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李广志丨《日本遣唐使研究》

本书以详实的史料为基础，结合最新考古与文献资料，构成一个扎实的日本遣唐使研究新成果。日本与隋唐交往三百年，结合各个时期的特点，本书将遣唐使置于世界史的视域下来考察，由“东方”到“西方”，从时间、空间与政治意识等多重视角，还原了唐朝与日本交往的真实历史。既有宏观俯视，又有微观解析，构成一个立体的唐日交往史研究。此外，本书又以文化视角对唐日间人员的移动与交流、唐文化传入日本的过程等，进行实证研究，从而揭示了日本唐文化的本质特征。

后记

中日交往两千年，遣唐使虽然不能代表两国交往史的全部，但它给日本带去的影响巨大，构成了今天日本文化的根基。在现代日本社会中，到处显现有唐朝文化的踪影。

本书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本遣唐使研究”成果基础上修改而成。长期以来，笔者的学术兴趣集中在中日关系史、日本古代史方面。2005年至2009年，日本文部科学省资助一个项目，名为“东亚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以宁波为焦点的跨学科创生”。该项目以东亚史为视角，时间限定为10––19世纪，空间范围是以宁波为核心区域的整个东亚海域，全方位地研究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过程。其间，笔者正在日本岩手大学留学，应邀参与该课题中的一项子课题“东亚死与生的景观”，主要协助调查宁波地区的丧葬习俗，由此比较中日两国的生死观。宁波与日本的交往始于唐朝，以此为契机，笔者从遣唐使与宁波有关的部分入手，对日本遣唐使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由此，申报了“日本遣唐使研究”，并于2017年获得立项。

隋唐三百余年，其间，寻求政治和平与友好交往是中日关系的一条主旋律。涉及遣唐使的史料跨度大、范围广，在以往的研究基础上如何发现新的突破口，如何定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这类问题一直伴随着笔者的研究过程。日本遣唐使不仅是个学术研究领域，同时也是文化普及方面的一项重要内容。研究成果既要得到学界认可，又要为广大文史爱好者服务，力求其美，这是我追求的一个目标。如此，笔者又发现，今人撰文中，关于遣唐使的表述时有错误，即便是前辈的开拓之作，也偶有笔误，例如，关于第十九次遣唐使，也就是日本承和五年（838）仁明朝最后一次抵唐的遣唐使的航线问题，在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颇具影响的木宫泰彦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中有一段表述，文曰：“仁明朝到达明州的第一、第四舶……”此处的到达地“明州”，纯属笔误，但它却引起部分作者的误读、误引，以至于重复出现。事实上，这次遣唐使既没从明州上岸，也未从明州返航。对此，笔者在申报项目之前便撰文进行了辨误。

再如，以留学生身份入唐的阿倍仲麻吕，任官于朝廷，仕唐一生， 终生未归。史料所见，他留下的诗歌共有三首，其中汉诗二首、和歌一首。但是，近年多有学人撰文称：753 年阿倍仲麻吕回国途中遇难未死，返回长安看到李白为他写的悼念诗《哭晁卿衡》后，自己也挥毫回赠一首《望乡》诗：“卅年长安住，归不到蓬壶。一片望乡情，尽付水天处。魂兮归来了，感君痛苦吾。我更为君哭，不得长安住。”笔者发现，这首所谓的阿倍仲麻吕诗，纯属伪作，遂撰文予以澄清。诸如此类，关于遣唐使的历史真相，常常真假混淆。笔者在写作过程中，则以史实为依据，剥茧抽丝，力图构建一部正确的日本遣唐使及唐日关系史。

在历史空间上，大唐与日本之间，如长屋王写的汉诗所云“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又如圆仁到达扬州海陵县白潮镇桑田乡东梁丰村时所说的“虽年号殊，而月日共同”。中日两国，既有区别，又有共同之处。时至今日，两国许多地区保留或再现了遣唐使的遗迹。为了更好地理解唐史知识，体验遣唐使的旅途生活，笔者遍访许多历史遗迹––无论是长安、洛阳，还是京都、奈良，抑或是遣唐使的登陆和返程地—沿着他们的足迹，做了许多实地考察，切身感悟并重温遣日本遣唐使研究唐使与大唐对接时的历史景观。研究日本遣唐使，穿越陆地和海洋， 走近帝王身边，旁听古人对话，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一过程是快乐的。

笔者所在的宁波大学距离甬江仅有几百米，而甬江又是遣唐使入港和返回的内河通道。贞元二十一年（805）五月十八日，第十八次遣唐使从明州归国，两船通过甬江返航，最澄在其《显戒论》中写“解藤缆于望海”，“望海”即今日宁波市镇海区。多年来，笔者给研究生讲授一门“中日文化交流史”课程，从教室向外眺望就能看到甬江，如此场景，仿佛遣唐使从我们眼前经过。这样，在教与学的过程中，感受历史与现实交融的知识乐趣，促使我津津乐道地研究下去，这也是本书付梓的动力之一。 本书在完成过程中，得到诸多人士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2024年8月18日

李广志，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内蒙古大学日语系本科，日本岩手大学硕士，研究方向：中日文化交流史、日本历史。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专著《日本遣唐使研究》《万里波涛东瀛路—南宋临安海商谢国明与中日交流》、译著《我是猫》等。

润哲编辑

春生、夏生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