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2012年2月日本“近代中国研究的现状和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本号刊登时有删节。按发言顺序，当时发言者分别为：吉泽诚一郎、冈本隆司、村上卫、村田雄二郎、西英昭、石川祯浩、斋藤希史（为行文简洁，以下均以与谈者姓氏简称）。上述学者均为日本从事近代中国研究的中流砥柱，在座谈中，他们毫不回避当下培养日本近代中国研究者过程中的问题，认真总结过去的读书会传统与文本研读经验，时而直爽，时而风趣，令人感觉这场座谈与其说是一场严肃刻板的学术讨论，不如说是几位老师对学术界现状的无奈“吐槽”。他们所讨论的问题有的并不仅存在于日本近代中国研究界，甚至也可以说是国内近代史研究者在起步阶段的通病。从他们的座谈中，我们或许可以一窥前辈学人的研究心得，摸索出属于自己的研究之路。
一、学术入门和指南
冈本：我先来谈谈为什么想到编这样一本书，算是抛砖引玉。我并不认为应该拿着入门书要求年轻人这么做、那么做，而且我自己也一直是现有入门书的受益者，所以这个计划本身有点自不量力。只不过，各种入门书阅读、参考得多了，自然有些想法。本来，就这些想法作些评判也可以。但与其那样，不如按自己的想法编一本——这就是编辑本书的最初动机。
大体上，此前曾有两次入门书集中问世的时期，那就是约十年前和现在。这是我的感触，实际上或许不是这样。十年前出版的，似乎大都对所谓文献、史料作详尽介绍。而最近出版的稍有不同，几乎无一不强调“自我展示能力”“竞争能力”“全球化”。有的为表示编纂目的在于提高某方面的基础能力，甚至干脆称“×× 指南”（如小杉泰、林佳世子、东长靖合编《伊斯兰世界研究指南》）。这是最近出版的入门类书籍的特点。
十年前出版的入门书，我们熟知的有山根幸夫先生的《中国史研究入门》、岛田虔次先生的《亚洲历史研究入门》等。最具代表性的近版入门书则是砺波护等编《中国历史研究入门》、桃木至朗编《海域亚洲史研究入门》。另有饭岛涉、田中比吕志以本科生和研究生为对象，强调“全球化”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准则》《对 21世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思考》。
这些书都号称“指南”“基础”，但是否发挥了预期效果，好像值得思考。因为是“指南”，似乎照此撰写毕业论文即可，但要想再进一步，恐怕就做不到了。这些书对提高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能力或许有效；但越过这一台阶之后的年轻学者的研究水平如何，却令人怀疑。一般会出现两个极端。步骤到位、论证严谨的，大都枯燥无味；而看似引人入胜的又大都经不起推敲。吉泽先生怂恿我点出姓名，说要不然年轻学者都得背黑锅，反倒是失礼（笑）。我看，还是不要指名道姓吧。不过，这种情况的确常见。
十年前好像不是这样的。引人入胜的论著，其方法、根据和考察、论证大抵周详、缜密。日本的中国研究曾经被认为走在世界前列，其原因或许就在于这种研究态度和能力。现在本来应该重新找回这种态度、能力，却没有这样做，反倒高呼什么“手法”“技术”“指南”。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就所谓“全球化”“自我展示能力”来看，学习和应用外语是应该的，也很重要。但有了外语难道就够了？外国人要读日本的优秀研究成果，那就得学习日文，这是外国人应该解决的问题。我们的责任，首先是用日文撰写高质量的、引人入胜的文章。这个观点或许有些武断，却是我的真实看法。
站在这样的立场上看，试图传授研究要领的入门书，其原型还是 1974 年出版的坂野正高等编著的《近代中国研究入门》。该书讲解的是专业学者必须掌握的各种要领。我认为这是最近号称“指南”的入门书籍不太重视的，所以有了编纂本书的想法。
编者的上述意图是否以及怎样为读者所接受，还请各位坦率地谈谈看法。
东京大学教授，中国近代社会史、都市史研究者。代表作有：《天津的近代：清末都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合》（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年）、《爱国主义的创成：从民族主义看近代中国》（岩波书店，2003年）等。
村上：我主要搞研究，不带学生，所以具体情况不太了解。我感觉，恐怕没有学生从头到尾仔细阅读。不光学生，职业学者也差不多。研究要领，不少入门书在某种程度上都有论述— 虽然如这本书详细— 但认真读的人似乎并不多。不少论文，连书中列举的最基本既往研究都不了解，也不运用基本史料。所以，这些书对研究生、职业学者，似乎影响都不大。
