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子·丸子·施奈华丨1960年：战后日本暴力专家的巅峰

日本的近代历史充满了暴力色彩，明治维新以来诸多历史事件与所谓的“暴力专家”，即博徒、壮士、大陆浪人、院外团、极道、暴力团密切相关，但鲜为人知的是，他们实施的暴力的影响甚至会超越事件爆发的时刻，他们的暴力行径与政治相结合，成为近代日本政治生活中一个系统的、根深蒂固的元素。本次推送内容节选自美国的日本史家英子·丸子·施奈华的《流氓、极道与国家主义者：近代日本的暴力政治（1860—1960）》，讲述的是战后日本政治最为动荡的1960年，那些“暴力专家”是如何介入这一年的政治的具体实践当中，如何与国家和政治的运作交织在一起的，那些”暴力专家“是如何模糊暴力的合法性与非法性的。此前当我们描述1960年这个政治的季节时，往往聚焦于学生运动，而本篇作者则将视野放置到由”暴力专家“介入的充满纷争的左右翼之间，以及左翼和右翼的内部，试图重塑当时的意识形态，通过“暴力”这把钥匙来开日本近代史之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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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的意识形态冲突，不应被过度简化，因为左右两派阵营都有各自的内部紧张关系，而且也不是统一的；然而，这10年间的一大分裂，存在于一个保守的右派和一个进步的左派之间。无论是在这些争端之中或经历这些争端后，保守派被迫看清，他们身处在全新的政治氛围中，他们奉若珍宝的战前意识形态和策略，已不适合这个翻天覆地变化着的环境了。确实，在保守（尽管势力广泛且有影响力）阵线之外，右翼的理念与政治立场，和公众无法产生共鸣，如同二战前的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一样。然而比起战前的革新运动，如今的革新运动更是活跃。这在1960年变得更加显著，这一年是日本战后历史中，政治上最动荡的一年。这个时刻透露的不仅是意识形态上保守派与进步派的根本分歧，也是一个在政治上一如往昔的右派，和一个无法接受拘泥于过去的主要左派之间的分歧。在这样的脉络下，当暴力专家被那些传统上依赖他们的人士带进冲突之中，他们也成了被广泛批评的对象，就像是先前认为暴力即代表不民主与不进步本质的情绪一样，此时他们因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动荡而再次受到攻击。1960年可说是具备了煽动政治斗争所有条件的一年——日本历史上历时最长的九州三池炭矿罢工、成千上万人抗议《美日安保条约》更约的大规模示威，以及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在众目睽睽下被暗杀。这几件事未被视作独立事件，而是同一场规模巨大的政治纷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59年秋天，三井矿山拥有的三池炭矿宣布计划解雇约2000名员工，紧张情绪逐渐升温。为了在石油逐渐成为新能源选择的情况下，让矿场更具竞争力，裁员被认为是公司合理的对策。工会对这项决定不以为然，并进行了几次小型罢工。这并未阻止公司的裁员，被裁员的员工很多是工会领袖或成员，于是他们在1960年1月开始阻挠车辆进出矿场。为了响应他们的行动，工会决定罢工。罢工行动之一，就是拉起24小时的封锁线，25岁以下的人则组成“行动队”，驻守在公司各支部，处理必要的紧急事件。

随着工会分裂和暴力专家的介入，这起纷争在3月转而沦为激烈的暴力事件。工会的内讧发生于那些想要继续罢工的人，和希望罢工者回到工作岗位的公司护航派之间。3月17日，当后者与工会切断关系，另外成立“第二组合”（或“三池劳组刷新同盟”）时，双方正式分道扬镳。第二组合最开始仅3000人左右，接下来的10天，人数扩增到大约4800人，几乎是原来工会人数的三分之一，其中成员多是担心罢工事件扩大，以及对阶级斗争的理念不特别热衷的人。第二组合受到了公司的支持，他们与公司雇佣的暴力团合作，共同反对罢工者。据说他们以守卫巡逻的名义，用公司的宣传车和摩托车在街上游行，像警察的宣传车一样，挥舞着日本国旗，并将暴力团安排在了队伍最前面。

