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书店的书架上，中国文学是个荒凉的存在。那来自异域的冷漠眼神逼着作者思考：中国文学如何成为世界文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他认为二者相融的最佳接口是全球视野，这种视野要求摒弃刻意求异的心态，期待自然而然地与世界相遇，而不是以国家工程的方式强行将中国文学搬运到异域。史铁生、刘慈欣等少数作家在日本受到追捧，就表明，越是“人”的，也就越是“世界”的。
以此视线来评论孙若圣的新著《边缘的微光：中国新时期文学在日本的译介与阐释》，作为对异域冷漠眼神的回应，作者认为孙若圣是在具备中国文学、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研究者这三重学科基本素养的基础之上，来探讨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与接受问题的。本书提出了诸多重要的问题，分析了日本中国文学译介的“边缘”的历史性、结构性成因，又阐发了作为“边缘”的“微光”其学术史和思想史意义。其中既有对中国文学内面化倾向的批判，也有对国内海外中国学译介信息化转载倾向的批判，还有对日本学界工具性视野的指摘，可谓是一部不断敲警钟的忧思之书。
2010-2011年，我曾在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研究科藤井省三先生门下访学。藤井先生是日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大家，而我博士论文的选题方向则是近代日本文学与思想，在先生指导和熏陶下处理中日文学关系相关问题时，不同的学科背景常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我们在面对同一研究课题时不同的学术旨趣和进入路径，而这种差异性也极大地拓展了我的视野和认知边界，受益良深。
在东京的某日，先生带我一道去逛旧书店。如果说书房是一位学者难以被“侵入”的精神领地，那么一同逛书店则可以近距离观察到其学术趣味和近期关切的话题。可那一天，藤井先生显然是有话要对我说的。当我们踱到“其他文学”那一架时，他停了下来，指着书架上寥寥的几本中国当代文学日译本跟我淡淡地说了句：“就这些了”。在世界诸国文学译本的包围中，书架上不足一格的译本让人徒生寂寥之感，那种直观的感受遂在心里埋下了种子。访学归来后，在业师陈思和先生的支持和指导下，借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东风，我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李广良兄开始策划起中英双语版本的《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十卷本，英文版由Routledge出版集团推出），近年来这套书已陆续出版。将中外学者关于20世纪中国作家的研究精华汇编成册，为域外的中国文学阅读与研究构建一层“阶梯”、为中国文学与世界对话提供“接口”是当时的编者旨趣所在：
中国文学和世界并不是隔绝的，而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想要真正融入世界，就不必太过刻意地强调自己的不同，而应该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喜怒哀乐也是所有人的喜怒哀乐，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在我看来，全球视野是中国文学和世界对话的最佳“接口”。我们的视野、研究材料、研究方法等兼顾了不同的语言和思想文化背景，目的就是要提供不同的“接口”，让人感受到中国文学的特质，进而慢慢沉淀为一种“精气神”，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全球视野是中国文学与世界对话的“接口”》，载《解放日报》2019年10月12日）
概言之，便是强调以相对开放的心态，寻找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口”，寻找中国与世界共有、共享和共振的部分，这庶几亦是中国文学“世界性”的基础，我们不难从刘慈欣的《三体》在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诸国引发的阅读狂潮看清这一点。以上这点有限的经历与浅显的思考大概便是我有关“中国文学在日本的译介与传播”这一议题的全部缘分，也是与孙若圣的新著《边缘的微光：中国新时期文学在日本的译介与阐释》（复旦大学即出，以下简称《微光》）之间精神联结的起点吧。
