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桥哲哉丨战后80周年：极右化的政治与蜕化的历史认识

在战后八十周年的节点，日本的历史认识正面临深刻蜕化。石破首相谈话从“内阁决议”降格为“个人感言”，战争反思也仅聚焦对美开战，殖民与侵略亚洲的历史被刻意遮蔽。高桥哲哉犀利指出：这并非偶然，而是右翼系统性重构叙事、逃避“战后责任”的政治工程。

文章进一步追问：当亲历者老去，非战争世代是否就能卸下历史重量？高桥先生提出“回应责任”伦理——历史不仅是过去之债，更是面向他者与未来的公共承担。在民族主义回潮的今天，如何面对历史伤痕，检验着一个社会的伦理底线与成熟程度。

本文为《地平》杂志社总编辑熊谷伸一郎对高桥哲哉的专访。高桥先生不仅剖析了战后日本右倾化历史脉络，亦为所有面临历史拷问的社会提供一面反思之镜。

围绕“石破感言”来讨论

采访人：10 月 10 日，即将卸任的石破茂首相发表了《石破感言》。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该感言并未沿用历代内阁的立场进行深入阐述，主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日本当初为何会贸然发动那场无谋的战争。

高桥：确实如此。战后每逢十年的节点，首相发表谈话已成为惯例。在战后80 周年这个特殊时刻，石破首相将作出怎样的表态备受瞩目。然而谈话本身却遭到自民党右派的强烈抵制，高市早苗女士也公开表示反对。在右派看来，安倍首相在战后70 周年谈话中已经为历史问题定调，他们不希望被视为相对开明的石破茂提出新的“道歉”或“反省”表述。政府原计划在8 月 15 日战败纪念日通过内阁决议发表谈话，然而即便推迟至9 月 2 日投降条约签署日，也仍没能实现。最终，谈话只能在新任总裁确定后，以个人感言的形式勉强发表。这一系列过程本身，恰恰彰显了当前以自民党为核心的右派势力具有的强势影响力。

这份感言就日本走向“无谋战争”的国内动因，体现了一种反省式的历史观。它分别从《大日本帝国宪法》、政府、议会、媒体等多个层面剖析问题，聚焦于文官统制缺失这一关键症结，并强调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的重要性。感言中提到：“如今，亲身经历战争者日益减少，战争记忆正面临风化之虞。正因如此，包括年轻一代在内的每一位国民，都应主动思考过去的战争以及和平应有的样态，并将这份思考融入未来的发展——唯有如此，作为和平国家的根基才能得到巩固。”首相能够向国民清晰传递这样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在日本，这样的发声机会本就为数不多。

但问题在于，这份感言所设定的讨论框架本身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虽然它提出了“明知战败是必然结果，为何还要贸然开战”的质问，但其指涉的“无谋战争”实际上仅限于对美开战。即便触及“开战”这一表述，按其所依据的历史叙事，也仅指所谓“大东亚战争”的爆发。至于在此之前的九一八事变、长达多年的日中战争，乃至日本为何向中国派遣超过百万兵力等问题，感言中均未触及，殖民统治的历史更完全未被纳入反思视野。这样的处理方式，想必让右翼势力感到松了一口气。 战后50 周年发表的“村山谈话”中明确指出：“我国通过殖民统治和侵略行为，给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与深重的苦难。”历代政权均表明继承这一立场。石破首相虽也宣称“继承历届内阁的立场”，但自战后 70 周年“安倍谈话”发表以来，所谓“继承”的具体内涵已需重新审视。安倍首相实际上有意淡化“村山谈话”的核心精神，却无法彻底否定这份谈话，因而在谈话中加入“我们绝不能让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子孙后代背负持续道歉的宿命”这一表述。这句话直接暴露了其为历史道歉画上句号的真实意图。“村山谈话”与“安倍谈话”在核心主旨上已存在明显偏移。在此背景下，仅凭一句“继承历届内阁的立场”，根本无法清晰判断石破首相自身的历史认识究竟指向何处。

原文链接：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danwa/07/dmu_0815.html

文民统制的重要性

采访人：《石破感言》特别指出，当时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文民统制机制的缺失以及言论管控的强化，导致社会批判声音受到系统性压制。

