暂时停止耕作奔赴海外的人，不论昭和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后是否撤回，都一律视为在乡地主”，但是，“之前原已移居海外供职者、或职业军人不能享受此特殊待遇”。即，已经转移了生活地点的移民与靠国家薪俸生活的职业军人不在特殊对待之列。
一九四七年十月，阿伊奴人也被排除在了特殊对待范围之外。
北海道的三千零七十户居民,以北海道知事的名义，递交了“根据北海道旧土人保护法第一条，要求指定以下土地（共计八千四百三十三町）为土地改革法适用范围外的土地”的申请。农林省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做出答复说：“在执行土地改革政策的过程中，不能以北海道旧土人的所有地为由，把其土地列入特殊对待范围之列。”（同：二七五页）
据说，农林省做此决定的“理由”是“土地改革政策的适用范围不应因民族、人种的差别而区别对待”（！）（同）。此外，《农地改革始末概要》还记述了关于“所谓‘第三国人’”获得耕地的经过。
据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三日总司令部备忘录记载，大藏省曾下令，未经大藏省大臣许可禁止购入外国人的财产。关于土地解放过程中，这个法令的适用范围，日本政府曾与占领军司令部（GHQ）进行交涉，做出了以下决定：
由于日本国内一直对外国人采取着不明确的态度，再加上方针决策的过晚，导致大阪、新泻等地接连出现了所谓“第三国人”为了逃脱农地解放而出售土地的事例。面对这种形势，有人提出应当没收这些非法获得的土地。就此日本政府与总司令部取得了联系。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做出了明确规定，“不论是联合国人还是第三国人”都与日本人一样处于农地调整法的适用范围之内，因此，在买卖土地的过程中没有履行相应法定程序的，被视为违法交易，是无效的。（同：二七六页）
表3中记录了一九四八年八月左右朝鲜人、台湾人所有耕地的情况。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决定通过的那一年、四七年五月，政府颁布了“外国人注册令”。当时规定：“台湾人和朝鲜人在此敕令适用范围内，暂时作为外国人予以对待”。可以想到，在讲和前的这一时期，政府是为了阻止这些旧殖民地出生者们在“日本”定居，而特意把他们排挤出“国民”之列的。而对于 “第三国人”的土地购买，政府做出的上述决定，表面上是实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不禁令人怀疑其实际原因在于，日本政府想干涉 “第三国人”购买在“日本”的定居基础土地。附在文件上的“八月十五日”这一拟订日期更让人觉得是故意安排的。恐怕自始至终也没有一个“第三国人”曾经得到过土地改革带来的好处（之前的返国侨民援护工作，也同样把他们排除到了工作范围之外）。
这样，旧殖民地出生者被从自耕农化政策中排挤了出来。而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又进一步针对农家的次子、老三，推行了优先援助其成为自耕农的政策。关于农家次子、老三，野添叙述到，他们是不可能变为“农家”的，因此在他们通常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转而投身于农业外的其他产业，一是成为“继承家业”的长子的“长工”。而后者往往终身不婚。
日本早就确立了长子继承制，除非家里特别富裕，否则次子或老三想要另立门户是相当困难的。在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的年代，一般收成时，日子还勉强可以过得下去，一旦遇到饥谨，一般家庭的生活就难以维持了。因此在饥谨的年头，妻离子散甚至一家全部死光的事态时有发生。为了防范这样悲惨的事降临到自己家的头上，就必须要尽量防止分散耕地，积蓄力量。能否抗过饥谨或怎样抗过饥谨体现着一个家庭乃至一个村落的生存能力和智慧。长子继承制下，许多家庭的次子、老三都终生不娶，靠做长子的长工渡日。笔者小的时候------昭和一〇年代后期(一九四○年代前期——译注)，还在村子里见过几个这样的老人。（一九七六：一四页）
土地改革政策和战后开拓给了这些次子、老三自立门户，成为“农家”的机会。他们终于由从属性的二级市民上升成为了和别人平等的“国民”。在他们眼里，一定认定了自己地位的上升，便是“战后民主主义”的具体体现。
这样，通过土地改革，“日本人”“日本农民”的“单一民族”观被确立起来。正如“自耕农创设特别措施法”表述的那样，各种不同的来历暂且搁置一边，只有“可以专心务农的人”才是真正的“日本农民”——这一意识形态似乎内藏于其中。侨民们归还到波茨坦宣言重新赋予外延的“日本”，这样一个“日本”概念的内部便可以由“日本人”去充填。但是这一欲望是否得到充分的满足呢？
下面，先通过的几组数字材料，看一下土地改革的成果。根据《农地改革始末概要》收录的统计数字，农户总数，一九四一年约为五百四十一万户，一九四九年增加到了六百二十五万户（六四六页）。垦荒地区的新设农家数量，“内地”为六万七千二百七十六户，北海道为一万四千一百三十二户；次子、老三另立门户而增加的农家数量，“内地”为三十一万一千四百九十五户，北海道为二万三千九百三十六户，计三十三万五千四百三十一户。两者共计四十一万六千八百三十九户（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七三六页）。按每户平均四．九人计算，新设农家约吸收了二百零四万二千五百的过剩人口。桥本指出，国家能够负担起大批返回农村的返国侨民，大半原因在于，土地改革消除了农民的一大负担——地租（一二——一三页）。
一九四九年末的土地开垦状况可以参照《开拓事业集体开拓地垦荒状况调查（垦荒状况第六集）》（农林省农地局管理部垦荒课、一九五〇？）。具体数字如下。
▀ ▀开拓地区总数：三千二百二十
▀ ▀地区总面积：八十八万四千一百一十三町步
▀ ▀计划迁入垦荒地区户数（迁入）：十二万五千五百八十一户
▀ ▀计划迁入垦荒地区户数（扩大耕种面积）：十九万八千六百九十六户
▀ ▀五〇年三月末的户数（迁入）：九万九千零八十二户
▀ ▀五〇年三月末的户数（扩大耕种面积）：十六万一千二百七十四户
▀ ▀五〇年三月末为止已开垦面积：十七万九千五百三十九町步
▀ ▀合作社数：三千零三十九
▀ ▀开拓地区总数：三千二百二十
这样，战后开拓开始了。但据说，初期的土地条件极其恶劣。首先，取得灌溉用水非常困难。开拓农民开垦的土地中，有许多是位于坡地的原野。而这些土地本就是因为被放弃作为农田，才成为原野的（战后开拓史编纂委员会）。其次，开拓地多处于交通不方便的腹地，这造成了开拓民进行开垦的第二大不利条件。
