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后殖民议题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各地的文化与文学表达。论文聚焦在日朝鲜人的存在与后殖民问题，指出在日朝鲜人的文学创作原本是对东亚帝国主义及民族问题的历史性实践，却常被矮小化。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洞察力，探讨了后殖民社会为何依然执着于过去的殖民地体验，以及在日朝鲜人文学如何作为对抗性书写，揭示并批判了日本社会中被压抑和遗忘的殖民地历史。作者通过具体分析在日朝鲜人作家的作品，展现了这些作品如何不仅是对个人遭遇的抒发，更是对后殖民状况的深刻反思与抗争。
本文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后殖民文学的新视角，也促使我们反思历史，正视过去，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面对多元文化的共存。
为什么后殖民社会仍然不得不执着于过去的殖民地体验？在我们所讨论的后殖民社会已全部获得政治独立的今天，为什么殖民地性质的问题仍然不失其重要性？换句话说，当帝国的构造在政治上已经崩坏之后，过去的殖民地与文化中心进行对抗书写的必要性却没有消失，这是为什么？
——B.Ashcroft/G.Griffith/H.Tiffin《后殖民的文学》
就我而言，身为在日朝鲜人，包裹着我的日常生活本身就是“政治”；这将我十几二十层牢牢包裹起来的“日常”，只有这个，才是为我的诗歌供给可靠粮食的我的“文学”。所以“政治”平常总是和我在一起。就算是再纯粹的交往，如果那份关系的平稳所分泌出的非政治性对于控制我存在的力量是不设防、不关心的，那也只能说那关系式是在同有损于我的东西的对峙当中的。非政治性的东西往往会作为最严酷的政治力量而发动。
——金时钟《政治与文学》
后殖民/东亚/在日朝鲜人
“在东亚思考‘后殖民状况’”时，在日朝鲜人的存在是无法忽视的。如果“后殖民”意味着无法还原为“后现代式的断片、新殖民地主义式的可移民族性、全球化资本主义的附带现象”，而是显示着复杂的历史纠葛和作用，“是非直线但具有连续性的时间概念，由一系列虽然表面上已经终结，但唯有通过思考残留下来的破坏才有全面理解可能的事件进行标识”的殖民地主义遗制，那么恐怕再没有一个词能像“后殖民”这样贴切地表达出在日朝鲜人的存在性了。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朝鲜统治的遗腹子，亚洲·太平洋战争之后被日本殖民地主义的遗制、从日本继承了在东亚的帝国主义霸权的美国、以及东西冷战所播弄至今的在日朝鲜人来说，“东亚”既不是单单由经纬度所指示的地域，也不是中国、北朝鲜、韩国、日本这些现存国家领土的简单的地理集合领域。对于在日朝鲜人来说，“东亚”只能是自己从政治上、存在上被播弄、规定至今的亚洲·太平洋战争以来地政学抗争的空间。
在日韓人歴史資料館提供、ハンギョレ新聞社
战后，美国占领军与日本当局对在日朝鲜人的政治动向极度警惕，于1949年9月将朝联解散。
三千里提供、ハンギョレ新聞社
1965年，日本与韩国签订《日韩基本条约》，实现邦交正常化。条约规定，在日韩国人（包括1945年前后从朝鲜半岛来日者及其后代）的法律地位应从“殖民地出身者”过渡为“外国人”。然而，在条约实施过程中，日本政府试图通过修订《出入国管理令》，大幅强化对在日韩国人的管制。核心争议在于：许多已在日本生活数十年的韩国人被要求重新申请“永住许可”，且申请条件极为严格。修订案中增加了“政治活动停止命令”条款，规定申请永住资格者将受到政治活动限制，实质上是意图压制在日韩国人的政治表达。1969年，日本政府向国会提交《出入国管理令》修订案。政府方面宣称，修订的目的是“简化入境手续，适应现状”。但在日韩国人社会——特别是当时以“反共”立场与韩国政府关系密切的在日大韩民国民团——对此强烈反对。民团认为，该法案的真实意图是强化对在日韩国人的管制，将使他们成为“政治活动的规制对象”，实质是剥夺其基本人权。
https://jaa2100.org/entry/detail/050159.html
于是，在这篇论文中我将要讨论的是，在日朝鲜人的存在正是后殖民的问题——尽管以前没有使用过这个概念——这一点，很久以前就已经由在日朝鲜人提起过，然而至今没有通过这种明确的形式得到过讨论。为什么此种认识在日本社会中得不到接受，长期被忽视？对此进行思考，我认为在考察东亚的后殖民状况上非常必要。
在这篇论文中，我将探讨在战后日本出现、被称为“在日文学”或“在日朝鲜人文学”的“特殊”的文学（类型）。但是我的兴趣并不出于对所谓文学史的关心，也不朝向作家论作品论的方向。在下文中我将要讨论的是：在日朝鲜人作家的文学，其出现原本是对在战后日本被单方面地历史化、忘却、否认的战前·战后东亚帝国主义及民族问题的涉入，也就是说原本是作为某种历史性实践出现的；然而尽管如此，现实中它难道不是作为所谓“在日朝鲜人文学”这样一个文学（类型）的问题，或者作家的（民族性）自我认同的问题，或者说得再严厉一些——殖民地统治所衍生的文学“遗产”的问题，而一直遭到了矮小化吗？
但在进入讨论之前，我有必要作几点说明。首先，这篇论文只是“问题”的外观，我能够考察的不过是问题的一部分。其次，同是在日朝鲜人（文学），其存在方式也多种多样，无法一般化。因此下面的讨论说到底只是局限于我的视角之内的，我当然愿意承认“死角”的存在。此外，关于“民族”问题以及文中使用的阶级·性差等观点，也多有不足之处。但是我仍然希望，这篇考察能为重新审视在日朝鲜人的文学提供准备性的实验。
