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特辑丨何思源：中国春节在东南亚

当我们贴春联、守岁围炉，感叹年味或浓或淡时，或许很少细想：跨越重洋的农历新年，在异国他乡是怎样一番光景？其实，伴随着早期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春节这颗种子早就在东南亚的多元土壤里生根发芽了 。不过，这可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在不同国家的历史、宗教与社会场域中，历经岁月洗礼后的一场生动重构 。

让我们跟着何思源老师走进东南亚11国，看春节在跨文化语境下长出的新鲜血肉：越南祈求繁育的方形“年粽”、文莱华人为尊重当地信仰而准备的清真年货、马来西亚跨越族群壁垒的“新春大团拜”……华人在异乡的坚守与在地化适应中，让古老的年俗与南洋风土展开了深刻的对话 。

透过“春节”这扇窗，我们也能重新打量中国传统文化的“出海”之路。真正的文化远航，绝不是单向的硬核输出，更不能陷入“文化中心主义”的自我欣赏 。正如文中所言，文化在交流的过程中，发生点变异与融合再正常不过啦！那些看似不够“正宗”的异国年俗，恰恰秀出了中华文化强大的包容力和生命力 。新春来临之际，不妨让我们跳出习以为常的本土视角，吹着椰风、听着蕉雨，去感受那份历经迁徙却依然滚烫的文化认同 ，在世界多元文明的十字路口，重新读懂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温暖与力量！

“东南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出现的一个新的地区名称。该地区包括11个国家：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东帝汶。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上不同种群、语言、宗教、政治、经济形态在此交汇碰撞，形成了这一地区多文化圈交叠的景象。东南亚同时又是全球华侨华人最多最集中的地方，华人华侨总数为3348.6万，约占东南亚总人口的6%、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的73.5%。¹

农历新年很早就伴随华人华侨的迁徙以及中华文化的传播在东南亚生根发芽了。由于东南亚各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差异性，农历新年的传承发展情况不尽相同。考察农历新年在东南亚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宗教、不同社会文化、不同意识形态中的传承发展情况，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华人华侨在东南亚的生存发展境遇，全面把握中华传统文化在多元社会中的适应状况，从中寻找和借鉴有益的经验，反思深化我们对传统节日文化的认识，调整修正节日文化保护传承路径，以便更好应对现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带给我们文化上的冲击。

一、基本情况

(一)越南、新加坡：自然生发传承，全民共庆，政府主动介入引导

由于地缘关系，越南是东南亚受中华文明影响最早也最深远的国家。至今越南仍然使用农历，传统节日以及过节的方式与中国几乎完全相同。

中国传统节日进入越南之后，经历了本土化、民族化的过程。越南腊月廿三有放生鲤鱼的习俗，因鲤鱼被认为是灶王爷的坐骑；年前家家户户要制作最重要的年货——年粽，这种大方形糯米粽子，以猪肉和绿豆沙为馅，代表飞禽走兽草木繁生；除夕夜有“采绿”习俗；年初一祭祖，同时也拜土地、灶君、百艺师祖；农历新年庙会众多，多为纪念当地民族英雄的祭祀活动等等。

西方殖民者于十六世纪来到越南，至十九世纪末，越南全境已成为法国的“保护国”。在“同化”与“联合”理论的指导下，法国人制定了一整套同化政策。越南的文字、饮食、建筑等方面已经显示同化带来的影响，传统节庆的外部形态也多少发生了改变(如春联现今已多用拉丁越南文书写而不是汉字；节日期间家中摆放整株梅花，花枝上如圣诞树一样挂满装饰物等等),但是农历新年的精神内核依然难以撼动。

华人迁入越南的历史十分悠久，不同时期迁入的华人已经逐渐融于越南主体民族中。明清至近现代，越南迎来了大批华人。这些移民大多分布在较大市镇，形成了相对集中的华人聚居区。虽说越南全民共度农历新年，但是这部分华人的守岁、祭祖及庆典游行活动等，非常富有“中华”特色而有别于越南主体民族。由于他们的文化认同、国族认同都是祖籍地而不是居住地，造成了与主体民族的疏离。二战后，中越关系每次大的变动都会在越南的华人政策上有所反映。上世纪七十年代，越南政府采取了取消华人社团和报刊、关闭华人学校等严厉措施，对拒不加入越南国籍者进行大规模驱逐。而加入了越南国籍的华人，有相当一段时间也不敢承认自己的华人身份，在各种传统节日中，刻意掩盖自身的“中华” 特色，每年的农历新年节庆，更多是与当地人毫无二致了。随着华人本地化进程的加快和华侨社会向华人社会转化的完成，客观上减轻了越南对华人社会的猜忌和疑虑，从而推动越南政府将华人问题纳入越南民族问题的范畴来处理。

