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童君|堀田善卫与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

1933年3月，日本不满国际联盟让其撤出中国东北的要求退出国际联盟。翌年国际文化振兴会成立，背景之一就是为了应对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之后的政治困境。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国际文化振兴会承担着对华宣传日本文化的职能。堀田善卫为避战祸来到国际文化振兴会在沪驻外资料室，在这里实现了由欧入亚的视野转向，也对中国人的生存境况与情感有了更深的体验。被招募到该资料室的留日学生吴玥战后被国民党政府定罪为“文化汉奸”遭到通缉。堀田善卫在其中篇小说《汉奸》（1951）一书中以吴玥为原型，描述了他对日合作又抵抗的复杂立场，并将汉奸的生成归咎于日本殖民统治。作者围绕堀田善卫与国际文化振兴会的关系展开论述，揭示了战时中日文化“交流”的生态和战后的堀田执着地用文学书写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情形。

一国际文化振兴会的对华文化工作

1966年11月，堀田善卫受邀参加了日本左翼文学期刊《文学立场》为他举办的个人访谈会。这次访谈会的主题是“日本战后文学的国际背景”，会上堀田详谈了1945年日本战败前后自己侨居上海时的经历。当被问及这次上海之行的动机时，堀田回答道：“二战时我在东京的国际文化振兴会工作。战争末期，国际文化振兴会在上海新设了一个海外资料室。当时该资料室仅有一名叫菊池租的图书馆学者作为室长常驻上海，因为人手不足，国际文化振兴会需要有其他人自愿外调到上海工作，这就是我当时去上海的正式理由。”

堀田当时所供职的国际文化振兴会（简称KBS）是现在日本最有影响力的对外文化交流机构——“国际交流基金”（Japan Foundation）的前身组织。该协会成立于1934年4月，名义上是民间独立团体，实质上隶属于日本外务省，会长由战时3次出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麿担任，当时协会总部设在东京市中心丸之内的明治生命大厦7楼。

国际文化振兴会在成立之初，曾宣称其运营宗旨在于“向世界诸国普及日本和东方文化，传播有关日本和东方文化的正确知识，激发外国人对日本和东方文化的兴趣”。根据该会1934年4月制作的《国际文化振兴会事业纲要》，其计划从事的文化活动共有10项，分别为⑴向海外译介日本国内的优秀文化著作；⑵在国外主要大学开设日本文化讲座并派遣讲师；⑶在国外举办宣传日本文化的演讲会、展览会和演奏会；⑷向国外大学寄赠文化书籍和资料；⑸邀请国外名人访日交流；⑹资助外籍人士从事日本和东方文化研究；⑺派遣和接纳留学生；⑻谋求与国外各类文化团体的协作；⑼资助制作宣传日本文化的电影；⑽在国外主要城市和地区开设日本文化会馆、图书馆和研究室。做为协会的管理层，除了会长近卫文麿以外，振兴会还另外常设有副会长2名，理事10～20名，监事3名，评议员30～150名。另据创会初期的文件《国际文化振兴会寄附行为》所示，该会成立之时运营所需的资金来源有“天皇陛下赏金、政府补助金、社会捐赠财物和会产收入”。

1933年3月，日本政府为了回避国际社会对其扶持伪满洲国的指责而宣布退出“国际联盟”（联合国前身）。1934年国际文化振兴会成立的背景之一就是为了应对“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后的政治困境”，也正因此，国际文化振兴会的早期活动主要致力于向西方欧美国家宣传日本文化。而到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为了顺应日本的外交环境变化，振兴会开始逐渐强化以中国为对象的文化宣传活动。1937年11月26日，振兴会召集日本政界和文化界人士举行了以“支那”为专题的“对外文化工作协议会议”。在这次会议的邀请函中，振兴会称“最近在北支的军事事变大大方便了我国对支那文化工作的展开。本会认为我国应当借此机会向彼方国家大力介绍日本的国情和文化，以求获得支那朝野的理解与共鸣，方便将来日支协作事业的展开”。1940年7月近卫文麿第2次出任日本首相后发布了《基本国策纲领》，宣称要与中国一起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此后国际文化振兴会进一步加强了对华文化工作的力度，其中一个明显的信号是在振兴会发行的机关刊物《国际文化》上增加了涉华文章的比重，还于1943年7月特别发行了一期《日华文化交流特辑》。

