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战争可谓一场席卷东亚三国的“世界大战”，改变了东亚诸国实力对比和关系，并对东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陆史学分期通常把1840年视作中国近代史开端，宋念申则将线索拉长，将壬辰战争爆发与满洲开始崛起的16世纪设为东亚现代的起点，并将中国和东亚放在全球史的脉络中详察其发展演变过程，从追溯“满洲”历史文化传统和考察地缘政治入手分析“满洲”及“大清”的独特性，进而指出其对中国历史走势和东亚格局形成的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及对东亚思想史形成的巨大冲击——而这一切正为今日“中国”的形成提供了历史基础。这些对清史的论述回应了国际史学研究范式的“全球史”与“族群”转向，从而与国外内亚研究和“新清史”研究形成了具备主位意识的积极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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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异动：满洲作为多边边疆
明、朝、日三国在半岛的战争，最后谁也不算赢家。朝鲜社会经济被严重破坏，很长时间不能恢复；战争迫使朝鲜宣祖分出一部分权力给储君光海君，使敏感的立储问题在战后更加复杂，更导致日后光海君对明廷不满。日本丰臣政权崩盘，又进入新一轮政治动荡。但从另一方面说，社会结构的破坏也刺激了流动性，大批朝鲜中人、常民趁乱获得两班身份，日本也涌现新一批权贵阶层。从地区格局看，由于各国更专注于内部事务，中日韩在其后的将近三百年中没有出现大规模国家间冲突。这可以说是明军援朝奠定的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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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璞，145×96cm，1760年重绘 （韩国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博物馆 藏） 日本入侵朝鲜釜山镇，为壬辰战争开端。与此同时，弩尔哈齐（ᠨᡠᡵᡤᠠᠴᡳ，*nurgaci*；1559~1626）领导的女真部崛起，受此二者影响，东亚区域权力关系大大改变。
当然，如此大规模的变乱，总是有获益者的。获益最大的有两位。其一是日本的德川家康：这位大名没有参与侵朝战争，保存了实力，这使他在后丰臣时代的角逐中最终胜出，得到“征夷大将军”之位，建立统治日本两百六十五年的江户幕府。第二位则是努尔哈赤及其领导的女真 / 满洲政权。满洲的崛起多少有些意外，因为它本来是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中不很起眼的一方。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边缘”政权有朝一日竟然强大到入主中原，平定内亚，经略海疆，成为东亚历史上一等一的强盛帝国；不但让“中国”的概念为之一变，更使东亚地区格局焕然一新。
拜丰臣侵朝所赐，满洲的崛起有其偶然性。明朝用来钳制东北女真、蒙古诸部的，是辽东的兵马。但在援朝战役中，辽东精锐作为主力赴朝，也就无暇顾及东北边疆的内部权力变化。战前，建州左卫的努尔哈赤已经将四分五裂的建州女真统一。至战争起，努尔哈赤趁机继续坐大，令毗邻的海西女真和科尔沁蒙古感到威胁。明日议和休战那年，努尔哈赤吞并海西女真的战役也开始了。此外，包括朝鲜之役在内的万历三大征给北京造成很大的财政负担，其后以节流为目的的改革又动摇了政权的稳定性，终致内乱不已（李自成就是驿制改革中被裁撤之驿卒）；而军队要应付蜂起的叛乱，就更缺乏足够的力量投入东北防务。
但是从历史长时段看，满洲的崛起又属必然。这和中国东北地区的地缘战略位置有极大的关系。要把这层关系讲清楚，我们需要转换一下视角，不是从中原来看满洲，而是以满洲为中心来看整个东亚。
欧亚大陆板块的东北部，冬长夏短，气候苦寒，被周边各个农业文明视为边缘“蛮荒”地带。这里是通古斯人群为主体的人类世居之地。其南部与华北、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毗邻的区域（包括今天中国的东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俄罗斯远东区的南部和西伯利亚区的东南部、蒙古国东部、朝鲜北部，以及库页岛—南千岛群岛—北海道一线），在历史上产生过诸多大大小小的政治体，它们和周边政权有着频繁的交往，是沟通东亚的文化、经济、交通枢纽。因为历史上该地区最主要的人类活动是围绕黑龙江及其支流展开的，我暂且把它称为“大黑龙江区域”，但它不仅包括黑龙江诸水系，也包含临近的辽河、鸭绿江、图们江水系流域。
汉文史料中，这个区域的世居族群包括扶余、沃沮、肃慎、挹娄、室韦、靺鞨、虾夷、契丹、女真等等，但这些族群的界限其实很不清楚，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不但世居族群相互有交叠、融合、分化，和周边的汉、朝鲜、大和、蒙古等族群也有相互吸纳和融合。这个地域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生态单元，而是多种生态环境相混合，于是也塑造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多样性。总的来说，世居族群主要从事采集、狩猎和游牧，在南部靠近农业区域的地方，则有农业生产。他们接受周边文化（特别是中原文化）的影响，但也保持自身独特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和文化特质（如萨满教）。
Michela Lovadina.*Shamanica Manchurica Collecta 6: Manchu Shamanic material rediscovered:a photographic documentation from the 1932 Sven Hedin expedition*,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1998.