“在日朝鲜人文学”是什么？
首先我们需要确认，究竟什么是“在日文学”、“在日朝鲜人文学”？或者说一直以来什么样的文学作品被称为“在日朝鲜人文学”？用文学史式的语言，也许可以称“在日朝鲜人文学”为亚洲太平洋战争战败亦即大日本帝国崩坏之后，原籍属于殖民地统治下的朝鲜半岛，但辗转到日本扎根生活（韩国籍、朝鲜籍、日本籍）的朝鲜人及其子孙用日语写作、在日本发表的文学的总称。但是这些文学之所以“特殊”，并不只是因为作家的血统或民族性、自我认同等特征使它自成范畴，更与它所提起的主题不可分割。从在日朝鲜人的立场写殖民地时期以来朝鲜人的遭遇、环境、历史，才是这些文学的中心特征。从现象上看，文学史式的范畴化并非完全没有说服力，事实上也一直沿用至今。但我认为在这里有某种决定性的遗漏。也就是说，这些被作为在日朝鲜人文学归入范畴的作品群是在什么时期、以什么样的主题出现于日本并受到甄别的？这一历史性把握无疑被遗漏了。
当然，早在殖民地时期，居住在日本的朝鲜人就开始用日语写作文学作品。著名的有张赫宙、金史良，以及一九三九年和金史良同获芥川奖提名的李殷直等。此外被视为战后“在日朝鲜人文学”兴起之旗手的金达寿，其实也从战前就已经开始发表作品。如果根据前面的定义，则这些殖民地时期的在日朝鲜人的文学作品也应该属于在日朝鲜人文学的范畴，事实上，“在日朝鲜人文学”的历史也的确往往从这里——被殖民者用宗主国的“国语（=日语）”书写的殖民地文学算起。另外，“解放”亦即“战后”不久，《民主朝鲜》、《朝鲜文艺》等在日朝鲜人自主创办的综合文化杂志·文艺杂志相继刊行，许多在日朝鲜人作家纷纷发表作品。不仅如此，至今已有多位在日朝鲜人作家通过上述主题的作品获得芥川奖、直木奖等文学奖项，甚至也有畅销书从中产生。回顾这些历史，似乎会令人感到“在日朝鲜人文学”从殖民地时期到现在是前后一贯存在着的。
但是这种文学史式的整体性和连续性，看似“系谱”，其实却不过是从现在回溯过往的构成后的结果——所谓文学史总不脱此窠臼——至少很难说它是米歇尔·福柯意义上的系谱学。战后不久出现的在日朝鲜人作品的大多数，如刚才所说，或是发表在民族系统的杂志上，或是由民族系统的出版社刊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日本社会阅读堪称疑问。不错，民族系统杂志以外的《新日本文学》及《文艺首都》等日本的文学杂志也从战后较早时期就刊登了在日朝鲜人的作品，但前者是无产阶级文学系统的杂志，后者是同人之间的杂志，二者都不是受到广泛阅读的（商业性）文学杂志。（当然它们刊登的在日朝鲜人作家的作品给日本文坛带来了多大的冲击又是另一回事。）
不仅如此，战后取得日本国籍，从五十年代起用野口赫宙的名字不断通过大型出版社发行小说的张赫宙究竟有没有被看成“在日朝鲜人文学”的作家呢？就连金达寿，这位在日朝鲜人作家中恐怕最为有名、从“解放”到一九六〇年代发表了大量作品的作家，虽然被看成是在日朝鲜人作家没错，但有没有被进一步认识为肩负“在日朝鲜人文学”的作家则颇令人感到疑问。也就是说，出自在日朝鲜人笔下、以殖民地时期以后的朝鲜（人）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之被作为“在日朝鲜人文学”范畴化，这一现象决非自明，而不过是历史形成的结果。那么，所谓“在日朝鲜人文学”这一范畴，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作为自明的现象被制度化地认定的呢？
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个带有几分作业假设性质的看法——在日朝鲜人作家的作品在战后日本社会被确认、可视化为“在日朝鲜人文学”，其实并不太久，不过是一九六〇年代后期到七〇年代初期的事。例如金石范写于一九七三年的下述文字，也许可以聊作旁证：“我曾经被人问过多次：‘最近，你们这些在日朝鲜人作者纷纷在自己的领域里做着很出色的工作，就像约好了似的一同出现，这里面有什么缘故吗？真让人不可思议。’当然以前也有过朝鲜人作者，但被人这么一问，我发现的确有一种集中出现在这几年里的印象。”事实上，从一九六〇年代后期到七〇年代前期，第二世代的在日朝鲜人作家在日本文坛大量登场并开始发表作品。仅举其中引人注目者，就有金石范（《鴉の死》（试译：乌鸦之死）《文艺首都》五七年；单行本于六七年由新兴书房、再版于七一年由讲谈社发行）、金鹤泳（《凍える口》（试译：僵硬的嘴）《文艺》河出书房新社、六五年；单行本为河出书房新社、七〇年）、李恢成（《またふたたびの道》（试译：重上旧路）《群像》讲谈社、六九年；单行本为讲谈社、七〇年）、金时钟（《新泻》构造社、七〇年）、高史明（《夜が時の歩みを暗くするとき》（试译：当夜色染暗时光脚步的时候）《人間として》筑摩书房、七〇年；单行本为筑摩书房、七一年）、郑成传（《裸の捕虜》（试译：赤裸的俘虏）《农民文学》七一年、《文学界》文艺春秋、七二年转载；单行本为文艺春秋、七三年）、金泰生（《骨片》《人間として》筑摩书房、七二年；单行本为创树社、七七年）、安宇植（《金史良》岩波书店、七二年）等等。从以上可以看出，多数作品是由日本文学方面的商业文学杂志或大型出版社发表的；其中金鹤泳《僵硬的嘴》获文艺奖，李恢成以《重上旧路》获群像新人文学奖、以《捣砧女》获芥川奖，郑承博《赤裸的俘虏》获农民文学奖、并获七二年芥川奖提名。此外七一年吴林俊出版了《在日朝鲜人》，七二年金石范发表的评论集《语言的咒力》以“在日朝鲜人文学与日语”作为副标题，这些也都与在日朝鲜人作家在日本社会的可视化不无关联。