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与接受研究近年来蔚为潮流，这其中自然有比较文学观念演进的学术逻辑，但“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国家战略的支配性影响自然也是不可否认的。若将这一议题在观念上视作一个载物过桥的过程，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发现三种不同的实践形态，而他们又可能分别在学术研究层面对应着某种价值观念、问题意识甚至研究范式，进而反向对“走出去”的传播实效产生影响。当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事实上，在国家社科基金等的课题招标目录中，此议题也常设在“中国文学”门类之下）带着强烈的主体性自觉将思考重心置于“中国文学”一端，强调的是“（要）输出（了）什么”，那么“海外”就不免沦为单纯的异文化语境和本土延长线上可供遥望的彼岸。当我们作为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者参与讨论，实则是以立足桥上的姿态讨论“译介”“交流”“传播”诸问题，此类研究描述性居多（借孙若圣的话来说，便是对译介成果归纳综述或对译者介绍评述的信息手册），却极易在左摇右摆中弱化问题意识和价值判断。而当站在江河彼岸，去思考经由译介而越境的中国文学之海外境遇，那不得不直面的一个基本的问题便是“你（中国文学）在他乡还好吗”，这意味着我们须立足于译入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和思想语境去观察和思考语境后的中国文学在何种程度上“进入”了异域，是落地生根、野蛮生长进而成为彼邦的文化和思想资源，还是若无根浮萍般可有可无；是油水不融，还是水乳交融，兹事体大。接受度的问题关系到“海外”对中国文学的实际需求、理解、阐释与评价，关系到“传播”是一厢情愿还是两情相悦，这是我们始终不应回避、也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卞之琳：《断章》），“中国文学”实际上提供了一个理解、研究译入国文学与思想状况的一个异域视角，这便是外国语言文学研究者的优势所在和用武之地。事实上，理想状态下的“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与接受研究”自然应是中国文学、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研究者的多边协同作战，不同视角的参与都将丰富这一议题的讨论，而我们在第三种形态上的工作却似有不足。
我想，在这一框架下理解孙若圣近年来的学术研究，其学术足迹便很清晰了。他出身于日语学科，但本科至今长年对中国文学颇有涉猎，具备严绍璗先生所倡导的“原典性实证研究”[1]所要求的语言文化修养和学术功底。从就读于神户大学国际文化研究科博士课程阶段（2016年获得博士学位）再到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阶段（2017-2021），是他由前述第二种形态进入第三种形态研究的进化历程。他的博士论文《日本的中国新时期小说译介及其展开——被建构的中国文化形象》以对中国新时期文学在日本的译介学考察和译本层面的书志学调研，为其新著《微光》清理了“家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前期基础；前者重在译介，后者重在阐释，展现出了作者的学术史和思想史野心。
这一野心自然是一种自主选择，或许也是事实上的“不得已”。事实上，包括“新时期文学”在内的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的出版市场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这也使得有关大众文化层面接受的讨论变得不可能（刘慈欣等个别作家除外），如此只能回缩到以学院派阐释为中心的考察。边缘则边缘矣，“微光”又是何谓？孙若圣认为，“承认在过去四十年中，日本出版市场中新时期文学位于边缘并非难事。但本书想要探讨的是，新时期文学译介的边缘性究竟来自于其本身，还是既有的译介和阐释方式导致了新时期文学的‘边缘’？抑或两种要素都有可能？”换句话说，他打算拿“微光”来说事儿，既要分析“边缘”的历史性、结构性成因，又要阐发“微光”之学术史、思想史意义。
安藤彦太郎曾指出，“对古典中国的尊敬和对现实的中国的轻蔑，是明治以来日本人当中培植起来的中国观的特点”[2]。中国古典文学曾经是、甚至至今依然是日本人教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所谓对“现实的中国的轻蔑”这一存在于近代以降日本思想史深处的基本价值取向折射到文学领域，便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相对的轻视、漠视。在20世纪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和接受史上，竹内好（1908-1977）的横空出世堪称划时代的事件。