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宁顿｜窘于我们自身——新修订《论文字学》的倒退

我们不得不将这篇文章视为一种讨伐，一种对讨伐的象征，尤其在面对中文世界更加“一塌糊涂”的德里达翻译境况时，这种讨伐显然会以更尖锐的形式来显现自身。为此，在某些可以定位的地方，我坚持附上相应中译本内容以示“替补”。作为斯皮瓦克与德里达“忠实”的“学生”，我希望这篇文章能使前者陷入窘境，如同时刻处于绝境/窘境的德里达一般——更进一步，我也希望这篇文章能使我、使读者陷于窘境之中。为此，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理解本宁顿的批评，即对某一翻译（而非文本本身）的批评究竟意味着什么。

当斯皮瓦克在25岁第一次接触并翻译《论文字学》时，她并不清楚这次翻译实例与那篇经典的长导言会使她名声鹊起，也并不清楚这个名为“Derrida”的作家究竟是谁，作为一个印度人（这个表述需要沉吟），法语与英语皆不是她的母语。在这样的境遇下，她堪称出色地完成了这项翻译。她的翻译与推广并非出于对德里达的崇拜。她将这本令她陌生但激动的“书”翻译成给世界，而这个世界也接受了它。1971年之后，她与德里达成为了朋友兼盟友——整段故事充满着奇幻色彩与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而这似乎使得这篇文章会更令斯皮瓦克窘迫。作为德·曼的学生，我想她深知“翻译如同批评一般”的道理，以及翻译本身的不可能性。本宁顿显然是如此认为的（尽管类似表述多是对巴特勒的批评），而这使得本文在辛辣反讽之余，也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回到了斯皮瓦克工作的起点——本宁顿重新调整了可能性的配置，以至于我们依旧可以坚定这一信念——翻译不可翻译之物。

雅克·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以宣告“书的终结”而闻名，但人们很难不将其视作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书，尤其在英美语境下，它更是德里达的代表作（magnum opus）。尽管德里达1967年三部书中的另一部早已推出了英译本¹，但1976年的《论文字学》译本凭其略带宣言式的特质，和对看似非专业化且更为人知的素材（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让-雅克·卢梭）之关注，以及当时尚籍籍无名的佳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所作的长达百页的序言，成为了人文学科领域的必读之作。该书激起了美国“解构主义”的思潮。

【译注：在《法之力》中，德里达写道：“一种可能性，其在潜能中的存在，仅以维持可能性之为可能性的状态为前提，这种可能性在自身内部——创伤的烙印与力的潜能化——标记出了这一付诸行动、这一实现的中断——这种绝对的中断，其印记再无其他，唯有死亡：由此有了关于潜在作品（virtual work）的思想，亦或说是关于一个潜在空间、一个作品/工事（opus）、一个业已成之的作品/工事（opus operatum）的思想，其能够成就可能性本身，既不将其抹去，也不将其实现于现实。”对于opus一词，阿甘本亦有使用，其意多指“工事”，即“工作-圣事”。】

印度学者、文学理论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女权主义批评家、活动家。曾在康奈尔大学受德·曼教导，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也是该机构比较文学与社会研究所的创始成员，清华大学。其被认为是最具影响力的后殖民知识分子之一，因其论文《庶/属民能言说吗？》以及翻译和介绍雅克·德里达的《论文字学》而闻名，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批评的成立。著有《后殖民理性批判》《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一门学科之死》等。

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提出惊人论断：聚焦于书写这一看似边缘且次要的问题，所引发的问题之严峻，足以冲破彼时占据主导的“人文科学”（及其由结构语言学所提供的科学性模型）的全部概念性资源，也超越了一般历史学乃至哲学本身的概念性资源。所有这些学科共有的预设，都在对书写问题的严苛审视中受到了彻底紊乱。

与其他思想的颠覆性事件一样，德里达的洞见极为纯朴，却也正因这份纯朴而难以把握。一般意义上的身份/同一（无论何种类型、何种层面）均产生于差异，但差异本身并非任何同一，甚至根本不是任何事物。并非先有事物，而后事物之间产生差异与关联：“事物”唯有从差异与关联中涌现，差异与关联具有绝对优先性，且这种涌现永远无法完成。正是这一洞见催生了新造术语——延异。开端即延异（In the beginning is différance），这意味着不存在纯朴的开端或起源。而延异永无终结，这意味着不存在纯朴的终结。由此，德里达的纯朴论断便是：任何地方、任何时刻都不存在纯朴之物。

对当时的众多读者而言，进入这一思想的最佳捷径便是德里达对索绪尔的阐释，尤其是他对索绪尔自身洞见的激进拓展，即“语言是一个无肯定项的差异系统”。依据这一语言观，客体/宾语与意义并非先在，随后通过约定俗成的语言手段被命名与指涉。相反，它们从一开始便卷入差异的游戏之中，唯有差异游戏方能赋予其任何形式的可识别性与同一性（identifiability and identity）。事物唯有通过承载自身非其所是的踪迹，才成其为自身。从这一洞见可推知，思想本身始终深陷于踪迹的网络或织体之中，思想若要真正思想，就必须介入这些踪迹。德里达明确指出，这种介入既关涉语言问题，也关涉时间性问题，还关涉与他者的关联问题。简言之，我们可以说，思想本质上以阅读的方式展开。但也正因踪迹结构，阅读不再被理解为从所读文本中提取（retrieve）内容（结构主义行话中的所指），而必须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加以思考。《论文字学》同时也是以这种不同方式来阅读时，其所进行的细致且持续的“方法论”反思。

以这种方式思考与阅读，我们始终在逾越语言自身的界限。若所指与指涉物唯有通过踪迹结构才可被识别，那么语言便既无内部也无外部：一般意义上的一切事物，都唯有通过无限地指涉其他“事物”才能成其自身，而这些“事物”自身又会继续指涉下去。一般经验是差异性的，其得以可能的条件是无法被直接经验的踪迹。存在即踪迹存在。这并非仅仅关于语言的论断，尽管语言始终至关重要——人们或许会倾向于称其为存在论论断，然而踪迹根本不是任何事物或客体，也无法被纳入存在论的项中（这一点被近年来诸多“实在论”思潮所刻意遗忘），由此德里达后来半严肃地提出了幽灵学的构想。