临近既存村落、既存耕地的土地，一般都预备转为当地农家扩大耕种之用。因此分配时，只得将开拓用地规划到了边远地区。开拓民们不得不重新创建生活和生产的基础设施，如道路的开辟、翻修，电力的导入，水利建设等。（同：一三九页）
而且由于土地的土壤酸性过大，为了改善土质还必须施用大量的化学肥料（同：一页）。
一九四七年一〇月，日本政府对四五年的紧急开拓事业实施要领做了进一步的修改。修改后的文件，名为《开拓事业实施要领》，是专门针对紧急开拓过程中未如构想那样进展的一些事宜而制定的（同：三一二页）。《战后开拓史》把《开拓事业实施要领》之前、实施紧急开拓的这一时期称为“难民迁入垦荒区（农业复归）的时代”（三八六页）。正如其名，在这个时代，“迁入垦荒区的开拓者多为暂时谋求生活场所的灾民、返国侨民和复员军人”（野添书名同前：一三五页）。由于生活设施的不足和国家援助工作的不到位，开拓者中出现了许多弃农、转而投入其他产业的人（同）。
一九四八年以后，开拓农政的政务“逐渐由主要解决难民与失业者等城市过剩人口的问题，向全力增加粮食产量倾斜”（同：一四一页）。为促进粮食增产，出台了一系列的新措施，如《开拓者资金融资法》（一九四七年）、开拓地务农类型的设定（一九四八年三月）、开拓地土壤调查事业･开拓地土壤改良事业（四八年四月），开拓地常驻农民指导员的设置（五月）等。开拓者中弃农、转而投入其他产业的人数也相应的减少了许多（同）。但其中不少的预算案，都由于四九年的道奇指导的超均衡预算失去了财政支持。因此可以说，开拓事业自起步阶段起，基础设施的配备就没能跟上。当然，这也给开拓地的将来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同：一四二页）。开拓农政的政务重点继续转移。一九五〇年六月，“农家次子、老三对策促进运动实施要领”出台，提出了优先鼓励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农家的次子、老三迁入垦荒地区的方针。可以说，这意味着战后“难民时代”的终结。更多的预算投入到了土地改良事业中。
开拓政策的方针也有所变化，由之前的优先考虑向垦荒地区的入迁，到优先考虑当地的粮食增产；由鼓励别的村、别的县的开拓者迁入垦荒地区，到鼓励本地农家的次子、老三迁入垦荒区自立门户。（同：一四七页）
一九五三年发生了大规模的冻灾。多处于高冷地带的战后开拓地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桥本书名同前：三三页）。一九五四、五五年的开拓农民调查的结果表明，七成的开拓农家，其生产、生活的状态不佳。为了支援状态不好的开拓农业，日本政府向世界银行申请了贷款。世银建议日本立即开展大规模的国营开垦事业，日本政府则制定了在北海道兴建小规模实验农场、在青森县的下北进行大规模的机械开垦和在八郎泻进行添海造田等方案。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九五五年左右，日本进入了“高度经济成长”期，不仅城市顺利吸收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米的生产能力也是年年提高。从根本上失去了大举动工，进行粮食增产的必要性（同：一六七页）。
战后开拓的真正分水岭，是一九六〇年六月二一日（安保条约刚刚通过）下达的农林事物副部长通告“垦荒地区过多等问题的对策要纲”。要纲制定了，通过规劝和发放补助金，来鼓励农业经营状况不佳的开拓农家弃农的政策（同：一九二页）。
由于上述政策的施行，仅当年一年，全国就有四百零四户同意弃农。与此政策同时，政府还在各市町村的办事处设立了“海外移居咨询处”，以鼓励农业经营状况不佳的农家向海外移民。许多农家都最终移民到了海外。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是二战时作为开拓民移民到过满蒙等殖民地的。战败后，他们作为难民好不容易回到了日本，随即又再次肩负起日本国内的开拓重任，而由于各种原因又没有能成功。这次仍然是受国策所惑，他们又第三次满怀期待和梦想远渡到了中南美州的巴西、巴拉圭等国。（一九二页）
战后日本的海外移民，是从占领状态结束后的一九五二年开始的。据说，战后向南美移民的高潮，是在六一年（若槻、铃木书名同前：八〇九页）。这样不如说，海外移民本身，就是为了把这些农业经营状况不佳的开拓农民送到南美。
并且，作为对一九六一年农业基本法的延伸，六三年一一月，政府宣布实施了“开拓农民振兴计划树立认定要领”。要领把开拓农家分成了三类，其中第三类就是被认为没有能力再继续经营农业的农家，决定对这些第三类农家采取“切除的政策”。一方面，对这些农家采取了减免、缓和其债务的措施，一方面，完全终止了银行对农家提供的贷款业务（野添书名同前：一九三---一九四页）。农业基本法的施行，筛选出来了经营得较好的农家，同时促进了日本农业向生产高利润经济作物的、大规模农业的转变。而这个“构造政策”（桥本书名同前：六五---六六页）是专门激烈地针对开拓地农家来执行的。因此，一九六二到六四年，日本迎来了农业人口转而投身其他产业的高峰（每年平均九十一万人弃农）（桥本：七五页）。这正是“构造”转换的具体表现。
一九六〇年代后期以后，更多的开拓农家放弃了手中的土地。这是营造住宅用地的民间开拓者进行土地投机和进口农产品的增加，使得其农业经营更加困难的结果（野添书名同前：二〇〇页）。“减少耕作面积的农业政策使得农业经营的收支持续恶化，农民对农业的前途开始失去希望。这时，金融资金状况非常好的过剩资本和投机资本同时开始大量购置土地”（桥本：一一二页）。七四年五月“开拓地总检点事业实施要领”颁布之后，开拓农政开始与一般农政进行统一、合并。至此，战后开拓事业宣告终结。剩余农家仅为九万二千户，与此相对，弃农户数则为十一万八千户（同：二〇八---二〇九页）。
二十世纪六〇年代，大量开拓农民们放弃土地，流向其他产业。他们大多已经年届四十到五十多岁。作为边缘劳动力，他们经受了各种艰辛。
3 战后开拓与农民斗争
战后开拓垦荒地区经常成为大规模社会运动的焦点。下面笔者将通过四个事例，对战后开拓与农民斗争问题进行考察。
第一个事例是茨城县百里基地斗争；第二个事例是非常有名的千叶县三里冢斗争；第三个要举出的是，在经历了两度开发的青森县六所村爆发的，反对开发、反对建立核废料回收再利用设施的斗争；第四个事例，性质与前三个不同，是山梨县上九一色村的奥姆真理教抵抗运动。
每一场斗争都有着深刻的内容，都有着难以言喻的艰苦奋斗的历史。许多关于这些斗争的记录和报道，都非常优秀、值得学习。这里，只做摘要性的叙述，想要了解更多这方面的情况请参考相关文献。
