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玲丨中国明星粉都研究的问题与路径

21世纪以来，粉丝文化和粉丝经济的异军突起，已成为当代中国娱乐文化产业中最引人瞩目的现象，相关的国内研究成果也到了汗牛充栋的地步。截至2021年12月底，以“粉丝”和“文化”作为检索词在中国知网文献数据库中进行主题检索，可获得4025个中文结果。¹发表年度趋势显示，从2007到2012年，每年的发表量均为两位数；2013年，首次突破100篇。此后文献数量直线上升，2020年更是暴涨到734篇。2021年的发表量虽有所回落，但依然达到626篇。然而，中国学界多年来一直将明星粉都（celebrity fandom）²与媒介粉都（media fandom）混为一谈，并使用英美媒介粉都理论来研究本土的明星粉都现象，这种胡子眉毛一把抓的做法，导致明星粉都中最突出的情感和伦理议题一直未得到足够重视。

英美粉丝研究的奠基人。美国媒介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麻省理工学院媒体比较研究中心的创办人和主任。其研究核心经历了从1992年的“文本盗猎者”到2006年的“融合文化”再到2009年的“传播性媒介”的转变与递进。其研究路径紧跟新媒介发展的步调，同时也集中反映了西方粉丝研究的三次浪潮。

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中国粉丝研究的早期历程，分析了造成这种理论错位的原因。其中一大原因是国内研究者过于倚重詹金斯等人的粉丝文化研究理论，而英美粉丝文化研究主要以媒介粉都为研究对象，名人是“被压抑之物”。其次，以“饭圈化”、IP粉都、中国粉丝文化的历史分期和明星真人同人文等问题为例，探讨了策略性区分明星粉都与媒介粉都的学术价值。最后，从真人偶像与虚拟偶像的异同入手，借鉴美国文化理论家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的“情感感受力”（affective sensibility）概念，阐述了明星粉丝需要具备的情感感受力。总之，我们只有在区分不同类型粉都的基础上，才能将中国粉丝文化研究推向深入。

一、泊来理论与本土现象的错位

正如“粉丝”一词因2005年的《超级女声》节目而流行，将粉都当作一种文化的中国粉丝研究也始于对超女粉丝的探讨。此前，学界对粉丝现象的关注多局限于青少年偶像崇拜的问题。2007年，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张嫱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新媒介环境中的受众研究——以虚拟社区中的追星族为例》中，首次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粉丝文化研究（张嫱沿用中国台湾学界的译法，翻译成“迷研究”）和受众研究理论，并以李宇春的粉丝“玉米”为例，分析了中国网络粉丝社群的特点。2009年，本土粉丝研究迎来了第一波高潮。年初，陶东风、杨玲主编的《粉丝文化读本》出版。该书囊括了詹金斯（Henry Jenkins）、西尔斯（Matt Hills）、桑德沃斯（Cornel Sandvoss）等著名学者的代表作，不久便成为国内粉丝文化研究最重要的参考文献。³2009年7月，两篇重要的期刊论文问世：陶东风的《粉丝文化研究：阅读—接受理论的新拓展》梳理了文化研究与媒介粉都研究的渊源，并介绍了受众研究从收编/抵抗范式到奇观/表演范式的转变；⁴蔡骐的《网络与粉丝文化的发展》则分析了中国粉丝社群的参与性文化、粉丝组织中的权力结构以及粉丝社群所形成的想象的共同体。⁵同年，还涌现出两部引用率较高的博士学位论文：邓惟佳的《能动的“迷”：媒介使用中的身份认同建构——以“伊甸园美剧论坛”为例的中国美剧网上迷群研究》和杨玲的《超女粉丝与当代大众文化消费》。⁶尽管两篇学位论文都借鉴了英美粉丝文化研究理论，但因研究对象的差异而生成了颇为不同的研究议题。2007—2009年出现的研究成果奠定了15年来中国粉丝文化研究的基本格局。研究者大多来自高校的新闻传播学院和文学院，要么接受过传播学的训练，要么是文化研究的背景，普遍关注文化消费、身份认同、网络粉丝社群等议题，并大量使用英语学界“狭义的”粉丝研究⁷所提供的理论资源。

