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小松和彦丨鲶鱼之怒：日本大众文化中的天灾·疫病·怪异

我们谈论“灾害”时，最先跃入脑海的，或许是“共工怒触不周山”的传说，又或许是海外有神山，天帝派“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的神话。那驮着神山的巨鳌，一旦翻身便引发地震，而女娲炼石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的故事，更成为中国人应对“灾难”最早的叙事之一。

这种对“灾害”的解读与回应，在东亚文化圈中形成了奇妙的共鸣。当我们的先民用鳌鱼与补天的神话理解灾难，隔海相望的日本列岛，也将地震与鲶鱼翻身联系在一起。在日本民间传说中，巨大的鲶鱼蛰伏于地下，被神明用巨石镇压，一旦神明松懈，鲶鱼便扭动身躯，导致大地震动。然而，日本人并没有憎恶带来“灾难”的鲶鱼，反而用画笔和故事为这只“惹祸精”注入了人间烟火气：地震后流传的“鲶绘”中，既有百姓围着鲶鱼祈祷“止震”的虔诚场景，也有暗讽趁机哄抬物价者的幽默画面。

这种“将灾害融入生活”的智慧，远不止体现于地震。当天花肆虐时，日本百姓一边供奉“疱疮神”祈求平安，一边给患病的孩子玩色彩鲜艳的玩具；当霍乱袭来，他们既举行“送瘟神”的热闹仪式以驱散恐慌，又认为是美国人带来的狐狸传播了病毒，转而祈求神犬庇佑。这些看似荒诞的举动，实则是普通人在灾难面前为自己搭建的“精神避难所”。从底层百姓传唱民谣度日的“大杂院文化”，到町民喜爱的歌舞伎、浮世绘、落语，再到豪商推动的消防制度和相扑比赛，这些后来成为日本大众文化核心的内容，追根溯源，大多带有“应对灾害、抚慰人心”的初衷。

更值得品味的是，在日本灾害文化的肌理中，潜藏着大量中国古代文化的痕迹。例如在驱除“疱疮神”时，人们有时会穿上绘有“捉鬼大师”钟馗的红色服饰；再看江户时代消防员——“町火消”制服上的“云龙”纹样，显然是想借中国传统中龙的御水神力来克制火灾；至于“鲶鱼地震”传说，则更像是“鳌鱼负山”神话在日本的翻版。

灾害始终伴随着人类的发展历程，我们也不断与之相遇。地震后的重建、台风过后的清理、疫情下的生活调整，本质上都是在重复“对抗不安”的命题。《鲶鱼之怒》或许不会教我们如何躲避灾害，却能让我们看到：无论是中国的“女娲补天”，还是日本的“鲶绘解厄”，东亚文明从未将灾害视为“不可触碰的伤疤”，而是通过故事、绘画和仪式，将恐惧酿成文化的醇酒。

《楚辞》曾问：“鳌戴山抃，何以安之？”若你好奇：同样面对灾害，几百年前的人们是如何将“糟心事”转化为文化创意的？不妨翻开这本书——从鳌鱼到鲶鱼，从疫病到火情，你会读懂东亚灾害叙事中那份共通的温柔与坚韧。

日本列岛常被称为灾害列岛。的确，回顾日本历史，每年总有地方遭受地震或暴雨等灾害，疫病更是反复来袭。

本书聚焦于“大众文化”，探析人们在面对大自然的灾祸或灾害时，究竟采取了怎样的对策。

当疫病、地震等“灾祸”来袭，大众会作何反应？不言而喻，是“恐惧”，是千方百计地逃离，是平复“愤怒”“悲伤”等激动的情绪。这些体验激发了大众的想象力，不久又转化成了文学、绘画、演艺等表现形式，与加强防灾防疫、建造纪念物等事宜亦密切相关。而本书所谓的“灾祸的大众文化”涵盖上述全部内容。

虽然本书使用“大众”一词，但换成“民众”“庶民”“常民”“人民”亦无妨。当然，每个词都有其特定的涵义，它们之间既有重叠也有差异。然而，先于本书出版的通史性读物《日本大众文化史》却道破了它们的共通之处，那就是作为“群体”的人们。换言之，这里所谓的“大众文化”就是“群体”创造的文化，当然大众文化的“创造者”属于“群体”，细细琢磨，大众文化的享受者也属于这一“群体”。