有关国际文化振兴会的对华文化工作，1999年日本学者芝崎厚士曾在《近代日本与国际文化交流》一书中对其进行了初步的宏观梳理。然而此后至今的20年间，相关专题研究却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具体细节层面的考察也没有得到发展。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前身组织，国际文化振兴会是二战前后日本对华文化工作的主要参与机构，无论功过都具有进行专题讨论的价值，堀田善卫在国际文化振兴会的就职经历毫无疑问是研究该机构文化工作的一个重要线索。另外，国际交流基金东京四谷图书馆保存有国际文化振兴会时期的大量会务文件，图书馆免费面向国内外公众开放查档服务，同时还提供振兴会机关杂志《国际文化》的阅览和复印。

二 战争末期振兴会的“中国文化热”

1942年10月，刚从庆应大学法国文学科毕业的堀田善卫进入到国际文化振兴会下属调查部工作。在他入职前后，时任调查部负责人的伊集院清三（音乐评论家）通过河上彻太郎（时任日本文学报国会评论部长）陆续招募了山本健吉（古典日本文学评论家）、吉田健一（小说家）、西村孝次（英国文学评论家）等日本中青年文人到振兴会任职。由于同时期的日本社会整体上处于战时军事化管理之下，振兴会调查部热烈的文化氛围给堀田留下了深刻印象，据其回忆，“当时的振兴会调查部就好像是专为文学青年们准备的战时避难所一样。” 1944年，振兴会出于对华文化工作的需要在上海新开设了驻外资料室，调派振兴会原“满支”课长菊池租赴上海担任资料室长。同时期东京本部又邀请了早稻田大学的中国语言学家实藤惠秀到调查部开设中文学习班，这促使调查部的成员中出现了研究中国文化的热潮。包括法国文学科出身的堀田本人在内，当时聚集在振兴会调查部的日本文人多以亲欧美派为主，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堀田自己也坦言，“直到战争末期，我的文化趣味一直是欧洲一边倒的。在国际文化振兴会学习中文之后，我才第一次形成了对当代中国的一些认识。”

但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文化振兴会对中国文化的推崇根本上服务于协会的对华文化工作需要，而在战时环境下振兴会的文化工作又必然掺杂日本国家意识形态宣传的偏向性。二战期间，国际文化振兴会的对华文化宣传实行双向语言传播策略。振兴会一方面通过中文翻译将国内的日文书籍介绍到中国，另一方面又采用日语征文比赛、日语演讲比赛等方式借由中国日语学习者之手宣扬日本文化。

例如1945年2月，国际文化振兴会调查部委托实藤惠秀编译出版了一册200页的《中译日文书目录》。这册目录通过东京明和印刷会社在日本出版，但以“国际文化振兴会调查部”名义所写的《序言》和开篇导论《日书中译概观》却使用了中文书写，这表明《中译日文书目录》一书设定的首要目标受众实际上是中国读者群体。《序言》称，“已将东西两洋文化混合在一炉的新日本文化，对于清末民初以后的新中国的发展上，给与了如何的影响，为洞知此事，我们在这里编纂日人原著被翻成中文而发行的图书目录，其有相当意义，却是不说自明的。” 该《序言》以露骨的方式表现振兴会在进行对华文化工作时的居高临下姿态。文中一方面将日本文化夸耀为融汇东西文明足以代表亚洲的先进文化，另一方面又强调编辑出版《中译日文书目录》一书的目的是让中国读者了解近代以来日本文化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和恩惠。这种以彰显日本对中国的优越性和影响力为前提的文化输出方式体现出这一时期国际文化振兴会在文化平等对话意识上的缺失。

除了译介日文书籍，振兴会的另一个对华文化工作的方式是培育“亲日派”的中国日语学习者和从事日本研究的中国学者。例如国际文化振兴会在1939年10月～1940年9月举办了一次以“海外日本文化研究”为主题、并持续一年之久的大型国际论文征文比赛。次年1941年10月即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夕，振兴会出版了这次比赛的获奖论文集《日本文化的特质》，又于同年12月编译发行了论文集的中日双语版。