下面将就以下问题进行考察：战败后，经过了“脱殖民地化”与侨民“遣返”之后，“大日本帝国”真的已经完成向“国民国家”的转变了吗？难民问题只是一次性的经验吗？农民不是被没收土地，就是被迫从土地上撤离、卖掉土地。在城市不断扩大的生活空间里，他们为了不使自己沦为“难民”而战斗着。对这些农民斗争考察，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开拓农民是怎样渡过其作为“难民”开始的“战后”生涯的。
一 一九五六年、茨城县百里
现位于茨城县小川町的航空自卫队百里基地，其用地原本是两块战后开拓地。一块是旧军用地开垦而成的，叫作“百里开拓”，另一块是与之相临的“橘开拓”。两地区在合并到小川町（一九五四年）以前，分属不同的行政村，所以虽然相临但相互之间并没有什么交流。两地区的日常交流，不如说是从反对建立基地的斗争开始的（古关书名同前：三四页）。“百里开拓”地区的形成经历了相当曲折的过程。这一地区在一九〇七年前后就被开垦成了田地。可是由于一九三七年海军航空队基地的建立，这一地区于一九四四年作为基地的扩张用地被没收（同：一八、二二——二三页）。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原来的耕种者又被以强硬政策召回这一地区从事农业生产。可是，这一地区的土地已经被压路机变成了“不毛”之地。“橘”地区，是在入迁的复员军人和都市失业者的开垦下形成的（三五页）。还有许多当地农家的次子、老三也迁入了这一地区。“橘”地区的开拓相继开始于一九四五年晚秋至四六年。四六年基本开荒完毕（同）。
一九四六年夏，“满州开拓”队（原开拓团员、青少年义勇军等）迁入了“百里开拓”地区（同）。这一时期，根据县里的指示，开拓民们组成了几个归农组合（三七页）。他们虽然把所有的人力都投入到了开垦作业中，但一天下来，开垦的面积仅为两个榻榻米大小（四〇页）。古关认为他们的这种开拓生活“正是和‘难民’一样的生活”（四一页）。到一九五〇年之前，“百里开拓“地区出现了十七、八名的弃农者（四五页）。
一九五六年，防卫厅下达了此开拓地即将成为基地用地的通知。其实，从五五年起，防卫厅就开始对茨城县所有的旧军用地进行了调查，并挑选出了一些地区作为建立基地的后选用地。被选中的后选用地（友部、鹿岛、那珂凑、神之池）农民，对此已经展开了激烈的反对运动（五七页）。
建立百里基地的计划一经公布，土地收购活动就马上开始了。一九五七年一月，一百一十三名开拓农民接受赔偿金离开了开拓地（六一页）。反对运动始于五六年九月，五七年四月运动达到高潮。开拓农民们投票罢免了基地计划赞同派的町长，选举基地计划反对派的领导人就任町长。这也是日本历史上首次女性当选为町长（同）。五五年夏，基地计划赞同派的町长刚开始试图对村民开展劝诱工作，原“满洲”武装移民、后加入开拓农民行列的社会党员樱山安太郎，就组织村民结成了“百里地区军事基地建立反对同盟”。五六年八月，基地计划正式颁布。“百里地区军事基地建立反对同盟”随即改组为“百里基地反对期成同盟”，领导了小川町全体农民参加的、大规模的反对运动。这个改组后的运动组织，由一个总执行部领导。执行部是由三个开拓农协派出的一名委员长和两名副委员长组成的（八三页）。农民的反对斗争包括，阻止修路和各种物资的运入，还利用了砂川斗争中使用过的“黄金弹”进行抵抗（一二六页）。五八年三月，基地计划赞同派阴谋策划了罢免町长的投票。随着罢免的成功，反对运动走向了低潮（一四二页）。之后，用地内的农家仍然继续坚持拒绝政府的土地收购，反对运动进入了“胶着状态”。最后，农家最终出售了这些土地，反对运动也走向了终结。
一九六四年二月，滑行道预备地上的七户农家——当时，人人称他们为黑泽明电影中的“七武士”——放弃土地，乘夜逃跑了。同年九月，信户委员长把土地“出售”给了防卫厅。随着预定地内残留的最后八户农家放弃土地，百里基地反对期成同盟宣布解散，长达八年的斗争也就此结束了。（一四二页）
后来，剩下的反对派农家结成了“百里基地反对同盟”，担负起了组织“不让基地再继续建设下去”的反对斗争。这个同盟的成员全部是开拓农民。曾作过“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宫泽昭被选为委员长（一四五页）。
像百里这样，原来的旧军用地再度“复活”成为自卫队基地的事例还有很多。北海道的八云、千叶县的下志津、岐阜县的各务原、山口县的小月、佐贺县的目达原、宫崎县的新田原（以上为旧陆军基地）、第一千岁、第二千岁、第三千岁、百里、小松、鹿屋（以上为旧海军基地），后来全部成了自卫队基地（一六五页）。
旧军用地只是暂时被充作开拓地的，后来，它们又再度成为了自卫队基地。（同）
占用农田建设基地，然后集中人力把基地开垦成农田，而后又压平农田建设基地……。开拓，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古关这样讲道：百里开拓地区的农民是在一九五〇年得到土地的。五二年，终于有八成的土地开荒完毕。紧接着的一九五三、五四年，分别因为冷害和干旱歉收。他们作为“农民”真正自给自足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两年。所以说，开拓农民们花费在开垦上的时间，“是为了所谓的‘战后处理’而被浪费的”时间（一七九页）。
回溯到一九五一年，当时警察预备队新建的三十处基地中，有二十一处建在了开拓地（一六六页）。好像这些旧军用地只是作为开拓地“暂时寄存”在农民手中一样，他们又再一次成为了军事基地。这正是“军”的思想，从战前贯穿到战后，而且还再继续贯彻的结果。许多战后开拓地都是旧军用地。他们是以“复活”的形式，再次成为基地的。此外，还有许多战后开拓地、或在朝鲜战争时由于美军基地的扩张被没收、或如上所述被纳入自卫队基地建设计划等等，诸如此类的军用地接管问题，在开拓农民身上时有发生（战后开拓史编纂委员会编书名同前：一二八——一三三、四五三——四五五页）。古关还指出，国家能够收购这些土地，不仅因为是旧军用地，而且“因为是开拓地”，农民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和土地的留恋之情并不那么深（一八四页）。
另外，农地法里面还有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有两点。一是，虽然根据“自耕农创设特别措施法”的有关规定，收购开拓农民的田地，不仅不能将田地转卖给农民以外的人，还必须得到农林大臣的许可，但是，在这个许可下达之前，大规模的收购就已经开始进行了。这样做的违法性并没有被追究（古关书名同前：二四八——二五三页）。二是，有的农民有意出售计划为滑行道的土地时，反对同盟方面派出了不是农民的买主，只能进行了“名义注册”。于是，政府以合同不完备为由，宣布“名义注册”无效。而后政府（防卫厅）又和该农民签定了收购合同，宣布自己对这块土地拥有所有权。为此，反对同盟与政府曾经对簿公堂。在这样的事例中，农地法所制定的，转卖土地的限制规定，变成了政府主导的许可制。这构成了国家收购土地的有利条件。