关于“大众”，详情请参见《日本大众文化史》，在此我仅对本书编者所阐释的“群体”加以概述。首先，作为“群体”的“创造者”和作为“群体”的“享受者”是协同与共创的关系，而支撑这一关系的是快乐、宣泄等不同的“欲望”。这种“欲望”有时会直截了当地表达，有时会不知不觉地流露，但无论如何，只有充分满足“享受者”“欲望”的才会作为大众文化落地生根。虽然其中不乏艺术的、高级的东西，但首当其冲的还是为迎合“欲望”而创造的作品。

当然，催生推动大众文化的“群体”中藏龙卧虎。他们洞察到作为“群体”的“享受者”的欲望，为迎合这些欲望，他们代替作为“群体”的“享受者”，为欲望赋“文”塑“形”，而此事的成功与否将会决定他们的生活。“享受者”的“欲望”多种多样。有时是对体制的批判，有时是性（Eros），有时是“灾难”，有时是身边发生的事儿，有时是对光怪陆离的痴迷。这些很容易被贴上“趣味至上”“低俗”“下流”等标签而遭人不屑，但大众的特征就隐藏在其中。

作为“群体”的大众文化的“创造者”和“享受者”，均受“欲望”支配，在这一点上，两者紧密结合且相互重叠。而两者间的媒介正是大众传媒，即传播海量信息（文化表象）的媒体。

日本率先登场的“媒体”是随着木版技术的进步而出现的印刷品，而促其流行的正是“书店”（草双纸屋）¹和“读卖”（瓦版屋）²。到了近代，木版变成了活版，能够传递声音的收音机、唱片，能够展现图像的电影、电视也参与其中。

需要注意的是，剧场和街头的表演受益于媒体的同时，对大众文化的发展和渗透也功不可没。这里，作为“群体”的“创造者”（或者其代办者）和“享受者”变成了面对面的协同与共创关系，符合双方“欲望”的东西则作为“大众文化的内核”落地生根了。

上文我曾说过“享受者”的“欲望”多种多样。这也意味着有的大众文化可以满足很多人的“欲望”，有的大众文化却只能满足“一部分人”的“欲望”，而后者就是所谓的“小众文化”。

换言之，虽然统称为大众文化，但其内部却存在许许多多、大小不一的小众文化。或许，将其称为大众文化内部的“分众文化”也未尝不可。

不应忽视的是，当政者和处于支配阶层的人，有时会压制“群体”的“欲望”，以免他们对体制进行批判，有时会利用“群体”的“欲望”即大众文化，使其朝着自己喜欢的方向发展。总而言之，“群体”的“欲望”有着令人棘手的一面。

基于以上内容，我简单概述一下本书的特点。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文研）为提振自身功能，推出了“通过大众文化历时性、国际性的研究重塑日本形象”的大众文化研究项目，本书正是该项目的汇报成果之一。该项目设有“古代、中世”“近世”“近代”“现代”四大班组，各组在深入研究的同时，还会基于各自的成果定期同其他班组进行联动，对衍生出来的题目展开研究或召开国际会议进行讨论。迄今为止的具体成果，请参见日文研的官方主页。

本书编者为“近世班”成员，他们将近世定位为日本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的胎动及诞生期，试图在此期间探寻大众文化，并在此延长线上去理解近现代的大众文化，到了近世（江户时代）后半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业愈加发达，特别是在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江户，町人阶层占人口的半数，也就说“群体”的核心阶层成长起来了，瞄准这一阶层的“市场”也随之出现了。

一般来说，人们普遍认为江户大众就是工业化催生出来的阶层。但实际上，江户大众由“上层”“中间层”“下层”三层组成。

处在“下层”的，是居住于生活世界³的“群体”或“劳动者”。江户市民的下层多来自农村，他们靠体力谋生，囊中羞涩。这个阶层近似于民俗学中所说的“常民”。他们拥有作为生活者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在此生活空间（领域）被创造、被享受的文化。其代表性的文化有节日歌曲（民谣、替歌^④）、游艺等，由于创造者和享受者均为同一领域的生活者，故生活和表现相互结合，难分彼此。或许我们可以称其为“大杂院文化”吧。

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多种职业，处于下层之上的中间层，由从事各种职业的人们组成。他们获得相应的收入，既不太穷也不太富，多少有些“过河钱”，由上层中甘于堕落之人和下层中不懈努力之人汇合而成。歌舞伎、净琉璃⁵、曲艺、见世物⁶、读本、锦绘⁷、小曲等江户的娱乐文化，大众文化，大都是由处在中间层的町民们培育而来的。

