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代日本的思想课题”这个专辑是在2000年策划、组织的。我当时主编《学术思想评论》集刊，和日本、韩国一些朋友考虑到：冷战的结束并不是历史的终结，但确实提供了开启之前被冷战压抑的历史、现实问题的讨论契机，冷战结束也为东亚知识分子更密切的互动提供了极好的契机，只是要很好地把握这些契机，以有更多建设性成果，就要对不同国家、区域的历史、现实深层脉动，这些脉动提给知识分子的思想课题，有真切、展开地理解。为了这样一种目标，我们提出在世纪之交对九十年代日本、韩国富有反思性、现实开启性的思想课题，以大篇幅专辑的方式做回顾。韩国专辑由现在首尔大学任教的李政勋、柳浚弼教授编辑，日本专辑则由东京外国语大学的米谷匡史教授和东京大学的铃木将久教授负责。但可惜《学术思想评论》不久后停刊了，这两个专辑都没有出版问世。
现在延后二十年发表，相信有这二十年历史变迁作背景，读者当更能体会作者的忧患之思，编者的历史超前眼光，和译者劳作的意义。
期待！
贺照田 2023年3月23日
我们选定的论文都是在1990年代到2000年初的日本发表的，也就是说，这些文章，是日本学术界意识到“后冷战时代”的产物。对日本学术界来讲，“后冷战”并不仅仅意味着冷战的结束，更重要的是，使得研究者从整体上检讨和反思冷战时代的历史经验，尤其是让研究者直面冷战时代长期被隐蔽的诸多问题，如日本和亚洲的关系、日本内部弱势群体的问题等。1980年代日本曾流行“后现代主义”，日本的“后现代”也不仅意味着现代的结束，而是对于现代性的整体性的反思，也让研究者重新思考现代的认知结构下被隐蔽的问题。到了1990年代，日本学术界进一步深化“后现代”的思想课题，落实到日本自身的历史，重新检讨战后日本的认知结构，同时与全球政治上的后冷战潮流结合，提出了一系列的后冷战日本的思想课题。
时隔几乎二十年的今天看这个专辑，不免感到有些“过时”，至少是减少了发表当时的冲击力。但如果从今天日本和亚洲的关系、亚洲地区面临的种种紧迫问题认真回看，比如就中日关系而言，这个专辑提出来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似乎更加升级了。但必须注意的是，这个专辑的讨论绝不是提供简单明了的解答，而是提出问题，让读者质疑以前不曾怀疑的认识，重新思考自身的问题。这个意义上，在1990年代以来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反而日渐严重、甚至有人谈起“新冷战”的今天，再次回顾这个专辑，应该还有现实意义。期待各位通过这个专辑，重新认识90年代日本的思想课题，认识今天日本思想的一个原点，从而作为一个参照，来一起探讨我们共同经历的“冷战时代”被隐蔽下来的问题。
这个专辑得到很多人的协助才能诞生。向当时艰苦翻译文章的译者团队以及今天重拾旧文的“谓无名”公众号表示衷心的感谢。
铃木将久2023年3月22日
公民社会的批判与重构
——“后冷战时代日本的思想课题”前言
铃木将久
日本的所谓“战后”是从1945年开始的。这显示了意味深长的事实，那时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亚还在进行战争，只是日本得以结束战争而过上和平生活。作为战败国，也恰恰因为是战败国，日本首先脱离了战争状况而开始追求新生活。二战结束的1945年，整个东亚面临着脱殖民化的课题，即建设起摆脱日本殖民时代的新秩序。但几乎同时，东亚也要面对冷战的到来，要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寻找自己的出路。他们不得不在冷战的紧张之下处理脱殖民化的课题，在这样一个困境下，东亚各国以各自的方式度过了20世纪后半期。从现在来看，中国毛泽东的道路也可以说是面临困境的一种尝试。日本的道路，则是在美国的保护下避开世界上的一切战争，追求经济上的发展和政治上的民主制度。于是日本紧靠着邻邦的战事，在特异的一国和平之下，其战后思想逐渐发展起来。