我们现在习惯认为东北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在多数时间里，中原王朝并不直接统治这一地区，汉时建立的四郡和唐时建立的安东都护府，仅及辽东到朝鲜半岛北部。多数情况下，中原与东北或建立宗藩关系，或实施羁縻管理。反过来，历史上这个地区兴起过许多强国，往往对中原王朝构成极大威胁。扶余后裔建立的高句丽（前37—668），极盛时势力横跨辽东半岛、朝鲜北部，直至日本海，先后击败过倭、百济、新罗、隋唐等劲敌。其后靺鞨人的渤海国（698—926）被称为“海东盛国”，对唐王朝称藩属，同时和日本有频密的使节往来，与朝鲜半岛上的统一新罗也强化了贸易关系，可以说是东北亚的枢纽之国。再后来，契丹建立的辽（916—1125）和女真建立的金（1115—1234）都曾进取中原，迫使宋王朝或纳贡，或南迁、称臣。
1982年发现。壁画绘在甬道两壁和墓室内，共12个形象不同的人物，用铁线描法涂染颜色绘成。是已发现的唯一的渤海墓壁画，展现了渤海人形象。
清代以前将全部东北纳入中原王朝直接管辖的，其实只有元朝。元中央政府设立辽阳行省，管理大黑龙江地区。但元是从北至南，灭了金和宋之后才入主中原的，而创建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则生长、起家于黑龙江源头之一的鄂嫩河地区。因此元从根子上说，和清一样，本就是从这个地域兴起的。明朝虽设立奴尔干都司，统辖鸭绿江到库页岛的广大地域，但仍属羁縻统治，且设司时间只有短短二十五年。
今天无论是在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还是俄罗斯，东北欧亚/大黑龙江区域的历史都是作为“边疆”来叙述的。而恰恰因为它是“多边的边疆”，其历史很难被任何一个当代主权国家的国内史所垄断。如果我们把这个多边边疆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单位，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和脉络，反而更清楚一些。可以看到：从高句丽扩张，到忽必烈进犯日本，大黑龙江区域兴起的政权，在清朝崛起前就是冲击东亚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有历史学家把中国历史演进线索，总结为中原农耕区域与草原游牧区域的相互争夺，但这个说法似乎过多强调两个生产形态的对立。美国学者拉铁摩尔指出，成熟的农耕社会和游牧社会，其内部是相对稳定的，而动荡的根源，往往是游走于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中间”地带。
有中国学者将“内亚”误解为草原地区（游牧文化带），并据此否认满洲地区和满洲民族与“内亚”的关联，实属“望文生义”。
中国的内亚边疆，特别是东北，正是这样一个中间地带：它既不纯是农耕，也不纯是游牧。而且东北的震荡，波及的不仅是中原地区，而是整个东北亚。努尔哈赤和满洲的崛起，也适合放到与明、蒙古和朝鲜互动的框架下来认识。
明代女真大致分为南部的建州女真、东部的海西女真，和北部的野人女真三大部。各部之间和内部又多有争斗，各不相属。明将元北逐之后，为清除蒙古影响，拉拢东北女真及其他部族，建立了对大黑龙江区域的羁縻管理。明在此地前前后后设立多达数百个卫所，尽管卫所的长官是由各部首领世袭，但明在名义上对长官有任命权。明对此地的羁縻手段是多方面的：在经济上将中央册封与当地人急需的朝贡往来、互市贸易特权挂钩；在政治上联弱抑强，防止一家独大；在军事上联合朝鲜，进剿侵扰边境的小部落。明在建州女真部设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三个卫所。努尔哈赤的先祖猛哥帖木儿，就是建州左卫的首任指挥使，其势力范围最早在长白山和图们江两岸。15世纪中叶，建州左卫西迁到辽东的浑河一带。
蒙古方面，元朝被推翻后，蒙古分裂为瓦剌、鞑靼和兀良哈三大部。其中最东部的兀良哈一度归附明朝，活跃在与女真相邻的松花江流域。15到16世纪，鞑靼诸部逐渐控制兀良哈地区，南拓至长城及辽西，同海西女真有过冲突。到明末，其中的察哈尔部一枝独秀，其首领林丹汗承袭蒙古大汗之位，号令诸部。科尔沁、内喀尔喀等部则和建州及海西女真交往频繁，互市通婚不断。在努尔哈赤下令创制“国书”（满文）前，女真文书政令多依靠蒙古文。
朝鲜方面，15世纪前中期世宗大王北拓版图，在图们江中下游设六镇，对当地女真实施进剿和怀柔并用的政策，不少女真首领接受朝鲜册封，所属族人融入朝鲜社会。所以尽管朝鲜和女真皆为明藩属，朝鲜则更将女真视为朝鲜的藩属。不过因建州女真时常侵扰掳掠，朝鲜亦视之为最大安全隐患。以至于丰臣侵朝时，努尔哈赤曾上书明廷，自告奋勇出兵援朝，却遭到朝方的断然拒绝。
建构大清：皇太极的多元帝国
虽然丰臣侵朝战争极具历史意义，但在满洲崛起前，东北亚地缘政治斗争的主线，仍是明和蒙古的争夺。在明、蒙古、朝鲜和女真的多边关系中，女真被挤在犄角，论人力、物力、财力都是最弱的一方。正因为处在多边犄角，女真人一开始要处理的就不是和明的双边关系，而是多边关系；也正因为女真实力最弱，所以满洲政权不能仅满足于当一个女真人的政权，它必须是一个多元的政权，才能在多边竞争中存活、壮大。这一特点，勾画了以后清王朝在区域格局中的基本面貌，也决定了17世纪中期以后东亚地缘格局的基本面貌。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他们所建立的国家，其历史意义不在于取代了明朝—这和我们习惯的，从中原视角，把清朝的崛起仅看作“明清鼎革”很不一样。特别是皇太极，他创建的大清，是一个容纳满、蒙、汉的“天下国家”。这与其说是他更有雄心/野心，不如说是地缘形势使然。