据论文集所附的《征文比赛事业报告》所述，这次征文比赛的参赛对象是“日本国内、亚洲、欧洲、澳洲、非洲、中北美洲的外籍人士”，“目的在于促进世界各国对于日本的兴趣、认识和理解，并受到了来自文部省、外务省、内阁情报局及事务局等日本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援”。另外，振兴会还为本次征文比赛设定了2个远期目标，一是“促使参加征文比赛的外籍日本文化研究者们成为日本的知己和代言人”，二是“了解国外有关日本研究书籍的发行现状，为今后海外出版介绍日本的文献书籍提供参考”。

在此次征文比赛中有3位来自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人员获得了奖励，分别是梁盛志（一等奖），北京人，37岁，时任伪北京国立师范学院讲师，获奖论文题目《日本文化与支那文化》；郭逍瀞（二等奖），北京人，28岁，时任伪北京女子师范学院讲师，获奖题目《日本道德》；郭弘历（二等奖），伪满洲国沈阳人，30岁，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留学生，获奖论文题目《日本文化的特质》。这3篇获奖论文或多或少都带有宣扬日本文化优越性的色彩，总体上是刻意迎合振兴会所谓“再次确认日本文化的优秀之处，把握日本文化精髓”这一征文意图的命题作文。

另外同样是在1941年，振兴会为了向中国读者介绍日本的儒教文化还编纂了一本题作《日本的孔子圣庙》的中文书籍。此书邀请了周作人作《序言》，同时还收录了当时日本的汉学泰斗盐谷温赠送给汪伪政权驻日大使褚民谊的韵诗手迹，以此来强调中日“两国民间所存的因缘如何深甚而意义如何重大”。

除此以外，1943年振兴会调查部还委派河上彻太郎以日本文化界代表的名义访问伪中华民国，“前后共用了2个月的时间尝试促进支那的文学家们与振兴会建立人际往来，同时负责调查当地文坛的动向”。1944年振兴会还谋求与汪伪政府合作，策划在中国发行以“日本文化研究”为专题的中文期刊，刊名《日本文化》。该期刊邀请了河上彻太郎、岸田国士、柳田国男、折口信夫、松本重治等日本国内文坛、学界、新闻界的意见领袖担任期刊的编委和顾问，同时委托南京汪伪政府宣传部协助稿件的中文编辑及在华发行工作。据堀田善卫的回忆，在华策划发行中文期刊也是战争末期振兴会在上海新设调查资料室的原因之一。

三 留日学生“吴玥”的中日文化关系史

据堀田善卫的回忆，二战末期国际文化振兴会经由河上彻太郎的介绍招募了一位名叫吴玥的中国留日学生到调查部工作，“当时河上先生非常爱护和推崇吴玥，因为这个关系我们才开始意识到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性，这也是调查部决定开设中文学习班的原因之一。”吴玥原籍江苏松江（现上海松江区），1939年从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后以伪国民政府公费生的身份赴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留学,同时受汪伪教育部委派在东京筹设教育建设协会日本分会。1942年吴玥从京大毕业后又接受日本政府的奖学金资助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研究生院深造，1944年受聘于汪伪政府驻日大使馆担任三等秘书官，月俸500元。1945年1月汪伪驻日大使蔡培还作为证婚人为他在东京帝国饭店举行了婚礼，当时的吴玥是留日学生圈中的知名人士。

1945年3月堀田赴上海工作后不久，吴玥也结束日本的留学生活回到上海。同年5月吴玥就任伪《申报》总主笔，并作为上海新闻界代表赴伪江苏省政府考察。由于沦陷时期的上海伪《申报》是侵华日本海军操控的宣抚舆论工具，1945年8月日本战败之后社长陈彬龢在日本报人和田齐（朝日新闻华中局长）的协助下潜逃，吴玥也随之一同失去踪迹。之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将吴玥与陈彬龢一同定罪为“以文字为敌伪做有力之宣传”的“文化汉奸”申请批捕，但因为无法找到其人，上海市高等法院遂于1946年11月28日缺席审判了吴玥的“文化汉奸案”。据同时期《申报》报道，上海高等法院检察官提交的公诉状称，“被告吴玥任伪申报馆总主笔，所为社评与陈彬龢沆瀣一气，同为敌伪张目妨害抗战，（中略）依处理汉奸案件条例第二条第七款之规定，应在厉行检举之列。”

