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9月，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落幕。翌年7月，两支大规模的日本团体旅行队伍便相继开进这片刚刚结束战争的土地。战火初歇，观光已至。战争与旅游，看似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却在这里如此迅速地交汇。这并非历史的偶然错位，而是近代帝国与旅游之间某种深层关系的显现。
日俄战争后出现的“罗塞塔丸满韩巡游”、伪满洲国时期风靡一时的观光巴士，以及1980年代之后兴起的“旧满洲乡愁之旅”，构成了近代日本“满洲”旅游的一条漫长轨迹。本书以1906年以来近一个世纪间日本人在“满洲”（中国东北）的旅游活动为考察对象，试图从这些看似平常的旅行中，探寻旅游如何与帝国的扩张和殖民统治相互缠绕，又如何在帝国消失之后，继续影响人们对于这片土地的想象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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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催生观光
“满洲”，曾是日俄战争的战场。
日俄战争的胜利，让日本跻身帝国之列，也为日本人的“满洲”旅游打通了道路。战争成就了帝国，也催生了观光。
1906年夏，战争结束还不到一年，两支浩浩荡荡的旅行团便接踵前往“满洲”。一支是东京、大阪两家朝日新闻社合办的“罗塞塔丸”豪华邮轮“满韩巡游”，游客共计377人，多为居住在近畿和关东地区的商人。另一支规模更为庞大，是由日本陆军省和文部省联合举办的全国性“满韩修学旅行团”。从北海道到冲绳，共有近3400名中等学校以上的男学生及随行教师参加，他们分乘五艘陆军御用船，从广岛的军港宇品出发，驶入大连。
当时，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尚未成立，更不用说JTB大连支部等旅游机构了。尚未完全撤离的日本军队，承担起了半个“旅行社”的角色，负责“满洲”境内的交通运输，甚至向游客讲解战况与战绩。换言之，在现代旅游业尚未成形之时，“满洲”旅游已经先行上路。
帝国，把战场变成景点。
此后的近四十年间，“满洲”旅游地图上的景点日益丰富。战迹之外，公园、温泉、海滨浴场、博物馆等观光空间相继出现，观光巴士和旅行团穿行其间。日本本土的游客来到这里，不再只是凭吊战迹，也开始游览城市、观赏风景、体验温泉与海滨，甚至观看当地的民俗。随着这些旅行的展开，“满洲”不再只是战争留下的历史现场，也开始以风景、城市与异域体验的面貌，被纳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与旅游想象之中。一个原本由战争定义的空间，就这样被观光重新绘制。
有趣的是，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的旅游盛景依然留下了清晰的痕迹。在日本的旧书店和网上拍卖平台上，还能见到大量当年的“满洲”旅游指南、写真集、明信片和海报（本书封面所采用的，正是1936年以前由满铁制作的一幅旅游海报）。那些制作精美、色彩斑斓的图像，仿佛一扇通往过去的窗口，使我们得以穿越百年时光，重新凝视当年的“满洲”。而面对这些留存至今的旅游图像，我们也不禁追问：当年的日本人究竟怀着怎样的心情踏上“满洲”之旅？他们在那里看到了什么？又将一个怎样的“满洲”，带回了日本？
从日俄战争后的“罗塞塔丸满韩巡游”、到伪满洲国时期的观光巴士，再到1980年代之后的“旧满洲乡愁之旅”，本书追踪近代以来日本“满洲”旅游的形成、发展与延续，试图从人们一次次踏上旅途这一看似平常的行为出发，揭示旅游如何参与帝国空间的塑造、帝国叙事的建构，以及关于“满洲”的集体记忆与想象的形成。
何为“旅游的政治性”？
那么，一个曾经的战场，究竟是如何变成日本人的旅游地的？而当人们开始旅行之后，又是怎么观看“满洲”？这些问题，看似只是关于“去哪里”和“看什么”的问题，背后却隐藏着更深层的权力关系：谁决定哪里值得去，谁决定什么值得看，又是谁赋予一个地方以“旅游地”的意义？
本书的核心视角，是把1906年以来日本人在“满洲”的旅游活动置于帝国扩张与现代性经验交织的历史进程中，考察旅游这一特殊“磁场”里，多重权力如何传递、碰撞，并彼此作用。
笔者将这一问题概括为“旅游的政治性”。
所谓“旅游的政治性”，包含两个彼此关联的层面。