▲小品《追星族》主演：赵丽蓉、蔡明、郭达，1993年央视播放

然而，英美媒介粉都研究的崛起从一开始就是以回避名人/明星及其粉丝为代价的。英国学者达菲特（Mark Duffett）指出，主流粉丝研究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将对名人的关注边缘化的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明星粉丝曾一度受到英美学界的关注。如美国人类学家考西（John Caughey）在其专著《想象的社会世界》（Imaginary Social Worlds，1984）中提出，对名人的幻想是精神正常和不正常的大众所共享的一种实践。不过，由于名人粉丝总是与“唯我主义的幻想和跟踪名人”等令人不齿的行为联系在一起，詹金斯选择聚焦科幻电视连续剧《星际迷航》的粉丝，通过塑造一个富有创造力和抵抗性的媒介粉都形象，为粉丝文化研究确立了新的方向。此后，名人就成为粉丝研究中一个缺失的、甚至是被压抑的面向。⁸

这种压抑的一个直接表现就是英美粉丝文化研究被自动等同于对媒介粉都的研究，研究的经典著作大都是关注媒介粉都。近年来出版的粉丝研究指南性著作，如《劳特里奇媒介粉都指南》⁹和Wiley-Blackwell出版社的《媒介粉都和粉丝研究指南》，¹⁰更是直接在书名中标明“媒介粉都”。目前正在陆续出版的粉丝文化研究丛书，如英国Intellect出版社的“粉丝现象”丛书，美国衣阿华大学出版社的“粉丝研究”丛书，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的“跨媒介：参与式文化与媒介融合系列丛书”，也无一例外地主打媒介粉都研究。不过，荷兰学者迪兹（Linda Duits）等人主编的《阿什盖特粉丝文化研究指南》因关注流行音乐粉都和足球粉都，收录了多篇关于名人/明星粉丝及其黑粉的文章。¹¹

名人及其粉都被忽视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明星真人同人文（Real Person Fiction）研究的缺失。在西方，不管是学者还是粉丝，都对以真人为原型的同人文保持了“某种沉默甚至尴尬”。¹²这种沉默在2014年出版的《同人小说研究读本》中尽显无遗。此前，英语世界一直未曾出版过任何以“读本”为名的粉丝文化研究著作，同人文研究能够以读本的形式问世，足以证明这一领域在粉丝文化研究中的核心地位。然而这部汇集经典文献的读本却将研究范围限定在“西方媒介文本衍生出来的转化型书面作品”，¹³也就是说，不包括以明星为原型的同人小说。不仅学界在刻意回避明星真人同人文，部分粉丝对这种文类也持排斥态度。大型同人文网站fanfiction.net曾长期禁止用户发布明星真人同人文，尽管这种规定并不能做到令行禁止。

名人研究、流行音乐研究和受众心理学研究等涉及明星的研究领域，也因学科传统的原因很少触及明星的粉丝。¹⁴如名人研究的著名学者马绍尔（P.David Marshall）和雷德蒙德（Sean Redmond）在2016年出版了二人合编的《名人指南》一书。这本书旨在雄心勃勃地展现“学院内部一个研究领域的成熟”¹⁵的著作包括8个部分，一共27篇论文，但只有在“名人具身性”（celebrity embodiment）和“名人认同”两部分，各有一篇文章专门探讨了名人粉都。反倒是学者杰弗里斯（Elaine Jeffreys）和许建在探讨中国名人研究的发展方向时，明确将“明星与不同受众之间的关系研究，如粉丝和黑粉”当作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¹⁶

中国粉丝文化研究的“选秀基因”导致这个领域从诞生之日起就对追星族格外感兴趣。2014年以后，部分娱乐明星粉丝社群开始被互联网流量经济渗透和裹挟，形成了以做数据、打榜、控评、反黑等日常操作为核心的“饭圈”文化。饭圈由于较高的组织化程度，¹⁷不仅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也在学界掀起了新一波的研究热潮。然而，目前仅有少数学者意识到不同类型的粉都，尤其是媒介粉都与明星粉都之间的差异。如胡岑岑提出：“以电视剧等文本为粉都对象的粉丝社区，无论从社区结构的紧密程度还是从社区互动的持久性和频繁度来说，都与以明星偶像为粉都对象的粉丝社区相去甚远，学者在研究时应该适当加以区分和说明”。¹⁸尹一伊也以“227事件”¹⁹为例指出，“同人粉丝文化未必与偶像粉丝文化相通，它们之间当然在一些学术维度上存在重要重叠，但同时也互相摩擦与冲突，因此不应在任何严谨的学术讨论中被一概而论”。²⁰为了推动中国粉丝研究的深入发展，我们有必要将明星粉都和媒介粉都做策略性的区分。毕竟使用媒介粉都研究的理论框架来观照明星粉都，多多少少有隔靴搔痒之嫌。

