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会】如何超越战争的感情记忆的壁垒

2000年8月4日，日方学者高桥哲哉、酒井直树两位老师与中方学者孙歌、戴锦华两位老师举办了一场“中日·知识的共同”座谈会，主题是“如何超越战争的感情记忆的壁垒”。座谈会以不同的战争经验的壁垒、政治语言与民族记忆之间的壁垒等问题为切入点，去探讨造成这些壁垒的起因以及超越它的途径。

遗憾的是，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壁垒仍然矗立在中日之间。也因此，老师们当初的思索所具有的借鉴意义仍在。沿着他们的问题意识，或许可以提出更多的破除壁垒的途径也未可知。故敝公号征得两位日方老师的授权后，邀请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徐利博士将座谈会的内容翻译出来，摘取出两位日方老师的发言内容刊载在此，供大家围绕战争的历史记忆与情感记忆、日本知识左翼的历史观等问题继续展开讨论。

如何超越战争的感情记忆的壁垒

高桥哲哉、酒井直树 作

徐利  译

围绕战争的感情与身体记忆

1999年，围绕东史郎的南京大屠杀叙述侵犯名誉的诉讼，一个日本研究者对东史郎和辩护团提出异议，辩护团继而对此做出反驳。孙歌提出了“感情记忆”的问题（《世界》2000年4月号），沟口雄三则对此做出回应（《世界》2000年9月号）。通过这些应答，我们痛感到自己国家与民族使用的语言，在另一国家与民族的文脉中以作为完全相异之意被接受这一事态的严重性。

酒井直树：

大概三年前，我曾经与一位东京的牙医有半年交往。他给人印象不错，且医术高超，所以我将他介绍给一个白人朋友。但友人回来后却说，那个牙医说“我不给美国人治疗”，拒绝为他诊断，这是恶劣的种族歧视。友人虽以自己不是美国人而是英国人为由做出抗议，牙医却回答道：“我是冲绳人。在冲绳自孩童时代便与美国人有长期接触的经历。即便可以在心中理性地说服自己，但却不能对自己在治疗过程中的行为做出些许保证。因为有可能伤害别人，所以讨厌一切（为白人的）治疗。”无论如何理性地知晓对方与自己的经历无关，但感情与身体的变化却有难以控制的层面。过去的记忆就是以这种形式存活于冲绳出身的牙医体内。我还知道一个北美土著人的例子，他在接触白人时，同样对自己抱有恐惧。

冲绳岛战役，是美国和日本在琉球群岛中的冲绳岛进行的一场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中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行动，也是太平洋战场最为血腥的战役。为期82天的战役从1945年4月上旬开始直至6月中旬结束，彻底消灭了日本海上和空中力量，为二战胜利奠定了基础。该战役是太平洋战争中伤亡人数最多的战役。日本方面共有超过10万名士兵战死或被俘虏，美军遭受的人员伤亡亦超过8万人。同时，数万名当地平民丧生、受伤或被迫自杀。而在冲绳岛战役结束数星期后， 美军使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及长崎， 加速了日本投降。

冲绳人在此役中付出巨大代价，大江健三郎的《冲绳札记》记录了冲绳人的牺牲，后被日本右翼以侵害名誉告上法庭，引发诉讼长达六年，最终以大江健三郎和岩波书店胜诉告终。

三年前，美国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二战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上映。相信很多人记得电影中极具象征性的场面。被某个具有理想主义的美国士兵释放的德军俘虏，在回到德军阵营后杀害了他的同伴。最后，吸取教训的美军士兵屠杀了那一俘虏。也就是说，战争残酷到如果不杀俘虏，自己就会被杀的程度，导演以这种方式将美国的国民主义与虐待俘虏的行为正当化。《拯救大兵瑞恩》获得了“二战后美国最现实的电影”之评价。在感情层面，这种战争记忆的戏剧性再现极具说服力，被不了解二战的美国观众作为国民记忆接受。

