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木丨东亚阅读书目五种

1.实藤惠秀留学史研究四种

“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郭沫若（1892 - 1978）如是说（《桌子的跳舞》，1928年）。所谓“日本留学生”，是指中国赴日留学的人。随着时间的远去，当事者的离场，这事儿也就淡了，不怎么有人去深究“日本留学生”与中国五四以后文坛之关联。后来补过课的另当别论，但学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似大多没上过“留学生”这一课，因为在教学大纲和课程设置当中基本没有。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同样面对“近代”“现代”“近现代文学”，认知差距却很大，甚至鸡同鸭讲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这里列出的几种关于留学史的书目，与其说是向他人推荐，倒莫如说是自家重新补课的教材。这些书目让我重温留学史，也重新思考中国文坛大半与日本留学生的关系。

首先，是实藤惠秀（1896 - 1985）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研究。中译本《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在吉大读研期间就读过，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成为刘柏青授课和他《鲁迅与日本文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一书的最好辅助教材。但这次重读，除了中文版外，也把几种日文原书找来对读。實藤恵秀著『中國人日本留學史稿』（財團法人日華學會，昭和十四〔1939〕年三月，小川博編・解説「十五年戦争重要文献シリーズ第十五集」，不二出版，1993年）さねとうけいしゅう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東京:くろしお出版，1960年）さねとうけいしゅう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東京:くろしお出版，1970年，増補版）。

八十年代初的香港繁体字版和北京简体字版，都是以1970年的“增补版”为底本翻译的。因此，“增补版”不论在日语圈还是在华语圈都影响最大，上个世纪八十年以降的教育史、留学史、留学精神史以及交流史、翻译史、出版史和词汇史等研究基本多以此为据，细化，延伸和展开。当然，中译本与其“增补版”底本也有所不同，除了一些词语（诸如“支那”“中国”之类）的表述外，在翻译的过程中，作者也做了若干增补和修订。不过总的来说，差异最大的还是1939年的“史稿”与后来两种版本的不同。这种不同并非只是中译者所指出的“史稿”中有“不少偏激和主观的观点”，——虽然在侵华战争已经爆发的当时，作者以“中国人”作书名（《中国人日本留学史》），在“暴支膺惩”的日本就非常政治不正确——而更在于编排体例和内容上的不同。

1939年版“史稿”由绪论、第一至第十章、年表、主要参考书目录、后记、图版目录（照片二十张）、图表（两种）构成，目录如下：

『中國人日本留學史稿』

緒論　中國人日本留學史研究の意義‍

第一章　外国留學の機運‍

第二章　日本留學の背景‍

第三章　日本留學の原因‍

第四章　初期の日本留學‍

第五章　上潮期の日本留學‍

第六章　日本教習の時代‍

第七章　革命前の日本留學‍

第八章　民国初年の日本留學‍

第九章 文化事業部成立以後の日本留學‍

第十章　満洲事變以後の日本留學‍

年表‍

主要参考書目録‍

後記‍

口絵寫眞‍

図表‍‍

“史稿”从晚清到1937年，以编年史的顺序排列，从时间线上清晰呈现了留学与中国近代史的关联。尤其自第六章起，“日本教习时代”、“革命前的日本留学”、“民国初年的日本留学”、“文化事业部成立以后的日本留学”、“满洲事变以后的日本留学”五个章节的内容，在后两个版本中或被拆散或几乎都不正面出现，因此也不妨说“史稿”和后来的留学史，是出自同一作者的两种不同的书。