德里达这一纯朴的洞见，蕴含着难以想象的分形复杂意蕴，也难以被始终坚守践行，尤其自他2004年逝世之后，知识界的潮流往往绕过其复杂性，重新回归科学、存在论，尤其是历史学这些更为熟知的范畴，仿佛时间的流逝便能让这一洞见销声匿迹。因此，这部被视作德里达代表作的译本，这部全新的“四十周年纪念版”，以其不合时宜性而极合时宜，我们或许可以期待，它有机会再次撼动我们的规训习性。

美国后结构主义学者，其研究领域有女性主义现象学、酷儿理论、政治哲学以及伦理学，被认为是“在现代政治理论中最有影响力的声音之一”。1984年获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93年开始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辞学与比较文学系，并于1998年担任比较文学和批判理论学程的玛克辛·艾略特（Maxine Elliot）讲席教授。著有《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消解性别》《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等。

1997年曾推出所谓“校订版”的《论文字学》，但实际上该版本基本未作改动，直到四十年，斯皮瓦克本人才对译本本身进行大幅修订。人们希望这能为德里达译本的更多修订版树立先例——德里达诸多译本多由热忱但非法语母语的译者完成，其误译程度远超《论文字学》的初版译本。本次纪念版还通过略微宽松的页面排版（这一点值得肯定）将篇幅从360页扩充至441页，此外还新增了两个出于某种原因我倾向于称之为附属物/归属（appurtenances）的内容：朱迪斯·巴特勒所作的新导论（第7页至第24页），以及斯皮瓦克本人所作的新后记（第345页至368页）。与1976年初版相比，本版的出版显然带有某种纪念碑式的意味——彼时斯皮瓦克只是位籍籍无名的译者，而今“四十周年纪念版｜全新修订译本”的封面上方赫然印着这三位知名学者的姓名。译本不仅“修订”，更是“全新修订”——它新鲜出炉，急于再度成为思想事件。但周年纪念向来是复杂且往往令人窘迫的事件，本次纪念版亦不例外：至少就其所有新增内容而言，新版实则令人大跌眼镜。新导论、后记，以及最为重要的译本修订，非但未能升华德里达的书，甚至未能反映1976年以来解构主义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反倒呈现出了显著的倒退。

鉴于斯皮瓦克初版序言篇幅厚重且立意宏远，该序言在本版中重印，四十年后依然颇具说服力（它让读者回想起她尚未形成更为艰深、令人不安且独具特质的“晚期风格”时代，而此种晚期风格正体现在此次后记之中），我认为增设朱迪斯·巴特勒所作新导论的决定，意在给予这部旧书其原本可能欠缺的当代学术合法性。出版社或许认为，将巴特勒的名字与德里达、斯皮瓦克相联系，绝不会产生任何弊端。无论动机如何，也无论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编辑疏漏究竟如何，这一决定最终造成了令人遗憾的结果——新增的导论事实上充斥着模糊表述、史实偏差、理解谬误与直白错误。这切实损害了斯皮瓦克乃至更为重要的德里达的学术成果，对新一代读者而言，这也预先严重扰乱了其本可获得的进入德里达书的路径。不过对这些新读者而言幸运的是，该导论晦涩难懂，读者极可能选择跳过它，转而阅读斯皮瓦克的初版序言——甚或更佳的选择便是直接阅读德里达本人的文本。

我尽量不过多赘述该导论的具体细节。它的开篇其实并不算糟糕：巴特勒围绕翻译问题本身来展开思考，颇为有益地援引了德里达《何为切近的翻译？》（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讲座，提出关于原初/原作与起源的重要问题，并试图论证：德里达在认为起源于某种意义上派生于其派生物这一观点上，走出了与黑格尔不同的路径；且提及了德里达的思想，即翻译本身蕴含着失败乃至崩坏的必然性。第一个真正显现问题的迹象，是巴特勒在引述德里达时宣称“踪迹之外无无他物”（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trace）。该引文未标注出处，无论在此处还是她隔一页再次重复该引文时（“正如我们所见，他写道‘踪迹之外别无他物’”），而原因显而易见——德里达从未写下过这句话。我们或许可以宽容地认为，这一稀奇但总体而言微不足道的疏漏，针对的是著名的il n'y a pas de hors-texte，即“文本之外别无他物”（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of the text）（新译本中该译文未作改动，仍保留括号标注备选译法“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of the text”并附上法语原文）；我们甚至可以开始期许，这预示着巴特勒将避免对该段落中“文本”一词的常见误解——将其理解为通常意义上的书写。

真正的问题还在后面。当巴特勒真正开始阐述这部由其作序的著作时，她立刻出现了偏差，错误地断言是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颇具挑衅性地提出，未来的文字学科学或许可将语言学仅作为一个分支领域纳入其中”，并继而写道：

索绪尔在将语言定义为符号系统的过程中提出，书写或许是理解语言更一般结构的路径。书写区别于言语，包含语音与非语音要素，因而为语言提供了更具包容性（capacious）的研究路径。

我只能推定，这一极不寻常的表述序列并非源自对索绪尔本人著作的阅读，而是仓促浏览《论文字学》第55页的结果。在该页中，德里达先是考量了索绪尔确切提出的观点——即一门普通符号学科学将语言学作为“分支领域”（尽管该分支领域仍会是更一般意义上符号学的“一般范式”），而后明确指出，正是德里达本人而非索绪尔，颇具挑衅性地（尽管只是暂时性地）在索绪尔的构想中以“文字学”取代了“符号学”。认为“书写或许是理解语言更一般结构的路径”的，当然是德里达，绝非索绪尔；但其原因并非真的在于书写更具“包容性”（这是巴特勒标志性的形容词），也并非在于“书写包含语音与非语音要素”（即便我们能真正理解这一表述的意义），而是在于踪迹结构——通过将书写视作“（图画）能指的（语音）能指”这一常规观点，该点能够得到最为清晰且有效的诠释。

