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日本殿堂级歌手谷村新司2023年10月8日离世，享年74岁。他在1972年组成乐队Alice，创作了《昴》《冬の稲妻》《風姿花伝》等流行甚广的歌谣名曲，他的影响力远播中国内地、港台和东南亚。去年为了迎接 Alice 50周年纪念，谷村新司仍有演出活动，并且计划未来的演出活动。突如其来的噩耗，让歌迷深感错愕心痛。王广生从句调、歌词及其改编、歌词所营造的意境等侧面切入，对谷村音乐进行深入评论，是编者所见最具有深度的谷村音乐本体论。故在网络悼念谷村的热度消失之后，谓无名决定推送这篇乐评，让读者跟随着它去寻觅谷村音乐的内在魅力。
据媒体报道，日本著名歌手、音乐家谷村新司先生已于10月8日病逝，享年74岁。消息传出，引发广泛关注，很多人在不同媒介上表达了惜别之情，中国外交部也对其逝世表示哀悼，并对其音乐及其对中日友好事业的积极贡献表达了敬意。
谷村新司不仅是日本的音乐传奇，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他一生创作了700多首歌曲，很多都成为不朽的经典，著名的有《昴》《花》《浪漫铁道》等，其中有近50首歌曲被翻唱成中文版本，翻唱者有如邓丽君、徐小凤、罗文、张国荣、关正杰、姜育恒、张学友、郭富城等一线歌手。谷村新司很早就致力于以音乐的方式促进中日友好事业，自1981年来华演出以来，他多次以不同身份来华参演，甚至还在上海任教。
特别值得感念的是，2003年，中国爆发非典疫情，谷村在日本大阪举行的《抵制非典，支援中国》演唱会，将演唱会带来的18万美元，全数捐给中国非典患者。而在新冠疫情蔓延期间，谷村新司先生拖着病体，创作《心花传》，呼吁中日友好、声援中国抗疫，并呼唤全世界的人们团结一心、共克时艰。可以说，谷村新司的人道主义形象、和平友好的精神与其音乐一并建构了一道美丽的风景、一种温馨的记忆。
不过，对于喜欢谷村新司音乐的人而言，或许最好的悼念方式，还是回到谷村新司的音乐本身，在他逝世之际，再次重温那些熟悉的旋律，回味富有意味的歌词，聆听岁月流淌的声音。抑或，我们也可进而思考一个问题，谷村新司的音乐，何以获得我们的认可，何以打动人的内心？
在笔者看来，走进谷村新司的音乐世界，以下几个方面不容错失。
一、多元文化内共生的音乐
首先，谷村新司的音乐中可以看到一种多元文化融合的状态，他的音乐既是东方与西方在流行音乐中的相遇，也是古典与现代的内共生。
谷村新司出生于一个传统曲艺氛围浓郁的家庭中，母亲擅长三味线弹唱（長唄），姐姐从六岁就开始系统的舞蹈和曲乐训练。按照谷村新司的话来说，他的音乐就启蒙于市井的音乐和艺伎的世界。因此，在别的小朋友唱童谣的小学生时代，他却在教室唱起了市井小剧场时常演出的“都都逸”——一种以“5-7-7-7-5”或“7-7-7-5”为基本句调的三弦伴唱的俗曲。当他上中学的时候，电视广播中的西方流行音乐给他新鲜的刺激，特别是现代民谣直接刺激他开始从事音乐的创作。人所周知，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激流纵横，嘻哈叛逆，对怀揣梦想、心有远方的青年人而言，那是一个可被冠名为“摇滚”的时代。彼时的谷村新司，1970年他和Rock Candies乐队的伙伴完成了在美国的摇滚“朝圣”之旅，1971年底，从美国汲取了新鲜营养的谷村新司迫不及待地与堀内孝雄、矢沢透共同组建了第二支乐队Alice乐队，翌年3月，便发行了首张单曲。从这张唱片封面中长发、喇叭裤的形象便可窥探一种强烈的抒情摇滚风，彰显创作者拥抱世界的热情。但随着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迁，“摇滚”的部分及其所蕴含的强烈的激情开始消退，“温柔的抒情”得以强化，日本流行乐坛，也日渐成为一种去政治化的领域与方式。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流行的冈林信康、高田渡等政治民谣开始消失在消费经济的洪流之中，井上阳水、吉田拓郎等为代表的摇滚音乐人也开始发生转型，在主题上开始关注青年人追求物质生活的渴望，在形式上经历了对西方摇滚乐的模仿期后，也开始寻求属于日本的流行乐之路。