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几年前主动退出所谓的学术圈后，其实非常享受目前这种回归边缘人的状态——编辑工作中仍不可避免地要和学界以合作者而非局中人的身份打交道，但重新找回了一定的自主权。在与一些老师合作的过程中，这种“边缘又自主”的体验也一次又一次地被强化。一方面，作者们开始逐渐意识到，除根本的选题内容外，一个出品方甚至某位具体的编辑会直接影响一本书的“市场命运”，因而他们会努力争取并说服有全流程业务能力的编辑接手自己的书，让它“既生得漂亮又活得体面”；另一方面，在真正进入出版流程后，编辑常常会被化约为“改错字病句的边缘流程工”，被要求在学界高度服从的“权力关系”下做事——面对这种情形，我很庆幸我如今更有说“不”的底气。
2025年，尽管在如今图书市场如此疲软的环境下交出了一本“10万+”小爆款，还意外地拿了几个国家级的奖，但是工作上除了书本身以外还要随时应对各种鸡毛蒜皮和鸡飞狗跳，让我潜意识里下班或休息时间只想远离一切与工作有关的事情。编辑做久了，长期被质检合格率“追杀”，看书的时候也习惯性地挑挑编校错误、琢磨一下用纸和工艺，反而像是另一种形式的“加班”。因此我把平时看的书粗略地分为“加班书”和“下班书”。“加班书”并不意味着阅读感受不愉快，而且今年确实读∕重读了几本“带着班味”的好书：
[韩]孙希定、[韩]林允玉、[韩]金智惠编，[韩]崔至恩等著，田禾子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
原书名为《乙方们的驴耳朵：给女权主义者的大众文化实战指南》，是韩国女性劳动者会（韩国女劳）的两位活动家与文化研究学者孙希定合作的播客节目《乙方们的驴耳朵》（书中的译法为“乙们的驴耳”，个人觉得语义有些不清楚）的精选节目内容合集，共收录了三人与八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嘉宾的对谈。
看多了近几年打着“女性主义”旗帜空喊口号的同类型选题和诸如“韩女”之类的营销话术，“上当”多次的我对这本书的内容一开始是没抱太大期待的，直到在书店摸到成品时，第一念头就是“大众文化类的社科书就该是这样的口袋书”——小32开、平装单封、胶装严密、图形醒目简洁，甚至不需要太复杂的工艺，尤其这本书用了我一直想尝试的四色印刷加光膜，即便是黑色封底也没有盖住封面的信息，光膜不仅增加了设计的色彩饱和度，还间接多了一层防水性能，便携又美观。加之手上还有好几本待出的大众文化选题，出于学习以及以防非业务部门对设计指手画脚时有案例可“对轰”的目的，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它。
前文提到，中文版书名并未遵从原书直译，我想这也是出版方为了规避出版审查和便于中国读者理解等多方权衡下的结果——让我意外的是，中文版保留了关于高明子、朱世竹、许贞淑三位女性的相关内容。这本书我是在地铁通勤路上看完的，对谈集的优点就是语言接近日常生活语言（好读），谈论的议题也很生活化（不费脑子）。这本书的各章标题看上去比较极端、耸动，谈论了许多在韩国大众文化中的常见现象，如韩国综艺中的男性联盟、男艺人的“女儿奴”人设、女团等，但它的讨论实际上颇为真诚理性，用大胆直白的语言拨云见日，不单是对大众文化的解析，更是对当今东亚社会的解析：
所谓大众文化，就是大众很容易接触到的文化啊。文化之所以可怕，正因为它强烈地、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我们的精神和思考方式，因此，我认为不批判地看待是不行的。
所谓大众文化，就是展示这个社会最普通尺度的载体。
拥有权力的这些人不会意识到周围人的想法，同时他们拥有的知识直接就成为基础、成为标准……现在这个时代，是五十多岁男性名人的聊天内容就能成为基础知识的时代。
连要改变对女性认识的话都只能由男性知识分子说出，这样才会被听到。有权威的男性在发声时不会被反驳或很少被反驳，还可以因此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领域或价值，这太矛盾了。
年轻人只要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哪怕暴露在危险中也没有关系——这种思维是有问题的。是“我要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是“我被压榨也没关系”。现在这个时代，光凭“热情劳动”可吃不饱饭。
