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风暴席卷全球，但其思想回响在东西方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路径。本文深刻剖析了二战后德日两国知识界对“变革可能性”的核心分歧。
在德国，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沟通理性”理论强势崛起。他寄望于市民社会通过理性对话形成公共领域，在议会框架内推动改革。这一理论为社会民主党（SPD）吸纳“68一代”提供了思想基础，深刻影响了德国的政治文化与教育理念，强调沟通能力作为社会正义的基石。
而在经历了“全共斗”运动的日本，思想界则走向了更深的解构与反思。吉本隆明提出“共同幻想论”，揭示潜藏于现代化表象下、根深蒂固的日本式集体无意识，质疑变革动力的匮乏。广松涉则从哲学层面深挖“物象化”现象，指出社会认知本身即被无形的共同主观性规范所塑造，成为意识形态的源头。他们的思考，虽路径不同，却共同指向了以“自立理性主体”为前提的近代思想的困境，为后现代思潮埋下伏笔。
本文清晰勾勒了哈贝马斯的“理性沟通”与日本思想家的“共同幻想/物象化”批判之间的张力，揭示了不同文化语境下对社会变革动力与局限的深刻洞察，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复杂的思想光谱提供了关键视角。探寻沟通的边界与幻想的本质，至今仍是叩问社会变革的核心命题。
在日本，社会对全共斗新左派激进行动的反感加剧导致随后的“后全共斗一代”学生们（即在1951年至1958年之间出生，曾在保留了一些全共斗氛围的大学学习的学生一代）非政治化的急剧发展。而在德国，作为旧左翼的社会民主党（SPD）成为接纳这一代德国青年的平台。1947年前后首次亮相，因此被称为“四七社”的反权威主义战后激进作家团体中，最引人注目的存在是君特·格拉斯。正如前文提到的，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格拉斯深化了与维利·勃兰特的友谊，继续支持SPD，同时他也向APO的学生们传递了一个建议，即通过SPD参与政府，从议会“内部”进行改革将会更有建设性。
在1969年的大选中，一直作为联合政府中“年轻伙伴”的SPD取得了重大胜利，与中间路线的自由民主党（FDP）一起，组成了由勃兰特领导的中间左派政府。以此为契机，一些已经退出或与1968年运动保持距离的学生成为了SPD的新支持者。经历了运动挫折的“1968年一代”（相当于日本全共斗一代人）中，也有不少人成为SPD主导的温和左翼自由主义阵营的支持者。
在1968年以后的这种与SPD（社会民主党）结合的左翼自由主义政治文化中，开始发挥影响力的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学生，尤其是哈贝马斯。与他的两位老师对被物象化的技术理性支配下的“布尔乔亚社会”表现出的怀疑态度不同，哈贝马斯对于“市民社会”具有相当高的期望，认为它具有改变现实政治的潜力，因此他的思想更容易被六八一代及其后的一代，特别是通过SPD积极参与政治的一代所接受。在他的教授资格论文，也是一本在英语国家圈被广泛阅读的关于市民社会论、公共圈理论的教科书式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论资产阶级社会的类型》（1962）一书中，哈贝马斯描述了市民公共领域作为市民意见交流场所的历史形成过程。
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之一，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
与古希腊城邦的小规模政治共同体不同，现代国家中所有市民齐聚一堂进行辩论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然而，随着报纸等公共媒体的发展，政治信息也通过它们传播给人们，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逐渐形成，这也就是关于国家政治运行方式的集体观点（opinion）。这些观点通过议会等代议制机制牵制国家政权（公权力）的滥权。
作为市场上自由参与者的市民，基本出发点都是在追求自己的私利私欲，未必从一开始就具备相互团结的连带意识。然而，通过媒体分享到共同的信息后，他们意识到在与公权力的对抗过程中，例如：在追求商业自由、言论自由和法律平等方面，彼此之间拥有共同的利益，为实现这些诉求，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自我私欲，采取了协调一致的行动。这就是现代市民社会中的公共性。
哈贝马斯认为，市民社会中存在相对独立于国家机构和市场，围绕市民共同利益进行沟通交流的公共领域，从而对技术理性导致的一元化统治形成了一定的制约。
