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漢學家本田成之（1882―1945）所著《中國經學史論》於1927年11月由京都弘文堂書房出版，其後在中國有江俠菴（1875―1951）《經學史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孫俍工（1894―1962）《中國經學史》（上海：中華書局,1935年）兩種譯本行世。本田成之於《中國經學史論》書末曾引述昔日在清國南方所見左宗棠聯語中之“異國古書留日本”句，且預言未來經學或將在中國衰亡而被保存於日本。此段文字，江、孫兩譯本皆頗有失真之處，并曾誤導中國讀者。故有待仔細考論，以還原《中國經學史論》原著之面貌。又本田成之所述之左宗棠聯，今藏於柳州市博物館，原件為行書七言聯，聯語云：“異國古書留日本，清詩高畫出終南。”本田成之蓋於1900年游歷廈門時見到左宗棠此聯。其《中國經學史論》書末引述此聯，僅擷取上聯“異國古書留日本”加以引申發揮，而隻字不提下聯，頗似中國古代“賦詩斷章”之手法。考察《中國經學史論》書末引述左宗棠聯“異國古書留日本”句之相關問題，究明其真相，當有助於對《中國經學史論》其書之瞭解。
一、問題之提出
陳壁生先生在《經學的瓦解》一書之《導言：“後經學時代”的經學》中嘗云：
民國十六年，即西元1927年，時距蔡元培任教育總長，廢除經學科的民元年僅十五年，日本學者本田成之出版了《中國經學史》（孫俍工譯名。江俠菴將書名譯為《經學史論》），在結尾處，本田成之寫道：“埃及和迦勒底學問，在其本國已亡掉了，希臘的學問，在他的本國已亡，而在他國卻完全保存著呢。佛教也是這樣！回想我以前，在南華某人家，曾見左宗棠墨迹一聯云‘異國古書留日本’。像經學這一學科，將或失於中國，而被存於日本，也未可知，我於此有無限的感慨了。”（原注1：本田成之著，孫俍工譯：《中國經學史》，臺北：學海出版社，第320頁）……本田成之感慨之時，廖平、章太炎諸大師俱在，但經學研究之一落千丈,已然使東瀛學者，隔海歎息。
陳先生所引本田成之（1882―1945）之文，據其“注1”所載，知乃採用孫俍工（1894―1962）所譯《中國經學史》之譯文，惟引文中“埃及和迦勒底學問”一句，孫俍工譯本原書作“埃及和迦勒底的學問”，引文少一“的”字，蓋陳先生偶漏爾。另復比對江俠菴（1875―1951）所譯《經學史論》之譯文，江譯除“將或失於中國”作“將來或失於中國”，多一“來”字外，其餘文字皆與孫譯無異。
然考之本田成之《中國經學史論》原書，發現本田氏日文原文與孫、江兩家譯文間頗具差異，其中且存在許多值得探討之問題。又本田氏引左宗棠（1812―1885）聯，僅有“異國古書留日本”一句，其下聯為何，亦令人好奇。本文擬針對上述問題略作考論，究明其真相，或有助於對《中國經學史論》其書之瞭解。
二、《中國經學史論》相關原文譯解
本田成之《中國經學史論》全書，《緒言》之後，正文分為七章，第七章《清
朝の經學》之末段，亦即全書之結尾，本田氏云：
それでは經學は全く滅息するかと云へば、さうでなく民國の今日になつても各學校で矢張經學は第一的の學科として學修せしめつつある。勿論從來のやうに其れが學問の全體ではなく一部分になつて居るのは時勢上當然の事である。埃及、カルデアの學問は其本國では亡び、希臘の學問も其本國では亡び、孰れも他國で完全に保存されて居る。佛教の如きもさうである。余は以前南清の其家で“異國古書留日本”と云ふ左宗棠の聯を見たことがある。經學の如きは或は將來支那本國よりも日本で保存されると云ふやうなことが無いとも限らぬと思ふ。
今先將其前半部翻譯如下：
那麼，若謂經學是否會全部滅息乎？則不然。今日之民國，在各學校，經學仍是作為首要學科使（學生）持續修習，當然，已不若向來把經學當成學問之全體，而僅是其中之一部分， 此乃時勢上當然之事。
就本田氏所述，其認為在著書當時之中國，各學校仍以經學作為首要學科使學生修習，只是不再被視為學問之全部。今考江俠菴之譯文云：
