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世圣丨《国民性十论》与近现代中国的国民性话语——关于香港三联版《国民性十论》中文译注本

一本尘封百年的日本国民性研究，何以在今日中国激起回响？芳贺矢一1907年所著《国民性十论》，以“忠君爱国”“乐天洒脱”等十重维度勾勒日本民族精神图谱，既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崛起的自我叙事，更成为近代国民性话语的奠基之作。时隔110年，这部深刻影响日本社会认同的经典终以中文译注本面世，填补了中日思想对话的长期空白。

书中对“尚武”“现实”“洁净”等特质的剖析，恰似一面棱镜，折射出梁启超、周作人等中国学人的复杂心绪——他们在屈辱与警醒中凝视邻邦，试图从日本的“国民性神话”中寻找救亡图存之钥。译注本不仅还原了芳贺矢一引经据典的文学化笔触，更以453条详实注释，破解古典文献的密码，让读者直面近代日本如何通过自我叙事构建民族自信。

今日重读此书，绝非单纯“知日”，更关乎如何超越历史的情感桎梏。当“国民性”从神话回归现实，我们得以审视：民族特质究竟是文化基因的必然，还是权力叙事的建构？在全球化撕裂的当下，这份跨越世纪的对话，或能为中日乃至所有文明提供一面“批判之镜”——唯有穿透话语的迷雾，方能在差异中寻得理解，在自省中走向共生。

一

1907年，芳贺矢一著《国民性十论》由东京富山房出版；2018年，中文版《国民性十论》（李冬木房雪霏译注），由香港三联书店隆重推出。其间相隔整整110年。

《国民性十论》成书之前，东京帝国大学日本文学教授芳贺矢一以日本人的国民性为话题，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进行了系列讲演。之后将讲演内容整理扩充成书，出版投放市场后屡屡畅销，迅速成为日本国民性的流行文本。继而进一步普泛化，最终成为日本国民性话语系谱中的代表性文献。

国文学者。东京大学毕业后曾赴德国留学，回国后任东京大学教授。其以德国文献学为参照，确立了日本文献学。在对国语、文法的改良方面也作出贡献。并任国学院大学校长、帝国学士院会员。著有《国文学史十讲》、《日本文献学》等。

这是一本面向青年读者及一般大众的读物，兼具学术性、大众性和通俗性，文学色彩浓厚。因为始于讲演，全书文体呈口语体特征，平白自然流畅轻巧。原书正文首页标题之下署“文学博士芳贺矢一述”。这个“述”，实乃此书的一大特色。在内容结构上，作者驱使其渊博的文学文化学识，通过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文学材料，归纳并叙述了日本国民性的十个特征——忠君爱国；崇祖先，尊家名；讲现实，重实际；爱草木，喜自然；乐天洒脱；淡泊潇洒；纤丽纤巧；清净洁白；礼节礼法；温和宽恕——，对日本国民性进行整体性综合性描述，试图为读者提供一幅日本国民性的全景图像。以书名而言，相对“国民性十论”，“日本国民性十论”似乎更加贴切。无独有偶，笔者个人收藏的昭和8年（1933）年改订版的旧主人便在扉页上用毛笔题写了“大日本国民性拾论”，既与笔者的感觉不谋而合，也让人嗅到一种特殊的历史气息。

各种内外因素交织在一起，《国民性十论》问世伊始便成为畅销书。1907年12月13日初版发行，一个月后，即翌年1月20日便再版增印。笔者手中的昭和8年（1933）年改订版，是第29版。26年间再版29次，足见该书人气之盛。

想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至今，无论在历史文化、制度规章、还是生活习俗、人员物品交集流动上，都保持了频繁密集双向互动的交流。然而，像《国民性十论》这样一本在很长时段里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参与近代日本国家共同体意识整合塑造的国民性知识读本，居然一直没有中文译本，也算得上是件奇事。

其背后的因由，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可以想到如下几点。

第一，近现代以来中国日本研究（包括翻译介绍）的滞后和薄弱。这一直是一个持续性的历史形态。其中包括对日本方面学术研究的关注不足，以及翻译介绍的缺席。

第二，与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特殊结构形态有关。近代以来，作为老大帝国的中国，一直未能摆脱顽固保守落伍堕落的轨迹。1940年代败给英国，五十年后以更不体面的方式败给昔日小弟日本。此后愈演愈烈的强势弱势关系，以及加害被害图式，令国人屈辱抑郁，自然对日本多有反感防范和排斥。在这种情境下，确如戴季陶（1890-1949）所说，“我们中国人对于日本，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的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¹。