这些第二世代在日朝鲜人作家于七〇年前后一齐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这一点我在后文还要谈到，这里则想首先考察一下这些于七〇年前后出现的作家作品是在怎样的意义上成为历史性实践的。限于篇幅和能力，这里我将限定在四位作家：金石范、李恢成、高史明、金鹤泳的初期作品上。
七〇年前后的在日朝鲜人文学
上面列举的四位作家，其作品并非只处理了被认为是在日朝鲜人文学的普遍特征——即在日本社会受到的歧视、不遇性、以及（民族）自我认同的纠葛等问题。
我认为他们的作品毋宁更是针对当时日本社会所共有的历史表象体系——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参与隐蔽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对该种历史观进行的批判；同时，这些作品也把看似绝对的“现实”分节化、差异化。金石范《乌鸦之死》中的四·三事件、李恢成《重上旧路》中的桦太残留朝鲜人问题、高史明《当夜色染暗时光脚步的时候》中的日本共产党的五〇年问题；甚至表面上围绕着口吃、家庭、世代间纠葛等个人性问题展开的金鹤泳《僵硬的嘴》，也是将个人性问题置于当时的民族问题文脉中讲述的。下面，在有所限定的前提下，我将对这些作品进行逐一考察。
首先看一下金石范的《乌鸦之死》。一九五七年发表在文艺同人杂志《文艺首都》上的这篇作品，是以一九四八年四月三日朝鲜半岛南部海域济州岛上发生的“四·三事件”为题材的。该事件在韩国曾长期是无法谈论的禁区，但近年来调查大有进展，韩国政府也采取了公开对待的态度，才使事件细节逐渐为人所知。但当时岛上二十六万人中据说有八万人在其中死去的这场事件至今还留有许多疑点，并且其复杂性和悲剧性也容不得简单化的说明，这里我只叙述一下事件的概略。
四·三事件的发端是亚洲·太平洋战争之后，为抗议在美国军政控制下的朝鲜半岛南部为建立单独政府而强制举行的单独选举，于济州岛全域兴起的寻求“祖国独立统一和民族彻底解放”的游击队的武装起义。由于美国军政唯恐共产主义扩大而施加压力，李承晚政权的军队和警察——旧殖民地时代统治·治安机构的姑息延续——对游击队进行了彻底镇压。在游击战斗争的过程中，不光游击队员，连普通岛民也被大量拷问、虐待，乃至造成了三分之一岛民被虐杀的惨剧。
在一九五七年这个时间，出生并成长在日本的一名朝鲜人将这场济州岛起义（作为自己文学的出发点）作品化，这个事实本身应该值得我们注目。然而更值得注目的毋宁是，《乌鸦之死》要成为单行本竟花去了十年时间，而金石范始终致力书写的济州岛和四·三事件的故事——最终成果为换算四百字稿纸可达一万一千页的长篇巨作《火山岛》（文艺春秋、九七年）——竟不是作为历史性实践，而是作为（日本）文学史上的“作品”被看待。也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作品提起了哪些问题，直到最近都没有一个认识的框架。自然，金石范描写的“四·三事件”作为朝鲜半岛近代史上的“惨剧”或许已经得到了认识，甚或作为“问题”得到了接受也不一定。但是，对于这是日本的“战前”、“战后”深刻干预下的东亚的“后殖民”问题这一点，日本社会却一贯保持着彻底的“钝感”。
另外，我们还应该看到，以父母的出生地济州岛为故乡的在日朝鲜人金石范，为了获得描绘四·三事件的远近法，在作品中采用了“间谍”的视角。在同一民族中有两个组织体相对峙的时候，间谍这种反语式的分裂性存在——通过对一个组织宣布效忠而对另一个组织做出贡献——不禁令人和战后在日朝鲜人怀抱的“主体”问题联想到一起。这不是“一般性”文脉中的所谓自我认同的游移，而是以当时当地的民族问题为前提的在日朝鲜人的“主体”问题，是一九七〇年前后开始发表作品的在日朝鲜人作家共通的问题。
另外，四·三事件在金时锺一九七〇年发表的处女诗集《新泻》中，也曾被象征性地提起。附带说一下，金时锺这位“四·三事件”名副其实的幸存者，终于在去年将事件后五十年来始终无法形诸语言的当时体验写成了文章问世。
接下来是李恢成。众所周知，他的初期作品是以从桦太的撤回体验为题材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绝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撤回”。日本战败后，在海外的六百六十万名军人、军属、以及一般国民返回日本，这被称为“撤回”，但是对于从战败那一刻起已不再是日本国民的滞留海外的朝鲜人，并没有给与“撤回”日本的资格。事实上，《重上旧路》的主人公一家是靠着假护照辗转到达日本，想从九州坐船回朝鲜半岛，却因为假护照而被关进大村收容所，后来随着半岛局势恶化打消了渡海的念头，在北海道定居下来。（与历史事实相对照的话，这故事略欠严谨，与李恢成自己的实际经历也不吻合。但体验的内容应该说是大体一致的。）当时主人公的祖父和嫂子留在了桦太，这也形成了该小说的另一个主题、即桦太残留朝鲜人问题。
战败后，根据《美苏撤回协定》，在桦太的约三十万日本移民从一九四六年到四九年之间相继回到了日本。但是在一九一〇年以来的殖民地政策和一九三〇年以来的战争政策下移居桦太的约四万三千名朝鲜人，却绝大多数被留在桦太，成了名副其实的“弃民”。