然則經學，完全息滅麼？這又不然。在民國的今日，雖然很重於科學，然各學校，還以經學為第一的學科，雖然只及於那一部分，而沒有涉及於其全體，這是時勢當然的。
另孫俍工之譯文，文字全同。考察江、孫二家之譯文，知其中“雖然很重於科學”一句，實為本田成之原文所無。又“雖然只及於那一部分，而沒有涉及於其全體”，亦未符合原文欲表達之意，顯皆有未妥。其次，將後半部翻譯如下：
埃及、迦勒底亞之學問，在其本國已亡，希臘之學問，在其本國亦亡，然皆在他國完全被保存著。如佛教亦復如此。余以前嘗在清國南方左宗棠家中，見過左宗棠“異國古書留日本”之聯。如經學，將來比起支那本國，或將被保存於日本，亦非無可能。
檢視江、孫二家譯文，皆云：“我至是有一遐想！埃及和迦勒底的學問，在其本國已亡掉了。”譯文憑空多出“我至是有一遐想！”一句，此句在本田氏原文中全無對應之文字，顯是譯者所增。另本段之末，二家譯文皆有“我於此有無限的感慨了”一句，此當是緣於對原文“限らぬと思ふ”之誤譯。考原文“無いとも限らぬと思ふ”一句中，“無いとも限らぬ”之意為“非無可能”；“と思ふ”表示“我認為”、“我覺得”、“我這麼想”之意，為較委婉之說法。本田氏原文僅表達“我認為非無可能”之意，江、孫二家譯文出現“我於此有無限的感慨了”，與本田氏日文原意相去甚遠，實者，本田氏此處恐帶有更多之自信與期許。
此外，本段中,本田氏原文云：“余は以前南清の其家で‘異國古書留日本’と云ふ左宗棠の聯を見たことがある。”江、孫二家之譯文皆作“回想我以前，在南華某人家，曾見左宗棠墨迹一聯云：‘異國古書留日本’。”本田氏原文作“其家”，而江、孫兩譯本皆譯為“某人家”，不知何據？考武內義雄（1886―1966）嘗撰《支那經學史論を讀む》（《讀〈中國經學史論〉》）一文，其文末云：
著者はかつ南支那の某家で“異國古書留日本”といふた宗棠の聯を見たことを述べて“經學も亦將來支那本國よりも異國の日本に發達し保存されぬとも限らぬ”といつて本書を結んで居られるが、もし幸に著者の豫言の如くに成るならば、本書がその氣運を促がすに力あるものであらう。
此段文字，試加中譯如下：
著者嘗述其曾在南中國某家見過宗棠“異國古書留日本”之聯，且以“經學亦未來比起支那本國，將在異國之日本發達、且被保存，亦非無可能”之語作為本書之總結。倘若有幸如著者所預言般實現，則本書亦將是促成其氣運之有力者乎！
武內義雄此云“著者嘗述其曾在南中國某家見過宗棠‘異國古書留日本’之聯。”則其乃將本田氏原書“余は以前南清の其家で”讀為“余は以前南清の某家で”，故有此說。疑江、孫兩譯本譯作“回想我以前，在南華某人家”蓋是受到武內義雄此說之影響。武內氏此說，有一可能乃誤看原書“其”字為“某”字，另一個可能則認為原書“其”字為“某”字之誤。考武內氏此文刊登於昭和三年（1928）五月發行之《中國學》第四卷第四號，文末載撰作日期云：“昭三、三、二十”，即昭和三年（1928）三月二十日。此時本田成之尚在世，武內氏撰作此文時，是否曾與本田成之討論過相關內容，雖無文獻可徵，然本田氏為《中國學》主要編輯委員之一，其見過武內氏此文，當在情理之中。有關《中國經學史論》此處當作“其家”，抑或為“某家”之誤字，詳見下文所考。
三、本田成之見左宗棠聯之時間與地點蠡測
昭和二十一年（1946）九月發行之《中國學》第十二卷第一、二號，刊登《本田成之博士追憶錄》，其中載有森安太郎所撰之本田成之《年譜》，《年譜》“明治三十三年“條中載：
十九歲，前往臺灣行腳。繼而，為了求學，赴東京，在早稻田大學、曹洞宗大學林等處學習，年月不明。
又次條“明治四十二年”條云：
二十八歲，受慈善家藤田清次郎之資助，入學京都大學支那哲學科選科。年月不明。
結合《年譜》此二條，約略可以推知，本田成之曾於明治三十三年（1900）赴臺灣行腳，其後返回日本，赴東京，在早稻田大學、曹洞宗大學林學習，惟於何時赴東京，則年月不明。至明治四十二年（1909）始入學京都大學。然可確定者，本田氏於明治三十三年（1900）曾有臺灣之行，其時中國尚屬滿清時期，臺灣則係日本之殖民地。