该片荣获1998年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在内的5项大奖，票房收入也称冠一时（参照维基百科）。如今，该片在美国电影和电视评论线上聚合网站“烂番茄”上评分（正面评价）为93%，是一部至今仍然十分“新鲜”（根据该网站，评分超过60%即为“新鲜”）的电影。

记忆与忘却的机制

酒井直树：

与记忆同样重要的是忘却的问题。日本言论界曾多次讨论对战争的忘却、广岛·长崎经验的风化问题。如今，非常有趣的现象也出现在美国。今年是越南战争结束的第二十五年，饶有趣味的是，在几个电视台与新闻所做的特集中，越南战争的终结与美国的撤退·败北成为焦点，越战的前半与中间的六十年代部分则几乎被特集遗忘。例如，查看《纽约时报》的主页，就可以发现在反越战运动中发挥如此重要作用的美莱村屠杀几乎未被提及。我调查时只看到有一句参照美莱的报道。尽管，败北、成为受害者的美国形象比较容易被记起，但正如三十年前日本在中国的行径一样，作为杀戮东南亚几百万人的加害者的美国形象却被彻底隐匿了。

美国陆军第23步兵师第11旅第20团第1营C连的官兵，于1968年3月16日在越南广义省山静县美莱村（My Lai）进行屠杀。被害者包括男女老幼甚至婴儿，亦有轮奸女性和肢解尸体的痕迹。

（参照维基百科）

我觉得戴锦华女士所说的日本侵华战争的身体·感情记忆不只是遗留的问题。尽管存在不断抑制记忆，使之被遗忘的操作和诱惑，在某处依然存在着某些人们持续记忆的机制。美国歧视黑人的记忆虽然被频繁叙述，但对北美土著居民的屠杀却被消除了。被记起的只有一些独发性事件——像北美土著居民挑起暴力事件继而被警察击溃的事例。此外，北美土著居民的记忆则未能被保存下来。

去年，北约军队轰炸南斯拉夫一事至少被西方的媒体以防止“民族净化”的目的正当化。几乎所有的近代国民都是以某些形式的国民净化而被制造出来的。然而，世界上恐怕很少有像美国建国那样典型的国民净化过程。因此，我期待空袭的北约军队总头目——美国的主张可以在反省的意义上唤醒美国民族净化的记忆。然而，那却完全没有发生，因为存在彻底抑制民族净化记忆的意识形态装置。

高桥哲哉：

据我所知，在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记忆中，日本侵华战争的记忆从来没有成为战争记忆的中心。实际上，虽然有庞大数量的士兵从中国大陆归还，他们之中除了极其少数的例外，大部分或是将战场记忆作为私密记忆、保持沉默，或是止于在“战友会”等场合怀旧式地互相倾诉，没有以公共的形式进行诉说的。关于广岛与长崎遭到美军原子弹攻击的记忆、以东京为首的各城市遭到轰炸的记忆、日本投降前不久由于苏军参战而造成的“满洲”日本人的悲剧记忆，都在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记忆作为“受害者意识”形成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既是“寻常的人们”的记忆，同时也与国家性仪式（如每年反复举行的“原爆纪念日”等）中形成的国民记忆缠绕在一起。

作为“和平教育”，中学生或高中生被安排到广岛与长崎修学旅行，听取被炸者的原爆经历。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也听到父母讲述空袭时的恐怖。日本人的“受害者意识”不过是非常片面的，虽然含有酒井先生所说的忘却。但在一般民众层面，“不能发生战争，已经受够了”的意识相当普及，这并非没有意义。只是，其中最欠缺是，日本民众自身对亚洲加害者身份的遗忘。直至六十年代，对于日本士兵对中国与亚洲发动的战争，媒体与记者自不待言，战后革新派之中除了一部分人例外，几乎全部丧失了记忆。此外则是天皇如何涉及这一战争的问题。追问“受害者意识”，本应追究战争最高指导者天皇的战争责任。然而，现实不仅未能如此，美国与日本的统治阶层还在战后不久合谋炮制了天皇是和平主义者的神话，这决定了日本战争记忆的性质。