3月底，紧张情势到达顶峰，罢工者与有暴力团支持的第二组合之间，发生了一连串暴力冲突。3月27日，开着卡车的暴力团冲破位于四山坑的封锁线。试图阻挡他们的纠察员遭遇长镐、竹棍的攻击，他们还被泼水，被丢掷石块。第二天下午，抗议者与暴力团以及第二组合成员在三川坑发生冲突。约有1600名第二组合的支持者，由暴力团加持，分成三组人马，挥舞棍棒，试图强逼600名罢工者返回工作。这次冲突造成三池罢工第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据报有220人受伤。这次对决延续到隔天，此时罢工者形成一个阵列，高唱劳工歌曲，准备迎战开车和搭乘巴士前来的200名暴力团成员。下午4点左右，一辆车高速冲过检查哨，在南门停下，一群暴力团下车，企图挑衅纠察人员。此行动失败后，便在警方护送下移送至正门。紧接着，暴力团与纠察队之间的冲突再次爆发，混乱中一名抗议者久保清遭到暴力团刺杀身亡。当纠察队员听到久保的死讯，在他们重整队伍要对抗暴力团时，突然陷入了沉默。此时警察介入，将暴力团成员带往荒尾警察署；第二天早上，除了杀死久保的犯罪嫌疑人，其他人均被释放。这是三川罢工事件最关键的时刻——久保之死的震撼如此之大，以致消弭了两个工会之间的敌意，他们再次合为一个组织。

图源：《1960年·三池》，城台巖．藤本正友．池田益實，東京：同時代社，2002。出版者与三池劳动组合同意转载。

久保惨遭杀害一事，引起了大众对于暴力团出现在劳资争议纠纷中的注意，极道越界以及警察共谋的暴力同谋，成为千人所指的批判焦点。在日本共产党的党报中，记者高木乔评论说，右翼的暴力团已经如此明目张胆，并指出他们在1959年已介入数起罢工，包括《主妇与生活》杂志社、地铁公司、SS制药、成光电机以及山武自动车。

多名评论者也强调，暴力团是受雇佣的职业打手，暗指身为暴力专家的他们必须对暴力等级的升高负全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向坂逸郎观察到，暴力团早在1959年末期，就对三池虎视眈眈。他们不时喝得酩酊大醉，然后闯入工会主席办公室。向坂本身也曾被人利用传单攻击过，传单上写着“向坂收了工会很多钱”以及“赤色巨头向坂”。有些评论者不点名特定的暴力团，只称他们为“暴力集团”或“刺青集团”，因为刺青是极道明显的记号。这些人被描绘的形象是身穿破旧和服、用绳子当腰带、手持棍棒。而且据说，他们每天的工作大约可拿到5000日元。其他则是直接指名参与其中的暴力团。松叶会被指名为一个博徒组织，以破坏性行为模式闻名；有报道指出，其成员在3月底的三池罢工事件现身后，下个月又出现在《每日新闻》的支局攻击事件中，一名作者认为这起事件等同于战前对《朝日新闻》的袭击事件。另一个被指名的暴力团是“燃灯会”，这是右翼团体“大日本生产党”的前线部队。据说，该会从劳资争议一开始，便与公司方面有所联系。有鉴于他们曾经用车子冲向工会成员并有破坏财物的行为，该团体常被视为危险的存在。在三池争议中，燃灯会成员拍下工会抗议者的照片，并张贴在町内大街的公告板上，在3月底的暴力事件中（包括造成久保死亡的那一次），他们都是积极的参与者。随着罢工紧张情势升高，其他的暴力团如山代组和寺内组等，也相继加入战局。

