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山间溪流引水灌溉的稻田、环绕其间的传统木构民居、青瓦覆顶的寺院，以及晨昏时分回荡于村庄的梵钟之声，常被视为日本人魂牵梦萦的乡愁景观。然而，这样的传统并非孤立形成，而是主要得益于来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历经一千五百余年层叠累积而成。而横渡沧海的中国智慧，若无百济、新罗等朝鲜半岛民众的襄助，亦难传入日本。
暮色中染红天际的晚霞、山寺悠扬的钟声、林立的卒塔婆环绕的墓地、春秋彼岸的墓前祭扫、盂兰盆节提灯参拜、迎魂火与送魂火的明灭，以及漂流水面的送灵灯笼……这些常被看作“日本乡愁”的村落风景，往往被解释为日本民族精神自然孕育的原风景。然而实质上，这类“传统”景观是特定历史情境下的政治产物。当欧洲列强借大航海时代浪潮在东亚扩张基督教影响时，江户幕府为应对国家存亡危机，通过寺请制度等体系化宗教政策，强力重构了社会信仰网络。可以说，那些看似温情的民俗实践，实为抵御外来宗教渗透的战略防线，权力意志对基层社会的信仰规训，最终造就了这一具有历史性的人文风景。
《从海洋看民俗分化——东亚海域交流一千五百年》一书通过对跨海域物质与精神流动（包括宗教知识体系）的在地化过程进行谱系学考察，揭示日本民俗文化实为多层文明积淀的“混成文本”。即那些被本质主义叙事神圣化的“文化独特性”，绝非日本列岛与生俱来的地理馈赠，而是在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中，通过信仰实践与物质生产的动态互构逐步生成的“文化地貌”。换言之，所谓的“日本风土”，实质上是多重文明层累形成的历史结晶。
前言
米饭在“和食”中不可或缺。然而，稻谷并非日本原产，其起源地在中国南方的湖南省一带。考古研究表明，这种稻种向北传播，经由朝鲜半岛，大约3000年前从九州北部传入日本。原本属于南方亚热带作物的稻谷，在向北传播过程中，经过改良，培育出适应朝鲜半岛寒冷气候的稻种，传入日本后又经过约500年的时间，才传播到日本东北地区，最终稻谷种植遍布日本列岛全境。
秦汉时期，中国便已发展成为先进的文明国度，建立了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国家机构与组织化的军队，通过观测日月运行等天文现象制定了指导农耕和社会生活的农历及二十四节气体系，实现了对一年周期的精确掌握。而同时期的日本列岛，仍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产方式。水稻种植传入日本后，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还形成了重塑社会结构的先进知识与技术体系。水稻种植因可在水田中耕作而避免了连作导致的地力衰退，使大规模聚居成为可能。水稻种植还成为计算一年周期的重要基准，为构建组织化的社会生活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日本虽遣使赴华，但真正协助其完成长安之旅的实为朝鲜半岛的僧侣与商人。日本以隋唐为范本，仿长安城形制营建平城京（奈良）与平安京（京都），构建律令官僚体系，并引入佛教、儒学与道教。其中，佛教尤重护国禳灾之功能，伽蓝遂得以在日本广建，梵刹由此遍立国中。
自山间溪流引水灌溉的水田、环绕其间的传统木构民居、青瓦覆顶的佛寺，以及晨昏时分回荡于村落的梵钟之声，构成了日本人魂牵梦萦的乡愁景观。然而，这样的传统主要得益于来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历经1500余年层积而成。而横渡沧海的中国智慧，若无百济、新罗等朝鲜半岛民众的襄助亦难传入日本。正因如此，日本文化亦深烙朝鲜半岛文化的印记。
（图片来自《田染庄小崎的农村景观》）