二 一九六六年、千叶县三里冢
一九六六年六月，佐藤内阁没有对当地进行任何说明，就通过了内阁决议，决定在成田市三里冢地区修建“新东京国际机场”。这一决议通过之前，政府曾计划利用横跨富里村（现富里市）和八街市的广大地区，修建一座拥有六条滑行道的大型国际机场。但此计划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因此决定转用国有地下总皇家牧场和一部分县有森林，在加上三里冢地区来修建。机场面积缩小为不到原计划的一半，滑行道减少为三条。之所以选定了三里冢地区，是因为政府认为这里是战后开拓农民的聚居地，收购他们的土地应当比较容易。从机场设计来看，它尽可能有效地利用皇家牧场和开拓地地区，把四周被称为“古村”的传统村落区划为机场用地之外（后来，许多“古村”都受到了严重的噪音污染，所以也成了政府鼓励搬迁的地区）。
对这一地域的开拓，可以追溯到明治时代，佐仓牧的开垦。B滑行道北侧的“十余三”地区和A滑行道西侧的“大清水”，在加上以皇家牧场为主客源的商业地区“三里冢”，都是在这个时期被开垦、开发的。一九二三年，皇室林业局接管了占牧场总面积六成的土地。随即，开垦了“古入” 的部分地区和“天神峰”、“横堀”等地。以上这些地区几乎全部被划入了机场用地。一九四五年以后，又对“天浪”、“木之根”“古入”的部分地区、“东峰”（一九二三年皇室林业局接管地区，后被开拓为县有森林）、“樱台”、“宫台”等地，以及若干面积较小的区域进行了开拓。后来划归富里村的原牧场用地，也全部是在这个时期开拓的。原“满洲开拓团”的人们在富里开设了农场。这个农场一直维持到富里机场反对运动之前，后来被国家收购，成了成田机场搬迁户的居住地。“宫台”先是成了高尔夫球场，后又被划入了机场用地。上面所提到的所有战后开拓地区，全部在机场计划用地范围内。
这些地区的开拓者主要包括战争灾民、复员军人、从冲绳撤回的侨民和当地农家的次子、老三。其中“天浪”地区，冲绳出身的人最多（后来，机场反对同盟青年行动队的领导多出自这些冲绳出身者中）。在净土真宗的僧侣与世盛智郎的领导下，冲绳出身的人们组成了在东京冲绳人联盟和冲绳协会等组织，并开始迁入上面提到的这些开拓地。另一方面，战前领导过农民运动的伊达广，组织战争灾民组成了“全国战争灾民者同盟总支部”，一边筹集会费，一边为战争灾民们分配开荒的土地。另外，想要扩大耕种面积的周边农村的农户和当地农家的次子、老三也都参加了开拓行列。这些势力范围不同的的开拓者之间，围绕着土地的分配屡屡发生纠纷，还进行了多次“谈判”。
虽然在机场建设计划颁布之前，这一地域就已经出现了不少的弃农者，但这些弃农者的土地不是卖给了新迁入的开拓农民，就是出售给了想要继续扩大耕种面积的农户。总之，各个开拓地的农民们都为了能够早日做到自给自足，而不懈地努力着。
机场建设计划一经颁布，周边地域的农民就立即展开了反对运动。北侧的成田市远山地区结成了“三里冢新机场建设反对同盟”，南侧的芝山町结成了“芝山町新机场建设反对同盟”。不久，两者联合结成了“三里冢、芝山联合机场反对同盟”。虽然反对同盟的气势日渐高涨，但是机场用地内大多数开拓地区的斗争，转向了收购“条件斗争”。这些地区的开拓农民们相继出售了土地，开始了第二、或第三次新的生涯。政府事先没做任何说明，决定在三里冢地区修建机场，而且一再利用金钱和权力强行推进其计划。反对派的农民们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侮辱，对此表示强烈的愤怒，对政府也产生了浓烈的不信任感。
初期的反对运动是在社会党、共产党和反对同盟的联合指导下向前推进的。主要是以请愿、游行、土地面积只“注册为一坪”等抗议行动为主。但这些抗议活动，后来终于发展成为了阻止政府强制测量、收用土地的武力斗争（一九六七年）。武装斗争中，同盟与共产党决裂，和三派全学联结成了共同斗争的联盟。之后，在反对政府对一坪共有地进行两次强制测量的斗争中，三名警察死亡。一九七一至七二年，在同盟的指挥下，开拓农民们在四千米滑行道的南侧，修建了两座妨碍飞行的铁塔。一九七一年，因修建输送燃料管道工程工期的延误，机场开航时间的后延至七七年。一九七七年，政府以突袭的形式拆除了铁塔，还在一次抗议集会中，向来支援的学生投放了毒气弹。两次事件过程中，都出现了人身伤亡。一九七八年三月，支援派占领管制塔。七八年五月，机场开始通航。通航后，同盟继续领导“阻止飞行”的斗争（燃烧广告气球、轮胎，制造烟雾阻碍飞行等），并秘密与政府进行了多次交涉（一九七八——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三年，同盟内部出现分裂。一九八六年机场的二期工程动工。一九八七年，同盟再次分裂。后经运输大臣江藤孝美和同盟热田派的直接会谈，一九九一年起，开始举办热田派与运输省、机场公团共同参加的“成田机场问题专题座谈会”。最后以国家方面的正式道歉告终。
在这次运动中，选择斗争到底这条路的开拓农民们，从自己的土地被划入机场建设“用地内”的那一刻起，就开始生活在政府不断施加的压力之下，而在机场通航后，他们又被迫长期生活在噪音污染和公害非常严重的环境之中。同时，他们也早就强烈意识到了，“自己卖地的话，机场就会建成”这种压力，和“只要我们不卖，机场就建不成”的自负情绪，是表里一体的。在反对运动中，“用地内”的动向，成了“敌”、“我”、乃至全社会注意的焦点。但同时，这种“注意”，也增加了他们的孤立感。许多反对运动的参加者、同伴，都“事前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无声无息地卖掉土地，搬走了。国家为公共事业而大量收购土地的过程中，这种事屡有发生。这一点上，三里冢和百里，以及下面要讲到的六所，都是共通的，因此我认为，非常有必要考察一下政府的“收购逻辑”。反收购的开拓农民们把自己的人生、“幸福”全部作为赌注，在与政府的紧张对峙中生活着。政府的“收购逻辑”和农民面对的这一现实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定位呢？这是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对这些农民们来说，面前只有三个选肢，那就是“背叛者”、“掉队者”、和“战士”。这三个词在农民们的心理到底包含着什么样的含义，又是非常值得推敲的问题。