暴力团的存在，以及传闻他们和警方之间的合作，被视为对大众的冒犯。前述的记者高木乔将最近劳工争议的暴力行为部分归咎于公司之间与日俱增的竞争，但也归咎于警方的干预，指称警方自1958年的《警察官职务执行法》争议以来，执勤时越来越具有攻击性。在高木看来，这两者的发展削弱了法院在争议中的仲裁角色，而法院原本是解决劳资纠纷较缓和且慎重的方式。少了循序渐进的合法仲裁途径，公司转而向暴力团和警方寻求帮助。据报道，在《主妇与生活》杂志社罢工事件中，当公司雇的暴力团威胁工会成员时，警方只是袖手旁观。同样的，在山武自动车争议中，当暴力团抢劫车辆，向罢工者施暴时，一辆巡逻车只是静静地停在一边，无动于衷。而在三池罢工中，警方被形容成只将注意力放在工会抗议者身上，而警察也只坐在大巴里，对暴力团与工会成员彼此冲撞毫无作为。偶尔警察真的动手逮捕暴力团成员，也很快会释放这些人。用三池工会四山坑负责人的说法，在罢工者的心里，他们很清楚警方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暴力团体。然而，若说暴力团完全不会因其行为受到处罚，也是不公允的。1960年4月初，警方曾经镇压这些团体，尤其是松叶会与国粹会。超过50人遭逮捕，但至于他们会被拘禁多久，他们的刑责有多重，就不得而知了。

三池公司经营者想要借助暴力团和警察，动用武力来平息罢工，在工会成员和他们的同情者看来，这是一股镇压民众运动趋势的象征。不论是劳工争议，或者是抗议《美日安保条约》更约，资方、暴力团、警方以及自民党，不断被描绘成群众政治参与和民意的敌人。尤其是在3月久保之死与5月的僵局后，越来越多人认定三池罢工与抗议更约是互为一体的斗争。

抗议更约最初是从岸信介政府支持修改《美日安保条约》所引发的。比起1952年最初的条约，新约虽然看似更为对等，但最终版本仍保留了美国在日本驻军的权利。这项基本的条款令社会主义者、学生团体、妇女团体等深感冒犯，他们认为，这将会钳制日本，最终沦落为美国霸权的从属者。也有人担心，美国军队的持续存在，将迫使日本卷进一场不由日本而起的战争。然而，岸内阁对更约相当满意，极力想拉拢美国一起合作，所以新约于1月在华盛顿签订；他们希望国会于5月20日批准，以便艾森豪威尔总统预定6月19日访问东京时，能正式生效。由于预期5月期限就会到来，成千上万的民众在4月走上街头，发动了一连串的抗议事件。到了4月底，东京街上已经可以看见右翼团体和策动游行者对峙的景象。试图压制示威的团体有国粹会、大日本爱国党和“义人党”等，“义人党”成立于1952年，拥有一个约500人的青年团——“日乃丸青年队”。

国粹会动员，压制《美日安保条约》更约抗议活动 — ▲《国粹会动员，压制美日安保条约更约抗议活动》1960，图源：荒原朴水，《大右翼史》，東京：日本国民党，1966‍‍

5月19日，岸信介与自民党使用强制手段以确保新约在国会顺利通过，这不禁令人想起1954年与1956年国会事件，致使情势火上浇油。从早上开始，当众议员激烈争论是否要延长会期时，松叶会、义人党以及自民党的青年部成员，占领了众议院本会议场的旁听席。自民党想争取更多时间，让条约议题交付投票，社会党则继续发表冗长的演说以拖延时间。那天下午，围绕着这项议题的阴谋持续，社会党堵住了众议院议长进入议长室的路。冲突在走廊上一触即发，涉及人员包括社会党与自民党国会议员、社会党秘书团、自民党院外团以及极道。据说一名社会党秘书的头部遭受撞击，被极道跪压“重要部位”；报道中则提到，两名社会党议员遭到极道的殴打。大约晚上6点，参众两院的议长请求派遣约2000名警力到国会议事堂外。然而，社会党的静坐持续到夜晚，其间也偶发冲突；晚上10点25分，当全院会议的钟声响起时，议长仍被困在议长室。大约20分钟后，议长仍继续催促社会党解散从议长室到议场内议长席的封锁线，但一切都是徒劳。议长于是决定请求500名警力，将社会党党员架出议事堂，以武力解散人肉路障——这是1956年以来，在日本国会史上，警察第二次进入议事堂。晚上11点48分，议长由国会守卫护送至议长席，当他上台时，议场内的全是自民党议员。不出所料，会期延长，条约案表决通过。

