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贞美丨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再考

“近代的超克”思想起源于19世纪的英国，与马克思主义等派别相克而演进。铃木贞美教授的《“近代的超克”：它的战前·战中·战后》一书对日本“近代的超克”的各种倾向都进行了论述。本文节选自该书第四章，讨论的是竹内好的《近代的超克》。竹内的创作背景是战后1950年代末期的反美民族主义思潮。铃木贞美教授对该文进行细读，特别强调在他者他在的状况中来分析知识人的出处和伦理纠葛。追溯到战时，铃木教授逐一分析了竹内好列举的高杉一郎、阿部知二、谷崎润一郎等日本知识人及无产阶级团体，对他们卷入战争的过程、反战运动中的状态、追究战时权力结构和反战运动的工作进一步阐述，认为战争结束十多年后，反思战时意识形态的工作并没有进展。接下来，铃木教授对竹内好的“大东亚战争双重性”之说并没有止步于批评，而是进一步追问其问题到底在哪里。‍‍‍‍‍‍

‍

‍1、其时局性

为了理解日本“近代的超克”思想是如何发生发展的，前面已经对战争时期“近代的超克”论进行了梳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竹内好率先在《近代的超克》（1959）中又提出了诸多问题，特别是“战争双重性”问题引发了多方反应，最终以林房雄发表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结束。最近子安宣邦等又提起难以理解竹内好的问题。下面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1960年正逢日美安保条约改定之年。竹内好高唱条约改定反对论，几乎使全国舆论一分为二，可以推测他是在支持该论调的反美民族主义浪潮中提出的。经常听到一种说法就是，反安保运动一直不温不火，只在1959年下半年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可是，“政治的季节”不可能突然到来。例如，飞鸟井雅道的《政治小说与“近代”文学——明治政治小说再评价》把日本近代小说的开端定在明治时期政治小说，这篇绝对不可忽视的作品是发表在1959年《思想的科学》六月号上。即在前一年已经做好了准备。

竹内好在1934年结成中国文学研究会，他继续批判正在东京帝大和京都帝大推行的“官制”“汉学”或“支那学”，1942年11月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召开时他表明中国文学研究会不合作的立场，并于翌年三月解散研究会。战争时期一直坚持抵抗国策的竹内，战后一直赞赏中国革命，在《国民文学的问题点》（1952）一文中，对一味西化的近代日本的“奴隶性”^①进行了批判。他的一连串论考和态度，清楚表明了他把“亚洲诸民族传统”与“西方近代”进行对立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立场。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是《旧金山合约》（1951年9月）签订后、在对涉及战时《文学界》座谈会的议论进行回顾中开始的。他提及《文学界》1952年一月号的特辑《现代日本的知的命运》，介绍自己感觉年轻一代就如战时《文学界》座谈会的亡灵一般。他提到小田切秀雄在《关于“近代的超克”》（1958年四月）中认定《文学界》座谈会是“军国主义支配体制‘总力战’的有机组成的‘思想战’的一部分”，是“思想运动”，讽刺其“如果作为历史考试题的答案是满分”，并表示，因此，他对小田切“开始在文明批评和文学论领域展开的、被称为新版‘近代的超克’论的一连串言论”保持警惕。然后，他介绍，佐古纯一郎在《战时下的文学》（1958年一月）中，对“只对‘近代的超克’的负面进行批判的一部分评论者的做法”提出质疑；在后面的第五章中又提到对桥川文三的、后以《日本浪曼派批判序说》（1960）为题出版的成果表示关注。^②他就这样把读者注意力引向1958年前后开始的、对《文学界》座谈会等战时知识人言行再探讨的动向中。而其中起到导火索作用的，可能是发表于1957年的丸山真男的论文《日本的思想》。

政治学者、评论家。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教授，研究日本政治思想史。主要著作有『日本浪曼派批判序説』『歴史と体験 近代日本精神史覚書』『現代知識人の条件』『近代日本政治思想の諸相』『政治と文学の辺境』『順逆の思想：脱亜論以後』『黄禍物語』等。

竹内好的《近代的超克》在第二章中进一步考察战时“近代的超克”论。关于《文学界》的座谈会，他认为参加的人各自立场不同，他们并没有明确“近代的超克”的内容，并断言他们“甚至都没能形成战争和法西斯的意识形态。立志于思想形成，结果却思想丧失”^③。