漠南蒙古内喀尔喀部位于辽河流域（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一带），内分五部，长年互攻，冲突不断。五部之一巴岳特部贝子恩德格尔是首位内附建州的喀尔喀贵族。1606年恩德格尔引领喀尔喀五部使臣给弩尔哈齐（ᠨᡠᡵᡤᠠᠴᡳ，*nurgaci*；1559~1626）上尊号“昆都伦汗”（ᡴᡠᠨᡩᡠᠯᡝᠨ ᡥᠠᠨ，*kundulen han*，恭敬汗）。
1636年是满洲政权极具转折性的一年。三月，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位贝勒齐聚沈阳，正式奉皇太极为蒙古大汗，奉尊号“博格达·彻臣汗”，意为“宽温仁圣汗”。四月，皇太极把国号由“后金”改为“大清”（Daicing），改年号“天聪”为“崇德”。在汉臣献上的表文中，将皇太极称为“宽温仁圣皇帝”。参加登基仪式的朝鲜使臣，碍于与明的宗藩关系，拒绝行三跪九叩之礼，即不承认他为天子。于是这一年年末，皇太极以朝鲜破坏盟约为由攻朝，这是他第二次入侵半岛。上一次是1627年，皇太极逼朝鲜签下兄弟之盟，并应允在满洲与明之间保持中立；这一次，他迫使朝鲜断绝与明的宗藩关系，成为清的臣属，助清灭明。
这几件集中发生的事情，标志着满洲政权至少在名义上，已经不再是一个女真人的国家，而是一个要成为“天下”的国家了。理解几件事情的原委，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此时距清军攻占北京还有七八年的时间，清帝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建构，已初具雏形。
该碑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以西60余公里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交界处的格登山上。乾隆御笔气势雄伟，记录了清军平定准噶尔的作战经过和辉煌战绩，表彰了25位勇士，阐述了平定准噶尔的合理性。 碑身高2.59米，宽0.83米，厚0.27米。碑体为花岗岩材质。全碑分为碑额、碑身、碑座3部分。碑额镌刻着双龙戏珠的图案，碑额的正面刻“皇清”，背面刻“万古”，碑身正面刻满文和汉文，背面刻藏文和托忒文。满文书写以左为尊，汉文则以右为尊，二者合璧各行其是。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比较了解了。1644年，明朝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推翻。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平叛，但清军就势夺取整个明朝疆域，取而代之。清朝在后来的二百多年中开疆拓土，不但有效管理了明代下辖的地域，而且把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和台湾纳入版图。这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新格局，也为东亚以及内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局面。越来越多的全球史学者现在认为，清代中国是早期全球化时代，一个与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帝国以及俄罗斯帝国等，同等重要的“欧亚帝国”。
这样一个帝国，是凭借什么从弱小走向强大呢？
还是要先从努尔哈赤说起。上文曾提及，明代女真是个分裂的、互不相属的群体。努尔哈赤凭借他出色的外交和军事手段，一边不断向明输诚，一边趁辽东空虚统一了建州女真。这使得邻近的海西女真如临大敌，其中实力最强的叶赫部，在1593年联合同为海西的辉发、哈达、乌拉三部，并科尔沁蒙古、锡伯等共九个部族进犯建州。努尔哈赤在古勒山之战中大败九部联军，并在随后的二十年中逐步吞并了哈达、辉发、乌拉。
兴京老城大殿遗址 辽宁·新宾 1616年弩尔哈齐在赫图阿拉城称汗。城中的大殿是其登基之处。
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永陵镇）建立“后金”国（aisin gurun），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定年号“天命”。两年后，他以“七大恨”为借口，宣告与明为敌，随即攻下辽沈，掳掠大量人口。明朝这时才意识到努尔哈赤的威胁，在1619年，联合了名义上统治蒙古诸部的察哈尔部林丹汗、朝鲜和叶赫部，试图剿灭后金，却被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一战中各个击破。随后努尔哈赤消灭了叶赫，完成了对海西女真的吞并；又花了数年时间，将北部的野人女真诸部也纳入统治之下。
（故宫博物院 藏）
虽然“后金”的国名明显有追溯完颜氏建立的金朝的意味，但努尔哈赤在一统女真诸部的同时，十分注意笼络蒙古。邻近的科尔沁和内喀尔喀五部，都曾与建州对抗，努尔哈赤不以为意，通过联姻、互市等方法逐一拉拢。身为蒙古大汗的察哈尔林丹汗，开始担忧努尔哈赤对漠南蒙古的渗透，发兵征讨科尔沁和内喀尔喀，但这反而促使它们成为最早与后金/满洲联合的蒙古部族。科尔沁尤其成为满蒙联盟的典范，对清帝国的创建和维护出力极大。著名的孝庄太后，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在大沽口重创英法联军的僧格林沁，都出自科尔沁部。努尔哈赤的年号“天命”，就是一种跨文化的政治目标，因为“天”在满、蒙、汉文化中，都代表着政权合法性的最高来源，可谓三者的最大公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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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本设色，262×181.6cm （故宫博物院 藏） 孝庄太皇太后（ᡥᡳᠶᠣᠣᡧᡠᠩᡤᠠ ᠠᠮᠪᠠᠯᡳᠩᡤᡡ ᡤᡝᠩᡤᡳᠶᡝᠨ ᡧᡠ᠌ ᡥᡡᠸᠠᠩᡥᡝᠣ，*hiyoošungga ambalinggū genggiyen šu hūwangheo，1613~1688），博尔济吉特氏（蒙古语：ᠪᠣᠷᠵᠢᠭᠢᠨ，*Borǰigin*），名布木布泰（ᠪᡠᠮᠪᡠᡨ᠋ᠠᡳ，B*umbutai*）。史称孝庄文皇后，孝端文皇后侄女，海兰珠之妹，顺治帝生母，康熙帝祖母。为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寨桑和博礼之女。著名治家、满洲八旗领袖、清朝入关后的政权奠基人之一，先后拥立和辅佐两任皇帝。