然由其他文獻可考知，本田氏此行除赴臺灣外，亦嘗至對岸廈門游歷。武內義雄在《本田兄の想出》（《追憶本田兄》）一文中嘗云：
不久，君應神宮皇學館之聘，移居伊勢，我二人再無機會屢屢相聚。其後我因赴中國留學之事已定，為暫時告別，乃前往伊勢造訪君之寓所，得以留宿暢談一夜。在四方閒聊中，言及此次獨往中國游學，雖事已成，仍憂心不善中國語之表達。君之應答頗令我振奮──“昔時居於臺灣，我曾前往對岸廈門，固然中國話全然不曉，然立於某旅館前，我模仿扒飯之姿，曲肱為枕以示意，亦可充分達成投宿目的。相較於不流利之中國語，手勢更不易出錯，畢竟手勢乃萬國共通之語。”聞畢此言，我大為安心。年月不明。
由武內氏所述，可以確知本田成之曾至廈門游歷。若如武內義雄所讀，將《中國經學史論》之文字讀為“余は以前南清の某家で（余以前曾在南清某家）”，則可推測本田成之蓋即於明治三十三年（1900）在廈門某家見到左宗棠此聯，其時尚在清朝時代，廈門又居中國南方，故本田成之稱為“南清”也。
以下試論《中國經學史論》原書“余は以前南清の其家で‘異國古書留日本’と云ふ左宗棠の聯を見たことがある”一段中，作“其家”是否可通。
《清史稿》卷四百十二《列傳一百九十九·左宗棠》云：“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陰人。”左宗棠於清嘉慶十七年（1812）十月初七日寅時誕生於湖南省湘陰縣東鄉左家塅，其後，至咸豐四年（1854）入湖南巡撫駱秉章幕府之前，其居家之處多在湖南。仕途通達之後始轉戰陝、甘、新疆等地。若謂本田成之嘗於左宗棠湖南故居見左宗棠之聯，不但於文獻無徵，且稱湖南為“南清”，於理亦不甚適切，故此可能性極微。
另又考左宗棠晚年曾於光緒十年（1884）七月十八日被命為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七月二十六日出京，十月二十七日抵福州。後於光緒十一年（1885）七月二十七日病逝福州行轅。左宗棠在福州之行轅乃坐落於北門皇華館，舊址即今福州市第三中學二校部。左宗棠卒後，光緒帝之詔諭云：
左宗棠著追贈太傅，照大學士例賜恤，賞銀三千兩治喪，由福建藩庫給發。賜祭一壇，派古尼音布前往致祭。加恩予諡“文襄”，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並於湖南原籍及立功省分建立專祠。其生平政績事實宣付史館。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恤典，該衙門察例具奏。靈柩回籍時，著沿途地方官妥為照料。
光緒帝此詔之恤典，僅及於將左宗棠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及於湖南與立功各省立專祠，並未諭令在福州行轅設立紀念館等事。且左宗棠靈柩旋即於光緒十一年九月八日歸靈湖南。故若謂本田氏所謂“其家”乃指左宗棠在福州之居處，蓋亦難通也。
經由以上所考，則《中國經學史論》中之“其家”當為“某家”之誤字，而本田成之蓋於明治三十三年（1900）在廈門見左宗棠之聯，此似較可能。
四、左宗棠“異國古書留日本”聯析論
本田成之既言其曾在清國南方見過左宗棠聯，然其所錄僅“異國古書留日本”一句，由此句末字“本”為仄聲，可推當為上聯，然其下聯為何，實令人好奇。今考《柳州市志》第六卷《文物古跡志》第五章《藏品》第四節《書畫》中記載柳州市博物館藏有左宗棠行書七言聯一幅，《柳州市志》述云：
清代左宗棠行書七言聯：1980年代從市文物商店購進。左宗棠（1812―1885年），字季高，湖南湘陽人。此聯紙本，縱115.5釐米，橫26.2釐米。行書聯語：“異國古書留日本；清詩高畫出終南”。落款“左宗棠”。鈐朱文“太子太保”印。
此聯之圖片如附圖一。由柳州市博物館所藏此左宗棠行書七言聯，可證左宗棠確曾撰有含“異國古書留日本”之聯，且此聯極可能即是本田成之於1900年在清國南方所見者，其後輾轉，於1980年入藏柳州市博物館。