第三，从翻译和研究的学术角度来看，《国民性十论》虽非艰涩偏僻的专业研究书，但若翻译起来仍然存在不小的难度。作者芳贺矢一是日本古典文学教授，他使用文献学研究方法，纵情发挥古典文学学者的渊博学识教养，使用大量历史、神话传说、文化、民俗、尤其是古典文学的文献材料，从十个方面对日本国民性形态结构进行考察和叙述。古典文献材料的丰富多样，既构成此书的一大亮点，也成为理解和翻译的一大难点。这从中文版正文多达453条的译注便可窥见一斑。

在这种情形下，《国民性十论》中文译注本的面世，使得中国读者和学界可以直接接触这个颇为重要的日本国民性叙事文本，帮助人们了解百年前日本人完成近代改革维新在国际舞台上崛起时期的自我认知，进而能动把握日本民族在其历史文化语境中形成的一些特性，了解日本人的自我民族意识特点，当然也在译介研究的学术史层面填埋一个空白。

二

在近代日本的“日本国民性”言说体系中，《国民性十论》是最早的、具有创始意义的叙事文本。正如同时代的日本研究者所说：“国民性十论出版以后，此书的见解对其后的国民性研究产生了诸多影响。不仅如此，此书的出现还促进了几乎所有领域的学者对国民性展开研究。²”“国民性”这一语汇的使用、对日本国民性问题的谈论在《国民性十论》之前便已出现。但将日本“国民性”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和言说对象，通过大量历史文化文学作品材料，从十个方面进行整体讲述，尤其呈现人情习俗、美学趣味、日常生活的价值感觉等精神、文化和感性特征，则《国民性十论》不仅有开创之功，其整合要点的系统性、叙述说明的明瞭清鲜，更有后无来者之势。

在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史、概念史、文学史以及学术史上，“国民性”从一开始便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概念。第一，这个概念属于外来语，直接来自日本，并具有近代国民国家的色彩。第二，在近现代中国，“国民性”从来没有停留在纯粹语学（语汇）或知识概念的层面，它基本不是一个文学问题，而始终都是一个关乎民族自立和国家近代化的社会实践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一现象的出现与近代日本“国民性”话语的兴起和流行有关，《国民性十论》则是日本国民性话语文本群中最有影响力的一章。

近代日本的国民性话语流行对近代中国人的冲击影响之大，远远超出绝大多数人的想象。这是因为，日本国民性话语既是来自日本的一套思想言说和知识性概念，同时又是人们可以在现实世界中感知的“现实存在”“事实存在”。“知”与“行”两重冲击影响国人的体验认知，更何况国民性直接通向拯救民族与国家的危亡，在国人的思想天平上拥有非同寻常的重量和意义。这，也算是近代中国思想史或精神史上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

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逃亡日本，1899 年他在《祈战死》一文中记述自己在日本所受震撼: “冬腊之间，日本兵营士卒，休息瓜代之时，余偶信步游上野，满街红白之标识相接。有题曰欢迎某师团步兵某君，某队骑兵某君。有题曰送某步兵某君，某炮兵某君入营者。盖兵卒入营出营之时，亲友宗族相与迎送之，以为光宠者也。大率每一兵多者十余标，少者亦四五标。其本人服兵服，昂然行于道，标则先后之。亲友宗族从之者率数十人，其为荣耀。则与我中国人入学中举簪花时不是过也。其标上仅书欢迎某君送某君等字样，无甚赞颂祝祷之语。余于就中见二三标，乃送入营者，题曰祈战死三字。余见之矍然，流连而不能去。”“日本国俗与中国国俗有大相异者一端，曰尚武与右文是也。”“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之诗歌无不言从军乐。”梁启超慨叹两者“何相反之甚耶！”³在同期杂志的另一则短文《中国魂安在乎》中，他提出“中国魂”问题：“日本人之恒言，有所谓日本魂者，有所谓武士道是也。又曰日本魂者何，武士道是也。日本之所以能立国维新，果以是也。吾因之以求我所谓中国魂者，皇皇然大索之于四百余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伤哉？吾为此惧。”“尚武之风，由人民之爱国心与自爱心，两者和合而成也。”“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夫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者，则兵之魂也。而将欲制造之，则不可无其药料，与其机器。人民以国家为已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药料也；是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机器也。”⁴梁启超在对日本社会和民间现实的观察中，感受到“尚武”“勇敢”不惧生死的国民特性，为之震动；再参以“日本人之恒言”，思索“立国维新”与“制造国魂”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更加系统深入的“新民说”。