二、明星粉都与媒介粉都的差异

广义的明星粉都以各种类型的三次元真人为喜好对象，包括影视明星、流行歌手、唱跳偶像、体育明星、政治名人、商界精英、文化名流、社会英模、网络红人等。不过，追星族关注的通常都是娱乐明星，因而本文探讨的也主要是这一类明星粉都。媒介粉都，则是以文本或虚拟人物等二次元客体（object）为喜好对象，围绕小说、动漫、游戏、影视剧形成的粉都均属于媒介粉都。区分明星粉都与媒介粉都，首先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粉都之间的疆界和壁垒，以及特定粉都的文化实践在跨境迁移时可能引发的冲突。

近年来，网文圈、游戏圈、体育圈、电竞圈等非明星粉都相继出现所谓“饭圈化”的转变。部分粉丝不仅喜爱网文、游戏作品或体育运动，还热情地追捧网文作者、游戏角色或运动员。为了支持和维护自己的偶像，他们将安利、控评、打投、掐架等饭圈行为移植到所属粉都，瓦解该粉都原有的游戏规则，并让粉都的传统受众感到不适和恐慌。²¹以电竞圈为例，传统电竞粉丝以“饭圈化电竞粉丝”只重视选手的外貌、轻视电竞赛事的竞技性为由，强烈反对“电竞饭圈化”，但这些电竞粉丝对饭圈式应援和消费的批判，其实只是在“补偿自身对于电竞产业盈利的低贡献而受到的负面评价”。²²

不过，正如“饭圈化”一词所展示的，不同粉都之间既有区隔，也有交汇。2014年不仅见证了饭圈的兴起，也是国内IP开发热潮的肇始。²³随着IP内容的跨媒介流动，原属于不同粉都的粉丝也因同一个IP而聚集在一起。根据热门网文IP改编的电视剧如果改编得当，将吸引到原著粉、剧粉和演员粉，形成“三维共振”。²⁴与此同时，这三种不同类型的粉丝也会出现身份的转化和叠加，剧粉有可能变为演员粉和原著作者的粉丝，原著粉也可能变成剧粉和演员粉，从而扩大该IP的粉丝基数，增加粉丝粘度。耽改剧虽然面临多种限制，却依然成为国内剧集市场热门剧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耽改剧的受众容易将对剧情和角色的热爱转移到演员身上，爆剧又爆人的概率相对较高。这与欧美科幻影视IP粉都的状况颇为不同。这些粉都通常都是剧粉和角色粉的天下，即便粉丝对演员感兴趣，那也只是因为演员能让粉丝更贴近故事世界，“和演员握手让你和自己热爱的故事亲密地联系在一起”。²⁵

2019年播出的电视剧《陈情令》根据墨香铜臭小说《魔道祖师》改编而成，是当年热门的耽改剧。

强调明星粉都与媒介粉都的不同，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梳理本土粉丝文化的发展历程和重要节点。学界目前对这一问题众说纷纭。郑熙青认为，当代中国粉丝文化始于20世纪90年代，与互联网几乎是同一时期发展起来的。但她考察的“中国粉都”仅限于受日本流行文化影响的ACGN²⁶粉都。²⁷吕鹏和张原将2005年的《超级女声》节目视为“我国追星文化的开端”，因为有组织的粉丝应援始于该节目。²⁸肖春凤提出饭圈1.0和2.0的说法。她将“以大众媒体为追星媒介”的粉丝社群称为“饭圈1.0”，把“千禧一代以新媒体为追星媒介”的粉丝社群统称为“饭圈2.0”。²⁹胡岑岑根据明星粉都的组织化程度，将粉丝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追星族时期、2005年开始的超女粉丝时期，以及2014年以后的饭圈时期。³⁰常江、朱思垒基于政治和技术两大因素，将1949年以后的粉丝文化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英雄崇拜时期、追星时期、选秀时期和饭圈时期。³¹