此聯二句為“異國古書留日本，清詩高畫出終南”，本田成之擷取上聯而加以引申發揮，頗似中國古代“賦《詩》斷章”之法。今考清何紹基（1799―1873）撰有集《爭座位帖》句之聯云：“子美才名高畫省，右丞清興滿終南。”“畫省”乃漢代尚書省之別稱，漢代尚書省以胡粉塗壁，畫古烈士像，故別稱“畫省”，或稱“粉省”，後世遂以為尚書省之典故。杜甫《秋興八首之二》中云：“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茄。”即用此典故。因杜甫嘗官工部員外郎，工部屬尚書省，故何紹基此聯上聯云：“子美才名高畫省”。下聯“右丞”乃指王維。王維官終“尚書右丞”，故世稱“王右丞”。又王維詩多詠終南山，如《終南山》《終南別業》《贈徐中書望終南山歌》等，故下聯稱“右丞清興滿終南”。考左宗棠與何紹基皆為湖南人，兩人又頗有交情，光緒元年（1909）左宗棠“與寬、勳、同”之家書中云：
何大伯子貞之喪，其家並未致訃，不知家中曾否致弔？四十年文字之交未可疏略，爾等可代作我唁，並送賻銀百兩，親詣致奠。
子貞為何紹基之字。左宗棠此稱“四十年文字之交”，可明兩人之交情。另何紹基《東洲草堂詩鈔》卷二十三“辛酉”收有《左季高太常究心乙部，自統軍以來，戰無不捷，現奉命援浙》一詩，詩云：
東望廬黃有將臺，當年懷抱振襟開。天心閣上尋秋去，待石園中醉月來。
血戰功勳根正史，頭銜恩寵近宮槐。望君如歲惟於越，趁及西湖雪夜杯。
季高為左宗棠之字。由何紹基此詩亦可見兩人之交情。此外，左宗棠嘗撰有《何
子貞墨迹跋後》一文云：
余交子貞昆弟卅餘年，在朋輩稱深者。子貞天懷灑落，敦摯能久，在諸昆中尤著。晚主城南講社，意不自適，乃蹤跡吳越，將老焉。余每咎湘中承學之士無以安長者。筠軒比部挾此冊視余金城，意以此永其先德。即此足知其有異於湘人也。書此歸之。年月不明。
左宗棠既嘗見過何紹基之墨迹冊，其於何紹基之墨迹當不陌生，疑左宗棠此聯下聯“清詩高畫出終南”即化用何紹基聯“子美才名高畫省，右丞清興滿終南。”之語也。
此外，日本建築家塚本靖（1869―1937）曾於明治四十二年（1909）出版之《地學雜誌》第二十年第二百三十九號中發表《清國內地旅行談（承前）》一文，文中“三、北京における所見”（“三、在北京所見”）嘗述及其在北京城內見到各式各樣、不同內容之門聯，其中最特異者為書寫“異國古書留日本，清詩佳畫出終南”之聯。此聯與上述左宗棠行書七字聯，下聯文字有一字之異，即“清詩高畫”作“清詩佳畫”。由此可推想左宗棠之聯似頗流行於民間，惟因“高畫”之意不易理解，故或有改作“佳畫”者。若由此復加推測，當年本田成之在清國南方所見之聯，是否可能為門聯？然若為門聯，通常不署名，本田氏既言其為左宗棠所撰聯，則蓋非門聯也。
至於左宗棠此聯，上聯“異國古書流日本”與下聯“清詩高畫出終南”兩聯間之對應關係不甚清楚，或另有其撰聯之背景。本田氏擷取上聯加以發揮，而不錄下聯，不免添增讀者之疑惑，今略作考論，或可釋讀者之疑。
（一）本田成之《中國經學史論》書末結尾一段文字，江俠菴所譯《經學史論》、孫俍工所譯《中國經學史》，二家譯文皆有失真之處。尤其末句譯文“我於此有無限的感慨了”乃誤譯“限らぬと思ふ”所致。陳壁生先生《經學的瓦解·導言》中嘗被此誤譯之文所誤導。江、孫二譯本中，類此之情況多見，為避免以訛傳訛，《中國經學史論》一書實有重譯之必要。
（二）《中國經學史論》書末“余は以前南清の其家で‘異國古書留日本’と云ふ左宗棠の聯を見たことがある。”此段文字中，“其家”當係“某家”之誤字。本田成之蓋於明三十三年（1900）在廈門某家見到左宗棠之聯。
（三）左宗棠此聯二句為“異國古書留日本，清詩高畫出終南。”今存柳州市博物館。此聯下聯“清詩高畫出終南”乃化用清何紹基“子美才名高畫省，右丞清興滿終南”之句。本田成之於《中國經學史論》書末引述左宗棠聯，僅擷取上聯加以引申發揮，而不提下聯，頗似中國古代“賦《詩》斷章”之手法。然本田成之據上聯所作之預言並未成真，經學根源於神州，其茁壯繁榮於中國，固猶終南君子之屢臻也。