反对斗争中，农民们提出了“以土为武器”的口号。这里传达着一种思想，“土地”是可以买卖的，但“土”却不能（田地社同人编、一九七〇）。意思是，农民经营农业不是以“土地”，而是以“土”为对象的。即便是“面积”宽广的“土地”被收购了，只要还剩一点“土”，农民就会固守不离，抵抗到底。政府对开拓农民实行强制收用土地的政策时，反对同盟剩下的最后一个“据点”，就是作为“同盟用地”保留下来的一点点坡地。农地法规定了农地不能随意出售，但山林原野可以随意买卖。因此，反对同盟就把“一坪共有地”设在了山林原野上。政府下令强制收用时，农民们在反对同盟的领导下，在原野上挖出战壕，固守在那里坚持做最后的斗争（“靠三里冢的土生活”刊行委员会编、二〇〇〇：一二八页）。
“一坪共有”，是田中正造曾经使用过的古老战术（东海林、菅井、一九八四：一八六——一八七页），后被推广到各种各样的运动中，主要是社会党、共产党等革新政党为了抵抗收用土地。这个战术不仅能够其收用手续变得更加繁杂，而且可以降低该地区设施的功能（古关书名同前：一五〇——一五一页），另外还可以让人知道以 “土”为武器的抵抗法。在原野上挖战壕的方案，据说是复员军人、小川明治反对同盟副委员长（“木之根”地区的开拓农民）提出来的。这大概来源于他作为“遣返侨民”经验吧。
三里冢斗争到现在还一直持续着。开拓农民的去留问题越来越成为“焦点”。 三里冢斗争绝对不只是开拓农民的斗争（这一点，本稿所提及的斗争都是一样的），不过，被置于“用地内”的是开拓农民，被“离间”的也是开拓农民。开拓农民被摆到这个位置上，不得不站出来，组织反对运动、做斗争。现在需要质疑的是如下一个结构性暴力；政府的“收购计划”和“开发计划”使得孤立的开拓农民们被贯以“非国民”的称呼——被推到了“国民”的边缘。但反过来说，不论“日本”怎样以诸如此类的语言来称呼开拓农民，这本身正暴露出了战后“日本”一直在不断制造着“难民”的真相。在政府的强制收用下家园被毁的小泉余根，直到临死的那一刻，嘴边还念着“我想回家”。不只是她，当地的所有“农民”——即使只作了短短一、二十年左右的生活——从他们的“故乡”永远的消失在了沥青下的那一刻起，也成了“难民”。这里并不是想要做人一定要有“根”的说教，而是想要说的是，即使是“合法”的开发，也有许多人在其巨轮下，已经或将会成为“难民”。
一八八九年，仓内、平沼、鹰架、尾骄、出户、泊六个村合并为了一个村，也就是现在青森县的六所村。这些村子原都以打鱼为生，大正前后开始耕种水田。后由于沙丁鱼渔获量降低，逐渐转为以农业为中心（舩桥、长谷川、饭岛编 一九九八：一三五页）。这一地区，战争前期也进行过大规模的开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遣返侨民大批入迁，相继成为开拓地。村里的人口也由八千增加到一万四千。大多开拓地的入迁者都是从“满洲”、“桦太”撤回的侨民。二〇世纪六〇年代村里的中心产业由传统农业转向奶酪畜牧业。七〇年代，奶酪畜牧业获得了高度的发展。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弃农者。他们的土地一般由剩下的农家买下来，用以扩大经营规模（同：一三八——一三九页）。
一九六九年，六所村被纳入“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新全总）”的一环——下北半岛的大规模开发计划、“六小川原开发”事业。八月，计划颁布。土地商们年初就已经察觉了这个计划，并且开始收购这一地区的土地。他们的收购首先是从山林原野开始的。
所收购的山林原野都进行了注册。因为不是农民而购买农地是违反“农地法”的，所以收购的旱田和水田等农地，只进行了“名义注册”，主要强调了所有权的问题。（镰田、一九九七：二六页）
政府在收购土地时主要把目标锁定在战后开拓地区，这已经是多次看到的事实了（本田、一九八五：四五——四六页）。战后开拓地区，农户经营的农地规模较大，再加上相对比较容易收购，这些“战后开拓”所特有的弱点也是中间商看好它们的原因（后述）。在“六小川原开发”事业中，六所村被化为以石油联合厂为主的工业化地域建设用地。一九七一年八月一四日，政府颁布了开发的第一次提案。按照提案，六所村的开发地区面积为一万二千一百公顷，需要搬迁的户数为一千二百户、五千三百人，不得不搬迁的居民点达二十个。一接到这第一次提案，六所村就立刻掀起了开发反对运动。先是按地区结成了若干个反对组织，十月结成了“六所村六小川原开发反对同盟”。失明的浪曲师吉田又次郎任会长。寺下力三郎村长明确表明了对开发案的反对立场，并从村预算中指出一千万余日元，计划组织了村民实地参观开发后的鹿岛。
这样，反对运动日趋高涨。第一次计划案被提出的一个半月后、九月二九日，政府提出了缩小方案，决定开发面积减半，需搬迁的居民点降至十一个、三百六十七户、约一千八百人。二次提案颁布之后，在不再需要搬迁的居民点，欢迎开发的呼声压过了反对开发的。村内最大的居民点——泊地区，原来也是反对运动比较激烈的地区之一，由于不再需要搬迁这个转折的出现，相应地派生出了潜在的受益层（报有得到好处的期待）。据舩桥晴俊的分析，后来击败反对派寺下村长、极力推进开发的古川伊势松，就是这样形成立场的（舩桥、长谷川、饭岛书名同前：三〇页）。
随着土地收购的进展，开发反对派和推进派之间的对立日趋激烈，并呈现出了势均力敌的态势。反对派想要罢免代表推进派的村议员，但依投票的结果没有通过。反过来，推进派希望罢免村长，投票的结果也没有通过。同年十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由于石油价格暴涨，各先进国家开始研究开发“节省能源”的技术。随着“节省能源”技术开发的进展，石油化学联合厂的构想逐渐变得“落后”。七三年底的村长换届选举中，推进派的古河当选为村长。但这时开发已处于全面停滞的状态了。同年，虽然土地收购已接近尾声，但随着“用地”需要的消失，各开发公司开始大批撤出投资，“六小川原开发株式会社”变得是负债累累。
已收购的土地，只是被凄惨的放在那里。搬迁者也不得不追问开发的意义到底为何。企业不来，根本不可能解决就业问题。在这样的停滞中，反对派的士气长期低落，相反，对“开发”的渴望却把推进派捧上了台。一九七八年，旧开拓部落提出了在上弥荣、弥荣平地区修建石油备蓄基地的构想。在有关方面的努力下，八三年九月，实现了原油向基地的注入。可是，这个石油备蓄基地只有雇佣工人五十名，也就是说只解决了五十人的就业，只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