八十年代末期开始，越南政府在深化革新、扩大开放的同时，调整了对华侨华人的政策。越南1992年宪法第一章第五条明确规定：“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是共同生活在越南国土上各民族的统一国家。国家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政策，严禁各种民族歧视和分裂行为。”²华人作为一个族群，其开展体现民族特性的文化活动具有了法律基础，也得到官方的引导和支持。华人社团、寺庙、文艺团体和华文学校得到恢复和发展。每到传统节庆，他们一般都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逐渐恢复了华族特色。越南各地政府和机构都开展慰问华人社区、表彰华人代表等活动，组织和参加华人传统聚会和宗教活动等。各级官员的新年祝词都有希望华族同胞发扬革命传统、在经济建设事业中争取新成绩等内容。华人较多的城市，政府会和一些华人社团联合举办新春座谈会、联谊会等，表彰优秀、增进了解。

由于历史原因，越南主体民族形成了较强的民族自豪感。虽然农历新年是源于中国的节日，但大部分越南人还是认为，这个节日是越南的，是有别于中国的。越南政府非常注重培育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在农历新年这样的全民性节日中，更是积极参与、主动引导。

首先是移风易俗、塑造国家形象。越南民间有新年在屋外挂红幡驱鬼的习俗，现已改为悬挂国旗和党旗。1995年政府出台了鞭炮禁放令，从此每年的除夕零时各地集中燃放烟花，国家领导人则通过电台发表农历新年讲话。

其次是保护植根于社群生活中的节庆习俗，必要时给予财政支持。1993年1月19日，越南总理宣布了关于恢复文化艺术活动的决议。越共中央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则再次强调保护、继承和发展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³2001年越南出台了文化遗产法。一些农历新年庙会，如农历正月初六北越的荣圣庙会，在政府的保护申报下，于201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越南文体旅游部还颁布了《2012—2015年庙会总体规划》,目标是将现有的传统庙会分成国家级、地区级、村镇级进行管理，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发展。

三是积极邀请国外一些文化团体进行文化交流。胡志明市华人祖籍多来自广东潮汕，每逢新年民间有邀请广东剧团来演出的传统，现在则由政府出面进行外事邀请以促进两国文化交流。

四是对节假日政策进行调整，以刺激观光及公共消费。越南劳动法规定农历新年放假4天，然而近年来政府调整了假日天数，2012年、2013年连续两年农历新年放假9天。⁴在各级政府指导下，不少城市和乡镇通过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农历新年庆典，积极开发利用旅游资源，打造自己的城市形象及商品商标。⁵

同样是全民共庆的农历新年，政府主动介入引导的还有新加坡。18世纪中叶，新加坡成为英殖民政府管辖下的一个中转港口和贸易站，商贸发达，吸引了大量华人“下南洋”谋生。1965年新加坡独立，人口大部分为华人。由于华人为主体民族，中华传统节日在新加坡的传承基本没有太多的外力干扰，也没有发生裂变式的变迁。然而独立后的新政府也意识到，新加坡是一个由多元种族、宗教和语言组成的国家，过分强调其中一种文化及其相关节庆，有可能引起其他少数民族的忧虑和反感，因此有必要实施统一多元的族群政策，提高国民国家认同感与归属感。在新加坡日历上，有公历、农历、印度历和马来历4种历法，依各种历法有许多节日。新加坡每年法定的10个全国节假日中有6个与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基督教有关，其余节日则是华族新年以及元旦、国庆(8月9日)和五一劳动节。在不同的节假日，政府支持不同的文化活动。在保留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新加坡政府鼓励人们向新加坡统一民族文化习俗演变。

新加坡华人也在农历新年前清扫房子、置办年货、贴春联、蒸年糕、买新衣服、逛花市。除夕夜，最重要的事是吃团圆饭，很多人家都吃火锅和“捞鱼生”。饭桌上人们一边捞鱼片一边说“捞起(喜)”,借巧妙的吉祥话表达新年祝福。大年初一，当地华人一般呆在家中接受马来族和印度族同胞的拜年。农历新年的第二天，则是访亲拜友的时间。

1989年，新加坡文化艺术咨询理事会提出了国家艺术发展报告书，表明政府在国家稳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开始加强自身文化的建设。1991年1月新加坡政府发表《共同价值观白皮书》，阐释了共同价值观体系的建构，旨在多元文化社会寻求文化认同。2000年，新加坡政府公布了《文艺复兴城市报告》，系统阐发了“文化资产”的理念，推行“艺术无处不在”计划。准备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努力，把艺术带到新加坡的每一个角落，特别是要把本土艺术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节庆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和主要表现形式，自然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及相应引导。

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型国家，全国只有中央一级政府，实行选区制管理体制，因此社区组织分担了政府大量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农历新年期间的很多文化活动，都是由各个社区、社团来组织的，政府同时又通过对各个社区、各个组织的物质支持和行为引导(或由国家直接拨款，或由大企业集团给社区文化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把握社区活动的方向。新加坡的唐人街牛车水每年农历新年都要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其中亮灯仪式一般会有新加坡总理等官员出席。在滨海湾河畔，政府每年都举办“春到河畔迎新年”活动。在庆祝活动中，政府也在刻意植入一些多元文化元素，如举办了几十年的新春“妆艺大游行”。阵容包括不同文化特色、蔚为壮观的方阵和花车，有不同民族的传统舞蹈和民俗表演。这个活动已经成为不同族群和海内外人士都参加的国际嘉年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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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和新加坡的农历新年节庆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也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但这并非弱点，因为国家整合的特殊性决定了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在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形成对立的情况下，这是国家必须积极介入的一种行为。