“增补版”由前言、第一至第九章、年表、后记、补充、索引、图版目录（插图4页，图版51张）构成，目录如下：

『増補版　中国人　日本留学史』

はしがき‍

第1章 中国人 日本留学‍

第2章　日本留学のうつかわり‍

第3章 留学生の日本生活‍

第4章 留学生と日本人‍

第5章 留日学生の翻訳活動‍

第6章  中国出版界へ貢献‍

第7章  日本語彙の中国語文へのとけこみ‍

第8章　留日学生の革命運動‍

第9章 結論‍

中国人日本留学史年表‍

〔付表〕中国留日学生関係の五つの表‍

あとがき――わたくしと中国―‍

かきたし　留学生による日本留学のすすめ‍

さくいん‍

中文版删掉了最后的“补充”和“索引”部分，即」「かきたし　留学生による日本留学のすすめ」「さくいん」。国内的出版机构只认“干货”，不喜书后加个尾巴似的索引，是通常的做法，并不奇怪，但去掉补加上的“留学生劝留学生留学日本”（「かきたし　留学生による日本留学のすすめ」）却令人不可思议，明明是佐证留学潮的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为什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

当然，增补版的好处也显而易见，那就是问题的指向性更加明确，留学的意义更加清晰，留日学生这一群体对中国历史进程的作用昭然显现。实藤惠秀的结论是：

中国派学生到日本留学，最主要的目的是要通过日本迅速地输入西洋近代文化。为此，留日学生首先学会日语，然后通过日语去学西方文化。

他们在日本学到的东西，全都给翻译出来。这些在日本翻译和印刷的书刊，一方面促成中国书籍印刷和装订技术的改革，一方面把日本语的语汇带进现代汉语中。中国人进而利用这些近代的印刷术和词汇作为工具，吸收各方面的文化，并使之融合于中国的文化之中。

此外，由于留日学生在日本生活，受到直接间接的影响，使他们发展了在中国从来没有深刻体会到的爱国心和民族意识，成为他们要建立今日强大中国的原动力。留日学生虽然遇到种种苦痛的经历，也碰到不少值得愤慨的事情，不过，从结果来看，留学日本毕竟是大大成功的。（中译本，第447页）

这一结论来自无人可及的丰富的史料，可谓水到渠成，无法撼动。而且全书在表述上也更符合战后语境和观念。不过就现场感而言，却更容易在1939年史稿中感受到历史的“原味儿”。

日本へ！當時、青柳篤恒は滔々たる留學生の来朝を叙して曰く、

「學堂開かれ、昨日の科挙に代はりたりといへいとも、門戸狹隘、路徑險阻、之を攀づる尤難く、動もすれば徒らに學堂門前に低徊佇立して風雨の艱ます所とならむのみ。左りとて此儘に登龍門前を素通りせんか、一身の榮譽何に依ってか之を求めん、國運の挽回何に依ってか之を策せん、是に於て乎、無数學生は互ひに約束したらむが如〈『右向け右へ』の歩調正しく學堂門前を辭し、針路直ちに東を指し、千里の遠きも何かあらん、潮の如く北はは天津、南は上海、日本通ひの便船ある毎に、乗込まむとしては他人に機先を制せられ、滿員となりでは断わられ断わられ、便船二三杯目にヤツトコサにて船室の一隅に跼蹐するを厭ふ餘裕もなく、東京へ東京へと詰めかけ来るなり。見よ支那學生の東渡せんとするに急なる、東京各學校の學期學年にも一向お構ひなく、學年の中途にて入學拒絶に遇ふも顧みず、一時一刻も早く東京に乗り込むと熱中するの實状を」(明治三十九年十一月發行、早稲田学報一四一號、青柳篤恒「文那の子弟は何故に我邦に遊學せざる可からざる乎」）【史稿，96‐97頁】

【中译】

到日本去！当时，青柳篤恒叙留学生浩浩荡荡之来朝（前往日本）曰：

学堂开设，虽说昨日科举制度被取而代之，然而门槛狭窄，路径险阻，攀登此途尤为困难。稍有不慎，便只能徒然在学堂门前徘徊伫立，成为风雨所苦之人。即便如此，焉能就此在登龙门前一走了事！个人荣耀何以求之乎？国运何以挽回而策之乎？于是乎，无数学生彼此相约，整齐划一，仿佛听从“向右看齐”的号令，辞别学堂之门而去，径直奔东而来。千里之遥，岂在话下。如潮水般，北启天津、南发上海，每当有客轮前往日本，便争先恐后，一拥而上。有时因被他人抢占先机，客轮满员而被拒载，也要再等两三个船班而谋一立足之地，甚至无暇顾及对蜷缩船中之厌恶。只是拼命向东京、向东京扎堆而来。