对于大部分的日本人来说，那场战争是一部分军国主义者挑起的。天皇期望“日美的”和平，却不得已发出开战诏书，在败给“美军的”压倒性军事力量后，因天皇的“圣断”而迎来终战。其中偷袭珍珠港及此前日本侵华战争的记忆，甚至更以前的侵略记忆则被完全遗忘了。

正是通过一个“身体记忆”的出现，此前难以被发现的战争的另一侧面突然呈现于公众面前。九十年代初，以韩国的金学顺为首，被日本军队作为性奴隶的女性们亲身揭发了日本人的战争责任。战后，她们身心同时遭受巨大伤害，感情记忆被持续抑制半个世纪。虽已为时过晚，但直到此时，日本国民才开始在真正的意义上被迫直面战争受害者、亚洲的受害者的记忆。

我曾有数次机会倾听“慰安妇”们的证言。她们特意身赴日本讲述不愿记起的痛苦记忆。负有严重创伤的她们的讲述使我意识到其中蕴含着多么复杂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在倾听她们声音的同时，直面怎样才能听到她们发言的难题。虽然倾听证言也难以共享受害者的感情记忆，但即便如此，日本一侧也产生了要尽可能回应她们的运动。同时，在九十年代后半，指责“她们在说谎”“总之是为了要钱”等否定加害责任的势力抬头。那是想要让受害者再度沉默的历史修正主义者的否定论。

通过媒体建构的战争记忆的幻想

酒井直树：

我们参加这次“中日·知识的共同”座谈会，不只关注日本与中国，还要回应世代与性别、以及其他的社会立场的差异，接近具有各种经历的人的感情记忆。但虽说如此，我们也不可能立刻理解对方。不如说，营造知晓不能理解对方的场所正是“共同”这一词语所表现的事态吧。在此范围内，“共同”就不是拥有某种共通性，而是为了知晓没有共通性所不可或缺的社会性状态。只有以这种方式，我们战后世代才能够接近在战争与殖民地主义的暴力中受伤的人们。

那么，反之，拒绝这样进入历史，想要抑制战争记忆的人们，为什么采取那样的行动呢？他们着力保存的是什么呢？毋宁说，对此做出分析才是最紧迫的。实际上，战争记忆并非植根于某种经验，而是作为幻想存在。高桥先生所列举的原爆、东京大轰炸以及“满洲”的返迁记忆等，尽管其背后确实存在具体事件，但经过某一阶段，没有直接经验的年轻世代成长起来，记忆就会作为非常简单的幻想为人们所共享。

根据我的有限调查，1940年代后半到1959年代，日本尚且处于被占领阶段，战争经验的刻板印象还没有产生。例如，这在东京大轰炸、广岛·长崎等例子中便有所体现。美军的审查体制强大，在广岛遭受原爆的小说家大田洋子的《尸体之街》最初发表时，文中许多地方因审查而被改为伏字。不过，这样的直接审查渐渐消失。此后，美国不再直接审查日本人的意见，美国指导者与日本政府·保守阶层团结一致，间接审查对他们政策不利的消息。在这一过程中，高桥先生出色总结出的战后日本的战争记忆产生了。在美国的许可之下，某种一定的战争记忆的形态获得主导权。那是属于战败后日本国民的战争记忆，中国与其他的亚洲诸国难以接受的记忆形态。记忆本身便是历经各种政治立场之间的斗争而固定下来的。而且，这种记忆战争的方法无形中成为日本人身份认同的意识形态。

美国占领日本初期，为了解占领政策的施行与日本的思想动向，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对日本言论界进行了绵密的审查。审查对象除所有出版的图书、杂志、新闻之外，还包括电影、戏剧、广播节目，甚至邮件、电报、电话也在审查之列。审查制度于1945年9月确立，1949年10月终止。图为坂口安吾的文章《献给特攻队》草稿受到审查，被禁止刊登全文。