粉丝应援并非始于选秀节目。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港台明星的大陆粉丝群体中就已经出现集体接机、驻守明星下榻的酒店、向明星赠送礼物等行为。³²媒介技术的变迁的确改变了粉丝文化的样貌，但这种变迁对不同类型粉都的影响恐怕不尽相同。仅就明星粉都而言，媒介技术的升级改变了粉丝接近明星的方式，以及明星—粉丝关系中的权力分配。如果从追星平台和明星—粉丝关系的双重视角考察，21世纪中国明星粉都至少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首先是百度贴吧时期，粉丝不仅和明星有了线上沟通渠道，还开始干预明星的演艺事业，从追星走向造星，从消费者走向“产消者”（prosumer）。³³由于贴吧的趣缘群体聚集地的属性，这一时期的明星粉都大多“圈地自萌”，与主流社会保持了“一臂之距”。其次是新浪微博时期。2014年，新浪微博在微博市场大战中胜出，更名为“微博”。³⁴同年，“明星势力榜”上线，该榜后来成为饭圈打投的重要榜单。饭圈究其本质是一个被微博“喂养”的明星粉都。饭圈的绝大部分操作都是对微博产品功能的响应，“以流量换资源”的饭圈逻辑的盛行也离不开微博平台的诱导。饭圈的支持对于处于事业起步阶段或上升期的明星虽然具有重要作用，但难以约束的饭圈极有可能变成艺人的负资产。饭圈在微博这个公共平台上的组织化行为，也挤压了非粉丝网民的舆论空间，导致出现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和对立。

当然，明星粉都与媒介粉都也拥有一些相似的粉丝实践。不过，这些实践的利害关系不能同日而语。以同人创作为例，不管是明星粉都还是媒介粉都，都会生产、消费大量同人制品，而且相当一部分同人创作都以同性CP的情感纠葛为主题，但二者的创作动机以及所面临的法律和伦理风险存在显著区别。媒介粉丝的同人创作大多源自迷恋和受挫，即粉丝对源文本既热爱又“意难平”。³⁵明星粉丝的同人创作则主要是为了强化粉丝与明星的情感联结，增加“明星形象在粉丝心中的弹性和张力”。³⁶明星真人同人文的作者不仅书写明星，也书写自己。这些作者或将个人的生活经历融入创作，从而激发社群成员的情感共鸣，³⁷或是在文中安排一个粉丝身份的人物，借此反思粉丝和明星的关系。³⁸部分创作者还会利用真人CP文（Real Person Slash，简称“RPS”）来探索极端的人性和残破的情感，展示“不被主流所接受的内心的黑暗面”。³⁹这种“背德”的冲动也让部分真人同人文遭到主流粉丝的排斥。

张凯旋认为，明星唯粉和CP粉的冲突焦点并不是同性恋问题（唯粉并不都恐同），而是CP粉话语的“内容、形式和场所”。⁴⁰也就是说，唯粉真正反感的是CP粉塑造的明星人设（如将男明星女化），她们在嗑CP过程中的“拉踩”行为（未能平等地对待两个明星），以及“舞得太过”，违反“圈地自萌，勿扰正主”的饭圈准则。张铭进一步指出，在当前的社会大环境下，RPS有可能被用来攻击明星的性取向。这种情况导致RPS创作面临严峻的伦理压力，RPS爱好者被持续污名化，其文化实践也充满矛盾。⁴¹RPS在偶像产业发达的韩国也引发了较大的社会争议。2021年1月，青瓦台网站出现请愿，要求政府惩罚RPS的消费者，并出台措施管控这一文类的流通。仅仅两天的时间，就有16万韩国民众在请愿书上签名。⁴²

在媒介粉都里，角色的唯粉和CP粉之间、官配CP的粉丝与同人CP的粉丝之间、异性CP的粉丝与同性CP的粉丝之间虽然也会发生争执，但大部分媒介粉丝认为只要不贬低他人的喜好，粉丝对角色的热爱和幻想都是自由且平等的。媒介粉都里也存在关于创作伦理的争议，比如近年来网络上流行的“纸片人⁴³是否有人权”的讨论。部分消费者认为，创作者应该尊重角色，不能随意更改角色的意识和人格，不能对角色进行恶意伤害和侮辱。不过，关于角色权利的争论显然不能与关于明星权益的讨论相提并论。明星的名誉权是真切地受法律保护的，⁴⁴而媒介人物却只是创作者思想和情感的寄托。如诸多网友所指出的，纸片人只有版权，没有人权。