嗟夫，支那留学生何等急于东渡！竟至于全然不顾东京各校学期、学年，哪怕因在学年中途入学而遭拒也毫不在意。此乃彼等争分夺秒，狂热赶往东京之实态。（《支那子弟何以非来我邦游学不可乎》）

青柳笃恒是实藤惠秀的老师，是接纳清国留学生的积极支持者，也在早稻田教留学生。实藤惠秀第二外语“支那语”就是跟他学的，“青柳笃恒先生那娓娓动听的发音”使他着迷。他继续写道：

今也，留学生不独男子，也有因缠足而步履蹒跚的女子，有老人，也有孩子。彼等前来接受由小学至大学的各种教育。父子、夫妇执手东渡而来者甚多。

留学生学历差距甚异，既有举人、秀才，也有几乎无学无识之幼童。

前期似只有官费生，如今除官费生外，更有众多私费生渡来。因将本该在自国做的普通教育都甩给他国来做，也难怪会有创下世界纪录的留学生大量涌来。（出处同上）

男女老幼，官费私费，摩肩接踵，涌现东京街头，就异文化互涉而言，是一副壮观的景象。然而，与其说这个庞大的留学生群体融入了当地，倒不如说他们在当地形成了一个华人社会，即所谓“中国人街”：“留学生的中心地神田，看上去就是一条中国街。骏河台铃木町有堪称留学生总本部的清国留学生会馆，那个区域里汇聚着各省同乡会、各种学会以及书籍、杂志的发行所，还有专门面向中国人的书店，如南神保町的今古图书局、里神保町的中国书林、小川町的大华书局和启文书局等。（神田以外，在牛込早稻田大学，还有同文书局）”。

这是个处在日语文化环境当中的特殊的中文圈子。这个圈子中的每个个体，在与身边的作为异文化的“日本”发生接触时，开始都并不是直接的，而是要通过类似于“外套”的多重媒介才能完成。第一重媒介，是他们所进入的学校和教育机构，这是他们与异文化接触的基本平台，但都普遍“实行寄宿舍制度”，对留学生在教学和日常生活上实施封闭管理，这样便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留学生们与社会的接触面。另一重是组织性的媒介，主要体现为清国留学生会馆和各省同乡会，即通过本国人的交往圈子获取信息。第三重媒介是日语，也是最重要的，但由于都是初学，再加上学校和本国人圈子的限制，所以绝大多数人一时都很难做到通过日语与他们所置身的“日本”发生直接接触，而更多的还是要通过本国语言的过滤。

例如，具体落实到留学生周树人身上，这三重媒介也一重都不少。所谓“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和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便是都被列在其中。学日文和看书等，都是在弘文学院院内的教室和宿舍，赴会馆当然是指清国留学生会馆，往集会，听讲演，诸如“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和吴稚晖的讲演等也都是本国人的，跑书店最初也大多如上所列是出售中文书的地方，买的书也都是严复和林纾的译本以及《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和《权利竞争论》这类，都是中文的，因此，周树人当初寻求“新知识”的主要渠道还是东京的中文圈。