近年DNA溯源研究表明，自中国与朝鲜半岛渡海至日本列岛的移民群体构成了日本人口基因谱系的重要部分。中国通过朝贡贸易维持对周边国家优势地位的格局，直至清末方告终结。彼时中国于广州、泉州、明州（今宁波）等港口设海关，西通东南亚与中东，东联日本，构筑起跨海越洋的全球经济网络。其间民间跨境互动亦频繁展开，其中更滋生出中日朝三国官方皆视为心腹之患的跨国武装海盗集团。
葡萄牙作为首个经东南亚抵华的欧洲国家，于明代将澳门经营为南海据点，其势力更延伸至日本。而引导葡人自澳门前往日本的，正是中国海盗王直。他因避明廷之追捕，渡东海逃至日本，以北九州平户为基地开展中（明）日贸易。自王直始，平户的中国海盗武装舰队代代相承，使该地逐渐期成为中（明）日民间贸易枢纽。诞生于平户中日混血家庭的郑成功，亦属此谱系。众所周知，明清鼎革之际，郑成功奉南明皇室之命，以台湾为根据地高举“反清复明”的大旗，与清廷分庭抗礼。至此，海盗集团已非单纯的反社会势力，而是成长为兼具经济实力与海上军力，足以抗衡国家的特殊存在。
自明代以降，在中日两国与欧洲的交流中，明面上有国家间的官方贸易，暗地里则是各种暗潮涌动，不乏民间势力甚至反体制集团的深度参与。
本书以日本民俗文化为研究主题，着力揭示一个颠覆性认知，即诸多被视作“和风独韵”的日本文化实则多吸纳了来自中国与欧洲的文明成果。正因为如此，需将日本文化置于跨国文明互动的历史框架中重新加以理解。
近代以前，海路是连通日本列岛与外部世界的唯一途径。纵然是巨型帆船，一旦驶向外洋，亦须直面高过桅杆的惊涛骇浪。1549年，天主教传教士沙勿略于广州登船时，目睹船长反复向妈祖卜问吉凶方敢启航，却在海上亲见船长之女被巨浪卷入深渊。这段记录生动地反映出明清时期哪怕是巨型帆船，在外洋航行时也会时时面临倾覆的危险。即便当时欧洲航海强国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舰船，发生海上倾覆也屡见不鲜。
历史上，东亚邻邦间的冲突早已突破国家纷争，而演变为海上跨国武装势力对周边各国的威胁，如肆虐中、朝沿海的倭寇。这些海上跨国武装集团常由多国成员构成，实为东亚反体制势力的跨域集结。四面环海的日本列岛，较之陆上接壤、各族纷争不断的欧亚大陆诸国，在对外关系层面总体维系了相对稳定的态势。
东亚，绝非单纯的地理概念。汉字书写体系、佛儒思想、阴阳五行观念、帝都营造与官僚制度……朝鲜半岛与日本皆深嵌于中华文明辐射网络之中，关于东亚文化同源性及差异性的辩证研究，至今方兴未艾。
正如巴勒斯坦裔美籍历史学与哲学研究者爱德华·萨义德（1935—2003）在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中所言，“东亚”与“东洋”，实为西方凝视下的概念建构，既包含对非基督教文明的认知蔑视，又掺杂着对异域猎奇的殖民想象。
通过与中国及朝鲜半岛的比较来探讨日本文化的独特性，确实是一项饶有趣味且富有意义的研究。以中国为出发点观察，至迟在唐代，活跃于地中海与欧洲、从事商贸的中东穆斯林已从红海南下至南海，在广州开展贸易活动；同时，中国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连接中亚、西亚，与阿拉伯、欧洲商人开展地中海贸易，延伸至威尼斯并远达罗马帝国。日本正是这条横贯中国东西的丝绸之路再向东延伸的终点。若从宏观视角审视，中国通过陆海两路连接东西方而形成充满活力的国际交流网络，或许能更深刻地理解日本自古以来被包含在海洋自然环境内所形成的社会形态、文明文化特征，以及独特性。
丝绸、胡椒等香料及各类珍贵物产在中国和东南亚及阿拉伯世界之间往来流通，与之相关的贸易网络覆盖亚洲和中东地区乃至欧洲等，几乎涉及全球范围，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
本书围绕那些甘冒风险航行往返于日本的人员，论述其对文化、物产等的传播活动及这些活动对文明、文化发展的作用，并扩展至对船舶与航海技术的考察。