论及战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竹内自然是绕不过的、甚至略显突兀的巨大存在，他将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域外思想资源，导入战后日本的思想语境中予以重构和激活，使“中国”“中国文学”成为检视日本近代化历程及其亚洲主义观念的镜鉴，也为战后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确立了一个具有笼罩性影响的精神源头。孙若圣选择讨论的“新时期文学”固然可以完美绕过竹内好，但却难以绕过他漫长的影子。如果说，竹内在学术与思想层面对应着一个“革命中国”，那么在主义退潮的“后竹内好时代”，中国文学研究者们需要直面的便是精神层面竹内的思想遗产、以及现实层面“后革命时代”中国文学生产状况的交错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描绘出“后竹内好（革命中国）时代”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的精神谱系自然是《微光》的题中应有之义。
竹内好1934年5月发起成立了中国文学研究会，翌年出版发行研究会会刊《中国文学》，该刊刊载有竹内好所处的当代的中国文学作品。鲁迅研究和鲁迅翻译贯穿了竹内好的整个中国研究。在译介鲁迅的同时，竹内好还参与编辑了二十卷的《中国现代文学选集》，并且承担了其中大量的翻译工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京都立大学中文研可谓群星璀璨，汇聚了竹内好、竹内实、松枝茂夫等重要学者，前后十年间他们培育了松井博光、岸阳子等一批优秀学人，而这一代开枝散叶后又在八、九十年代带出了山口守、千野拓政、饭塚容等当下学界的中流砥柱，三代学者共同构成了在日本的中国当代文学（1949年至当下）研究之核心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后竹内好时代”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就其视野、方法而言，首先便是如何处理与竹内好这一精神性的存在、这一漫长的“影子”之关系。《微光》的第三章《作为方法的新时期文学——<季刊 中国现代小说>的创刊与竹内好的思想遗产》和第四章《作为“同时代”的新时期——松井博光对竹内好中国文学观的继承与扬弃》自不待言，即便是对曾崇尚中国革命、1960年代中期后又对中日两国的“革命”冷眼视之并最终离开东京加入京都大学的竹内实（《微光》第八章论述对象），和因对竹内好有所质疑和批评而在都立大茕茕孑立的山口守[3]之讨论都离不开竹内好这个巨大的身影。如何面对竹内好的思想遗产这一问题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便成为了理解日本之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无论是继承、扬弃抑或否定，竹内的思想投射都构成了日本学者接受新时期文学的方法资源，同时也构成了日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从“革命时代”转向“后革命时代”的言论原点。对此，孙若圣有着清晰的学术史和思想史自觉。
他在考察受教于竹内的弟子群像之同时，着力阐述了其第一个硕士生、也是始终伴随左右的衣钵传人松井博光。松井曾坦言，“我从没正面回答过为何选择了研究中文这个问题。但是我想可以这么说……只是因为遇见了竹内好”[4]。在竹内的葬礼上，松井作为学生代表与增田涉、野间宏、鹤见俊辅等日本战后思想史和文学史巨擘同致悼词，二人师徒情深乃至彼此之于对方的意义都可见一斑。松井在八十年代处理中国新时期文学诸课题时援引了竹内的“同时代性”论述，确认了新时期文学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具备了世界文学的“同时代性”，同时通过阐释中国作家的历史使命由“抵抗”向“苦斗”的转变，在“革命时代”与“后革命时代”的“同时代性”之间建立起了历史的联结。他一方面援引竹内，通过强调中国文学自主产生的“同时代性”来批判日本学界将中国当代文学比附为政治附庸的固化认识；同时他也深知，竹内对共和国文学发展趋势的描述在“后革命时代”已经丧失了理论活力，因此更为强调文革后中国知识人的责任意识和主体性精神的复活，进而确认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同时代性”。
不难看出，对“后革命时代”的中国文学评述虽然离不开竹内好这一原点，但也必须意识到，其学术、思想传承者一方面已经开始疏离竹内有关“革命中国”的浪漫文学观，同时却又在其思想框架中选择性地赓续了“同时代”意识，试图发现更能贴合中国文学生产实际的“非革命”式理解路径。因此，“后革命时代”中国的文学和思想状况及其在日本语境中的观察与理解就构成了理解《微光》的另一重视角。当然，所谓“同时代性”本身并非仅有唯一解的数理概念，它内涵着丰富的阐释可能。“革命文学”固然内隐着世界革命思潮中的“同时代性”，那何谓革命之后的“同时代性”？所谓“同时代”意味着为融入世界的无条件屈从，抑或其本身便是世界与本土的共谋？它代表了同时代的思想还是世界文学中最前沿的技法和修辞？正如阿多诺所言，每一篇文章都是棱镜，人们透过这些棱镜可以看到现实[5]。彼邦文人学者措意于“中国新时期文学”之“世界性”还是“地方性”、看重其文学性抑或思想性、视之如“同时代文学”与否，都决定了其不同于中国学界的理解路径和阐释风格。