也就是说，这三重有如“外套”的媒介，在明治三十年代日本这一特有的空间中，构建了一个以留学生为母体的独特的华语圈，而影响中国近代此后发展历程的大多数言论都发生在这个圈内。康有为、梁启超在这个圈内，章太炎也在这个圈内，邹容以“我等身为奴隶之奴隶”喝破天下的《革命军》在这个圈内，孙文也在这个圈内，“兴中会分会”、华兴会、光复会、中国同盟会都诞生在这个圈内，而保皇与革命论战也当然发生在这个圈内。清国领事馆也在这个圈内，从权力的实施管理和监督层面制衡一方。各种言论与活动都发挥着各自的影响，彼此交叉，相互作用，渗透与排斥常显，抗拒与共振并存，形成了本国不可能存在的一个巨大的话语圈和舆论场。而留学生们也不仅仅是这个圈内、场内的受众，同时也成为话语和舆论的制造的主体，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内，中文圈内的译书、办杂志和写文章，大半都是留学生们留下的业绩。这便是中国“近代”的实态，或者说是“近代”的主要载体，离开了这个作为具体载体的对象，后来的“民国”、“五四”、“现代性”乃至“东西方”或“环球”之类都基本比较扯。那些玩概念的玄想，离历史现场太远。

从留日学生群体来看，中国走向“现代”的起步一点儿都不高大上。1941年实藤惠秀在天津见到了1896年首批留学生中的首席毕业生唐宝锷，向他打听当年都学了些什么？

“日本语教科书使用的是哪种？”‍

“那时还没有教支那人的教材，使用的是日本学校里的课本。”‍

嘉纳先生出具了在无名校里，正科日语，副科化学、物理、数学，修满三年的毕业证书。实力程度，我觉得相当于附属中学四年级。

“我问嘉纳先生自己在何种程度，嘉纳先生说是在（附属中学）毕业前三年的程度”，唐氏说。（實藤惠秀「唐寶鍔氏會見記」『近代日支文化論』，1941年10月）

1902年入弘文学院学习的周树人，学的也大致是同样的内容。不过就是这样的起点上，那一代人造就了中国的近、现代，今天的大多数词语乃至话语还是他们那时创造的。

这个话题展开了就很大，还可另做文章。

2.阿部洋著『中国の近代教育と明治日本』

实藤惠秀以前，在留学史的研究方面，有舒新城的《近代中国留学史》（1933年），与“增补版”同时期的有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1975年）、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1976年）等，几种放在一起读，可有互参互补之效，不过就资料、体系和呈现留学史的全貌而言，实藤惠秀的留学史及其相关研究无疑处在奠基位置。

实藤惠秀之后，进一步开拓留学史研究并将其引向纵深的是阿部洋的系列研究。阿部洋是东亚教育比较论的权威，他将留学史研究置于教育比较史的框架内，“中国人留学日本”是该框架内的一部分，《中国的近代教育与明治日本》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

全书由前言、第Ⅰ～Ⅳ章、后记、图版出处一览、主要参考文献构成，第Ⅰ～Ⅳ章下有11个统排的子标题，各个子标题下又各带若干小标题。目录如下：

はじめに‍

Ⅰ　清末中国の教育改革と〈日本モデル〉――プロローグ

1　変法自強運動と教育改革――〈日本モデル〉の提唱

2　西太后新政下における教育改革――〈日本型〉教育制度の確立」

Ⅱ　中国人の日本留学

3　日本留学のはじまり

4　日本留学の隆盛

5　日本留学の凋落」

Ⅲ　日本人教習と中国教育の近代化

6　日本人教習の登場

7　お雇い教習の活動――その諸相

8　日本人教習の衰退」

IV　流れの転換〈日本モデル〉から〈アメリカモデル〉へ――エピロ—グ

9　アメリカ・キリスト教宣教会の対中国教育活動

10　義和団事件賠償金による留学生教育事業

11　アメリカ留学の社会的優位性」

あとがき‍

図版出典一覧‍

主要参考文献‍

与实藤惠秀的那种“超弩级”体量和纷纭复杂的留学世界相比，阿部洋的这一本可谓框架明确，线条清晰，文章平易，叙述明快，又以坚实的实证性研究结论打底的学术专著，是了解留学是怎么回事的最便捷的一本。该书以“清末教育改革”、“中国人的日本留学”、“日本教习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为主干，呈现了清末“日本型教育制度”的确立过程，从而为清末留学找到了另一种定位，即，明治三十年代教育体系当中的“异文化接触”。可惜，该书至今尚无汉译本。