农民决定出售土地，决不仅是由于农民抵抗不过土地经纪人早晚都上门的游说功略。更重要的是，国家长时间实行减少耕作面积的政策与偏重工业的政策，农民们被两面夹击，无法继续进行农业经营的结果。再加上开拓农民们所迁入的地区原本就是不毛之地，经营的农业不仅收益低，离市场又远，使得他们所面对的亏本越来越庞大。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出，农民们之所以决定出售土地，一方面是因为土地经纪人骗农民们希望趁此机会还清债务，另一方面，国家和县里给了他们开发后可以改行、就职的虚假期望。
但是，土地被收购后的八年间，一个企业都没有来。这里剩下的只是抱着再次爆发世界性战乱的期待、怀着石油的原油罐。（镰田书名同前：三〇七页）。
在开拓农民们抱着开发的幻想迁出之后，旧开拓地就成了无人的荒野。一九八四年，国家再次计划起用此地。这次是为了要修建核燃料循环设施，计划把这里变成以核燃设施为中心，还一并集中了铀浓缩工厂与核废弃物贮藏所等设施的“核地带”。随即，核燃设施的反对运动在前所未有的广泛人群内展开了。不仅包括泊地区渔协和妇女的反对运动，还包括农协等的反对斗争。这次反对运动作为反原子力运动的“新浪潮”集中了全社会的瞩目。伴随着冷战的终结，核武器相继被拆除，钚、铀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过剩的态势。到了九〇年代，核燃循环设施已经失去了其经济合理性。再加上原子力事故接连不断的发生，现在政府所保证的“安全性”已经失去了大众的信任。
曾任反对同盟会长的吉田又次郎曾经说过：“我们不能成为开发难民。我们坚决反对开发”（同：二〇九页）。吉田和原村长寺下两人，原本是站在同一战线的，但后来两人的关系破裂了。据说，在村长换届选举中，他们分别与开发推进派相联合，其后更加是各持己见，势同水火。寺下的这一屈节行为受到了大家的极力批判。但是，寺下的原马铃薯原种农场地皮，后来被转售给政府作为了核废弃物处理用地，他对于这件事感到了极度的后悔。根据镰田慧的报告，他在自家门前钉上了“开发难民保护会”的木牌（书名同前：四〇三页）。最初作为“牧场”被买下来的土地，先是被政府划为了石油联合厂用地，后来成了被弃置荒地，然后又成了核废弃物处理站。土地被转卖多少次，虽然买卖本身都是无可厚非的，但这可以说是好现象吗？
有关政府收购六所村土地的方法，饭岛伸子听取了农民们、特别是居住在六所村开发预定地内的农民们的口述。
收购共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针对长子外出打工的家庭。由于这些家庭没有接班人，很容易被说服，出售土地。第二阶段是针对未亡人、寡妇的家庭。第三阶段主要通过介入遗产纠纷，趁机收购土地。第四阶段才是针对有接班人的，生活稳固的家庭。游说他们说，正式注册之前，可以继续耕种，并且事先给他们一部分土地的定金。第五阶段是来说服农民们不仅应出售土地，还应卖掉房屋。许多农家的土地都是分三、四次出售的。（舩桥、长谷川、饭岛书名同前：一九四 ～ 一九五页）
早在开发计划颁布以前，土地投机商们就已经开始了对六所村土地的收购。政府的开发计划正式颁布之后，许多土地都已经被这些土地投机商们买了下来。但这些交易全部是以变更土地名目等违反农地收购规定的不法手段进行的。因此后来，有不少不动产公司再次买回原来的合同（镰田书名同前：二六〇页）。六所村的农民们就这样被国家的“开发”计划和土地经纪人们玩弄于鼓掌之间，最终沦为了“开发难民”。
山梨县上九一色村位于富士山山麓。由被称为“本村”的旧有地区和战后新开拓出来的“富士峰”地区组成。富士峰地区与青木原树海相邻接，海拔八百九十五——一千二百五十四米，属高寒地带。占地一千六百公顷，在被开拓前是旧军用地和县有林地。“昭和二一年(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前，满洲开拓撤回的侨民、战争灾民、农家的次子、老三等三百七十八户迁入了这个地区，开始从事土地开垦和粮食生产”（山梨日日报社编、一九八五年：八八七页）。
这一地区是“县里最大的开拓地”。一九四六年开始开拓时，迁入者约为四百户。但在选拔中被选中有资格购买土地的仅为一百五十七户（同：九百二十四页）。当地农户经营的主要产业是奶酪畜牧业。
一九五二年，曾经风闻政府要收购这一地区的土地作为军事用地。后由于政府方面否定了这件事，谣言也就不了了之了。奥姆真理教进入这个村是在一九九三年。奥姆真理教制造了地铁施放毒气事件之后，警察对该村进行了强制搜查。由于电视转播了警察强制搜查的情形，这个村一跃而成名。
藤田正市对奥姆真理教对上九一色村进行土地收购一事作了以下叙述。
山梨县上九一色村富士峰地区与青木原树海相邻接，如字面那样是位于富士山山麓的奶酪畜牧业地带。雄伟的牧地草场上散布着悠闲的乳牛，展现在面前的是一派恬静的风光。这片土地是战后被开拓的。由于“满州”开拓的归还者们的入迁，是在机械农业时代到来之前，所以，这片土地是开拓农民们用锹和犁一点一点的开垦出来的，可以说其间的每一寸土都渗入了农民们辛勤的血汗。
在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下，村里出现了许多弃农者。他们不是成了不在乡地主，就把土地变成了别墅用地。奥姆真理教从八九年起，开始陆续收购了这些土地。（藤田、一九九五：一五一 —— 一五二页）
土地收购的高潮是一九九三年。据说这一年，奥姆真理教共收购了上九一色村一万二千平方米的土地（同：三六页）。奥姆真理教的最盛期，其教徒多达约八百七十人，这比同一时期，富士峰地区的人口、七百五十人还要多（同：一五二页）。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这一地区距离奥姆真理教总部的所在地——富士宫市人穴地区非常近，驱车仅需十五分钟。第二，正如藤田所说的那样，此地区弃农者很多也是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之一。村民们与奥姆真理教对立之后，在奥姆真理教大楼的正面建了一座“团结小屋”（！），用来监视奥姆真理教的活动。由此，村里展开了驱逐奥姆真理教的运动。
毒气事件之后，奥姆真理教的规模逐渐缩小，教徒也纷纷散去了。上九一色村为了改变村子形象，特意修建了主题公园“格列佛村”。但几年之后就被封锁了。
和奥姆真理教的教团一起“移住”到上九一色村的信徒们，把所有的财产都“布施”给了教团。实际上，他们已经是一文不名了。但在村民们的眼中，他们是名副其实的“侵略者”和“占领者”。因为他们是利用财力或暴力“迁入”到这里来的。教团的所作所为被发觉以后，他们去向何方了呢？
如果说百里基地的经验，是农民们与“军事”逻辑对峙的经验，三里冢和六所村的经验，是农民们与“开发”逻辑（和幻想）对峙的经验，那么上九一色村的经验，是与“什么”相对峙的经验呢？虽说对象是“狂热教徒的集团”，但并不能就此把村民们的经历总结为特殊现象。在这个经历中奥姆真理教所用的“收购逻辑”，是与其他经历中的“收购逻辑”完全相同的。它使得土地趋于流动，切断了土地与人之间的联系。