另一方面，留日期间的吴玥曾与早稻田大学的青年教师安藤彦太郎（中日关系史学者）交往密切，而据安藤本人的回忆录《虹之墓碑》的记述，1987年9月他担任日本学术访华团团长到上海参加“中日关系史”研讨会之际时隔近40年又一次见到了吴玥，此时安藤发现吴玥已经改名为吴杰，任职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从事日本研究。吴杰（1918～1996）是解放后新中国的著名日本学研究者，曾经担任过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上海市日本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1996年吴杰去世后，复旦的后学曾为他写作了一篇《吴杰先生中日关系史与日本史研究述评》，文中介绍“吴杰先生早年留学日本，1942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经济学部，1945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大学院，1945年回国。1951年起先后在复旦大学外语系、经济系、历史系任教。”从这段简历不难推断吴杰与“吴玥”确系同一人，但遗憾的是此文并没有介绍吴玥留日期间的具体活动，而有关如何评价二战时期吴玥的对日言论也还是历史悬案。

据堀田善卫回忆，在上海伪《申报》任总主笔期间的吴玥“尽管表面上声称对日军绝对信赖，其实私底下常对我暗示他对日本的看法并非那么单纯”。实际上通过调查吴玥留学期间的著述也可以发现他对日本既合作又抵抗的双重立场，其中最值得讨论的是1943年吴玥与“京都学派”哲学家高山岩男进行的一场文化笔战。

这次笔战的导火索，是1942年10月时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助教授的高山岩男在东京《中央公论》月刊发表的长篇论文《历史的推动力与道义生命力》。文中高山岩男借用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兰克（Ranke，1795～1886）提出的“道义生命力”（Moralische Energie）的概念解释近代以来日本获得发展而中国却日渐衰退的原因。高山将历史的发展定义为不断发现“道义”的创造性建设过程，认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受惠于“万古仰天皇、皇风洽六合”的皇国精神，它构成日本民族的“道义生命力”推动近代日本的发展，培育了日本人“敢于否定不惧破坏的野性生命力”。另一方面，高山岩男又认为中国自古以来盛行现世享乐主义和以中庸之道为基础的世俗伦理，“虽然我们在汉民族的古代历史中也能找到一些证明中国曾经具有‘道义生命力’的例子，但是近世以后由于汉民族信仰以福禄寿为目的的现世享乐主义、天命的理念和中庸的原则，‘道义生命力’就从中国的历史中完全消失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得不认为汉民族从根本上缺乏像日本一样真正意义上的‘道义生命力’。”

据吴玥回忆，1942年春天他曾作为友人和高山岩男同游苏州，当时已经听高山谈论过有关“道义生命力”的详细看法，但是“作为汉民族以及中国国民的一员，我不得不对其错误的观点做出回应”。另据《高山岩男年谱》的记述，高山在1942年“受东亚同文书院邀请到上海讲学，之后游历中国大陆”，到访苏州之际他曾与吴玥合影留念，收录于高山去世后出版的全集之中。

1943年6月，吴玥在东京《中央公论》发表了旨在批判高山的论文《中国的历史推动力和道义生命力》。文中，吴玥以文天祥的《正气歌》为例指出中国自古以来一贯传承着“天地之正气、道义为之根”的民族理念，而高山有关中国缺乏“道义生命力”的看法“充其量只是对中国的无知所导致的肤浅见解”。吴玥强调中国的“道义生命力”具有其独特的内涵，认为它体现在与日本截然不同的“异姓革命和异族斗争这两大推动力之中”；吴玥采用各种实例论证异姓革命和异族斗争作为中国的“道义生命力”推动历史发展的独特轨迹，强调中国文化自身不同于日本的主体性价值，最后批判高山无视中国文化特质的言论是“一种落入了俗套的日本对华优越感”，“因为偏离了考察对象的实际情况，作为对中国的批评甚至可以说是丧失了意义和价值”。

从当时日本的政治环境来看，吴玥与高山岩男的这次笔战本质上是留日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文化界的意见领袖围绕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合法性问题进行的话语权争夺战。高山岩男在阐述近代日本相对于中国的优越性之时，反复强调“道义生命力”的缺失正是中国没有能力参与“世界史大转折进程”的根本原因，而拥有“道义生命力”的日本则获得了进行大东亚建设的使命自觉；高山一方面将日本描绘为“西方殖民反抗者”的英雄形象，试图以此来洗脱日本对外战争的侵略罪名并赋予其“东亚解放战争”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指责中国“不能尽力协助日本参与世界史的大转折进程”，要求以汪伪政权为代表的所谓“新生支那”在日本的领导下“树立大东亚战争的责任自觉，以此来完成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的共同使命”。