3. 王鼎著『湖北省留日学生と明治日本』

书是作者赠送的。去年（2024年）5月12日，在参加完“鲁迅与藤野先生相遇一百二十周年讨论会”（東アジア学の新展開・東アジア文化交渉学会第16回大會・魯迅研究三人談：李冬木、趙京華、王風　通訳：楊韜）正要离会时，由此前认识的北师大刘幸老师介绍，与作者在福井县芦原温泉的停车场匆匆见了一面。不久便收到了这本刚刚出版不久的350多页的书。

全书由冯天瑜教授的推荐辞、序章、第Ⅰ・Ⅱ・Ⅲ部之下第一至七章、资料篇（附题解和十种资料）、后记和索引构成。目录如下：

推薦の辞——馮天瑜‍

序章‍

第I部  清末における中国人日本留学の軌跡‍

第Ⅱ部  湖北省留日学生の諸活動‍ 第二章 湖北省留日学生の初期活動について‍ 第三章衍日学生と湖北同郷会‍ 第III部　湖北省留日学生の留学経験とその影響‍

資料編‍

あとがき‍

索引‍

作者王鼎是九零后，此前作为中国政府奖学金生在新泻大学大学院现代社会文化研究科留学，获得博士学位毕业不久，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院专任讲师，研究领域为日中教育交流史，主要侧重留学生研究。这本专著是主要聚焦“湖北省留学生”的一册。如果说实藤惠秀之后三十年，有了阿部洋的研究，那么我为能在阿部洋之后再过三十多年与这本书相遇而感到高兴。一句话，后生可畏。

首先，作者的扎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仅研究资料和先行研究收集得多，阅读得多，而且吸收和缕析也做得十分仔细。这种严谨的研究姿态在年轻的学者当中并不多见——也许我读的少。前述实藤惠秀和阿部洋的研究等都在该书中呈现着很好的“过滤”，故而能将此前疏而未能坐实处坐实。例如，最早的13名留学生，散在于各种资料和概述当中，把他们逐个清晰地整理出来以全貌呈现，在该书当中还是首次看到。“资料篇”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都是实打实的“干货”。

其次，湖北留学生是东京留学圈中的重要群体，出现了许许多多耳熟能详的人物和事迹，此次聚焦于该群体，整体和个案互涉，呈现当年的“湖北学生界”，蔚为大观。

虽然由于篇幅关系不能多谈，但还想再提一点。提到湖北留学生，除了个别人物外，影响衍及久后的还是他们办的杂志。《旧学》上的四句：“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让鲁迅一直记到死前的病床上。关于《湖北学生界》《汉声》和《旧学》以及他们的创办母体——湖北同乡会的详细整理，都在这本书里，仅凭这一点，该书便可谓湖北留学生研究之必携。

正如作者作为“问题点”所指出的那样，关于留学史研究中日两国之间的成果互换还做得很不充分，而在我看来，主要是中方对日方成果的介绍和导入做得不够，所以非常期待王鼎的这一本能早日与中文读者见面。

4.『中国学の近代的展開と日中交渉』

这本书是2024年1月7日在石宅举办千里读书会年会时，石晓军教授（姬路独协大学）赠送的。当时做了笔记：

陶徳民・吾妻重二・永田知之 編『中国学の近代的展開と日中交渉』（アジア遊学292）、株式会社勉誠社、2023年12月29日初版発行、329頁。定価［本体3500円∔税］