努尔哈赤去世时，其政权所辖，已是一个多元族群的国家。辽东有大量汉人从事农业生产，经过早期掳掠和招抚，这里的汉人日益增多，总数甚至超过了女真。随着蒙古部族加入，蒙古人的比重也在增大。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朝鲜俘虏，在萨尔浒之战后被吸纳进来。人口、土地增加，利益分化也越来越明显。皇太极面对的，就是一个内部矛盾错综复杂、对立日益尖锐的国家。他一面继续发展努尔哈赤创制的八旗制度，在满洲八旗之外，分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让各族群都有人口纳入旗制。一方面因俗而治，以汉治汉、以蒙治蒙。对女真族人，他强化汗权，并以“国语骑射”来塑造认同。1635年，他正式命令，以“满洲”作为女真诸部的统称，把过去分裂的部落国家聚拢到一个新的名称之下。尤其区别于努尔哈赤的是，他结束对汉人的苛政，保护汉民，重用汉官，以明朝为参照来建立、完善政府架构和法律制度，并开科取士招揽人才。经过这一番“天聪新政”，满洲政权的军事实力、生产能力、政治能力都大大增强，势力在长城以北不断巩固。在满汉大臣的不断谏言下，入主中原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明初中原政权之所以能够取得对北元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建立了和朝鲜半岛、女真，甚至是部分蒙古部族的联盟。到了满洲崛起之时，皇太极的战略选择也是如此。他曾言“取北京如伐大树，先从两边砍，则大树自仆”。地缘上看，中原的“两边”，正是察哈尔蒙古和朝鲜。1627年和1636年，皇太极两攻朝鲜，最终斩断朝鲜与明朝的同盟，并且强迫朝鲜派兵参与攻明。经过多年征战，皇太极终于在1634年彻底打败林丹汗，征服了察哈尔在内的整个漠南蒙古。
首尔三田渡 1636年皇太极挥师朝鲜，击败朝军。朝鲜仁祖前往南汉山城避难，后向大清投降，愿为其藩属国。1639年该碑竖立于当年皇太极受降的三田渡地区。正面为满文和蒙古文，背面为汉文。汉文版本为朝鲜官员李景奭撰写。
不过皇太极最大的成就，还不仅是奠定了一个多元帝国的军事和政治基础，而是缔造了其多元一统的意识形态。清代文献皆记录，在征服察哈尔后，林丹汗的妻子奉上标榜政治正统性的“传国玉玺”。这个消息大大神化了皇太极的地位，也直接导引出各部族大臣的劝进。1636年，他接受“博格达·彻臣汗”之号，名义上成了蒙古人的大汗，成吉思汗的继承者。这标志着数百年来只能由蒙古黄金家族（相当于成吉思汗的后裔）承续大汗之制的终结，此后蒙古大汗皆为清帝。紧接着，他把国号改为“大清”，不再将这个国家说成是女真金朝的延续。特别有意味的是，在百官劝皇太极接受尊号时，多尔衮代表满洲、科尔沁的土谢图济农巴达礼代表蒙古、都元帅孔有德代表汉人，分别跪献表文，显示着这个新的最高统治者统合了满洲汗、蒙古大汗和中原皇帝这三个角色。
导演/编剧：金汉珉 上映：2011，片长：114分钟，语言：韩语 / 满语 1636年金（清）军攻打朝鲜，朝鲜仁祖投降称臣，瑞俊和慈仁被满洲军队掳走，射术出众的南伊沿路追踪伺机搭救亲人，引起了满族弓骑兵大将的注意……
就满洲政权而言，迫使朝鲜臣服，原本是明清之战中的战略行为，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这种臣属关系的建立很快就有了军事征服之外的含义。历史学者王元崇认为，清通过与朝鲜建立的宗藩关系，在入关的前几年就已经在逐步塑造自己的“中国”认同。而入关后，清韩宗藩关系更成为此后清朝和其他属国建立名分的模板，也成为清代宗藩制度中最为典型和牢固的双边关系。
皇太极虽然没有活到清军入关的那天，更未能预见此后一统漠西和漠北蒙古，但他的“天下”布局，在生前已现雏形。
“满”与“旗”：族、籍之间
1644 年4月25日，李自成攻陷紫禁城，明崇祯帝自缢煤山。驻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在闯军和清军之间，倒向后者，引清军入关平叛。清朝摄政王多尔衮旋即迎顺治帝入京。此时距离皇太极创建大清，已有八年。在此后的十几年中，清逐步剿灭李自成和南明政权，定鼎中原。到康熙执政之时，清朝平定三藩、克复台湾，北遏俄罗斯、西征准噶尔，初步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
到了20世纪初，曾经盛极一时的清帝国已经风雨飘摇。那时一批青年知识分子，面对列强的欺凌，力主以种族革命理论动员民众。一位叫陈天华的湖南青年，在1903年以通俗的鼓词形式，写了《猛回头》一书。书中将满洲、蒙古、西藏等视为“异种”，并呼唤“汉族”的种族意识：
俺汉人，百敌一，都是有剩；
为什么，寡胜众，反易天常？
只缘我，不晓得，种族主义；
为他人，杀同胞，丧尽天良。
和同时代许多受到欧洲近代思想影响的国人一样，陈天华宣称，世界历史是一部“文明”战胜“野蛮”的历史：“我汉族对于蒙古、满洲、苗猺自然是文明的，对于欧美各国又是野蛮。倘不力求进步，使文明与欧美并驾齐驱，还有不灭种的理么？”