在《微光》的第五至第九章中，我们看到的正是在国内的批评话语中已被经典化或盖棺定论的流派、作家、作品在日本学界的另一种理解与阐释的可能。如在国内文坛被视为“同时代性”之代表的寻根思潮，据作者考证，除少数异例，八十年代的多数日本学者都忽视或否认了“寻根”的存在。井口晃就曾尖锐地指出，表面上看，中国的寻根文学确实与拉美文学一样描述着荒凉的原初世界以及对那一世界的信仰，但后者的基底中一直保持着向外部世界开放的姿态，相关作品中并不见自以为是的民族意识以及矮小的自我权威化，因此其作为“世界文学”，能够引发广泛的共鸣。而以之为蓝本的寻根文学却止步于“返祖”，以制造荒凉与粗糙为能事，得其形而不得其神，终而沦落为无根的小把戏[6]。而颇值得关注的是在八九十年代的风云变换之际，“寻根”却又被作为一种可借以接近共和国内部思想结构的隐秘路径，而被一些日本学者予以发现和阐释。《微光》指出，在这一理解框架中，“寻根脱离了其在中国语境中阐释的多义性，被浓缩为与大一统意识形态相对抗的文化符号……在日本，工具性几乎是寻根的唯一属性。忽视寻根的多义性而仅仅谈论其工具性是危险的，一元化的阐释一方面轻易消解了青年作家文学创作的冲动与努力，虽然有时这种冲动缺乏节制，这种努力又过于贴近西方的各种潮流。另一方面，一元化的阐释实则大大强化了文学与时局联动的研究范式。”（第五章、第九章）。如果这并不是我们的既有认知中“寻根”应扮演的角色，那就必须承认，在载物过桥后，来自本土的所谓“地方性”等于“世界性”、“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7]这一乐天判断与国外学界的实际论评之间出现了奇妙的错位与乖离。观念上的正误自然是见仁见智，可是在中外学界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问题意识日渐趋同（陈平原语）的当下，我们应以学者的健全心态看待来自异域的“不同的声音”。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强调的细节——日本学者们在评论中国的寻根思潮时，甚至将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1927-2014）的《百年孤独》和亚历克斯·哈利（Alex.Haley，1921-1992）的《根》作为参照系提示了出来。井口晃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与国内的寻根思潮进行了对比，认为中国的寻根重于术而疏于道。这一评论中的类比姿态在提示我们，桥梁的彼岸并非静止的异域，也并非中国文学输出的单一端口，中国也仅是日本接受他国思想文化的端口之一，而在这个端口接收到的信息势必要与从其他端口接收到的信息发生交错和综合，亦须在日本文学史自有的累积和脉络中接受包括知识阶层在内的日本民众之审视和品评。如果说，“主义”是“革命时代”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直接的一个看似玄虚却极为现实的介质；那么对于接受方，日本对于包括新时期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的理解，是难以摆脱来自世界其他国家文学以及本土文学成就长期累积所形成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尺度的。孙若圣发现，在评论寻根文学或《红高粱家族》时，日本批评家会提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黑人寻根文学、中上健次（1946-1992）；讨论遇罗锦时，竹内实会比之以战后初期坂口安吾（1906-1955）肯定人性欲望的《堕落论》。显然，日本文学界、学术界在理解中国国内社会或文学层面上的“爆炸”时，是自觉地以本土或他国文学为参照对象的，这使得中国文学在追赶世界的进程中所获得的“同时代性”会时时被置于与先行者比较的语境中。说是介质也好、参照系也罢，这都是包括“新时期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异域接受中不可或缺的认知维度。它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双边互动，实则内含着一个多边框架，识者不可不察。