抗议岸信介首相更新《美日安保协约》的游行民众遭到暴力团的攻击 — ▲《抗议岸信介首相更新美日安保协约的游行民众遭到暴力团的攻击》1960.6.15

图源：西井一夫编《60年安保・三池斗争1957-1960》，東京：《每日新闻社》，2000。《每日新闻社》同意转载。

新安保条约案的强行表决通过，以及自民党处理问题的方式，都导致群情哗然，抗议活动激化到新的高点。上街抗议的民众不仅反对新约，他们也要求岸信介下台，内阁集体辞职。6月初，抗议活动蔓延到东京以外的地区，部分工人开始罢工，展现出了团结气势，特定的公共服务也被迫中止。为了控制这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自民党转而向暴力团寻求帮助。很多人相信，岸信介本人联系了他在监狱时的狱友儿玉誉士夫，请他组成一支暴力的右翼团体联盟。我们不清楚儿玉是否真组成了一个如此强大的组织，但暴力团在6月的抗议中的确随处可见。6月10日，当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先遣人员詹姆斯·哈格提（JamesHagerty）抵达成田机场，暴力团与警方阻挡了试图向他递交请愿书的行动。哈格提下飞机的阵仗相当引人注意，因为迎接他的是数千名抗议者，有些人攻击了他的座驾，反复呼喊着要他回美国去。

6月15日，艾森豪威尔总统预定访问日本以及新约生效日的前几天，抗议者和暴力团之间的冲突激化到一个高点。上万名抗议者在国会外抗议，他们大多是由“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与“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动员的。与他们抗衡的，是大约五千名警力以及数百名暴力团成员，他们来自各个不同团体，人数近千。包括在这场抗议前才刚成立的“维新行动队”，还有国粹会，他们的手臂和头上绑着印有该团体名称的臂带和头带。整个下午，抗议学生与暴力团之间不断发生冲突。5点过后，两台护国青年队的卡车挥舞着维新行动队的旗帜，直接开进了参议院门口旁的示威群众中。紧接着，数十名暴力团分子冲入人群里，挥舞着钉有钉子的棍棒，造成了多人重伤，他们还向试图逃走的民众投掷瓶罐。暴力团践踏并威胁要打死他们，当中许多是平民百姓，或是“新剧团”的成员。就像在三池罢工事件中一样，抗议者对站在一旁事不关己甚至与暴力团暴力同谋的警方，感到十分愤怒。6月15日晚间，丢掷石块的学生和挥舞警棍的警察爆发了口角，结果导致东京大学学生桦美智子的死亡，在抗议者眼中，这是三池事件久保清之死的翻版。

有鉴于这一天的暴力事件规模，岸信介于隔天上午宣布，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访日行程取消。之后，6月19日午夜的钟声响起时，新版《美日安保条约》正式生效。上万名群众当晚集结在国会外，和平地表达他们的不满；到了这个时间点，阻挡该约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暴力业已平息。最后，6月23日上午，因新版条约而闹得满城风雨的岸信介宣布他将辞职。

在“总理大臣阁下”标题下，极道与警察被描绘成共同密谋终结反安保条约抗议，他们完全无视于大学生桦美智子之死，或是玷污议会政治。文字部分写着：“我们不会屈服于国会外部压力。示威者是我们的敌人，学生是我们的敌人，妇女和小孩是我们的敌人。击灭示威者。严惩国际共产党。（口气转至漫画家那须良辅）当一名妇人死了，即使她是敌人，你难道不会表现任何同情？”

图源：《世界》176期（1960年8月）。画家那须良辅之妻，那须美代同意转载。

在对新版条约的愤怒和岸信介的铁腕策略缓和后，成千上万的反条约抗议民众将气力转移到依然持续的三池争议，远赴九州加入罢工者。最后，到了1960年秋天，资方在警方与其他矿场的支援下，坚持得要比罢工者更久。最终，工会成员让步，公司的应对措施得以完全实施。