注释
- 1見陳壁生《經學的瓦解》，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2頁。原書引本田成之說，以引文低二格方式排列，今為排版方便，改以雙引號標示，特此說明。
- 2見本田成之著、孫俍工譯《中國經學史》，上海：中華書局，1935年，第319頁。
- 3見本田成之著、江俠菴譯《經學史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第371頁。
- 4周本田成之《中國經學史論》前、後有江俠菴、孫俍工兩譯本，一名《經學史論》，一名《中國經學史》。孫俍工在《中國經學史·譯者序》之末云：“余譯此書至第七章，忽見商務有廣告，已有江俠菴君譯本正要出版，深悔不該重譯，迨至江譯本出版，購而校讀之，乃知江君所譯，與我底譯本比較，有不同處甚多，最顯著者如加注釋，附年表，眉頭提要，及關於所引中國經學家言論均參考原著予以校正等，皆為江譯所無，其重出也許不是毫無意義的吧！”（頁2）孫氏雖有此言，然比對兩家譯本，譯文仍多相同，孫氏恐難脫沿襲江譯之嫌。相關問題之討論，參見張寶三撰、山路裕譯《本田成之『支那經學史論』の江·孫による翻訳の問題》，《日本漢文學研究》第17號，東京：二松學舍大學東アジア學術総合研究所、日本漢學研究センター，2022年3月。
- 5第七章分別為：第一章經學の起原，第二章經學內容の成立，第三章秦漢の經學,第四章後漢の經學，第五章三國六朝時代の經學，第六章唐宋元明の經學，第七章清朝の經學。參見本田成之《支那經學史論》，京都：弘文堂書房，1927年。
- 6見本田成之《支那經學史論》，京都：弘文堂書房，1927年，第410―411頁。
- 7《支那經學史論》出版於昭和二年（1927），本田成之對當時中國經學教育之情況，所知恐不準確。王應憲《民國時期大學經學教育檢視》一文中云：“民國政府於1912年通電各省，廢止師範、中、小學讀經科。此後一年間，相繼頒行了《大學令》《大學規程令》，明令廢止經學科。以後經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地位已不復存在，但十三經內容卻為改制後的大學文科吸收。”（《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五期，2013年9月，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第111頁） 可見並非如本田成之所言“今日之民國，在各學校，經學仍是作為首要學科使（學生）持續修習。”
- 8見本田成之著、江俠菴譯《經學史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第371頁。因江俠菴之譯本出版在前，故以下所論，皆先述江譯，再述孫譯。
- 9見《經學史論》第371頁，《中國經學史》第319頁。
- 10“と思ふ”，現代日語寫作“と思う”，“と”之前為作者所認為之內容，因為乃委婉之表達方式，翻譯時或將“と思う”省略不譯出。
- 11武內義雄（1886―1966）在評論《中國經學史論》時，即以“預言”形容這段文字，顯非“感慨”。武內氏之評論參見下文所述。
- 12武內義雄（1886―1966）在評論《中國經學史論》時，即以“預言”形容這段文字，顯非“感慨”。武內氏之評論參見下文所述。
- 13見武內義雄《支那經學史論を讀む》，《中國學》第四卷第四號，1928年5月，第189頁。
