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乱繁杂的2025年已经过去了，就我个人而言，却有一种微妙的感觉：一方面，过去一年似乎确实发生了很多重要的大事，它们必然会在更远的未来被叙述为一些更为重要的巨变的序曲；然而另一方面，又觉得仿佛无事发生，所有这些纷扰都不过是历史长卷上白噪音的复现，借用黄仁宇的书名，2025年，只不过是AnotherYear of No Significance而已。在这样的心绪中，我觉得很难再像学生时代一样，单纯地因为在阅读中收获新知而感到愉悦，同时也很难在文本阅读和现实体验的参差对照中获得所谓“洞见”的优越。尽管如此，过去一年，还是有几本东亚主题相关的书在头脑中留下一些痕迹，感谢陈言女史的邀请，可以借此聊作记录。
第一本是韩国历史学者林载贤（Jie-Hyun Lim）的Victimhood Nationalism—History and Memory in a Global Age（《受害者民族主义——全球时代的历史与记忆》）。这本书的洞见从作为主标题的概念即可一眼而知，我以为“受害者民族主义”（Victimhood Nationalism）高度凝练地概括了东亚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核心逻辑。我这一代国人成长时所接受的国史教育，一个很重要的面向就是描述“冲击-反应”模式下、中国作为后发的受害者不断反抗和奋发的过程，时至今日，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种这种“受害者”的心态和历史叙事，依然在国内的舆论话语场中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尤其是在涉及敏感对外关系（比如中美、中日）时，它们会和新近的“赢学”话语杂糅，成为一套高度封闭、自我循环的论证。本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这种“受害者民族主义”（Victimhood Nationalism）并非哪个国家独有，而是21世纪以来全世界范围存在的一种普遍的心理和政治现象。国家（特别是民族国家）通过强调自己的苦难经验，一方面整合内部的民族认同，另一方面，在对外交往过程中为本国的行为模式提供先在道德优势和正当合法论证；与之相应的，则是模糊甚至淡忘自己曾经作为“加害者”的历史，以及压制潜在的反思活动。借用书中原话，“苦难的记忆成为了权力的资本。”（“The memory of pain becomes the capital of power.”）
由此带来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不同国家之间展开了“受害者竞争”，通过历史比惨的方式来为现实的行动提供合法性论证：谁过去遭受的苦难越深厚，谁现在就有越充分的理由去伸张具体的现实诉求，哪怕这样的诉求是永无止境并且是压制别人的……
与此同时，这种心态和策略还带来对于过往悲惨事实的“去历史化”或者“过度历史化”的问题：要么是只强调受害的结果却忽略原因（比如日本单纯强调作为被核爆者的悲剧却回避对原因的探讨），要么过于精心地挑选和排布不同的历史记忆，比如加害者中也有部分小众群体参与了对受害者的保护或者同样成为受害者，通过细节的勘误的形式来模糊甚至颠倒对于整体的判断。
作者在结论部分对此种“受害者民族主义”提出了批判，指出这种心理通过简单的二元对立（受害者/加害者）简化了复杂的历史，阻碍了真正的历史反思和对他者苦难的共情，更可能导致“集体无辜”的错觉，使个人和国家的加害责任被淡化或免除。
这种批判并不难想见，困难在于如何超越这种心态，作者认为，真正的挑战在于培养一种批判性的记忆，即既能承认自身痛苦，也能正视自身可能成为加害者的能力，从而打破自我正义的道德循环。这显然又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命题，比如从加藤典洋和高桥哲哉的分歧出发，就能进一步延伸。但我想，是否还有另一种可能，即提倡一种朝向未来的心态和情感，毕竟“昨日之日不可追”，我们能够且不得不朝向的只有未来。
第二本是国分功一郎的《中动态的世界——意志和责任的考古学》。这本书同样有一个非常明晰的标题——能够帮助读者非常直接地把握它所要传达的思想意义。同时，就“责任”这一话题而言，这本书也是对上本书的一个延续，不过这种延续不是历史层面或哲学层面的，而是语言层面的。
我博士论文的选题是中国现代作家晚年的回忆录写作，那实在是一些令我感到如之奈何的文本。老作家的回忆当然提供很多了供后来文学史研究者考据勾陈的材料，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文字里难以持平的个人情感，尤其涉及对历史事件的责任划分的时候。比如胡风的回忆录里，通篇都充斥着“我不得不”的字眼，仿佛在暗示这位“主观战斗精神”极强的诗人始终都在被动地应对着变动的时势。我开始意识到，从语言来判定责任可能本来就是一种奢望，动词语态不容分辩的主动/被动形态本来就潜藏了主体责任主动/被动的二元对立，哪怕汉语不像英语、日语等一样动词有明确的被动语态。人的行动究竟包含了多少主动又有几分被动，本来就难以厘定，所谓主体的“决断”，又是几分幻想和多少无奈也令人狐疑。