(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社团办节，民间色彩浓厚，社会力量推动农历新年成为国家法定假日

有些国家华人数量较多，华人在该国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较大，经过华文学校、华文媒体及社团的努力争取，政府已经把农历新年定为法定假日。如印尼和马来西亚放假2天(个别州放假1天),菲律宾和文莱1天。

史载唐朝末年已有中国人移居印尼。到印尼独立之初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华侨华人的数量已达到270万左右。⁶经过长期的经营，华人在经济上形成了一定的势力。因民族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得到较好保持，印尼华人庆祝每一个中国传统节日，其中最隆重的是农历新年。由于历史原因，殖民者分而治之的政策导致了华人与当地土著的隔阂。殖民者退出之后，华人由于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其文化特色与伊斯兰文化大不相同等原因，首当其冲被视为应该限制的族群。独立后的印尼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民族同化政策。1967年苏哈托军人政权相继颁布了一些专门针对印尼华人的法律法规，比如禁止华裔使用华语、禁止华人举办农历新年等重要节庆活动、限制华裔宗教和文化习俗、限制华人公开活动、更改华裔的族群称呼、敦促华侨华人采用印尼姓名等。印尼华人的正当权利被剥夺，农历新年活动一度被迫转入家庭内部，各种公开庆典消失。1998年苏哈托政府垮台，新组建后的政府推行所有种族和宗教一律平等的政策，文化上鼓励多元发展。原先被取缔的华人社团开始复苏和发展。这些社团开展了 多样性的活动，尤其在反对种族歧视和恢复、弘扬华人文化方面成绩突出。经过华人社团的努力争取，2000年1月印尼政府公开废除了对华人的各种禁令。同年2月，雅加达西区华商组成的农历新年筹备委员会与工商总会和西区市政府合作，举行了华族舞狮及其他各族的民俗表演，中断了三十多年的农历新年庆典首次恢复，盛况空前。⁷2002年2月，为了促进民族团结，梅加瓦蒂总统宣布华人农历新年为印尼全国公共假日。

如今印尼华人超过1000万，是海外华人最多的国家。印尼华人有除夕去佛堂、庙宇祭拜的习俗及布施、慈善的传统。有实力的华社或者宗族同乡组织会给穷人发补助，普通华人会给印尼原住民邻居赠送传统食品“娘惹糕”。各华社团体、宗亲会、互助会和庙堂在农历新年前就已经开始组织献血、义诊、分发食品等公益活动，帮助贫困和遭受灾病的民众。华校放假的时间比较长，农历新年期间会组织丰富的文娱演出。由各个社团组织的舞狮、舞龙、华语音乐会、华族传统服装展示等文化节目，吸引了众多印尼原住民观看。当地华文报纸则开设农历新年特刊，介绍农历新年的来历及文化寓意。

2006年，印尼国会通过了新的《国籍法》，印尼华裔人士也由此首度享有了平等公民权利。印尼政府也在积极调整相关政策，官方的积极支持成为近年印尼庆祝农历新年活动的趋势。2007年，政府签署决定书，规定华人新年全国放假2日，与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主要节日享受同等待遇。在华人聚居较集中的雅加达，市政府专门成立组织筹划协调，政府重要官员还要前往一些重要和热闹的庆祝场所去亮相。每年农历新年在广场举行以“多元和谐”为主题的庆祝活动，表现中华文化与印尼本土文化的融合。印尼政要借华文媒体向华人表达新春祝福逐渐成为惯例。农历新年成为印尼其他民族了解华人文化的一个窗口，逐渐成为华族与其他民族共同欢度的节日。

马来西亚华人在20世纪中期之前境遇与印尼华人差不多。马来西亚独立后于1969年爆发了一场种族大骚乱，这让政府意识到马来人与华人的潜在矛盾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于是开始着手推进民族同化。1970年政府倡导“国家文化政策”，主要诉求是将马来文化塑造为国家的主流文化，并将非马来族溶入到马来族的文化体系中。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扶植马来人的新经济政策，马来族与华人的经济差距迅速缩小，客观上推进了马来西亚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由于华人占全国人口比重超过1/4强，而且脱胎于马来亚联邦条约的马来西亚联邦宪法第152条规定华语、华文及其他一切华人文化生活习惯受到保护和尊重,⁸因此从总体上说，政府没有绝对地排斥华人文化，没有强制执行文化禁令。这较之于东南亚其他国家要宽容得多，与印尼相比更是如此。马来西亚华人在固守传统农历新年习俗的同时也发展了具有当地特色的新年习俗，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由社团、财团、政党等主办的大型团拜活动。这些新年团拜的特点是场面大，接触人数众多，每一个参与者都有最大限度的多边联络的机会，是集节庆与社交、联谊、商业活动于一体的团体性活动。马来西亚华人社团众多，大多以传承中华文化传统为己任，举办各种文化节日的经验非常丰富。1983年2月10日至3月20 日，8家华文报社及社团联合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院、文化青年及体育部、国家团结局举办了“华人农历新年展览会”，协助政府促进民族间相互了解，达到文化交流的目标。从1984年起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等15个华人社团发起举办全国华人文化节，由各州的华人社团轮流主办，以传承中华文化传统。他们的努力使得华人新年影响日益扩大，发挥了唤起华社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增强马来西亚华社凝聚力、促进华族与其他种族交流与融合的作用。九十年代，马来西亚政府摒弃了“国家文化政策”，以“马来西亚民族”的全新政策取而代之。2001年起，政府出资为华人举办全国性的农历新年大团拜活动，各族群同庆农历新年的现象日益增多。2002年农历新年，约有10来万各族群众从各地赶来参加霹雳州首府怡保市的庆典活动。由马来西亚的三大族群——华族、马来族和印度族表演的民族舞蹈受到热烈欢迎。马来西亚副总理巴达维在庆典上高度评价各族人民为国家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⁹2008年，马来西亚艺术、文化和遗产部在首都举办盛大的农历新年庆祝活动，各族人民以及外国游客数万人共庆佳节。2013年农历新年前夕，马来西亚政府特别推出了总理红包封派发给网民。马来西亚政府支持并举办盛大的农历新年庆祝活动是对马来西亚华人的认同和尊重，也是出于塑造国家形象、振兴旅游业的考虑。