在巴特勒继续展开对索绪尔符号概念及其与前人观点差异的极度失实论述时，情况并未得到好转。巴特勒错误地声称，索绪尔之前的思想家认为符号与指涉物之间存在着必然关联——她本可参考亚里士多德“约定俗成”之说，或是洛克（后者甚至使用了“任意性”（arbitrary）一词（《人类理解论》第三卷第二章第八节））；事实上，索绪尔与前人的差异并不在于必然与任意的区分，而是在于其对“任意性”的思考之彻底/激进——这种彻底/激进的思考使得“任意性”导向差异，而差异又导向踪迹。

暂且不论其对索绪尔阐释中的这些具体问题（此类问题还有许多），巴特勒在导论中出现理解困境的根本原因，似乎是她秉持着一种广为流传的误解——而四十年的时光本应消解这种误解——即认为德里达使用“书写”或“文本”等术语时，本质上是在谈论话语，甚或认为他以“文字学”的形式提出了一种语言哲学。或许在该书初版之时，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一般迷雾尚难拨开，人们会觉得德里达探讨的似乎也唯有这些内容。但该书从开篇便十分明确地表明，它将对语言或符号话语（sign-talk）（“通胀本身”）的某种“通胀”持怀疑态度，并且事实上对其进行解构，而其核心旨趣在于揭示任何文字学得以可能的不可能条件²。尽管《论文字学》中对海德格尔的论述晦涩难解（近期德里达1964至1965年研讨班讲稿的出版澄清了相关内容），尽管索绪尔章节中关于踪迹的段落依旧艰深，但德里达明确指出，踪迹思想不仅瓦解了语言由符号构成的观念（这或许是转向弗雷格与分析哲学，抑或乔姆斯基语言学而非结构主义的合理理由，但也仅此而已），还瓦解了“语言”可被视作与他者（由“事物”“客体”或“指涉物”构成的“世界”）相对而立的观念。德里达明确且有力地解构了任何此类关于语言及其他者的观点，绝非是认同这些观点。延异并非如巴特勒所认为的那样，主要涌现于指涉物与关于该指涉物的话语间的延滞，而是影响着指涉物与话语的定义本身。早在该书的第一章，德里达就不仅限于论述言语与书写的关系，更论述了一般语言与书写的关系，并提出“书写概念超出并囊括语言概念”。其论断，语言与书写概念看似无限制的扩展或通胀——最初在逻各斯中心主义意义上被构想为意义的传递，且该意义在观念上可与这一传递相分离——最终导致溢出，并超出了任何“常规”意义上的语言，同时也超出了在传统上与该概念绑定的谓语（“属人的”“意向的”“有意义的”等等）。德里达意义上的书写或文本，并非话语或其他可辨识的语言规定性，而是语言向踪迹结构的绝对一般性展开的非规定性之开端。正因如此，他才提出那些至今仍被广泛误解的论断——踪迹必须在人与世界、自然与文化、人与动物、存在与存在者、生与死乃至有生命与无生命等区分“之前”被思考。巴特勒所秉持的在本质上是福柯式的语言即话语的理解，而这始终无法抵达踪迹之思——尽管该理解自身及其限度内或许颇具价值。

或许此刻正是探讨译本本身的恰当时机。在索绪尔章节中论述踪迹的关键且艰深之处，德里达在法文原文中写道：“若不思考差异在指涉结构中的持留，人们便无法思考被建制的踪迹，差异在此结构中作为自身显现，并由此使得充实项之间具备某种变异自由”（On ne peut penser la trace instituée sans penserla rétention de la différence dans une structure de renvoioù la différence apparaît comme telle et permet ainsi une certaine liberté de variation entre les termes pleins）（《论文字学》，笔者加粗）。斯皮瓦克在两版译本中均将加粗短语译为“差异在指涉结构中的持留”（Retention of difference in a structure of reference）。我们或许具备的充分理由将此处的renvoi译为“递指”（referral）而非“指涉”（reference），此举仅为规避“指涉”在语言哲学中的特定含义——无论如何，该词在指涉某物的行为或过程与被指涉的某物之间存在着歧义。德里达所言的renvoi远非上述任一意义上的指涉（法语中对此会直接使用référence），因为语言的延异观的全部要义在于——如同那封永远可能无法抵达的信件，即便抵达，也始终受无法抵达的可能性萦绕——它从未真正抵达所指或指涉物（就此而言，它根本不由符号构成，甚至完全不由能指构成）。递指不断指涉，永无止境。踪迹永远是踪迹之踪迹。Renvoi最终不会归于指涉——它恰恰是指涉的延异，因此此处或许最适宜采用合理的“递指”这一译法。【中译本：不想保留指称结构内的差别，我们就不能设想人为的痕迹，正是在指称结构中，差别才如此显示出来，并使各项之间的自由变动成为可能。】

对斯皮瓦克在两版译本中未改动这一特定译法的遗憾，会让人不禁追问究竟哪些内容得到了修订。她的新后记对此提供了若干线索——尽管无一令人安心。例如，可参看新译本中回归第一人称复数代词的那令人费解的理据（第367页），其论证如下：《论文字学》中德里达统一使用标准学术语体的“nous”，初版译本将其译为“I”；与之相对，在其晚期著作中，他似乎将“we”分化为“I”“you”与“them”——为尊重这一分化，修订版《论文字学》中将“I”改回“we”，然而该著作中实则不存在此种分化。这一理据导致译本中出现诸多不一致之处，“I”改回“we”的操作并未得到彻底执行，还出现了不止一处滑稽之处：斯皮瓦克在后记中引述旧版第一人称单数文本，称德里达“引发批判阅读的难题”且“在此过程中常使我自身陷入窘境”（often embarrassing myself in the process），而修订版文本则为“在此过程中常使我们自身陷入窘境”（often embarrassing ourselves in the process）。究竟何人、多少人会在此陷入窘境及其原因，这一问题的产生源于法语中en nous y embarrassant根本不指窘迫的情感，仅指在引发这些难题的过程中被卷入或纠缠其中。

我们究竟要让谁、让多少人在此陷入窘境，以及为何会如此，这一问题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法语中的en nous y embarrassant根本不是指窘迫的情绪，而仅表示在提出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被卷入或纠缠其中。

