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研丨作为思想史资源的南京大屠杀叙事——评秦刚译堀田善卫的小说《时间》

堀田善卫的长篇小说《时间》是战后最早全面立体地表现南京大屠杀史实的文学作品，该小说采用日记体，它的当下记录与读者的事后阅读之间形成了强大的情感张力。意味深长的是：这部作品却在战后的日本学界遭到默杀，1989译介到中国后也被无意忽略和误读。2018年该书由秦刚重新翻译。刘研教授将这两种中译本加以比较，指出前译有诸多不够准确之处，没能很好地把握原著的叙事走向，结果将原著导向通俗小说；相反，后译则诠释了原著的历史意蕴以及作者对战争责任的认知。刘研教授强调秦译对当下阅读的意义，同时对中国的日本研究提出批评，认为它过于日本化，倾向于追踪日本热点，而缺乏构建问题意识的自觉。

堀田善卫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开始连载、一九五五年四月以单行本发行的长篇小说《时间》，是战后日本乃至中国域外最早的、全面立体表现南京大屠杀残酷史实的文学作品。不同于石川达三的小说《活着的士兵》以及战争纪实《东史郎日记》《南京大屠杀亲历记》等以日本士兵为主人公的作品，《时间》是以在南京生活的中国人陈英谛为主人公，通过他的日记讲述了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十日至翌年十月三日日军攻城、占领期间的个人遭际和日军在南京城上演的“兽性剧”[1]：日军攻城时蜷缩在城市一隅，惴惴不安中残存着对日军凶残本性缺乏具体认知的一丝侥幸，面对毛骨悚然的虐杀时出离愤怒以致麻木脱力，临产的妻子被凌辱踩踏而死，五岁的幼子沦为乞丐被击杀，从苏州逃难到南京的表妹杨妙音被强奸和毒品侵蚀得奄奄一息。最终“我”在绝望中苦撑，杨妙音在多次自杀后决心活下去，磨剪刀的青年共产党员成为她的希望所在……作者以“他者”的目光、极富前瞻性的叙事方式以及对人性裂变的复杂书写，将个人哀痛烙印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创伤，并升华为对人类暴行的深刻反省。为此，无论是在文学史上，还是在思想史上，《时间》都应该是值得我们珍视的一部作品。

然而，纵观日本学界，“其现实就是，在学院派的近代文学研究中，《时间》到目前为止一直备受冷落，自初刊以来的六十年间，作品研究的进展几不可见”[2]。日本学者边见庸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我们而言，默杀与忘却小说《时间》就如同无视南京大屠杀发生的那段‘时间’。”[3]反观中国学界，研究论文只有寥寥数篇，堀田善卫文学作品的译介也只有小说《时间》。这部小说的初译由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译者是王之英、王小岐，中译名为《血染金陵》（以下简称王译）。时隔三十年，秦刚翻译的这部《时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以下简称秦译）。日本学界的刻意遮蔽，中国学界的无意忽略与误读，在南京大屠杀同胞罹难八十周年之际，这一现象应该引发我们的警醒与深思，秦译《时间》在此时出版，其必要性和重要性是无需多言的。

如何用文学来表征远远超出人类理解力的大屠杀，是摆在中外创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秦译为我们呈现了堀田善卫小说创作的原貌，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这位作家对中日战争和彼此关系的痛苦而深邃的思索。对照王译与秦译两种译本，王译对故事情节基本脉络的把握尚可，但《时间》不是一部专讲故事的小说，作者立志要写一部加缪《鼠疫》式的作品“虽然故事很现实，但实际上是一部很抽象的作品”[4]。可以说《时间》是一部如实呈现历史事实的小说，同时也是不断进行精神博弈的思想小说，更是一部充满了隐喻和象征的小说。王译在理解作品的象征性、隐喻性和思辨性上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往往词不逮意、主语不明，甚至曲解文意。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便是王译没能理解作者将小说命名为《时间》的深意，反而改译为较为通俗与现实主义的《血染金陵》。堀田善卫在小说中刻意将亘古如斯的宇宙时间、人类进入文明史的历史时间、南京大屠杀的现实时间以及预示国家民族命运的未来时间相互叠置，相互指涉，构筑了一个用别一只眼不断审视的多元话语空间，既深入历史肌理，让读者身临其境感受“血染金陵”，又引发不同时空的读者深入思考：是什么令暴行肆虐、人性扭曲？小说中多次描写南京郊外的紫金山，这显然是一个关乎小说主旨的富有象征意味的意象。在小说开头，王译为：