如今中国也进行着关于日本侵华战争意识形态的斗争，作家、诗人电影制作者们为了将幻想拉向自己一方而斗争着。当然，在日本，这样的斗争也在进行着。如此一来，关于战争记忆的议论，就不得不同时包含如何保存战争记忆的争论。如果置之不理的话，战争记忆就会创作切断敌友的单纯剧本，敌方的叙述方式便将作为保证自己一方国民同一性的机制发挥机能。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拒绝历史的一个理由不就是“请不要破坏”自己一方保持至今的形象吗？但是，正如孙歌女士所说的，只坚持自己一方的形象，就会使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文化与传统中，理解具有不同历史对象的努力变得无效。

——为了制造一种幻想，媒体发挥的作用尤其巨大，这在中国是怎样的？

高桥哲哉：

我出生于1956年，暂且不论个人经验可以在何种程度上一般化，对于大多数日本人来说，相较于电影，不如说电视剧的影响更大。美国电影《战役》（Combat!）很受欢迎，其中与“封建”的日本军人形象相对的是，开朗、富于人性的美国士兵的行为则具有美国西部片的效果。

在构成战后日本历史形象方面，不能忽视NHK大河剧的作用。特别是以战国时代的三“英杰”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为素材的电视剧广受欢迎，被反复播放，但其中秀吉侵略朝鲜半岛的事实却几乎没有出现。

在考虑大河剧的效果时，不能忽略作家司马辽太郎。他的历史观是日本在侵略中国、挑起太平洋战争之后就堕落了。对于此时期，他怀有连只言片语也不想提及的强烈羞耻感。另一方面，幕末·明治维新自不待言，司马辽太郎将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之间日本建构国民国家的过程——虽然这本身实际上已经是日本侵略亚洲的过程——作为“健全的民族主义”时期、近代日本青春时代的记忆叙述。

司马辽太郎，日本小说家，其美化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鄙视战前、战时昭和的历史观被称为“司马史观”，被后来的藤冈信胜等右翼学者利用，对战后的日本人影响甚巨。

九十年代后半，以“慰安妇”问题为契机，出现了想要否定再次被追究的战争责任问题的历史修正主义者，其中心人物之一藤冈信胜的历史观便源自司马辽太郎。他认为日本应该恢复像司马辽太郎描绘的那种“健全民族主义”，因此，不能将日本的过去描述为黑暗的历史，而必须将之作为光荣的历史。这种恢复“国家的正史”“国民的历史”的要求被提出来。

顺带一提，明年的大河剧北条时宗的物语也是如此。如今，日本中国威胁论高涨，在“周边事态法”通过时，简直如同预先商量过一样，吹起“神风”、击退元寇的武将被选为主人公，这也是一个“国民记忆”制作方法的实例。

为弥补历史隔阂的行动

高桥哲哉：

我也经常看西部片。至1950年代，西部片中还经常出现“印第安人”，片子的范型是欧洲系美国人屠杀“印第安人”。但及至1960年，在屠杀“印第安人”的场面渐渐消失以后，“印第安人”就被一口气遗忘了。如今奇妙的是，西部片中竟然出现黑人神枪手的场面。特别是在年轻人中，曾经在西部片中出现的“印第安人”的记忆荡然无存。在看西部片时，我经常思考的是，我们在成为国民或是民族之集团性主体时是多么善于遗忘。相互忘掉对彼此不利的事的“合意”得以简单地成立。尽管如此，“印第安人”的问题却没有消失。在加拿大，如今有几个基督教教会濒临破产。自“美国的征服”以来，基督教教会承担着大部分教化原住民与文明化的职责。原住民控告教会在教化与文明化之名下实施大屠杀的件数如今多达上千件。像罗马教会那样拥有庞大财产的组织暂且不论，只是诉讼费便会令财政基础薄弱的教会衰落。即便想要忘记过去的遗留问题，问题本身也只会变得越来越大。即便想要遗忘日本的战争·殖民地责任，责任本身也难以消失吧。