冈本：指导学生时，我要求他们必须读。不过，到底读了多少，确实很有疑问。《史学杂志》的“回顾与展望”栏目好像也差不多，不少人只看看目录也就罢了。
吉泽：曾经和研究生讨论《对21世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思考》时，我说，本来是直接请教老师、学长的东西，却变成文字出版，这好像不太合适，不好。谁知研究生却说，“还是不要藏着掖着，写成文字教给我们最好”。所以，希望读到指南，或者希望有人编指南的，也不是没有。
从前学做研究就好像学手艺，要求“做中学”，直到习惯成自然。有时会挨学长训斥，老师也会当面示教，自己则看老师怎么做，而后照着做。但是现在这种做法行不通了，所以才需要指南。
村上：只要日本的大学今后还在进行组织调整，就会需要入门书。这是事实。
村田：刚才有人说，尤其这十年，大学和研究机构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所以需要基础指南、详细解说等。我不认为这没有意义，但那样离研究也还有距离。这本书，还有刚才冈本先生介绍的书，怎么读，都不可能让读者掌握更深层、更广义的读书能力。
吉泽先生刚才提到“学手艺”，在大学的教室或研究室里面对面的交谈，或者一对一的接触而得到的收获，对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身边有人会读书，于是自己也想成为那样的人；读到某人的优秀研究论文，于是自己也想写出这样的论文。这对搞研究的人是最好的刺激，无论环境怎么变化，是没有办法用指南替代的。所以，我主张不要对学生净讲什么效率，还是得要求他们潜心面对书本和史料，这才是最重要的。
的确，指南、检索工具很方便，这是好事。但要继续研究，就必须汗流浃背地比对史料、探究问题，或者满身泥水地四处跋涉。这种做法最后总会保留下来。所以，为了学生去编制详细的文献目录，或者写什么指南，这种事我不做，我会让他们自己去想办法。
西：我最近经常发现，那种事情，越来越多的学生自己不做。文献目录、指南等，在法制史研究领域本来不存在，冈本先生介绍的那样的文献，我尽量按自己的需要和习惯整理，也就是说，为自己编制指南。不过，我发现，现在很少有人这样做。而且文献目录上的书也好、辞典也好，最近的年轻人根本不会到图书馆借来读。不管我们怎么费尽力气，如果年轻人不去做，也就没什么用处。
石川：西先生自己编制文献目录，是因为感到有必要吗？
西：是啊。我是法学部的，周围几乎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的，开始研究中国的时候简直不知怎么办才好。于是只好去文学部请教有关老师，看老师们都怎么做，自己再模仿着去做。那时没有别的办法。
村田：东大有“放养”的说法，不知京大有没有。即使放养，愿意学的学生也会像西先生那样去做的。不过，现在放养已经不行了，搞不好会被告发的。（笑）
虽然觉得放养就可以，但实际上也不得不适当指导。回顾自己和别人求学的时候，好像东大都是放养的，老师什么都不教。
冈本：我想京大也是这样吧。
石川：是，撒开来放养。（笑）
冈本：现在仍然是放养。
吉泽：就是，放养有放养的好处。
冈本：不过，现在据说牧草都不长了……（笑）
吉泽：问题原来出在这里呀。
石川：坂野等编的入门书，各位是什么时候读的？很惭愧，我是直到参与本书执笔时才读的。早就知道有这本书，但在我 1980年代初上大学的时候，该书已经出版了很久，不再新鲜了。而且依靠入门书学习研究，总有点不情愿。不过这次读后，觉得应该早些读就好了。总之，大学是放养，研究要领之类的没有人教，也没人告诉你该读什么，甚至没人对你说有这样一部书。
村田：说起当面请教、示教，学会、研究会的作用很大，但现在好像也在减弱。以前，要是某大学有哪位老师可以请教，老师就会让学生去参加那位老师组织的研究会。
石川：现在研究会上报告时间也很短，以发表研究结果为主。至于研究本身是怎样做到的，史料根据是什么，史料是怎么得到的，是没有时间介绍的。
村田：我自己觉着总算会读书了，不是在研究会上，而是在读书会上。那是王船山读书会，经年累月地探究“三行主义”。有名师点评发言，常说“那也不是”“这也不对”。那段经历让我学到的东西最多。现在已很难组织那样的读书活动。
冈本：我读坂野编的入门书，是在上本科的时候。
石川：你真是早熟！（笑）