紫金山直刺云天，冲破低处的微暗，超脱四周的噪音，身披斜阳，恰似玉皇高坐。面对此情此景，脑际间不禁浮现出一些近似宗教的东西来：紫金山，即使在人类历史完结、生物全部消亡后，也一定会以一抹天险雄姿，留于宇宙间。我国大自然中，有象玄武湖、西湖之类，经人工修饰装点之地；又有似紫金山这种自生自长之景观。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在它们身上某处却都隐藏着一种对人类的冷酷。纵观历史大抵如此。外敌逼近，它们却视而不见，无动于衷?![5]

与之相对应的秦译是：

此时，超脱了周遭的微暗和嘈杂，在夕阳下身披帝王之色的紫金山，在我眼里成为近乎宗教般的存在。那座紫金山，纵然在人类的历史终结之后，地上的生物全部消亡之后，依然会以柔美的轮廓上涵括一抹险峻的姿态，存在于天地之间。中国的自然，不论是玄武湖、西湖那样的人工景观，还是像这座山峰一样的纯自然景观，都包含着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东西。包含着不论史前或是史后，都一成不变的某种无情的元素。如果你想看一看史后（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一词汇）的自然、史后的风景，那么，就请在深秋的傍晚来到南京，然后站在玄武湖前的城墙上，或者站在玄武门的城楼上去眺望一下紫金山。[6]

王译中的“玉皇”一词过于地域化，削弱了作品本身所强调的历史超越性。细品两段译文，王译突出以紫金山为代表的大自然的冷酷无情，而秦译凸显作家所强调的大自然岿然不动，正是紫金山这如宗教般的永恒存在为主人公提供了战斗的能量，也与上文形成呼应，“我”被紫金山的美所打动，于是“我有了一份确信，那就是南京即将落入敌手，而且同时更有一份确信，终有一天它必将再回到我们手里”。[7]小说不只是从中国人受害者的视角描述大屠杀，还通过紫金山、鼎、白马过隙、池中乌鳗等意象对自我、人性、战争以及中国、日本、世界乃至人类文明史进行激愤的诘问。

堀田善卫在小说中多次强调主人公要如实地将惨状记录下来。关于“我”的写作原则，王译为“勿须管他人，只谈自己，坚决拒绝向一切不正确的东西妥协”[8]。秦译是“我要在日记里毫无保留地留下见证，为此，我自己必须拒绝一切的不端和妥协”[9]。王译的这个句子即使结合上下文也还是令人费解，而秦译一语中的，凸显了叙述者坚定地还原历史真相的立场。

日本“战后派文学”代表作家、评论家，学生时代开始写诗。1942年庆应大学毕业，在国际文化振兴会工作。1945年被派到中国上海。日本投降后回国，进《世界日报》社工作。1950年发表小说《祖国的丧失》、《彷徨的犹太人》，引起文坛注意。

小说中有大量白描式的细节揭露日军暴行，当剖析日军施暴的原因时，王译为 “或许，当那些野蛮成性的日本兵，闯入这些还没有成年人判断力的小组时，他们也还是小孩般幼稚，使日本兵得以象随意杀死一只青蛙、一条鱼、一条蛇那样容易，使他们用残忍杀生取乐。”[10]秦译则为 “战争也许能将人还原到（判断力尚未成熟，甚至欠缺的）儿童。而那些尽其所能大发兽性的日本兵，或许也是因为被组编到个人判断力一无所用的组织中，才退化至儿童状态，退化至无意义地将蛙、鱼、蛇等折磨致死来寻开心的儿童的残酷。”[11]这两段译文对比何等鲜明。王译中“小孩般幼稚”的是“我们”这些被害者，正是因为“我们”“小孩般的幼稚”，所以日本兵才得以残忍杀生取乐。而秦译明确告诉读者，处于“儿童状态”的是日本士兵，尤为指出使日本士兵退化至“儿童状态”的是“个人判断力一无所用的组织”。如此一来，阅读王译的读者难免会产生文本存在着为日本士兵兽行开脱的印象，秦译则毫不含糊地呈现出作者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日本军国主义政权的态度。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翻译上存在的这类问题，足以带领读者走向误读。因此，这部作品重译是非常必要的，重译体现了秦刚的学术担当。

