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谷匡史丨三木清的“世界史的哲学”——日中战争和“世界”

日本思想史学者、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米谷匡史先生，于2025年10月25日不幸逝世，享年58岁。

米谷匡史先生是一位深耕于日本思想史，并始终将日本置于“亚洲”这一宏大视野中进行审视的批判性知识分子。他倾注心力于编撰《尾崎秀实时评集》、解析“东亚协同体”论，其研究直指1930年代以来的日本亚洲主义思想源流与困境。从和辻哲郎的伦理学，到谷川雁的炽烈思想，他不断打捞日本思想史中复杂而重要的遗产，以此追问：在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张力间，东亚世界如何实现真正的理解与共生。

他的离去是学界的巨大损失。此刻，重读他的文字，是对他最好的追念。愿我们能沿着他开拓的思想路径，继续求索。为了表达对米谷匡史先生的纪念，此次重新推送他的三木清研究。

太平洋战争爆发翌年，《文学界》杂志主办的“近代的超克”座谈会和京都学派举行的系列讨论会“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都因尝试处理二战中酣战的日本在世界中的定位问题而备受瞩目。如果追踪战时日本“世界史的哲学”脉络，我们发现，最初的提倡者是哲学家三木清。本文作者米谷匡史详细考察了三木清提出该命题的历史背景（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而提出长久论），将“世界”作为一种装置来批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内核及其局限性，以及不同于时流的“东亚协同体论”，指出尽管三木清的哲学具有某种革新性，但理念的空泛性和现实中殖民体制的不断强化，最终演变为把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视为日本的世界性的使命而加以拥护的“大东亚战争”的京都学派等人后期的“世界史的哲学”。那么什么才是“世界史的哲学”的典范？作者在文末举出武田泰淳的《司马迁》，认为该书对三木清的“世界史的哲学”进行了尖锐的提炼，并对京都学派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彻底批判，真正做到了将“世界”作为装置来打碎和消除国家和民族的意图。

该文勾勒出“世界”作为装置的战时日本知识人的认知样态，提示了何谓“世界史的哲学”典范，有力地复原了战时具有抗争精神的日本哲学家三木清等人的艰难探索，也让我们看到贯彻一种思想和抵制统治意识的侵入之艰难。‍‍‍‍‍‍‍‍‍‍‍‍

三木清的“世界史的哲学”——日中战争和“世界”

米谷匡史 作张蕾 译

世界本身是良药也是毒药。

——武田泰淳《司马迁》

一、序

战争时期日本的“世界史的哲学”是受日中战争的影响而产生的。三木清提出有关“世界史的哲学”的必要性是在1938年6月。他这样说道：“现代的日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要从世界史性的观点彻底去理解其含义”，“就日本的行动来说它所需要的必须是世界史的哲学”。¹

这以后，三木列举出日本所面临的问题有“东洋的统一”“资本主义问题的解决”，又论述了“卢沟桥事变的世界史性的意义”，以此开始了对时局的参与。那么作为他评论原则的“世界史性的观点”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它的提出恰恰是在日中战争时期呢？而且它为什么是“世界”的呢？这些是我在这里所要探讨的问题。

很早以来，作为近代日本无法解决的难题之一的有关太平洋战争时期的“近代的超克”论的问题就备受注目。其中被反复提起论及的是担当了重要角色的京都学派（以西田哲学为基础的高山岩男、高坂正显等为代表）的“世界史的哲学”竹内好《近代的超克》（《近代日本思想史讲座7》所收，筑摩书房，1959年）、广松涉《〈近代的超克〉论》（讲谈社学术文库版，1989）、柄谷行人《莱伯尼克症候群》（《诙谐的唯物论》所收，筑摩书房，1993年）等。可是对有关在战时日本舆论界的核心部撒下“世界史的哲学”这一问题之网的三木清本人的著作以及对其含义的解读还远远不够。有关三木清参加昭和研究会、参与“东亚协同体”论和近卫新体制运动等思想和行动，虽然从“抵抗”和“协助”这两方面已被广泛地论及，但对日中战争时期的他的言论也正是提出了“世界史的哲学”这一点，至今也还没有做过细致的考察。在这里有必要先对在太平洋战争时期的后期“世界史的哲学”之前的日中战争时期的前期“世界史的哲学”做个分析，在这里特地把“世界史的哲学”分成前期和后期，与此相对应，“近代的超克”论也可以做同样的划分。在以三木清为中心结成的昭和研究会的小册子《新日本的思想原理》（1939年1月）、《协同主义的哲学上的基础——新日本的思想原理续篇》（1939年9月）里已经出现了“近代主义”的“超克”这样的表述。和三木一起的昭和研究会的文化问题研究会成员船山信一曾写过题名为《近代主义的超克》的论文²。可以这样认为，由三木和船山等昭和研究会的参加者构成了所谓前期“世界史的哲学”即前期“近代的超克”论的言说空间。今后有必要再探讨它和后期“世界史的哲学”即后期“近代的超克”论有何关联及分歧。

高山岩男等的后期“世界史的哲学”是对欧洲掌握了霸权的“近代的世界”的没落、由非欧洲世界的抬头所带来的向“现代化的世界”转换、作为“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的主导者日本的使命的一种维护。这正是对把日本代替英国等殖民地帝国、极力扩大势力范围的动向正当化的一种帝国主义式的、殖民地主义式的言论在批判帝国主义的高山岩男等的言说里，有关自我肯定帝国主义的理论反复、回归这一点，请参考高桥哲哉《〈命运〉的位相——〈世界史的哲学和它的陷阱〉》（《记忆的艾奇卡》所收，岩波书店，1995年）。有关“世界史的哲学”的言说在战败后重新建构的过程请参考米谷的《“世界史的哲学”的归结——从战中到战后》（《现代思想》1995年1月号）。

京都大学哲学科毕业，曾留学德、法等国。1927年起任法政大学教授，1929年参与创立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1930年被捕。出狱后专心研究历史哲学，建立了“三木哲学”体系。1937年参与筹划昭和研究会。太平洋战争中曾去马尼拉，1945年3月被捕，后死于监狱。其哲学思想从新康德派的认识论转到唯物主义哲学。主要著作有《历史哲学》《构想力的论理》等，后刊有全集19卷。

可是三木清的前期“世界史的哲学”在语境上和后期有着质的不同。随着对英、美、荷兰列强的宣战，一种所谓的从亚洲把西方帝国主义驱逐出去的解放战争的幻想开始形成，虽然和极易产生自我陶醉的太平洋战争时期（大东亚战争）不同，但当时日本侵略中国大陆的事实是不容怀疑的。可就是在日中战争时期，也正因为是在这样的时期，三木清提出了“世界史的哲学”，并把它作为一种“批判日本”的理论，开始主张“东亚协同体”论，以此介入时局。

那时他对自己正是从侵略者日本这方提出“世界史的哲学”这样一种“发话的位置”认识得很清楚。他的那些站在这种立场上所写的文章以及其含义究竟是怎样的呢？这些问题一直还没被解读，有关最初“世界史的哲学”的原点的“问题之所在”仍处于一种不明的状态中。日中战争是近代日本所经历的第一场全民之战，也是被卷进世界战争的开端，它给当时的舆论界带来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冲击呢？我们首先要对站在中心地带思索这些问题的三木清的言说进行解读。山之内靖在《系统社会的现代的位相》（岩波书店，1996年）中提出了“国家总动员战和现代化”的理论的框架，对和昭和研究会相关的大河内一男的战时社会改造政策论进行了分析。他对法西斯主义和美国新政的社会组成原理进行了比较，把重点放在描述从阶级社会到系统社会的转变这点上，还着重分析了全国总动员所带来的国家内部的社会变化。可是这些是在和超越国境的外部的相互作用中，作为分析重新评估帝国主义、殖民地主义的“世界史的哲学”“东亚协同体”论的一个理论框架存在着一定的界限。米谷在《战争时期日本的社会思想——现代化和战时变革》（《思想》882号，1997年12月号）中提出了把日中关系的变化和国内的社会变革立体地联系在一起，揭示了战时的言说空间的大体框架。在文章里，已对三木清和尾崎秀实的“东亚协同体”论进行了再探讨，这里希望对三木的“世界史的哲学”的论理做进一步的分析。

二、问题之所在

“世界史的哲学”是批判帝国主义、殖民地主义的一种言说。它主张在“世界战争”的时代对欧洲中心主义式的“世界史”进行批判，并把如何超越以前的那种“世界史”作为课题。三木清在《20世纪的思想》（1938年7月）中做了如下叙述：

世界大战重要的结果之一是所谓的欧洲主义的没落。欧洲人开始对那种长久以来就不言而喻的、欧洲的历史也就是世界的历史的想法进行批判性的反思。³

以欧洲列强为中心的世界市场被以亚洲、非洲等非欧洲世界所包围，在被殖民地化的近代世界里，“世界史”的主体就只有欧洲，而非欧洲世界只是个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被压制的对象而已。可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欧洲开始没落，非欧洲世界开始崛起，“世界”由此变得多元化了。这种转换期的不安定的状况成为“世界史的哲学”产生的基础。在和欧洲相对抗的“东洋”的崛起之时，如何把包括“东洋”和“西洋”在内的“世界”统一起来这一普遍性的理念的建构就成了问题。

二松启纪：《绘叶书中的大日本帝国》，郭清华译，台北：麦田，2020 图中的蒋介石已无力站起，但背后有两位强大的支援者：口袋里有美金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咬著雪茄的英国首相邱吉尔。他们让蒋介石能够手拿飞机、军刀。

至此三木清的前期“世界史的哲学”和高山岩男的后期“世界史的哲学”虽然都有共通的语境，但接下来还有许多需要探讨的问题。

高山认为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近代世界的没落，导致了主导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作为“东亚的盟主”日本的对自我的肯定。在这里对西洋近代的批判本身也意味着是对要超越近代的日本所担负的使命的一种维护。

可三木从一开始就摒弃了那种维护。在对欧洲中心主义批判的同时，也放弃了“世界史的统一性的理念”，针对相对主义性的、多文化主义性的世界构成（斯宾格勒《西洋的没落》）所呈现出的状况，三木做了这样的叙述：