日本战后思想当然很复杂而丰富，它的基点显然是检讨日本过去的帝国主义战争。其中最重要的焦点是有关公民社会的讨论。日本战后的公民社会论意义特别重大，大部分的日本人通过公民社会的理论反省战前的帝国意识，而且至少在理念层次上能够理解“民主”的意义。公民社会论的代表人物是丸山真男。他在战后日本的语境下为了创新公民主体进行了不限于思想层面的各种活动。他的终极目标是把每个日本人改造为能够负起民主意识、不再参与战争的现代公民。丸山的影响力到目前还没消失，换言之，他的主张在当代日本社会中还能发挥作用。因为日本社会的思维结构仍然没脱离冷战时代，日本人还在冷战时代的特殊框架下思考问题。结果大部分的日本人只能了解特异一国和平之内的“民主”，还没有理解好丸山真男讨论的“民主”问题的真正意义。
日本政治学家、思想史家，东京大学法学部政治思想讲座教授，专攻政治思想史，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影响力最大的政治学者。
虽然如此，从后冷战的视野来看，公民社会论的边界也非常明显。第一个问题是：日本战后思想几乎忽略了邻邦关系。在美国军队的保护下，日本思想界可以幸运地在一国的范围之内思考问题，比如说丸山真男讨论的始终是国内的民主。然而，问题在于他们所做的讨论有其“国内”的局限。历史上日本“国内”曾经包含过亚洲地区，而且当时亚洲国家正在面临着脱日本殖民化的课题，日本战后的所谓“国内”本身是应该认真讨论的问题。再说，当时冷战格局之下事实上发生过许多战乱，每次战事跟日本殖民时代的遗产不无关系。质疑“国内”的局限不仅是历史观的问题，也是相当现实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日本战后思想有意识地抛开战前的思想传统，尤其是跟民族主义有过关联的思想传统全都被否定掉了。反省战争时，这样的态度也许不可避免。但是日本战后思想只能避开而不能处理好战前的思想。比如说日本近代历史上有过亚洲主义的思想传统，有的亚洲主义者确实同情过亚洲的命运。后来亚洲主义被“大东亚”的口号吸收过去，所以战后大部分的思想家都对亚洲主义持视而不见的态度，使得连对亚洲的同情感也不见了。日本的战后思想在忽视邻邦关系的同时，也抛弃了民族主义，结果，大部分日本人认同于美国文化，有的甚至忘却自己历史上和空间上的位置，把自己定位于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第三个问题是：日本公民社会论几乎忽略了日本国内的弱势群体。像最近西方学者对哈贝马斯提出的批判性意见一样，过去的公民社会论往往设定最标准的公民，不太考虑越出常规的人民。日本社会上，最标准的公民归于有地位、有收入的日本男人。其结果，日本国内的少数民族、在日朝鲜人，甚至女性群体都没能充分地享受公民权利。这种日本社会中结构性的歧视到现在还没消灭。
80年代冷战格局逐渐瓦解以后，这些问题便浮现出来了。当然，日本社会里还有更多的问题，只是这篇短文对此无法一一加以概括总结。下面我将对这个特辑中的文章略做说明，以此来简单地概括当代日本思想课题的要点。
第一篇文章是山之内靖的《战时遗产及其两义性》。山之内靖本来是研究韦伯社会科学论的，后来在查阅日本社会科学研究史时发现日本战前思想传统的丰富内涵。于是他对战后学术界的常识提出质疑和挑战。他的特点在于揭示了战前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经过战时近代的超克论，而与战后公民社会论的继承关系。日本资本主义论争发生于1927—1937年期间，跟中国的社会性质论战几乎同时期，主要讨论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历史、它的现阶段、共产主义者对日本社会的革命战略等等，其中涉及到政治学、经济学、思想史、革命党的方针、国际共产的路线等许多方面。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日本社会科学的大部分学者都参与过这场论争。结果，有效地建立起了日本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同时大部分学人通过这场论争锤炼自己的学术素质。