《猛回头》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文本，辛亥以来，贯穿于其中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叙事，借由教育的普及推广，深刻影响了民众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它的意义在今天需要认真检讨。在早期革命者中，一方面要反抗欧洲殖民主义，一方面又把为殖民提供理论支撑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奉为圭臬，把中国的未来定位为“与欧美并驾齐驱”，是一个很流行的逻辑。抛开这套逻辑的内在矛盾不说，它把中国的历史，嫁接于欧洲近代史逻辑，即把族与国对接，把历史说成是“文明种族”与“蛮族”的争夺史。其革命目的，虽然在于推翻清政府，但早期动员手段，却宣扬以种族革命驱除作为“鞑虏”的“满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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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肇造，革命党人视其为明朝统续。这与革命动员期革命党人试图将“中华民国”塑造为汉人的“民族国家”这一诉求相关，在章太炎提出的”中华民国“这一概念中，“中华”所指地域即为十八星旗代表十八省（所谓“中国本部”）。这一观念无疑具有巨大历史局限性。
今天看来，把清朝在东亚大陆的崛起仅视为“明清鼎革”，视为（落后的）满族文明破坏了（先进的）汉族文明，不但根本无视清朝在政治、社会、文化诸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且把近代才发明的“民族”和“进化”概念硬套到历史身上。更进一步说，是消解17世纪以来“中国”概念既有的演化。这里并非要否认清朝崛起过程中，中原与满洲政权之间激烈的冲突和对抗，更不是否认有清一代存在着族群压迫，但这种冲突反抗在多大程度上是今天民族、种族意义上的呢？更进一步说，那时有没有一个类似今天“满族”的族群呢？
前面提出过，大清从建立之初，就已经是一个多元政权，融合了满洲、蒙古、汉等各族群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国家想象。那么其中最为典型的满洲制度，就是八旗制。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在女真人原有的生产生活组织制度（牛录）的基础上创立的。八旗既是军事组织，也是社会组织和宗法行政组织，它有效地把努尔哈赤辖下的人口动员起来，分旗、分层管理和指挥。在满洲政权扩张过程中，八旗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清朝定都北京后，从属八旗的人口（包括官兵、家属和奴仆）几乎全部“从龙入关”，成为清政权依靠的主要力量。
此后，八旗主力除驻扎北京外，还在杭州、武汉、西安、荆州、广州等几十处重要城市驻防，旗属人口逐渐由流动改为定居，其“旗”的身份，也从本来最重要的军事组织标签，渐渐扩大成户籍、阶层标签，用来区别于普通的“民”。“旗人”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享有诸多特权。比如，旗人世代不必从事劳动生产，其生活来源全部由国家承担。旗人比民人享有更多的机会做官，也不必经由科举入仕（除非自己愿意）。清代国家机关中，从八旗中选拔的“满员”始终较考试上来的“汉员”地位略高，也有更多配额。此举当然是国家为确保统治，给予精英集团世袭特权以鼓励效忠。但同时，旗人也必须要恪守国家对他们的规范，比如“国语骑射”，不与民通婚等等。
“旗籍”与“民籍”的分立，在实践中有时和“满人”“汉人”的身份相互交叠，给人一种种族对立的印象。其实到了清代中后期，以语言、生活方式等为标志的族裔界限日渐模糊，“不问满汉，但问旗民”的社会阶层界限，才是关键差异。但在清末，早期革命者把欧洲种族差异话语嫁接到本地的社会政治差异话语上，塑造了一个与“汉族”相区隔的“异种”。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旗人”才一变而成族裔身份的“满族”。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好像我们今天户籍上分立的“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变成了两个“民族”一样。
问题是，一旦“民族”的身份被塑成，民族主义的历史就按照这个身份展开了，好像城里人和农村人从一开始就属于两个相互竞争的文明单位，连人种都不同。这当然不是事实。
八旗制度源自女真人狩猎组织的习惯法传统。
八旗制度是满洲独有的，但八旗却不只是由满洲 / 女真人组成的。众所周知，随着后金和清政权的崛起，联合、归附或投降的部众越来越多，在皇太极时代，就从原有八旗之中逐渐分出了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
如此划分，自然出于方便平时管理和战时调配的需要。比如，八旗蒙古在清初的蒙古用兵时作用突出，八旗汉军则成为进取、巩固中原的关键。但这种区分又不是严格按照族源来的。一方面，满洲人、蒙古人和汉人，都有少部分因种种原因划归其他二部。另一方面，随着清朝的历次用兵，俘获很多其他族裔的人丁，比如朝鲜人、回人、藏人、俄罗斯人甚至越南人，他们也都被编入八旗。