真正符合20世纪的思想必须是带有世界史性的理念来显现的。而把欧洲的历史看作是世界历史的欧洲主义的没落决定了此问题。可是这并不像某些人单纯思考的那样，东洋主义机械地、自动地代替欧洲主义而占取一席之地。……在看到由于风土、民族性等的不同，世界各地存在着各自独特的文化的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已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化形态学式的思想，尽管对作为东洋人利用这点为由以主张自己文化的特殊性来对抗欧洲主义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看看现在它被学院派的日本主义者们屡次以那样的目的所利用——那本身实质上只不过是一种相对主义而已。⁴

在这里三木着重要批判的对象是以和辻哲郎的《风土——人类学式的考察》（1935年）为典型的、要从日本寻找出超越近代的可能性的京都学派的那种日本主义。从那时就接受了和辻的影响的高山撰写了《文化类型学》（1939年）、《文化类型学研究》（1941年），那些著述中所揭示的多文化主义式的世界构成实际上起着维系“世界史的哲学”所提倡的拥护“大东亚共荣圈”、维护日本的自我肯定的作用对有关展示了超越近代的日本的可能性，支持“大东亚战争”的和辻伦理学的动向，请参考米谷的《和辻伦理学和十五年战争期的日本——“近代的超克”的一个侧面》（《情况》1992年9月号）。另外在前面的米谷的《“世界史的哲学”的归结》中，对和辻哲郎和高山岩男、高坂正显等相互连动形成的言说空间进行了分析。

针对这点，从一开始就摒弃了那种维护日本的三木所提示的是一种普遍主义式的“世界主义”，从而他一直着重于对日本的批判，但为什么是“世界”的呢？我们把视点锁定在问题的所在上。

在“世界史的哲学”中，“世界”是用来批判帝国主义、殖民地主义的一种装置。企图统治世界、把世界殖民地化的帝国主义、殖民地主义时隔不久就会遭受来自殖民地的抵抗。一元中心化的世界变得多元化了，帝国主义终将会被多中心的“世界”所超越。这种由“世界”来超越帝国主义的问题意识的构成可以说不管是三木还是高山都是共通的。

但问题接下来就出现了。高山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蕴涵着一种对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作为推动世界多元化的动力的日本的自我肯定。可三木却一直坚持由“世界”来超越帝国主义这一方面的视点。他想把征服者面临被征服者的抵抗、被“世界”所超越这种事态问题化。三木提出的“世界史的哲学”正处在日本侵略中国，面临着中国反抗的日中战争时期，在这当中他把问题锁定在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上。

进入正题。三木眼中的“世界史的哲学”的课题，有“资本主义的问题的解决”和“东洋的统一”，但这并不是要拥护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东亚新秩序即“日满支经济圈”，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而是要通过“东洋的统一”使“世界”趋于多元化，来超越以欧洲为中心的帝国主义。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的帝国主义也将被超越。作为“东亚的盟主”竭力要压制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遭到中国的顽强抵抗，由此被多中心化的“东亚”所超越。这个过程本身就可以成为使欧美和日本的帝国主义彻底瓦解的导火线。这就是三木的构想。接下来我们就具体地看看酝酿这个构想的30年代后半期以后的一些情况。

三、 “世界”论的开端

由于世界恐慌的蔓延，30年代是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年代。特别是在30年代中期以后，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美国新政等的对立，世界市场的再分割越来越明显，世界战争的危机也越来越迫近。

西班牙内战（1936.7.17~1939.4.1）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由西班牙共和军和人民阵线等代表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对抗以佛朗哥为核心的西班牙国民军和西班牙长枪党。战争因西班牙左右翼分子互相攻击、政府改革失败、旧势力军人与宗教人士的不满而引发。其中1937年格尔尼卡大轰炸是战争史上首次对不设防城市的大规模轰炸。

那时法西斯主义和人民战线的对立成为世界政治的基本轴，在欧洲的西班牙战争、远东的日中战争都会使人预感到世界战争的到来。在国内日本的法西斯主义通过国体明徵运动、二·二六事件开始抬头，并通过签订日德防共协定，由此和世界性的抗争联系到了一起。

『大阪朝日新聞』1935.10.20

‍来源：https://omoide.us.com/history_column/国体明徴声明

1933~37年，由国会议员发难，军部、右翼团体、政府、政党与御用学者联手制造的“国体明徵”运动肆孽，“大正德莫克拉西”时代的群言堂演变为昭和初期“国体论”独尊的一言堂，将日本人驱入天皇制意识形态的狭窄空间，为急剧的法西斯化和逐步升级侵华战争提供了精神支撑。“国体论”还伴随着侵华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的全过程，衍生出了“八纮一宇”“忠君爱国”“神国神佑”等魔咒，成为军国主义的精神武器。见宋成有《昭和初期“国体明征”运动述论》（宋志勇主编《南开日本研究》2021年，3~24页）。

1936.2.26

第1师团叛军士兵们，左立者为丹生诚忠中尉。

又名“帝都不祥事件”或“不祥事件”，指1936年2月26日发生于日本东京的一次失败事件，日本陆军的部分“皇道派”青年军官率领数名士兵对政府及军方高级成员中的“统制派”意识形态对手与反对者进行刺杀，最终起事遭到扑灭，直接参与者多判死刑，间接相关人物亦非死即谪，皇道派因此在军中影响力削减，而同时增加了日军主流派领导人对日本政府的政治影响力。二·二六事件是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叛乱行动，也是1930年代日本法西斯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

对日本来说中国问题特别重大。被看作是“半殖民地”、列强的“共同殖民地”的中国成为地域经济化逐步发展的世界市场再分割的焦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可避免地成为和欧美列强相冲突的导火线。针对满洲事变以及分割华北工作的推进，力求摆脱殖民地化的中国通过西安事变达成国共合作，以此来对抗日本的方针也日益明确，双方由全面冲突的形式开始的日中战争也成了和苏联相冲突的导火线。特别是日中战争是远东地区所经历的第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从这时日本打开了通向世界战争的大门。

三木清为批判日本而提出的“世界”论正是在国内日本法西斯主义抬头，在对外日中的抗争不断深刻化，日本将被卷进“世界”的危机中去的这样一个时期。

三木当时基本上是站在一种人民战线式的立场对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进行批判的。他在1933年的泷川事件时组建了“学艺自由同盟”，拥护市民式的自由，发起了反法西斯主义的文化运动。

泷川事件，又名京大事件。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泷川幸辰在其著作《刑法讲义》《刑法读本》中对“通奸罪”只适用于妻子一方的日本法律提出批判。该主张遭到贵族院议员菊池武夫和政友会宫泽裕等人攻击，被指为共产主义学说，上述著作于1933年4月被内务省禁止发售。最终导致泷川教授被免职，佐佐木惣一（后为立命馆大学校长）、宫本英雄、森口繁治、末川博（后为立命馆大学校长、总长）等教授也被免职，其余14名教官辞职的结果。该事件亦成为了黑泽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监制的第一部电影《青春无悔》的背景。

在1935年前后的自由主义论争中，他提出“自由主义以后的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并希望以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媒介来批判法西斯主义。他认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也可以发展是一种必然的话，那只能由新自由主义来指引方向”⁵。他又说“法西斯主义在对自由主义否定的同时，也带有否定人本身的自由的倾向。这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⁶。

在发表这样的言论的同时，另一方面三木又开始对作为批判日本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装置的“世界”发表看法：

现代被称为是国民主义的时代。确实国民主义现在已成为一种明显的世界性的风潮。……一国的国民主义意味着必然会诱发和激化他国的国民主义。这样国民主义在成为世界性的同时，限制这种国民主义的“世界”作为一个现实存在，并且不断在发展这也是难以否定的。对国民主义的威胁比起他国和他国国民来说，现在恐怕更多地来自于“世界”。……世界变得现实化也就是说世界是作为一个全体存在着。……全体主义被称为是国家主义的一种形式。可是随着世界变得现实化，全体主义也不再是单纯的国家主义，同时全体主义这种哲学本身也不得不面临破产。……“世界史”将逐渐趋于现实化。⁷

在这里作为打破国民主义、国家主义、全体主义的一个方法，三木说到了“世界”的成立、发展以及“世界史”的现实化。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法西斯主义、日本帝国主义也将露出破绽，被超越。

一直持这种观点的三木当时所关注的是日益深刻化的日中抗争的问题。满洲国建国后，1935年分离华北工作开始正式进行，年末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在中国本土不断扩大势力范围、竭力要建成日满北支经济圈的日本压制日益高涨的反日运动，防范共产党，呼吁要日中提携。可是利用军事力量进行压制，利用日本资本主义进行殖民地化的路线更招致了中国民众的反日运动，更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

明信片 日本成立的傀儡政权之一，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在日本关东军保护下，于通州文庙“蓟密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从此冀东沦陷。以通州为政府所在地（1937年8月，伪政府由通州移驻唐山），统治面积约8200平方公里，统辖约六百万人口。1938年2月1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并入北平王克敏组建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在这种形式下，三木在“日支思想问题”（1935年12月）里，论述了日本主义将会穷途末路，呼吁应建设连接日中双方的世界性的思想。在这篇文章里，三木基本上正确地预示了日本帝国主义今后的走向和破绽，他引用威路兹的话这样叙述道：

威路兹所说的日本为守住满洲必须要进驻北支，为守住北支又必须要控制中支，结果就必须要控制整个亚洲以致整个世界，也就是说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这就等于是要被自身所负的重担压垮。⁸

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侵略中国，必然会走向侵吞世界之路。结果最终要被“世界”所超越。三木认为这其中来自中国方面的抵抗很重要，它可以使日本法西斯走向灭亡。他对有关对抗中国共产党不断增大的影响力、防止赤化的日本的对中政策，这样评论道：

在日本内部，由于日本的国民性历史中的一种非常的特殊性，即便是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尽管不是从思想上、理论上而是从感情上乃至从信仰上可以被压制住的倾向，但这种日本固有的精神对中国人来说有时也许没有任何作用和意义。但最近作为日本精神被反复提到的好像正是这种思想。把所谓日本精神作为日中共存共荣的原理是很不充分的。⁹