从“撤回”的整体情况看，战败时滞留海外的六百六十万日本人到四六年有约五百万、到五三年有约六百三十万人回到了日本，之后撤回也一直在小规模地继续，而且日本政府对撤回工作和撤回者一贯采取着保护政策。但是，当初作为大日本帝国的臣民被强制移民的滞留朝鲜人战后却遭到了遗忘，在东西冷战与国际政治的夹缝中一直被无视至今。这和作为国家政策至今还在执行的“寻找中国残留孤儿”、以及在大众传媒上沸沸扬扬的北朝鲜“日本妻子”归国问题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日》历史篇，是第一部如实描绘从日本战败——即对在日朝鲜人而言的解放——起长达五十年“在日轨迹”的影像记录。本片历时两年多制作完成，不仅在日本国内实地拍摄，更生动记录了在韩国首尔举行的“光复五十周年庆祝典礼”，还远赴华盛顿特区，成功于堪称战后史资料宝库的美国国家档案馆拍摄到珍贵史料。此外，曾在解放后与在日朝鲜人关系密切的原GHQ官员们，首次披露了前所未闻的新事实证言，令人震撼。从中浮现出的，是因战后冷战结构而导致日本右翼化，以及在祖国分裂的漩涡中被不断摆布的“在日”群体形象。本片通过描绘在日的战后史，对以日本宪法为首的“战后民主主义究竟为何物”这一根本问题，提出了尖锐的质疑。祖国分裂已历半个世纪。迄今为止，在日人众一直在无意识地扮演着本国现实状况的镜像。本片旨在提出：希望“在日”群体不再为母国的政治局势或喜或忧，而是能早日克服同胞间的不信任与对立。
《在日》人物篇，是生活在日本社会的人们的故事。战后五十年，“在日”人群在这片日本土地上辛勤地生活至今。这片土地，既是他们生活的场所，也是他们奋斗的战场。这部以“各自的在日”为副标题的人物篇，通过镜头记录了一位“在日”一代、一位二代和四位三代，共六位在日韩国人的生活轨迹。年过八旬仍经营着礼品兑换店、历尽波折的战后岁月一路走来的济州岛奶奶郑秉春；将祖国韩国与故乡秋田都温柔地视为“两个祖国”的河正雄；以一曲《清河之路》精彩演绎出自身“在日”的彷徨与足迹的新井英一——这两位，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在日”二代。此外，还有作为电视台新闻摄影记者奔波于现场第一线的玄昶日；在田径十项全能项目中寄望于登上奥运赛场的金尚龙；以及《阿丹姐姐》的作者安本末子的女儿、有志于海外农业的李玲子——她追寻着母亲的故乡，踏访了大鹤煤矿的遗址。他们三位，都是肩负着下一代的“在日”三代。
另外，在战后日本流传的“撤回”体验，几乎全都是归国之际经受的辛苦与挫折之类。也就是说，“撤回”是作为“被害者”的故事被讲述、流通、共有的。这些体验自然有其真实，但在这些故事里，自己曾是殖民者的“记忆”被彻底遗忘了，或者说得再严重一些，自己曾是“加害者”的事实遭到了否认。但是，李恢成这位战败后只能以偷渡方式回到日本的旧殖民地的居民，这位身上刻着朝鲜和桦太双重殖民地体验的在日朝鲜人，却在连“撤回”的记忆也逐渐模糊的高度经济增长期的日本社会中，开始讲述一直受到“撤回”话语压抑、隐蔽的“历史”。
让我们把话题转到高史明的《当夜色染暗时光脚步的时候》。这篇小说讲述的是日本共产党的“五〇年问题”（准确地讲，应该是至一九五五年之前在日朝鲜人从日本共产党退党或被迫退党的各项问题）。为明确起见，我应该声明：这里要讨论的既不是共产党自身的历史或问题，也不是文坛上的党派抗争问题，更不是在战后文学中日本共产党的问题被怎样描写的话题。我要探讨的是在战后的东亚形势这一背景下，所谓“民族问题”在日本是被如何处理的。
在进入之前，让我们首先就在日朝鲜人和日本共产党的关系作一个非常简单的梳理。在日朝鲜人的社会运动、劳动运动早在一九二〇年代就已经开始，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于三〇年代被日本共产党吸收、合并。三十年代前期是共产党战前的最盛期，当时在日朝鲜人的党员在人数上占到一成，也有人当上了干部，所以并不是小型“集团”。但共产党自身在政府的彻底镇压下从三四年起基本停止了活动，在日朝鲜人和日本共产党的实质性关系应该说是从战后才开始的。
战败后，在狱的干部们获得自由，日本共产党成为公开、合法的政党。当时的七名中央委员中有金天海在内，候补委员中也有数名朝鲜人，可以说，战后的共产党亦即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从最初就包含着（国际层面的）民族问题。但是到了五五年，在日朝鲜人总联合会（总联）成立，在日朝鲜人的运动开始从共产党独立，而共产党也开始和没有日本国籍的在日朝鲜人划清界限。这里我想提出的是，最近在日本被讨论的（或没有被讨论的）“民族问题”——它延续了战后民族问题的框架——的实质，与五〇年问题密切相关。
所谓五〇年问题，指的是战后成为日本共产党理论支柱的野坂顺三“在占领下和平解放”的方针——将美国军队定义为解放军，在美军占领下实现民主主义革命——遭到共产党情报局（为对抗美国国务长官马歇尔于四七年提出的欧洲复兴计划，以苏联为中心，由东欧各国和法国、意大利等九个国家的共产党组成）的批判，被号召要和占领军正面对抗，由是引起的共产党的内部斗争。对立一方是对共产党情报局的批判以《所感》的方式表示异议的主流派“所感派”，另一方是赞同共产党情报局的非主流派“国际派”。但当中国共产党也表示支持共情局对日共的批判后，日本共产党遂发表了呼吁“全面讲和”及“建立民主民族战线政府”的声明，转向与占领军的正面对抗。（事实上这段历史非常错综复杂，但在这里没有进一步详述的余地）另一方面，占领军开始通过所谓“赤色清洗”镇压共产党，而共产党则走上了“燃烧瓶斗争”、“山村工作队”等后来被称为“极左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直到该路线在五五年第六次全国协议会上被撤销。当然，在这段历史的背景中，后来导致东西冷战激化的朝鲜战争（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爆发）也有着密切关联。而为数众多的在日朝鲜人党员则在共产党的内部对立和政策的翻来覆去中饱受捉弄。