第三章《“十二月八日”的意义》中，引用改造社《文艺》的编者高杉一郎的回忆，准确指出对美开战抹除了众多自由主义者在中国侵略战争中抱有的负面心理。而且，引用江藤淳《神话的克服》（1958）中的“随着压倒性危机的到来，哪怕是知识人，也会主动追随‘圣战’‘八纮一宇’，甚至扑向 ‘大东亚共荣圈’等神话般的象征”一文，指出不是“扑向”，而是“其结果是被卷入”更接近事实。^④与之相反，他追问的是日中正式开战时期，自由主义者及左翼为什么没有组织反战、反法西斯运动的原因。

2、为什么没有组织反战、反法西斯运动？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竹内好引用战时的《文学界》同人、阿部知二的回忆录《退路和进路》（1958），介绍阿部的自我批判：虽然对侵略中国的战争莫名地觉得厌恶，但感到“像自然灾害一样，是无可奈何的事”，所以不具备寻求“抵抗法西斯和战争的力量之所在”的思考能力，只不过是个“个人自由主义”者而已。这虽然是直率的自我反省，但是知识阶层是如何卷入日中全面战争的、反战运动处于何种状态、所谓的“法西斯”又是什么等等，追究战时权力结构和反战运动状态的工作，不仅阿部知二没做，败战后十年已经过去了，这工作依然没有任何进展。

小说家。192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1930年发表短篇小说《日德对抗赛》，一举成名。早期是日本文学新兴艺术派的重要人物，主张作家应该以理智驾驭感情，进行客观的描写。1936年发表长篇小说《冬之宿》。

这种把国家权力的动向等同于“自然灾害”的感性，只能认为是与艺术从业者自身只对艺术表示关注的态度、他们自幼养成的皇室崇拜、以及日中战争时期“神国日本”的大肆宣传密切相关。

比如，谷崎润一郎的《细雪》，1943年开始在《中央公论》不定期连载，但连载第二回的三月号，以“不识时局之重大性，导致国民士气低落”的理由，被勒令禁止连载。然而，虽然没有发表的指望，谷崎润一郎依然继续写作，1944年他私自印刷了上卷分发给熟人朋友，之后又被禁止印刷和分发。小说描写的是本部在大阪船场的旧式大家族莳冈家的小姐们在芦屋的摩登生活，特别对长女奢华的相亲宴席做了非常细致的描写。这的确与时局、漫天飞舞的“奢华是敌人”的标语不相符。私刻本中，相亲宴席的食物一次比一次粗陋。

谷崎润一郎虽然在几次演讲中都表示了对“大东亚战争”的支持，但是当局并没有因此放弃对如实描写日本资产阶级越来越窘迫生活的作品的追究。战后出版的《细雪》中，明确说明了这是战争带给莳冈家的“灾难”。但那也确实是被当作与洪水等天灾相提并论的灾难。败战后，谷崎润一郎在与志贺直哉的“文艺放谈”（《朝日评论》1964年九月号）中，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到了《细雪》在《中央公论》连载、及私刻本中、下卷被勒令禁止出版的经过。当听到记者告知他火野苇平的小说《陆军》（1945）是受陆军委托执笔的，他一边声明“讨厌战争文学我没看”，一边说“我觉得是慢慢被拖进去的”，“可能是因为性格软弱还是什么，很自然地就被拖进去了。——连我们自己都一定程度上那样了，别人的事，就不好说什么了。”^⑤这个对谈从一开始就让人感到有强调政府压力的意图，这应该也是一种抵抗，是对战后日本共产党领导的文学者组成的“新日本文学”、开始追究“文学者的战争责任”的行为的抵抗。谷崎润一郎的发言等对文坛的影响应该还是很大的吧。

前面提到的阿部知二的战争观，也不能断言与《细雪》毫无关系。但是，为什么自由主义者及左翼没有组织反战、反法西斯运动呢，其原因当然不能从阿部知二记录下的茫然的感想中去寻找。

不过，事实上，也许是因为他在翻译方面的成就，或者是他的以日本、荷兰交流史为背景的小说《旅人》的成功，阿部知二曾被征用，在爪哇（现印度尼西亚）担任日本占领军文化政策的执行者，当时他真的是为了实现真正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一点在《火之岛·巴厘岛之记》（创元社，1944）等中有明确记录。同时也明确表明他的这种态度是由他所担任的职务决定的。