三木在这里明确批判的是通过国体明徵运动而抬头的日本主义、皇道主义。他指出在国内即便日本主义掌握了主导权，但由于面临着中国的抵抗，在对外方面仍会走投无路。三木还批评像“大亚洲主义”那种地域性的理念，认为没有世界史性的观念就不可能实现日中提携，他呼吁要建立“世界史性的理念”。

30年代中期在日本国内是法西斯主义抬头，同时也是加强对中国的侵略的时期。正是由于对中国的侵略，面临着抵抗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开始走投无路，毁灭已不可避免，最终将会被“世界”所超越。这种“世界史性的观点”是当时三木进行批判的原则，他从这种立场上开始呼吁世界史性的理念的形成。日中战争开始的1937年初，三木曾这样评述道：

现在对各国来说外交问题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大，实际上这就意味着这个“世界”本身在扩大，并随着扩大它的力量在不断增强。任何国家都知道世界是不容忽视的。可是现在想要忽视这个世界的国家却很多。……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国内问题显现出来各种问题在今天已不单纯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了，在寻求解决办法时，实际上应从世界的、世界性的范围中去考虑。从而在这里对外政治的优势也依然被维护。真正的对外政治应该是要沿着世界史的进步的方向去展开。¹⁰

接着在7月发表的《世界史的公道》中三木曾这样说：

日本要走的路应该是一条世界史的公正之路。那条路必须应该是遵循世界史的大走向。……所谓世界史的观点首先是要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再把各国放到这个整体里去考虑，各国的未来之路也应该是在世界史的公正之路中去决定。例如像对日本的将来至关重要的日中问题就必须从世界史的观点去看待。¹¹

三木的这种言论提出不久，日中战争就爆发了。作为批判日本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装置的“世界”论在逐渐酝酿成型后又是怎样发展下去的呢？我们再来看看日中战争时期的各种思想斗争。

四、日中战争时期的“对支文化工作”

1937年7月7日，日中战争爆发，日中双方开始进入总动员体制。中国方面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得到苏联和英国支持的同时，也在为长期抵抗做准备。日本方面由于人民战线事件，继续对反战、反体制派进行控制封锁，一种“战时举国一致体制”形成了。

通过言论镇压，人民统一战线式的言论活动被取缔。在这种情况下，三木清以一种独特的切入点开始介入战时的思想斗争。他特别参与的是“对支文化工作”这样一个言论阵地。

三木在9月发表的时评《文化工作的前提》中，先提到了近卫首相阐述的“对支文化工作”必要性的议会答辩，接着又批判了想通过灭绝抗日思想达到日中提携的政策。他还说为实现日中提携“要使自己站到中国的立场上去思考抗日思想的意义，这需要有能够包容他们的想法的博大的思想”。最后他得出了“这次的卢沟桥事变最明确地要求日本的思想不能只单纯地停留在‘日本式的’上”这样一个结论¹²。

引入由“抗日思想”抛出的问题，来批判“日本式的”这种方法，显而易见是日中开战前就已酝酿出的对于日本法西斯主义批判的方法上的一种延伸。日本由于对中国的侵略而遭遇顽强的抵抗，必然会面临走投无路。对三木来说日中战争就意味着日本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将被超越这一过程的开始。对不断在抵抗的中国这一他者的关系性的重视，也是三木要把日本带到“世界”的普遍性中去的一种言说上的策略。和中国这个他者相关的“对支文化工作”这一言说阵地其实也是那种主导权抗争的阵地。

11月的评论《日本的现实》把三木的立场很鲜明地展现了出来。在文章里他先引用了卢沟桥事变是苏联的列宁主义和日本的皇道精神在亚洲大陆所进行的争霸”“日本在围绕着中国问题的思想战上就先败了下来”这样的论述之后，又说道：

卢沟桥事变从思想上来看，至少可以明确地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那就是一直在大力主张日本特殊性的过去的日本精神论已濒临一种极限。因为那种思想是不可能成为日中亲善、日中提携的基础的。如同在日本有日本精神一样，在中国也有中国精神。能够连接两者的必须是已经完全超越两者的。¹³

三木在批判了日本主义、皇道主义所面临的“界限”后，又对“东洋思想”做了下述的评论：

在卢沟桥事变的影响下，“东洋思想”和“东洋文化”之类的问题被提到新的日程上来绝非是偶然之事。像这样现在正是要把“日本式的”扩大成“东洋式的”。……但是已被扩大成东洋式的思想为何不能再扩大成世界式的呢。……可以说至少在现阶段要把东洋统一起来的思想必须是一种世界性的思想。¹⁴

三木又说：“对中国来说日本也和欧美一样被看成是帝国主义时，即便日本高呼‘亚洲是一家’的口号，中国人又怎么能接受呢？”他还说：“修正资本主义的弊害，顾及到日本和中国的‘共存共荣’的思想到底是怎样一种思想呢？”“日本不能只是把这样的思想当成是一种‘善意’，而必须是要把它作为一种‘思想’，把它作为一种让中国人乃至全世界的人都能理解的体系。”¹⁵

在当时日本政府把日本资本主义要使中国殖民地化、要建设日满支经济圈的动向——称之为“东亚的盟主”日本对亚洲的解放——而受苏联支持的中国民众对此却强烈反抗，不断要求摆脱殖民地化。在这种情况下，三木认为问题在于为要结束日中战争、实现日中提携，就必须“修正资本主义的弊害”、变革日本帝国主义。在日中战争时期，三木开始提出有关作为“东洋的统一”的不可缺少的前提的日本资本主义批判。

在1937年秋这个阶段，三木原来所要期望达到的变革实际上是寄希望于“战后”。在同年11月的评论《战争和文化》中，他这样写道：

战争对文化的本质上的影响往往会在战后才明显地表现出来。所以在文化上最重要的是“战后文化”的问题。……战争是宣扬政治的一种手段，可不久反过来也会影响政治、改变政治。欧洲大战后发生在俄国和德国的革命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像这次支那事变也是如此，日本的政治也许不会因此发生什么变化，但至少可以想象它将给中国的政治带来重大的变化，而且不久这对日本的政治也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关于战争给文化带来的影响如果说是在战后文化上的话，那么不断地关注由战争所引发的社会上的政治上的变化是很重要的。战争使文人们沉默。……可是沉默着的人并没有停止思考，也不能停止思考。……应该关注的是战后文化，文人对此应该要有所准备。¹⁶

这里所说的“将给中国的政治”带来“重大的变化”显然是指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在俄国和德国的革命”同样也有可能发生在战后的日本，三木呼吁对这种情况“应该要有所准备”。

可是这以后三木认识到变革的日程不应是在“战后”，要把它提到“战时”中去，他开始积极地参与时局。1938年中期，早日结束日中战争的幻想破灭，进入长期持久战已不可避免。

五、“支那事变的世界史的意义”

1938年1月16日，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敌”的第一次近卫声明，特拉乌特曼和平谈判就此终止。1937年12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次年3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日本政府通过这些亲日的傀儡政权对中国进行压制，对采取抗日路线的国民政府开始实行彻底打击的强硬路线。这期间在12月占领南京时，发生了残杀没有抵抗能力的俘虏和市民的事件。

来源：外务省·外交史料馆https://www.mofa.go.jp/mofaj/annai/honsho/shiryo/nitchu_nihon/04.html

1940年11月30日，汪精卫与日本驻汪精卫政权大使阿部信行和“满洲国”参议长臧式毅在南京签订《日华基本条约》《日满华共同宣言》，基于该宣言，日本承认汪精卫政权，汪精卫政权与"满洲国"也互相承认。

对此已经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做好了要长期抗战的准备，在1938年3月末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抗战建国纲领”，在徐州之战后（4—5月）也没有屈服，显而易见是要继续长期抗战了。从开战当初就主张彻底抗战的主战论的中国共产党，也由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5—6月），阐明了把日本军驱逐出中国大陆直到取得胜利，这将是一场长期持久战。

到1938年中期，日中战争已不可避免地将成为一场长期持久战。日本方面要一味地压制中国的方针，要使国民政府在军事上屈服的希望已落空，而且从各地的傀儡政权也得不到民众的支持来看，逐渐趋于走投无路是显而易见的了。5月末近卫内阁改组，宇垣一成外相开始在水面下寻找一条和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之路，这也证明了日本的走投无路。

三木清主张“世界史的哲学”、开始积极介入时局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正如他所预料的，企图压制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面临中国方面的抵抗，开始进退维谷的也正是在1938年的中期。

三木在1938年6月的评论《关于现代日本的世界史的意义》中，开始就独立于当事者的主观意图而自行发展的“历史的理性”发表看法，他提到应该赋予“卢沟桥事变以世界史性的意义”。还说“支那事变所包含的世界史性的意义就在于‘东洋’的形成”，应该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式的“世界史”，并开始主张“世界史的哲学”。三木就此跨出了一大步。

这时三木一直在批判“日本在东洋的称霸就是一种帝国主义式的观念”，他这样说道：

如果把东洋的统一看作是一个世界史性的课题，它就包含着现在非常重要的课题。也就是说它会涉及到资本主义问题的解决。如何克服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是现阶段世界史的最大的课题。……如果仅仅是东洋的资本主义式的统一，那并不是真正的具有世界史性意义的事件。¹⁷

三木把“东洋的统一”和“资本主义问题的解决”作为课题，开始探讨“世界史的哲学”。

接着在7月的评论《20世纪的思想》中，他谈到了以世界战争为契机的“欧洲主义的没落”，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的抗争，并呼吁要建设超越它们的思想。

他综合了上述论点，在7月7日日中开战一周年这天，发表了在昭和研究会上的谈话《支那事变的世界史性的意义》。该谈话的记录由昭和研究会事务局制成材料，“一般发放”。以前的全集都没有收录的这个资料由本杂志的本号进行了第一次翻刻。有关资料的情况，请参考“解题”。在这次谈话里“协同主义”“东亚协同主义”等理念还没有出现，但三木很生动地谈到了他所关心的问题，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资料。

三木站在竞相争夺中国大陆主导权的日本一方，很显然他采取的是一种为国策出谋献计的转向者的立场。三木那时要把目标对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自我变革上。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过程。

首先他指出以世界战争为契机，欧洲中心主义开始进行自我批判，“世界史的统一性的理念”消失，这以后“似乎作为世界史的新的理念出现的共产主义”也由于在德国革命中的失败而受挫，现在是处在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这三者抗争的旋涡中。三木对共产主义有可能会引导世界史的统一性的理念的形成很是注目，对于法西斯主义他明确表示“它绝不可能成为新时代的世界性的原理”。