哈贝马斯的哲学核心理念存在一个前提，即每个主体内潜在着一种试图超越物质利益关系，实现“从相互理解到形成共识”的“沟通理性”。但是，这种沟通理性的作用通常受到植根于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各种意识形态的阻碍。现代社会理论的使命在于，构建为实现无限接近沟通理性所追求的最终目标“理想沟通情境”而“对话”所需的基本规则和程序。
在学生运动仍然盛行的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哈贝马斯试图基于主体间沟通的重要性体系化创建新的社会理论。他提出了一套系统论，该理论认为，与主体意图无关，法律、经济、政治等各种系统会自动循环并重复运动。就这一理论，他与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1927—1998）之间进行了争论，同时也影响了宫台真司等人。
哈贝马斯作为对话哲学家的形象，甚至在教育政策中也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在一些由社会民主党（SPD）掌握政权的州。在这些州，教育政策试图从传统的人文教育方式转向强调沟通能力。哈贝马斯的理论强调将沟通能力作为社会正义的基础，对于试图吸收各种市民运动的能量以增强政权向心力的SPD来说，这是一个好的理论。
对市民社会充满正面评价，并强调沟通对话的哈贝马斯的理论在1970年代的德国占据支配地位。然而，在1970年代经历了全共斗运动的日本，开始倾向于以新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和理解阻碍一般大众参与革命运动的社会关系性问题。这一思想潮流也可以说是强调只关注社会的底层结构无法揭示社会现实的初期法兰克福学派问题意识的萌发。代表人物是文学评论家吉本隆明（1924—2012）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1933—1994）。他们受到参加过全共斗的新左派学生的强烈支持，在进入1970年代以后依然很受欢迎。
吉本隆明的共同幻想论试图在刻意忽视底层结构问题的基础上，将神话和民间传说中出现的人物的“共同幻想”作为媒介，分析构成日本这个“国家”的关系。吉本指出，日本表面上看似是受到西方影响才实现了现代化和理性化，实际上真正起作用的是扎根于深层面上的日本特有的共同幻想。吉本通过这种方式提出了一个一直以来未被充分讨论的问题，即“为什么（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日本大众似乎不太渴望变革”。由此，他吸引了那些不满足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教条主义态度，以及丸山式整齐划一公式化的现代化理论的人们的关注。
以往，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市民主义者，他们都认为人类本能地具备排除“上天”（此处指天皇、上级）的介入，自己决定事物的命运的欲望，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帮助人们“觉醒”，认识到自身具备的这种内在欲求。因为这被认为是人类共同享有启蒙主义的前提，所以他们在此之前并没有认识到认真讨论日本大众不渴望变革的原因的必要性。看似不渴望变革的原因就是他们仍然受虚伪的意识（意识形态）的束缚，而知识分子的任务是尽早唤醒他们，这被认为是善行。
吉本隆明认为，共同幻想并不是表面上的启蒙活动可以消除的东西，而是更加根深蒂固的。他督促那些游离在大众群体之外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社会存在意义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然而，吉本本人并没有对自己的问题提供积极的答案，因此在“吉本主义者”中，有不少人以“大众的共同幻想”根深蒂固为理由，倾向于接受现状。时至今日，仍有相当多的前新左派或左翼支持者质疑曾经的精神领袖——“难道吉本不就是一个强调私生活的小资吗？”然而，我认为这些批评不应归咎于吉本本人，而应归咎于个人的责任。
与吉本不同，广松自始至终都坚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同卢卡奇、阿多诺等人一样，他将注意力放在马克思的“物象化”概念上，并将其与后期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共同主体性”（或“主体间性”）的概念联系起来，以哲学的方式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简单来讲，广松将“物象化”视为一个根本性的概念，“物象化”不是个人对资本的拜物教式欲望引发的过渡现象，而是源自围绕事物认知根本框架的一系列（无意识层面上形成的）社会规范的根源性事象，例如：“1+1=2”“人有精神和肉体”“我的东西不是你的东西”等等。