4 “难民”的连锁和弃民
这里我们再次回顾一下，什么是战后开拓。战后开拓就是伴随着“大日本帝国”的崩溃，政府为合法“国民”提供定居地的政策，是为了实现“帝国”向“国民国家”平稳过渡所采取的社会政策。但是，这一政策从一开始就隐含了“弃民”政策的内容。首先，开拓农民们只能暂时地归农，而那之后还必须经过筛选；另外，强迫开拓农民们搬迁的事情时有发生，在经过多年的辛勤劳作之后，一切的一切又重新回到了出发点。“战后开拓”中产生的开拓农民们，由于历史和环境的原因，有其自己的弱点。要求他们搬迁的一方，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已经成为了开拓用地的各个旧军用地，由于“再军备”和军事同盟的结成，接连不断的被“恢复”为军事基地。政府对这些开拓地区土地的态度，就好象一个人对自己在银行的存款那样，可以轻松地随时取用。
由于农业经营难以维持，不少开拓农民走上了弃农的道路。二十世纪六〇年代为止，他们中的不少人选择了“移民”南美。关于这些开拓农民，野添宪治说道，在这“第三次开拓”或“第四次开拓”中，他们必须找到真正的出路。
可是，即使通过了这样的考验，大多数开拓农民仍然面临着一个大难题，这就是“继承人”的问题。自己为了生活选择了农业，但下一辈却不想以此为生。许多农家都是“只一代的农民”。这是大概是围绕农业的政策的变化和农产品极度自由化造成的。没走上弃农的道路、咬着牙继续坚持经营农业的开拓农家，现在和一般农家一样，也为继承人的问题而苦恼着。三里冢是这样，上九一色村也是这样。
开拓者们在农民斗争中力图保住的到底是什么呢？这里浮出水面的不只是“只一代的农民”的问题 ，还必须要考虑他们的 “生活方式”的问题。开拓者们在农民斗争中对抗的对象，不是国家的“军事”和“开发”，而是其否定了农民们生活方式的“收购逻辑”，换言之，仅仅因为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就不得不被迫沦为难民的这一残酷现实。为了对抗“收购逻辑”，一方面可以思考开发的地缘政治学，诸如开发用地的规划计划、对不同地缘的居民施以利益诱惑、切断农民之间的“连带感”与“共性”等问题。但是，这正说明了，农民运动的地缘政治学本身是为开发的地缘政治学所规定了的。农民斗争的目的就为了绘制与开发计划不一样的图景，换句话说，就是为了超越土地所有权的转移而展开的斗争。斗争中，虽然数量极少但也出现过这样的事例。三里冢斗争中，反对机场公团收购地而力图实行“自主耕作”的农民，另外还有谷中村民，他们不顾政府的强行收用、收购，依然坚持留在原处居住。可是这样少数人的个体行为并没能解决问题，并且这少数人所遭受的对待可能是更加残酷的。
发放一定数额的“赔偿金”给被收购了土地的农民，问题就“解决”了吗。拿到了大笔不是劳动所得的金钱补偿，最后由于不适应新的生活方式而弄得倾家荡产。这样的结果，能只归结为是“自己的责任”吗？恐怕他们也应该，或者更应该被划入“开发难民”之列。出售了土地的人，受到大家的蔑视，被叫作“背叛者”。花光了所有的钱，他们变得一无所有。“人口过少”原本就不是住在那里的居民的过错。但政府却由于估计开拓地区的人口过少，提出了开发计划，并把强迫性的唯一选择，伪装成自由选择，推到了农民面前。
从战争难民开始的这个历史故事，在他们“归还”日本之后就完结了吗？他们归国之后的经历，可以仅作为“国民”内部的“内部纠纷”来处理吗？答案是否定的。沦为“难民”的悲惨道路一直为他们敞开着。冲刷“难民”的力量也一直存在着。“战后开拓”地区，不过是“帝国”为了让自己穿上“国民国家”这一外衣的工具，实际上可以说是被伪装了的国内殖民地。关于向六所村的开拓者们袭来的开发，镰田慧作了如下叙述。
战败后，大批开拓者不得不迁入青森县太平洋沿岸的山林进行开垦。对这些开拓农民来说，五、六〇年代的高度经济成长政策应该说就是袭向他们的第二次“国内侵略战争”。从战前到战后，政府对许多村庄进行了开拓、开发。但这些地区所反映出来的，却是国家的冷酷。因为政府只是把他们当作牺牲的棋子来使用。由于六所村被划入了巨大的开发地带，上弥荣等周边的开拓村落，全部被涂上了“玫瑰色的希望”。（镰田、一九八五：三四三页）
向曾是战争难民的他们袭来的，仍然是战争、内战。从城市的再开发到“柔韧化”，这种使人口“流动化”的力量，其背后通常隐藏着令一大批人“难民”化的暴力。而且，这种暴力正在向亚洲各地深入、扩散，并且随时随地以各种形式与各种各样的暴力联成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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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1若槻（一九九一）认为，“‘回流’是伴随战争的、特异的人口移动”。（二页）
- 2冈部批判了以前的移民史的研究。以前的研究不是把（1）（2）和（3）区别开来，认为只有前者可称为“移民”（区别了“移民”和“殖民”），就是强调只有向国外移居的才可称为“移民”。冈部认为“移民”必须在（1）（2）（3）整体的关联中予以考察。“移民”与“殖民”的区别和国内移居与国外移居的区别请参照冢本（一九七八）、石川（一九七四）的著述。按照冈部的观点，“移民”的移居地即可以是“北海道”等“国内”地区，也可以是南北美州，此外向旧殖民地、势力圈的“移民”也必须一并考察。如果过分拘泥于是否越过“国境”这一点的话，会很容易导致课题重心的偏离。不仅由越境引出的“国境”管理问题会过分突显出来，“国民”定义的重组･强化（弱化）这一社会方面的问题也会被分断成“国境”内部的问题和各个“国民社会”内部的治安问题。
- 3在此有必要思考一下“归还”的含义。许多“第二代”们是在亚洲各地或殖民地出生的。在他们身上存在着诸如“归还”到底有什么意义、“故乡”到底是哪里等一系列问题。由于篇幅有限，对于这些问题本稿不作评论。
- 4关于冷战期间暴力的含义，请参见拙稿（二〇〇一）。
- 5关于这一时期的人口移动为何会让人觉得是在“国民”的封闭性空间内的移动问题，别稿中通过对《菊与刀》的分析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道场、二〇〇一b、二〇〇一 c）。
- 6“紧急开拓事业实施要领”的本文，请参见农地改革史料编纂委员会（一九八二）。
- 7“战争结束国有财产处理办法”（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关于军用地转用为农耕地事宜”（九月二十四日）。土地改革史料编纂委员会编书名同上、收录。