接着他又谈到由于“支那事变”，“东洋的统一”开始作为一个问题浮现出来，日本、中国、俄国、英国等国围绕着主导权问题正在展开争夺。三木还提示了如何使“日本真正获得霸主之路”，很显然这是在为国策出谋划策。可是关于资本主义式的东洋的统一——即通过日本资本主义对亚洲的殖民地化，他又说那是“不具备世界史性的意义的”，作为这次论谈的结论他这样说道：

‍日本的世界史性的使命在于要切身地去把握真正能对抗共产主义的根本性的理念。从空间上来讲就是要东洋的统一，从时间上来讲就是要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

这可以看作是通过和主张批判资本主义、解放殖民地的共产主义相竞争这种关系，促使日本帝国主义进行自我变革的一种言说上的策略。也可以说是在严格的言论控制下，以一种独特的形式提示了一种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的方法。

只是这种方法带有对日本帝国主义内在的批判和献计于国策这双重性，是一种危险的表达形式。三木最终被迫处于这样一种窘地。可以说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三木是选择了大胆地进行内在批判的策略。可这却变成愿望上是要批判帝国主义，可结果反倒被帝国主义所利用，这将意味着三木走上了一条结果也许会成为维护巨大的暴力装置这样一条危险的变革之路。那么三木为什么会在这种时候选择这样的路呢？又为什么会以和共产主义相对抗的形式呢？

当时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一直抵抗的中国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在不断地扩大。日本被卷进和中国之间的长期持久战，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种和共产主义相对立的关系，这正是在1938年中期。对三木来说这种形势只是意味着日本法西斯主义、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的开始。

对关注中国形势的左翼知识分子来说，日中战争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是会促进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当初早已预料到的。日中开战不久，猪俣津南雄在发表的评论《邻邦支那的前途》（1937年10月）中，使用了“和外国发生武力冲突时”这样的语言，描绘了日中战争将会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尽管他预见到了在正规军的初期交战阶段时的中国方面的败退，但他说在这个过程中“在国内政治的力量关系上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动”。他还预测资产阶级和军阀的势力会变弱，通过抗战劳动者和农民等中国民众将参与到政治中去，他列举了普法战争时的自由城市为例，暗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¹⁸从中野重治以下的发言就可以看出这样的观察不只限于社会科学者。“单纯地看中国的武力也许比不上现在的日本，确实是比不上。但一直会是这种劣势吗？战争的科学告诉我们如果‘事变’一旦拖长，在‘事变’本身的过程中优劣的差别会非常迅速地消失。”¹⁹

新潟县人，早稻田大学毕业，1915年留学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结识流亡美国的日本共产主义者片山潜等，娶美国女人为妻，回国后为早稻田大学讲师，后于1922年参加日本共产党，翌年被捕，后逐渐脱离日共，1927年成为《劳农》杂志同仁，参加日本资本主义论战，与野吕荣太郎等讲座派展开论战，领导合法左翼运动，1937年因人民阵线问题受株连入狱，后因肾炎恶化出狱。猪俣以劳农派理论家著称，主要著作有《帝国主义研究》《货币经济学》《农村问题入门》和《现代日本研究》等 。

猪俣自己不久就由于人民战线事件被检举，被剥夺了发言权。那以后的情况大致都如猪俣所预料的在发展。尾崎秀实在这种形势下开始介入时局。尾崎从当初就断定通过抗日战争将会促进中国的“斥化”，并一直认为“卢沟桥事变”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阶段。他还预测到通过日中的抗争，蒋介石政权将逐渐衰弱，由此英国对中国统治的地盘将会丧失，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摆脱殖民地化的进程也会加速。

尾崎根据形势判断出这种社会变动也会给日本国内带来一种反作用，变革日本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也将会产生。维持着广大的占领地，又被卷入长期持久战的日本身处中国民众的抵抗中，在和影响力不断增大的共产主义的对立中，不久也就不得不修正和变革帝国主义、殖民地主义。在1938年春的议会上通过了国家总动员法等统制立法和国民健康保险法等社会立法，围绕着资本主义的主导权的抗争也拉开了序幕，“国民再组织”开始逐渐被提到了日程上，这些都可以看成是日本国内的变革的一种先兆。尾崎秀实基于这种形势判断开始介入时局正是在1938年的中期。²⁰尾崎在《存在于东亚共荣圈基盘上的重要问题》（《改造》1941年3月号）中说：“以农民运动为主干的支那抗日斗争的长期化必然会使中国社会革命发展，使共产党的势力扩大，还会促进中国民族独立运动”，并明确指出那是“遵循了苏联以及第三国际的一贯的方针”²¹。

通过日中战争促进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摆脱殖民地化，由于长期持久战中的对立关系和反作用，在日本也会产生变革的可能性。通过这些整个远东地区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对专注中国问题、有着同样的形势判断的左翼知识分子来说，日中战争也是围绕着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所进行的对整个远东主导权的争夺。尾崎认为要和进行抵抗的中国相联合，从内侧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变革，寻找出一种日中提携的可能性，他以这种形式介入到时局中。

从30年代中期就关注日中抗争的发展方向的三木意识到这种形势，下定了介入时局的决心。他是在日中将转入长期持久战已无法避免的1938年的中期介入时局的，在和共产主义的对立关系中，他寄期望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自我变革。通过和共产主义的竞争使日本帝国主义自我变革，这种特殊的路线在以后的太平洋战争时期更加明确地提出来的是细川嘉六。他在《世界史的动向和日本》（《改造》1942年8、9月号）中，叙述了在共产主义影响下的亚洲诸民族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展，大力阐述日本要应付这个“世界史的动向”，就应清算帝国主义政策，推行日中提携，如果不这样做，日本就不可能成为解放亚洲的势力。这个言论被看成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宣传活动，《改造》的9月号因此被查禁，细川嘉六也被检举。它成为引发太平洋战争时期最大的言论镇压事件泊事件、横滨事件的开端。

毕业于东京帝大法学部，记者、政治学者，先后任职于读卖新闻社、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日本共产党参议院议员。昭和研究会成员（该研究会因为1941年佐尔格事件解散）。研究日本殖民地的著述有《亚洲民族政策论》（1940）、《殖民史》（1941）等。在收到 500 日《殖民史》版税后，细川于 1942年7月邀请关系密切的编辑和研究人员，在家乡富山县泊町举行了两天一夜聚会，次日早上与会者在下榻旅馆院中拍了纪念照，该照后被用于泊事件。‍‍‍‍‍‍‍

太平洋战争期间，内阁情报局握有分配出版用纸的实权，同右翼文人相勾结管控言论。其中一例，就是指责刊载于1942年《改造》杂志8、9月号的细川嘉六的论文《世界史的动向与日本》是宣传共产主义，9月14日逮捕细川，企图借此镇压改造社。可是从论文中找不出宣扬共产主义的确凿证据，阴谋未能得逞。后偶然在其他事件有关者的查抄品中，发现上述泊町聚会照，于是诬陷其密谋重建日本共产党，1943年5月逮捕其中七人。1944~45年又逮捕与中央公论社、改造社、日本评论社、岩波书店等有关者三千余人，据《治安维持法》起诉。1944年7月《中央公论》《改造》被迫停刊。审讯拷打致使三人死亡。而对此事件的正式审判，直到战败也未进行。

战后，被告家属于2005年要求对此案进行重审。历经多次请求，2008年3月，最高裁判所裁定由于期间经历过大赦，案件不应重新审理，故驳回重审请求。家属之后转向提出刑事补偿请求。2010年2月，横滨地方裁判所裁定补偿家属4700万日元，认定有罪判决是“特高警察先入为主、严刑逼供，司法人员加以配合产生的判决”，“明显应该无罪”，事实上承认本案为冤案。

那时他脑子里想的并不只是有关国内的主导权抗争的问题。三木对侵占中国的日本的动向提示了一种“征服者将被征服”的可能性，²²还表明他的信条是“把中国的读者放在心里来写作”²³。可以说他明显是考虑到包括抵抗的中国方面在内的整个远东的主导权抗争的状况，来介入时局的。

那时三木说“现在日本所有的问题都和中国的问题有关”²⁴“卢沟桥事变这个大问题同时也对日本提出了要进行国内改革这样一个大问题”“外部会成为促进内部革新的动力，而且必须要这样。不进行国内改革，卢沟桥事变就不可能有任何解决的办法”²⁵。三木认为只要日本帝国主义存在，中国的抵抗就不可能停止，只有通过日中的抗争来变革日本帝国主义，才能走上一条终止日中战争的路。

过去对三木清等知识分子参与时局大体上都持有这样一种看法，也就是主观上是要立志于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抵抗”，可结果对军部和财界并没有起到抵制作用，最终只成为一场把既成事实理念化了的“协助”²⁶。如果用那种分析模式来看，它只会被看成是国内的主导权抗争中的一种孤立的知识分子的理想论。他们并没有把中国问题和国内问题立体地连动到一起，从整个远东的主导权抗争的范围内去思考问题。

这种问题并不只限于思想史的领域。在过去的“十五年战争”史观中，把日中战争时期看作是从九一八事变走向太平洋战争的日本一味的侵略史中的一个阶段而被埋没掉的倾向很强。有很多只是单纯把中国方面看作是受侵略的被动的存在，而通过国共合作来抵抗、申诉等这些重大问题却被忽视了。因此没有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方面的抵抗看作是相互作用、相互反射，也没有从一定的角度去分析超越国境的主导权抗争和整个远东在结构上的变动。在日本的历史研究者之间“十五年战争”史观是主流，而中国方面是“八年抗日战争”史观是主流，这种异同是这个问题点的一个显现。²⁷

用那种角度是无从抓住日中战争时期的三木清的思想的核心的。必须把中国问题和国内问题立体地联系在一起思考，如果只限定在国内的范围内思考，就无法确定什么是“抵抗”什么是“协助”。三木认识到了企图压制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将面对中国的抵抗而走投无路，最终会被“世界”所超越这个过程，从而提出了“世界史的哲学”。接着我们再来考察一下由此开始被提及的“世界史的哲学”的发展方向。