处于江户大众文化上层的，是町人中被称为“豪商”的富裕阶层。他们根据权力机构的意图，设立各种制度，借此掌管江户城，他们兴办产业以便为自身积累财富。诸如消防制度、花街柳巷、神田祭等仪式、相扑、医疗、服饰、寺子屋（读写能力）⁸、伊势神宫的参拜之旅，等等，这些在江户町人中渗透并扎根后也形成了文化。江户的大众文化，通过汲取下层文化，同时吸收并改变上层文化，最终得以成形。

江户的大众文化层层重叠、形式多样，上述“群体”的欲望亦是多种多样，将两者叠加后，大众文化的特征是不是清晰多了？

近世班组涉及多种大众文化，其中关于怪异（妖怪）文化的论述最多。但由于篇幅有限，又恰逢新冠疫情全球肆虐，我们进一步取舍，将目光锁定在了文初提到的以近世为中心的地震、疫病等自然灾害，对由此衍生出的大众文化相关论述进行了汇编。

时至今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能够预测台风引发的狂风暴雨，却未能找到阻止台风来袭的办法。随着地球环境的变化，这一规模越来越大，每年都给各地带来巨大的灾难。

同样，地震的预报也不尽人意，我们的首要任务依然是应对突如其来的大地震、大海啸所引发的灾难。

关于疫病，近代前后的情形则天差地别。近代以前，虽然通过中药的解热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症状，却几乎没有疫苗等预防及治疗药物。而近代以后，预防和治疗药物陆续问世，疫病也有了相应的治疗方法。不过，正如今日的新冠疫情，我们时不时还会遭遇尚无疫苗和治疗药物的窘境。

那么，面对令人身心俱疲的天灾疫病，人们如何应对又如何表现呢？另外，当时的人们处在怎样的大众文化环境之下呢？怀揣着这些疑问，本书试图通过多方材料，厘清大众文化的特征。

因新冠疫情的影响，本书有关疫病的论述所占篇幅较多。

以下是笔者对各章的些许感想及评议，按疫病、天灾分别论述。

第一章（香川雅信）以江户时期流行的疱疮（天花）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前人应对疱疮的方法。江户时代，特别是产业发达的江户后期，“玩”（享乐）的倾向愈加明显，成为大众文化的一大特点。多少有些闲钱的町人们，流连于歌舞伎、净琉璃、见世物剧场林立的繁华街市，他们购买歌舞伎名角的锦绘，爱看洒落本、滑稽本、黄表纸、合卷、读本、人情本等通俗读物，乐于发表高见。他们的享乐趣味也体现在了与“疱疮”（天花）的斗争之上。

古时“疱疮”又称“豌豆疮”或“裳疮”，初见于《续日本纪》“天平疫病大流行”条，此次疫病让平城京执掌朝政的藤原四兄弟先后丧命，身居高位的贵族也未能逃过此劫，故朝中大乱。此后，“疱疮”屡次来袭，几乎无人不得此病。人们大都在儿时感染，有人因此命丧黄泉，有人获得免疫继续活命，因此在江户时代，感染疱疮恰似一种过渡礼仪。

香川特别关注了以下几点。首先，当时的人们认为散播恐怖疱疮的是邪恶的“疱疮神”“供奉”它可以缓解症状免于一死，故举办“疱疮神祭”，而祭典中常用红纸、红色人偶、小豆饭等红色物品。

其次，应对疱疮还有“玩”的一面。名为“疱疮绘”的锦绘上，疱疮患儿身旁总摆着一大圈玩具。据说，当时的人们认为“边玩边治”有助于减轻疱疮的症状，于是亲朋好友会给患病的小孩买一大堆玩具。供奉恶神或从生活领域请走恶神的做法，并非疱疮神独有，但送玩具给患儿希望他在玩的同时缓解病症的做法，却在疱疮神上尤为明显。作者指出，新冠之下人们根据江户瓦版上的“Ama-bie”（阿玛比埃）进行“Amabie大挑战”的做法与这种通过“玩”来“消愁解闷”的思维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这点值得玩味。