第一，是“产生旅游的政治”。也就是说，旅游是如何在制度、机构与话语的共同作用下被生产出来的？国家与资本如何介入旅游的规划与实践？一个原本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地方，又是如何被赋予某种象征价值，最终成为值得观看、值得前往的“旅游地”？换言之，旅游并非一种自然而然发生的社会现象，而是国家、资本以及各种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塑造的政治实践。
第二，是“旅游所产生的政治”。如果说“产生旅游的政治”关注的是谁在“建构旅游”，那么“旅游所产生的政治”关注的则是：旅游一旦发生，会产生怎样的权力关系？旅游现场并不是一个能够完全可被操控的空间。游客、当地社会、以及各种中介主体，都带有各自不同的背景、利益与经验进入其中。他们彼此观看，也彼此影响。他们可能合作，也可能冲突。权力并不是由某一方单方面地传递下来，而是在现实的接触中不断调整、协商，甚至发生偏离。
对此，可以借用玛丽·路易丝·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关于殖民地“接触地带”的论述来加以理解，即不同群体在接触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互动性与即兴性”。由此来看，旅游现场中的权力关系并非一成不变，既有的权力关系未必能够原封不动地得到再现，而更可能在具体的互动过程中不断被重新塑造。
因此，本书所说的“旅游的政治性”，既是关于谁建构旅游的问题，也是关于旅游创造了什么样的权力关系的问题。换言之，本书所要描绘的，并非一条由国家意志自上而下贯穿始终的单一历史脉络，而是一幅由多重行动者共同参与、在互动、协商与冲突中不断展开的复杂历史图景。
旅游空间中，谁是“满洲”的东道主？
“满洲”，对于近代日本来说，既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外国，也不是台湾、朝鲜那样的正式殖民地。
日俄战争以后，日本从俄国那里继承了关东州的租借权、东清铁路南部支线以及铁路附属地等权益。1906年，又成立满铁，进一步扩张在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而另一方面，直到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之前，整个东北的主权始终属于中国。
于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双重结构出现了：法律上的主权属于中国，而日本却在关东州和满铁附属地等相当一部分范围内，事实上掌握着行政权力。
那么问题来了：谁有资格代表这片土地的主人迎接远道而来的游客？谁有权决定这里什么“值得观看”？又是谁掌握着解释这片土地的权力，并替它赋予意义？
观光并不只是对既有土地与风景的消费，更是一种权力实践。正是在这种主权与实际统治权相互错置的政治结构中，“满洲”从一开始便不是一个单纯的旅游空间，而成为一个围绕谁来代表、谁来安排观看、谁来赋予意义而展开的政治空间。
问题由此进一步逼近本书最重要的分析概念。
当“东道主”缺席，谁在迎接游客？**
传统旅游研究，尤其是旅游人类学，通常以“东道主”（host）与“游客”（guest）的关系为基本框架，并将旅行社、导游等介于二者之间的中介者纳入考察。
这一框架对于理解一般旅游中的文化互动十分有效。然而，当我们面对发生在帝国与殖民地之间、建立于高度不对称权力关系之上的旅游时，这一框架便难以充分解释其中复杂的权力关系。
因为在1945年以前的“满洲”，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真正意义上的“东道主”是谁？
在日本不断强化政治、军事和经济支配的同时，中国东北内部也长期处于地方军政势力主导的政治格局之中，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时期的军阀统治，更使这种局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这种内外力量交错的政治环境下，原本拥有“满洲”主权的中国一方，事实上难 以在旅游领域有效行使东道主的权力。实际承担游客接待、旅行组织以及旅游信息传播 等功能的，转而是满铁、JTB大连支部等在满日本人旅游机构，以及各地日本同乡会、 校友会等日本人团体。
他们修建铁路，旅馆，挑选景点，组织接待，编写指南，安排旅游路线，并将城市铁路、战迹乃至“满洲”的地方民俗，转化为可以观看、解释和消费的对象。