六、东亚协同体论和内部论争

在昭和研究会发表了谈话《卢沟桥事件的世界史性的意义》后，作为研究会的一环，成立了以三木为中心的文化问题研究会。开始探索超越日中抗争的理念，不久就提出了“协同主义”。它是一种希望通过自主独立和协同提携来实现“东亚协同体”、跨越日中国家主义的冲突，还有作为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是它告诉人们以自由和管制为媒介的国内改革的必要性²⁸。据昭和同人会编著的《昭和研究会》（经济往来社，1968年）卷末的名簿，文化问题研究会的成员有后藤隆之助、三枝博音、佐佐木弘雄、清水几太郎、菅井准一、杉本荣一、中岛健藏、中山伊知郎、林达夫、船山信一、三木清、矢部贞治、笠信太郎（1939年2月现在）。参考文化问题研究会的讨论，以昭和研究会事务局的名义整理出版了《新日本的思想原理》（1939年1月）、《协同主义的哲学式的基础——新日本的思想原理续篇》（1939年9月）、《协同主义的经济伦理》（1940年9月）三部曲的小册子中，《新日本的思想原理》、《协同主义的哲学上的基础》作为“资料”被收录在《三木清全集》17中。但省略了由昭和研究会事务局写的“序文”。在《昭和社会经济史料集成》（大东文化大学东洋研究所发行，自1978年刊行）中，三部曲和全部的“序文”都被收录（第7、8、11卷）。《协同主义的经济伦理》是把笠信太郎的“日本经济的再编成”论和大河内一男的“战时社会政策论”等统合起来。作为事务局的成员参与了整理工作的河合彻在供词中说“彻底地使日本资本主义高度发展，要大力发展内含在高度资本主义里的生产的社会化的要素，即社会主义要素，使它发展至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前一个阶段”，这是“协同主义的经济伦理”的根本思想²⁹。

有关昭和研究会的“东亚协同体”论的形成和主张建设“东亚新秩序”、呼吁国民政府参加到日满支提携中去的第二次近卫声明（1938年11月3日）是密切相关的。到1938年中期，日中战争转为长期持久战虽已不可避免，但这种情况成为决定性的事实是在武汉之战后（8—10月）。日本的自我膨胀也因此达到了一种极限，统治着广大的占领地，和由国共合作达成一致抗日的中国相对峙的局面业已形成。

在这个阶段被提出来的“东亚新秩序”论包含着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是维持着傀儡政权占领了中国大半部的日本要把国民政府并吞到日满支经济圈中去的帝国主义政策的一种显现。可另一方面是日本一味地压制中国、灭绝国民政府的强硬政策受阻而不得不和国民政府讲和的一种表现，“不以国民政府为敌”的第一次近卫声明的发表意味着要对以前的政策做实质性的修改。可以说在这双重意思下主张建设“东亚新秩序”，说明它有可能会成为日中可以在对等的基础上进行联合的一个转折点，各种“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等在这前后一段时期里相继出台³⁰。

在这种动向中，三木提出的“东亚协同体”论因为是一种批判日本帝国主义、以日中提携为前提的倡导国内改革的论调，它吸引了很多左翼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理念它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新日本的思想原理》《协同主义的哲学式的基础》等完全是一种通过共同讨论而得到的妥协折中的产物，而三木自己所专注的问题的一些条理却被分散埋没了。在文化问题研究会的成员中，围绕着如何评价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见解，那些小册子是调和了各种看法的一个纲领性的文章，而“协同主义”只不过个是最大公约数式的宣传口号而已³¹。

实际上昭和研究会的相关者所提示的各种“东亚协同体”论里包含着各种不同的见解。它把其中要继续保持“东亚的盟主”日本的势力圈的蜡山政道、加田哲二等的新殖民地主义式的论调和要把重点放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自我变革上去的三木清、尾崎秀实等的不同论调合在了一起³²。“协同主义”的实质就是把这些不同的见解暧昧地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宣传口号。

蜡山政道主张建设和帝国主义不同的“地域间的命运共同体”和超越日中国家主义冲突的“地域主义”。他还论述到要把它扩展到满洲以至中国去的“日本的大陆发展”这一原理的实现，“地政学”（Geopolitik）为其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蜡山政道的“东亚协同体”论概括在其著作《东亚和世界》（改造社，1941年）中。蜡山在九一八事变时已撰写了《日满关系的研究》（斯文书院，1933年），揭示了一种和国际联盟主张的普遍性的国际主义所不同的“地域主义”的可能性。又进一步提出了为以后的“东亚协同体”打下基础的一些理论³³。加田哲二认为要修正帝国主义的榨取、隶属关系，而实现互惠的、双方的提携的“东亚经济协同体”是可以在日本的指导下实现的³⁴。

那时不论是蜡山还是加田都在强调日本国内改革的必要性。可是“东亚的盟主”日本的势力圈的扩大是以实现从西洋帝国主义手里解放亚洲为前提的，它是要把重点放在使中国国家主义也融到其中去的一种理论。

尾崎秀实幼年随父亲居住在台湾，从小就对中国问题感兴趣。1922年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成为真诚的共产主义者。1926年至朝日新闻社工作。作为《朝日新闻》特派记者，在上海结识许多中国左翼文化人士，并为“左联”活动提供帮助。中日战争期间联合在华日本人士，以“日支反战同盟”为阵地，自觉投入到反战斗争行列，在隐蔽战线为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针对这种动向，尾崎秀实以“东亚协同体”论的内部批判者的角度，撰写了《“东亚协同体”的理念和其成立的客观上的基础》（1939年1月）。他指出为实现“东亚协同体”而同国内的“帝国主义式的要求”做抗争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这点就无法回答抗日中国的国家主义所抛出的问题，为此他这样说道：

我们自身必须应该认识到，在和民族问题相比中“东亚协同体论”是多么地惨淡和渺小。如果认识不到这点，“命运协同体”间的关系最终会以神秘主义式的决定论告终。³⁵

在这里尾崎明显是在批判通过地政学式的“地域主义”使建设“地域性的命运协同体”正当化的蜡山政道的“东亚协同体”论。尾崎警告说根本无法回答来自抗日中国方面的批判的“东亚协同体”论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现代的神话”。在这里就出现了有关“东亚协同体”论的内部论争。

在有关这些问题的论争中，三木清也带着“世界史的哲学”、“新世界主义”参加了进去，他以独特的论点对“东亚协同体”进行了评论。

三木在《世界史的哲学》（1939年1月）中做了如下的论述：

对世界史的哲学的诉求随着那场世界战争（1914—1918）的结束而变成一种现实。能及时应对这种诉求的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最强有力的一点是拥有和世界史的发展相关的统一性的思想。……法西斯主义的哲学中虽然也存在着些历史哲学，但它最大的弱点是不具有和世界史相关的统一性的思想。……至于最近被经常提到的东亚协同体，在思想上它也必须是立足于新世界史的哲学。它必须能够超越和现在世界史的发展相关的、具有统一性思想的、可以说是近乎唯一的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它应以一种新世界史的哲学的面目而出现。³⁶

这是“哲学手记”连载在《知性》1939年1月号上的第一篇。在这篇论文里他说“历史哲学作为当今世界史的哲学必须要重塑”（页439）。三木曾融合海德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对与他者的关系性和有关现在的行为的问题非常关注，还撰写了《历史哲学》（1932年）。可以说它是通过和中国这个他者所提出的问题相碰撞，从而使其具体化，发展至“世界史的哲学”。

在这里三木把以批判资本主义和解放殖民地而使影响力不断扩大的马克思主义称为具有世界史的统一性理念的“近乎唯一的哲学”，他还呼吁应该在和马克思主义相竞争的关系中，不断地完善“东亚协同体”论。这是在向长期持久战推移的阶段，呼吁日本帝国主义在和共产主义竞争中要进行自我变革的“支那事变的世界史性的意义”这一谈话的一种延伸。三木在《21世纪的思想》中说，在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抗争中，“自由主义的诸要素在新的把握下会重现活力”³⁷。提出“新自由主义”，以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媒介来批判法西斯主义这个时期的人民战线式的立场和一边对抗共产主义一边批判法西斯主义的时期，可以说在原则上是相互连贯的。只是从世界史统一性的理念的形成的观点来看，他又再次把重心放到了马克思主义一方。

三木为实现消除了国家主义、帝国主义的“世界”，提出了“新世界主义”。在《知性的改造》（1938年11、12月）中，他说“世界史的发展过程是实现‘世界’的过程”，“东亚协同体”论必须是要“开创出一条新世界主义之路”，“必须要朝着实现‘世界’的方向运行”³⁸。

像这样以“世界史的哲学”“新世界主义”为基础，三木在《东亚思想的根据》中（1938年12月）探讨了“所谓东亚协同体的思想到底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根据”这一问题。他说“东亚协同体”论必须彻底从“世界史性的立场”上去论述，“如果东亚思想是建立在放弃了世界史的统一性的理念上的话，那到头来它所拥有的只是反动的意义”，他还对有关“地域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他说那“称不上是真正的思想”³⁹。从三木所用的语言“最近所说的东亚协同体”“所谓东亚协同体”来看，可以知道三木并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东亚协同体”论的提倡者。三木在论述有关已经广为人知的“东亚协同体”时，又提出了“新世界主义”，并以一种批判性的姿态加以介入。

对于和日本相冲突的中国国家主义，三木说必须要认识到它是一种伴随着“向近代国家的发展”、“近代化”的历史上的必然，它具有进步的意义，他还着重批判了想要压制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

支那的近代化才是东亚统一的前提，……从而也是东亚协同体得以实现的前提。日本如果不是想要征服支那，应该就没有理由阻止支那的近代国家的发展。……支那的独立必须以意味着日中共存共荣的东亚思想为前提。妨碍支那独立的是各国的帝国主义。……可是如果日本要代替欧美各国对支那实行帝国主义式的统治，东亚协同体的真正的意义就无法实现。……然而帝国主义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像这样必然是要把东洋的统一这种空间上的问题和资本主义的解决这种时间上的问题联系到一起。⁴⁰