之后，他在被汪精卫政权“解放”了的上海，在美国教会大学执教时写的文章中，也能窥见到他敏锐的国际感觉和政治感觉。即便如此，在败战后回顾自己只能在时代潮流中随波逐流时，他把战争比喻为自然灾害而自己甘愿听天由命。

对于战争时期的各个言论，必须结合瞬息万变的时局、战争政策、以及出版审查标准的变化，否则就无法分析。败战后，虚脱感混合着解放感，同时在措辞上又要逃避联合国占领下的出版审查，这方面也很困难。

更麻烦的是，不管是丸山真男的《日本的思想》也好，竹内好的《近代的超克》也好，都不证自明地把“法西斯”一词用在战时体制上。满洲事变后，在山川均等提倡反战、反法西斯的时期，“法西斯”一词因使用者的不同其意义也不尽相同，这一点已经有人指出来了。可是，败战后，不做明确界定，跟着感觉走的使用蔓延开了。

即便是意大利的法西斯和德国的纳粹，其兴盛时期、性质都不尽相同。激进的民族主义革命以全民运动的形式展开，企图籍此收复第一次世界大战危机、或失败中失去的土地，国家趋向于极权主义。从这一点来看，日本确实有相似的大众情绪和动向。1929年末开始的世界经济恐慌袭击日本，与“丰收平穷”相叠加，尤其加速了农村的荒废。在面临如何解决农村困境时，军部的一部人开始酝酿政变，并在1932年5月15日制造事端，暗杀了犬养毅首相。对此，国民认为“虽然方式不好，但心情可以理解”，对他们表示同情，并掀起了大规模的解救被告的请愿运动。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然而，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变，首都圈发布了戒严令，政变被镇压。在压制该事件的过程中，陆军中形成了被称为新统制派的主流派，是军部干涉内阁政治的最大的契机，这一点在日本现代史上已是定论。但是，这让人们产生危机感，在第二年的总选举中，导致了合法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大众党的壮大和发展。人们的期望集中到开明知识人近卫文麿的身上，诞生了第一次近卫内阁。1937年秋近卫文麿着手构建战时体制，号令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参考曾经赴美收集的罗斯福新政（The New Deal），实行电力国有化等政策，利用战时把国家导向了国家社会主义。虽然社会下层与之呼应，兴起了勤劳奉公运动，但很难说整个中层以下的社会全部都掀起了迈向国家极权主义的热潮，经济界也酝酿着与政府竞争的动向。那些趁着战争四处奔走谋求私利私欲的人被宣传为巷间腐败堕落的反面典型。虽然，支撑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的新体制运动可以被称为是一种迈向国家极权主义的法西斯，但因政党解体而形成的大政翼赞会可说是个自上而下的过程。1936年户坂润和腊山政道议论的，由政府和军队发起的“自上而下的法西斯”的定义可说是正确的，但第二年秋天总力战体制的构建有了进展。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大陆战场、军队内部、或日军占领区有过各种各样残酷的行为，这是事实，但这与法西斯的定义是两码事。

竹内好又引用了龟井胜一郎在《回想》（1958）中的反省：自日清、日俄战争以来对“中国”的民族优越感使自己陷入了“无知不关心”。龟井胜一郎的朋友日本共产党，从第三国际高举的反帝国主义民族独立的路线出发，也对朝鲜人的组织进行了支援。1931年满洲事变发生时，也开始过反战运动。中野重治的诗《雨中的品川站》（1929）中也能看到对朝鲜工人的国际主义意识的表现。不过，朝鲜工人被称为“日本无产阶级的后盾前盾”^⑥，那么很明显，在他们的意识中，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主体是“日本无产阶级”，这就等于他们不具备殖民地解放斗争的意识。

如果连无产阶级觉悟比较高的中野重治都不过如此，那龟井胜一郎的反省也可以理解。事实上，日共1932年的纲领等于背叛了那些运动。只能说国际主义并没有渗透到日本共产党主流中。他们中有像山田清三郎那样转向后成为“满洲国”的文化官僚，吹起殖民地官僚之风的人，也有龟井胜一郎那样从左翼民族主义转变为“神国日本”意识形态的人。