阿尔巴津人（Албазинцы，Albazinians）为中国人中俄罗斯后裔组成的群体之一。崇德五年（1640）皇太极征索伦部烧毁原有雅克萨木城，其后索伦部达斡尔人首领阿尔巴西在旧址兴建新城。顺治八年（1651）俄罗斯人攻占该城，以阿尔巴西之名命之为“阿尔巴津”。康熙年间清军多次派兵进剿，最终占领该城。期间多有俄罗斯俘虏和哥萨克投诚，遂被遣至京师，编为镶黄旗满洲都统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史称“俄罗斯佐领”，为斯拉夫人与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等的混血儿。现有500人左右。1951年的民族识别将其划为满族，其中小部分后将自己改为俄罗斯族。
可见有清一代，“旗”与“女真 / 满洲”不是直接对应的关系，旗本身就不是族属概念。八旗之内虽有族源分别，但其界限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清晰。旗人内部的融合是很明显的，像不少汉军就改了满洲姓氏。到了清朝巩固中原、平定三藩之后，八旗人丁的族属构成中，汉军的比例大大增多，已超过满洲和蒙古，以至于到了乾隆年间，皇帝不得不令大量汉军人口出旗，只保留入关前的汉军的旗籍，以减轻国家负担并保证满洲在八旗中的主导地位。八旗之内，各族裔的身份认同也日渐趋同，大部分人“渐习汉俗”，最后差别甚微。到了近代，不管八旗满洲、蒙古，还是汉军，大都只认定自己是“旗人”。而这“旗人”与皇太极时代“满洲”的族裔身份联系，实质已经相当遥远。
在此后的民族建构中，“旗人”的概念被转换成“满族”，但两者仍然不完全一致。比如，由于民国初期对“满人”的社会歧视，很多满姓旗人改了汉姓，隐瞒自己的旗籍。而到了共和国时期，旗人及其后裔则又纷纷改回“满族”，登记人口迅速增加。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满”已经成为今天中国人数仅次于壮、维吾尔、回、苗的第五大少数民族。再比如，过去在八旗满洲中的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锡伯等部，从满族的类别中分出来，单独列为官方认定的“少数民族”。
其实无论满汉，都是在动态交往过程中产生的相对概念。和“满族”一样，“汉”作为“民族”也是从19世纪末才逐步固化的概念。满洲多元政权的入侵，对中原地区的文人精英来讲，的确有极大的心理冲击，但这冲击的根本，与其说是种族竞争，不如说是深刻动摇了中原原有的华夷观念。“夷”要成为“华”了，“天下”还是“天下”么？
“夷”在东亚：异族与正统
清雍正六年（1728），湖南士人曾静，劝诱川陕总督岳锺琪起事反清，结果反被诱捕送京。曾静交代，自己是受著名儒士吕留良反清思想的影响。于是雍正皇帝刊行《大义觉迷录》，从理论上驳斥吕留良“满人为蛮夷”的观点，并让“改造思想”后的曾静到全国现身说法，消除汉人士人的反满情绪。轰动一时的“曾静案”及其后续，既是大清大一统意识形态遭遇的一次公然挑战，也是它的一次公开自辩。
前面曾探讨过，清入主中原后带来的族群矛盾，不能按照今天“民族”（nation）的概念去理解。这当然不是否认历史上的族群压迫和反抗。只是，当时像吕留良、曾静这样的中原士人，也包括日本、朝鲜、越南等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文人，更多是从“华夷变态”的角度来理解这种冲突的，属于东亚传统政治文化中“夷夏之辩”的延续。所谓夷和夏的分野，在各个时代有差异，随历史语境的不同而不同。不能否认它有时包含种族含义，但更多时候，它强调地域、文化、礼教、政治制度、文明等因素，突出的是华夷之间的相对性。华夷二者之间实际是相互生成和转化的动态过程。只不过到了19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大兴，民族主义借用种族逻辑来反抗殖民压迫，一些革命者很容易就把种族优劣的理论，嫁接到“华夷变态”上，导致华夷界限被扭曲成了僵化的“汉”与“非汉”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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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95）是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捍卫者，曾任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等职。在《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中他反对将进化论应用于人类社会，认为伦理学不能等同于生物进化论，伦理过程与宇宙过程相反，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恰在伦理抵抗宇宙过程中实现。严复反对这样的观点，其所译《天演论》腰斩原书，扭曲赫胥黎思想，加入许多自己的见解，或加入斯宾塞等的主张，认为自然界的进化规律完全适用于人类社会。这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智识的局限性及“爱国”与启蒙的冲突，开启了近代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主义和激进主义滥觞。胡汉民称“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
近几十年来欧美政治学中，对“民族主义”（nationalism）有深入的辩论。早期辩论的一个核心，简单说来就是：“民族”（nation）究竟是自古即有，还是一个现代产物。原初主义（primordialism）学者强调民族形成的自然基础，比如共同的血缘、地域、语言、宗教认同等。而目前为更多学者接受的现代主义（modernism）观点则相反，强调民族是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才形成的，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大众媒体兴起等条件下，构建和想象出来的。原初派看重的延续性和“传统”，在现代派看来其实是后世的“发明”—即使真的存在，在现代民族主义到来前也无关痛痒。两派都没有把中国或东亚作为关注重点，用来解释东亚世界，都有不足。