顺带一提，巴特勒也认为这一“我/我们”的问题至关重要：通过引述（令人困惑的是，她标注的页码为旧版第99页，对应新版第107—108页）“‘卢梭时代’导言”（旧版^③），她误解了一段她与斯皮瓦克均认为具有方法论重要性的序列（斯皮瓦克两版版本亦存在此误解）。斯皮瓦克借用该章节来阐述“贯注专名”（cathectingproper names）的观点，这一观点在后记中也多次出现（却并非德里达本人的观点），并解释德里达在此为暗中调和福柯（不——时代、时期或认知型并未穷尽性地规定文本）与德勒兹（不——我们无法纯朴地“创造”新概念）的立场，因而其会如此紧密地聚焦于卢梭及其书写理论。该段落给出采用这一研究路径的五个让步性理由，同时承认其存在的问题：我们并不真正认为作者或流派的专名可用于标示动因、起源、同一或结构融贯性，但1）文本并非仅是结构的效力；2）所有用以思考文本与历史结构之联结（articulation）的既有概念，都深陷于我们试图跳出的形而上学闭合之中；3）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概念，且只要仍困于该闭合之中，便无法生成新的概念；4）在此取得进展的任何可能，都首先依赖于将文本的内在结构作为症候来加以质疑；5）这种先行的“内在”阅读是判定文本归属于该形而上学闭合的唯一路径。基于这五个理由，nous en tirons argument pour（“我们由此引出论据来支持”（we draw from this an argument in favor of[…]），或稍作意译“我们在此找到依据”（we find in this grounds to[…]），斯皮瓦克译为略显含混的“我们从它们之中引出我们的论据”（we draw our argument from them）），其选定了卢梭及其书写理论并进行了此类预备性阅读。巴特勒暗中简化了整个序列，尤其将这个“从它们之中”仅指向上述第2点中的概念，而非整个论证序列，继而过度阐释了这一切关乎“我们”而非“我”，最终又陷入了晦涩之中：

正如我通过插入内容所能看到的那样[她补充法语原文以显示德里达使用代词“nous”]，此处并未提及第一人称“我”。是一个“我们”在质疑并将一个文本从其它文本中抽离出来[无人能知晓此处“将一个文本从其它文本中抽离出来”描述的是何种内容]。这是否暗含着某个“我们”共同陷入了此种困境，并打破了形而上学的闭合，而该闭合不仅预设了可被书写与理解的内容，还预设了书写与可理解性的相互关联（且偶然的）界限呢？

至少就此段落而言，答案必然是否定的。

翻译即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是一项繁重且细致的工作（对照原文核对译文并阐释可能出现的偏差同样如此）。巴特勒在导论中提出（或许并非字面意义），斯皮瓦克实际上重译了整部著作（“她四十年前翻译过此书，如今再度翻译……”），尽管称新版为如此彻底的修订并不准确，但与旧版相比，新版确实存在诸多改动，以至几乎每页都可见修订痕迹。巴特勒在作出近乎权威的评判——“如此规模的译本中，极少能见到精微与博学兼具的水准”——之前，写道，读者“被吁请（solicit）[记住这个动词，它片刻之后将使我们陷入窘境]再度通过佳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出色且审慎完成的优秀译本，置身于德里达的语言之中”，而这使得修订的必要性完全无从谈起。

初版译文的修订诚然必要：我们不妨再看若干例证，以感知新版的改动之处。例如以下这段著名文本，它也是巴特勒导论中唯一引用的整段引文，其内容如下：

解构运动并非从外部摧毁（destroy）结构。除非栖身于这些结构之中，否则解构运动便不可能具备可能性与有效性，也无从精确瞄准目标（take accurate aim）。之所以是一定程度上栖身其中，是因为人始终栖身于结构之内，于未曾察觉处更是如此。由于解构事业必然从内部运作，从旧结构中借用所有颠覆的策略性与经济性资源，结构性地借用它们，亦即无法孤立其要素与原子，解构事业在一定程度上总会为自身的工作所困（fall prey to）。

（1976年与1997年版，第24页，引述于巴特勒p. xx，巴特勒在“为自身的工作所困”后括号补充了法语“est emportée”。）

The movements of deconstruction do not destroy structures from the outside. They are not possible and effective, nor can they take accurate aim, except by inhabiting those structures. Inhabiting themin a certain way, because one always inhabits, and all the more when one does not suspect it. Operating necessarily from the inside, borrowing all the strategic and economic resources of subversion from the old structure, borrowing them structurally, that is to say without being able to isolate their elements and atoms, the enterprise of deconstruction always in a certain way falls prey to its own work.

巴特勒实际将此段落标注为第25页，而新版中该页码确实对应旧版第24页，即此段落的出处。导论为何引用旧版文本，却标注“全新修订译本”的页码，这本身已令人费解。尤其当翻至新版第25页时，我们发现斯皮瓦克相较巴特勒引述的版本确实对译文做了大幅修订。该段落现译为：

解构运动并非从外部关注（be interested in）[solliciter]结构。除非栖身于这些结构之中，否则解构运动便不可能具备可能性与有效性，也无从精确瞄准目标（take accurate aim）。之所以是一定程度上栖身其中，是因为人始终栖身于结构之内，于未曾察觉处更是如此。由于解构事业必然从内部运作，从旧结构中借用所有颠覆的策略性与经济性资源，结构性地借用它们，亦即无法孤立其要素与原子，解构事业在一定程度上总会为自身的运作所挫败（defeat）。

The movements of deconstruction are not interested in[solliciter]structures from the outside. They are not possible and effective, they cannot take accurate aim, except by inhabiting those structures. Inhabiting themin a certain way, because one always inhabits, and all the more when one does not suspect it. Operating necessarily from within, borrowing from the old structure all the strategic and economic resources of subversion, borrowing them structurally, that is to say without being able to isolate their elements and atoms, the enterprise of deconstruction is always in a certain way defeated by its own work.