冈本：那倒不是，就像刚才讨论说的，东大、京大到底还是有学长和老师的。我读的是地方大学，身边没有人可以请教。刚才西先生说他是法学部的，周围没有人研究中国，而我虽然在文学部读东洋史，同样也找不到人。我们的大学也是放养，所以要想学习，一个办法是主动参加研究会，另一个办法就是寻找入门书。当时找到的就是坂野等编的入门书，书店卖剩下的。买的时候并不知道什么内容，读了才发现，是写论文的方法。田中正俊先生写的那部分，简直成了金科玉律，我写论文，处处着意模仿。总之，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石川：本科的时候，读得懂吗？
冈本：不懂。
村田：我也是读本科的时候买来读的。后来发现，照那样去做，根本写不出论文。
冈本：你那是环境好，所以能够明白。当时我根本不辨东西南北，只能模仿，比如“这个要用环形针别上”，“那个要抄在稿纸上”，等等。不过老觉着没有进步。这种状况持续到写毕业论文，完全不行。最后还得摸索自己的方法。
不过，书上写的要领，我确实觉得是对的。比如，年龄大了，逐渐就明白某些汉和辞典对理解文章实在没多大帮助。这一点，或许我因为盲目模仿过，才体会得最深。所以，假如年轻人要阅读、参考某些指南，最好仔细阅读后全部模仿一遍，这种经历是必要的。总之，如果不照着做一遍，例如要尽量全面收集资料，要就其内容独立思考等；不下这种功夫，谈不上有用没用。所以，这本书，年轻人是否要照着做暂作别论，希望先能通读一遍。
村上：坂野编的入门书，我上本科的时候学长给了我一本。当时还不知道什么研究方法，读了之后，也是对田中先生写的那部分感到非常震撼。尽管后来没有运用田中先生介绍的史料。
不过，不管在什么阶段，通过阅读入门书、留学等得到某种震撼，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在接受各种震撼的过程中，会有机会反复思考自己的研究现状怎样、自己要怎么做。希望这本书也能给年轻人提供这样的机会。
反过来说，假如有人读了我写的部分，有意尝试从相反的方向研究，那也很好。我甚至希望那样。
二、日本近代中国研究的读书会传统
斋藤：这次写这本书的文学部分时，心里的确有点没谱。我读坂野编的书，记得是在读研究生或是做助手的时候。我是研究古典文学的，好像是要参加京大人文研（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梁启超研究会，不先了解点什么不行，所以就读了那本书。
冈本：是为了解历史吗？
斋藤：倒不一定是历史，就是想大体了解文学以外领域的一般知识。偶然读到前野直彬先生的文章，觉得非常有意思。后来又读田中先生的文章，有一篇是详细解释工具书的。记得当时我就想，这不和研究文学一样嘛。比如，田中先生说必须读《助字辨略》（刘淇）。在研究文学时，我们是通过口口相传知道的，田中先生的文章却写得那样清楚。
不过，说是口口相传，实际上没什么书单。上研究生的时候，大家说狩野直喜先生的《汉文研究法》应该读，于是我们就读了。还有人说得读《吉川幸次郎全集》，《内藤湖南全集》也该读。后来，小川环树先生的著作集出版，我要求学生把《小川环树著作集》全部读完，另外还有《唐诗概说》等。我说，通读吉川先生的著作非常不容易，但至少要读完其中五册。
总之，我觉得，不是去读什么指南，而是通过全面把握某人的学术体系，自己要做什么自然会明白的。
冈本：历史研究也一样。读某人的论文，发现有吸引自己的地方，就把他的所有著作通读一遍。倒没有人这样教过我，但我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要求学生的。不过，没有学生照着做。
斋藤：有一位学长说，吉川全集他读了三遍（笑），我当时想那怎么可能。不过，听说还有人上高中时就通读过吉川全集。以前，这样的人还真不少。
吉泽：这次编的书里面，西先生也写了一章，其中说，从某学者的论文中只选几篇来读还不够，要全部找来读，这对研究生是非常有意义的训练。我也认为，了解活跃于一线或已过世的名家的治学经历，是一种很好的体验。比如他在人生的每一阶段——从青年，经中年到老年——所关心的问题有无变化等。所以，读全集的确有其好处。
斋藤：还有，申请科研项目时要写开题报告等，文学研究这种时候就很为难。比如要求明确研究目的……（笑）研究完成后会明确的，可还没研究就明确了，还有意思吗？这个问题在文学领域较为突出……
冈本：哪个领域都差不多。
斋藤：我想也是。
村田：“预想研究效果”啦，“对社会的影响”啦什么的，真的不好写。
斋藤：要是知道了，还研究什么呀！
冈本：那就没必要研究了嘛！
村田：最后只好写上“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笑）
石川：填写材料的时候，提出一个假说行不行？
斋藤：假说当然没问题。但那只是个形式。我们这些人或许还好，总有些想研究的东西，也已经有了些成就，假如把申请和研究分开对待，写个开题报告没问题。但年轻人就不同了，他们不得不在研究成形前向学术振兴会申请经费，实在令人同情。所以，他们希望有某种指南可做参考。