因为拒绝顺应，就被指责为“没有社会性”“不懂人情世故”，但其实这种组织文化体现的所谓“社会性”中，相当一部分都是非公正交易和腐败。
特别是最后一位嘉宾也是唯一一位出场男嘉宾的对谈，让整本书卸掉了通常女性主义选题“全女阵容”的“政治正确”，对谈中男嘉宾强大的共情力与提问者层层递进的推演让一场围绕“男性厌女”话题的对谈，回归社会中常见的性别陈见：
到处都是双标啊。十多岁的青少年不该懂性和爱情，但舞台上十多岁的偶像歌手却必须足够有性吸引力——女孩们必须没有性经验，也不能懂性是什么，但就得天生性感。
不过有些遗憾的是，全书很多话题依旧没有逃脱传统的“二元对立”视角（从原书标题中的“乙方们”也可看出），许多问题在我看来，若增加反向提问的环节或许会有新的视角。如书中讨论的偶像团体选秀节目《Produce 101》，仅谈到第一季女团选秀即止，事实上，“101”系列的“国民性”在第二季的男团选秀才逐渐形成规模，书中对女团成员的性别化塑造常常被归结为一种社会化的、单向的“男凝”，而关于全民选秀尤其男团选秀中重要的参与者“投票的女性制作人们”则未作任何评论。
并且，我始终没弄明白所谓“乙们的驴耳”与书中讨论的议题有何关联，这也是个人认为“乙们的驴耳”译法有待商榷的原因：“乙方们”（을들）可意指弱势群体（在播客节目和书里的语境里即为女性），“驴耳朵”应出自寓言《国王长驴耳朵》，取其后续发展为“对权力关系、社会不公的倾听与宣泄”之意。（或许也可以意译为“她们的树洞”吧。）
值得称赞的是，书中增加了很多介绍背景知识的译者注和编者注（虽然女团2NE1中Minzy的名字写错了，编辑和译者应该都很年轻吧，笑），一本书若没有尊重彼此工作的编辑和译者，出版进度必定举步维艰，站在编辑的角度来说，这本书“打了一个很好的样”。
一本堪称“救命稻草”的参考书。在处理涉及香港抗战的译稿时，我一度以为相关材料已经十分完备，甚至不需要花太多力气来找。然而到了真正需要事无巨细地确认军衔、历史地名、装备名称等专业术语时，常常一个名词能冒出五六种没有引文出处的说法，让人越看越困惑，尤其许多回归前的历史名词在出版物中的使用至今仍没有统一的标准可参考。这本书是我在图书馆“抓瞎”的时候偶然间找到的，虽然此前已知道邝智文老师的这本书，但没想到内地图书馆也会有馆藏，甚至可以外借。在大概看过目录和重点章节以后，我就知道，这就是我需要的参考书。
现就职于香港浸会大学的邝智文老师对内地读者，甚至相关研究领域来说可能仍是一个较为新鲜的名字，毕业于剑桥大学、师从方德万教授的他，研究主要围绕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的东亚军事史，近几年尤其致力于搭建《日据香港空间史研究，1941-1945》数据库（https://digital.lib.hkbu.edu.hk/1941hkbattle/zht/about.php），数据库中收集了许多极其珍贵的香港抗战时期的第一手资料，并通过数字化的动态演示呈现给世人。在我看来，《孤独前哨》可以视为这项学术计划的雏形和开始，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希望利用中、英、日等国的原始资料以澄清一些对于香港防卫历史及1941年香港战役（即香港保卫战。——笔者注）的误解”。另一位作者为香港中学历史老师蔡耀伦，两位作者亦著有《东方堡垒：香港军事史（1840—1970）》一书。
在以往涉港的历史著作中，香港往往呈现的都是华丽、光鲜的商业、贸易中心，充斥着纸醉金迷的商战叙事。对于我而言，《孤独前哨》从日军入侵前的港英社会、日本入侵后的军事抵抗与对峙、港九作战写到驻港英军投降、内地各界与在港欧亚混血儿的参与、战时的民防，为我打开了理解香港的另一面：破败、混乱、殊死抵抗、忧患与不安。全书用一种近乎白描的方式记录了香港保卫战前后各方的反应和后续效应，用11个表格、28张地图和36张照片为普通读者勾勒出了这场残酷战争的基本图景，在读过这些资料后，香港不只是“东方明珠”，更是一个在战时占据重要情报地位且许多历史仍待进一步探索的“遗珠之地”。
2025年，在经历一而再、再而三的请示送审和同行纷纷劝退的压力下，我终于“渡劫”造出来了第一本韩国选题。相较而言，在我手上的涉日选题就没那么“好命”了。（其实很多老师知道我重回出版圈后，都慷慨地拿出自己的成果想交给我来出，但由于个人和出版流程等各方面因素，涉日选题几乎都被我婉拒了——这里还是要感谢部分老师的信任和理解。）