本书由我与中国民俗学者毕雪飞教授合著，共同聚焦跨海人群、船舶技术与航海智慧对文明演进的塑造问题。我与毕雪飞教授的学术合作始于2014年华东师范大学与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共同主办的国际研讨会“作为记忆场域的东亚”。此后，我们多次通过国际学术会议推进学术交流，并在日本共同开展田野调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学术合作关系。
在学术界动向方面，2016年，在中国民俗学会的积极推动下，中国民俗学会、日本民俗学会与美国民俗学会共同签署协议，旨在建立世界民俗学学术团体和国际民俗学联合会。此前一年，当时我任日本民俗学会理事并负责国际交流事务，与时任日本民俗学会会长的神奈川大学小熊诚教授共赴中国，与当时的中国民俗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朝戈金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叶涛教授（现任中国民俗学会会长、山东大学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刘晓峰教授等人，以及美国民俗学会的代表，在2015年10月于沈阳召开的中国民俗学年会上举行了首次三方会谈。尽管通过翻译反复磋商联合会章程的过程充满艰辛，但中日美三方均怀有深化学术层面国际交流的使命，最终促成了国际民俗学联合会初步框架的构建。
中日两国民俗学会早前已缔结交流协定，在我担任学会国际交流理事期间，曾于2016年在位于博多地区的福冈大学（其所在地在古代曾作为日本对华贸易的重要港口，设有接待外宾的鸿胪馆）主办了以“现代社会与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中日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成果由我汇编为《东亚世界的民俗》一书，由日本勉诚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书中收录了中山大学王霄冰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王晓葵教授、徐赣丽教授，以及台北艺术大学林承纬教授等学者的日译版论文。
从研究者个人到学术界的整体层面，中日两国间的交流曾一度极为密切。然而，2020年至2023年间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迫使各国实施防疫管控，导致国际人员流动濒临停滞。直至2023年，世界各国才逐步解除疫情相关的旅行禁令，艰难地走出这场公共卫生危机。人们普遍期待全球联系能恢复至疫前水平，国际关系能得到改善。但疫情对经济、社会的重创尚未平复，加之美国与多国间的关税争端等因素，国际局势反而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紧张态势。
尽管面临着种种挑战，学术界的国际交流正全面复苏，国际会议的举办、各国学术活动的重启等，均呈现出如疫情前的活跃形势。
中国与日本列岛自远古时期便跨越海洋展开交流。日本以中国为典范，吸收其文明与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大和朝廷统治下的古代国家。伴随汉译佛教经典与佛像而传入的汉字体系，更是对日本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来自中国的高品质丝绸、棉布、茶叶及砂糖等物产，则极大地丰富了日本民众的生活与文化。
日本在近代以前虽与隔海相望的朝鲜半岛诸国及欧洲有过交流，但在自公元前起长达两千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来自中国的影响始终占据着压倒性的主导地位。