三木一直在强调要把压制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变革看成是“东亚协同体”形成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在三木的“世界史的哲学”中，由日中提携的“东洋的统一”是具有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式的“世界史”的意义的。可是同时把“东洋的统一”看作是要压制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面临中国的抵抗，在和共产主义的竞争中被超越的一个过程也是很有意义的。为此三木这样论述道：

东亚协同体的建设不但不意味着日本对东亚的征服，反而必须应该意味着是在新的基础上的共存共荣，……日本也好日本文化也好都必须要进行和新秩序相应的革新。日本如照现在的样子要建设东亚协同体在伦理上是不可能的。……国内的革新和建设东亚协同体之间是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⁴¹

三木明确地指出“不论是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必要从东亚协同体这个新的全体的立场上去进行改造”⁴²。

如上所述，三木一直在坚持着和希望通过内含在“日本的大陆发展”中的“地域主义”、融合中国国家主义、建成“东亚协同体”的蜡山政道等的不同的论点。他把打碎国家主义、帝国主义作为实现“世界”的过程中的一环，预见出要压制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面对抵抗，终会因“东亚协同体”的形成而被超越这样一种趋向。三木的言说战略就是在长期持久战和共产主义的对立中，通过迫使日本帝国主义自我变革来促成这种趋向的成立。岩崎稔在《有关三木清的“技术”“动员”“空间”》⁴³同《创造性的超主体的欲望》⁴⁴中，认为把“战时动员体制”水平地投射、投影到空间的话，“东亚协同体”的空间表象就会成立，他还对参加动员、造就出担当“东亚”主体的地政学式的规则权利进行了批判。可是这种“投射”“投影”的方向性，和认为会由“东亚的盟主”日本带来亚洲的解放的蜡山政道和加田哲二等的“东亚协同体”论如出一辙，三木曾对此进行了批判。三木所执著的正是通过面对和抵抗的中国的相冲突、相竞争的关系所产生的“世界”“东亚”等问题，把它反射到国内变革上去这样一种方向性，而不是相反。“战时动员体制”论的构造只是单纯地应用在“空间”上，而并没能把握住三木的“东亚协同体”论的核心。

三木这种独特的“东亚协同体”论和昭和研究会的小册子《新日本的思想原理》《协同主义的哲学上的基础》上的论说在论点上有很大不同。在三木个人的论说中马克思主义被看作是具有世界史统一性的理念的“近乎唯一的哲学”，他主张通过和其竞争促使日本帝国主义自我变革。可是在妥协折中的产物《协同主义的哲学上的基础》中，马克思主义却被看成是由扬弃了唯物论和观念论、全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等等对立的“协同主义”很简单地就能超越的对象。在日中的长期持久战中，三木所坚持的问题的建构方法就这样被丧失殆尽。

三木在1938年到1939年参与了两种论说。一是参加了制作昭和研究会的纲领性的文件，承受了各种妥协和折中。与此同时另一方面是在发表的个人的论说中，他提出了打碎国家主义、帝国主义的“新世界主义”，并把焦点完全锁定在批判日本帝国主义上。

三木在那里所说的“卢沟桥事变的世界史性的意义”的中心课题就是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再通过日本的自我变革来达到日中提携即是“东亚协同体”的形成。三木认为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式的“世界史”，批判资本主义和解放殖民地这个过程是不可缺少的。

七、东亚协同体论的发展方向

如上所述三木清一方面参与了昭和研究会的纲领性文件的制订，另一方面又介入了有关“东亚协同体”的内部论争。当时尽管在被称为是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团体的昭和研究会里，把“东亚的盟主”日本的指导性作为前提的论说还是占大多数，而把重点放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自我变革上的三木等的见解只是少数意见而已。

包含着这些不同的“东亚协同体”论从整体上也受到来自外部的种种批判。

重视日本权益的广域经济论者小岛精一批判“超国家性”的“东亚协同体”论，说它是站在那种所谓“为东亚的日本”的立场而对日本的权益加以限制，他主张应该彻底“坚持日本的国家性的立场”⁴⁴等。

日本右翼理论家。庆应义塾大学预科、国士馆学院教授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宗教学系。在1933年“泷川事件”和1935年天皇机关说事件中，领导了理论上的“以国防和大义名分的学者攻击”，用“斥化教授”等言语诽谤、煽动、谩骂并散布谣言，粉碎其对象。

还有皇道主义者蓑田胸喜批判昭和研究会的“协同主义”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的问题的解决”和要限制日本的国家主义是假借转向来否认“国体”，是一种企图“斥化”的危险思想⁴⁵。这是批判近卫新体制运动为“斥”的活动中的一环。蓑田在同一时期还和由米泽斯、哈耶克等的经济计算论争引发的计划经济批判的论客山本胜市合作，他们刊行了《笠信太郎氏“日本经济的再编成”批判》（原理日本社，1941年）。

为了“东亚协同体”的形成，一边要对抗这些日本资本主义势力和皇道主义者，一边又必须通过日本帝国主义的变革来实现日中提携。可是也有来自中国方面的批判，说“东亚协同体”论只不过是日本要掩盖称霸亚洲所投的一颗烟雾弹而已。蒋介石在1938年12月26日的演说中严厉地批判说“什么‘东亚协同体’，这简直就是‘中日合并’，也就是要中国全面地归属日本，这也就是要完成‘日本大陆帝国’”⁴⁶。

还有围绕着朝鲜问题也展开了批判。花田清辉在《民族政策的理想和现实》（1938年12月）中提到，如果要主张“日满支一体化”，首先必须要解决朝鲜人的从属状态，实现“内鲜一体化”，他批判了“东亚协同体”论的理想和现实间的偏离⁴⁷。对倡导诸民族的自主独立和协同提携的“东亚协同体”论来说，朝鲜和台湾的自治、独立问题应该是很重要的主题。三木清也在《内鲜一体化的强化》（《读卖新闻》“一日一题”栏，1938年11月8日）里批判对朝鲜人的“差别待遇”，他说“虽然一直在说日满支一体啦东亚协同体啦，但那明显是以实现内鲜一体化为前提的”⁴⁸。“东亚协同体”论尽管在倡导民族的自主，但它的重点是放在超越国家主义的协同上，朝鲜、台湾的民族自决问题没有作为什么大的问题浮现出来。

在受到各种各样的批判中，“东亚协同体”论无法招集到实现变革的势力，随着政治形势的改变而成为了一纸空谈。在1938年秋“东亚协同体”论刚被提出来的时候，作为打破财阀和现有政党的一种革新运动，策划了近卫新党运动和“国民再组织”论，但到了1939年初由于近卫内阁总辞职，那种改革的气氛一时也消失了。而响应近卫的“东亚新秩序”声明，脱离重庆国民政府，成立了“救国和平运动”的汪兆铭派只是属于少数势力，它并不具备为日中和平铺路的能力。而且它对日本单方面的压制也没有任何牵制的力量，只能是被困在日本的势力圈内。

那期间，1939年9月在欧洲爆发了第二次世界战争。1940年夏由于荷兰、法国的投降，德国横扫欧洲，英法殖民地体制出现了裂痕。与此相应在日本国内改革的气氛再次高涨，在刚开始的新体制运动中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了。

近代日本政治家。五摄家之一的近卫家家长，袭公爵爵位。历任战前日本贵族院议员、副议长、议长，第34代、38代、39代内阁总理大臣，第18代枢密院院长。在第一次近卫内阁中，由于日军迅速占领了南京，近卫本人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宣言，拒绝与之和谈。随后发表“近卫三原则”，并拥立汪伪政府。日本战败后，驻日盟军司令部将其视为战犯嫌疑人并发布逮捕令。近卫闻讯自杀，最终未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

昭和研究会周围的大多数“东亚协同体”论者也参与了新体制运动。那时他们对近卫文麿以及革新官僚等的自上而下的变革并没抱很大的期待，而是希望通过发动自下的国民运动来形成一股勇于变革的势力。作为近卫文麿的高参，参与了“国民再组织”原案制作的尾崎秀实在和三木清等举行的座谈会“新党运动的国民性的基础”（《大陆》1940年8月号）中说，“不能变得仅仅是依靠近卫”，“即使是从上着手，但如果不把它变成自下的运动的话也是没有意义的”⁴⁹。可是那种事态在还没有成型的过程中，就被由官僚和军部主导的“大政翼赞会”吞并。还有力图正式引进计划经济的经济新体制论也由于和强烈反对的财阀相妥协而产生了大大的后退。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的汪兆铭政权（新国民政府）也只不过是个大幅度地接受了日本的权益要求的傀儡政权而已，不可能成为牵制实行殖民地化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这样在没有找到一种实现日中平等提携的方向性中，“东亚新秩序”朝着包含东南亚在内的“大东亚共荣圈”不断膨胀，尾崎秀实批判了在还没有实现日中提携，就把“东亚新秩序”换成“大东亚共荣圈”⁵⁰。其结果是加深了和英美的对立，爆发了亚洲太平洋战争。

那以后，第二次世界战争和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结果确实对东亚、东南亚各地区摆脱殖民地化起到了促进作用，使许多国家迎来了独立。可那并不是由日本帝国主义的自我变革和日中提携所带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解体和朝鲜、台湾得到解放是在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形式下实现的，中国摆脱殖民地化也正是通过抗日战争而得以实现。还有东南亚的独立也是在日本和西方的帝国主义的对立中，通过对这双方的抵抗而得以实现的。三木清在第二次世界战争时期的座谈会“世界史和评论的问题”（《文学界》1940年7月号）中曾这样预料，“从全体的倾向来看，这次战争的结果或许会加速世界的殖民地的独立”，他又说企图进行“殖民地的再分割”的德国的野心作为这次战争的结果也不会被实现（页168—169）。他当然也预见了此次战争会加速远东、东南亚的殖民地解放的进程，但那不单纯是日本和西方的帝国主义抗争的结果，他更希望通过日本帝国主义的自我变革对它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结果却失败了。

像这样通过日本帝国主义的自我变革、实现日中提携和亚洲解放的三木清等的“东亚协同体”论可以说是完全以受挫和失败告终。甚至可以说其结果是支持了国内的“翼赞”和向“大东亚共荣圈”的扩张。