第二章（福原敏男）作者广泛搜集了幕末时期人们对付疫病及妖怪“恶神”的方法，探析了当时的疫病观，特别聚焦于民间信仰方面。

本章关涉的对象众多，既有“Amabie”“Amabiko”“姬鱼”“白山双头鸟”等“预言兽”，也有“神田明神之书童”、霍乱爆发时江户及其周边村庄流传的附身邪灵“御先狐”等怪兽。

素戋鸣尊（牛头天王）制服散播疫病的恶鬼，令其发誓不再作恶的“疫鬼致歉文”，是近松门左卫门和葛饰北斋等常用的主题。这和民间所见的“河童致歉文”及鲶绘主题之一的“地震鲶致歉文”均有关联，亦颇为有趣。

“阿多福风邪”（流行性腮腺炎）爆发时举行的“送多福”仪式则较为少见。众所周知，一旦感染此病，下脸就会浮肿，犹如狂言中的“阿多福（面具）”，故此得名。此病流行时，为驱赶病魔，人们便戴此面具，送走“阿多福”。收藏于广岛县三次市“日本妖怪博物馆”（三次妖怪博物馆）的《人面草子》在参观者中颇具人气。福原认为画中下脸浮肿的可爱人面形象或许就源自“阿多福”。

第三章（高桥敏）运用地方史料还原了1858年（安政5年）霍乱流行时人们慌乱彷徨的模样。江户末期，天灾和饥荒屡次来袭，米价暴涨，各地百姓揭竿而起，打砸抢事件时有发生，以往的政治体制已无力应对。此外，日本同欧美等国的接触日渐增多，幕府与驶人浦贺港的佩里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打开了国门。得知日本开国后各国纷纷要求建立友好通商关系，船员携带的“霍乱”就这样传播开来，最终在江户盛行。

针对当时的霍乱暴动及其前后的社会状况，高桥用骏河国富士郡大宫町经营酒厂的第九代豪商横关弥兵卫留下的《袖日记》为线索，以纪实的风格描绘了人们在霍乱日益逼近的恐慌之下，运用祭祀、医药等多种手段抵御疫病的活动。

由这一史料可知，对付霍乱的办法中包含各种各样的信仰活动，既有巡回念经、曼陀罗大日如来开龛等佛教方法，也有供奉道祖神、昼夜放炮、重过正月、送瘟神等民俗方法。当人们发现这些方法都无济于事时，“美国狐”的谣言又闯了进来，高桥对此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当时包括江户在内的关东及东海地区，不知从哪儿冒出来这么一个谣言，即散播霍乱的是美国人（佩里等）带来的狐狸（有些地方称之为“管狐”或“御先狐”）。据说武州三峰神社的御使“神犬”对付此“狐”（附身邪灵）最为灵验于是人们争先恐后前去拜求，场面蔚为壮观。

此事不仅反映了人们对霍乱的恐惧之情，也如实还原了日常的民间信仰如何应用于异常的疫病蔓延之状况，同时还体现了前人易受外国船只到访、开国等大事件相关谣言左右的心性。

第四章（高冈弘幸）同样聚焦于上文提到的“送疫病”仪式，但其特别之处就在于从上方落语⁹中探寻到了考察的素材。该落语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由于流感肆虐町内举行“送风神”仪式，于是设简易祭坛，摆上象征风神的人偶，供奉风神求其离开，之后敲锣打鼓，弹奏三弦抬着人偶将其扔进河中。

高冈认为此落语创作于江户时期，通过《耳袋》中“把扮作风神的非人¹⁰从桥上推下，众人大笑各自回家去了”的记载，完美地解读出了仪式中使用的并非“人偶”，而是乔装成风神的“人”这一事实。

江户及大阪市内，下层之中还有处在“最下层”的信教者和卖艺者，他们连基本的温饱都成问题。他们或在街头装神弄鬼，打把势卖艺，吸引过往行人的注意，或帮町人消灾解难，借此糊口，因此有时也会扮演风神这样的恶神角色。

高冈亦称，乔装成风神的人被推下桥后，活动执行者们哄堂大笑的场面不容忽视。“送风神”不仅有驱离疫病的信仰方面，还有“娱乐”的一面。虽然该场面令人极其不快，却揭示了江户时期大众文化复杂的一面。

第五章（横山泰子）以冈本绮堂的《日记》为线索试图找出体弱多病的绮堂眼中百姓的疫病观。冈本绮堂是生活在明治与昭和时期的大众文学作家，凭借《半七捕物账》广为人知。横山认为“绮堂的作品描绘的并非人们同疾病顽强斗争的崇高形象，而是百姓惧怕疾病的真情实感。作为大众文学作家，自然要通过作品博众人一笑，但也让读者知晓了前人的疾病体验”。