该公园由满铁自1910年起逐步兴建，园内遍植樱花，成为著名的赏樱胜地。1929年被日文报纸《大连新闻》评选为“满洲八景”之首，并立碑纪念。
详见：高媛「帝国の風景――満洲における桜の名所『鎮江山公園』の誕生」『Journal of Global Media Studies』第11期、駒澤大学グローバル・メディア・スタディーズ学部、2012.12
于是，一个原本在日本人的想象中带有“荒凉”的“旷野”色彩、乏味而单调的异乡“满洲”，逐渐成为值得憧憬的“观光乐土”――这里既有日本人曾经浴血奋战的战迹，也有同乡会、校友会等在满日本人团体热情相迎所营造的亲切氛围。
“代理东道主”――被忽视的历史主体
这些活跃在旅游现场的日本旅游机构与在满日本人团体，也在无形中决定着游客看什么、如何看，以及如何理解眼前的“满洲”。本书将这样一种兼具接待、引导与诠释功能的历史主体，概括为“代理东道主”。
所谓“代理东道主”，是指在帝国权力空间与殖民历史背景下，当原本的东道主处于无法发挥作用的“东道主缺席”状态时，取代其位置，承担游客接待，并以帝国的视线去发现和解释当地，将其建构为具有“旅游资源”价值的“权威的潜在代行者”。
“权威的潜在代行者”一词，源自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 Said）在《东方学》中，对英国探险家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Richard Francis Burton）的评价。伯顿以翻译《一千零一夜》而闻名，深谙阿拉伯文化。也正因如此，在帝国的知识与权力体系中，他扮演了一个以权威身份代为表述和再现阿拉伯世界的角色。
本书将萨义德关于“权威的潜在代行者”的论述，进一步拓展至帝国旅游的语境，用以重新审视那些迄今在旅游研究中较少受到关注、或仅被视为中性而平面的“中介者”。本书试图将这些长期被忽视的主体重新置于聚光灯下，凸显他们在帝国权力与旅游实践之间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以“代理东道主”这一概念加以分析。
他们并非真正的东道主，却行使着东道主的职能；他们并非这片土地的主人，却拥有决定如何观看、解释和讲述这片土地的权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们既是帝国视线的传递者，也是旅游现场的实际操作者――他们以“代理东道主”的身份，介于日本本土游客与“满洲”当地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代理东道主”具有一种特殊的双重性。一方面，他们将帝国的视线带入殖民地的旅游现场，替帝国解释这片土地；另一方面，却常常被来自日本本土的游客视为帝国的边缘者，甚至是与当地人融为一体的存在。正因如此，“代理东道主”并非只是帝国视线的持有者，而是一种游走于帝国与当地之间、兼具权力与暧昧性的历史主体。
如此一来，1945年以前的“满洲”旅游现场，便不再是日本游客与中国东道主之间简单的二元关系，而是至少有日本游客、在满日本人“代理东道主”、中国人等多类主体同时在场，并在观看、接待与权力博弈中彼此作用的复杂空间。
重返‘满洲”：帝国之后的相逢**
1945年，伪满洲国覆亡，大日本帝国也随之崩溃。曾经作为“代理东道主”迎接日本本土游客的在满日本人，也不得不离开这片土地。
然而，“满洲”旅游并未就此结束。
1979年中国开放旅游业之后，昔日的“代理东道主”身份发生了转换。他们不再是迎接游客的人，而成为重新踏上“满洲”的游客。许多人参加日本旅行社推出的“旧满洲乡愁之旅”，重返那些曾经生活、工作和旅行的地方。帝国已经消失，而旅游却以另一种方式，让他们再次回到那片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
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方面也并非只是被动地等待日本游客“重访”。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旅游部门，到具体的接待人员，再到与“满洲”历史有关的地方社会和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其中。战争博物馆、大连赏槐会，乃至专为日本游客开辟的新景点“新亚细亚号”等，都成为中日双方重新接触、讲述和诠释“满洲”的场所。在这些旅游现场，过去并非被简单地重复，而是在不同记忆的摩擦、共振、相互感染乃至挪用中，不断被重新解释，进而塑造着中日双方关于“满洲”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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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9月1日访问