三、明星粉都的情感感受力

如前所述，明星粉都与媒介粉都的根本区别在于喜好对象的不同，前者喜好的是三次元真人，后者喜好的是二次元媒介文本或人物。但基于数字化技术打造的虚拟偶像的出现，不仅模糊了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边界，也让真人明星与虚拟形象之间的区隔变得微妙。真人明星/偶像与虚拟偶像不乏相似之处：他们都依赖特定的人设来吸引粉丝，都可以为粉丝提供陪伴感和亲密感，都是粉丝投射个人欲望和幻想的载体。在美国学者加尔布雷思（Patrick W.Galbraith）看来，真人偶像其实是“一个有着非常真实的效果/情感的虚构”。⁴⁵相比有才艺或道德缺陷的真人偶像，虚拟偶像“更无限趋近于理想与完美”，更能基于网络“给与多场景下的陪伴”。⁴⁶粉丝对虚拟偶像也有更多的自主权和掌控力，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偶像制作人”，赋予虚拟偶像灵魂和情感。⁴⁷最重要的是，虚拟偶像比真人偶像品格稳定，安全可靠，永无“塌房”⁴⁸的风险。时下，高人气的虚拟偶像在娱乐圈的地位已经直逼流量明星。2021年11月，沉浸式恋爱游戏《光与夜之恋》的男主人公萧逸在其生日当天荣登时尚名刊《ELLEMEN》电子杂志的封面。这位虚拟男友不仅拥有傲人的时尚资源，粉丝还为他举办了各种热闹的生日应援活动。⁴⁹

各种迹象显示，部分粉丝已经打破了二次元与三次元之间的“次元壁”。他们有的用喜欢二次元虚拟人物的方式来喜欢真人明星，将明星当作“一套人设/叙事”来消费。⁵⁰如日本AKB4系偶像就是为沉迷于二次元的“御宅族”量身定做的，组合成员皆按照二次元的审美观来分配个人属性或人设标签。⁵¹国内的偶像产业也催生了一批“人设粉”，这些粉丝仅关注偶像的人设，不关心其真实性格。⁵²有的则以喜欢真人的方式来喜欢虚拟人物。2018年，日本一位35岁的上班族近藤显彦与16岁的虚拟偶像“初音未来”在家中举办了婚礼。婚后，这位宅男频频在社交媒体上晒出夫妻合照。⁵³不过，目前虚拟偶像的粉丝主要还是“二次元宅”，相当一部分真人明星粉丝对虚拟偶像兴致索然。即便有粉丝同时喜欢真人和虚拟人物，其喜爱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如一位粉丝所言：“搞真人和搞纸片人的方向真的大相径庭甚至可以说背道而驰。搞真人是在塑偶像，他是光是梦是神明走失在人间的孩子。[……]搞纸片人偏偏相反，越爱他就越要把他往浊世的泥潭里拉。”⁵⁴换言之，粉真人明星需要将其理想化，粉虚拟人物则需将其世俗化。⁵⁵我们或许可以用情感感受力的概念来解释这一有趣的分野。

在1992年发表的《这屋里有粉丝吗？——粉都的情感感受力》一文中，格罗斯伯格认为，我们不应通过文化形式的性质（如高雅文本还是通俗文本）或受众的特点（如被动的受众还是积极的受众）来定义粉丝，而是需要考察文本形式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他把这种关系称之为“感受力”，即“一种特定的参与（engagement）形式或运作方式”。⁵⁶普通消费者的感受力是围绕快感的生产来运作的。他们之所以参与流行文化，乃是因为这些文化形式和产品提供了娱乐和快感。粉丝的感受力则是在情感（affect）或情绪的范围内运作。情感和生活的感觉（feeling）密切相关。这种感觉是私人的，很难与他人分享，但它并不是主观的，仍然是被社会建构出来的文化效果。情感对于粉丝具有赋能作用，它能生产出“要义地图”（mattering maps），引导粉丝“在/对世界的投入”，帮助他们确立各种行为、实践和身份的位置，并寻找生存的能量和自我实现的激情。⁵⁷

依笔者之见，明星粉丝至少需要三个方面的感受力：对明星容貌的审美感受力，对快乐这种正性情感的感受力，以及对追星过程中的矛盾和风险的容受力。

1.“追星女孩本质看脸”