绮堂当然知道西洋近代医学能够预防和治疗疫病，疫病一爆发，他第一时间接种了疫苗。但百姓在前近代迷信疫病观的影响下应对疫病的方式才最吸引他。绮堂依据大量材料，将江户和明治时期百姓对疫病的恐慌以怪谈的形式写进了作品，如《半七捕物帐》中的《披肩蛇》《酒酿婆》《卖甜酒》及以明治霍乱为主题的“黄纸”等，其中也反映了绮堂自身饱受疫病折磨以及家人死于疫病的痛苦经历。虽然细节不同，但与新冠病毒瞬间夺走生命的情形并无二致，这点在绮堂的日记和作品中清晰可见。

第六章（香西丰子）通过分析以“卫生”为题的绘双六¹¹“卫生双六”，探寻了明治时期为政者对待疫病的理念。冈本绮堂通过娱乐性的大众文学作品窥视了百姓前近代的疫病观，与此相对，香西则聚焦于明治政府将“疫病”的观念和实践纳入其统管之下建设近代国家一事。为实现这一目的，当时大众“游戏”中颇具人气的“绘双六”，如“净土双六”“道中双六”“出世双六”“妖怪双六”等均被加以利用。

幕末到明治时期，日本的疫病观随着西洋医学的引进发生了巨变，原先将疫病看作恶神、疫鬼等外界某物对身体的侵害，后来得知此乃物理性病原体在某一机制下使人感染。结果，前者作为“迷信”遭到摒弃，后者则作为“正确的”知识深人民心。这一疫病观、医疗观体现在双六的棋盘上，就成了“卫生双六”。也就是说，从“振出”（起点）开始摇骰子，经历数次“疾病”后到达终点，途中或跳到“传染病医院”接受治疗，或购买“成药”，或走向“迷信”，当然其命运也各不相同。走向“迷信”的等待他的是“死亡”，走向“医院”“成药”寻求帮助的方可到达“健康长寿”的“终点”。

在思考大众文化，论其是非之前，还应充分注意并分析为政者施加的影响，即对大众文化的利用。

以上是关于疫病的文章，关于天灾的文章则为以下三篇。

第七章（小松和彦）以1855年（安政2年）江户大地震后大量上市的锦绘瓦版“鲶绘”为线索，通过鲶绘产生的背景及其表达的多种主题，窥视了当时江户市民乐在其中的大众文化。该锦绘描绘的多为引起地震的大鲶鱼或者拟人化的鲶鱼，故得名“鲶绘”。

为什么人们苦于震灾，却纷纷求购鲶绘呢？该文给出的理由如下：鲶绘描绘了地震的惨状和受灾群众的生活状态；鲶绘像“护身符”一样安抚了人们担心余震的心情；鲶绘刻画了人们平复心情后重振家园的风貌等。

然而更有意思的是，若把各种鲶绘放在一起来看，便可了解当时江户大众（町人阶层）的内部阶层，当时人气较高的大众文化也自然会浮现于眼前。画中既有因地震失去工作而苦于生计的人，也有因灾后复兴从中牟利的人，还有被迫施舍的有钱人，创作者或加以批判，或投以善意。可以说，这些图案和题跋正是从当时的社会情况和各种流行趋势中筛选出来的“创意”。在某种意义上，鲶绘就是映照当时大众文化的一面镜子。此外，这些鲶绘中还充斥着江户子¹²特有的幽默和讽刺。

第八章（斋藤纯）广泛收集了各地大雨或洪水过后出现“洞穴”的传说，并对此进行了考察。自古以来就存在着洪水乃大蛇所致的说法，据说，大蛇自山中池塘、沼泽而出，爬行人海，会引发洪水。从长野县、静冈县等地将洪水、山崩称作“蛇拔”“蛇崩”亦可见一斑。斋藤还注意到，大蛇引发洪水的说法在传承时还出现了矮小化的倾向，即规模缩小的传说—“法螺拔”。“法螺拔”的传说略显奇特，据说大雨过后崖壁上出现的大洞乃洞内法螺贝钻出的痕迹。