山之内靖强调，战时的近代超克论部分地继承了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的成果。近代超克论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战后声名狼藉。但是山之内靖指出，由于战时日本总动员体制给其社会提供了根本性的结构变革的机会，参与近代超克论的部分学者抓住这次难得的变革机会，探索了总动员体制之下尽量确保民主参与的线索。他还指出日本左翼分子参与近代超克论的这个尝试，也影响到战后的公民社会理论。
日本社会学者、历史学者。東京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菲利斯女学院大学女学院大学名誉教授，研究方向为现代社会理论、历史社会学。
山之内靖的这篇文章对日本的战后思想界冲击很大，因为他指出了大家忽略或者不敢碰到的问题，换言之，他触及到了战后思想界的某种禁区。其贡献不仅在于揭示出战前到战后思想的连续性，而且在于重新讨论了当代日本的社会结构。他之所以质疑战时的近代超克论，其最根本的动机是要把战后日本的社会结构分析清楚。他主张战时总动员体制下的社会变革一直联系到战后公民社会理论下的当代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山之内靖显然是掀起后冷战时代日本的资本主义论争。
《丸山真男的〈国家理性〉问题》质疑了被日本战后思想所隐蔽的问题。作者姜尚中的背景比较复杂，他的父母战前从朝鲜半岛来到日本，因为当时朝鲜半岛处于日本帝国的支配下，父母的迁移算是日本“国内”的移动。战后他们留了下来，姜尚中则是生于日本、成长于日本的在日朝鲜人。其在日本战后社会里的经历特别重要，但是这个特辑中无法对他们这些在日朝鲜人的特有经历做充分的介绍，但愿将来会有这样的机会。
日本名永野铁男，知名在日韩国人学者、知识分子。研究范围为政治学、政治思想史、亚洲地域主义和以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心的后殖民主义。
这篇文章确实反映了在日朝鲜人的视野。同时，由于姜尚中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政治学者，他的视野也超出了战后日本社会里的群体认同，关涉到整个日本近代史的根本问题。他通过质疑丸山真男的国家观念，批评了战后日本思想里的几个盲点，他指出战后日本把战前帝国的多民族问题都忘却掉了，指责战后日本往往为了反省战争反倒把明治时代的日本过于理想化。姜尚中指出：丸山真男等人所理想化的明治日本，其地理观念中存在着太浓厚的一国主义意识，而且事实上战前日本保留着明治时代以来的一国主义地理观念，进入了多民族帝国。在此，这篇文章在后冷战日本的语境下开辟了质疑战后日本思想，同时讨论战前日本地理观念的途径。
《民族主义·现代主义·殖民主义》则集中讨论日本的多民族问题。作者富山一郎一直在日本关西地方从事研究活动。关西地方，尤其在大阪有许多从过去日本多民族帝国的殖民地区迁移过来的人民。他们的生活水平一般不那么高，大部分人住在贫困地区。富山一郎最关注的是从冲绳迁徙到大阪来的人。南岛冲绳现在属于日本国内，但在近代史上其经历跟日本本土不一样，可以说是一个殖民地。富山认为在大阪的冲绳人明显地表现出日本边界的种种问题，因为他们既是日本人，也是被殖民的人。
同志社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冲绳问题。
富山一郎主要关注冲绳人认同意识中的一种悖论关系，在思想史的层次上讨论了这种认同意识。换言之，他既将此作为思想资源来处理，同时又关注其历史关系，而发现了许多重要的问题。比如说殖民帝国内部的迁移问题，在迁移过程中存在的暴力问题等等。显然，这些都不是那种单纯的问题，有时候构成暴力的权力关系，有时候会发挥解放的力量。富山一郎对此做了很详细的解释，使得当代日本社会里依然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浮现出来了。