我们感到实际研究与开题报告有差距，而年轻人不知如何写。这样来看，如果像冈本先生说的要编一部研究入门，那应该能帮助他们尽快形成自己的研究核心。
村上：刚才说到科研项目，我觉得有些项目让那些还没形成研究核心的研究生更加不知所措。
冈本：而且研究生使唤起来很方便。
村田：在博士课程的较早阶段就得考虑项目研究，这是环境使然。所以，刚才提到的在研究会或读书会上字斟句酌地阅读，或者花时间仔细研究某人的作品，现在越来越不容易了。也不能责怪年轻人。
冈本：从这个意思上讲，现状是非常严峻的。
村上：我认为问题不在年轻人，而在于组织项目研究的人。
斋藤：我们也每天都在受到侵蚀。我们的研究，相当程度上依靠此前的积累，但这部分正在受到侵蚀。所以，不单是年轻人的问题。
冈本：对，确实有吃老本、切整卖零的感觉。好像每个月都在对自己说“没存货了”（笑）。没有机会慢慢读书，真是不幸啊。
刚才斋藤先生提到京大人文研的梁启超研究会，就吸收、积累而言，当年参与译注《梁启超年谱长编》那项工作、那段经历太宝贵了。回想起来，面对文献时应如何判断和运用，正是在译注过程中才找到了感觉。
石川：《梁启超年谱长编》的译注，当时也有两名研究生参加。遗憾的是，他们毕业后都没能继续从事研究。也就是说，那项工作就像一次集中讲座，的确把学习方法传给了年轻人，但恐怕不会再传下去了。这太遗憾了。
吉泽：现在的研究会等，虽然仍有交流意义，但遗憾的是，很多也不再重视内容了。
《梁启超年谱长编》日译本由岛田虔次、狭间直树等人翻译、注释，前后花费十余年时间。在前人基础上，岛田等人对梁启超在日本期间的活动进行了详实考证，补充了大量日文史料。
冈本：说到这点，还得说京大人文研。人文研的读书会从《雍正朱批谕旨》往下读起。石川先生应该记得，在近代史读书会上，岛田虔次先生会列出一些基本概念，如“民”等，大家分头寻找在哪部书的什么地方，然后轮流解读、发言。而那些书似乎都和近代史没有直接关系，如《四书集注》《管子》《日知录》等。我们也曾被折磨得够呛。
石川：我记得是 1989 年夏天开始的，持续了一年半吧。岛田先生找来不少词句。光学近代史的人当然不行，于是请来了吉川忠夫先生，由他来解说《孟子》中“民”等的含义。我们学生自然也得事先查找有关文献，并面对大家解释是什么意思。
冈本：总之需要查遍所有文献，发表时要读出来。记得是先音读，然后训读，再说意思。接着有狭间直树先生、森时彦先生横竖挑刺，最后是吉川先生用低沉、柔和的声音作总结。
石川：按现在的说法，那应该叫跨学科训练（interdisciplinary）吧。不过，坦率地说，当时只是照吩咐去做，并不理解深意，心里甚至在想这些东西对近代史研究有什么用。
冈本：接过一本书，划分各自负责的范围，然后就去读、去查，但却并不明白在干什么…… 现在知道，一开始就明白反倒是怪事。开始时稀里糊涂，错了接受批评，听人解说，如此一遍遍重复，逐渐找到感觉。这才是难得的经历。
吉泽：那就是师傅训练徒弟的做法。从词源上讲，那应该就是“discipline”的本义吧。以前的确是那样来培养某种能力的。
村田：《民报索引》等，要是没有不求成果、潜心研读、长期坚持的读书会，也就不可能问世。
石川：《民报索引》是小野川秀美先生独自完成的。为了编那部索引，先生坚持用同一标准采集信息，前后达十三年之久。
村田：慢工出细活，现在根本做不到。
石川：不可能了。
村田：不过，不仅日本，韩国、中国也已经是项目中心主义，订个五年、三年计划，然后带着年轻人一起搞。这和日本完全一样。记得十年前，不少外国学者受邀参加日本的研究会、读书会，他们在交流时常说，“我们也希望这样来组织研究”；但回国后的尝试却都不成功。现在也大都围绕项目做研究，比日本还普遍。怎样才能确保交叉训练的机会，我觉得是个大问题。
冈本：我刚才之所以那样说，就是希望京大人文研的做法能永远传下去。（笑）
村田：本科阶段要给学生上课，所以做不到。只有靠研究所了。
石川：和从前相比，京大人文研的共同研究，现在培养年轻人的功能要更强。由于研究会都在非节假日的白天举行，最近大学又忙，一般大学教员很难参加，自然地，博士后（postdoctor）、超期在读博士生（over doctor）等的占比也就大了。他们在研究会上发 表论文、讨论课题，我们则重点指导应该读哪些史料。
冈本：再加上“读书”的功能就更好了。
西：这种机会，我们必须去努力创造。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岸本美绪先生一直召集和主持契约档案研究会，我也参加其中，学习如何读书。而且有了那样的机会，自己也会模仿。我当时也曾邀集同期学友组织过类似的活动。学生组织研究会研读英文原著等，近来已经见不到了。我认为应该积极创造这样的机会。