华人移居菲律宾始于唐末。华人与当地妇女通婚，形成了人数庞大的华菲混血种，造就了独特的华菲混合文化。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菲律宾的饮食、服饰、日常用品、建筑艺术、亲属称谓和风俗习惯等方面有明显的华人文化(主要是闽南文化)烙印。1900年前后移居菲律宾的华人增多，他们创建社团、创办报刊和学校，坚持让自己的子女接受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的熏陶，菲律宾华人群体原先已渐淡化的中华文化氛围又浓重起来。1946年菲律宾独立后，新政府没有统一而连贯地吸收华人进入主流社会的政策，华人社会被日益边缘化。直至1975年，菲律宾政府才放宽对华人入籍的限制，大批华人加入了菲律宾国籍。菲律宾华人社会从此出现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倾向和思潮： 一方面，菲律宾华人社会出现了民族意识加强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华人社团(宗亲会、同乡会和结义社等)日渐增加；另一方面，出现了菲律宾华人族群融合到菲律宾大社会的倾向。¹⁰时至今日，菲律宾当地民族对华人仍存有一些偏见、排斥。但是菲律宾华人避免了重蹈印尼华人的覆辙，很大程度上是前者已经逐渐融进了菲律宾主流社会。华人一方面要过菲律宾节日，融入当地主流文化，一方面还过中国传统节日，保持民族传统文化。由于菲律宾是个天主教国家，菲律宾华人最重视的一个节日是圣诞节而不是农历新年，但是圣诞节也带上了华人节日文化的个性特点： 华人的圣诞礼物往往有“红包”，类似于农历新年的压岁钱。这个习俗也影响到了菲律宾人，他们也把红包作为圣诞礼物送人。从80年代开始，菲律宾华人争取合法地位与正当权益的意识日益强烈。华人社团、报刊等积极行动起来，以菲华社会和菲律宾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推进菲华融合，在融合中谋求共同利益，谋求中华文化新发展并以之丰富菲律宾的民族文化，谋求维护菲律宾华人正当权利与合法地位。他们积极推动国会通过立法将多年来流行于华人民间、主要由社团主办的农历新年列为法定节日。2002年农历新年前夕，阿罗约总统专门签署了向菲律宾华人表示新年祝贺的文告。2003年，菲律宾华人团体共同举办了规模空前的农历新年系列庆祝活动。2004年1月，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宣布农历新年为全国的“工作假日”，以认可华人对菲律宾社会所做出的贡献。菲律宾各华人团体则继续争取把农历新年定为全国法定的“非工作假日”，菲最大的华报《世界日报》建议华人社会集各方力量成立一个后援会，为推动这项关系到华人切身利益的议案顺利通过而努力。¹¹2011年11月，阿基诺三世签署公告，将华人新年列为特别非工作假日，这既是对中华文化的尊重，也是对菲律宾华人地位的肯定，有助于吸引更多菲律宾民众与华人一道共庆农历新年。越来越多的菲律宾人加入庆祝农历新年的行列，他们采购各色年货和农历新年饰品，还加入到华人的新春游行队伍中，一同享受欢快的节日气氛。

文莱位于加里曼丹岛北部，主体民族为马来人，华侨华人占该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强。1959年，文莱的首部宪法明文规定：文莱是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以马来语为国语的国家。这也是文莱两大文化特征。¹²文莱政府的民族政策倾向保护和促进马来人的利益，而对华侨华人的政策相对严厉。1984年获得全面独立后，文莱苏丹政府大力推行“马来化、伊斯兰化和君主制”政策，在既有的政治制度框架下，允许华文教育生存发展，华人宗教信仰自由，可维持华人意识和华族认同，但必须效忠苏丹；华侨华人可组建社团，但不能建立政党，没有对国家政策的参与权和决定权，只能通过各地商会对政府政策提出某些建议。¹³文莱现有大约50个华人社团，每年的农历新年，他们都积极组织各项文化活动，增加华族的族群认同感，在维护华人社会权益、推进华人融入文莱社会、与其他民族和睦相处等方面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华人新年在文莱是法定假日，全国放假一天。华人家庭农历新年期间举办“开门迎宾”活动，不论是否收到邀请，人们都可以带上家人去华人家中做客，共度佳节。这一习俗原本是马来人开斋节的传统，文莱华人借鉴了过来，在农历新年回馈马来族朋友。