留日期间，吴玥一直谋求在日本言论界的发言权，除了《中央公论》之外，他还是东京《朝日新闻》以及当地一份中文期刊《大东亚公论》的撰稿人。作为一名接受日本政府奖学金资助的留学生，身份上的限制使得吴玥没有从正面全盘否定“大东亚战争”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与高山岩男笔战时他所采用的策略是退而求其次，在承认近代以来日本对华影响的同时强调中国文化自身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以此来对抗日本文化界普遍存在的对华优越感和话语霸权，这也是留日期间吴玥一贯坚持的言论立场。

早在赴日留学初期的1940年10月，吴玥就在一篇有关日本教育的译文附记中强调，“我希望事变之后的教育界更必须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负起教育我们中华民族子子孙孙的重任”，“我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如何建设中国本位的教育。”1943年8月，吴玥又在东京《朝日新闻》的“学艺栏”发表评论《中国文学的前进方向：寄语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文中吴玥主张“文学家不应当只将视角局限于作为客体的文学，而应当去追求具有主体性的文学”，“中国文学在向‘大东亚文学’发展的同时，首先应当明确的是作为中国自身的主体自觉性，这才是中国文学今天必须追求的前进方向”。另外在1945年3月，即将结束留日生活的吴玥发表了一篇题作《怀祖国》的抒情散文。文中他写道，“我将踏出异国学问的殿堂，我将鼓棹归到乡土的怀抱，祖国的怀抱。现在不是追求崇高的哲理，制造理想的计划的时代。我觉悟了。我不能离开祖国，也不能离开乡土。乡土是我生命之根源，祖国是我献身的处所。”

四 小说《汉奸》的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意识

1945年8月13日,堀田在上海圆明园路最后一次见到了吴玥。当时日本政府同意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已经传遍上海，堀田觉察到日本战败之后吴玥处境危险，两人简单交谈后吴玥匆匆离去，此后就没有了音讯。1945年10月18日的日记中堀田又一次提及吴玥，此时上海文化界正在进行声势浩大的汉奸检举运动，在当天的日记中堀田写道，“听朝岛雨之助说路易士已经穷得吃不上饭了，也不知道吴玥现在的处境到底怎么样了。”

1951年9月，已经从上海回到东京的堀田善卫在月刊《文学界》上发表了中篇小说《汉奸》。《汉奸》是堀田的战后文学代表作，这部作品不但为他赢得了1951年度的“芥川奖”，同时也是战后日本文坛第一部以“汉奸”为题名的小说作品。作品中，堀田设计了一位名叫“程仲权”的留日中国学生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登场。据堀田身后所留下的作品手稿的记述，“程仲权”这个名字借用自汪伪《新中国报》的编辑程仲权，而人物造型则是以吴玥为原型设计。小说中的程仲权是一名在日军占领下上海工作的中国青年文人，他曾留学日本，因为发表了一篇有关“道义生命力”的论文而获得日本文化界的关注，回国之后被委任为侵华日军在上海的一家傀儡报社的总编。和程仲权一起工作的同事中有一位叫匹田的在华日侨。匹田从程仲权的留日时代开始就与他相识，在匹田的眼中程仲权一直是“忠诚的对日合作者”。然而在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上海的当天，程仲权却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左翼色彩的抗日宣言，此时匹田才意识到“程仲权在日本所学到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所谓的道义生命力”，“对程仲权来说与日本的合作关系不过是他进行抗日抗战的手段罢了”。

堀田在小说《汉奸》中将程仲权设计为对日本既合作又抵抗、具有双重矛盾性格的留日学生形象。这种形象设计最重要的意图是为了追究战时日本对华文化工作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小说中，程仲权在日本投降之后消身匿迹不见了踪影，而更多曾经在沦陷区从事文化工作的中国文人则被当作“文化汉奸”受到同胞的道德责难和法律制裁。堀田善卫一方面刻画这些“文化汉奸”的潦倒境遇，另一方面又描写小说的日本主人公匹田对“汉奸的制造者是谁”这一问题的内心思考；小说的叙述者从匹田的视角描述在华日本文化人和“文化汉奸”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以此来追问日本对华文化工作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汉奸制造”问题上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