京都府立大学教授，近代东亚国际关系史学者。代表作有：《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年）、《近代中国与海关》（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9年）等。
冈本：记得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也组织过“读书会”之类的活动。现在的孩子可能太忙了吧，不会做这种事。我们的学生、研究生倒是在做，但总觉着不对劲儿。
吉泽：哪方面不对劲儿？
冈本：做总比不做好，不过好像太偏重思想方面的著作。我们这边，东洋史和西洋史属于同一组织，研究生们一起读的，也就是思想方面的著作，比如马克思、福柯、韦伯等。这些内容当然知道更好，但我总觉得，搞东洋史的，应该有更基础、更值得读的东西。这些话真想对他们讲，但大学又是放养，只好撒手了。
吉泽：现在的研究生好像都不读马克思、韦伯。冈本先生认为，研究中国的不需要读吗？
冈本：那倒不是，不是不需要。我的意思是。就个人的读书经历而言，那些书应该自己读。读了才能有疑问，不读只能是一头雾水，必须先读。而要读，必须自己读，读书会上读的应该是别的书。
吉泽：或许自己读不懂吧，所以才和大家一起读。
冈本：不过，读书会的骨干是喜欢此类著作的人，而我总觉得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而且，有的学生对这类著作甚至很生疏，那样读能有什么收获呢？
村上：以前，大学生或研究生自己组织的研究会很多，我自己也曾参加，深受帮助。比如，我英文不好，于是就组织了研读英国外交档案等英文史料和文献的读书会，把东洋史专业英文最好的东南亚史、南亚史的研究生拉进来，请他们给我们读。当然，文本选用了克利福德·格尔茨或其他有关东南亚的著作。
汉文的话，我们曾埋头读古代史。所以，我自己还有学长们都比较从容。不过，现在没人那样做了。或许是对专业以外的地区、时代不感兴趣吧。
西：当时，自己的大学没有机会，就到其他大学去。我就参加过庆应、早稻田的读书会，混在里面一起学习。当时所有大学的气氛，似乎都是那样积极。但近来这种气氛不见了。
吉泽：近来倒也不见得排外，还是本人愿不愿意做的问题。
村上：还有就是，学生说没有时间。博士阶段实际上三年很难毕业，但学制规定三年必须完成论文，这让学生压力很大。而且论文还要在学会发表、向杂志投稿。所以，倒不是重复刚才的话，但的确不应责怪学生。整体环境的变化导致了研究会、读书会没法组织和维持，这是没有疑问的。
吉泽：不过，还有另一问题，就是冈本先生开头说过的，学生很难再上一层楼。凭直觉而言，我认为必须认真思考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所以，研究生院的教育，尤其是博士课程教育的机制，应该重新审视，并要适当改善。
斋藤：的确也有学生两方面都做得很好，既能每年在学会发表一两篇论文，也能扎实地阅读文献，不断充实自己。这样的学生现在仍然有。这当然很好，但并不都是这样。那么，那些除学会发表论文外再也没有能力读书的怎么办？对这些学生，我觉得应该告诉他们，学会发表论文可以不去管它，但一定要好好读书。
村田：开了读文献的课，也不会有学生来听讲的（笑）。上文学、思想史课，读文献、查文本是最基本的，但实际上学生最重视的是具体操作，比如准备提纲、发表提要等。
斋藤：不管历史研究还是文学研究，我们在思考不属于现在时代的事物时，为了捕捉事物真相、把握本质，总要尽量查阅该时代的大量资料。在资料以外洞察到的真相、本质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能够看清某种东西。然而，常有论文并未经过这种积累，而仅是把资料碎片连缀起来，因而让人不禁要问：怎么能这样呢？证据呢？（笑）有些研究者往往不理解这一点。
东京大学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者。代表作有：《“汉文脉”在近代：中国清末与明治日本重叠的文学圈》（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5年）等。
冈本：的确如此。刚才我说，有些论文虽然有论证，但十分无聊，大概就是因为没有证据以外的洞察。实证反映在论文中，但问题在于支撑论文的非实证部分，也就是看不见的学养、积累是否深厚。而要积累这种看不见的学养，我觉得，正如刚才各位所说的，不潜心研读文献、文本是做不到的。也就是说，必须像工匠那样点点滴滴地训练。
石川：刚才说的这点太重要了。我想起这样一件事。我们在讨论《梁启超年谱长编》译注的时候，有一次岛田先生读到梁启超戊戌变法前写的一篇文章，突然说，“哎呀，这是康德”，然后说，他肯定读过康德，你们赶快查查（笑）。后来搞清楚和康德并没有关系，但岛田先生竟能想到“这是康德特有的论法，二者应该有关系”，也就是说，他是把有关康德的推断或者说感觉，转用到了对清末的考察上。这种感觉虽然那一次是错觉，但足以看出岛田先生看不见的学养积淀是如何深厚。这当然不是揭岛田先生的短呀。