那期间“世界史的哲学”也发生了质变。一直专注于要压制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面临抵抗、会被“世界”所超越这一点的三木清提出了“世界史的哲学”。可是由日中的长期持久战带来的紧迫局势也随着向“大东亚共荣圈”的膨胀，转换成一种和英、美、荷兰的对抗关系，把西方帝国主义赶出亚洲的这个幻想开始膨胀。批判欧洲中心主义、作为建设多元化“世界”的主导者日本的自我陶醉也形成了。拥护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的世界史性的使命、支持“大东亚战争”的高山岩男等的后期的“世界史的哲学”是根本没有承接三木清前期的“世界史的哲学”的宗旨的后继者。

那么三木清的“世界史的哲学”“东亚协同体”论为什么会以受挫、失败而告终呢？

首先有一个实际性的问题是结集那些要勇于变革的势力还为时尚早。在世界战争期的秩序转换中，用哪种形式摆脱殖民地化和修正、变革资本主义必然会成为争论的焦点。所以只要日中长期持久战中和共产主义的对抗在继续，三木清等希望的变革终究会具体化，勇于承担变革的势力也终将会出现。

可是无法把问题限定在这种形势论中。但作为诱发变革势力的产生原因，“东亚协同体”论可以说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38年中期三木清开始主张“世界史的哲学”，在秋天提出了“东亚协同体”论，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也因此参与策划“战时举国一致体制”，选择了变革之路⁵¹。最大的无产政党、对劳动运动影响力很大的社会大众党在日中开战后改变方针，成为近卫新体制运动的一个中心势力，并在1938年11月的第七次全国大会上提出了要把建设“东亚协同体”⁵²作为自己的口号。另外作为部落解放运动核心的全国水平社也在日中开战后转向，并在1938年11月的第十五次大会上提出了“由建设东亚协同体来一举解决部落问题”的口号⁵³。

对这种希望改革体制的势力向战时的在体制内的变革转向时，“东亚协同体”论作为一个给予了它们幻想的宣传口号，可以说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的。不过如果把它进一步扩展到一般工农大众中去，能结集到更广泛的势力的话，三木清等期望的变革也许就会实现了。

从根本上讲这里所说的问题和“世界战争的时代”的社会思想的界限有关。30年代以及第二次世界战争时期，在修正和变革资本主义、逐步调整战时动员当中，对抗争着的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都无法摆脱用某种形式强化国家权利的倾向。

在这时三木清以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媒介对法西斯主义进行批判，提出了打碎全体主义、国家主义、帝国主义的“新世界主义”。他还拥护反抗强化国家权利的“自由”，希望建立超越国家的国际性的联合。特别是在日中的长期持久战中，他希望通过和共产主义的竞争，来敦促日本帝国主义的自我变革。

可是这种自我变革正如从近卫新体制运动中可以看到的，只有通过强化国家权力，把国民运动结集在国家权力中这种形式才有实现的可能性。对左翼知识分子来说，近卫新体制运动是以在政治上使具有强有力的指导性的势力诞生、在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在社会方面促进国民运动为目标的一场运动。通过这些来压制军部和财阀，摸索出变革日本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可以说参与了此次运动的三木清正是尝试着从通过强化国家权利这样一个相反的方向，来寻找出一条超越国家之路。

那时他认为正是在日本帝国主义面临来自中国的抵抗，而必须要通过自我变革来摸索日中提携这种形势才会成为使他那种困难重重的尝试变为可能的推动力。可以说那是在“世界战争的时代”，寻求超越国境的社会变革的思想所面临的一种“临界点”。希望通过日本帝国主义的自我变革来找出一种实现日中提携的可能，但最终以受挫、失败告终的三木清的思想通过对那种可能性的敏锐追求，最终揭示出了这种可能性的临界点的所在。

可是这种尝试所伴随的牺牲也是巨大的。在日中的长期持久战中，共产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自我变革）的竞争所带来的牺牲并不只是通过战斗。特别是在身处于日中抗争的夹缝里的人们身上集中了各种矛盾。对“流散”在大日本帝国、满洲国、苏联的朝鲜人来说，日中战争期和太平洋战争期是他们饱受灾难的时期。正是在日中战争时期，苏联境内的朝鲜人被强制移居到中亚，备受压迫⁵⁴。被卷入日本战时动员的朝鲜人等少数民族成为深受多重歧视压迫的牺牲品⁵⁵。

作者注意到，被卷入日本战时动员的朝鲜人等民族成为深受多重歧视压迫的牺牲品。大日本帝国的战时动员把阿伊努、冲绳、台湾、朝鲜、维鲁塔、查摩罗等民众卷了进去，他们深受多重压迫歧视。

日本中央大学教授、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代表。专攻领域为日本近现代史。以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战时的民众社会及其战争体验之历史为主要研究对象，尤其以慰安妇和日军毒气战的研究而闻名。他关心少数族群和女性问题，2009年3月，与西野瑠美子、林博史共同发起成立战争暨女性人权博物馆，2014年6月2日，日军慰安妇问题亚洲团结会议开会发表建言声明，吉见义明在会上展示近年在海内外新发现的日军慰安妇资料。

毫无疑问三木清的构想是要通过日本帝国主义的自我变革，打破这种悲惨的状况，使其获得和平和解放。但是可以说在通过长期持久战和共产主义的竞争中，要实现日本帝国主义自我变革的这个构想本身就势必伴随着带来这种牺牲的危险性。

在这里有必要把评论的重点放到三木清思想中固有的问题上去。以下将主要探讨包含在三木的“世界史的哲学”、“东亚协同体”论中理念和现实间的一些问题性。

八、有关“世界史性的使命”这个说法的构造

以前对有关“东亚协同体”这个理念的评价是，它不过是个脱离现实的知识分子的理想论，是个根本不可能改变现实的空论而已。可是三木对问题的提出方法并不是那么单纯，其中掺杂着很多微妙的问题。在《东亚协同体的现实性》中，三木这样叙述道：

卢沟桥事变这个现实可以说是诸多现实的交接点，根本问题是要把这个事变引到怎样一个现实的方向上去。假设这个事变在主观的意图上虽然是由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开始的，但从这种现实中又蕴藏着另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东亚协同体即便是一种空想，但在此现实中还带有转换到彼现实的意义。固定地去看待一种现实，把它和东亚协同体的思想相比较，并以此来讨论它的非现实性的人应该说是根本不懂历史性现实意味着什么。⁵⁶

三木在这里注意到了当事者的主观的意图与它的结果之间的偏差，同时对现实的多重性也很是关注。复数的现实介入到一种互相抗争的关系中，会以促成某种方向性的方式来进行干预。“东亚协同体”就是作为一个没有预想到的结果所产生的不同的可能性中的一个，所谓现实与其说是在另一种层次上的理念，不如把它看作是复数的现实中的一个。

这种看法代表了三木对日中战争的认识的某种特质。也就是说日中战争明显是由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以侵略为目的的战争，是日本要取代英国统治中国、企图把中国殖民地化的帝国主义战争。可是一个没有预想到的结果是通过抗日战争加速了中国的统一和摆脱殖民地，解放亚洲成为问题的焦点，并开始被提到日程上。三木清认为日中战争就是帝国主义式的侵略的方向性和作为一种没有预想到的结果即帝国主义被超越的方向性，这些复数的现实互相对抗的一个过程。三木介入到那场指导权的抗争中，并力图促成后一种的方向性的形成。

在主张“世界史的哲学”的过程中，三木反复提到的黑格尔式的“历史的理性”即“理性的狡诈”论也应该放到这样的语境下去理解。那同样也是当事者的主观意图和无法预知现实要如何变化这两者间产生偏差的问题。

三木说“历史的理性是独立于当事者的某个人、某个集团、某个阶级等的主观的意图而实现自身的”⁵⁷，“‘历史的理性’是完全无视一个个主体的动机而实现自身的”⁵⁸。三木在这里所意识到的问题是产生在侵略的方向性和由无法预想的结果而生出的解放的可能性之间的那种偏差。

在这个基础上，三木从“在现在所发生的事情里我们发现了历史的理性，我们必须按照它去引导事情”⁵⁹这种立场，把打碎全体主义、国家主义、帝国主义作为实现“世界”的过程，提出了“世界史的哲学”。

那时正如三木所说的“黑格尔说过世界史是在自由的意识上的进步，我们也许可以说世界史正是实现‘世界’的过程”⁶⁰，他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那是一种很近似于黑格尔式的目的论历史哲学的观点。可是以前的三木深受海德格尔的时间论的影响，曾对黑格尔式的“出于己还于己”⁶¹的目的论历史哲学大加批判，主张立足于现在的行为的立场这样一种历史哲学。那种立场虽然在这里依然没有改变，但同时三木把它作为和“世界”的实现过程相呼应地进行了论述。这从以下他的文章里就可以明显地看出。

历史是不会把不吟唱的诗人称做诗人的吧。形式是通过我们的行动而形成的。我们身处在历史性的世界里，并由这个世界创造出来，我们是自主地参加到历史世界的自我变化的、也就是这个世界的创造性元素，并通过自主地参加对历史的创造，我们感受到我们活着的真实性，从而也证明出我们活着的真实性。⁶²

这样三木的“世界史的哲学”一方面论及了超越主体意图的“世界”的实现过程，另一方面又呼吁主体来把握这个“世界”过程，要通过我们置身于现在的行为，努力朝“世界”的实现迈进三木在《构造力的论理》（1937年5月，未完）中，想赋予这样的哲学的方法以一种原理上的基础。

这成为一种在以主体的意图和作为那个预想不到的结果的“世界”的实现之间的偏差为前提的基础上，使体现“世界”过程的主体产生，使其朝着“世界”的实现迈进的哲学。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说持这种主张的三木清自身就成为把握了“世界智慧”、并把这种理念讲述给主体的大哲人“世界的设计师”三木就那种倾向性在座谈会“20世纪是怎样一个时代”（《文学》，1939年1月号）上作了如下的发言：“现在所需要的是……像艺术家那样能直观地把握住新秩序的能力”“现在需要能把握住启示的含义的诗人、哲学家”“可以说即便不是什么宗教性的，也应该出现一个预言家”⁶³。像三木清的这些言论结构不管三木清本人的意图如何，都不可避免地成了一种游离了现实的空理念。

日本作家与文艺评论家。生于东京市神田区（今东京都千代田区），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法文科；是确立日本文艺评论界的灵魂人物，影响了后来大多数的文艺评论家。