序説　第Ⅰ～Ⅲ部　あとがき　年号対照表などで構成され、23名の執筆者による30篇からな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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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以围绕章学城（1738-1801）与内藤湖南和胡适的应酬为由绪，构制了中日两国“中国学”的展开及其交涉的视域，承载了那些在两国近代学史上众多的人物和事迹。第Ⅰ部，衔接章学城的内藤湖南和胡适自不待言，相关者众，出现在标题上的就有戴震、金嘉锡、梁启超、刘咸炘、何炳松，还有《章氏遗书》《文史通义》等典籍的探讨；第Ⅱ部，在“经史研究”的关键词下，有那珂通世、桑原骘藏、罗振玉、王国维、林泰辅、松崎鹤雄、王闿运、王先谦、叶德辉、皮锡瑞、诸桥辙次、武内义雄、吉田锐雄、水野梅晓、宫崎市定、中江丑吉等人登场，还有《经学历史》《古史辨》和日本的“春秋公羊传”等话题；第Ⅲ部，在“民间文学与现代中国”关键词下，则是狩野直喜、盐谷温、青木正儿、增田涉、辛岛骁、竹内好、吉川幸次郎以及《支那学》、中国文学研究会、敦煌学、汉籍等话题。内容广博，话题丰富，呈现了近代两国“中国学”的多重面相以及复杂的交涉关系。又具有“亚洲游学”系列的一贯特色，大家小文，小题大做，深入浅出，专业性和通俗性有着极佳的调和性。故既可作为专业学者之备注，又可作为初学者之入门，堪称异次元的近代学养书籍。已指定为“日中近代文化交流”课程的参考书。（2024年1月11日星期四，记）

石晓军教授系我等千里读书会会长，数十年交往之畏友。这里尤其要提到他所作的一篇：「諸橋轍次と中国知識人たちの交流について——基本史料、研究の現状および展望」。全文构成如次：「はじめに」「一、諸橋轍次と中国知識人たちとの交流に関する基本史料について」「二、諸橋轍次と中国知識人たちとの交流に関する研究現状」「三、おわりに――今後の展望」。

该文在第二部分研究现状里，介绍了李冬木、佐藤亘、吉田富夫关于诸桥辙次的研究。兹译中文如下：

（2）近年的研究

相较于20世纪后半期以介绍资料为主的研究，自进入本世纪以来，相关研究才正式展开。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以下几项研究。

首先，是由李冬木（佛教大学教授）、佐藤亘（诸桥辙次纪念馆指导员）、吉田富夫（佛教大学名誉教授）组成的研究团队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研究课题为《诸桥辙次与近代中国的基础调查与研究——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为中心，从中国学者的人际交流视角出发》（由三菱财团资助）。该团队在对已刊与未刊的笔谈资料等进行调查与整理的基础上，至今除了进行口头发表外，还发表了以下几篇研究成果。① 李冬木、佐藤亘、吉田富夫《关于周作人书赠诸桥辙次博士〈录乡人孙垓小至日赠人诗〉》，通过对墨迹原件的精细考察，围绕《止轩诗草》所收录的周作人书赠诸桥的诗，对该诗内容进行了深入解读，并对其创作时间进行了详细推测与考察。② 李冬木、佐藤亘、吉田富夫《帝国共和：从 “清皇”到“大圣皇”——关于〈袁世凯加笔民国宪法草案〉》，是针对前述《儒林墨迹》中收录的、诞生于“民国”建立前的《民国宪法草案》进行研究的成果。研究者们在精细分析这份珍贵墨迹内容的基础上，对当时各项宪法草案的异同进行了比较与验证。该研究不仅对探讨诸桥辙次与中国的交流关系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在袁世凯研究以及中国宪法史研究领域，也值得参考借鉴。

……（下略）……（第307页）

说来惭愧，石教授在去诸桥辙次记念馆调查之前，还特意电话询问你们的书什么时候出，却至今尚未出来。“李冬木、佐藤亘、吉田富夫”三人的研究成果结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见证人——诸桥辙次在中国》一书，目前尚在北京某出版社编辑作业中。不过，拜石教授的介绍，这里也做个小小的预告：全书由“诸桥辙次在中国（总括）”、数百枚笔谈“墨迹”及其活字转写、关于墨迹内容的注释等构成。诸桥辙次博士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为调查中国的旧学而去北大留学，却又和蔡元培麾下的那些新派教授们交往密切，留下了五四时期新旧不同面向的墨迹记录，文化碰撞跃然纸上，故墨迹收存者将笔谈以“笔战”命名。