高桥：这一点在现实中有明显体现。乌克兰战争爆发后，媒体频繁出现由前自卫队官员等人士解读战局的场景，这正反映出自卫队公共存在感的日益增强。

据公开报道，陆上自卫队与海上自卫队曾组织人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期间由自卫队官员带领下属进入神社本殿进行参拜。此外，前海上自卫队高级将领已就任靖国神社宫司，另有多位幕僚长级别的前自卫队高层人士积极呼吁“为应对自卫队出现战死者的情况，应将靖国神社收归国有”。 2025 年 2 月，众议院预算委员会还就“是否让现役自卫官出席国会答辩”的问题展开了争论。综合这些情况来看，首相强调文民统制的重要性，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要让文民统制真正发挥作用，政治层面必须具备足够管控自卫队的能力。举个例子，如果出现要求废除日美安保体制的政治动向，“日美同盟军”会作何反应？届时文民统制是否还能有效运转？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铭记历史是一切的前提

采访人：基于这一点，感言以“绝不容忍狭隘的民族主义、歧视与排外主义”作为对当下的启示，强调铭记历史、以史为鉴的重要性，并以此收尾。

高桥：以史为鉴固然至关重要，但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真正了解历史。只有掌握近现代史的基础知识，才能切实直面历史、从中汲取教训。因此，在公立教育体系中开展近现代史教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纳粹德国等国结为同盟，最终被反法西斯同盟击败。追溯这场战争的根源，其起因可延伸至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在亚洲的对外扩张历程。我们有必要严肃梳理这段帝国扩张的历史，并将其纳入教育框架。

不过需要补充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的历史完全由负面篇章构成。在侵略与殖民统治的历史之外，日本国内也曾出现过反对战争的声音与行动，同时亦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文化成就与学术发展。普通民众在时代洪流中的生活轨迹，同样交织着光明与黑暗、苦难与韧性。因此，我们有必要全面梳理帝国时期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历史纠葛，引导每个人对这段历史的意义与教训展开独立思考。

石破首相警示众人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歧视与排外主义”，结合日本当前的社会现状来看，这一警示具有尤为切实而紧迫的意义。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问题的产生与演变，都与日本和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与现实关系深刻交织。正因如此，我更加希望《石破感言》能够进一步触及日本对亚洲的侵略与殖民统治历史。

“我毫无反省之意”

采访人：高市早苗女士在初任议员时，曾在国会质询中向亲历战争的时任外务大臣河野洋平直言：“至少我本人属于没有亲历战争的世代，因此毫无反省之意，也没有任何理由被要求反省。”（1995 年 3 月 16 日，众议院外务委员会）

高桥：我对这番发言印象很深。当时还有一些声音将其视为年轻女性议员的率直言论，给予正面评价。

诚然，如果这里的“当事者”仅指亲历战争的一代，而“反省”意味着承认个人在战争中的直接罪责，那么战后出生者确实不属于战争当事者，也无须进行“个人层面的反省”。但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思考不能停留于此。即便是一名初任议员，作为国会代表，也不能仅以“个人身份”为由回避应承担的责任。正是基于这一逻辑，我提出“战后责任应体现为一种回应责任”的观点。

我同样属于战后出生的一代，若仅以“亲身经历”来界定“当事者”，我自然也不在其列。但请试想，如果我们所属的国家曾犯下罪行，却未进行充分反省，也没有向受害者正式道歉与赔偿，而如今受害者就在眼前，要求国家承担责任、作出赔偿，我们难道不应该作出回应吗？需要明确的是，“回应”并不等同于“全盘接受对方的诉求”。要作出负责任的判断，首先必须了解自己的国家在过去究竟犯下了哪些罪行。如果明知国家有罪，却未推动其承担相应责任，那么作为国家主权构成的一部分，我们难道不应该要求国家改变态度吗？对于过去未能履行这一责任的事实，战后世代难道不应该进行反省吗？换言之，我们理应积极回应受害者的诉求。更何况，高市女士当时已是国会议员。作为全体国民的代表，议员难道不应该对国家至今未能完成道歉与赔偿的现状负有直接责任吗？