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与东盟国家合作的加强，文莱政府努力使本国政策与东盟整体的政策协调一致。1996年，文莱政府批准设立中文广播电台，丰富了华侨华人的文化生活。每年农历新年收看中国内地及港澳台的文艺节目成为文莱华人的一项爱好和选择。文莱政府的战略主题中，提到要树立一个高效、充满关怀的政府形象：“对一个小国来说，在竞争激烈的全球经济中，效益突出的国家形象，无论出于政治还是经济方面考虑，都是可取的、必要的，同时还杜绝各种误导以及各个利益相关方对政府的负面看法可能导致的负面后果。”¹⁴政府调整了对华人新年的一些限制性规定：放松对舞狮限制，允许在住宅前舞狮；2008年，解除长达46年禁放鞭炮规定。从2006年起，文莱苏丹和王室成员每年均应邀出席文莱华人社团新春大团拜活动。

农历新年在上述国家成为国家法定假日，离不开华侨华人群体的争取。也就是说，作为所在国少数族裔的华人，并不是仅仅靠政府“顺应潮流”把农历新年列入国家法定假日。当地华人群体介入到了公共讨论并充分阐述自己的要求，权力系统注意到了不平等的社会条件，考虑到了文化差异，引发讨论，才推动了立法，华人才因此争取并享受到了公民平等权。

(三)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东帝汶：农历新年是民间节日，尚未成为国家法定节日

泰国古代受印度文化影响很深，近代则受中国文化影响很大。作为多民族国家，泰国对各民族的管理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佛教的力量。佛教在泰国的传播过程中，强化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增强了各民族对泰国的认同。泰国在从以军事强制为基础的威权政治发展到以政党、国王和军队三大力量作为支柱的泰式民主的过程中，也曾有过排华运动，但无论程度和范围都相对较小，泰国政府对华人的同化政策是卓有成效的。泰国官方并不把华人当作少数民族，在人口统计中也没有专门的针对华人的统计(政府对当地少数民族却有专门的统计并给予特殊照顾政策),这是政府的有意为之，目的是让华人完全同化到当地民族中去，同时也说明华人与泰人的高度融合。

在日常衣食住行、语言和生活习惯等方面，华人与泰人已无区别。“然而，在与中华文化有基本关系的文化特质上，华人受到的影响却不大，如祭祖、家庭成员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尤其在价值取向上，更保留很多中国传统的色彩。如：服膺自然、崇古、内向发展。此外，由于华人离乡背井和多经营商业等特点，使华人价值取向又有一点重视未来，偏向重视旁支关系。”¹⁵对泰国华人来说，祭祖是维系华人情感的重要力量，而农历新年又是一个祭祖的重大节日。对于他们来说，农历新年更多意义上是对祖先的感恩、对祖籍和血统的尊重。

ห้องสมุดมติชน

泰国历史上曾经将农历新年作为法定假日，后来由于敏感的政治原因被取消。如今农历新年期间政府部门、银行等机构照常上班，但华人的公司、店铺一般放假3—5天。在泰国，华人和泰国人都很喜欢过农历新年，因为华人老板会给员工发双薪，且还能休假。农历除夕当天，华人汇聚在当地的本头公庙、妈祖庙及宗姓伺堂里祭祀祖先(泰国华人相当大部分祖籍潮汕和闽南，供奉极富闽粤地方特色的神灵充分反映了他们崇拜故土的心态)。祭祀完毕，舞狮队挨家挨户前往本地华人家庭拜年。狮队拜年后才是全家围坐吃团圆饭。大年初一，华人携带一些食品或甜点到附近的寺庙里进行布施，以求来年平安。接下来几天则是亲戚朋友互相拜年。人们习惯拱手合十，互致“吉祥如意”。

由于泰国华人同化程度高且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因此华人社团的主要工作重心已经不再是维护华人权益、促进华人与主流民族的互信理解等方面了，社团中更多的是以血缘和姓氏为纽带的宗亲组织(华人虽已改用泰国姓氏，但采用的是与潮汕音近似的泰国姓因此依然清楚原先的华人姓氏)。从这些社团组织开展的活动及其相关资料看，它们举办各种聚会及民俗活动，使得所认同的文化传统在泰国社会得到适度保留、传承，从而满足自身对祖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需求。农历新年前一天，各地会馆及宗亲社团会举行聚会，宴请各行业阶层的华人代表参加，为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发放过年补贴，为华人学生中成绩优异者发放奖学金。各个社团都强调遵守泰国法律，共谋泰国的安定与发展。宗亲组织、大宗祠在活动中也注意体现泰国文化元素，如设置泰式佛龛、张贴国王夫妇照片、悬挂泰国国旗等，主动以主流社会的意识、规范来约束自己。在政治上认同泰王国的基础上，华人的文化和民族认同指向祖籍国。有些氏族宗亲社团，每年农历新年祭祖，必须脱下西服，换上长袍马褂，戴上瓜皮帽，以示对传统文化的尊重。还有不少宗亲社团会选择农历新年期间包机回乡祭祖，以示“尽孝”和“不忘本”，这不仅是他们对祖先家乡、血脉根源的牵挂，还是他们立足泰国华界、正身立名、博得敬重之本与凭据。