＊中野重治在《日朝鲜人与全国水平社的人们——一点往昔的回忆（三）》（1973）中，在谈到《日本共产党五十年史》时，提出了这种态度有无改变的疑问，其中应该也包含着对他自己的反省吧。

1932年的纲领导致日本共产党半自灭性崩溃。之后的1935年前后，在欧洲人民战线运动影响下，与日共决裂的劳农派言论人、青野季吉、贵司山治等都提出了新的行动，这在小林秀雄、河上彻太郎等身上也看到一定反应。这一点在前章已经叙述过了。

竹内好说，《文学界》1936年四月号的“后记”中，有自诩为“日本的《新法兰西评论》”之句，这是“自负的语言，几次‘知的协力会议’的策划也是对它的模仿”。他这说法一语中的，但他也说“问题是，这究竟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⑦

实际上，劳农派潜入的合法政党、社会大众党高举反法西斯旗帜，在近卫文麿内阁诞生的1937年6月的总选举中得到了实力的巨大飞跃，但是，它并没有提出反战，当战火在中国大陆扩大燃烧时，它却率先赞同了近卫内阁的战时国家社会主义政策。本来，人民战线运动是社会主义政党、无产阶级为了达到反战、反法西斯目的而采取的战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935年7月第三国际把战术从与社会民主主义间的党派斗争的路线进行战术切换到人民战线。而在日本，左翼内部分裂成敌对的两派，一派的前卫党已经深陷崩溃状态。而且，关于日本法西斯的形式的论争，在得出结论前就被拖入了莫名其妙的中日战争中。这点，应该很好回答了竹内好的疑问。

3、日本的近代超克注定不可能？

竹内好认可龟井胜一郎的缺乏对中国侵略的认识的反省，他说“大东亚战争既是殖民地侵略战争，同时也是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但他没有做任何具体说明。他说“这两个侧面，事实上是融为一体的，但在理论上必须区别开来。”

他认为，这“大东亚战争的双重构造”来自于“由征韩论开始的近代日本的战争传统”，说“对大东亚指导权的要求”与“驱逐欧美，称霸世界的目标”“是互补同时又相互矛盾的关系”，指出明治以来对外战略的双重标准。“东亚指导权的理论依据只能来自于欧洲先进国家对后进国家的原理，而亚洲殖民地解放运动在原理上却与之相矛盾”，所以，“是不可能分开使用的”，这矛盾产生了东洋、西洋“永久战争”论^⑧。这就是竹内好说的“日本近代史的两难”论的核心。

从明治时期开始日本的对外政策就是双重标准，竹内好的这个指摘是正确的。然而，如果先进国对后进国的对立是“欧洲原理”，那民族国家主义、民族自决权不也是欧洲的近代原理吗？左翼民族主义不也是第三国际培育出来的吗？

竹内好在《近代的超克》中接着论述京都学派在座谈会上把“总力战、永久战争、肇国思想的三大支柱”巧妙地组合，说，第二回座谈会上“能如此完美地说明开战的诏敕，整个战争期间再无其他人”，这个观点到这里也是正确的。但是，他说“对于京都学派来说，教义是非常重要的东西，而现实，怎么着都行”，又引用败战后出版的高山岩男的《世界史的理念》（1951）中“我不认为我当作世界史根本理念的东西是错误的。因为我考虑的并不是受战争的有无、胜败所左右的理念”一句，竹内自己加上一句“我觉得确实如此”^⑨。

我曾经跟着读了高山岩男的著作，当看到这一条时却目瞪口呆。竹内好认可高山岩男的《世界史的理念》，认为“教义”与“现实”无关。但事实是，《世界史的立场》的座谈会，从第一回到第二回都是遵照近卫文麿内阁的《基本国策要纲》的要求组织召开的。第二回的议论更是在对美英开战诏敕发布及取得初期胜利的现实前提下展开的。而且，高山岩男还在那里说过，自己的“世界史的哲学”正在一步步实现。也就是说，那是被“战争的有无、胜败所左右”的、顺着时局召开的座谈会，发言也是时局性的。

这里顺便看一下菅原润的《“近代的超克”再考》（2011）。关于这个发言，菅原认为，从文化多元论出发写作《世界史的哲学》（1942）的高山岩男，屈服于铃木成高的超越西欧中心主义立场写作世界史的发言，在座谈会上“跌落成为中国侵略论者”^⑩。