高市女士的这番论调，令人不由得想起另一件事。在第二次安倍政权时期，时任官房长官的菅义伟在与冲绳县知事翁长雄志围绕边野古基地搬迁问题的非公开磋商中，面对翁长知事对政府的强烈抗议，如此回应道：“我是战后出生的人，别跟我提历史。”这一幕发生在2015 年。

此事令我深感震惊。如果连冲绳的历史都不愿正视，这样的人真的有资格担任日本的官房长官乃至首相吗？更何况，翁长知事所强调的冲绳历史，与其说是遥远的战前往事，不如说更多指向战后——那是冲绳民众在冲绳战役后，因美军基地的过度集中而长期饱受压榨与牺牲的历史。

高市与菅义伟的这些言论，鲜明地暴露了日本部分政治家无力正视历史重量的致命缺陷。

鹰派的谎言？

采访人：高市早苗女士多次参拜靖国神社。虽然她最近的表态有所缓和，但在 2024 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她明确表示“即便当选首相，也会继续参拜靖国神社”。我们该如何理解她对参拜靖国神社的这份执念？

高桥：高市早苗一直试图成为安倍首相的政治继承人，她的政治立场有时甚至比安倍更为强硬。2022 年，在靖国神社崇敬奉赞会主办的研讨会上，她曾声称“正是因为中途放弃参拜这种半途而废的做法，才会让对方得寸进尺”，这番话令我十分震惊。中曾根首相在以官方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后，由于遭到中国的强烈批评，次年便停止参拜。安倍首相也曾参拜过一次，但在美国表示“失望”后也终止了这一行为。如果按照高市女士“中途放弃会让对方得寸进尺”的逻辑，那么安倍首相的做法也应被归入批判范畴。安倍首相固然是秉持右派价值观的政治家，但作为首相，他也具备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务实调整的一面。如果抱着“不能让中国和韩国得寸进尺”的心态，根本无法开展正常的外交工作。

俄乌冲突爆发后，高市早苗与樱井良子合著出版了《鸽派的谎言》一书（产经精选出版）。书中称：“毫无疑问，战争是应当避免的。但一场战争究竟属于‘自卫战争’还是所谓的‘侵略战争’，取决于开战之时的‘国家意志’。日本国民正是通过天皇陛下在开战之际颁布的诏书，才得以理解国家的这一意志。”（第 90 页）书中还引用了《宣战诏书》中的内容：“帝国如今为求自存自卫，唯有毅然奋起，破除一切障碍。”

然而，若仅凭开战之时的“国家意志”来判定一场战争是自卫性质还是侵略性质，那么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纳粹德国发动的战争，岂不都不能被定性为侵略战争了？这与书中强烈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的立场，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此外，与《石破感言》类似，这一论调在论述日本的“过往大战”时，同样刻意回避了日中战争的历史。

关于“战争责任”，书中还写道：“我将战后那种要求日本人持续道歉的舆论倾向，称为‘民族责任论’。在我看来，其他国家并没有像日本这样不断道歉。”（同上）对于战后要求日本人道歉的舆论倾向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其实是需要进一步考证的。但另一方面，“其他国家并没有像日本这样道歉”的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只要看看德国的做法便一目了然。

那么，书中对于殖民统治又是如何论述的呢？

书中称：“如果以当下的价值观来看，‘殖民统治’无疑是负面的，它伤害了殖民地人民的民族尊严。但在当时，有许多国家是依据合法且获得国际认可的条约，成为了其他国家的殖民地。例如，日本在华的各项权益，便是基于甲午战争后签订的《日清条约》所确立的。而日韩合并，则是依据 1910 年签订的《日韩合并条约》得以实现的，当时俄罗斯和英国对此表示认可，美国也没有提出异议。

然而，日本却一直将自己塑造成‘唯一的加害者’。如果说殖民统治全然是罪恶的，那么美国、英国、法国、荷兰等国，也应当持续不断地进行道歉。但事实上，这些国家并没有这样做。”（第 92 页）

樱井良子在书中对此回应道：“其他国家可不会像日本这样搞‘道歉外交’。”