旅游业是泰国的支柱产业，进入90年代以来泰国进一步推出一系列旅游促销措施，举办不少旅游节庆。政府充分开发各地民情风俗资源，每年推出许多少数民族节庆活动。农历新年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意蕴厚重的节日，自然得到官方的大力扶持。泰国旅游局在农历新年期间，多次邀请中国一些省市的表演团体来到华人聚居的北榄坡、清迈、素攀等府进行文化与艺术展示，如舞龙舞狮、京剧、美食展等。曼谷唐人街的规模在东南亚首屈一指，欢度农历新年的气氛数这里最为浓厚。街道店铺摆满各种应节食品、物品，街上到处可见现场写春联的摊子，不管华人、泰人还是西洋人，大家都会购买一些年货感受喜庆气氛。节日期间街道除了有舞狮、舞龙闹新春，各种文艺活动更是丰富多彩。从2004年起，由中国文化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泰国国家旅游局、曼谷市政府联合主办的“欢乐农历新年”活动规格高、规模大、影响广泛。每年的活动都得到了泰国王室、泰国政府的大力支持，王室成员及政府官员每年都会出席。“欢乐农历新年”是一个互利双赢的活动，推动了泰国旅游宣传的同时也促进了中泰两国的文化交流。2012年，泰国政府决定将中国农历新年作为泰南地区也拉、北大年、陶公及沙敦等4府的法定假日。该决议是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农历新年成为泰国法定假日有望进一步实现。

缅甸是中国的近邻，华人自发移民缅甸的历史悠久。缅甸英属时期，殖民政府的重大举措之一就是大规模引入印度人和华人移民。缅甸华人是一个复杂的群体，主要两大部分构成：一是从云南过去的华人，多半居住在俗称“上缅甸” 的缅北山区一带，其中的果敢人，拥有高度自治权，缅甸政府承认他们是国内的少数民族；二是来自广东、福建一带的华人，主要居住在俗称“下缅甸”的南部沿海地区，缅甸政府至今不承认这部分华人是缅甸的少数民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缅甸发生了排华反华事件，华人地位急剧下降，大批华人逃离，华人的生存和发展遭受破坏性影响。缅甸国内一律取消汉语和汉字，更不允许教授汉文。上缅甸华人被迫将所操汉语西南方言称为果敢语，使用的汉字称为果敢文，最终得以传延中华文化。今日的果敢仍保存较完整的华人传统，无论从文化认同还是族群认同，果敢人几乎都以自己是华人而自豪，在生活方式和农历新年习俗上，与临近的云南省镇康县大同小异。但由于政局动荡，人民生活贫困，果敢人的农历新年虽隆重却也较为简朴。下缅甸华人为了防止遭受打击迫害，加快了同化当地的步伐，他们中的不少人与缅族通婚，在语言、习俗上刻意“缅化”，不愿意抛头露面，较少参与和政治有关的活动。但在家庭内部，他们大都设有神龛和祖先牌位，每逢华人传统节日不忘祭拜祖先，仍把农历新年视为最隆重的节日。1988年新军人政府上台后，由于人权、民主政治、毒品等问题，缅甸面临国际社会的重重制裁，中国成为缅甸最为有力的支持者之一。中缅关系的亲善为华人在缅的生存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大环境，华人各项文化习俗得以恢复发展。然而缅甸华人处境的改善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政治层面仍囿于缅甸军人专政和1982年公民法的限制，不能拥有与原住民平等的政治地位，当政者也不会给予华人等外来移民群体平等的政治权益。下缅甸华人为了子女在求学、置业以及各方面的方便，大多会申请入籍，这部分华人官方统计为缅族。

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人一样，缅甸华侨华人成立了以血缘、地缘和业缘为纽带的各种社团组织。这些宗旨不同的社团，把华侨华人团结凝聚起来，在联系同胞、联系家乡以及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每到华人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农历新年，这些社团就承担了中华传统民间艺术、民俗等的传播与传承：组织舞狮队、舞龙队走街串巷、上门拜年；开展文艺晚会及敬老活动；率领华人敬香祭祖、祈福迎祥；举办各类书画比赛、象棋比赛、演讲比赛等等。在华人地位一落千丈的排华时代， 一些社团进入冬眠时期，当地华人的农历新年庆典也几近消失。如勃东线包括良礼蓖7个乡镇，那里的华人已40多年没有举行农历新年联欢活动了，直到1999年农历新年，才由华人团体发动起来举办了一天的新年大联欢。¹⁶一些社团艰难延续慈善义举，派发农历新年福利红包是其中一个方式，这种多年沿袭下来的华人互助传统，不曾因为困境而中断，当地华人的农历新年庆祝活动也得以延续下来。送红包是华人新年的传统习俗，缅甸华人过年不仅会给子女后生送红包，还会给华人文化团体和社会组织赠送红包以支持缅华文化事业的发展和中华文明的传承。1988年以后，缅甸政府在对待华人社团上表现为不参与、不支持、不干涉的“三不主义”，因为他们认识到，华侨转变为华人，华人团体早与母国切断了脐带，这些社团活动有利于缅甸的繁荣与稳定。