国分功一郎这本书的启发就在于，他从所谓“中动态”出发，尝试将对“意志”和“责任”问题的讨论超越主体的主动/被动的二元对立。关于“意志”和“责任”的问题，过往的法哲学领域已经有很多讨论，国分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进入，他先进行了知识考古，得出一个有关“中动态”的结论：“中动态”不是“主动”和“被动”之间的一种语态，而是“主动/中动”的语态区分在语法上先于“主动/被动”的区分，“被动不过是中动态所具有的一个意思”。借用王钦老师的话进一步解释，则是：如果说“主动/被动”语态的关注点是主体/主语所占据的“施事者”或动作“承受者”的位置，那么“主动/中动”语态的关注点则是“主语在行为过程的内部还是外部”这一问题。因此，“中动态”的要点便是：主体/主语和行为的过程密不可分，行为并不是单纯依附于一个已经存在的主体，毋宁说主体通过这一行为、在这一行为中实现自身。
那么，如何从“中动态”的角度来理解主体的意志问题？国分借此讨论了斯宾诺莎《伦理学》中的“内在原因”概念。简而又简地说，在斯宾诺莎那里，只有拥有完全自足的内部力量的“上帝”/“自然”才可能是“主动”的，而作为“样态”的个体则被各种外部力量所侵扰，从而只能是“被动”的。于是主动/被动的问题其实被转化为自身内部力量与外部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程度差异问题。再进一步，可以说国分借由“中动态”的责任讨论问题，把因果之间的目的论式的关系，转变为一种“表现”关系。依照我个人的理解和发挥，国分其实是把问题重新拉回了主体的内部，自由的获得不再需要“补完”，而是“净化”。
第三本是《思想地震：柄谷行人演讲集1995-2015》，柄谷是我从读博时期就一直关注的对象，从2003年《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被译介到国内后，有关“风景”的话题，就成了中文学界长久的热点。不过柄谷在初版本里有关“风景”的表述，其实在知识和逻辑的层面，都很含混，好在最近几年，包括《起源》的岩波定本、《柄谷行人文学论集》以及这本演讲集都陆续得到译介，中文读者得以较为整全地看到柄谷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工作。特别是“现代文学的终结”一篇，与《起源》构成了闭环。也是在“文学”终结的认识基础上，柄谷离开文学，转向了哲学和社会实践。不过于我而言，总觉得正是因为赋予文学以严肃意义时代的“终结”，文学的“严肃意义”才可能诞生，然而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在此就按下了。
[日] 东浩纪 著， 王飞 译，靳丽芳 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
最后一本是东浩纪的《弱关联：在旅行中探寻检索词》，相比于前面几部著作，这本书要浅白和通俗得多，阅读起来也轻松，基本一次旅行中利用在机场或者坐高铁的时间就能看完。但这本书反而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一直以为，从事学术或者批评不一定就非得永葆严肃或者痛苦的面容和深情，并且我深刻地相信，过度的严肃思想必然导致对外部世界过于严厉的悲观印象，并由此产生自己都难以预料的可怕后果。关于这本小册子的内容其实没什么过多可说，想说的是书里传达出某种看似天真、不切实际但我以为实则深刻的态度，借用书里的话就是“弱纽带是偶然性的世界，人生是由偶然构成的”，但东浩纪并不把这种偶然理解成海德格尔式的“被抛状态”或者其他诸如霍布斯、萨特等的可怕境遇，相反，他认为正是弱关联的偶然带来了真正正向改变的可能，这里面可能有一种盲目的乐观或者信心，可这不正是当下越来越严肃的世界里，我们更需要的东西吗？
作者简介
孙大坤，男，汉族，1990年出生于河南焦作，2008年至2015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先后获得哲学学士、哲学硕士（中国哲学）学位，2016年至2021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专业，获得文学博士（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位，2018年至2019年赴日本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访学一年，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特聘副研究员。代表性论文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经典与解释》等刊物，此外在文艺报、《长江丛刊》等媒体发表文艺时评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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