文学译介架设了与异域文化对话的桥梁，发挥着加深相互理解与交流的重要作用。由于中日两国对历史问题认识的巨大差距，中日之间跨文化话语对话空间的构建就显得尤为迫切。具体到堀田善卫这部作品，在中国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徐静波指出“这部作品，高度凝聚了这一代有良知的日本知识分子对于过去的战争、中日关系和东亚命运的沉痛的认识。”[12]与之相反，有研究者尖锐批评，堀田善卫的这部小说“对中国的‘精神虐杀’推演到令人惊讶的程度”[13]。原因之一是作家没有直接描写杀戮；之二是作家对国民政府领导不力、对汉奸之流的揭露等瓦解了战时本应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之三认为小说以话语修辞实施了对中国民族国家的象征物的摧毁；之四，玩弄叙事技巧为侵略者开脱罪责。论者如此论断，一方面是对作家生平创作缺乏总体了解，另一方面是混淆了作家与叙述者的身份，过于纠结作家的日本人身份，没能正确理解在文本叙事中的叙事者立场和情感问题。当然论者选用《血染金陵》译本作为研究对象，译文的不够准确，也是研究者无法正确把握作品叙事走向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小说总体结构而言，日记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始于日军的攻城，另一部分始于“我”逃离日军俘虏营，返回被占领的南京城，充当日本军人的家仆。因为逃难离家被日军抓获，与亲人失散，日记无以为继，“不知这样的日记，还能记到何时。有可能明天，就再也写不了了。但只要还能写，我就决心在地下室这张放着无线电发报机的桌子上，坚持记下去。”[14]日记的断续是符合文本内的事实的。尽管叙述者多次表示对日军暴行无法用语言表达，但实则通过主人公的亲眼目睹、他人转述以及梦魇，“昨晚，我做了一个恐怖的梦，而梦中的大部分内容，却又都是事实”[15]，详尽记录了日军的奸淫虐杀暴行。日记体的当下记录与读者的事后阅读形成了强大的情感张力，在还原大屠杀的血腥与恐怖等层面富有艺术感染力，引发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

主人公即叙述者，又是大屠杀的体验者、见证人、记录者、转述者，是曾留学海外、足迹遍及世界的三十七岁知识分子，他既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人”的思辨能力，也具有本雅明“都市浪游人”的旁观者视角，既是南京某个名门望族的子孙，又是国民党潜伏在沦陷区南京的情报人员。主人公诸多身份的设定，日记体隐秘情感与心理的告白，确实造成了对文本解读与阐释的难度。对此秦刚在《译者序》中的精准判断为我们进一步解读文本提供了思路，“在蒙难者和记录者之外，主人公的思考者的一面，同时也是作者本人的分身与自我投射，堀田善卫借主人公之口反复自问‘为何一定要将如此的惨状记录下来呢？明确地说，那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我自身的复生。’这里的‘我自身的复生’对于主人公而言，意味着他在目睹了人性扭曲的暴虐与邪恶后，直面民族苦难，重新获得生存勇气的精神‘复生’，同时，对于作者而言，则意味着对自己身为加害国国民的道德责任的自觉担当与自我救赎。”[16]换言之，面对日军暴行，作为施暴者的一员，作家以暴露、反省和批判的姿态进入创作，同时文本表现了作为受害者一员的叙述者兼主人公面对国族劫难的混乱迷茫与艰难抉择。作家以高超的叙事技巧，在日本与中国、过去与未来、历史叙述与小说创作中不断"越境"，自觉承担起日本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

堀田善卫一九四五年四月来到上海，曾和友人武田泰淳共同游历南京，亲历日本在中国的战败，战后又在上海为国民党宣传部对日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直至一九四七年一月返回日本，一九五六年他作为日本作家的唯一代表出席了第一届亚洲作家会议，并发表了对日本加诸亚洲各国的侵略暴行谢罪的讲话。他写作《时间》期间参考了东京审判法庭记录中的南京大屠杀亲历者的证言部分，将相关历史资料编织进文学文本中，对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真实再现，在文学与历史的对话中传达的是作家超越时代的深沉思索。因此对堀田善卫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文学层面，应纳入思想史范畴做更深层次的挖掘。