这一彻底修改的版本（动词solliciter从“destroy”liciter从“destroy”——我们将看到该词近似其含义（之一）——变为了“beinterested in”，而后者绝非其本义）并非全部改动，因为斯皮瓦克在新后记中再度引述这一“相同的”段落，又对其进行了大幅“全新修订”，此次译文为：

解构运动并非从外部施压（put a strain on）[solliciter]结构。除非栖身于这些结构之中，否则解构运动便不可能具备可能性与有效性，也无法集中打击（focus their strikes）。之所以是一定程度上栖身其中，是因为人始终栖身于结构之内，于未曾察觉处更是如此。由于解构事业必然从内部运作，从旧结构中借用所有颠覆的策略性与经济性资源，结构性地借用它们，亦即无法孤立其要素与原子，解构事业在某种意义上总会为自身的运作所席卷（sweep away）。

The movements of deconstruction do not put a strain on[solliciter]structures from the outside. They are not possible and effective, they do not focus their strikes, except by inhabiting these structures. Inhabiting themin a certain way, for one always inhabits and more so yet when one does not suspect it. Operating necessarily from the inside, borrowing from the old structure the strategic and economic resources of subversion, borrowing them structurally, that is to say without being able to isolate their elements and atoms, the enterprise of deconstruction is always in a certain way swept away by its own work.

她随即补充了一段实则并无助益的说明：“新版对此段落中的solliciter、ajuster leurs coups与emporter采用了不同译法。”她所意指的是新版相较初版对这些术语做了不同译法，还是新版相较她后记中给出的（似乎更晚的）译文做了改动？三个版本中与这三处无关的其他变体又该如何解释？四页之后，她再度引述该段首句，此次采用了巴特勒引述的旧版译文“解构运动并非从外部摧毁结构”，而这一切都未得到任何澄清。【中译本：解构活动并不触动外部结构。只有居住在这种结构中，解构活动才是可能的、有效的；也只有居住在这种结构中，解构活动才能有的放矢。之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居住在这种结构中，是因为我们始终都在居住，甚至在我们没有料到此事时仍然如此。由于必须从内部入手，由于要从旧结构中借取用于破坏工作的所有策略上和结构上的办法，由于要从整体结构上借用它们，也就是说，不能将各个要素和原子孤立起来，解构工作始终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它自身劳动的牺牲品。】

在这三个版本中，不得不说全新修订译本正文所呈现的版本，远非最令人满意的版本。Solliciter是德里达的标志性术语，且正如近期出版的1964-1965年海德格尔研讨班讲稿所证实，该词与解构思想本身紧密关联。在该研讨班中——斯皮瓦克初译此书时自然无从知晓（尽管她撰写后记前勉强有可能见过2013年秋季出版的法文版）——德里达有时用solliciter对应海德格尔意义上的Destruktion。但他在斯皮瓦克撰写初版译者序言时必定读过的文本中，也已使用并明确主题化了该词，例如在《书写与差异》开篇的《力与意》，以及《哲学的边缘》开篇的著名论文《延异》。艾伦·巴斯（其译本略晚于斯皮瓦克初版《论文字学》，或许日后也应进行修订）选择保留同源词（solicit、solicitation），并注释其与法语共同的词源，德里达本人常将其阐释为对整体（sollus）的摇动（citare），1964-1965年研讨班的译者也沿用了这一处理方式。（斯皮瓦克本人在新版其他地方保留了1976年将sollicitation译为“消解”（undoing）的译法，并在译者注中恰当提及《书写与差异》，却在次页将此前的“消解”改为“撼动”（shaking up），且在后记中引述这一修改后的版本。）因此，以德里达本人的阐释为标准，巴特勒在新版中以旧版形式着重标出的段落中的“关注”一译，根本未能把握此处的关键意涵。初版该段落中的“摧毁”一译亦非全然准确，需与海德格尔的Destruktion建立更明确的关联，读者才能领会此处的特殊含义。但在这一混乱中显而易见的是，本书提供的三个不同版本里，后记中地位完全不确定的最后一版却最为准确，至少就该句而言如此。事实上，对于巴特勒特意补充法语原文以示初版译文困境的emportée par，“席卷”一译十分贴切，且显然比正文中的“挫败”更为精准。（前两版将ajustent leurs coups译为“精准瞄准目标”，相较第三版略显生硬的“集中打击”则稍胜一筹，但这一点无关紧要。）当然，读者依旧困惑不解：后记为何要对如今不幸成为第25页的“官方”文本内容再做修订，而非直接以新版文本来替换后记版本。

这只是新版中诸多令人诧异的改动例证之一，这些改动往轻了说，似乎并未相较1976年版本带来任何明确的改进。例如第一章开篇附近有一句颇具难度的句子：

就连“语言”这个词本身的贬值，以及我们赋予它的信用所揭示的一切——词汇的怯懦、廉价诱惑的企图、对时尚的被动屈从、前卫意识（也即无知）——所有这些都将其自证。

La dévaluation même du mot « langage », tout ce qui, dans le crédit qu'on lui fait, dénonce la lâcheté du vocabulaire, la tentation de séduire à peu de frais, l'abandon passif à la mode, la conscience d'avant-garde, c'est-à-dire l'ignorance, tout cela témoigne.

1976/1997年版译文则如下：

对“语言”一词本身的贬抑，以及它对我们施加的影响中所泄露的松散词汇、廉价诱惑的企图、对时尚的被动屈服、先锋意识，换言之——无知——都是这一效力的证明。

The devaluation of the word“language”itself, and how, in the very hold it has upon us, it betrays a loose vocabulary, the temptation of a cheap seduction, the passive yielding to fashio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avant-garde, in other words — ignorance — are evidences of this effect.

该译文在句法上难以理解：读者必须费力将“how”理解为“the fact of how”，并假定第一个破折号应移至“in other words”之前才能读懂。即便如此，由于指示代词“this”无明确指代，且法语原文中并无对应词，读者也难以把握“这一效力”所指为何。因此斯皮瓦克似乎有理由在新版中进行修订，而她也确实如此做了。新版译文为：

即便对“语言”一词的贬抑，以及通过对其赋予信用的一切，宣告了其词汇的松散、廉价诱惑的企图、时尚的被动放纵、先锋意识，换言之——其无知——这一切都给予了证明。

The devaluation even of the word“language,”and everything, by way of the credit given to it, announces the looseness of its vocabulary, the temptation to seduce on the cheap, the fashionable passive abando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avant-garde, in other words its ignorance, all of this gives evidence.