谷村新司的音乐也是如此。早在受西方流行乐刺激而投身音乐创作之际，他就注意到西方音乐和日本音乐在人声演艺时呈现方式的异同，如不规则颤音的利用方面，日本的演歌和西方的民谣就有相似却不尽相同的表达。因此，他后来开始追求一种将日本人声和西洋乐结合的融合性演艺风格。1974年，谷村新司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蜩》。在这张专辑中，谷村新司自觉界定了属于自己流行音乐的基本范式：在内容和形式上融合东西、兼及古今。但这一时期，谷村新司流行音乐最重要的特质，还是日本古典美学要素的凸显（如《蜩》在东方器乐方面的使用，用词与表达上的简约与自然，含蓄神秘氛围的营造等），甚至出现了回归亚洲意识的倾向，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就是《昴》。中日媒体介绍这首歌创作的背景时，出现了N个版本。概分两种，一种是谷村新司对中国东北地区夜空的想象；一种是谷村新司看到了一幅沙漠夜行图。前者所指明确，后者似乎指向了日本著名画家、有当代玄奘之誉的平山郁夫先生的丝绸之路主题画作。虽然我们很难考证哪个版本更接近事实，但这些版本都指向了谷村新司音乐中的中日连带意象乃至亚洲一体的想象。
左起：堀内孝雄、矢沢透、谷村新司
图源：NHK NEWS
另一方面，1988年谷村新司与欧洲交响乐团合作，发行了《狮子与蔷薇》专辑，积极推动流行乐与交响乐的融合，这在当时来说堪称惊人之举。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谷村新司音乐的开放性与多元文化的融合性之事实。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谷村新司的流行音乐的底色依然属于日本式的古典美学。若是了解日本诗歌史并有日语基础的朋友，仔细聆听谷村新司的歌曲，就会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即歌词及其相应的节奏与旋律是以五七调为基本单元来完成的。所谓“五七调”或“七五调”源自日本传统的定型诗歌“和歌”的内在固定性，如汉语中的近体诗有自身的字数、平仄和押韵要求一般，“和歌”中的“短歌”，就一定是由17个假名（日语是单音节文字）组成的“5-7-5”诗体。这样的诗体也就规定了它的基本节奏。
如《昴》中最基本的句调是：我は行く さらば昴よ （われはゆく さらばすばるよ），5-7。而中文译本却难以做到这样的“5-7”音节：我将启程 再会吧 命运之星。
因此，音乐没有国界，这句话也需具体分析。就形式而言，音乐也有民族的特色（如器乐、颤音的使用等），但从音乐的理想来说，从解放人的心灵、引领人的情感来说，音乐没有国界。而且，从审美的陌生化来看，差异性也是艺术之美的一部分。
二、诗意的追寻
日本江户时代著名的俳人松尾芭蕉(1644—1694)及其弟子提出了“不易流行”的创作理念，将“千岁不易”与“一时流行”相对立的概念统合于“风雅之诚”。“流行”多指诗人当下的现实感受与时代精神，“不易”则指无关世间变化的本质。这一理念，注重诗风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也强调诗歌（俳谐）超越时空的内在可能。物随时转，但变化与流行并未改变其中的真理，四季流转也是不变的自然真理的表现。“不易”与“流行”相对、相通，殊途而同归。这一美学思想，被后世所接受和重新诠释，成为日本文化一个独特审美观念。
纵观谷村新司的音乐创作，虽然从形式上和主题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每个时期有不同的侧重与表达。但仔细观察，我们也可看到其中不变的东西，那就是对“诗意”的追寻。