- 14江俠菴編譯有《先秦經籍考》一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其中所收之論文多有取自《中國學》者。江俠菴亦偶有於論文之末明白標示其乃摘自《中國學》者，如狩野直喜《舊鈔本老子河上公注跋》一文，末載“大正十三年七月《支那學》第三卷第八號”（中冊，第326頁）另江俠菴嘗於《經學史論·譯者序》中云：“近年來，西儒治中國古學的不少，成績也很高。日本人的努力，又在西人之上，自內藤、狩野等，提倡以來，團體很大；名曰支那學派。那是最值得注意的事。他們是拿科學方法，來整理中國的古學。他的團體中，秀出的有三二十人，每人著作，少的數樁，多的至數十種。本田學士，是其中健者之一。”（第一頁）凡此，皆可見江俠菴對《中國學》雜誌當極為關注與熟悉，其讀過《中國學》第四卷第四號武內義雄所撰之文，實為自然之事。至於孫俍工譯本，書中多有襲自江俠菴譯本者，此處文字與江譯相同，蓋亦沿襲之也。
- 15本田成之卒於昭和二十年（1945）三月四日，參見森安太郎編《年譜》，《中國學》第十二卷第一、二號，1946年9月，第120頁。有關本田成之之生平，詳參周延燕《日本漢學家本田成之生平考述》，《書目季刊》第55卷，第2期，2021年9月。
- 16參看本田成之撰《『支那學』發刊前後の思ひ出》（《〈中國學〉發刊前後的回想》），《支那學》第十卷“小島·本田二博士還曆紀念”特別號，1942年4月。
- 17見森安太郎編《年譜》，《中國學》第十二卷第一、二號，1946年9月，第119頁。此文原為日文，下同。又：此時本田成之之身份為僧人，故《年譜》此處言“行腳”。
- 18見《年譜》，第120頁。
- 19中、日甲午戰爭清廷戰敗，於1895年簽訂馬關條約，臺灣割讓予日本。至八年抗日戰爭勝利，始於1945年重回祖國懷抱。
- 20見武內義雄《本田兄の想出》，《中國學》第十二卷第一、二號，1946年9月，第123―124頁。
- 21見趙爾巽（1844―1927）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12023頁。
- 22清羅正鈞（1855―1919）《左文襄公年譜》卷一“嘉慶十七年壬申公一歲”條云：“十月初七日寅時，公生於湘陰東鄉左家塅。”北京：北京圖書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影印清光緒二十三年刻本，1999年，第2頁。
- 23參見梁小進《左宗棠逝世及歸葬長沙述略》，《文史拾遺》2017年第1期，2017年6月21日，湖南省文史研究館網站。
- 24參見羅正鈞《左文襄公年譜》“光緒十一年乙酉公十四歲”條，卷十，頁三十五，北京：北京圖書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影印清光緒二十三年刻本，1999 年。
- 25見劉漢忠、戴義開《柳州市志》第六卷《文物古跡志》第五章《藏品》第四節《書畫》，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2頁。
- 26本圖片承蒙柳州市博物館惠允利用，不勝感謝。又圖片之洽尋，承蒙浙江師範大學李勤璞教授、遼寧省博物館董寶厚副館長之鼎助，特致謝忱。
- 27諸家所出版之《左宗棠全集》（如上海書店，1986年；嶽麓書社，2009年），皆未收錄此聯。
- 28春秋時代，外交場合常見賦《詩》見志之情況，賦者或依當時之情境，取《詩經》中之某章以發揮其意，未必符合原詩本義，即所謂“斷章取義”也。《左傳》襄公二十八年載齊盧蒲癸之言曰：“賦詩斷章，餘取所求焉，烏識宗？”楊伯峻（1909―1992）《春秋左傳注》云：“賦詩斷章，譬喻語。春秋外交常以賦詩表意，賦者與聽者各取所求，不顧本義，斷章取義也。”（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145―1146頁）有關春秋時代賦《詩》、引《詩》情況，詳參張素卿《左傳稱詩研究》（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1991年）。
- 29如附圖二。見《中國書法家全集·何紹基》，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1頁。