缅甸是个佛教国家，百姓淳朴善良，因此民间的华缅族群关系总体上较为融洽。然而由于缅甸普遍的贫困，不少华人又多从事工商业，拥有相对好的经济基础，加之一些华人商人通过暴力或贿赂等手段获得不当利益，造成了部分缅甸人对华人的误解和仇视，这是客观存在的。缅甸近年来逐步开放，推行连串民主改革，又废除新闻审查，容纳不同声音，国家逐渐融入国际社会。在国内民族关系方面，缅甸政府利用每年联邦节的机会进行大规模的宣传和庆祝活动，以加强各个民族集团和民族共同体在文化方面的相互理解。¹⁷如今的下缅甸华人，大多谨慎、低调，相当部分人已融入当地社会，在努力保持传统习俗的同时，与当地人也在进行密切的交流与融合。缅甸文化也融入了当地华人的农历新年活动之中，比如农历新年拜佛、不放鞭炮等等。缅甸华人除了过华人新年，公历四月上旬还会过缅甸新年，届时也还会除夕守岁，用泼水来庆祝新年等等。

华侨华人移居柬埔寨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无论封建统治还是殖民统治时期，华人在柬埔寨都能安居乐业，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基本上享有与当地土著相当的政治权益。1970年到1975年，朗诺将军的民族主义政府执政期间，中文成了受孤立和敌视的语言，华文学校被禁，华文报纸被迫关闭。“红色高棉”执政的1975—1979年，商人身份的华人被划入了“资产阶级”阵营。逮捕城市华人、农村进步侨胞及华侨教师的“红色恐怖”不断在各个省份发生，华人因为使用中文被歧视甚至杀害，华人平民被以“疏散”的名义迁往边远乡下，甚至荒无人烟的边境地区。在劳动区，华人和其他民族一起被强制组成各种合作社，原先的华人家庭随之被“消灭”，中华传统节庆的最基本单位被连根拔起，华人文化、风俗习惯荡然无存。1979年红色高棉被推翻，然而新政府处在越南当局的控制之下，追随推行反华政策，陆续从各地返回的华人市民不敢承认自己是华人，之前的柬埔寨华人社团系统已经完全瓦解，华人社会原有的联络渠道不复存在。1986年越南实现了领导层更换和内外政策调整，停止了迫害和驱赶华人的做法，柬埔寨当局跟着改变政策，华人处境开始好转。80年代末期，柬埔寨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趋于稳定，华侨华人数量逐渐回升。很多地下华文学习班纷纷出现，华人借助这种短期的华文学习班来弥补华族文化的断层。华人社团也在恢复和重建。1990年底柬华理事总会成立，是全柬华人的最高领导机构，在各省、 县、乡、村设有分会，总会的宗旨是弘扬中华民族文化，重新恢复华人的传统风俗习惯。海外华资的进入和中柬关系的改善，华人社会逐步复兴并在经济上重建优势地位。随着华人人数的增加、华文教育的复兴、华人社区的复苏和发展、经济实力的增强，华人族群凝聚力和族群文化认同感不断增强。1991年以来各届政府推行民族和解、民族和睦政策，取消了所有对华侨华人的各项法规性的歧视和限制，对华人的态度日趋友善。政府陆续归还了华人创办的学校、华人庙宇等，允许华人举行传统节庆活动。¹⁸1994年农历新年，华人恢复了传统的舞狮表演。此后每年农历新年，柬华总会的醒狮团、龙狮团的惯例是先去皇宫向国王拜年、再去洪森总理等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官邸及中国驻柬大使馆贺岁拜年，然后陆续向当地公司企业、各家各户拜年。元宵节前后，农历新年庆祝活动进入新的高潮，各地会馆下属的佛寺神庙，多组织队伍举行规模盛大的游神活动，队伍每天在不同地方集合，然后敲锣打鼓，挥舞旗帜，浓妆艳抹，浩浩荡荡地巡 游，堪称柬埔寨的妆艺大游行。1997年，柬埔寨政府出台烟花禁放规定。这个规定并非出于防止环境污染考虑，而纯粹是为了社会安全，避免枪声与鞭炮声混淆，这是战乱后遗症的一种表现。因为柬埔寨境内的越南裔人士也过农历新年，这使得该节日成为宋干节(柬埔寨新年)之外最大的节日。柬埔寨政府规定，农历新年期间，政府机关的华裔、越南裔职员可享受3天假日。虽然农历新年不是柬埔寨的法定节假日，但数量巨大的华裔、越南裔人士都要过节祭祖，实际上政府机关在此期间根本没人工作，农历新年几乎成为柬埔寨全国性的节日。