冈本：“这是康德，所以二者有联系”——那么肯定，真厉害呀。
斋藤：那是因为岛田先生认为看到了真相……
石川：对。这种感觉，岛田先生肯定经常有。
东洋史学者、中国近世、近代思想史研究者。代表作有：《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平凡社，2003年）、《中国思想史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2年）、《朱子学与阳明学》（岩波书店，1967年）等。
斋藤：先不说这种感觉对还是不对，有没有这种感觉，是研究者成熟与否的关键区别。没有这种感觉，只因为相似就拿过来，说“如此这般”，那样的论文是最无聊的。因为没有学养支撑。
村田：刚才说到研究程式化的问题，现在大学的课程，很大程度上要求标准化。这也是所谓全球化的压力所致。不过，我的看法或许有些消极。我最不满意的是只要求“授课十五周”，但是，比如讲近代中国的课，并没有教给学生有关近代中国较为完整的知识和各种必要技能；而所谓“授课”，不过是教授随便选个题目，找一本自己喜欢的书丢给学生。或许，实际上并不如此极端。不过，刚才大家说的潜心面对文本和原始资料，在外人看来，可能正是日本百年来，甚至是近世以来的治学传统。和老师面对面仔细分析史料，亦即所谓“读书”，这是中国所没有的。在中国的一些大学，老师一个人讲，学生只是恭恭敬敬地听，有时甚至连题目都由老师来定。有的课也叫“讲读”，但也是老师主导的讨论课，和日本的 “读书”完全不一样。
美国又不一样，完全是“工厂生产”“大量制造”；所谓教程（course work），无非是教授指定读这份资料、读那本书。但是，所谓读，原始史料占用时间极少，一般是发给学生一种教本（text book），花一两个小时浏览有关段落而已，读法和日本完全不同。反过来说，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学生没有能力读史料，他们进行的研究，越是现代的，就越是大量使用再生史料，原始史料则几乎不考虑使用。和美国相比，日本的研究对史料的把握扎实得多。我觉着这是日本的优点、优势。
美国式的做法拿到日本能否行得通？我认为不行。因为社会结构、大学所处的环境条件不同。所以，就像斋藤先生说的，日本这样的环境仍然有十分优秀的学生，应该好好培养。尽管最优秀的只能是极少部分，但没必要悲观。
如何阅读文献、文本，是事关历史研究生存的大问题。不少人说日本的中国研究存在“空洞化”现象，非常悲观。但我是持乐观态度的。或者说，我宁愿更多地思考如何保护日本的优点、维持日本的优势。
冈本：所以，我希望削弱日本优势的苗头能够被制止，但对如何去做又很迷茫，所以只好写在这本书中。
村上：经济学院的经济史研究，受近代经济学美式教程的影响很深。读经济史论文不难发现，其对应该参考的论文虽有广泛了解，但论述并不以运用史料为前提。
冈本：提到经济史、经济，现代中国经济研究也一样，是不能纳入近代经济学的，基本上被视作区域研究而被撵到角落里吃冷饭。
村上：相反，在这种形势下，仍有经济学院搞历史的学者仔细阅读和运用史料。最近就有一位这样的先生，在读到人文学毕业的某人的论文后发表感想说：“写论文的时候，不能仔细、充分地阅读和梳理史料吗？”搞得很尴尬。我想，如果不多加注意，我们也会被经济学院毕业的人同样看待。
冈本：必须有“坚守最后堡垒”的紧迫感啊。我感觉，重要的是必须明确，日本的中国研究要坚守怎样的堡垒才能存在和发展下去。那么，我们将面对什么？
或许必须思考这一问题。就像村田先生说的，走美国的路子不可能，而模仿中国学者，归根结底也行不通，那该怎么办？思考这一问题，可能会使我们找到应对全球化压力的答案。
吉泽：我们这些大学教员的责任是相当大的。我们必须设法顶住各种压力，争取形成某种机制，以便把好的东西传下去。但愿现在编的这本书，能作为这种努力的一环而对此发挥一定作用。
三、数据库与史料群
村田：把某一词语为何出现在某篇文章、某个句子中的问题，放在文章形成的背景中思考，我想这就是研究。不是查查辞书就完事，查辞书只是起点。许多东西一时搞不清楚，所以需要不断查找用例、大量阅读文献，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数据库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阅读”这一行为最终不会被数据库彻底取代。当然，就像刚才说的，通过当面示教、授课督促“阅读”，仍然是需要的。
斋藤：应该说更重要了。