可以说，高史明《当夜色染暗时光脚步的时候》的主题之一，就是五〇至五五年之间遭到共产党内部对立作弄的朝鲜人在“民族问题”上与日本人之间的“隔绝”。例如，作品有如下场面。当一个在日朝鲜人党员，对另一个忠实于共产党方针的在日朝鲜人党员表示不赞成时，党机关报针对这名对党的方针表示异议的在日朝鲜人登出了下述文章。“很多朝鲜人也正在切身体会到，为日本的民族解放民主革命而战斗，正是打破美帝和李承晚的战争和奴化政策、夺取朝鲜民族的光荣统一和独立、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全民族课题。这一民族性课题，如果只局限在狭隘的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内部，那就绝没有实现可能。”对此，那名朝鲜人这样回答。
从这儿，我反而感到了以前把我们当成殖民地的日本人那种狂妄自大。在不承认民族主体性的地方，真能产生所谓国际主义吗？看上去在说国际主义，其实有的只是民族主义，并且是旧宗主国式的。而且，日本的党对此连一点察觉都没有。我感到恐怖的就是这个。他们是不是真能理解国际主义，其实就看他们对现在受美国占领的痛苦，能在多大程度上和以前自己曾是占领者、侵略者的事实联系到一起来考虑。
我从这里得到的启发是：由于美军的占领，日本的“民族问题”难道不是在对过去的殖民地统治问题未作清算的情况下，就转移到“民族独立”问题上去了吗？也就是说，从“民族独立”的立场对战后的美帝国主义进行批判，或者作为其反面的对美国式民主的追随，这二者事实上缔结了一种共犯关系，同样发挥了忘却自己的殖民地统治的作用。过去的殖民地问题，在体制一方是通过反共意识形态和民族自立式的“民主主义”（以及天皇性的维护），在反体制一方是通过对抗美国帝国主义和反共意识形态（以及天皇性）的民族自立主义，共同遭到了压抑。当然，日本“过去”殖民地统治的事实并没有被否认，亚洲各国战后的殖民地解放运动和独立运动也是被肯定、被支持的，但是在当时的“民族”问题讨论中，却无法让人感到与日本近代化以来抱有的民族问题的有机结合。事实上，在日本共产党决定走军事路线的五一年第四次全国协议会上，在日朝鲜人的定位竟然是日本国内的少数民族（！）。
在这种状况下，只有竹内好在《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一九五一年）中，还算提出了日本的近代主义致命性地欠缺民族问题，从而对日本共产党做出了批判；但是他的批判中只有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旁证，而对朝鲜半岛的历史和状况却完全漠视，所谓“将民族纳入思考的过程”也只能以抽象、空虚告终。
当五五年，日本共产党名副其实地成为由日本人组成的、为了日本人的共产党之后，所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略、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理念逐渐成为时代思潮；在这样的时代中，国际和平被直接等同于国民国家间的自立和共存的问题，而不具备国民国家主体资格的在日朝鲜人不得不落入了国家的缝隙inter-national中。
最后我要讨论的是金鹤泳，他一贯关注的正是inter-national式“主体”的问题、以及“无法成为主体”的自我意识的问题。在他的初期作品中，“口吃”是重要的主题——无法交流的状况作为“主体性”名副其实的欠缺，并与民族主体性的欠缺彼此牵连而得到描写。
我如今正扭在一起作斗争的敌人，不是日本或美帝国主义。当然它们也是敌人，从来没有变。但对现在的我来说，最直接的敌人是在最接近我的地方，也就是在我的身体里横行霸道的这个口吃。得先把这个将我诅咒、囚禁在自己内部的口吃打破、驱逐了之后，再去对付外面的敌人。何况对我来说，克服口吃、与之战斗，在自我形成的路上，是一道没法绕开的关口。……
当别人对我不停地强调民族意识和爱国心时，（中略）我会感到一种和从前的日本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式的爱国主义只隔一张纸的狭隘民族主义、自私民族主义的臭气。而〈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这个词，在我混乱而迷惑的目光中，又像是一个带有奇特矛盾的自我合理化的诡辩……
然而这一切，是否都不过是“民族意识丧失者”的特殊感觉呢？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民族主义，指的应该是以东西冷战构造下的国民国家的逻辑为前提的东西。在金鹤泳的初期小说中，一方面批判日本和美国的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对这种和帝国主义一母同胎的排他民族主义的不满，显示了在这种逻辑下永远无法成为“主体”的在日朝鲜人的存在。当然，这一点并不止于金鹤泳，而是被日本共产党和朝鲜总连这些政治组织排除的同时代在日朝鲜人作家的共同特征。
民族与阶级、民族与性差
在前文中，我将七十年代前后出现的在日朝鲜人作家的几篇作品，通过以国际关系为背景的“民族”问题进行了考察。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民族”主题并不单一，而是多以复合的形式出现。例如“阶级”的问题。在如今的日本社会中阶级变得不再清晰可见，这也许是高度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但是在七十年代前后出现的在日朝鲜人作家的许多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殖民地时期到解放之后，一直与贫困、劳作为伴的在日朝鲜人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投下的浓重阴影。或许可以说，被日本“战后派”文学遗落的殖民地主义日本内部的“伤痕”，在这里才得到了描写。