上面三个学者都在日本整个学术思想界还没脱开冷战式思维的时候开拓了新的问题意识。下面我想对更年轻一代的学者的文章做些介绍。年轻学者受到上一代学者的影响，再加上自己的问题意识，从各个方面触及到战后日本思想界里被隐蔽下来的种种问题。
《“国语”·“日本语”·“东亚共同语”》从语言的角度谈论日本殖民帝国的多民族问题。作者安田敏朗出身“国语学科”，这个学科很注重学院派的研究风格，主要研究日本“国语”的历史、语法，等等，却决不会质疑“国语”观念本身。安田挑战“国语学科”的学术传统，对“国语”的成立过程、支撑“国语”的思想背景等提出质疑。但是安田的文章并没有违反学院派的规则，相反他遵循学院派的方法，依靠深厚的考证研究，得出学院派绝难想象的结论。这个特辑中收入的是他的著作序言，其著作广泛征引资料，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论证自己的观点。安田敏朗的特点在于很深刻的问题意识和很深厚的实证研究的结合。因此，他比上一代更能掌握日本多民族帝国的复杂性。又由于他真实地了解了过去日本国语的复杂性，故能够进一步看清战后到当代日本社会的语言意识。
《三木清的“世界史的哲学”》讨论了近代超克论的另外一面。作者米谷匡史一直从事日本近代思想的研究，尤其关注由战时到战后的日本思想。这篇文章讨论的三木清是非常复杂的人物。三木是精通东西文化的哲学家，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最后遭到被捕处刑。这篇文章讨论的是，三木清战时参与过日本帝国意识形态时的思想问题。米谷匡史显然受到山之内靖的影响，但他也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自觉地把日中关系的变化和日本国内的社会变革立体地联系在一起。米谷主张若不把日本思想放在亚洲视野中考察便不能完全理解其最根本的问题。他在同时代亚洲的互动关系当中思考了日本思想的问题。不限于历史研究，他还以同样的视点思考战后到当代的日本思想，处理当代日本的现实问题。
《冷战文化论》更明显地有着亚洲视野。作者丸川哲史本来研究日本近代文学，后来在台湾生活过几年，获得了很现实、很切身的亚洲视野。他研究中国台湾、中国大陆、朝鲜半岛的历史文化以后，发现冷战格局的建立在东亚的文化上至关重要。因为东亚的冷战格局到现在还没消失掉，它在人们的深层心理中发挥着作用，丸川为了质疑现在日本人的思维结构，追溯到日本战后文化的根源，就是冷战文化。他这一代人几乎没有经历过冷战格局建立的时代，所以他的文章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在重写日本战后的历史。他解读了冷战时代日本的文化产品，比如说小说、电影、思想著作，等等，以此重新发掘日本战后被遗忘的历史文化。由于冷战时代的许多文化产品处理的是战争的记忆，这使得丸川的工作也涉及到了战争的历史记忆问题。他的工作不止于重写战后日本的历史，也通过检讨战后日本对战争的观念，从亚洲视野的立场上，对现实日本的历史观开展了很深刻的批评。
杉原达虽然年龄上已不属年轻学者，但他的《责任之所在》处理的是以上一代学者的思想工作为前提，再加上杉原自己的思想伦理，深入当代日本的历史问题的。80年代冷战格局瓦解以后，曾经被冷战体制压下来的声音又出现了。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日军“慰安妇”的证词。她们的声音一发出来就震动了整个日本思想界，有的公然拒绝，有的不能直面她们，也有的真挚地面对她们。尤其对日本女性主义批评，这是一个很严峻的考验。由于篇幅的关系，这个特辑中不能收入日本女性主义批评的文章，因为经受“慰安妇”的考验后，日本女性主义批评的问题更加复杂了，希望将来用充分的篇幅全面地介绍女性主义所直面的问题。