明星粉丝对人类面部特征和表情极为敏感，能够从“盛世美颜”中获得强烈的精神愉悦和情感共振。这种对于美貌的追求并非是浅薄、空虚的征兆，而是人类的天性使然。研究表明，向出生14—151个小时的婴儿展示好看与不好看的女性的脸时，这些婴儿会对好看的脸盯上更长时间。也就是说，尚未被教化的新生儿就已经具备感知、辨别人脸特征的能力。⁵⁸出众的外貌一直是娱乐明星的首要条件，也是其卡里斯玛（charisma）的重要来源。葛丽泰·嘉宝、奥黛丽·赫本、格利高里·派克等经典好莱坞时期的电影明星直到今天依然因其卓绝的姿容而散发出无与伦比的魅力。当然，追星族的审美偏好也是社会文化塑造的结果。在日本，偶像型艺人不需要特别漂亮或有才华，他们只需要有亲和力，就能收获粉丝的欣赏和热爱。⁵⁹然而在中国，鹿晗、蔡徐坤、杨超越等高人气偶像无一不是俊男美女。显然，中国粉丝比日本粉丝更注重偶像的外貌。整形技术的普及更是让有个人特色的“原装脸”成为娱乐市场的紧俏商品。

不过，粉丝对于美貌的定义因人而异，不乏“甲之蜜糖，乙之砒霜”的情况。作品、角色、CP等滤镜的加持，也会让粉丝“情人眼里出西施”。正如“始于颜值，陷于才华，终于人品”的追星族名言所揭示的，明星的美貌只是吸引受众深入了解其才艺、经历和人品的“诱饵”。但不可否认的是，优越且有辨识度的外貌始终是明星吸粉、固粉的有效手段。张芷凡曾对五位粉龄五年以上的资深“庚饭”（明星韩庚的粉丝）进行一对一的深访。她发现，五名受访者（其中包括一名男性）都提及韩庚的相貌是他们喜欢他的一个重要因素。首次在现场见到韩庚真人的粉丝甚至会因韩庚的容貌而大受震撼，认为他“好看到不真实”，宛如谪仙。⁶⁰

由于粉丝对明星容貌的重视，明星图片也因此成为粉都里流传最广、数量最多的文本类型。每一个追星族都会在手机、电脑里储存大量的明星图片，以便随时调出来欣赏。这些图片来源广泛，既有明星工作室发布的官方写真，也有时尚杂志的照片、演出剧照以及粉丝自制的美图。紧跟明星行程、发布明星最新图片的“站姐”通常都是明星粉都里最受欢迎的“大粉”。明星图片不仅是粉丝接触、靠近明星的根本媒介，也是粉丝独有的情感调节装置，能帮助粉丝消除疲劳、改善心情。当代西方情感理论认为，情感系统与意图或认知系统是分离的，情感是“在意识和认知的阈值（threshold）之下发生的、根植于身体的自主性（autonomic）反应”。⁶¹粉丝在看到明星影像时的反应，就是这种独立于意识和认知的活动，并且涉及一系列不由自主的身体和情绪变化，如嘴角上扬、双眼发亮、表情专注、精神振奋。

2.“追星让我快乐”

对快乐的追求是粉丝追星的最根本动机。粉丝可以通过浏览明星的资讯、欣赏明星的作品、参与粉丝社群的活动等多种途径来收获快乐。对于很多承受学业、职场或家庭压力的女性粉丝来说，追星是她们保持身心舒畅的最有效、最便捷的手段。追星可以让粉丝产生幸福感。这种幸福的心理状态“可以是持续稳定的情绪体验，也可以是瞬间的愉悦感受”。粉丝的幸福感来自“审美层面的愉悦和放松”“娱乐层面的消遣和满足”，以及“压力释放层面的补偿与宣泄”。⁶²追星还能帮助粉丝摆脱孤独麻木的生活状态，恢复活力，重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情感、欲望和幻想的人”。⁶³

美国心理学家、情感研究的先驱汤姆金斯（Silvan Tomkins）认为，人类情感生活的总体目标之一是将正性情感最大化。这个目标貌似简单，实现起来却并不容易。我们会把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直接或间接地联系起来，相信乐极生悲；同时还会将那些对快乐孜孜以求的人视为享乐主义者和自恋者，认为他们的追求注定会失败，其下场也会很悲惨。⁶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也展现出对快感的贬低。受弗洛伊德的影响，批判理论普遍对快感持有敌意。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文中称：“快感总是意味着放弃思考，忘却苦难”，快感不是逃避悲惨的现实，“而是逃避最后一丝抵抗的想法”。⁶⁵