我们坚信，增进普通民众对中日两国在生活与精神文化层面交流历史的认知，促进历史共识的形成，将在中长期维度上有助于深化国际友好关系，可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发挥重要的作用。基于此信念，本书作为中日两国民俗学者的合作成果，现予以正式出版。
松尾恒一
后记
破界与共生——超越区域国别研究范式的思考
在东亚海域的历史长卷中，日本列岛的文化演进犹如一面棱镜，折射出文明互动的光谱。当传统区域国别研究执着于地理疆界与文化本质的静态描摹时，日本佛教与神道的共生史、海洋网络中的信仰流动，以及全球化冲击下的文明韧性，无一不向我们昭示着一种更具动态性与开放性的研究范式。它要求我们穿透“国家”与“地域”的边界，在流动、混杂与再创造的脉络中，重新思考文明的意义。
一、从“冲突”到“共生”：超越二元对立的认知框架
日本佛教的本土化进程，颠覆了“外来宗教冲击”与“本土传统抵抗”的简单叙事。奈良时代镇护国家的寺院体系，既是唐风建筑的移植，亦是稻作神域的重构；中世神佛习合的实践，既非佛教对神道的征服，亦非神道的被动妥协，而是二者在政治权力、经济网络与民俗土壤中形成的“共生褶皱”。这种“褶皱”并非模糊的融合，而是通过“本地垂迹”理论将佛塑造成神的“本体”，以及通过“佛田一体”将寺院嵌入地方水利，创造出既保留异质基因又适应本土生态的文化。
本书研究范式的突破，正在于跳出“中心—边缘”“正统—异端”的二元窠臼。八幡信仰从外来神到宇佐神宫的护国神，再到倭寇船头的暴力符号，妈祖崇拜从华侨商船的守护神到长崎唐寺的跨界存在，证明信仰的意义从不凝固于教义文本，而是在权力博弈、经济流动与群体生存策略中不断得以重构。据此可见，唯有以“动态共生”取代“静态对抗”，方能理解江户时期的基督徒将圣母信仰嫁接于正月时序的智慧，或者明治政府将盂兰盆舞等地方传统工具化为国体符号的悖论。
二、海洋作为方法：跨域网络中的文明互塑
第二部分的历史图景揭示了东亚海域从来不是隔绝文明的屏障，而是文化特别是信仰传播与权力博弈的“水上舞台”。蒙古袭来催生的“神风叙事”、倭寇船队的八幡旗、长崎港的荷兰商帆，共同勾勒出一张超越陆权逻辑的信仰地理。当明清海禁试图以陆疆思维规训海洋时，走私网络中的妈祖祭祀、唐寺中的黄檗禅法，乃至隐匿切支丹的圣水仪式，却以民间实践重新定义着神圣空间的边界。
这一视角要求研究者必须将海洋视为方法论而非背景板。它迫使我们将目光从“陆地中心”转向海洋网络的“节点”，关注商船、漂流民、密使如何成为文化乃至信仰传播的媒介；从“单向传播”转向“多向互塑”，追问倭寇的八幡信仰如何“反哺”日本本土的神国意识，或华商（华侨）如何通过长崎重塑中日佛教对话。将海洋作为方法，不仅适用于东亚，或可为东南亚的伊斯兰网络、印度洋的佛教商路等提供可比的研究框架。
三、危机与韧性：全球化史前时代的文明辩证法
第三部分中基督教与锁国体制的碰撞，体现了早期全球化的文化碰撞。传教士“贸易—传教—军事”之“三位一体”的殖民逻辑遭到日本文明的“三重解构”。火器被织田信长转化为军事工具，“福音”被隐秘基督徒熔铸为“玛利亚观音”的伪装信仰，白银贸易被幕府驯化为锁国政策的财政支柱。日本在应对近代西方殖民侵略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文明韧性，正是源于其将危机转化为重构动力的能力。寺请制度表面是信仰管控，实则是将佛教改造为抵御基督教的精神基础设施；锁国政策看似封闭，却通过长崎的“荷兰之窗”对全球的变局维持着战略警觉。
研究启示在于，文明应对冲击的策略，绝非简单的“抵抗”或“接纳”，而是通过制度创新、符号转译与记忆重构，即便是在“全球化的史前时代”已展现出惊人的主体性。当我们以“危机—调适—再创造”的思考链条取代“冲击—反应”的线性研究模型时，便能更为深刻地理解为何生月岛渔民的中江岛航程既是殉教记忆的延续，亦是本土船灵信仰的再生。
四、走向文明生态学：物质、精神与权力的纠葛