对我而言，谷村新司为代表的日本流行音乐，可视为一种时代之歌，也可理解为一种在美学意义上的诗的绽放。前者指向时代的当下，后者指向人性的永恒。正所谓一个时代虽有一个时代之歌咏，但在一个整体的历史关照之下，对人自身命运深层次的追问，则是艺术美学最为根本的责任。
回到谷村新司音乐本身，我们若是比照对其翻唱的中文版本，就可发现原作与翻唱之间的差异，根本上就是“诗”与“歌”的差别。
如谷村新司的名曲《浪漫铁道（蹉跌篇）》（1985）。从歌词可知，这是一位孤独者的自语和追忆。他来自乡村（地方）而如今在都市（东京）旅居、漂泊，如今面对两难的抉择：
在一个不知名的车站，我在站台上
茫然望着纷飞的大雪
细数那些枕木上遗落的梦的踪迹
铁路的右边通向东京繁华的街道
铁路的左边连接着令人怀念的故乡
梦想与挫折，双手发抖但仍然牢牢抱着
路轨被轧过的声响，就像是旅途中人的呼叫
相逢时想到别离，总是那样感伤
……
而潘源良以原曲重新填词创作粤语单曲《遥远的她》，并于1986年1月5日由环球唱片发行，收录于张学友的粤语专辑《遥远的她AMOUR》。讲述的则是分隔两地的爱恋，后来演变成阴阳永相隔的故事。歌词虽然也有对过去的追忆，但意象已经相对单一，变成了一种对爱的追思。
若以诗歌的立场观之，诗歌中的“诗”，我们可以理解为自诗歌出现以来不变的某个部分，它指向诗歌的真意，它是诗歌的思想，是诗歌之心。有了它，诗歌就有了呼吸，就有了灵魂。有了它，我们就可以将某些文字称为“诗”而非其他。诗歌中的“歌”则是指诗歌的变化和表现，是诗歌的呈现和表情。是诗歌中与时俱进的部分，是诗歌的皮肤和肉身。
我们之所以将谷村新司优秀的音乐作品看作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美学意义上的诗歌，那是因为谷村新司的音乐是“诗”与“歌”的结合体，既有音乐美学意义上的旋律、节奏和有意味的歌词，用声音建构起一种独特的世界，同时，他的音乐又引领我们思考当下的生活，反思成功与幸福，追问生存的意义。
若以《昴》之原作与数十个中文翻唱版本比照，则更可见谷村新司对“诗”意的追寻。
我闭上眼睛感觉一片茫然/黯然睁开眼 悲伤之感依旧/因为只有一条路通向荒野/除此之外却什么也看不到/啊……散落的流星/点缀夜空暗示着命运/静谧中放射出光明/蓦然照亮我的身影/我这就出发（苗青译）
以上是《昴》的原词直译。从中可见一幅以“孤独旅人夜行旷野”为主题的画卷，画风苍凉、星空犹如命运的映照。歌词中的“我”所面对的已不是具体的生活对象，也不是肉身或精神的某种欲望，而是置身于巨大的苍穹之下，直面自身的伤痛和未知命运，这是由孤独养育出的一种悲壮的信念和理想。这是诗意的呈现与想象。叔本华在《论艺术的本质》中就强调，艺术的使命是对人存在本质的回答，每一件作品都是为了直观地回答那一凝问。卡西尔在《人论》中的《艺术》篇中则认为艺术可被看成一副真理的寓意画，它被看作是感性形式下对某种意义的讽喻，一种借喻的表达。黑格尔更是将“美”定义为理性的感性显现。也即是说，恰如康德头顶的那一片星空昭示着哲学与美学的意义，《昴》这首歌也并非流俗于卿卿我我式的情爱缠绵，也非日常感伤与眼泪的廉价出售。即便在歌词意义上，它也更接近一首诗，借用叔本华的语言可描述如下：这首歌如同被命运无意触及的一段旋律，没有任何套路和理性的范式参与，全然是从启迪中得来，把生命脉搏深刻的感触与对周遭的世界的印象用文字倾泻而出，使这些文字按照音律和押韵的要求得以排列。
反观数十种翻唱的中文版本，其格调与意境收缩，完全脱离了原词的美学风格和艺术追求。即便是比较接近原意的关正杰、邓丽君翻唱的版本，也可见“填词”的刻意痕迹。无论是关版本中“我要追寻理想，理想是和平”还是邓版本中“啊，荒野路伴我独行是流萤”“风之语轻轻听”等，无疑都是一种抒情意义上（即便在抒情意义上，关和邓的翻唱版本也未能完成内在风格的统一）“歌”的表达而非艺术审美中“诗”的塑形。
此外，两者都将“昴”翻译为《星》，这本身就是一种不正确的理解。昴，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二十八宿之一，由七颗星组成，又称旄头，也称昴星团。昴宿位居西方白虎七宿之中心，主凶，相应星座的人命运坎坷多舛。因此这首歌的主题并不是“对美丽夜空的歌咏”或“对爱情的执着”等，而是对命运的思索与抗争，当然，若联系到这首歌创作时“想象中的中国东北”之意象的可能，理解这首歌还需要将其放置于中日两千余年来交错而巨大的历史时空中。