国民主义被简单地接受时，对国民来说，过去值得厌恶的地方就会被隐匿。像与此呼应般一样，在日本也出现了像美国一样的国民主义——既然美国的国民主义是如此自我肯定的，我们变得自我肯定又有什么不好呢？自我肯定是一种可以遗忘对彼此相互不利的内容的否认制度。国民主义不只作为一国之内的国民主义发挥机能，一旦一国国民主义强力显现，强化他国国民主义的结构也将变得显著。它们之间看起来像是对立的，实际上则是共谋关系。我认为那是戴锦华女士所说的全球化。

全球化产生两种相反的效果。听一听被自由主义史观代表的历史修正主义者的发言，就会感觉到他们在与外国人的交流中，怀有作为日本人的羞耻感。也就是说，他们难以忘怀过去日本人干的勾当被外国人追究，日本人却未能充分应对的屈辱体验。而且，他们只是否定性地看待这一屈辱体验。因此，只把自己局限于日本人中间，不想去令自己出丑的外国人存在的地方，在确保安全的“日本”的闭锁区域中与互相安慰的同胞共同生活在幻想之中。如果是同胞，即便是假的，也会肯定讴歌日本过去的光荣历史吧。也就是说，他们的愿望基本是反动的，是作为对屈辱体验的恐惧而产生的。全球化今后也会为这样的国民主义者创造体验屈辱的机会吧。

然而，全球化也会产生完全相反的可能性。高桥先生报告的关于“从军慰安妇”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便是绝佳范例。如果国民媒体拒绝直面过去遗留的问题、对其作出否认的话，通过受到不当对待的人向外国人讲述的方法，可以防止问题被消除。同样，如果美国的大众媒体否认原住民的问题，例如日本和中国就可以持续讲述这一问题。对国民国家或是民族国家中发生的问题，由不属于其国民·民族国家的人在场彻底讨论，是对国民国家主权的根本性保留。东京审判失败了，这次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却可以成功吧，我认为这可以创造出与“对人类的犯罪”概念相拮抗的“正义理念”。

孙歌女士与戴锦华女士指出了隔阂的深度，其原因在于，在亚洲的近代史中，日本破坏了与周边诸国的关系。日本的责任巨大，日本人必须重视如今隔阂尚未修复一事。我曾与自称“在日朝鲜人”的韩国籍作家徐京植先生对谈，虽然感到修复隔阂的困难，但我们会通到彼此想办法努力超越现状的意愿。

我作为“日本的男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刚才列举的原“从军慰安妇”们的经历。这存在令人绝望般的困难与不可能。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如今的日本出现了讥讽的论调：“对待他者的钝感像主张战后赔偿的人一样，明明不能理解，却摆出一副能够理解的样子。反正隔阂难以弥补，越敏感就越不关心政治”，嘲笑战后补偿运动的知识人也不在少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期待12月在东京开庭的“审判日军性奴隶制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虽然面临重重困难，但这是东亚民众就日本的侵略与殖民地支配问题，探求共同判断、共同尺度的最初的大规模尝试。

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是由8幢民国时期的历史建筑组成。原由国民党少将杨春普于1935年至1937年陆续建造，为两层砖木混合结构的建筑物，名为“普庆新村”。1937年底，日军占领南京后，将利济巷2号改造为“东云慰安所”，将18号改造为“故乡楼慰安所”。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官网）

利济巷2号楼上第19号房间是朝鲜籍“慰安妇”幸存者朴永心充当了3年日军性奴隶的地方，2003年11月她曾来现场指认。利济巷慰安所旧址成为为数不多的经在世“慰安妇”幸存者指认的慰安所旧址。2014年11月，南京市人民政府启动对利济巷慰安所旧址的修缮保护和陈列布展工作，于2015年12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官网）

该座谈会内容原刊于《世界》200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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