日本宗教文化史的深层脉络，始终缠绕着稻作、水田、商船与火器等物质文明基础。第一部分中的“佛田一体”统治模式，揭示了寺院如何通过水利开发将精神权威转化为物质权力；第二部分中的倭寇八幡旗，反映出信仰符号如何依托刀剑与走私网络获得暴力赋能；第三部分隐秘基督徒的“柜中神”，则证明信仰存续依赖器物（圣像、十字架）与身体实践（密语、手势）的隐秘编码；第四部分盂兰盆舞、睡魔祭等艺能在国家高压政策下的适应性生存，反映了民俗传统在制度夹缝中的韧性与顽强的生命力。
这进一步提示我们，超越区域国别研究，需建立“文明生态学”视角，即将精神信仰、物质技术、地缘政治视为共生的生态系统。无论是分析蒙古袭来时的神风叙事与石砌海防工事的耦合，还是解码江户锁国下荷兰国旗“既标示贸易特权，又暗示技术监视”的象征政治，唯有打破“精神史”与“物质史”等学科壁垒，才能捕捉文明演进的全息图景。
据此，我们试图冲破区域或国别的边界，转而将其视为跨海域、跨物质、跨阶层的动态网络，我们不再追问“何谓日本佛教的特质”，而是探求“佛教如何在日本列岛的山海、倭寇的私掠、南蛮的商帆中成为东亚文明的共生体”。未来的研究，或许还可以通过“全球微观”的精度解剖一座唐寺中的妈祖像，以“数字人文”的广度追踪八幡信仰的海洋扩散传播，以“比较文明”的深度对照日本隐秘基督徒与美洲原住民的信仰伪装策略。
当人工智能开始解构人类的知识生产，当气候危机重写文明的生存逻辑，或许这种破界与共生的范式，能为我们提供更开放的认知工具。毕竟，在人类文明的深处，从未存在一座孤立的岛屿，一片静态的海洋。
毕雪飞
・本次推送内容为《从海洋看民俗分化——东亚海域交流一千五百年》一书的“前言”与“后记”。
・感谢出版社授权转载。
・图片由作者提供。
第四节 日本天皇与稻作——祈年祭、大尝祭、新尝祭
1.祈年祭——国家统治与稻谷祭祀
2.新尝祭——宫中的收获仪礼
3.日本天皇即位与大尝祭
4.神尝祭——供奉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收获祭
第五节 日本天皇与举行祭祀的宗教者及咒术师
1.神言统治者——日本天皇与中臣氏
2.古代宫中的祭祀组织——侍奉天皇的宗教者与咒术师
小结 第二章镇护国家的佛教与日本列岛的景观 ·第一节 佛教传入日本
1.崇佛派苏我氏与排佛派物部氏的对立
2.佛教初入日本
3.自百济佛教东传至遣隋使时代
第二节 转轮圣王的思想与国家统治
1.转轮圣王思想的东亚嬗变
2.从圣德太子到奈良佛教
3.王法佛法相依的礼仪及其民俗化
4.体现转轮圣王思想的宫中佛教礼仪空间
第三节 塑造日本列岛里山景观的国家佛教
1.东大寺“取水”——年初祈祷的佛教仪式
2.年初忏悔与驱鬼——药师寺花会式
3.塑造稻田广布乡村景观的古代佛教
4.国东半岛、宇佐八幡宫和修正鬼会——水田开发和佛教
5.津轻七日堂祭——农民起义与修正会
6.日本的水田开发
小结 第一部分总结 第二部分希求净土、国难与佛教、神道 第三章从镇护国家的佛教到民众的佛教 ·第一节 平安京与都市祭礼的诞生
1.御灵信仰与御灵会
2.从牛头天王信仰到祇园祭
3.山鉾祭——日本中世祭礼权力的市民化转向
4.狂热的夏季祭典
5.能登半岛宇出津的狂欢祭
第二节 对净土的向往
1.净土信仰的开始
2.起源于中国佛教的净土信仰
3.一遍上人——佛教的“价格破坏”
4.从念佛舞到风流舞，再至盂兰盆舞
5.从阿国的歌舞伎舞到元禄歌舞伎
6.熊野的灵性世界——山川、瀑布、海洋与补陀落渡海
第三节 因果报应思想与游走的宗教者、艺人
1.琵琶的音色
2.怨灵附体与物语讲述
3.流浪各地的卖春女性——游女与“傀儡子”
4.瞽女的旅行与艺能
小结 第四章日本中世纪的佛教、神佛习合与八幡信仰 ·第一节 神佛习合——佛与神的相遇
1.守护佛法的日本神祇
2.兴福寺和春日大社
3.藤原氏与春日神
第二节 本地垂迹的思想与形态
1.兴福寺与春日社的一体化及对大和国的统治
2.本地垂迹思想——神佛习合思想与形态
3.神佛习合与神社建筑的变迁
4.神社建筑的变迁与佛教仪轨的践行
第三节 日本国难背景下高涨的八幡信仰
1.成为护国神的外来神
2.平将门之乱与八幡信仰
3.镰仓幕府与鹤冈八幡宫：流镝马与放生会的政治仪礼
4.伊豆、箱根修验与镰仓幕府