此处的改进究竟有多大并不明确：毋宁说，该句作为语法句子更难理解。似乎tout ce qui…dénonce需要一个关系代词“that”，而译文中并未出现。且相较旧版，“先锋意识，换言之——其无知”难以真正把握要义。“时尚的被动放纵”如今成为了明确的误读。更不必说沿用了生硬的“给予了证明”，取代旧版同样生硬的“证明”。（两种情况下，斯皮瓦克至少正确认识到témoigner与法-庭的关联，未陷入假意相亲词（false friend）的误区，而她在其他地方每当德里达使用名词évidence时便误入歧途，该词仅在事物显明或看似显而易见的意义上表示“证明”（evidence），通常最佳译法为“自证/自明”（self-evidence）：参见第14页与第18页的例证；此外还有一处滑稽之处，1976年版将des évidences qui semblent depuis toujours aller de soi译为“似乎总是自证/自明的证据”（evidence which always seems self-evident）（第28页），2016年版则译为“似乎永远自证/自明的证据”（evidence which seems forever self-evident）。）我不妨提供此句的另一种可行译文：“对‘语言’一词本身的贬值，以及人们给予该词的信用中所泄露的词汇的松散、廉价诱惑的企图、对时尚的被动屈从、前卫感（亦即无知）——这一切都为之见证。”（The very devaluation of the word ‘language,’ everything that, in the credit given to that word, betrays looseness of vocabulary, the temptation of a cheap seduction, passive giving-in to fashion, a sense of being avant-garde (in other words, ignorance) — all of this bears witness）【中译本：对“语言”一词的贬低本身以及我们对它的信任，暴露出词汇的龌龊、暴露出毫不费力地进行引诱的邪念、暴露出对时尚的被动屈从、暴露出前卫意识，也即无知，所有这些都是明证。】

倘若这些改动中并无明确的改进，那么在其他情况下，新版实则引入了初版中完全不存在的全新错误。例如仍在第一章（这是我详细对照法文原文的唯一章节），德里达初步论证，传统上被界定为“能指的能指”的书写，已超越其传统规定性，开始囊括语言本身，溢出其传统界限并借此擦去这些界限。所有所指如今都被卷入递指的游戏之中（renvois：如前文所述，斯皮瓦克两版均译为“指涉”），这使得言语或声音（voice）仅仅成为更原初书写的伪装或掩饰（新版中斯皮瓦克莫名却刻意地[见后记第368页]在德里达使用voix一词的地方至少十几次括号添加“vowel”（元音）一词，而voix实则绝不表示“元音”，法语中自有完全恰当的voyelle一词）。在开启新段落时，德里达继续写道：

这些矫饰并非人们可赞赏或惋惜的历史偶然。其运动具有绝对必然性，这一必然性无法在任何其他权威面前现身受审。

Ces déguisements ne sont pas des contingences historiques qu'on pourrait admirer ou regretter. Le mouvement en fut absolument nécessaire, d'une nécessité qui ne peut comparaître, pour être jugée, devant aucune autre instance.

初版中，斯皮瓦克的译文直接忽略了comparaître与pour二词，尽管有所省略却仍保留了大致含义：

这些矫饰并非人们可赞赏或惋惜的历史偶然。其运动是绝对必然的，这一必然性无法由任何其他法庭来评判。

These disguises are not historical contingencies that one might admire or regret. Their movement was absolutely necessary, with a necessity which cannot be judged by any other tribunal.

斯皮瓦克或许想要补全此前省略的词汇，却犯下了其他德里达译者也曾出现的低级错误：

这些矫饰并非人们可赞赏或惋惜的历史偶然。其运动是绝对必然的，这一必然性无法为受审而与任何其他实例相较。

These disguises are not historical contingencies that one might admire or regret. Their movement was absolutely necessary, with a necessity that cannot compare, in order to be judged, to any other instance.

但comparaître与comparer绝非同一个动词：comparaître绝不表示“比较”，而是“出庭”，在法面前、在法庭面前现身，因此应译为“……这一必然性无法为受审而现身于任何其他权威面前”（[…]with a necessity that cannot appear, in order to be judged, before any other authority.）。【中译本：这些矫饰不是让我们欣赏或惋惜的历史偶然性。它们的运动是完全必然的，这种必然性不能出席任何法庭接受审判。】

这或许仍略显专业，且毕竟存在着需要补全的遗漏词汇。但其他修订则毫不缘由地改动了旧版中完全合理的译法。例如稍后一点，德里达以日常标准法语写道tout ce qui peut donner lieu à une inscription en général，斯皮瓦克1976年仅略作意译，译为“所有引发一般铭文的事物”（all that gives rise to an inscription in general）（第9页：更字面的译法为“所有可能引发……的事物”（all that can give rise[…]））。如今她或许过度解读了lieu一词，想要将其主题化，转而采用了生硬且具有误导性的“所有可能为一般铭文腾出空间的事物”（all that can make room for an inscription in general）。【中译本：所有产生一般铭文的东西。】