本来，从一九二〇年代开始的在日朝鲜人的社会运动就是从劳动运动开始的，而从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中期指导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列宁主义，又只把民族问题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所以在日朝鲜人的社会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的结合有着必然性。三十年代在日朝鲜人之加入日本共产党，也是根据当时共产国际（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指导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示。由于三十年代后日本共产党实际上停止了活动，这一方针在解放后也被继续沿用，但对于在日朝鲜人中的左倾知识分子和运动人士来说，阶级斗争不可能离开民族解放存在。事实上，高史明《当夜色染暗时光脚步的时候》中出场的在日朝鲜人，正是因为无法成为民族主体的强烈意识从反面唤起了阶级斗争的意识，才加入共产党的。
在这个意义上，李恢成《重上旧路》、郑承博《赤裸的俘虏》、金泰生《骨片》等作品强有力地描画出的在日朝鲜人的生活，应该可以细分为被殖民地人的“阶级”问题。当然这些作品并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写成，或者不如说正因为没有设置意识形态的前提，这些出色的作品才得以出现；但是即便如此，这些作品聚焦于在日朝鲜人的“生活”应不是偶然。因为在这些作品中，战后遭到遗忘的殖民地人战前、战后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主人公。
另外，尤以金鹤泳的作品表现得比较明显的另一个特点是，民族问题往往通过朝鲜人和日本人的恋爱、结婚等两性关系、家族关系的角度形成主题。在《僵硬的嘴》中，和主人公在日朝鲜人同是口吃者的日本人好友选择自杀，与过去的一段经历有关——他的母亲一直受到他父亲的暴力，在这过程中与家里雇用的朝鲜人发生了感情，最后朝鲜人被其父打成重伤，其母则自杀而死。在《游离层》（六七年）中，青年主人公因为是朝鲜人的缘故（不愿有“混血儿”的孩子）而被对象解除了婚约，他自杀的哥哥也是因为对方女性的父亲有从朝鲜撤回的经历并憎恶朝鲜，而遭到反对，导致恋爱失败。在《酒精灯》（七二年）中，则是在日朝鲜人的姐姐与日本男性恋爱，因为不堪父亲基于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对而离家出走，与恋人私奔。在李恢成《为了伽椰子》中，身为在日朝鲜人青年的主人公与身为在日朝鲜人家庭养女的日本女性陷入满是苦恼的爱中。上述日本人与朝鲜人之间的恋爱、结婚，与其说是国籍不同、民族相异造成的障碍，倒不如说是殖民地主义的遗制将人们彼此规定的结果。例如郑承博《被追赶的日子》（七一年），虽然写的是殖民地时期的故事——一位在日朝鲜人青年与日本某个小村落发生了联系，在和村人的交往中收到村长女儿来信，而只因为写了回信就被赶出村子，应该也包含在上述问题中。殖民地主义（的遗制）不仅反映在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中，而且原封不动地反映在日本国内的政治domestic politics、乃至在日朝鲜人家庭的政治 domestic politics中。只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上述民族问题，在以上这些在日朝鲜人作家的创作中，始终是从男性的视点描述的。也就是说，在故事中女性的“主体性”始终呈缺席状态，民族主体的“问题”只出现于男性主体；与这一时期在日本被可视化的在日朝鲜人作家几乎全是男性相对应，女性遭到了彻底的边缘化。
以上，虽然有所局限，我们对七〇年前后出现的在日朝鲜人作家的作品进行了一番考察。我认为从中可以抽出如下特征。在七〇年前后出现的在日朝鲜人作家的作品中，从解放前后到五十年代发生的各种问题多有所反映，不论是明示还是暗示，它们提示了对战后从未成为审视对象的殖民地主义、帝国主义进行重新审视的视点。也就是说，在描述“后殖民”的问题时，将过去与现在的殖民地主义、帝国主义相结合，进行了再解释、再叙述。换言之，通过照射“后殖民”的问题，使战败后在日本社会一直遭到压抑、隐蔽的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重新显现了出来。
另外，这些在日朝鲜人作家的作品虽然不时流露出浓重的民族统一主义或分裂主义的色彩，但对于东西冷战构造所产生的排他民族主义、或更准确地说是国民国家主义，则总是保持着一种紧张关系。帝国主义与民族自立主义在当时几乎是绝对性的二元对立，但正因为他们是被置于国民国家夹缝中的存在，所以反而能思考、关注二元对立关系的“外部”，能将“现在”与“现实”差异化、细分化。虽然这里在性别问题上存在着决定性的不足……