但事实终究是事实，“其他国家没有道歉”的说法显然站不住脚。虽然并非所有曾推行殖民统治的欧洲国家都采取了道歉举措，但已有不少国家明确承认了自身的过错，认识到殖民主义的非正义性，并通过道歉等实际行动作出了表态。

21 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愈发明确。2001 年 9 月，联合国通过了《德班宣言》，明确指出奴隶制和奴隶贸易是“危害人类罪”，同时强调“无论何时何地，殖民主义都应当受到谴责，其死灰复燃必须得到遏制”。2019 年 3 月，欧洲议会通过关于“非洲裔公民基本权利”的决议，呼吁成员国效仿部分国家的做法，通过“官方道歉”等形式正视历史。与此同时，美国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更是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哥伦布时代以来的美国殖民主义历史，这场运动的影响也逐渐蔓延至欧洲。

具体来看，荷兰首相与国王在2022 至 2023 年间相继为该国在一百多年前就已废除的奴隶制道歉，恳请受害者的宽恕。2022 年 6 月，比利时国王菲利普访问了曾经的殖民地刚果民主共和国（旧称扎伊尔），为比利时基于“父权主义、歧视与种族主义”的殖民统治给当地人民带来的“苦难与屈辱”表达了深切的歉意。2012 年，法国前总统奥朗德在阿尔及利亚独立 50 周年纪念活动上，于阿尔及利亚议会发表演讲时直言，法国长达 132 年的殖民统治是“本质上不公正且野蛮的制度”。

两德统一后，德国的历任总统与总理，不仅就纳粹大屠杀进行道歉，还针对镇压华沙起义、入侵波兰、苏德战争等历史罪行多次恳请宽恕。现任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2024 年 9 月访问意大利马尔扎博托时，就纳粹德国在当地制造的屠杀惨案低头致歉；同年 10 月，他又前往希腊克里特岛的坎达诺斯村，为德军在该村犯下的罪行请求宽恕。2025 年 1 月，施泰因迈尔在德国议会发表演讲时强调：“铭记历史的责任永无止境。”在殖民统治问题上，他于 2023 年 11 月访问非洲坦桑尼亚期间，就德国殖民军队镇压当地原住民起义的暴行进行了道歉。德国总统府官网不仅刊载了历任总统的重要演讲内容，还提供了英文翻译版本，供民众查阅。作为日本首相，理应了解这些国际社会正视历史的范例。

石破首相在2025 年的一系列行动值得关注：3 月访问硫磺岛，4 月到访菲律宾卡里拉亚，6 月出席冲绳全军战殁者追悼仪式并参观姬百合和平祈念资料馆，8 月参加广岛、长崎原爆死难者慰灵仪式以及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在这些场合，他都表示“将再次深刻铭记过往大战的反省与教训”。但与前文提及的欧洲国家的做法相比，日本的这些举措显然是远远不够的。石破首相为何不能前往北京、南京、重庆，或是昔日“满洲”各地，以及韩国首尔、三一独立运动的发生地，向亚洲各国人民亲口传递这份反省与歉意呢？遗憾的是，日本的政治家们几乎从未前往这些“历史记忆的场所”，向受害国人民作出直接道歉。

https://www.balkanweb.com/en/Greece-German-President-Frank-Walter-Steinmeier-apologizes-for-Nazi-atrocities/#gsc.tab=0

参政党的崛起之辩

采访人：在不久前的参议院选举中，右翼政党参政党的支持率大幅上升。

高桥：首先从历史认识的角度来看，参政党的神谷宗币与高市早苗存在同样的危险倾向。例如，2025 年 6 月 23 日，神谷宗币在那霸的街头演讲中公然宣称：“所谓日本军队侵略中国大陆的说法纯属谎言。事实并非如此，正是因为中国方面不断开展间谍破坏活动，日本才不得不以自卫战争的名义出兵。”

但凡具备基本的近现代史知识，尤其是20 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常识，都绝不会说出这样的话。历史的真相是，日本军队先是侵占了中国东北地区，随后进一步向华北扩张，继而将战火蔓延至上海、南京，并对重庆实施大规模轰炸，一步步深入中国腹地。如果这样的行径都不算侵略，那究竟什么才是侵略？日本曾主张九一八事变是“自卫措施”，但这一说法遭到了国际联盟的明确否定，日本的行为被定性为侵略。也正是因为这一事件，日本最终退出了国际联盟。