东亚各国的“民族主义”的确是19世纪以后的意识，是受到全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挤压后被动发生的、“想象”的产物。但另一方面，它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嫁接在历史形成的身份认同基础上。这个身份不是“民族”，却很容易被后人“改编”成“民族”。两者都是人为而非自然的产物。但民族主义之前的精英阶层，并不像现代民族主义者那样，力图动员包括下层民众在内的全体“国民”，把“一盘散沙”塑成一个统一的“国 / 族”。他们更多还是把自己的认同诉诸本阶层的文化、政治身份。在中原、朝鲜、越南及日本，这个精英阶层以儒家士人群体为主要代表。
先不谈域外。清朝统治者在中原地区要面对的一项重要挑战，就是一些汉儒们“华夷之分乃域中第一义”的意识形态挑战。在使用军事和政治等硬手段（包括强制男性剃发易服）高压的同时，清廷还必须以文化等软手段占据意识形态高位。更重要的是，清朝不是前一个中原王朝的替换，它虽然继承了明朝的许多政治制度、理念、意识形态，但必须有所改造，才能体现出它是一个融合了满、汉、蒙等群体的“天下”国家。换句话说，这套意识形态必须兼顾中原、满洲和蒙古。过去中原王朝（特别是明朝）奉行的那套身份政治逻辑，是不适用的。
雍正十一年（1733），遵旨在吉林市西南温德亨山（小白山）建望祭殿，殿内神案立满汉双文“长白山之神”位，山麓建祭器楼，山下建鹿囿以供牺牲，朔望由将军、副都统轮流拈香致祭。乾隆十九年（1754）清高宗曾亲临祭祀。
一个小例子可以体现清初帝王对建构大一统意识形态的重视。康熙四十八年（1709），康熙和汉人大学士李光地有过一场有趣的地理讨论。皇帝问大学士，知不知道山东山脉从何处而来。李答大约从陕西、河南来。康熙则否定说：不对，是从关外的长白山而来。为此，康熙还特地作一篇地理文章，论证泰山一脉源于长白山。他把长白山比作龙头，龙身西展，在辽东和山东半岛间潜入海面，龙尾则升为泰山。这种地理想象的政治意味非常明显：它不但将作为爱新觉罗神话发祥地的长白山，和作为中原法统符号的泰山连接在一起，而且定下了两者间的主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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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先民女真人崇拜长白山。《金史》卷三十五《礼记》记载金世宗于大定十二年（1172）封长白山为“兴国灵应王”，并在山北建庙奉安，春秋遣派官员前往祭祀。金章宗明昌四年（1193）又封其为“开天宏圣帝”。长白山神庙遗址位于长白山正北方向，天气晴朗时向南眺望可看到长白山主峰。
而到了雍正帝刊行《大义觉迷录》，这种针对中原士人的意识形态构建达到一个高潮。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取向，是以“仰承天命”的最高政治合法性，消弭华夷界限。雍正在首篇上谕中紧紧抓住华夷概念的相对性，运用儒家经典，来论证清代统治的合法性，是来源于“有德”“顺天”。这是以儒家的天理观否定华夷二元对立。上谕说：“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而吕留良等儒生看不到清廷治下的文德武功，“于天下一统、夷夏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是“不知君臣之大义，不识天命之眷怀”，违背儒家政治伦理，直比禽兽。
很显然，这部带有自辩性质的文本，其目标读者只是中原士人，它运用中原的理论资源，解决“异族”统治与“正统”合法性之间的关系。而同样在版图之内的蒙古诸部和西藏，他们本来就不以儒家政治伦理为统治原则，无所谓夷夏之分，清政权自有另外的政治逻辑来展示其统治正当性。但是，消弭华夷界限，实际也考虑到了中原和蒙藏几种不同逻辑之间的自洽。这和明代初期以“驱除胡虏”为政治口号来强调“中华”身份，是很不一样的。
那么，这套意识形态构建，究竟成功了没有呢？这恐怕是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雍正去世不久，乾隆便下令将《大义觉迷录》毁版禁刊，将曾静等凌迟处死。后世猜测其中一个原因，大概是这本自辩书反而把帝国的政治软肋（不但是华夷问题，更包括朝廷内部矛盾）昭告天下了。有清一代，以反清反满为口号的叛乱不断；而清末一部分革命者，更是把夷夏大防的逻辑改编成了种族革命的口号。这样看的话，似乎帝国的思想工作是失败的。
但另一方面，清朝的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原士人的认可，经过康乾盛世，拥护清朝法统的汉人官吏和知识分子已是大多数。到19世纪上半叶，以魏源、龚自珍、林则徐为代表的一批近代思想先驱，更自觉认定“中国”是一个包含了中原和内亚边疆的国家，把过去中原士人视为异域的满、蒙、疆、藏，看成是与中原一体的。清末部分革命者们虽然学朱元璋高喊“驱除鞑虏”，可这一口号并未得到多少实质性认同，且很快就转而强调“五族共和”。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清代的意识形态构建又是相当成功的，它把过去汉人精英的“中国”概念，转化成了一个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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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五族共和”这一民国“立国之基”“百部并腔千车一辙”式的图解所折射的是对“共和”理念的错位解读。孙中山在《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说：“所谓五族共和者，直欺人之语！盖藏、蒙、回、满，皆无自卫能力。发扬光大民族主义，而使藏、蒙、回、满，同化于我汉族，建设一最大之民族国家者，是在汉人之自决。”