《汉奸》的主人公匹田以堀田本人为原型，他将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日本对华文化工作者统一定义为“汉奸制造业的从业人员”。匹田发现，日本战败之后这些“汉奸制造者”们非但毫发无伤，有的还进入了国民党政权的宣传部门继续从事所谓的“中日文化交流事业”；匹田还发现，这些日本的“汉奸制造者”们普遍缺乏战争责任意识，而这又恰好与战后日本政府在“汉奸”问题上的责任意识缺失现象形成对应关系。在这些不合理的现实面前，匹田开始思索个人伦理与政治权力之间的荒谬背离。小说末尾处堀田写道：“匹田始终无法释怀。一方面他怀疑在利己主义的政治权力面前个人是否有能力确立自身的责任主体性，另一方面他又意识到参与政治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建立自己的个人伦理，而建立个人伦理的关键一定在于个人的责任意识之中。”

小说《汉奸》试图追问的是日本对华文化工作者们在“汉奸制造”问题上的责任。这种追责意识长期贯穿于堀田善卫的战后作家生涯。早在1947年6月，当时刚从上海回国的堀田就在期刊《中国文化》上发表了一篇论述“汉奸”问题的评论作品《在上海的思考》。《中国文化》是留日中国留学生战后创办于京都的一份文化研究杂志，1947年6月的创刊号上主编邱玉成写道，“现在留日中国学生身价贬值了，大家普遍开始轻视留日学生，我不想过多抱怨这种现象，只希望各位读者能明白，我们留日学生有自己的文化责任感，我们都希望能尽力完成自己的文化交流使命。” 日本战败后，留日中国学生群体陷入了身份危机，抗战时期他们生活在日本，如今存在被贴上“汉奸”标签的可能性，因而对“汉奸”的话题讨论十分敏感。《在上海的思考》从一个日本对华文化工作者的视角描述他在中国观察到的“汉奸”问题。文中堀田写道，“日本战败之后，在上海的我陷入到一种自闭的状态，这一时期唯一能触动我的是阅读上海报刊上登载的各类有关汉奸审判的文章”，“现在大家都说抗战才是帮助日本最正确的方式，这对于今天被谴责为‘汉奸’的中国人来说可能是最残酷的客观事实。但是如果从个人道义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自己首先应当对这些‘汉奸’表达最沉重的歉意。”

z

图12: 战后留日中国学生在京都创办的杂志《中国文化》、堀田的杂文集《在上海》

在堀田发表小说《汉奸》的1951年9月，日本和美国签署了《旧金山和约》，该和约于次年1952年4月生效，由此战后持续了6年半之久的美国对日占领时期宣告结束，日本重新恢复了国家主权。3年之后的1955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恢复并超过了1945年战败当时的水平，社会各界开始庆祝和总结日本“战后十年”的轨迹，堀田善卫也在这一年的11月发表了他自己的“战后十年”纪念小说《阴天》。在这部自传体性质的作品中，堀田再次描写了1945年自己在上海经历日本战败的过程。小说中，堀田借助第一人称主人公“我”的视角，将战后日本政府在“汉奸”问题上的责任意识缺失与它对美国的追随态度进行对比，反思两者之间共通的“主体性丧失”问题，并强调“在明确自我的主体责任之前，日本人没有资格将曾经的对日合作者们蔑视为民族叛徒，更不能忽视汉奸问题对于日本的存在意义”。1959年出版的杂文集《在上海》中，堀田又一次抨击战时日本的对华文化工作者们作为“汉奸制造者”的主体责任感缺失。书中堀田首先详细回忆了自己在上海期间目睹汉奸枪决现场的经历，随后写道，“当年组织筹办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等对华文化事业的日本文人们战后在汉奸问题上一致沉默，直到现在我依然能感到这种集体沉默的荒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堀田善卫致力于追究日本对华文化工作的战争责任之时，他曾经就职的国际文化振兴会却在同一问题上表现出冷漠和责任意识的缺失。1945年12月26日，国际文化振兴会召开了日本战败后的首次理事会议，此时被美国占领军当局认定为战犯的原会长近卫文麿已经自杀，振兴会总部所在的明治生命大楼亦被没收。国际文化振兴会随即组建了新的理事会，并决定在东京涩谷另设新的事务所，重整旗鼓开始战后的文化工作。1946年10月，振兴会编写了旨在总结战败前后会务工作的文件《国际文化振兴会近况》。文中称“由于日本战败以来国内外形势发生剧变，本会的运营方向也不得不随之做出调整。鉴于目前已经无法得到来自政府的财政支持，本会进行了管理层的改组，并制定了新的事业方针。迄今为止，本会一直致力于日本对海外的文化宣传，今后国际文化振兴会将会调整工作方向，反过来面向日本国内读者介绍海外文化。本会还计划将工作重点放在促进东西文化融合的事业上，特别有志于协助驻日美军等外籍人士了解和研究日本文化。”