由此可见，斯皮瓦克毫不避讳修订其早期译文，且修订频繁但也往往适得其反。对译文其余部分的随机抽样表明，第一章在这方面绝非个例：例如第72页，合理的“但倘若期待被特权化”（but if anticipation were privileged）（对应mais à privilégier l'anticipation）被改为令人费解的“期待特权化”（anticipation privileging）。【中译本：有权期待。】第171页，在一段中，生硬的“固执己见地”（opinionatedly）被保留作为opiniâtrement的译文（此处“固执地”（stubbornly）“执拗地”（obstinately）是简单且恰当的译法）；源自航海词汇、本义为拦截船只查明始发地与目的地的动词arraisonner，从合理的“扣留”（arrest）（“质询”（called to account）甚或为保留其中嵌入的raison而译为“要求陈述理由”（asked to state its reasons）或许更佳）被改为令人费解的“说明原因”（show-cause）。同样关乎理性/理由，第162页棘手的短语la raison raisonnable, sinon raisonneuse，在初版被略晦涩地译为“合理而非推理的理性”（the reason which is reasonable, if not reasoning），如今却异常变为“合理而非共鸣[raisonneuse]的理性”（reasonable, if not resonating[raisonneuse]reason）。【中译本：不好争辩的明智理性。】（“Raisonneuse”大致意为吹毛求疵式的推理（ratiocinate）或钻牛角尖，其或许在语音上与raisonner相共鸣（resonate）[résonner]，但绝不表示“共鸣的”（resonating）。）或许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著名的“方法问题”部分，重要论断malgré quelques apparences, le repérage du mot supplément n'est ici rien moins que psychanalytique的译文被灾难性地改动——从早期“尽管有若干表象，此处对‘替补’一词的定位也绝非是精神分析的”（in spite of certain appearances, the locating of the word supplement is here not at all psychoanalytical），改为了极具误导性的“此处‘替补’一词的位置正是精神分析的”（the location of the word supplement is nothing short of psychoanalytic）。【中译本：尽管存在某些假象，对“替补”一词的定位仍然毫无心理分析的性质。】rien moins que（绝非是（anything but））与rien de moins que（正是（nothing less than））的区分是作者与译者皆知的陷阱，但斯皮瓦克在此从正确解读变为了错误解读，而这或许可以概括新版的整体状况。诸多卢梭引文的译文也同样难以理解：旧版译为“迫于为冬季做准备，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人们必须彼此间建立某种约定以相互扶助”（Forced to provide for winter, people living under such conditions have to establish some sort of convention among themselves in order to help each other），其虽丢失了原文中卢梭两次使voilà的文体特色，但相较之下，修订版却变得几乎无法理解：“迫于为冬季做准备，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人们必须相互扶助看清他们如何被迫彼此间建立某种约定。”（Forced to provide for winter, people living under such conditions have to help each other see how they are constrained to establish some sort of convention among themselves）【中译本：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居民被迫为冬天作准备，他们为了互相帮助不得不达成某种协定。】后记的最后一段话，以德里达本人以及斯皮瓦克“为了纪念的私人虔敬”为名，大体上为德里达所引述作者的已出版译本的修改行为作辩护。我在此的观点当然并非反对修改现有译本这一事实，也并非反对私人的虔敬，而是反对将那些译本改得更加糟糕。

【译注：实际上，将arraisonner一词译为“扣押”（arrest）并不妥当（中译本将其翻译为“逮住”）。该词并非“扣押”之意，作为一个航海术语，其指登上可疑船只进行检查。而除这里对“监管”的喻意之外，德里达还试图迫使法语生成出一个词汇，以描述一种理性的领会方式，其近似于德国哲学中的Begreifen（领会）。“领会”这一概念作为“理性的把握”，在Begriff（概念）的建构中起核心作用。而德里达在此的用意实则表明，这一历史悠久的词汇，在航海语境中本身便是一种词语误配——其最初的含义不仅与公海秩序毫无关联，反倒与走私密不可分——它本指“试图说服”，是修辞学的核心旨归，因此斯皮瓦克的翻译实际也有其缘由。在“方法问题”一节中，卢梭坚决擦去“中介”这一概念，为此，他求助于“替补”。“替补介于完全缺席与完全在场之间。”在此，替补与其说平复了卢梭的焦躁，毋宁说平复了中介这一概念的紧张。德里达称，中介“这一概念的毒性消除了，人们仿佛能扣押/说服它、驯化它、驯服它”。】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初版译文无需修订，但斯皮瓦克常常“修正”了本无需修正的段落，却在其他地方对诸多问题置之不理。例如随意翻至第122页，我发现“有见识地置放”（knowledgeably put in place）被保留作为savamment mis en place的译文（此处savamment实则意为“巧妙地”“娴熟地”）【中译本：颇有见识地安排了……】，irruption éthnographique仍被译为“人类学的突发”（anthropological eruption）（irruption是闯入（bursting in）而非爆发（bursting out））；【中译本：突如其来的人种志研究】再随意翻至第236页，pour n'être pas simplement apparentes, ces contradictions仍被译为“为了是不仅仅表象的”（in order to be not merely apparent），而应该译为“虽然并非仅仅是表象的”（while not being merely apparent）或者“尽管并非仅仅是表象的”（although not merely apparent）。【中译本：为使这些矛盾不仅成为表面上的矛盾】还有诸多反复出现的译法需要修订：例如appartenance，归属（belonging）（如符号概念对形而上学的归属），仍有十几次被译为“附属物”（appurtenance），该词（抛开关于替补的后译巧妙观点不谈）实则并无此含义【中译本：附属物】……几乎每页都“的确”（indeed）存在着可能得到修正的不确与不妥之处。

的确。“的确”一词通常是标准法语en effet的最佳译法，该词用于确认先前的陈述或期待（Il a dit qu'il serait là, et en effet il était là，“他说他会在那里，而他的确就在那里”），而en fait通常最佳译为“其实”（in fact）（“他说他会在那里，但其实他不在那里”），常与期待相反。斯皮瓦克从未将en effet译为indeed，反而选用标准的假意相亲词in effect、in fact甚或as a matter of fact：她在第96页确实使用了indeed（“而且，的确无法说”（and,indeed, one cannot say），与旧版一致），但此处她翻译的是on ne peut même pas dire…，更佳译法为“甚至无法说……”（one cannot even say […]）。我们可以对其他习语短语提出类似看法，例如sans doute，在现代法语中几乎总是用于让步，为后续的mais做铺垫（正如英语no doubt通常根本不是宣告无疑，而是做出初步让步，为重要的but做铺垫），因此将sans doute译为“毫无疑问”（without a doubt）几乎总是过于肯定。