正当左派与大部分民众踉跄着走出一个暴力的夏天时，当年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惊天大雷，终于在10月降临，这也是三池争议最后一个阶段的展开。10月12日下午，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在日比谷公会堂对着一千多名民众发表电视公开演说时，遭一名右翼团体成员打断，他们正从会场的二楼发送反共产主义的传单。突然间，一名17岁少年山口二矢冲上台，当场以胁差（一种日本武士佩带的短刀）将浅沼刺死。被逮捕后，山口解释他攻击浅沼的动机：这名社会党委员长与中国和苏联过度友好，是背叛国家的叛徒。依同样的逻辑，山口原本打算暗杀日本共产党与日教组的委员长。11月2日，山口执行对自己的刑罚，以自杀结束生命。

▲浅沼稻次郎被右翼少年山口二矢刺杀场面摄影：长尾靖，1960.10.12（该照片获1961年普利策摄影奖）‍‍‍‍‍‍‍

大江健三郎以山口二矢刺杀事件为原型，创作了中篇小说《十七岁》和《政治少年之死》，先后刊载于1961年1月和2月的《文学界》杂志。作为文学创作，大江使用大量虚构的心理描写和人物关系描写，结果导致右翼团体极端不满。在后者暴力威胁下，刊发小说的《文学界》未经大江同意，向山口二矢相关人士、团体公开道歉，小说也因此雪藏逾50年，2010年郑民钦翻译的中译本《政治少年之死》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2015年以后，德国、法国也相继翻译出版。至2018年，这两部小说始收入《大江健三郎全小说》。

经过进一步调查，警方发现山口是“大日本爱国党”成员，且有犯案前科。他长长的罪状，光是1959年就包括如下：向反安保的抗议者发送传单（6月25日）；干扰谈论安保新约的广播节目（7月29日）；在广岛的原子爆禁止世界大会上冲破交通封锁线、丢掷烟幕弹、对警察动手（8月5日）；毁损警官衣物（9月7日）；非法入侵（9月8日）；散发传单并伤害警察（11月16日）；用扩音器从车子里大声叫嚣，并对警察动手（12月14日）。他在1960年的罪状包括：妨害反安保集会（3月1日）；妨害反安保游行（4月26日）；暴力行为（5月3日）；毁损标示反安保请愿地点的看板（5月14日）。对于这些罪状，似乎因为年纪的关系，山口的刑责皆为缓刑。在许多左派人士的心中，浅沼的暗杀与安保抗议活动是彼此关联的，因为他们认为，社会党委员长是反安保运动的重要象征及领导者。对浅沼的攻击，因而被广泛解释为对所有反对安保新约国民的攻击。有些评论者进一步延伸，将暗杀行为解释为对支持日本独立、和平与民主人士的恶意行动。

而暗杀事件、反安保运动与三池罢工的共通点，就是右翼暴力团的存在，尤其从同情左派人士的观点看来，更是如此。到1960年秋天之前，关于必须削弱暴力团势力的议题已可见诸多讨论，因为他们“如洪水猛兽一般”，对平和生活是百害而无一利，况且他们的行事作风与公民的意志相左。对于该采取什么反制行动的建议，包括镇压极道团体；留意他们的政治地位、内部运作，以及他们与政权的关系。名东京教育大学的教授特别关心暴力右翼团体如何锁定年轻人为招募对象。他忧心这件事，主要因为这一代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战争，而这意味着，他们无法了解加入右翼势力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