知日派学者、曾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的傅仲涛在其《日本民族底二三特性》⁵一文中，指出日本民族的特性较中国人更为复杂。其“第一个特性”便是“万世一系的思想”。“这种思想与一般的忠君有所不同，他们不是对于权威的屈服，却是一种宗教型的信仰。”“第二个特性”“便是日本的自我认识”，即“强烈的爱国心”。“此种爱国心与普通不同之点，在于为万世一世的思想所养成，而人人得有报国的观念，及宣扬国威的自觉。”而六百多年的幕府武士政治“养成了尚武有为勇敢积极坚毅紧张认真的特性；不好的方面，是造成了残忍杀伐褊急器小的缺点”。“善于模仿，追逐时潮，採取外国的文化以发展自己的文化”也是其特性之一。而“把复杂变成简单，使艰涩归于平易，”“精细微妙纤巧”，催生了“唯美主义耽美主义的精神”，但另一方面又是“现实主义”的。

浪漫主义小说家郁达夫留学日本九年，几乎完整体验了整个大正时代的各种变化。他对日本、对日本人的国民性同样具有深切的感知理解。他认为近代以来日本实现近代转型的“中心的支柱”，是“她固有的那种轻生爱国,耐劳持久”⁶“刻苦精进”⁷，而“日本的文化，虽则缺乏独创性，但她的模仿, 却是富有创造的意义的”⁸；大正时代是日本相对安定发展的时期，郁达夫感知的日本也以正面居多，“生活的刻苦，山水的秀丽，精神的饱满，秩序的整然”，便是这种状态的写照。对于日本人的文化生活，他以“简易生活”一语概之，所谓“不喜铺张，无伤大体；能在清淡中出奇趣，简易里寓深意”，即“精微简洁”⁹。

周作人有很多回忆谈论日本的文章，日本人的国民性亦是其关心的主题。他对《国民性十论》的关注和接受，可参见译注本《导读》。周作人对日本国民性的表述，其基本概念框架同样与《国民性十论》有很多重合和相似。对于第一条的“忠君爱国”，周作人承认“万世一世的事实”及其“重要性”¹⁰，但对“忠君”提出异议。他采著名学者内藤湖南的主张为例据，提出“这似乎只是外来的一种影响，未必能代表日本的真精神。¹¹”他从历史文化源流的角度出发，认为“忠君”乃是来自古代中国的“忠孝”道德。但在其思考逻辑上，并非否认在历史文化的接受变迁过程中，“忠君爱国”进入国民性结构并成为结构要素的事实，承认“日本现在的尊君教育确是隆盛，在对外战争上也表示过不少成绩”¹²。但周作人显然更加关注和欣赏日本文化的世界，日本固有的精神特性、审美趣味、生活样式、以及人情习俗才是他倾心之所在。他把这些表述为“人情美”，“现世思想”，“美之爱好”，“单纯质直”¹³，“清洁，有礼，洒脱。¹⁴”

三

这几位中国学人文人的日本国民性观感具有很大代表性。这些日本言说的基本结构，与《国民性十论》等近代日本的言说脉络存在关联，影响与接受，以及克里斯蒂娃所表述的“互文性”关系。他们学识渊博，具有长年留学日本的经历，以理性客观之态度努力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寻求均衡，并在日本国民性问题上，显示出既开明又清醒的态度。

傅仲涛一直留意日本国民性的复杂状态，他明确表示：“我们也不能随着日本国粹主义者的后尘，神乎其神地说得如何如何。可是我们也不能学着机械的唯物论者的口吻，否认一切固有的历史的特质，而普遍地加上一层资本主义的皮毛，便以为得着了问题的解决。”¹⁵郁达夫以自己的体验现身说法，所谓“在日本久住下去，滞留年限，到了三五年以上”，才会逐渐体会到日本的各种特点及其文化内涵¹⁶。他自己那些充满情感情调的日本言说，也正是得力于长年浸润在大正年间的日本近代都市空间（东京和名古屋）。周作人留日六年，一直没有离开过东京。他申明自己所写的有关日本的诸多言辞，乃“是个人主观的见解，盖我只从日本生活中去找出与自己性情相关切的东西来，有的是在经验上正面感到亲近者，就取其近似而更有昧的”；但“我爱好这些总是事实。这都是在东京所遇到，因此对于东京感到怀念”¹⁷。