最后，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在日朝鲜人文学’会在七〇年前后出现？”。回顾当时的世界形势，可以发现七〇年前后东亚的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六五年韩日条约、七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而台湾退出、七二年冲绳回归日本及日中共同声明。此外，在日本这边，如一九六四年东京奥运会、七〇年大阪万国博览会所显示，这也正是战后日本凭借经济高度增长，逐步重新参与国际社会的时期。当然在其背景中，也有因越南战争而大量丧失政治、军事威信，并导致美元力量削弱的美国，为恢复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导权，采取了重建多元化时代秩序的缓和政策，并随之带来了冷战的相对稳定化。
另外，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这时期活跃在日本文坛的是所谓“内向的世代”，亦即被看作“只在自我和个人状况中寻找自己作品真实感”的“脱意识形态世代”（小田切进）的日本人作家们。当然这种表面化的命名及作家划分容易存在问题，但无疑在这一时期，被称为“战后派”的文学的真实性、实践性已经失效，“战后文学”迎来了大的转换期，同时也显示出此前的“战后”正在结束。于是正是在这一时期，七〇年前后的在日朝鲜人作家们作为对“战后”的慢性终结、以及世界和日本的和平假相的“抗议”出现了。并且，正是通过处理该构造最早出现的解放后=战后至五十年代的问题，而得以重新质问该构造的起源，并将日本社会中共有的关于“过去”与“现在”的历史表象体系置于审视的对象。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在日朝鲜人亦即旧殖民地人的“战后文学”是从七〇年前后开始出现的。
细想之下，七〇年前后在日本社会还是另一个“抗议”出现的时期。六五年兴起反越战运动、六八年开始大学斗争，七十年代发生了后来被称为过激派的教派的阴惨事件。对这些事件的内容和历史作评价超出我的能力和篇幅范围之外，但是这些日本社会中的“抗议”动向，在重新审视“战后”这个意义上，无疑与新世代的在日朝鲜人作家的出现相连动。虽然对该“出现”的意义被归结为所谓“在日朝鲜人文学”范畴的“发现”与“认定”这一点上，我始终深感疑问……。
到了九十年代，东西冷战格局结束，全球化不断进展，日本文学作为国民文学的制度性成立也遭到暴露。出现了リービ英雄这样的日语非母语的日语作家、水村早苗和多和田叶子这样双语使用者的日语作家之后，一方面作为国民文学的日本文学已被宣布破产；另一方面“在日朝鲜人文学”也被某些人说成“应该看作由所有“在日”者们创作的‘日本语’文学中的一种”，似乎正在成为历史。但是，既然“在日”这个词一直以来在使用时带有在日本的居留民性的意味，那么无视其中的根本原因即殖民地主义，而进行这种非历史性的历史化，必须受到彻底的批判。在此我无法深入这个问题，但是下面几点是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为过的：在日朝鲜人作家的“文学”正是作为对单方面历史化的抵抗与异议而书写的；如果说“在日朝鲜人文学”这一范畴有某种意义的话，那正是因为对彻底压抑东亚的过去与现在——毫无疑问那与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的“过去”与“现在”密切相关——而构建起来的日本社会共同的历史表象体系，在日朝鲜人文学始终发出着不同声音的缘故。
注释
- 1关于此处对后殖民的定义及探讨，从James Cliford,“Diasporas,”Cultural Anthropology9(3),pp.302-338获益良多。
- 2本文虽未能论及，但〈在日〉文学被等同于〈在日朝鲜人〉文学这一现象应该得到重新审视。例如，丸山哲史《台湾、ポストコロニアルの身体》（试译：台湾、后殖民的身体）青土社、2000年中关于邱永汉的考察，令人生起一种将旧殖民地出身的在日朝鲜人、在日台湾人、在日中国人等的日语文学作品，都从作为后殖民文学的〈在日文学〉这一角度重读的愿望。——译者按：此处所引著作尚未有中译本，所以将日文原题照录后，以“试译”的形式注明中文大意。以下同，不再一一注明。 与此相对，川村凑认为不能将邱永汉、陈舜臣等在日中国人（华侨）的文学像〈在日朝鲜人文学〉一样称为〈在日中国人（华侨）文学〉（《生まれたらそこがふるさと》（试译：生处即故乡——在日朝鲜人文学论）平凡社、1999年），但他的论法，不过是把自己对〈在日朝鲜人文学〉所下定义照搬于在日中国人（华侨）的文学，来“断言”〈在日中国人（华侨）文学〉的不存在，这种论法岂不是过于粗暴？我认为川村的意见减少了〈在日文学〉的历史性和可能性。
- 3参照川村凑前书《序论〈植民地文学〉から〈在日文学〉へ》（试译：序论从〈殖民地文学〉到〈在日文学〉）。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日朝鲜人文学〉这一范畴自身有多重含义。例如，对在日朝鲜人作家自称的〈在日朝鲜人文学〉与川村凑从所谓（日本）文学史角度论及的〈在日朝鲜人文学〉，应该不能等同视之。 关于前者，例如金石范曾经这样说过：“有一种问题，是关于什么是在日朝鲜人文学的定义的，但是我至今为止没有定义过。对在日朝鲜人文学应该怎样存在、应该有哪些特征的问题我也没有分析过。现实中有在日朝鲜人用日语写作这么一种文学事实、文学现象，我所作的只是进入到这个事实当中，从那里思考在日朝鲜人作家应该怎么做、我自己应该怎么做、以及作品应该怎样存在。”（《民族·言葉・文学》（试译：民族·语言·文学）创树社、1976年、52-53页）显示出〈在日朝鲜人文学〉不是定义的问题，而是促使包括自己在内的在日朝鲜人作家进行文学实践的动因的见解。 而另一方面，后者那种对〈在日朝鲜人文学〉的文学（史）范畴化，则不无将其作为罗曼蒂克的反射以补偿〈日本〉文学缺损之嫌。有关文学史式的〈在日朝鲜人文学〉范畴的问题性，可参照李健志《梁石日の読まれ方――〈在日朝鮮人文学〉という〈外地〉》（试译：梁石日被这样阅读——名为〈在日朝鲜人文学〉的〈外地〉）《ユリイカ》32卷15号、青土社、2000。