首先，菅原说如果要考察京都学派座谈会，就其与重农主义者生田长江的《超近代宣言》进行比较，好像那就是“近代的超克”思想的典型，这个说法有失偏颇。京都学派座谈会上时时看到的是循着西田几多郎所说的“我与汝”的相互性、《日本文化的问题》（1940）的主张的发言，在此基础上，他们把“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定义为文化多元主义，是构建“家族国家论”的亚洲版，以此合理化日本的“指导”。高山岩男站在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而铃木成高则指出目前世界史发展趋势是由西洋中心主义主导的。他们的区别仅此而已，并没有谁说服了谁。而且，也没有什么“跌落”的现象。本来，如果“大东亚共荣圈”构想只是“中国侵略”意识的反应，那反帝民族主义立场的竹内好就不可能提出“战争双重性”之说。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这需要做进一步的考察。

4、“那场战争”的性质论

竹内好的《近代的超克》似乎打响了第一枪，因反对运动的高涨，围绕1960年日美安保条约修正的舆论一分为二。期间出现了如下三篇论考成果。序章中已经介绍过叙述亚洲解放论的历史。

确实，从幕末时期开始就有反对列强支配亚洲的东洋解放论。纵观明治以来，竹内好所说的、日本在东亚的扩张行为与对西洋列强控制下弱小国家独立运动的支持、即双重战略（双重标准）也是存在的。这很明显是相互矛盾的。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即便是与俄国对峙的时候，也在支持朝鲜的独立。在“满洲”问题上，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与犬养毅组织东亚同文会（1898年创立。后为东亚同文书院）并自任会长。1900年犬养毅、陆羯南、头山满、中江兆明等结成国民同盟会，高唱满洲解放论，并与清末领导洋务运动的刘坤一、张之洞进行接触。日俄战争的爆发是在近卫笃麿突然病逝的1904年1月1日之后的2月8日。 近卫笃麿的对俄强硬、亲华路线，与以伊藤博文为中心的、企图与俄协商协定的政府路线正相矛盾。但也许因为开明的伊藤博文的追随者较多，因而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在现代的中国也没有多少人关心清朝帝政派与日本人的交情。但是，在考察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后来与日本的关系时，这时期近卫笃麿的行动不容忽视。而且，近卫文麿的对华思想，终其一生都受到其父亲的影响。 日俄战争时，日本与俄国的对头、大英帝国交好。今天还有俄国的军事研究者认为，英国在战舰中装满最新型大炮和燃料，把优质的煤炭卖给日本，两国实质上就是军事同盟的状态。“东亚百年战争”论之类根本没有成立的余地。不止是明治时期的日英同盟得到了强化。前面已经说过，在这种议论中，日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国际联盟的常任理事国，都成了隐藏其真正企图的政治伎俩。 在对中国革命中，日军支援并监视了武昌起义（1911年10月）。因反对对华二十一条、五四运动带有强烈的反日色彩，导致这种动向弱化。但仍然有像宫崎滔天这样坚持支持中国革命的人的存在。不过，虽然有这样的人存在，也并不意味着日本有倡导“东亚解放”的一贯立场。 1931年秋的满洲事变是日本关东军密谋策划的，这一点已经毫无疑问。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政府之间还签订过三次和平协定，最终8月下旬发生第二次上海事变，日中两国进入全面战争的状态。1938年1月近卫内阁放弃了与蒋介石国民党军的和平努力，发出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一般认为，因此和平的希望越来越远，战争“陷入泥潭”。但是，实际上，日本政府把接触对手转换成了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等的和平派。