在社会内卷化加剧、抑郁情绪蔓延、越来越多的民众丧失感受快乐的能力的当下，追星族对快乐的追求也许能获得更多的文化合法性。但正如格罗斯伯格所言：“粉丝对于某些实践与文本的投入使得他们能够对自己的情感生活获得某种程度的支配权”，这种掌控感会进一步促使他们“对新的意义、快感及身份进行投入，以应对新的痛苦、悲观主义、挫败感、异化、恐惧及厌倦”。“粉都，至少潜在地，是一个乐观、振作与激情的场所”，而这些情感是改变个人生活境况的“必要条件”。⁶⁶

3.“清醒的沉沦”

明星是现代社会中一个充满悖论性的存在。他们是符号性的商品，但又是拥有脆弱肉身的真人；是“真实、真诚的，又是梦幻、理想的”；⁶⁷是遥远的陌生人，又是无处不在的媒介形象；他们缺乏制度性的权力，但又享有巨大的财富和知名度；他们被视为强势资本的玩偶或化身，但在社会矛盾加剧时，他们又可能被当作替罪羔羊。关于追星族的诸多争议，大多源于明星身份的悖论性。比如，明星粉丝往往被指责“盲目追星”，在明星身上投入过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之所以出现这种指责，无非是因为大众将明星视作不相干的陌生人，而粉丝却打破传统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将没有血缘关系、缺少现实交往的明星当作亲人或密友。

成为明星粉丝，就必须具备应对明星现象中的诸多矛盾的能力，将情感与理智调节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吴炜华在考察“女友粉”时称：女友粉与明星的关系是“知其虚妄却奋不顾身，知其不可得却依然沉迷”。⁶⁸这种“清醒的沉沦”状态其实适用于绝大部分明星粉丝。粉丝并不完全是被娱乐产业或饭圈“PUA”⁶⁹的白痴受害者，他们对自己的处境也有清醒的认知，并试图在现有的条件下做出最有利的选择。即便是饱受嘲讽的“数据女工”，也是在“清醒地被剥削”。她们对互联网资本的压榨体系心知肚明，但因缺少“主动权与选择权”，只能遵循资本的逻辑去维持饭圈的追星游戏。⁷⁰

有血有肉的真人明星注定是多面的，即便他们经过娱乐公司的包装和训练，也不可能像虚拟偶像那样完美无缺。粉丝需要对人性的弱点有所认知，才能对偶像保持信赖。真人偶像与虚拟偶像的一个最大区别是，粉丝有机会和真人偶像进行线下互动，但这种互动的结果常常难以预料。有些粉丝会因真人与幻想不符而脱粉，有些粉丝则因亲身感受到真人的卡里斯玛而变得更加忠诚。演艺明星的职业生涯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而部分致力于促进偶像事业发展的“事业粉”往往需要承受一定的心理压力。不过，相当一部分明星粉丝（特别是养成系偶像的粉丝）享受的正是偶像身上的未知感。正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的偶像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才会促使粉丝在偶像身上投入更多的关注和期待，让粉丝对偶像的每一个成就都感到惊喜和满足。与此对应的是，当偶像人设崩塌或事业受挫时，粉丝也会感到强烈的失望和痛苦。从某种意义上说，追星就是一个情感蹦极的过程，粉丝会经历兴奋、快乐、狂喜、愤恨、厌恶、难过、失望、疲倦、淡漠等各种情感，⁷¹并非所有人都能承受或享受这种高强度的情感实验/体验。换言之，并非所有人都有“追星体质”，能将追星当作长期的个人爱好。