如前所述，斯皮瓦克毫不避讳修订自己早年的译本，且改动往往适得其反，她也同样毫无顾忌地修改他人的译文。在她这篇令人费解的后记中——该后记从开篇第一句便显得怪异：“本书1972至1973年撰写的译者序言提供了雅克·德里达的总体背景，彼时他正开启辉煌的学术生涯，并试图就《论文字学》一书略陈己见”，不过整个编辑流程或许对此也负有一定责任——她除了在诸多内容中将《论文字学》与德里达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无赖》进行多处比照与对照外，还修改了前文探讨的关于“解构运动”的重要引文的自身译文，且在其他地方对自己的译文进行了前后不一的引述⁴，她还修改了几乎所有引自帕斯卡尔-安娜·布罗与迈克尔·纳斯《无赖》英译本的引文⁵。当然，依据讨论的特定侧重点，或仅仅是发现误译而偶尔修改已出版译本——甚至自身译本——是十分常见的做法。我想，倘若出于某种原因斯皮瓦克愿意如此，她甚至可以直接表明自己重译了《无赖》的所有段落。但就现状而言，她反复标注“译文有修改”，只会给人留下布罗-纳斯译本似乎始终不尽如人意的印象。我们不妨核查几处此类修改。第355页中，她对该译本一段文字所做的仅仅是删去一个逗号。而在其他地方（例如第361页，页码实际对应法文版，却无任何标注提示），可以推定斯皮瓦克实则亲自重译了该段落。有时这些改动看似平淡无奇（就此而言并无必要）；然而如同斯皮瓦克对自身译文的修改一般，有时这些改动只会引入布罗-纳斯版本已然规避的问题与错误。例如第363页中，她给出了错误的括号插入内容（她写作“地缘政治中[伊斯兰神权政体的]诸多影响（implications）……”，而正确应为“地缘政治中[沙特阿拉伯的]影响（implication）[单数：布罗与纳斯译为‘所扮演的角色’（the role it plays）]……”），继而写下一段看似毫无意义的文字：“另一方面，所有民族国家紧密（deeply）相连，即便不在其建制上，至少也在文化上，一度与犹太（one time to Jewish）（仅有一个，以色列）或基督教……”，我只能（诚然略带难以置信地）推定，她将德里达原文的une foi juive误读为了une fois juive，且始终未能理清由此产生的混乱（布罗与纳斯的译文十分准确：“另一方面，所有民族国家，即便不在建制上，至少也在文化上从根本上（fundamentally）与犹太信仰（a Jewish faith）（仅有一个，以色列）或基督教信仰相关联……”）。随后，她引述德里达将其描述为“定言政治的”（categorically political）（德里达原文为expressément politique，布罗与纳斯译为“明确政治的”（explicitly political）），她更倾向于将德里达所呼吁的une interprétation de l'héritage coranique qui y fasse prévaloir, comme du dedans, les virtualités démocratiques译为“对古兰经遗产的阐释，将从内部彰显遍在性，即民主潜在……”（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Quranic heritage that will show the prevalence, as from inside, the democratic virtualities […]）。暂且不论该句仅在将“民主潜在”牵强地视作“遍在性”的同位语时才具备句法意义（而这绝非法语原文的含义），该译文还误读了虚拟式fasse的语气，将其当作将来时态，且误解了动词faire prévaloir的含义——该词并非彰显遍在性，而是使之发掘、使之占据主导或使之胜出。布罗与纳斯的译文则精准流畅得多：“对古兰经遗产的阐释，仿佛从内部让民主潜在占据了优先……”（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Koranic heritage that privileges, from the inside as it were, the democratic virtualities[…]）。

除了这些令人遗憾的“修正”之外，如我所言，这篇后记远比1976年初版译者序言晦涩难懂，它就德里达的思想及其从《论文字学》到《无赖》的思想历程提出了诸多论断。一如既往，斯皮瓦克的出发点完全正当，例如她梳理出了德里达对种族中心主义一以贯之的关切，并用颇具趣味的方式描述了《论文字学》或多或少开创的阅读实践（例如从音乐意义上使用“时髦的/节奏强烈的”（funky）一词）。但行文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怪异之处，其中包括（这与巴特勒对索绪尔与文字学的错误解读如出一辙）她声称引述康德对先验的定义，而该引文实则是康德对（或许易混淆但至关重要的）截然不同的超验之概念的界定。即便是斯皮瓦克本人在《后殖民理性批判》中所谓对康德的“严谨式戏仿”，也无法为这类错误辩护。

第一类质疑该文本（无论以何种语言）是否可读；第二类质疑该文本是否公允地被译为英文。质疑其一般可读性的人常被视作不愿付出研读的努力；而为译本争论不休的人往往付出大量努力，且希望付出更多努力。第一类倾向于维护自身的可理解性形而上学坐标轴；第二类则希望确保对这一可理解性坐标轴的挑战能以精准的文本性方式传递。这两方都可能显现出警示管控（the police）的功能。

巴特勒认为她可以借助本雅明超越她在此描绘的“根深蒂固的争论”，事实上她已然暗中以辩证法将其扬弃——一方面让这两类群体看作敌对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又让二者实质上归根结底于同一事物（警示管控）。但付出努力并希望尽可能完善地完成这项工作，本质上根本不是“警示管控的功能”，也并非本质上构成“争论”。诚然，翻译是不可能的，是一段不可能的经验，德里达会率先指出这一点，且如巴特勒所言，翻译包含着崩坏的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译本都同样不尽如人意，也不意味着错误往往无法被识别与修正。这同样不意味着德里达不会抱怨（例如在近期1964至1965年海德格尔课程中），某一给予/特定误译会将文本变得一团糟（bouillie pour les chats）（第35页），或被译者加工翻译的那样——“一塌糊涂”。

杰弗里·本宁顿（Geoffrey Bennington）（1956～ ），美国佐治亚州埃默里大学的法语教授和比较文学教授，瑞士沙夫豪森的欧洲研究生学院的哲学教授，巴黎国际哲学学院的成员。他是一位文学评论家和哲学家，以解构主义以及雅克·德里达和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作品研究而闻名。本宁顿将德里达的许多作品翻译成英文，同时担任《雅克·德里达研讨班》丛书联合主编，并与德里达合著《雅克·德里达》一书。

付石（2006年～ ），南开大学日语系专业，研究兴趣为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与后殖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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