近卫文麿的“东亚新秩序”声明，说是打着亚洲解放的旗号也不是不可以。一直以来，不同势力、在不同时期，各自分别进行着对亚洲诸民族独立的支援、与日本国家的亚洲支配这个双重标准，以及“满洲国”的统治与勾结中国和平势力为了扩大“和平”地区而发动的战争，都“一体化”统一在“为了东亚的解放”的口号之下，这就是“东亚新秩序”声明。近卫文麿在12月撤回了1月的声明，并重新发表声明，称与国民党军仍留有交涉的余地。但是，近卫文麿下台后，按照军部意图与汪精卫的交涉却进展不顺。当然毫无疑问，日本在一边曲折地交涉，一边却把侵略战线推向中国大陆的深处。 “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也与国际关系的变化相关。根据政府的见解，有时包括印度，有时甚至扩大到澳大利亚，范围经常变化。其主要内容是，对抗西方帝国主义和苏联，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亚洲广域板块。在国际上，与德国法西斯、意大利法西斯结成法西斯同盟。对美英开战诏敕中虽有“剔除扰乱东亚和平者”之句，却无“大东亚共荣圈”之词。军部只顾切断中国国民党军的补给路线，没有任何支持列强统治下殖民地独立运动的迹象。这一点在东南亚商社工作的人们的证言中也能明白看到，这些人是著名的亚洲主义者大川周明的门生。^⑪‍‍‍‍‍‍‍‍‍

1939年前后开始，台湾和朝鲜也开始建构总力战体制，强力推行皇民化政策。而军政下的东南亚各地却并未一味推行皇民化政策。全面开始对中国战争后，日本政府的政策也并非一直不变。政府与军队之间、军队内部的陆军与海军之间都存在竞争。对美英战争就是在这种处处相互矛盾的政策之下开始的，这是历史的事实。“莽撞”一词一般形容在对敌我战力对比估算上的失误，而日本连制定战略计划的国家体制都没有建立起来。 所以，如果说日中战争有双重性，那应该是指近卫文麿发布“东亚新秩序”政策以后。在“大东亚战争”中，日本政府虽然答应承认各民族“不久将来的独立”，但实际上军部在殖民地解放、独立支援方面有过行动吗？答案是没有。这种政府与军部之间的落差可以理解为“战争的双重构造”。但这并不意味着军队所进行的战争具有双重性。像竹内好这样，注意到政府主张与日军控制下的战场及军政下的现实的落差的人，也只是从自己的感情出发来讨论战争的双重性。 近卫文麿的“东亚新秩序”建设声明发布以后，在对美英战争上存在相互矛盾的两面，确实有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这些知识人因感知到对中国战争的侵略性而不快，但在对美英战争开战后心情得到了释放。不管是出席京都学派座谈会和《文学界》座谈会的人、还是竹内好、都与1941年12月8日在《文学界》座谈会上发表的、河上徹太郎的开场白中所表达的心情基本相同。在竹内好眼里，“东亚协同体”论值得怀疑，但是“大东亚战争”的“宣战大诏”使他的疑云烟消云散。不过，他注意到战争的现实践踏了亚洲民族主义，所以在第一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时表明了中国文学研究会不合作的态度，翌年3月解散了研究会。虽然时间很短，竹内好在所谓的“教义”上认可了“宣战大诏”。凭此经验，他提出了“那场战争”中有解放亚洲被压迫民族的一面，是“双重构造”的看法。把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与政府政策相对照，再去看他们在战前、战中、战后的言行，就能了解这一点。 比如，1942年2月15日在日军占领英国的亚洲最大基地新加坡的那天晚上，林房雄和“满洲国”中国人作家的代表人物古丁在新京（今长春）最高级餐厅“香兰”进行对谈。林房雄谈到了自己的“新发现”，说“满洲事变时日本的指导者就已经有了大东亚战争的构想了啊”，接着说，“这点一定要让满人知道啊，如果从一开始就知道那会怎样呢”。 对此，古丁应对说，“一开始就知道的话，我想满系（汉民族—引用者）官吏肯定比现在更努力工作吧。因为如果被明确告知目的，那就有了明确的前进目标了啊”。古丁的话意味着，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明确的目的。 所以，林房雄又说，“当事的中心人物明确说过，打倒欧美势力、特别是最后的美国，从而解放亚洲是他们的目标，为了做好与美国战斗的准备建立了满洲国”^⑫。“当事的中心人物”指的是策划满洲事变的参谋中佐石原莞尔。说石原莞尔当初的目的就是为了对美英战争做准备，这种流言来源于“满洲国”的关东军建国组（参与过“满洲国”建国的那些人——译者）（座谈会《谈谈建国》《艺文》1942年3月号）。对建国组来说，他们“建国”以来，一直致力于“民族协和”，但在内务官僚参与“满洲国”经营，产业五年计划得到发展的时期，关东军和协和会并不太受重视。但他们当初方向的正确性因“大东亚战争”的开始而得到了承认。 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逻辑”出发点就是得知新加坡陷落后，“新发现”满洲事变的历史意义，从而认识到石原莞尔的战略意图的正确性。很明显《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就是扩大版的他那时的“新发现”。 还有，好像石原莞尔很久以前就说过西洋世界霸主和日本将进行“世界最终战争”的构想，其根据应该是斯宾塞的适者生存、最后世界统一的原理。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这思想就有点老旧了。 满洲是为了对抗苏联所保留的战略区域。为了建立“满洲国”日本招致了国际上的孤立。也正因为其打着对抗苏联的旗帜，所以国际舆论虽然反对但也默认了。也因为这个原因，从日军进攻华北，导致中日之间进入真正战争状态，到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前，以英美为首的国际舆论都采取了观望的态度。而且，实际上，关东军对共产主义势力进行了毫不留情的镇压。 所以，公开记录中，石原莞尔一次也没有表示过是为了对美英战争做准备。即便石原莞尔已经预测到将与美英为敌，在军中会议上也曾透漏过其想法，但其目的是为了建构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而这想法已经因为日中全面战争而受挫。所以，在日中战争扩大化方面，石原莞尔始终保持和平派的姿态。在昭和研究会上，对于世界大战，他主张旁观“坐收渔翁之利”^⑬。有人认为，那时石原推测的世界大战的最终对手是纳粹德国^⑭。‍‍‍‍‍‍‍