当然，粉丝强烈的情感投入并非没有副作用。部分粉丝会与偶像形成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情感—利益共同体。只有偶像不断取得成功，粉丝才能有勇气坚持自己的梦想。⁷²在这种共生关系中，粉丝如同溺爱孩子的家长，将偶像的需求置于自己的需求之上，不惜一切代价地支持偶像的事业，哪怕这种支持在“路人”眼中已经到了不合情理的地步。比如，没有独立经济能力的学生粉丝宁愿借贷，也要购买偶像代言的产品，帮助偶像“冲销量”。由于粉丝将偶像视作自我的一部分，当偶像遭到攻击时，粉丝会如同自己被攻击一样感到愤怒和沮丧，并有可能做出过激的反应。极少数粉丝因对偶像的过度迷恋，还会成为所谓的“私生饭”，为了跟踪、偷窥偶像而放弃正常的学业和生活。不过，二十多年来的一些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即便是在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青少年群体中，丧失理性的狂热粉丝的比例也是非常低的。⁷³极少数出现心理行为偏差的粉丝可能先遭遇了心理创伤，出于自救的本能，他们开始以较为极端的方式追星，明星成为他们与世界唯一的联系。对于粉丝因强烈的情感投入而产生的负面问题，自然也应成为我们从情感感受力角度深入研究明星粉都时的重要课题。

结语

2021年6月，中央网信办开展“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饭圈问题首次被当作一个关乎“互联网治理、文化治理乃至国家治理”⁷⁴的社会问题，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伴随饭圈文化的整顿，中国粉丝研究似乎也发展到一个分水岭，是时候去反思十多年来这一研究领域出现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首先，我们不能再对不同粉都之间的差异置之不理，不能再一揽子地使用媒介粉都理论来解释明星粉都现象。区分明星粉都和媒介粉都，不是为了把二者当作泾渭分明的阵营——鉴于不少粉丝同时混迹于多个明星和媒介粉都，二者的边界可能永远无法厘清——而是为了揭示不同类型粉都中粉丝情感和实践的不同特质，从而为每一种类型的粉都研究寻找更适切的理论资源。强调明星粉都的独特性，也不是为了摈弃媒介粉都理论，而是为了调整研究框架，对本土明星粉都中的突出问题给与更好的关照。一个显而易见但却被很多学者忽视的事实是：并非所有人都是明星粉丝，只有具备特定情感感受力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明星粉丝，没有追星经历的人基本很难与追星族产生共情。

其次，现阶段的明星粉都研究倾向于聚焦青少年女性粉丝或“饭圈女孩”，一般将追星当作青春期的偶像崇拜或“女生力量”的张扬。⁷⁵这些年轻女性粉丝无疑是网络明星粉都中能见度最高的一个群体，但我们同时也需要关注那些长期处于“不可见”状态的粉丝，如男性粉丝、弱势阶层的粉丝以及假靳东事件⁷⁶中的中老年农村女性粉丝，了解明星对于这些群体而言意味着什么。需要指出的是，饭圈只是明星粉都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非其全部。由于所粉明星在类型和成就上的差异，不同明星粉都的文化实践也存在较大差异。追星对某些粉丝而言可能只是“对日常生活的逃逸”，是“一段短暂而特殊的生命历程”，⁷⁷但相当一部分粉丝会将追星融入日常生活，成为相伴多年的爱好。

最后，除了研究粉丝的认知和行为模式，我们还需要探究他们的感觉方式。本文对明星粉都情感感受力的论述，就是粉丝文化研究之“情感转向”的一次尝试。如周懿瑾所指出的：“粉丝对偶像的情感是所有活动和行动的起点，而目前的相关研究几乎将粉丝最核心的情感生活剥离在讨论之外，更多聚焦于粉丝的具体行动及其影响”。⁷⁸这种研究取向其实始于英美媒介粉丝研究。由于媒体和学界往往把粉丝描绘为“着魔的个体和/或歇斯底里的狂热分子”，⁷⁹为了避免将粉丝病理化，詹金斯等学者有意将研究重心放在粉丝社群的文化实践，而非粉丝个体的心理和情感。不过，格罗斯伯格的《这屋里有粉丝吗？——粉都的情感感受力》一文为我们展示了粉丝研究的另一种可能。这篇与詹金斯的《文本盗猎者》同年问世的粉丝研究论文，也被认为是当代西方情感理论的先声。⁸⁰从情感感受力及其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入手，或许能让我们对中国粉丝文化研究的未来有更丰富的想象，产生更贴合明星粉都存在状况的研究成果。

杨玲，厦门大学电影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性别与文化研究。出版专著《转型时代的娱乐狂欢——超女粉丝与大众文化消费》（2012）、《新世纪文学研究的重构》（2019），译著《明星制：欲望的产业》（2017），参与主编《粉丝文化读本》（2009）、《大众文化理论新编》（2011）、《名人文化研究读本》（2013）、Chinese Love Stories:

The Politics of Intima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019），发表中英文期刊论文和专书中论文近5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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