日本战败后，在美国单独主导的对日占领进程之下大量美军进驻日本。所谓“日美文化交流”成为战后初期国际文化振兴会的文化工作新方向。1945年10月3日，《朝日新闻》报道了战后首次“日美文化交流”的成果。本次活动首先由美国对日占领军情报教育部（CIE）向日本政府赠送一批展示美国人日常生活和科学发展成就的系列照片，作为回应，由国际文化振兴会负责协助内阁情报局收集介绍日本风土人情的系列照片回赠予美方。

1945年10月4日，国际文化振兴会又通过《朝日新闻》公布了所谓“从新的世界视野出发从头起步的对外文化事业计划”。报道称，国际文化振兴会战后主营的文化事业共有6项，依次为“向海外普及正确的日语”、“在世界各地设置文化情报机构”、“积极培养献身文化事业的青年人才”、“向海外发行英文的日本百科辞典”、“向海外发行英文日语词典”和“向海外译介日本古典”；同时振兴会还为自身设定了一个战后文化工作的总原则，“时刻不忘对外彰显日本作为‘文化一等国’的骄傲和矜持”（同前）。

对比本章开篇介绍过的《国际文化振兴会事业纲要》，不难发现相较于战前，国际文化振兴会战后对外文化事业的核心内容及工作原则几乎毫无变化，所谓“新的世界视野”实际上只是增强了服务于美国需要的工作偏向性。为了应对失去日本政府财政支持的危机，战后的国际文化振兴会一方面将文化工作的服务对象转变为“驻日美军等外籍人士”，另一方面几乎毫无变动地继承了战前以往的工作内容和宣传日本文化优越性的工作原则。这意味着日本的战败并没有促使国际文化振兴会从根本上反思自身的问题，战后的振兴会延续了其自成立以来一直采取的以文化服务强权、主动从属日本国家意识形态宣传的工作路线。另外，战败的现实虽然迫使国际文化振兴会放弃了此前一直推进的对华文化工作，但是有关这段历史的评价和责任认识在《国际文化振兴会近况》一文中完全未被提及。从这个角度来说，国际文化振兴会在战后实行的所谓“事业转向”同时具备了帮助振兴会消解和遗忘过往历史的功能。

与之相对，作为国际文化振兴会的原职员，堀田善卫一直在用文学书写的方式追问战时对华文化工作者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1964年4月，国际文化振兴会在机关杂志《国际文化》上组稿了一期“创立30周年纪念特辑”，此时已经是“战后派”代表作家的堀田善卫在特辑上发表了一篇随笔《国际文化振兴会的往事》。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堀田略带戏谑地写道，“等我从上海回到日本的时候，振兴会已经不见了踪影。作为振兴会的职员我似乎有去提交工作报告的义务，但因为音讯不明最后也就马马虎虎地完事了。不久又有传言说振兴会解散了，我也没把它当回事。但仔细想一下，或许在振兴会的职员表上，我到现在还依旧是调查部的成员也说不定。”

根据振兴会1945年度的《事业概况》，堀田外驻的上海资料室实际上在日本战败后不久就被总部遗弃。堀田的玩笑或许可以看作是对国际文化振兴会的一种警示，战时日本的对华文化工作虽然已经成为过去历史的一部分，但是有关日本对华文化工作者们的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的讨论却还在继续。正如晚年的堀田善卫警告日本年轻读者的那样，“今天的日本读者们在阅读《汉奸》这部作品的时候也许会对它所描写的内容感到陌生，但即便是在4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不能忘记日军曾经发动的侵华战争和军事占领导致了许多中国人成为所谓的‘对日合作者’。日本战败之后，这些‘对日合作者’中的许多人受到来自中国同胞的审判和惩罚，作为日本人我们是有责任记住这一历史的。”

本期编辑|毛毛君 山竹君 扎克丹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