5. 铃木三重吉《金鱼》

《金鱼》在与自己相关的领域内，属于收藏性书籍。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京都的一家旧书店淘到的。作者铃木三重吉。“周作人编译《世界文学丛书  现代日本小说集》”（其实是周氏兄弟合译）的附录里是这样介绍的他：

铃木三重吉(Suzuki Miekichi) 是夏目漱石的弟子，但是他自成一派，又与低徊趣味不同。他也间作《小猫》 (Koneko) 一类的自然派的作品，但其特色却在别一方面，即是本间久雄所说的“憧憬的享乐”与“憧憬的苦恼”。凭了想象，创造出一种轻谈而甘美的传奇，将自己投浸于艺术境中，耽享回想的快乐，如《千鸟》 (Chidori) 等是。更进一步，则将此传奇的心境移到现实的背景里来，欲求憧憬的享乐而不可得，如《小鸟之巢》(Kodori no su) 及《栉》 (Kushi) 等皆描写这种百无聊赖的心情，是他特别擅长的艺术。

《金鱼》(Kingyo) 见全集第八卷(1915) 中，是他得意著作之一，土岐哀果编罗马字的日本小说集，请各作家自选一篇，他所选的便是这《金鱼》。

《黄昏》(Tasogare) 和《照相》 (Shashin) 并见第八卷中。

顺附一句，“新星·鲁迅书系 周氏兄弟合译文集  现代日本小说集”，把上文中的“《千鸟》（Chidori）”误植为“《千岛》(Chidori)”。

诚如译者所述，《现代日本小说集》收铃木三重吉作品汉译三篇：《金鱼》《黄昏》《照相》。从周作人序中可知，这三篇都是他翻译的。原作者介绍中没有出现在介绍其他原作者时都有的“生于一八某某年”的句子，说明译者在翻译的当时并不了解作者的出生年。现在知道，铃木三重吉生于1882年，卒于1936年，小鲁迅一岁，卒于鲁迅同年，广岛人，日本现代小说家，儿童文学家。

广岛人。小说家、儿童文学作家、杂志编集发行者。就读京都第三高中后，1904年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系，直接受到作家夏目漱石的指导和影响。他的习作短篇小说《千鸟》,经夏目推荐,刊登在《杜宇》杂志上。1907年发表短篇小说集《千代纸》，汇集《三月七日》、《千鸟》、《山彦》等早期作品，从而作为唯美的浪漫的作家而登上文坛并受到欢迎。

在大阪市立大学读书时，曾读过《金鱼》的原文，那时日语程度还很不到家，不过也隐约觉得这篇作品与《伤逝》在什么地方有些相似。这个感觉一直保留着，便按照译者提供的“全集第八卷(1915)”索求原本，竟一直无所得，后来从中岛长文编《鲁迅目睹书目 日本书之部》得到可靠的信息：“09181 金魚  三重吉全作集  第八卷  鈴木三重吉著  大4（1915）年 春陽堂  現代日本小說集附錄”。但书在哪里，却又是问题。直到终于把它买到。

《金鱼》比想象的要小得多，几乎和岩波文库本一样大小，却是精装，硬壳书套在硬壳书套里，枣红色的布面上镶满黑白色相间的小金鱼，壳脊和书脊上都有烫金两字：“金鱼”，书的尾页标注“背字 夏目漱石”，可知是出自漱石手笔。收作品19篇，目录排序如下：