第四节 海洋与八幡信仰
1.蒙古帝国、南宋覆灭与元朝建立
2.蒙古铁骑与神国护佑：殊死对决与八幡神祈愿
3.神功皇后信仰的兴起
4.日本的海盗——成为倭寇以前
5.海洋与八幡
6.多国籍海盗组成的倭寇
7.倭寇亦信仰八幡神
小结 第二部分总结 第三部分 基督教与近世佛教东渐 第五章日本与中荷贸易往来、信仰交融及江户文化形态 ·第一节 欧洲大航海时代与日本锁国、清朝海禁
1.“华夷变态”的时代——清朝建立的冲击
2.郑成功收复台湾与建立东都
3.歌舞伎《国姓爷合战》
4.日荷贸易与平户荷兰商馆
5.荷兰殖民者在中国沿海的持续暴行
6.商品化的佛像与观音“圣怒”的惩戒
7.悬挂荷兰国旗的中国船只与琉球国船只
第二节 妈祖信仰与黄檗宗——新佛教东渐日本
1.航海与船内妈祖祭祀
2.日本人眼中的中国海商妈祖祭祀
3.长崎唐寺内的中国商人管理
小结 第六章基督教的冲击 ·第一节 南蛮贸易与基督教
1.大航海时代与基督教冲击下的东亚抉择
2.葡日贸易：从平户到长崎
3.大村纯忠——基督教大名的诞生与长崎开港
第二节 魅惑的南蛮文化
1.基督徒暴增
2.令人陶醉的宗教剧
3.作为时尚的南蛮、基督教服饰
第三节 基督教禁令与锁国、寺请制度
1.禁教政策之路
2.圣费利佩号事件与“二十六圣人”的殉教
3.借助荷兰援军镇压的岛原之乱
4.寺请制度与檀家制度——佛教葬礼化的演变之路
5.欧洲向美洲大陆扩张及抵达日本的过程
6.锁国下的国防
第四节 隐秘基督徒的苦难与解放
1.潜伏的基督徒与镇压事件：国际化的“浦上四番镇压”
2.“浦上四番镇压”与禁教令的终结
3.隐秘基督徒的信仰与生活
4.圣诞节与圣母庆仪：信仰传统的显影与重构
5.平户渔业与隐秘基督徒的圣地记忆
6.成为日本宗教民俗的隐秘基督徒信仰
小结 第三部分总结 第四部分 近代——成为传统的“民俗文化” 第七章近代日本国家建构中的文化整合与地方传统张力 ·第一节 日本明治新政府的宗教政策与艺能
1.明治新政府的宗教政策
2.艺能活动的管制
第二节 地域文化演变为“日本文化”
1.日本近代政策转向——《国体之本义》的颁布
2.氏子组织的制度化
3.从青年组到青年会：公共活动与休闲娱乐
・第三节日本近代都市祭典中的狂热与骚乱——以青森睡魔祭为例
1.明治时代的睡魔祭
2.狂斗的睡魔祭
3.走向现代的睡魔祭
第四部分总结
结语 日本民俗文化的历史层积性研究——基于跨文明交流的视角
后记 破界与共生——超越区域国别研究范式的思考
作者
松尾恒一：文学博士，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研究部教授，国立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国立千叶大学大学院兼职教授，日本民俗学会国际交流担当理事。主要从事亚欧文化交流史、东亚宗教文化、民俗学等相关研究。著有《延年の芸能史的研究》《日本の民俗宗教》《倭寇・海商・華僑》《日本藏明清时期中日贸易相关民俗资料选编》，在《文化遗产》《民间文化论坛》《比较民俗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二百余篇论文。
毕雪飞：文学博士，浙江财经大学外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民俗学、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领域的研究。著有《日本七夕传说研究》《日本近代以来城市化进程中的年中行事传承与变迁》《东渡的传统：作为方法的牵牛织女传说》（即将出版），在Folklore、《外国文学研究》《民族艺术》《民俗研究》《民族文学研究》《文化遗产》等刊物以及学术会议上发表近百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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