时至2026年，日本的旅行社在宣传中国东北旅行团时，仍会以“乡愁”“旧满洲”等词句作为招徕游客的广告语。历史有时并不是以事件的形式留存下来，而是化作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潜伏在人们对于某一片土地的想象之中。那片土地早已不再是当年的“满洲”，帝国的疆界也早已消失，然而对于那片土地的想象，却并未随之终止。它们辗转于书籍、影像乃至极其寻常的大众旅游商品之中，也随着一次次旅行、观看与重访，被重新唤起、重新讲述。
假如今天让我们重新设计一条关于“满洲”历史的旅行路线，我们会以什么样的视角，挑选哪些景点纳入其中？我们自己的视线，又是否早已无意识地被某些既有的观看方式所塑造？这不仅是留给今天读者的追问，也是笔者在书写《帝国与观光》时，始终萦绕于心的问题。
・原文为著者高媛为谓无名读者所作。
・感谢作者授权转载。
・图片由作者提供。
[jpbook:https://img.weiwuming.cn/weiwuming/6511e0bce82af9db.png|帝国と観光――「満洲」ツーリズムの近代|高媛，岩波書店，2025|2025年3月18日初版，2026年2月16日第3刷]l｜目 录｜序章 一 本书的主题·二 考察的舞台·三 先行研究述评·四 分析视角与分析概念·五术语的界定·六 方法与全书结构 第一章 从战场到旅游地——被激发的旅行欲望 一 日俄战争前夕的满洲旅行·二 日俄战争期间的观战旅行与战场考察·三战胜后的“利源调查”热潮·四 作为游乐项目的“观战铁道”·五 小结 第二章满洲旅游团的诞生——“罗塞塔丸满韩巡游”（1906年夏） 一 作为“媒体事件”的满韩巡游·二 旅行者的构成·三对日本军方的依赖·四 在满重要团体的接待·五 两种异质的“他者”·六 小结 第三章满洲修学旅行的诞生——全国规模的“满韩修学旅行”（1906年夏） 一满洲修学旅行的前奏·二提议的经过·三 从公布计划到出发·四陆军指挥下的“行军旅行”·五 在满同乡与校友的欢迎会·六“他者”的筛选与排斥·七 旅行所产生的影响·八 小结 第四章满洲旅游的“代理东道主”与旅游空间的形成 一 旅游事业的推动者·二 在满同乡会·三 旅游空间的形成·四 小结 第五章 作为“憧憬对象”的满洲——学生们的旅途 一满铁给予的优惠政策·二邀请全国校长会议赴满召开·三 纳入学校教育体系的满洲旅行·四 校友会所起的作用·五“憧憬”的酝酿·六对日本游客大批赴满保持戒备的中国社会·七 小结 第六章 日本旅行会主办的满洲旅游团——作为消费文化的一部分 一满洲旅游团的兴起·二 日本旅行会踏访满鲜·三 形形色色的招徕游客方式·四满洲旅游团的参加者·五 小结 第七章 奔驰于“乐土”的观光巴士——满洲国时期的城市观光与帝国的戏剧构造 一“乐土”的上演·二 作为“观光乐土”的满洲·三 面向“满人”的观光巴士·四 小结 第八章观光、民俗与权力——民俗活动“娘娘祭”的变迁 一 从日俄战争到“满洲事变”·二满洲国时期的“娘娘祭工作”·三 小结 第九章 后殖民的“重逢”——满洲旅游的战后史 一“重逢”之前的“空白”与“时差”·二记忆的对峙·三记忆的共振·四记忆的感染·五记忆的挪用·六 小结 终章** 一“帝国的舞台装置”——产生旅游的政治与后帝国时代的记忆重构·二“凝视的交响曲”——旅游所产生的政治与经验的多层性·三“现代性的万花筒”——帝国、现代性与旅游的相互渗透·四“经验的交汇点”——多重经验交叠的满洲旅游
后记
索引
作者簡介
高媛，驹泽大学教授。1972年生于北京。199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日语系。1995年赴日留学，在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攻读硕士，博士。研究领域为历史社会学、旅游社会学。本书『帝国と観光：「満洲」ツーリズムの近代』（岩波书店，2025年），曾获《日本经济新闻》和《朝日新闻》书评介绍，并荣获第19届日本观光研究学会“观光著作奖（学术）”及2026年度观光学术学会“著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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