除了慰安妇以外，还有许多历史上的犯罪活动到了80年代重新被诉说，这一切都迫使日本思想界不得不直面严重的历史责任问题。这里要声明一点，日本思想界就历史责任问题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还在摸索比较合理的解决方式。杉原达的文章印刻着1998年他摸索的痕迹。这篇文章给我们传达了最关键的信息：日本思想界到了后冷战时代直面历史上被隐蔽下来的严重问题时拼命挣扎的真实过程。显然，这个过程还没完结。
最后我想介绍两篇文学研究的成果。一个是西成彦的《如何评价〈山男的四月〉》。这篇文章解读了日本近代文学家宫泽贤治的短篇小说《山男的四月》。宫泽贤治是比较特殊的文学家，他一般被视为童话作家，一直在日本东北地方的农村地区活动，以农业思想为中心构思了很独特的思想。西成彦曾经出版过解读宫泽贤治文本的一本著作，从宫泽的文本读出了世界文学的可能性。西成彦说，宫泽的文本虽然地方性很明显，但实际上使用各种文学技法写出了文化的多样状态，最重要的是，宫泽的文本不能固定在一个点上，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农民和山民之间，不断地转移流动。西成彦在这样的前提下，主要从后殖民主义批评的角度解读了《山男的四月》，是思考后冷战日本思想课题以处理具体文本的最理想的例子之一。西成彦始终在文学的层面上讨论问题，他的文章与其说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不如说显示历史、社会的复杂张力关系。他决不离开文学的层面，反而能够把握历史、社会的真实状况，使读者领悟到文学思考的意义所在。
鹈饲哲的《竹内好〈鲁迅〉解说》是为竹内好的研究著作《鲁迅》所作的解说。关于竹内好的《鲁迅》本文，这里就不多做说明了，请参看三联书店即将出版的竹内好论文集《近代的超克》。在此要确认一点，《鲁迅》写于1943年，就是日本侵略中国很凶的时候，也是竹内好被派往中国参军之际。竹内好在这本著作中描写了他对鲁迅的看法，也表现了他自己当时的情绪。战后，这本《鲁迅》再三重版，而2002年重版时，鹈饲哲写了这篇解说。
鹈饲哲在文章中讨论了“翻译”的多样性质。他谈的“翻译”特别复杂。第一，某种意义上鹈饲哲处于多重翻译者的位置，就是说竹内好翻译了鲁迅思想后，鹈饲哲把它做了再一次翻译。第二，鹈饲哲实际上做过许多翻译，有好多是非常难懂的文章，比如说德里达，等等。显然，他在此讨论的“翻译”不仅是竹内好《鲁迅》的问题，也是他自己的思想课题。鹈饲哲以外国研究的姿态面对竹内好战时的心态，还通过竹内好接触到鲁迅的思想世界，最后反过来思考自己作为翻译者的位置。换言之，鹈饲哲运用他的方法，非常文学地探讨了当代日本思想的核心问题，寻找了回答后冷战日本思想课题的可能性。
总之，后冷战时代日本的思想课题都是冷战时代日本被隐蔽或者被遗忘的种种问题。因此在这个特辑中我收集了很多研究历史问题的文章。但是研究历史绝非与现实社会隔离开来。这几年，日本民间社会广泛地流行简单的民族主义思潮。它完全基于冷战时代的思维，就是忘却历史、忽略邻邦关系的基础上，感情用事地处理问题。从学术的观点批判这种民族主义思潮非常容易，但从学术界的立场有效触动他们的情感却很艰难。于是，后冷战日本的学术思想界承担着双重任务：一方面他们要更加真实地研究曾经被忘却了的日本历史，同时通过历史研究也要参与现实问题。毫无疑问，更重要、更艰难的是现实问题。日本学术思想界为了寻找有效影响日本人民的感情思维的途径，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思路。日本知识分子正在走着也许没有终点，但必须走下去的道路。
本文收于贺照田编《学术思想评论》第12辑（未出版）。
・感谢作者及刊物授权转载。
图片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铃木将久（1967~）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1930年代到40年代的上海现代主义文学，抗战时期到解放初期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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