在同时代对这些不切实际的理念进行彻底批判的是小林秀雄。

很多学者都对东亚协同体论发表论述。可是有很多都无法自圆其说，从而不攻自破。……学者们简直是走得太远了。连世界史的命运都要去知晓了。但人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地了解过世界史，将来也不可能。在这种事物面前，人们所做的判断、所下的决心、所持的行动都不可能很正确。⁶⁴

这种空转的“世界史性”的理念具有一种给在和中国的关系性上带来某种变化的构造。三木的“世界史的哲学”是立足于面临中国抵抗的日本帝国主义逐渐被“世界”超越这样一种状况中。可是来自中国抵抗的呼声逐渐被来自“世界”的呼声所代替时，已经意识到“世界”的呼声的日本反而向中国发出呼吁，从而形成了这样一种倒错的发话的构造。

在三木的公开信件《致汪兆铭氏》（1939年12月）中，这种结构表现得很明显。

支配历史的理性即使历经迂回曲折，最终是要实现自身的普遍性的目的的，不管是个人还是民族都要面对世界史的审判。洞察历史的理性的目的、为历史的进步做贡献是我们的义务。这也正是日本的知识分子自这次事变以来，热心地探讨此次事变的“世界史性的意义”的缘由。其结果就是以“东亚协同体”的思想显现了出来。……东亚新秩序的建设意味着日本和中国应该携手担负共同的世界史性的课题。⁶⁵

三木这样呼吁道：“现在不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应该了解日本和中国都是东亚的一部分，都应该竭力为东亚协同体这个全局。”⁶⁶

这时三木的有关日本帝国主义的自我变革的一贯主张还并没有崩溃。三木承认“中国的民族主义要求中国的独立是正当的理由”，他说“我们不禁要说灭亡了中国还谈何东亚协同体”，“可以说独立的协同才是真正的协同”，“不能容许把侵略主义掩藏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名义下之类的行为”，他还主张“没有国内改革就不能建设东亚新秩序”，“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是当今的世界史性的课题”⁶⁷。三木还呼吁汪兆铭参加“东亚协同体”的建设，他这样说道：

中国急于要求独立自由，但不能忘记建设东亚协同体这个共同的目的，相反必须要知道建设东亚协同体才是确保中国能够获得独立自由的路。⁶⁸

可是在这封致汪兆铭的公开信件发表的1939年12月，开始了“救国和平运动”的汪兆铭派却逐渐被笼络到日本的势力圈内，树立傀儡政权已成不得已，那其中的各种交涉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在这时三木把原来作为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的理论而提出来的“东亚协同体”论，作为一种充满诱惑力的言说用在了呼吁汪兆铭的对日合作上。

那时三木认为汪兆铭是可以对日本帝国主义直言不讳，并能起到一定的牵制作用的势力，所以支持汪兆铭，毫无疑问他是想从内外促进日本帝国主义的自我变革。可是在自觉认识到有关“世界史性的使命”之前，三木向根本还没有什么自觉的汪兆铭发出呼吁的这种构造却已经形成。比起超越国家主义的合作，对中国来说主张首先要确保自主独立的汪兆铭是不会接受“东亚协同体”。汪兆铭一边表明对日本的论调的不快，一边反复地主张首先应该确保中国的自主独立⁶⁹。站在这种立场上汪兆铭明确地提出了“政治的独立”，并向认为有权退出联盟的“东亚联盟”论靠近，这也可以说是在尝试着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牵制论⁷⁰的这种呼吁的。这点就足以说明这种理念的不现实性。

这时三木清的“世界史的哲学”在围绕有关近卫新体制运动的现实政治上败退下来之前，就已背弃了自己所开拓的思想的种种可能性，而完全受挫。

九、结尾——武田泰淳的“世界”论

三木清的“世界史的哲学”是以作为批判帝国主义、殖民地主义装置的“世界”论为基础的，是在日中战争的影响下产生的。它是一种以企图压制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面临抵抗、被“世界”所超越这种事态为凭借力，希望使日本帝国主义自我变革的理论。

可是这种理念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空论，在实践上也遭受了受挫和失败。它后来逐渐演变成为把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看成是日本的世界史性的使命来加以拥护、支持“大东亚战争”的高山岩男等的后期“世界史的哲学”。

可尽管结果是这样，我们还是不能不看到最初的“世界史的哲学”的问题所在。日本面临中国的抵抗，即将步入世界战争之门的时候，打碎日本帝国主义的“世界”论被提了出来，这其中仍蕴藏着很多没被解读出来的可能性。在这里我们将探讨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尖锐地追求那种可能性的武田泰淳的思想来作为本文的结束。

中国文学研究家武田泰淳随着日中战争的开始就被应征入伍，从1937年秋去了中国大陆约两年。那正是在经过了南京战、徐州战、武汉战向长期持久战过渡的时期，他转战于各个激战区。那时武田泰淳是不得已作为一个企图压制中国的侵略者一方的人去面对中国人的。

他回国后，在《有关中国文化的书信》（1940年1月）中这样写道：

对士兵们来说日常的生活就是研究伟大的支那。……士兵们和带着虚虚实实的数千年来的被征服者式的理性靠上来的农民们交谈，有时也在一起劳动。士兵们不知道东亚协同体论。也没有读过什么登在大杂志首页上的那些有关东亚的大论文。甚至连那些支那研究者的名字也不知道。可是他们在那两年里生活在支那，然后从那里回来，这却是事实。⁷¹

像这样武田泰淳以一个“征服者”去接近“被征服者”中国人的那种立场，对背离了实际的“东亚协同体”论的理念进行了批判。

在“大东亚战争”开战后，他撰写了《司马迁》（1943年）。在后记中他这样写道：“高坂先生、西谷先生、铃木先生等京都派的有关主张世界史性的见地的各位今后要怎样对待支那史学，是个多少令人感兴趣的问题。铃木先生等提到的朗克的世界史学和司马迁的史学，哪个是世界史性的，现在或许需要研究一下吧？”⁷²《司马迁》明显是作为一种和京都学派的“世界史的哲学”相对抗的形式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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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中武田泰淳描述了司马迁一边服务于想要称霸世界的汉武帝，一边通过“撰写世界史”和“记录”“整个世界”来对政治进行彻底的批判。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这样的描述，想要称霸世界的“世界的中心”不久就会在和别的“世界的中心”相抗争中灭亡，要知道最终“整个世界”还将继续。在武田泰淳看来，《史记》是一本描写了想要称霸世界的帝国主义、殖民地主义终将被“世界”所超越这样一种状况的书。

接着在“结语”中，武田泰淳把“相信日本将会成为世界的中心的日本人”和不相信“世界的中心”、描述它的灭亡的司马迁相比较，并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司马迁的敬意⁷³。武田泰淳的《司马迁》是描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将不可避免地被“世界”超越而走向灭亡的一本“世界史”的书。

也可以说武田泰淳的《司马迁》是这样一本书，就是说通过把三木清的“世界史的哲学”在开始时所揭示的可能性更加尖锐地提炼出来，以此来批判那以后的“世界史的哲学”。在这里武田泰淳自己是否有意识地继承了三木清的言论并不是什么问题（也许可以说是自觉地抱有批评之念）。而更重要的是他对面临日中战争的日本要如何建立打碎日本帝国主义的“世界”这点所做的思索，以及尖锐地提示出了上述“问题的构图”。

这以后武田泰淳又一次去了中国，作为侵略者一方的他在上海迎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通过此事他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了以下的“世界”论。

通过战争某个国家灭亡消失就像世界这个生物的肉体的一种消化作用、一种月经现象，或者是一个哈欠一样。在世界的胎内有数个或者数十个民族在互相地抗争、灭亡，这对世界来说只不过是为了使血液循环变得更好的一种内脏运动而已。⁷⁴武田泰淳的“灭亡”的思想一方面是表明和目的论式的理念不同的一种“实存”的思想，同时另一方面又是一种不断探索“世界全体”的思想。有关“世界战争的时代”的思想包含了“实存”和“世界”这两方面的问题。⁷⁵

像这样作为灭亡的帝国主义国家一方的武田泰淳认识到了打碎、消除国家和民族的装置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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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田泰淳，東京：新潮社，1992

这以后，“战后”的他作为一个描写“世界”的矛盾、纠纷、苦痛、扭曲的作家活跃在文坛。在1959年版的《司马迁》的序文里（文艺春秋新社）他说道：“战后，有很多人不断尝试用小说的形式试图全面把握人的世界。”那时他专注于完全从加害者的一方，通过挖掘和“世界”相关的人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抵抗、陌生感、怀疑等，把身处“世界”的“苦痛”集中地表现出来，在战后初期的短篇《审判》（1947年）里描写了一个毫无理由地杀害了中国老人的士兵，在中篇《发光的苔藓》（1954年）里描写了一个靠吃人肉活下来的船长，在长篇《森林和湖泊的节日》（1958）里描写了一个画爱努人的日本女画家，在最后的长篇《富士》中刻画了一个管理精神病患者的医生。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武田泰淳是非常注重以加害者、统治者一方的视点进行创作的。他似乎想从统治者被牵制、被超越时的“世界”的变化中追寻出一点获得“救济”的影子。

统治者看到的世界和抵抗的被统治者看到的世界之间是有偏差的，“世界”就是由包含了这种视差在内的多中心所组成的。武田泰淳绝没有放弃有关“世界”的“发话的位置”的问题。

武田泰淳的战后思想是一贯持续尖锐地对陷入日中战争的帝国主义日本不得不面对的“世界”的这个问题所进行的探索。他的工作是把受日中战争的冲击而产生的“世界史的哲学”的可能性进行了更尖锐的探求，并把这种可能性传延到战后乃至现在。“问题”变换一个形式又重新出现，我们应该用现在的“视点”对此“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米谷匡史，男，东京外国语大学综合国际学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思想史、日本思想史，研究领域为战时日本社会思想。著有『アジア／日本間で近代の暴力を考える』，编著『尾崎秀実時評集―日中戦争期の東アジア』等。

张蕾，女，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日语系副主任。从事日本近现代文学的研究，特别是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的研究。2007年在日本出版了学术专著『芥川龍之介と中国―受容と変容』，近5年来在中日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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