从几年前的《战争记忆与日本社会政治（1945—2005）》（Franziska Seraphim，*War Memory and Social Politics in Japan, 1945-2005*,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5）到今年的《癫狂：日本战时大众文化（1937—1945）》，这两部下大力气的书稿最终都未能出版。虽然《癫狂》并不是我策划的选题，但之所以当时愿意接下这本可以预见其命运多舛的书，无非是因为它罕见地同时具备了我的三个兴趣点——战时、大众文化和母国语言流利的日裔美籍作者。很多亚裔作者在写到母国时都会暴露出“临时抱佛脚”的“装熟感”，内山的写作可以说是亚裔学者的东亚史研究范本，日文熟练、逻辑顺畅、叙事能力极强——这或许就是这本题材并不新鲜但仍能拿下2021年亚洲研究学会“约翰・W.霍尔图书奖”的原因吧。
《癫狂》以人物群体为脉络，依次按照二战的进程分析了日本战时大众文化领域出现的“狂欢之王们”（战时记者、军需工人、军人、电影明星、少年航空兵）在精神、社会地位及评价方面的变化与分裂，通过讲述大众文化在日本走向“战时癫狂”的过程，从而审视战时日本政府对社会大众的管控以及民众的认同危机。作者在前言便点明其主要的理论依据为山之内靖的“总力战体制论”，但他同样指出“当下许多对日本战时文化的研究，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是基于总力战体制论的理论框架而展开。这些研究虽恰如其分地凸显了日本战时经历的现代性，但也倾向于将战时大众文化研究降格为一项针对国家管制下旨在增进国民凝聚力、社会和谐和民族团结的宣传活动的考察”——在确认《癫狂》无法问世之后，我数次翻看了这本书稿，一边为其感到遗憾的同时，一边在处理其他与大众文化相关的书稿，不禁会想起书中对战时大众文化研究的质疑，放眼当下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大众文化研究，何尝不是依然在被“边缘化”、被“降格”呢？
至于“下班书”，我更愿意选择叙事性强、实用性高且更契合个人兴趣的书：
这几年由于听广播剧，对很多上一辈的配音演员很感兴趣，便找了这本书来看，书名由书中的四位上译厂已故配音演员（陈叙一、邱岳峰、毕克和尚华）名字中各取一字而得，原本收有一盘汇集上译厂主要剧目片段的MP3光碟，但我从图书馆借出时已经没有光碟了，庆幸B站保留了很多上译厂世界名著系列的广播剧，让我能伴着剧目读完这些幕后之人的故事。
这本书的体例与一般的纪念文集也有一定的区别：四位先生各为一部分，每部分的第一篇为苏秀撰写的文章，苏文的篇幅在各部分收录的文章中也是最长的；其他的作者则有上译厂的老同事、学生后辈、子女、影迷。不可避免地，文章的写作水平和情感表达参差不一，我在阅读过程中跳过了大部分影迷的抒情文章，主要看身边人的记录和追忆。并且出于保护家属和一些历史事件的缘故，毕克和尚华的部分远没有陈叙一和邱岳峰的部分精彩。
虽然这是一本没有带任何工作、学习心态来读的书，但却让我意外地学到了很多与工作相关的内容。尤其是老厂长陈叙一，从小学习英文，二战期间就以翻译、改编外国戏剧见长，还曾为苏联商人在上海经营的私人电台写过广播剧，他对台词和剧本的严厉要求几乎是每一位作者都会提到的内容。比如他创制的上译厂特有的“初对”制：“甲翻译的剧本，由乙做编辑，与译制导演及口型员一起对剧本进行修改、加工。这样一来，无论是甲的翻译水平，还是乙的校对水平，就都展示在大家面前了。因此，没有人会不用功。也因此，既提高了剧本的质量，也提高了翻译、编辑、导演的能力。”
陈叙一在晚年因患喉癌已无法发声，在最后的几年，他把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在剧本翻译上，曹雷是这样描述他的译本的：
一句句对白仔细地划上停顿号、连续号；画面没有人物形象的台词注上了“画外音”；稿纸四边的空白处写满了注释，说明为什么要用某一特定的词，它的双关含义是什么。有的词汇，他从不同字典中查出不同的解释，一条条都写在旁边，还标明他认为准确的含义，以供我参考选择；所有他自认吃不准的地方，都打上了问号，要求我作进一步研究……他甚至在有一处写明，影片中那些人在玩什么牌，这种牌怎么个玩法，玩牌的人该怎么叫牌。尽管那些都不是要紧的台词，只是场景里的“水词”，起个渲染环境气氛的作用。