小说《汉奸》最初刊载的东京《文学界》月刊(左)；堀田的芥川奖获奖通告（右） — ▲《小说汉奸最初刊载的东京文学界月刊(左)；堀田的芥川奖获奖通告（右）》

马尼拉 1962.12.26~63.1.4

纵观文本，作家努力还原历史的真相，同时还极富预见性地对战后六十余年来日本思想界、文化界乃至社会各阶层对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战争责任与记忆的所谓质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思想对决。如南京大屠杀的人数问题，根据小说叙述者提供的南京居民和守军人数，以及对屠杀惨状的描写，已经远远超出三十万。重要的是对于主人公而言，死去的，是给予他甜美情爱的妻子，是渴望父亲怀抱与保护的幼子。“死去的，和今后将要陆陆续续死去的，不是几万人的死，而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死”[17]。当小说中的桐野大尉为日军的侵略行径自我辩解说：你们历史上太平天国也有残暴事件，而且我们是为了担负亚洲责任而倾尽了国力。对此，叙述者愤然道， “如此这般，将日军犯下的南京暴行，归结为人类的残暴或者战争的残暴这类的普遍性的层面上去稀释和消解，这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18]小说中指出日军暴行之所以没有任何道德伦理的阻力，那是因为他们的灵魂“都交给东京的那个活着的神来安排了”[19]。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按照历史学家成田龙一的观点：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六〇年代后半这一阶段，日本战后的战争叙述正是以竹山道雄的《缅甸的竖琴》和壶井荣的《二十四只眼睛》为代表，日本作为“被害者”立场成为叙述主流。[20]而堀田善卫是完全站在中国“受害者”这一侧，追究的是天皇和普通日本士兵的战争责任问题。“只有在与自身的斗争之中，才能寻找出与敌人斗争的异常严酷的必然性。这就是抗争的原理、原则。所有脱离了这一原理、原则的斗争，便是罪与罪恶。那些杀死了莫愁和她腹中胎儿，杀死了英武，奸污了杨妙音，仅在南京就凌辱了数万人的人，他们都是放弃了与自身的斗争，放弃了与自身斗争的意志的人。”[21]我们对照当下大家都很熟悉的村上春树的创作，他在小说中有关描述侵华战争的“视点始终是‘日本’这一侧的，仍然是从日本式的极权暴力下的绝对服从出发的……由此我们作为中国读者很难认为他的视线从日本转向了东亚其他国家，应该说村上是从‘我们日本人'这一本国历史观的基础上追究历史的渊源，进而认为日本人只有在对自身国家历史的自省中才能建构自我身份的连续性”[22]。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思想界出现了所谓的“记忆的内战”，即对“南京大屠杀”、“慰安妇”事件是否“实际存在”展开争论，堀田善卫在小说中不仅写到了“慰安所”，而且还谶语般言明“如此看来，南京的暴行事件恐怕也不为一般日本人所知。如果不去抗争，我们连‘真实’都无法守护，也无法将它告诉给历史学家。”[23]作家六十余年前在小说中提出的问题，时至今日针对愈演愈烈的历史修正主义潮流，振聋发聩，仍然具有现实性和针对性。

面对堀田善卫这样一位超越时代束缚、超越国族、在战后坚持不懈进行斗争的作家，他的创作理应作为思想资源的组成部分进入南京大屠杀的讲述史中。在中国学界，堀田善卫文学无论是在译介方面还是在学术研究方面近于一穷二白的现状，亟待我们反思自身。显然中国的日本学研究有着强烈的“日本化”趋向，即日本流行什么，我们快速译介什么，缺乏中国学者构建问题意识的自觉，致使中日文化的一些基础性的学术建设还远未完成。秦刚教授对《时间》的重译应该说是对中国日本学研究的一个反思之举，体现一种不忘历史、共创未来的责任担当，也在此提醒我们，日本文学、文化的研究未来任重而道远。

[1]堀田善卫《时间》第117页，秦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

[2]陈童君「堀田善衛『時間』と南京大虐殺事件」，『日本近代文学』第 96集，第114 頁，2017年5月。

[3]辺見庸『1937』第31頁，日本株式会社金曜社，2015年。

[4]堀田善衛「私の創作体験」，『堀田善衛全集』第14巻第71頁，日本筑摩書房，1974年。

[5]堀田善卫《血染金陵》第3页，王之英、王小岐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 年。

[6]堀田善卫《时间》第4页，秦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年。

[7]堀田善卫《时间》第3-4页，秦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年。

[8]堀田善卫《血染金陵》第 16页，王之英、王小岐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

[9]堀田善卫《时间》第21页，秦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年。

[10]堀田善卫《血染金陵》第82页，王之英、王小岐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 年。

[11]堀田善卫《时间》第111页，秦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年。

[12]徐静波《〈时间〉：堀田善卫对南京大屠杀的解读及对中日关系的思考》，《日本问题研究》，2013年第27卷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