村田：刚才的讨论中说到“不求甚解”，不少硕士论文对某一概念的确是自以为是、不求甚解。本来应该停下步子，想一想这里为什么要这么说。清末还有汉字同形性问题，如果就某一字形追究下去，将会进入观念史、词汇研究的广阔世界，但那太不容易了。不过，那也离不开“阅读”。
关于数据库，我也经常使用“百度”。看上去信息非常多，但实际上，许多文章都来自同一网站。
冈本：那种情况，汉文古籍也一样。
村田：都是照样复制和粘贴，所以错误的信息越传越广。出版物也难免有同样现象。使用数据库时还必须注意，数据库本身使用版本不同也可能造成错误，有时元数据就是错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也不完美，可谓问题多多。实际参与该数据库工作的大泽肇先生也这样说过。
实际上，如何切分一个史料群，这本身就是编辑。所以极端地讲，史料被纳入数据库的一瞬间，就已经变成了二手史料。切分后，要拾取关键词以做内容提示，但原则上必须在三百字以内。也就是说，检索时只能靠这三百字，即使史料中有更重要的信息，不在这三百字之内也无法看到。仅史料群如何切分，就可能产生各种问题。比如，有时两份报告在一个文档中，但第二份报告却怎么也查不到。有时，网上的图片信息等会缺页，加工处理也难免草率、马虎。总之，利用数据库必须十二分地小心。
村上：实际上，从那样的数据库提取史料写成的论文、专著已经有了，并且其中有一些十分糟糕。
村田：是中国吗？
村上：日本也有啊。肯定接受过严格训练的老先生，就因为用了此类史料，写出的论文却肤浅无比，让人大跌眼镜。
村田：所以说，数据库的史料比编纂史料集还要危险。编纂史料集或许存在问题，比如编者的历史观会带来编辑偏差，有时编者甚至删改文字。但读者总还可以用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判断。所以 我对学生说，在运用数据库之前，要先读编纂史料集，比如可以从 “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读起。如果不通过读史料培养阅读能力，那就真像斋藤先生说的，不知不觉间会“失去”不断学习的机会。
斋藤：问题是，不少人并没觉得正在“失去”什么，真为他们感到遗憾。所以，通过当面示教、授课、研讨来督促“阅读”，的确比从前更加重要。
冈本：还有就是西先生写到的，现在比以前更需要对研究进行批判。我觉得，发表的论文、出版的专著数量很多，所以更需要直言不讳的态度，有问题就是有问题。从前，正式撰写论文之前，要先接受老师、前辈的敲打，这个做法现在也省了。错误得不到指正，大家也就觉得没有问题，结果又会造成新的错误。所以，不行的就得说不行。我自己不避讳，任何时候都这样写，到处惹人嫌弃。但我认为应该这样做。
吉泽：学术杂志的编辑委员会，以及东大出版会等学术出版社的编辑都见识不凡，应该充分借助他们的力量，接受他们的严格检查。反过来，没有学术见识的出版社，有时连低水平的博士论文，也会径直付印出版。总之，付印之前，必须下功夫反复检查。
村上：我认为，尤其是研究专著，在付印、出版之前，最好多找几位学生、后辈读一读，同行也行。当然，找学生检查，应该支付相应的报酬。现在，所有检查、校订都要求出版社来完成是不可能的，研究者本人也应该考虑怎么做才好。
村田：自己检查，有的问题很难看出来。
村上：时间也不够用。
石川：不过，出版社之所以雇用编辑，应该不单是为了让他们从著者那里拿来稿件交给印刷厂就完事，所以，出版社和著者还是应该为研究成果、为出版物共同负责。
村田：编辑不仅要校正，还要“校阅”，要仔细阅读、检查稿件的内容。
石川：作者写的都是自己知道的事情，所以会自以为已经讲得很明白。但读者往往完全读不懂。而作者和读者以外的第三者，尤其不是同行的人，就很容易发现问题。所以编辑的作用相当重要。
斋藤：美国的出版社常有同行评审（pear review），通不过的不能出版。日本的出版社没有这套机制。
石川：没有。只要你能争取到出版补助，就什么都好说（笑）。
斋藤：出版资助机构读不读？这也是个问题。
石川：恐怕不会读吧。
冈本：这种态度，令人心寒啊。
石川：学术杂志的审查委员会，也不会认真读吧。
斋藤：哪会认真读啊。这点很让人痛心。当然，审查并决定是否给予出版资助的是我们的同行，所以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村上：我之所以觉得组织研究会太重要，理由之一就是，论文在付印前，可以在这里连同所用史料一起摆出来，请大家充分讨论和批判两个小时。在学会上报告二十多分钟，听众没有时间思考，不可能提出什么问题，比如用了什么史料等。我认为，应该珍视不容轻易过关的各种机会。项目研究，最好也能与现有的学会、研究会结合起来。
吉泽：一篇文章花两个小时，史料应该如何读解等问题就可能引起热烈讨论了。这种做法现在不多见。