- 8联合国最高司令官备忘录“关于除联合国使用外的飞机场转用为农耕地事宜”（十月十一日）。同书收录。
- 9明治时期作为垦荒地区的是幕府直接管辖的牧场。明治政府在这一地区、具体以“佐仓牧”的一部分“取香牧”为中心，设置了“下总御料牧场（下总皇家牧场）”。
- 10此外，还有许多退伍军人直接留在原来服役的军用地作为开拓农民进行开垦。据说这样可以得到比一般开拓农民更多的便利，比如可以使用基地的器材、储备物资等。
- 11根据《土地改革资料集成第十六卷》（土地改革史料编纂委员会编、一九八二）收录的统计数字，一九四九年向旧“满州”输送的移民数量为十四万三千一百六十二名，归还者中的四成也就是二万六千四百九十九名参加了战后开拓。旧“桦太”归还者一万一百五十四名的六成以上、六千三百二十名参加了战后开拓。
- 12野田公夫（一九九八）把二战后、东欧和东亚纷纷进行土地改革的这一时期称为“土地改革的时代”，并作了如下评述：“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时期，以东欧和东亚地区为中心，世界各地纷纷进行了土地改革，是‘土地改革的时代’。有意思的是，不论是在有力的大土地经营地带为主的东欧地区还是在小经营地带的东亚地区，所采取的都是同一种方法。那就是分割个人所拥有大片土地，即推广小片土地的所有（=形式上创出小农业）。这是由于这两个地区都是在二战中受害最严重的地区，从政治、社会到经济全盘崩溃，人口过剩的问题和随之而来的社会不安极为严重的结果。但是，由于在经营结构上的差异，两地区虽说是采取了同样的推广小片土地所有（=形式上创出小农业）的方法，随着各自相应的发展，其后的趋向、结果完全是不同的”（一八一页）。 野田还作了如下的评价。东欧具有“即使牺牲农业，也力图实现社会稳定”的特质，与此相对，东亚“在采取了分割个人所拥有大片土地=推广小片土地所有政策的同时，兼具强化小经营耕作权与维护其经营安全的双重性格”（一八二页）。
- 13土地改革史料编纂委员会编的紧急开拓事业要领中收录了许多这方面的请愿书。另外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副部长会议通过了“海外返国侨民援护要纲”，决定鼓励、推进返国侨民集体迁入垦荒地区（战后开拓史编纂委员会编、一九七四：一七五页）。
- 14参照田中（一九九五：第Ⅳ章）。特别是一〇六页的图表，更有助于理解。
- 15一九五一年，农林省农地局发表了《开拓概况》。据其记载，既耕地的土质分布为，中性36%、微酸35%、弱酸18%、强酸11%；与此相对，开拓地的平均值为，中性0%、微酸39%、弱酸25%、强酸36%。
- 16有关基地接管的问题，还请参照潮见（一九六〇）。
- 17审判本身充斥着许多对国家一方的无理辩护。单靠指出国家行为与农地法的权限相违这一点，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古关书名同前：一九九---二二七页）。
- 18当然，在成为“遣返侨民”之前，他是一名“军人”。这样的“军事”知识不是一个普通百姓所能够学到的。
- 19关于三里冢斗争，请参照拙稿（二〇〇二a）。关于三里冢地区的战后开拓，请参照户村（一九七〇）、田地社同人（一九七〇）、小原（一九八七）、与成田机场问题专题座谈会记录集编辑委员会编（一九九五）、成田机场地域共生委员会历史传承部会（二〇〇一）、福田（二〇〇一）。
- 20《上九一色村志》（一九八五：八八七页）中记载说是“县有恩赐林”。大概原来是皇室财产，移交县管理后，成了县有林地的。
- 21这一传言的可能是在当时共产党方面的学生运动中被散发出来的。当时，学生们以“农村问题研究会”的名义，写了一分 “夏季农村调查活动”的“报告书”。附带日期是一九五二年八月。在这份“报告书”的“序言”中，提到了政府要收购这一地区土地的问题。“夏季农村调查活动”收录于誊写版《占领下日本的农村调查报告》中（农村问题研究会、一九五二：二四八页）。另一方面，《战后开拓史》中，记述了“西富士演习场”所发生的土地收购问题。 “驻日美军提出了，利用富士山麓的整个地区建立演习场的计划，具体是希望把现在的东富士演习场和北富士演习场合并，再把与两处相邻接的西南富士地区一并纳入新的演习场。对此日方表示了激烈的反对，理由是美军的演习是实战演习，而且富士山是日本的一个象征，把富士山整个地区用作美军的演习场，这从日本国民的感情上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事情。由于日方的激烈反对，美军最终撤回了此项要求”（一三〇——一三一页）。 这里的“日方”应该指的是日本政府吧。
・本文的日文原文刊载于『歴史学研究』2008年10月第846号，中文译文收录在《差异：国际学术丛刊·第4辑》（金惠敏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翻译：王雪。
・感谢《差异》杂志授权发布。
・图片部分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道场亲信（1967~2016），和光大学现代人家学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运动论、日本社会科学史。专著『占領と平和ーー〈戦後〉という経験』（青弓社、2005）、『抵抗の同時代史ーー軍事化とネオリベラリズムに抗して』（人文書院、2008）、『下丸子文化集団とその時代ーー一九五〇年代サークル文化運動の光芒』（みずず書房、2016年）；合著『社会運動の社会学』（有斐閣、2004）、『戦後日本スタディーズ ２』（紀伊國屋書店、2009）、『読む人・書く人・編集する人：「思想と科学」50年と、それから』（思想と科学社、2010）等。
译者简介
王雪，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日语专业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研方向：日本近代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日语教育。入选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出版学术专著1部，译著3部，在国内外期刊发表相关学术论文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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