三、共同的“乡愁”
台湾音乐传奇人物陈彼得翻唱谷村新司的代表作《昴》，歌名是《夜行》，相比于流行的翻唱版本要更接近原词。此外，香港歌手凤飞飞翻唱《昴》用的歌名则是《另一种乡愁》。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为谷村新司的音乐爱好者们指明了一条通往谷村新司音乐世界内部的道路。
乡愁，在谷村新司音乐世界（也是谷村新司内心世界）中主要有两种表达形态。第一是时代的乡愁，第二是生命的乡愁。
谷村新司许多作品都是以旅途为主题，出现最多的就是“道路”的意象。最有名的作品如《昴》《花》《浪漫铁道》《即日启程》（いい日旅立ち，山口百惠演唱）等，无不是以“道路”的意象展开对启程、离别、重逢的描绘，对困苦、忧郁和徘徊之心境的临摹，对希望、理想和命运的思索。而上述人生场景的歌咏，内在的驱动就是一种情感动力装置——“乡愁”。
谷村新司的成长期和日本经济在战后的崛起几乎同步，在资本和市场的调节和刺激下，许多地方的青年涌入都市圈，在享受消费和科技带来的幸福同时，很多人也体会到一种不同于地方乡村的生存空间，激烈而残酷的竞争、便捷与加速同体的节奏、隐藏的等级秩序等，面对不确定的当下和未来，回想与乡愁也就由然而至，这是时代的乡愁。以经济腾飞、城乡二元结构为背景的乡愁，也很容易为我国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青年人所理解，并产生强烈的共鸣。
谷村新司不仅关注日本时代的乡愁，并以此为主题寻求时代之声。他还擅长从寂静中聆听人的内心和世界的声响，并赋之于形，歌咏成曲，拨动我们共同的生命情感和体验之弦，引起我们的共鸣，进而生成一种自我观审的美学体验。如《睡莲》这首歌，就借助睡莲之美，直接赞誉生命本身。《幸福》之歌，歌咏人世的亲情与温情。《最后的I love you》则是对逝去之爱的缅怀。再以《昴》为例，歌中的星空和在苍穹下孤独行走的旅人形成一种强烈的诗意的观照，塑造出一个包含情感和想象张力的美学空间。不由地让人想起海德格尔式的追问，人如何诗意地栖居于大地和人世？这种对人生底层的追问，对存在意义的思考，无疑属于生命的乡愁。
《诗经》中《召南·小星》有云：
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维参与昴。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寔命不犹。
诗歌中的这名下层官吏，为了生活与家计，夜以继日，疲于奔命。工作到深夜，无人与语，抬眼唯见夜空中寥落的星辰（参星与昴星）。这样的生存体验和情感经历，与谷村新司的《昴》在歌咏的内容上存在差异，但在《召南·小星》和《昴》之间有隐形的线索将其连接在一起，或许那就是对人自身存在持有的一种追思的诗意，这份诗意，不就是作为人的一份“乡愁”吗？
艺术，以最具个性的方式展开对特殊性与普遍性的思索与回答。谷村新司的音乐就是如此。东方与西方、古典与西方之融合与内共生的特质，让他的音乐极具开放性和自由精神，以个体生命内部的经验为基础，完成了对私人情感与欲望的超越，并联通时代与生命内部的乡愁。于是，个体的情感体验升华为信念、理想与记忆。可以说，谷村新司的音乐是时代之歌，也是人生之诗。
作者简介
王广生，北京大学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外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领域为比较文学、日本中国学（汉学）史。
延伸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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