对于再一次经历二战前岁月的恐惧，赋予了1960年左派架构政治发展的方向。由于很多人立刻将浅沼的暗杀事件描述成右翼的“恐怖主义”，20世纪30年代的语汇便复活了。也有人激烈地争辩，法西斯主义是否在日本复兴了。思想家兼评论家久野收并未明指法西斯主义，但是他坚信浅沼被刺是二战前与战争时期的“邪恶传统”，期望利用暴力对付政治上的代表人物，而这传统尚未绝迹。他主张，和二战前一样，右派正使用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谋杀，制造一种恐怖气氛，如此他们便可以将这个国家带往他们认为适合的方向。久野承认，在二战后的十五年间，人们开始书写自由与民主。然而，他声称，在暗地里仍有意识形态暗杀的可能性，而浅沼的暗杀事件便透露出来了。久野和其他人注意到美国媒体如何刊登关于最近日本事件的文章，让美国的读者质疑日本的民主与“文明社会”状态。一名评论者同意10月12日在《华盛顿晚报》（*Washington Evening Post*）上的一篇文章，内容即是关于浅沼攻击事件如何让人想起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军国主义者对政治人物的暗杀行动，这起事件也激发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日本法西斯主义是否有民众支持的基础？

其他人虽然担心右翼的暴力，但不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有那么严重。这一方的论点是，民主与自由精神的普及，以及公民所具备的发言权，使当前日本的政治情势已经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不相同了。一位作者写道，不能因为浅沼的刺客山口提过对好几个人物（包括天皇、吉田松阴、西乡隆盛和墨索里尼）怀有敬仰之情，就轻易将他与带有希特勒式虚无主义心理的法西斯青年相提并论。

1960年的事件也引起一股对暴力的批评声浪。在某些批评中，清楚且明确地谴责某些政治或意识形态团体，而其他批评则只是暗指，很少明说。然而，其共识都是对政治暴力的全面谴责。较主流的报纸更是挺身而出，发表了反对暴力的声明。6月中旬，反安保运动最高点时，《朝日》《每日》《读卖》《产经》《东京》《东京时报》《日本经济新闻》等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放弃暴力、守护议会政治。声明中表示，6月15日的“流血事件”是一件“痛恨事”（憾事），根源于对日本未来深沉的忧虑。使用暴力而非语言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声明中也忧心这种趋势若持续下去，将摧毁民主，危及日本身为一个国家的存在。他们催促执政党和反对党合作，解决当前局势困境，回应人民想要保护议会政治的愿望，并消弭焦虑。类似的情绪也表现在三池争议上。《朝日新闻》虽然对罢工者的批评多于对资方，但针对此议题也以一篇社论作结，坚持暴力无法取得圆满结果，两造必须找到一个和平解决争议的方法。而于1960年7月接替岸信介的池田勇人首相也批评笼统的“集体的暴力”（虽然左派怀疑，“集体的暴力”暗指工人罢工和民众运动）。10月21日的众议院全院会上，池田发表谈话，指出消弭所有暴力之必要，不分左派或右派。

1961年，不同党派向国会提出禁止暴力的法案。2月时，社会党提出《恐怖主义防止法案》，要求对政治恐怖主义的严厉惩罚，其定义为受政治意识形态鼓动的谋杀，以及以武器胁迫，导致谋杀的可能性相当高。5月时，自民党交出一份与“民主社会党”（以下简称“民社党”）共同联名的法案，民社党成立于1960年1月，是由退出社会党的党员组成。这份《政治的暴力行为防止法案》不只针对杀人或肢体伤害行为，同时提高了其他不正当行为（如擅自侵入）的罚责至重罪。这份草案也鼓励人民向警察举报任何施加暴力行为的可疑人物，阻止组织的不法和不当行为。若某团体被认为行为不当，其成员不得为该组织从事任何行为，包括发送机关报纸、举行示威游行，或公共集会，限期至多4个月。可想而知，这两项法案无不饱受批评。社会党的提案被一些人认为太过；类似的指控也针对自民党—民社党提出的版本，左派指他们的版本类似1925年的《治安维持法》。由于伴随这些争议的国会冲突与示威游行，两项提案都没能通过。

・本文节选自《流氓、极道与国家主义者：近代日本的暴力政治（1860—1960）》第五章“民主重建：二战后的暴力专家”，推送时删除了注释，标题有所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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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部分出自本书，部分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