民族未必注定通向世界，但世界注定通往更广阔的天地。拒绝被竹内的巨大阴影所收编的山口守在回忆他的中国作家朋友史铁生时说：他生活的空间如此逼仄，但其想象力却极为宏大，那是跟宇宙一样大的想象空间[8]。而在日本，史铁生是拥有最多译者和译文的中国作家，还有更多的日本学者虽未参与译介，但对其文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批评。史铁生在日本的境遇敦促我们反思“同时代性”之意义与可能。他虽从未在文学之外的层面上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但其文学中所蕴含的深厚情感感染了一代代的中国读者，也收获了日本学者和读者的尊重。史铁生的作品无论抽象还是具象，不论现实抑或虚幻，其舞台都是中国这片土地。然而，他的个人叙事早已超越了现实中国社会的框架，触及到人类永恒的情感、命运与困境。山口大学史学教授池田勇太从元史学的角度对史铁生做出了解读：铁生认为如果从每个个体的“心境”出发进行探讨，那我们的生命历程绝非是可被历史书所回收之物[9]（参见第七章），他的文学中虽不见面对现实的宏大叙事，却有对普通人的温情脉脉；虽机锋欠缺，却有傲骨存焉。从某种意义上说，认为史铁生乃日本学者、译者心中有关中国文学的最大公约数，恐怕亦非过言。意味深长的是，常带着自觉的比较意识审视中国文学的日本学者们一旦论及史铁生，却经常谈及自己的母亲。
日本第一大报《朝日新闻》的编委白石明彦就曾说道：未曾想到，在当今中国，有能写出如此蕴含着情感的散文作家，那仿佛祈祷般注视着儿子背影的母亲之眼神，令人感到心中作痛[10]。母亲、母爱不可能成为讨论中日“同时代性”的辐辏焦点，但却是超越时代的永恒母题。《微光》提示我们重思“后革命时代”中国文学之“世界性”的双重指向与可能：在新的观念与技法层面，中国文学或许不得不长期扮演追赶者的角色，但在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永恒母题上，在“人”的宿命与通向未来的意义上，又可以心同此心、不落人后，史铁生、刘慈欣等在日本受到的追捧皆可作如是观。如此说来，不妨对吴俊教授所饬力辨析的那句话做些调整——越是“人”的，也就越是“世界”的。以“人”之名，或许才能获得让“世界”倾听的语言，才能找到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接口”。
[1]严绍璗：《双边文化关系研究与“原典性的实证”的方法论问题》，载《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1期。
[2]安藤彦太郎著、卞立强译：《日本研究的方法论——为了加强学术交流和相互理解》，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第4页。
[3]山口守、孫若聖：「山口守へのインタビュー」、『アジア評論』2020年第1号，第10-12頁。
[4]松井博光《あるのかないのか、故郷》，《三田評論》1987年8月1日 (8、9月合併号)，笔者见于竹内好追忆网站http://takeuchiyoshimi.holy.jp/katarareki/matui.html，松井博光授权转载全文。
[5]T.W.Adorno,*Gesammelte Schriften.Band 11:Noten zur Literatur*,Frankfurt:Suhrkamp,2003,p.328.
[6]井口晃：「訳者あとがき」，莫言著、井口晃訳：『赤い高梁続』、東京：徳間書店、1990年、第327-328頁。
[7]在《再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从鲁迅的信说到跨文化传播》（载《文艺争鸣》2020年第6期）一文中，吴俊对鲁迅原话中的本意与真义及其在民间的歪解做了严谨的考证和辨析，可资参考。
[8]山口守、孫若聖：「山口守へのインタビュー」、『アジア評論』2020年第1号，第15頁。
[9]池田勇太：「歴史は何を語り得ないのか―史鉄生『記憶と印象』の感想―」、山口大学人文学部网页：https://www.hmt.yamaguchi-u.ac.jp/2014/03/03/8744.html.[10]白石明彦：「いのり 子見守る母の視線、なごむ心」、『朝日新聞』夕刊2006年3月3日、6面。
本文缩减版以《桥上的风景，彼岸的回响》为题刊载于《光明日报》2022年5月30日。
・感谢王升远教授授权发布。
图片由孙若圣提供。
作者简介
王升远，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体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译有《近代日本的中国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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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毛君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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