帝国日本陆军中将。在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时和板垣征四郎一起策划了九·一八事变，二战末期因为和东条英机的尖锐对立而被编入预备役，且曾策划暗杀东条英机。 石原是热心的国柱会成员，即为佛教日莲宗信徒。他笃信“世界最终战论”——东方跟西方终须一战，而东方当然要由最先进的日本领军，因此他认为日本应该满足于“满洲国”的势力范围并以强势地位与中国和谈、建立同盟，而非全面侵略中国。因为以上主张及其战后对和平的倡议等，石原并未被国际法庭作为战犯起诉。关于他的历史定位仍有争议。 为此，石原与东条英机之间从“满洲国”时代就开始的矛盾激化，1941年3月石原被免去军队职务。1942年出版的《世界最终战论》（后为《最终战争论》），实际上，是以1939年昭和研究会提倡的“东亚协同体”论为蓝本的、在当年夏天他匿名提出的“东亚同盟”论的基础上写成的。‍‍‍‍‍‍

^⑥《中野重治全集1》筑摩书房，1978年，第115页。定本版（1996年）中“前盾”修改成“先驱”。 ^⑦《竹内好全集8》筑摩书房，1980年，第24页。 ^⑧同上，第33-35页。 ^⑨同上，第49页。 ^⑩菅原润《“近代超克”再考》，第109页。 ^⑪参照玉居子精宏《大川周明—亚洲独立之梦》平凡社新书，2021年。 ^⑫《林房雄、古丁对谈》《艺文》1942年4月号，第146、155页。梅定娥《古丁研究—生活在“满洲国”的文化人》日文研丛书49,2012年，第49页。 ^⑬酒井三郎《昭和研究会—一个知识人集团的轨迹》中公文库，1992年，第203页。 ^⑭清江舜二郎《大日本军宣抚官》芙蓉书房，1970年，第294页。 本文选自『「近代の超克」―その戦前・戦中・戦後』第四章。

铃木贞美（1947~ ），出生于日本山口县，日本近代文学研究者。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名誉教授。著述丰富，主要著作有『人間の零度、もしくは表現の脱近代』『「昭和文学」のために フィクションの領略―鈴木貞美評論集』『現代日本文学の思想―解体と再編のストラテジー』『「日本文学」の成立』『戦後思想は日本を読みそこねてきた　近現代思想史再考』『近代の超克―その戦前・戦中・戦後』『満洲国　交錯するナショナリズム』等。

‍‍‍‍‍‍‍

梅定娥，安徽人，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日本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博士，研究领域为近现代日本文化。著有《妥协与抵抗：古丁的创作与出版活动》『古丁研究 : 「満洲国」に生きた文化人』等。

延伸阅读

傅小山 文松编辑

小疯审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