童自荣更是在文章中以《佐罗》的剧本为例，选取了“广场伸张正义”和“教堂劫富济贫”两个片段的初稿和完成本来对照说明陈译的朗朗上口与通俗易懂。童自荣更直言想做一本英汉对照的书，选取陈叙一亲自翻译、最有经典意义的影片完成本。不过遗憾的是，这个选本至今未能问世，而目前能找到的陈叙一先生的译本，似乎只有《一个警察局长的自白》（收入《外国电影剧本丛刊（4）》，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希望我的同行们有朝一日可以完成陈叙一先生完整译本的出版吧！
作为一个摩羯座INTJ女，在近几年逐渐意识到“如何让自己尽量少一点内耗”是长久的人生课题后，给自己立了一个基本要求便是每年至少要看一本心理学相关的书。比起很多专业的心理学书籍，这本几乎算是“短平快”的小贴士集了，没有太多的理论探讨和事例分析，只是简单地指出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我在高二、高三时就频繁地被当时的班主任指责“情绪化”（多年后，我想他大概也不知道“情绪化”意味着什么，只是一种试图显得自己很有深度实则极其幼稚无能的语言霸凌），而在我从小的成长环境里，长时间被规训的一点就是要做一个好脾气的人，不要惹出事端、引起冲突，出了问题都要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随着社会经验的积累，我逐渐意识到，这种自我规训实际上才是许多事端的源头，就像书中所说：“不论是‘容易感情用事’的人还是‘能够克制情绪’的人，都会因为竭力避免变得情绪化而让自己在生活中受到百般的束缚。这才是‘情绪化’问题的本质所在。”
这本书带给我最重要的启发，便是要理性、自然地接受“情绪”，接纳自己的情绪失控，把情绪视作一种自我保护机能。生气和痛感一样，都是生理性的自我保护反应，只不过后者是为了保护肉体，而生气是保护自己的心灵。理解了这一点后，更需要做的，便是像曾经克制情绪一样努力正视情绪，审视突发情况下为了强调自身正确性而引起的“情绪激动”。处理情绪的过程，也是了解自己的过程。
或许是平时接触太多译本的缘故，近几年觉得自己的语言能力好像常常陷入一种停滞状态。30岁以后，我的日常阅读也不自觉地开始“反刍”，尤其在焦虑烦躁的时候，翻到大学时读过的古诗词会一瞬间感到内心平静——对一个并不合格的中文系学生来说，这也是意外之喜。
今年开始重读纳兰性德，原因之一是我觉得目前关于他的传记和研究都写得太“平”，虽然文学史以及后世对他几乎已是盖棺定论，但我一直对将这样一个交际广泛的近臣武官塑造成一个哀婉凄绝的“多情种”的行为感到困惑，以前读到其回赠救吴兆骞的顾贞观之作《金缕曲·赠梁汾》并得知他在这之后更向父亲求助解救吴兆骞时，更觉得这个人的形象绝非后世讨论的那样寡淡无聊。原因之二是纳兰性德是古代文士中出生日期和我最近的人，一定程度上，我会把他作为一种参照系，想了解他的心理波动来反思自己的处事。
大学时期曾经读过张草纫笺注的《纳兰词笺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张本主要侧重于诗词典故等方面的说明，而我更希望了解每首作品背后的本事，赵、冯二人的笺注本则弥补了这一点，虽然在某些作品的解读上也确实存在附会之嫌，但结合张本，阅读这类一手文献的确能给读者带来更多惊喜：因随扈南巡而写信给朋友抱怨长时间无法见面；开心地爬完虎丘山，却收到领导“尚虚华，安佚乐”这样完全相反的评价等。这种藏在细微之处的“活人感”或许正是静心阅读才能收到的馈赠。
附记：2025年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对我是“后劲”很大的一年。2024年，一位我很敬重的长辈在年初离世，这位总编辑老师在多年前和我因工作结识，此后的交际也仅限于朋友圈的日常点赞，甚至没有机会再碰面，2022年他偶然间看到我的一篇文章后，发微信说“小陈你一定要多写”，此后这句话也一直贯穿于后续我们之间不多的几次交流中。而我直到他离世后，才知道他看到我文章的时候刚经历了一场大手术，甚至在2023年年末互道新年好的时候，我祝福他健康平安，他说“希望再看到你写的好文”，不久后我收到老师猝然离世的消息——显然我们都没做到。2023至2025年，我甚至没有为自己写过一个字，2025年心力交瘁地收拾了几本难以卒读的书稿，其间常无意识地想到这位长辈的嘱咐，百感交集，希望这篇落笔迟滞的小文是个重新“多读多写”的开始，也谨此深深地感谢、怀念张志勇老师。
作者简介
陈畅涌，肄业博士、中文系逆女，热爱工作但下班更积极的出版杂役。
反方向的钟，灵童编辑
拖稿惯犯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