当然，这种构建仅及于清朝直接统治的地带。在同样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朝鲜和日本（也包括越南），情况就不一样了。长期以来，半岛和列岛的政权，也在相当程度上以华夷对立来塑造身份。实际统治日本的幕府将军，其全称就是“征夷大将军”。这里的“夷”最早是指大和政权北扩过程中，被称为“虾夷”的古代住民。朝鲜政权更是长期把北方边境内外的女真等部族视为蛮夷胡种，在建国数百年内，不断驱赶土著、北拓边疆。对同化入朝鲜社会的女真后裔，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有诸多歧视和限制。在日韩儒士眼中，满洲政权毫无疑问就是“夷”，而蛮夷统治下的中原，还是不是过去那个“华”？如果不是，谁是今天的“华”？这些成了必须回答的、事关大义名分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东亚世界在明朝统治时期形成的“中华”认同便发生了畸变。
・节选自《发现东亚》（修订版）”第三章 满洲崛起：多元国家的塑成“。
・感谢作者及出版社授权转载。
・图片除注明外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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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版代序 言说”东亚“的可能 前言 第一章 解题：何为东亚·亚洲反题 ·中国不是 China，日本不是 Japan ·浪漫化亚洲·最后的武士 ·文献、考古与传说 ·平原、草原和海洋第二章 朝鲜之战：开启东亚现代的“世界大战”·下克上：丰臣的抱负 ·礼制天下：明朝与朝鲜的内忧外患 ·东亚“国际关系”的记忆节点 ·战和之间：历史记忆与宗藩政治文化第三章 满洲崛起：多元国家的塑成·边缘异动：满洲作为多边边疆 ·建构大清：皇太极的多元帝国 ·“满”与“旗”：族、籍之间 ·“夷”在东亚：异族与正统第四章 新天下秩序：新的“中华”、新的天下·礼部“外交”：“朝贡”作为权力和文化 ·内亚帝国：满蒙藏政治 / 信仰共同体 ·清俄碰撞：欧亚相遇中重塑“中国” ·“中华”失焦的“天下”第五章 耶稣会士：欧亚的现代相遇·画师·臣子·教士：郎世宁的使命 ·逃犯与圣徒：东亚遇上天主教 ·耶稣会的成功学 ·利玛窦规矩 ·逆转之夜：日本天主教的毁灭 ·隐匿的基督徒 ·门外人议屋内事：中西交流之殇 ·北堂的不速之客：天主教在晚期朝鲜 ·“锁国”神话的背后第六章 早期全球化：东亚的重要角色·白的银，黑的人 ·茶在西方，烟在东方 ·海禁时代的东亚之海 ·美利坚的广州：喧嚣的口岸 ·作为象征的马戛尔尼使团第七章 其命维新：东亚现代思想的兴起·思想契机：姜沆与朱舜水 ·江南风格与江户浮世 ·重建道统：清学的逻辑 ·再造日本：江户思想之激荡 ·经世：实学在东亚第八章 文明与野蛮：殖民“现代性”入侵·林则徐在纽约：毒品·战争·“现代” ·黑船上的陌生人：日美相遇 ·从“天下”到“区域”：东亚秩序的重组 ·“体”“用”之间：“文明开化”下的东方第九章 民族国家、亚洲主义与国际·种族进化：殖民与抵抗的逻辑 ·合法与非法的亚洲 ·黑龙会的朋友们：1912 年的“亚洲”想象 ·脱亚自救：转折 1919 ·建设与失序：步入“现代时间”的东亚第十章 从二战到冷战·用什么“超克近代”？ ·从长崎到密苏里号：日本的战败 ·内战，冷战，热战 ·作为第三世界的“亚洲” ·从“东亚奇迹”到“亚洲价值”结语：如何记忆东亚现代 部分参考文献 修订版后记
作者简介
宋念申（1974~ ），现任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历史系教授。博士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曾任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助理教授、副教授（终身职）。研究兴趣包括区域及全球史视角下的中国近现代史、边疆与民族、东亚史、城市、历史地理等。著有*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发现东亚》（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香港：中和，2019；台北：联经，2019；韩国：历史批评社，2020）、《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中英文论文发表于*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Geopolitics*，*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社会学评论》《新史学》《开放时代》《读书》《区域》《文化纵横》等刊。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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