「金魚」「赤菊」「深夜」「雛罌粟」「午後」「母」「女の子」「牧場から」「雪」「胡瓜の種」「雀」「たそがれ」「二階」「寫眞」「晝顔」「鳥」「窓」「黒い壺」「鎖」

版权页记载如下：

大正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印刷

大正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発行

三重集全作集第八編「金魚」（定價金五十錢）

著作兼發行者  鈴木三重吉

発行所　春陽堂

由此可确认，册数不是以“卷”计，而是以“编”计。《鲁迅目睹书目》中的记载有一个字也得更改，即需要把“第八卷”改为“第八编”。

『三重吉全作集』全十三編，依次『瓦』『赤い鳥』『小猫』『女』『千鳥』『霧の雨』『黒髪』『金魚』『桑の実』『櫛』『八の馬鹿』『子鳥の巣』（上・下編），自1915年3月至翌年7月出版。但销路不佳，铃木三重吉为此欠了一大笔债，他后来为还债而开始写童话，并且成为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也算因祸得福。但周氏兄弟在翻译《金鱼》时不会想到他成为儿童文学家的后来。1904年9月周树人入仙台医专时，铃木三重吉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深深被上田敏、桑木严翼和夏目漱石等人的讲义所吸引，因俳句和后来的短小创作不断被夏目漱石所肯定，遂成为漱石弟子。漱石亲自为他题写“金鱼”，出于师弟之谊自不待言。《金鱼》首刊1910年7月2日《读卖新闻》，是三重吉自称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周氏兄弟从那时起就开始关注他也未可知。

「金魚」「たそがれ」「寫眞」都是“三重集全作集第八編「金魚」”中的佳作，原作语言简练，却很耐读，译者的译笔也很到位。三作共通之处明显，都是写活着的“我”，内心萦绕着已是他界之人的“彼の女”（即“她”，周作人译成“伊”），陷入悔恨、痛苦、怅惘、恐怖乃至虚空的情绪内。这种共通的东西，或许是这三篇入选《现代日本小说集》的重要缘由。

这就要回到鲁迅的《伤逝》上来了。我始终认为其在人物设置和情绪的表达方面，多与三重吉相通。或者说《伤逝》中的作品体验，鲁迅至少已经在三重吉那里经历过了。而非常凑巧，最近读到古大勇《铃木三重吉“金鱼”与鲁迅“伤逝”的材源——兼论鲁迅创作与1923 年前周作人译文的关系》（《中国比较文学》2023年第2期》）一文，觉得他完成了一件我自己一直想做却没来得及做的事，感到很高兴。该文从《金鱼》和《伤逝》当中找到“诸多相似之处”，并呈现以【“金鱼”和“伤逝”文本细节对照表】中的十项对照，从“故事情节”“主题意蕴”“艺术手法”三个方面论证了鲁迅的借鉴和独特创造，很有说服力。至少在文本层面上两者的关联性成立。

唯有一点似大可不必强调，即鲁迅受了“周作人译文”的启发。译文是周氏兄弟呈现给读者的文本，是工作的结果，而“启发”应在共同讨论三重吉作品的阶段，所以当大哥的不必等待弟弟的译文出来之后再受启发。不过这里完全没有批评论文的意思，而是要为古大勇的论文点赞。这项扎实的工作，再次证明周氏兄弟创作文本的生成与他们翻译活动的关系。至少，这种关系开始于周树人的留日时期。目前已知，无论是创作还是翻译，周树人留学时期的几乎所有文本都诞生于他和日文文本的互涉当中，《金鱼》不过是这种互涉关系延续当中的又一个例子。

“三重集全作集第八編「金魚」”当中的其他作品也很耐读，例如《赤菊》1908年11月3日在《国民新闻》上发表时，仅仅写了19行，用来填报缝，结果大获赞赏，成了不朽的名作。周作人虽然译笔很妙，但还是建议能读日文的朋友读原作，感觉还是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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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冬木，吉林长春人。日本佛教大学文学部中国学科教授，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复旦大学客座教授，吉林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文学与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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