- 4详见任展慧《日本における朝鮮人の文学の歴史》（试译：朝鲜人在日本的文学历史）法政大学出版会、1991。
- 5矶贝治良《始源の光――在日朝鮮人文学論 》（试译：始源之光——在日朝鲜人文学论）创树社、1979年；林浩志《在日朝鮮人日本語文学論》（试译：在日朝鲜人日语文学论）新干社、1991年；川村凑前书；李周映《在日朝鮮人小説文学の研究――在日朝鮮人文学の世代による作品における傾向の変化》（试译：在日朝鲜人小说文学的研究——在日朝鲜人文学世代间的作品倾向变化）《日本文学誌要》法政大学国文学会、2000年；等等。
- 6对于战后不久在日朝鲜人自主创刊综合杂志和文学杂志的经过，详见金达寿《わが文学と生活（六）》（试译：我的文学和生活6）《金达寿小说全集》第五卷、筑摩书房、1980和《わが文学と生活（七）》（试译：我的文学和生活7）《金达寿小说全集》第三卷、筑摩书房、1980。
- 7仅就芥川奖和直木奖而言，就有如下几次：李恢成（72年）、李良枝（88年）、柳美里（96年）、玄月（99年）获芥川奖；金城一纪获直木奖（2000年）。但是这里只列举了属于本文所讨论的在日朝鲜人文学范畴的作家，于芥川奖、直木奖之外还有许多在日朝鲜人作家获得由大型出版社赞助的各种文学奖。另外，梁石日《血と骨》（试译：血与骨）幻冬社、1998年（获山本周五郎奖）的畅销纪录令人记忆犹新。
- 8Michel Foucault,L’ordre du discours,Editions Gallimard,1971.众所周知，福柯定义的〈系谱学的分析〉是对于给定的言说是如何形成“实定性”——事物在其中得以被讲述、并被判断命题真伪的一定的对象领域——所进行的分析。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要追问〈在日朝鲜人文学〉的系谱，就必须首先追问在日朝鲜人作家的文学作品被以文学史方式相对化、范畴化为〈在日朝鲜人文学〉是于何时、以何种方式发生的。
- 9例如，竹内好在对金达寿《朝鲜》岩波书店、1958年的书评（《日本读书新闻》日本出版协会、1958年10月7日）中这样写道：“作者金达寿虽然是朝鲜人，但也是正活跃在日本文学的作家之一。”（《竹内好全集》第五卷、筑摩书房、134页。）
- 10金石范《在日朝鮮人文筆家のことについて》（试译：关于在日朝鲜人作者）《展望》171号、筑摩书房、1973年、92页。其中金石范列举的作者包括历史领域的姜在彦、朴庆植；考古领域的李进熙；经济学的高升孝；哲学的许万元；文学领域的作家金达寿、李恢成、高史明、金鹤泳、郑承博、张斗植、金石范；诗人金时钟、姜舜；评论家吴林俊、安宇植、尹学顺等等。
- 11据吴林俊自己的序言，这个题目是编辑部所加。（《在日朝鲜人》潮出版社、1971年、5页）
- 12参照《世界大百科事典》（日立デジタル平凡社、1998年）梅田欽治执笔的〈引き揚げ〉项。
- 13有关日本共产党和在日朝鲜人的关系，主要依据文京洙《戦後日本社会と在日朝鮮人③——日本共産党と在日朝鮮人》（《ほるもん文化》9号、新幹社、2000年）。
- 14高史明《夜がときの歩みを暗くするとき》筑摩书房、1973年、138页。
- 15金鹤泳《僵硬的嘴》、收入《金鹤泳作品集成》作品社、1986年、23页。
- 16川村凑前书、301页。
・原文刊于《差异：国际学术丛刊·第4辑》（金惠敏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译者考虑到中文读者的需要和篇幅问题，对本论文的原注有所删节，特此注明。译者寒冰。
・感谢作者及刊物授权转载。
・图片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李孝德（Lee Hyoduk，1962~ ），日本文学研究者，专攻比较文学、表象文化研究与后殖民理论。生于福冈县小仓市，1985年毕业于九州大学理学部生物学科，后转入人文领域。1998年起任东京大学助手，2003年任静冈文化艺术大学专任讲师，2004年转任东京外国语大学助教授，2009年升任准教授，2012年晋升教授。2021年起任职东京经济大学全学共通教育中心教授。其研究聚焦后殖民理论、离散（Diaspora）文化、民族国家批判及种族主义历史等问题，代表性著作包括《人种主义的历史》（2009）、《跨太平洋的想象：重思边界、文化与社会》（2012）等，并发表多篇涉及日裔文学、媒体理论与近代日本表象的学术论文。以其跨学科视野，长期致力于在全球化与殖民历史交织的语境中探讨文化、身份与权力的复杂关系。
译者简介
寒冰，东京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博士课程满期退学。留学期间曾在《中国版画研究》、《比较文学》等刊物发表关于新兴木刻运动的论文，曾作为特约策展人参与“战后美术三人展” （梅野纪念绘画馆2009年）。回国后作为出版社编辑、独立出版策划人，策划编辑了一系列关于日本文化、动漫、现代史的书籍。2010年开始投身帐篷剧，与中国大陆、日本、台湾的伙伴们并肩在搭建帐篷场域的实践行动中探索新的公共性的可能。参与编辑帐篷通信《呐喊》。译作有《山月记――中岛敦作品集》（合译，中华书局2013）。现旅居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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