神谷宗币口中所谓的中国“间谍破坏活动”，难道是指中国军队侵略了日本的领土吗？事实恰恰相反，中国军队的抵抗，不过是对日本侵略行为的正当防卫。将这种抵抗污蔑为“间谍破坏活动”，不过是当年日本为掩盖侵略本质、镇压抵抗运动而惯用的借口。神谷宗币还声称“大东亚战争并非由日本挑起”，宣扬日本是被欺骗、被迫卷入战争，是为了“自存自卫”而奋起反抗。这种说法，本质上是一种历史阴谋论。所谓的“对美英荷战争”，不过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争夺。如果说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自存自卫”，那也只是为了维护日本的殖民帝国体系。

2025 年 7 月 3 日，神谷宗币在日本外国特派记者协会的记者会上，被问及“是否有让你产生亲近感的海外政党”时，他明确列举了三个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FD）、法国国民联盟以及英国改革党。此外，他还在枪击事件发生前不久，与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的活动家查理・柯克进行了对话。这些事实都足以表明，神谷宗币的政治理念带有鲜明的极右翼色彩。

参政党提出的宪法草案，更是直白地暴露了该党扭曲的历史观、政治观与价值观。

首先在天皇的定位问题上，草案明确写道：“自古以来，天皇领有国家的地位永恒不变。天皇慈爱子民，祈求国民的安宁与幸福；国民敬仰天皇，举国上下如同家族般互帮互助、和睦共处。天皇为国家权力的行使指明正确方向，确立以民为本的政治准则，这一不成文的宪法秩序，构成了日本延续至今的国体。”（前文第 2 段）其中的“领有”一词，是日语中表示“统治”的古语。由此可见，参政党所秉持的国体观，与战前那种“日本自古以来便是由天皇统治的国家，国民如家族成员般敬仰天皇”(国体论)的理念如出一辙。

在国民资格的界定上，草案规定：“以父亲或母亲为日本人、以日语为母语、心怀热爱日本之赤诚为基本标准，具体细则由法律另行规定。”（第二章第 5 条）其中“心怀热爱日本之赤诚”的表述极为模糊。若以此作为判定国民资格的标准，极易导致国家权力滥用，随意将公民贴上“非国民”的标签。

除此之外，宪法草案还存在诸多问题。其中完全未提及“国民主权”与“人权”这两项现代宪法的核心原则。

同时，参政党还打出了“日本人优先”的口号。如果口号是“日本优先”，或许还能理解为“拥有日本国籍的全体国民优先”，自然也包括日本国内的少数群体。但“日本人优先”的表述，显然带有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神谷宗币究竟是如何看待阿伊努族、冲绳民众、在日韩国人等群体所面临的歧视与仇恨言论问题的？无论如何，“日本人优先”这一口号所蕴含的排外主义倾向，是无法否认的。

参政党的这种国家观与日本观，散发着一种比民族主义更为极端的“日本人优越论”气息。其核心思想就是：身为日本人是一种幸运，日本人是受到世界敬仰的特殊民族，“日本最伟大”；皇室是这一伟大传统的核心，每个日本人都能从皇室身上看到理想中“日本家族”的模样。

参政党的崛起，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归根结底是全球化引发的社会结构剧变。自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市场万能”价值观逐渐渗透到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这一过程导致日本的中间阶层不断萎缩，少数富裕阶层与其他群体，尤其是贫困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除了民众对社会矛盾的不满之外，日本整体国力衰退、国际地位下降的现状，也让精英阶层和非贫困阶层普遍感到焦虑与不满。这种焦虑与不满，最终转移到了因全球化而增加的外国人群体身上。

人们往往容易认为威胁来自外部。在日本社会，一种“自身利益正被异于我们的‘外人’损害”的意识正在不断强化。神谷宗币高调宣扬“反全球化”，正是这种社会心态的典型体现。与欧美国家的极右翼势力崛起的背景类似，日本社会也出现了强烈的反全球化思潮。