- 30唐徐堅《初學記》卷十一《職官部上·尚書令第三》“天臺 畫省”條引漢蔡質《漢官典職》云：“尚書奏事於明光殿，省中畫古烈士，重行書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年，卷十一，頁十一）。又《太平御覽》卷二一五引漢應劭《漢官儀》云：“省皆胡粉塗畫古賢人、烈女，郎握蘭含香，趣走丹墀奏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年，卷二一五，頁八）
- 31見唐杜甫著、謝思煒校注《杜甫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372頁。
- 32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一九○下《文苑下·杜甫》云：“上元二年冬，黃門侍郎、鄭國公嚴武鎮成都，奏為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5054頁 。
- 33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一九○下《文苑下·王維》云：“乾元年中，遷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復拜給事中，轉尚書右丞。”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5052頁。
- 34參見唐王維著、陳鐵民校注《王維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35見清左宗棠著，劉泱泱、岑生平等點校《左宗棠全集》第十三冊《家書》，長沙：嶽麓書社，2009年，第170頁。
- 36見清何紹基著，龍震球、何書置點校《何紹基詩文集》，長沙：嶽麓書社，2008年，第469頁。
- 37見清左宗棠著，劉泱泱、岑生平等點校《左宗棠全集》第十三冊《文集》，長沙：嶽麓書社，2009年，第251頁。
- 38見塚本靖《清國內地旅行談（承前）》，《地學雜誌》第二十年第二百三十九號，1908年，第807頁。
- 39若推測其意，就字義而言，似謂異國古書雖留於日本，然清新有活力之作品仍源源不絕於中土（以終南山為象徵），其下聯方是聯語之重點。
- 40相關之論述，參見前揭張寶三撰、山路裕譯《本田成之『支那經學史論』の江·孫による翻訳の問題》一文。
・原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近代日本京都中國學派經學研究文獻之整理與探論”（項目編號：20BZW154）之階段性成果，發表於《中國經學》第三十七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5年12月），此據作者word版。
・感謝作者授權發佈。
・圖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張寶三，男，1956年生，臺灣雲林人，現任陝西師範大學人文科學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經學、古典文獻學、國際漢學。近年代表論著有《東亞〈詩經〉學研究》（中華書局，2019年）、《美國芝加哥大學圖書館藏中文古籍善本書志•經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0年）、《東方文化研究所『尚書正義定本校勘記』と『讀尚書注疏記』における「以疏為據」の校勘について》（《日本中國學會報》第74集，2022年）等。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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