可以看到，中国人的日本话语、日本国民性话语，与日本固有的，如《国民性十论》这些日本言说文本之间，在知识范畴、内容框架结构、概念序列以及重要观念上，都存在明显相同或相近，两者之间的影响或借用关系也不难推断。当《国民性十论》在几十年中平均一年再版一次，逐渐成为日本国民性的普遍言说和知识范畴，甚至成为一种时代气氛时，它对其他言说者的影响也就不言而喻。但另一方面，中国的言说者们又明确告知读者，自己的言说并不是对既有言说的机械借用和转用，而是自己对同一事实对象——日本国民性的体验认知和言语表述。这意味着，芳贺矢一和他之后的中国知识人在日本国民性话语上的一致和近似，既有先行者发生影响的一面，更是对同一事实表象的近似认知。或者可以说，尽管《国民性十论》摆脱不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进入作者关注和阐释视野的也都是日本国民性的正面因素，所述十条有不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余地，但同时它也有很多有效部分，在日本国民性知识范畴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正如后世的日本研究者所说：“今天，当我们重读《国民性十论》，一方面会有很多疑问、异议、乃至不满，但另一方面，本书也提醒人们，书中提供的诸多素材，提出的诸多问题，都是我们在今天必须去思考的。¹⁸”对于中国人来说，要想真正理解认识我们的邻人，《国民性十论》注定是一个不应绕过的文本。

我们的前辈学者经历过许多痛苦纠结的思想过程，作为中国人，他们在崛起的日本面前体味过几多尴尬痛苦屈辱，但又努力保持着沉静和智慧。傅仲涛下面一席话讲在八十多年前：“谈到日本民族的特性，这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必须分析它的历史以及一切生活条件。这点现在我们暂且谈不到”。“日本民族底特性的理解，这个问题在中国一般是很须要。过去是不必说，无论是现在或未来，它永远在中国人的理解中，应占紧要的部分。理由是很简单：譬如邻居相处，大家总免不了交涉。苟一方不了解他方的特性，那么交涉也办不好，纠纷是会层出不穷的。”“我们中国人对于这点，向来似乎是很忽视的。”“在现在呢，恐仍有大部分的人以为知日便是媚日，有宁死不为之概。这当然是很大的错误。因为向来有不了解对方的错误，所以遇事失败。¹⁹”周作人说自己写日本“只是略说我对于日本一两点事情的感想，并没有拿来与中国比量长短的意思。我们所说的到底是外国人的看法，难免有不对的地方。”“我素来不想找寻别人的毛病或辩护自家的坏处。”²⁰历史进入21世纪，然而这些看法依然适用于今天，有些甚至很有紧迫性。这说明这些历史性课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人们仍有必要检点阅读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各样文本，继续思考和解决历史赋予我们的课题。

笔者一直认为，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国民性观念和国民性思路建构的最大外在来源和动力，就是日本的“国民性言说＋国民性现实”，以及两者合体所建构起来的、具有鲜明日本色彩的“国民性主义”（姑且这样表述）。它既是知识范畴和话语体系，也是一个可以观察衡量的事实体系，同时还时时可能成为一个“神话”，在今日中国仍然拥有巨大诱惑力和感召力。既是知识和事实，便需要去面对、学习和解析；但真理哪怕走过头半步，就会变成神话。改造国民性，根本的是要追寻并解析建构制约国民性的机制系统，而不是以果为因，以国民的品性为臧否对象。否则国民性主义便会成为一剂魅药，让人热血冲天面对空气大动干戈。

最后，笔者特别有感于中文译注本的翻译品质。两位译者具有很好的日文和中文造诣，于日语原文理解和中文翻译表达通达晓畅；对读者来说尤其有意义的是，译者对原书涉及的背景典故和概念知识等进行了绵密的查证确认，这些琐细的工作集约为多达四百余条的译注，为读者清除阅读障碍提供理解路标，显示出严谨精细庄重的译注态度。在翻译赝作随处可见的今天，这一点尤其可贵。最后，笔者曾在数种版本的日文原书和中文译注本之间穿梭往还，深感译者对原著的把握理解精准到位，中文文本的表述也自然得体。这一点很有必要向不谙日文的读者如实交代。

2018.8草于京都。2019.9订于上海

附 编 ·弘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的中国认知 ·“新知”与“革命”言说的世纪井喷——1900年代留日学生杂志论考之一 ·翻译政治：“输入文明学说”——1900年代留日学生杂志论考之二 ·近代国家构想与民族主义及革命志向——1900年代留日学生杂志论考之三 ·再谈新文学的发生与日本——以周氏兄弟及郁达夫为线索 ·汪晖《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寄语——读后感二三 ·《国民性十论》与近现代中国的国民性话语——关于香港三联版《国民性十论》中文译注本 ·鲁迅与我们的时代——围绕丸尾常喜《明暗之间：鲁迅传》展开的讨论 ·《鲁迅的都市漫游：东亚视域中的鲁迅言说》译后记 ·《日语源语视域下的鲁迅翻译研究》序 ·“鲁迅与日本”研究的开拓者——柏青恩师追忆 ·回忆丸山昇先生 后记

潘世圣，原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及博士研究生导师（2023年荣休），九州大学博士（比较社会文化），上海市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曾任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中部大学、九州大学及（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外国人研究员、客座教授、访问教授。有中日文学及鲁迅研究的中日文著述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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