东京亦有“法螺拔”传说，斋藤向我们展示了描绘1871年（明治4年）东京道灌山出现法螺拔的瓦版。瓦版之上龙形生物从法螺贝钻出后一飞冲天，身体盘旋在黑云之中。另外，《绘本百物语》中的“出世法螺”也绘有“法螺拔”的形态，为妖怪研究者所熟知。或许该传说同“地震鲶鱼”在本质上也是相通的吧。

第九章（川村清志）讨论了东日本大震灾的纪念物（纪念碑）。纪念碑是为了对抗时间带来的忘却，铭记事件和人物名称所做的尝试。川村调查了气仙沼市内设立的纪念碑，希望从中找到某种可能性，即“不从正面对抗制度化和整体化，而是融入官方设立的制度和环境，同时保证个别实践和记忆的纪念碑”

川村考察时脑海中应该浮现着两座具有对照性的地震纪念碑吧。一座为战前的地震纪念碑，即1923年（大正12年）官民合作、共祀关东大地震死者的“震灾纪念堂”（现为“东京都慰灵堂”），另一座为战后的地震纪念碑，即1995年（平成7年）按照民众意愿在受灾地区建立的阪神大地震¹³纪念碑。

前者强调了纪念碑为死者“镇魂”“慰灵”的作用与公权紧密相关。关东大地震的纪念物中仅有震灾纪念堂阪神大地震后所建的纪念物却没有讲述“整体性”的，像“震灾纪念堂”那样大规模的公立纪念堂，而是一群小规模的纪念物，其中既有心念逝者的“慰灵碑”，也有牢记震灾强调“纪念”属性的纪念物。我手头有的，也是川村参考的《震灾纪念物巡游》（每日新闻震灾采访部编著）一书，便以配图的形式介绍了120多座不同的纪念碑。

川村通过对气仙沼市多地的纪念物进行调查，从其多样性中发现了与阪神大地震后所建纪念物的相似之处，另外还从“第十八共德丸”的祭坛、供品被撤掉的“混沌状态”中，窥到了希望祭莫亡魂、保留记忆之“群体”的多样性和多重性。

最后，让我们看一看伊藤慎吾的《研究日记 火灾 戏文 人名》。“火灾同吵架乃江户之花”，的确如此，江户是一个经常失火的“火灾都市”。人们创造了许多关于火灾的大众文化，而该文关注的是大火之后流传的，表达讽刺、评论的“戏文”《火难出本烧进藏》。该作品以1829年（文政12年）发生在神田佐久间町河岸的火灾为蓝本，描述了当时火灾的情形，从书名就可以看出，它戏仿自《假名手本忠臣藏》。

伊藤对两者进行详细比较后指出，“该作品为物语形式的语言游戏，沿用了中世以来的拟人风格”，他还告诉读者“火灾很容易激发文艺创作的欲望，但市井小民却无处发表，所以只能随便一写，鲜有传于后世之作。而该作品正是一篇历尽万难才保存至今的小文”。

总之，同今日一样，当时的江户也有一个由许多有志于创作通俗小说，或自诩为通俗小说家的人士组成的“群体”，他们因火灾及诸多事件激发了创作欲望，于是随手写，随便一发，但终究未能脱颖而出。虽然他们也是大众文化的“挑夫”，但却无法满足多数享乐人士的“欲望”。

大众文化是什么？大众是谁？其特征在哪？我们能否从中找出与以往不同的日本形象？本书以具体的素材和创意为线索，试图阐明上述问题。虽然我们选择了日本大众文化胎动与诞生的近世时期，以江户为中心进行了论述但我们充分意识到了深入考察的必要性，因此将民俗世界近世以后的时期均作为背景纳人了研究视野。然而，本书收录的论文仅有10篇，还远不能回答上述问题。但这些论文互相关联，若将它们放在一起，我们还是能够了解当时与灾祸相关的大众文化，感受创造它享受它的大众之气息吧。

今后，日本大众文化研究系列丛书还将出版三册特定主题的论著。本书亦属此系列，通过该系列丛书，相信日本大众文化的轮廓定会愈加明晰。

马云雷，现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博士课程，主要从事中日民俗文化的比较研究。曾赴日留学工作多年，获第八届宫本奖一等奖，第十四届“卡西欧杯”优秀硕士论文一等奖。译有《商业模式全史》、《世界手艺丛书》（意大利工坊）、《超级问问问》（人文地理篇/生活常识篇）等。发表论文《方正県石碑事件についての一考察》《「他者」と「神国思想」についての一考察》《稻作文化视域下的稻草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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