石川：刚才讨论过现代中国研究和我们近现代史研究的断层，关于这一点，最后再补充一句。现代中国研究和近现代史研究在中国也是各行其是，其间断层可能更深。
吉泽：各行其是本身，我觉得也没有多大问题。对象差异较大，分别研究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是否充分地相互尊重，这很令人担心。
冈本：中国学者是在研究自己的国家，这可能是原因之一。想一想研究现代日本或日本现状的学者与研究日本历史的学者之间的关系，或许不难理解。对我们而言，现代中国研究、历史研究，对象纯粹是外国，这点应该分清，而且最好采取这种态度。不过，实际上很难分得清楚。
村田：我最后说几句如何运用网上资料的问题。借用某人的话说，网上资料是“善恶在人”。也就是说，会用的人用得很好，用不好的人用了也没用。如此而已。令人忧虑的是，由于网上资料这般普及，学者跑图书馆的少了，不再关心书架上有什么自己需要的书，旁边又有其他什么书。实际上，只要图书馆有相当的藏书，仅运用馆藏史料进行研究，也并非不能出成果。如饥似渴地查找史料当然非常重要，然而，近代史研究的史料浩如烟海，把有关史料全部找来研读是不可能的，研究20世纪尤其如此。所以我认为，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阅读常见编纂史料非常重要，尽管这个主张好像与当下的档案中心主义背道而驰。
例如，五四运动研究现在已没有往日之盛，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意义也相对降低。不过，王奇生先生大约三年前发表过一篇有关五四运动的论文（《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曾获得好评和高度关注。这篇文章收在王先生的最新论文集《革命与反革命》里，我也拜读过，很是佩服。这篇文章的大意是，五四运动始于《青年杂志》的创刊，但该杂志初时发行数量极少，陈独秀等在上海编辑该杂志的时候几乎没有引起关注，论坛的核心是更有影响的《东方杂志》等。但《新青年》长于和善于宣传，展开了“运动”，钱玄同运用化名自导自演了“文学革命”。这篇文章的结论为理解 1920 年代的“运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观察视角，但所使用的史料却是 1980 年代出版的。王先生非常熟悉档案，但他没有使用呈现新事实的史料，仍然写出了具有特殊意义的论文。他读史料既广泛且深入，因而能够看透史料背后的东西，并以独特眼光作了清晰的整理。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才是真正的研究，是历史研究的本来形态。王先生该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
冈本：听了这话我想到的是，建立自己的文库、史料库非常重要。编纂史料也好，其他种类的资料也好，总之，读过后要能使自己站在绝对的高度。有没有这些东西放在枕边随时阅读，我想结果是完全不同的。现在，很多时候不得不为某一现实目的而写论文。然而，在读史料、资料而浮现某一想法、观点的时候再尝试形成文字，当然比在压力下、应用新史料等写出的论文要好得多。所以我想，在论文的完成阶段需要大量查阅资料，数据库在这时非常方便，也十分有用；但在设定研究目标这一最核心的部分，不应轻易使用数据库。这一点，还有刚才的讨论提到的如何阅读的问题，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人理解呢？
村上：怎么有一种要和史料、史料群生死相随的感觉呀。
冈本：就像村上先生和英国外交档案生死相随那样（笑）。说起来，文学研究、思想研究才真是和某一特定人物生死相随呢。
村田：史料也好，人物、作品也好，必须有所偏好。
冈本：同意！偏好，也就是喜欢或者不喜欢。当然，有些史料是不喜欢的，但那也是有了偏好才知道不喜欢的。所以，没有偏好，就写不出轻重平衡、节奏明快的文章。
吉泽：那么，就到这里吧。今天的讨论非常有意思，很受教益。谢谢各位。
本文选自《座谈会 近代中国研究的现状和问题》选自《近代中国研究入门》（冈本隆司、吉泽诚一郎等编，袁广泉、袁广伟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发表时有删节。
・感谢出版社授权发布。
・图片来自网络。
编校丨徐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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