言论萎缩的隐患：反间谍法

采访人：高市早苗女士一直在积极主张制定《反间谍法》。

高桥:高市早苗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将启动《反间谍法》立法工作列为竞选承诺。此外，在自民党与维新会的联合执政协议中，也明确纳入了制定该法的内容。目前日本已经出台了《特定秘密保护法》《经济安保推进法》等相关法律，《反间谍法》的制定很可能会以这些现有法律为基础。但我们必须高度警惕，防止这部法律以“反间谍”为名，将管控范围扩大到新闻媒体和普通公民的正常言论与活动。

在治安维持法的问题上，神谷宗币同样展现出了错误的历史观。他声称治安维持法“虽然对共产主义者而言是一部恶法，但对于国家来说却是必要的”。这种论调充分暴露了他对思想与言论自由的漠视。事实上，在治安维持法施行期间，遭受迫害的绝不仅仅是共产主义者，还包括自由主义者、宗教人士，甚至只是发表过些许厌战言论的普通市民。

如今在日本，试图压制对政府持异议公民的倾向愈发明显。网络和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各种攻击性言论，从污蔑他人为“反日左翼”，到随意扣上“朝鲜间谍”“中国特工”的帽子，此类言论在网络以及SNS层出不穷。如果批判政府的言论遭到监控与打压，而民众对此却习以为常、不认为是问题，那么这将对日本的民主主义造成致命打击。此前日本政府拒绝任命日本学术会议成员的事件，就是专门针对反对安保法案的研究者的政治打压。 《反间谍法》的具体内容与实施方式，将直接影响言论自由的边界。若立法与执法尺度不当，必将导致言论空间进一步萎缩。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重新确认《日本国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表达自由、思想与良心自由等基本原则的价值。

历史性的转折点

采访人：听了您的阐述，我深切感受到，要对抗日本社会的右倾化趋势，必须从学习战争历史、反思战争罪责中汲取力量。在战后 80 周年这个重要节点，这或许正是我们推动社会正视历史的契机。那么最后，想请您谈谈，在亲历战争的当事者不断减少、战争记忆逐渐淡化的当下，直面历史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

高桥:关于非战争亲历世代应当如何面对历史的问题，我之前已经简要提及。在此基础上，我想进一步说明，对于那些已无亲历者的历史事件，我们如今所说的“记忆”，其实是一种象征性的表述。它本质上是一种“记忆的记忆”，是间接的历史记忆，更准确地说，是经过各种社会媒介塑造而成的“社会记忆”。后世之人只能通过历史书籍、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历史文学作品、新闻报道等多种媒介来了解历史，并结合自身的成长背景形成对历史的认知。这种“社会记忆”，本身就是由无数多元的“历史叙事”共同构成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培养区分客观史实与虚假信息的媒介素养，就显得愈发重要。一旦这种素养缺失，历史修正主义和历史否定论就会趁机泛滥。正因如此，无论是学术界的历史研究，还是公立教育中的历史教学，其重要性都不言而喻。对于日本这样长期忽视历史教育的国家而言，加强历史研究与教育的必要性更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我认为，2025 年这个“战后 80 周年”的节点，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就像战后 50 周年恰逢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的重大历史转折一样，战后 80 周年的今天，人类社会似乎也正面临着一场不亚于当时的历史性变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称为“人类见证地狱的战争”。那些从战火中幸存的人们，将重建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人权”与“和平”，以及保障这两大价值的“法治”原则。这些理念也正是《联合国宪章》与《日本国宪法》共同的核心原则。然而如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种族灭绝行径，以及美国特朗普政权的再度崛起，都让这些普世价值面临崩塌的危机。我认为，当前围绕历史认识的种种争议，与这一全球性的危机背景密切相关。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

采访人：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分享。

（采访人：本刊总编辑・熊谷伸一郎）

高桥哲哉，日本的欧洲现象学及德里达哲学研究者、日本战后思想研究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以对日本战后责任、历史修正主义及靖国神社问题的尖锐批判而闻名，是日本重要的批判知识分子代表。著有『逆光のロゴス――現代哲学のコンテクスト』『記憶のエチカ――戦争・哲学・アウシュビッツ』『戦後责任论』『歴史/修正主義』『靖国問題』等。

延伸阅读

树人未冷、春生编辑

幽灵在都灵、歪歪、以父之名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