广松涉（ひろまつ わたる，Hiromatsu Wataru，1933～1994），山口厚挟人。因为是在祖籍福冈柳川长大，故终身自称“籍贯柳川”。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新左翼运动旗手，当代日本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思想大师。
人类在处理信息时，并不是原封不动地使用通过五官感知到的数据，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结合了各自所属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形成的不同形式的认知框架，将数据加工成信息，构建出对自己来说可认知的“客体”。换言之，“我”认识到“我”面前的“事物”，就像周围的“他者”一样认知这些事物。
当然，最基本的认知往往是几乎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实现的，因此“我”并不会意识到这一点，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例如，许多日本人从小就认为太阳是红色的，但这并不是普遍的认知。通过这种根本层面上的“物象化”建立起“我们”这一共同主观性，然后以不断叠加的形式，形成了不同层次的“物象化-共同主观性”。物象化形成了虚幻的假象，人们将其误认为是终极实体，便形成了意识形态。现代资本主义就是在围绕“资本”的各种共同主观性的错综复杂的错觉之间形成的。对于广松而言，马克思主义是通过解开这些意识形态、分析“物象化”结构，进而重组社会关系的武器。
广松以物象化理论为中心，将此前被视为与“纯粹学术哲学”本质相异的马克思主义与德国观念论和现象学等语境相连接，达成了非常显著的成就。由于他开辟的这一研究路径，即使不一定偏爱政治行动的学院派哲学家，也开始倾向于将马克思作为认知论和行为论的文本进行研究。从这个意义而言，他发挥了类似于阿多诺的作用，尽管广松本人似乎不怎么谈论阿多诺。他的影响不仅限于其哲学直系弟子，如伦理学家大庭健（1946—2018）和熊野纯彦（1958—），还扩展到了社会学领域的代表性学者，如大泽真幸（1958—）和宫台真司。
然而，由于他在哲学层面过于深入地挖掘物象化现象，导致了一个问题的出现，即在何处划定应当通过马克思主义实践消除的“恶性物象化” 与人类作为操作语言和符号的社会存在而无法消除的“根本层面上的物象化”之间的界线，他和他的学生们在理论上陷入了困境。在民族、语言、性别、性取向等方面不同的物象化形态，是否可以通过均等化实现更普遍的文化，即“积极物象化”的转型是否可能，对于这一问题，他们无法给出明确答案。
结果，吉本和广松都通过指出以“自立的理性主体”为前提的近代理性主义思想难以阐明的共同主观性“关系”问题，为1980年代的后现代热潮奠定了基础。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坚决捍卫后现代言论、坚守近现代理性主义的最后据点“沟通理性”、为此甚至不惜提出与自己的老师霍克海默、阿多诺相左观点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广松在1980年出版的著作《论“近代的超克”——昭和思想史断想》从现代的角度重新回顾了战前京都学派和日本浪漫派的“近代超克”论。虽然这本书在当时并未引起广泛关注，但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它似乎提前预示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将正式浮出水面的“摆脱西方现代化”的思想趋势。
作者简介
仲正昌树，1963年生于日本广岛。东京大学大学院地域文化学博士，现为金泽大学法学类教授。专攻社会思想史、比较文学史。著作有《货币空间》《后现代的左回旋》《“隐藏之神”的痕迹》《“法”与“法外之物”》《法的共同体》《历史与正义》《“不自由”论》等。
译者简介
暴凤明，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中国传媒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后，中央民族大学东亚佛教研究中心会员，中华日本哲学会会员，主要从事日本宗教文化与政教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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