华侨华人定居老挝已有数百年的历史，然而华侨华人的数目占所在国总人口比例的数值非常小。1954-1975年老挝战乱期间，已有不少华侨华人离开老挝。1973年老挝的华侨华人仍在10万人左右，也有人估计为15万，其中以首都万象的最多，约有6.5万，占万象总人口的近一半。¹⁹1975年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后，老挝党和政府推行过激的民族政策，强调“老挝民族共同体”、“单一的老挝民族”、“树立一个国家的意识”，华人文化受到压制，华人传统盛大的新年游行被禁止，城市里的中文标志被取消，华人女性被要求穿着传统的老挝筒裙，大量华侨华人成为难民逃离老挝。到80年代初，原本相当规模的老挝华侨华人社会，只剩下约1万人，连谋生都十分艰难，就更谈不上什么社会地位或政治权利了。²⁰留下来的在夹缝中生存的华人不得不刻意模糊自己的华人特性，以取得更容易的社会生活条件。²¹1986年，老挝调整外交政策，实行对外开放。海外华资和商人大规模地涌入，老挝华人社会才得到复兴。当今的老挝华侨华人社会，无论在经济基础和籍贯结构方面，基本上都不是历史上华侨社会的延续，而是由少数留在本地的华人和80年代后期回归的华人以及来投资的新华侨重新建构的。老挝法律规定，非老挝籍人不得购买土地，结果不少华人加入了老挝国籍，还有的华侨华人男士为了更好地在老挝发展而娶老挝姑娘为妻，这些都在客观上加快  了新华侨融入当地的步伐。对于中国传统节庆的风俗，老挝华人依然遵从但有所从简。20世纪70年代之前，华侨华人社会庆祝的中国传统节日有农历新年、清明、端午、中元、中秋、重阳等，而现在庆祝的主要是新年、清明和中秋。新年时全体华人会休息停业三天。年三十祭祖，初一开始互相串门拜年。不少华人也会请老挝朋友过来吃饭，一起庆祝新年。老挝的华侨华人社会，以潮州人人数最多，在华人群体中的经济地位也较高，潮州的民间信仰和文化对整个老挝华人社会也产生了影响。在万象，福德庙里供奉的是本头翁(土地公)，农历大年前25天，即本头翁故去的这天，万象的华人就举行隆重的欢庆聚会，举灯游行，并从泰国或广东请戏班演出潮州大戏，为期一周，所花费用甚大。²²将原来只为潮州人所信仰的神明扩大为几乎全华人社会的民间信仰，这是传统宗教的世俗化现象²³,它是在宗教力量的影响下，促使老挝华人社会内部凝聚力的增强和对社会外部变化所进行的调整。

老挝华侨华人社团相对单一，中华理事会是唯一的华侨华人群众管理组织。该社团每年农历新年都会举行团拜和舞狮表演等活动，在进行中华文化教育、增强华人社会内部凝聚力等方面都起了维持和增强的作用。由于华人社团的不断努力，中老双方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农历新年出现了不少老挝特色，如在新年活动中融入老挝音乐和舞蹈，用椰子肉做的甜点和大肉粽是新年的特色食品等。现在老挝的农历新年气氛越来越浓，以往过年挂红灯笼的基本是中国人，而现在不少很多老挝人也在新年期间挂红灯笼。走在老挝的街上随处可见喜庆的红色，就连老挝人的商铺也展示着中国红和中国风。

东帝汶是位于东南亚帝汶岛东端的国家，东南与澳大利亚隔海相望。历史上澳门与东帝汶同被葡萄牙实施殖民统治，殖民政府曾合并管理这两个地方，澳门华人到东帝汶相对频繁。到19世纪初，东帝汶已形成了华人社会。²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印尼华人为逃避迫害涌入东帝汶，华人人数剧增，带来了东帝汶华人社会的空前繁荣。1974年葡萄牙政府放弃在东帝汶的殖民统治，1975年底印尼出兵占领东帝汶随之把东帝汶改为印尼的第27个省，这成为东帝汶华人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华文学校被关闭，华人社团被取缔，华人被屠杀，华人数量锐减。印尼军队撤出东帝汶前的1999年大规模骚乱更是导致“大概70%—80%的建筑物遭到破坏，商业部门停止运作，几个月内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政府管理”²⁵。2002年东帝汶获得完全独立，华人开始大量返回，中国内地也有不少人前来寻找商机。独立后的东帝汶政局总体稳定，时有骚乱，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06年。

目前东帝汶的华人华侨主要有“新侨”和“老侨”两部分。“新侨”指2002年后来东帝汶的中国人，他们主要为经商获利而来，最关心的是时局和商业风险，扩大中华文化影响不是他们特别关注的。“老侨”则已经在东帝汶扎根了好几代，很多人已经与当地人通婚，基本融入当地社会，经过印尼当局近30年的统治，大多数人已经不会华语，除关注时局外，如何“把根留住”是他们最关心的议题。2003年3月，成立于1912年的东帝汶中华商会恢复。该商会在每年的圣诞、元旦、独立日及农历新年都会自筹资金举办舞狮表演，举行慈善捐赠等活动。华人还建立了自己的佛教协会，主管一个庙宇——关帝庙，经常举办一些宗教活动。每逢大年初一和十五，华人华侨都会去关帝庙拜祭。受华人影响，东帝汶当地人把关帝称作中国神，几乎每天都有人求签烧香。

印尼几十年的残暴镇压和印尼化政策激发了东帝汶人的反抗意识，独立后的东帝汶政府提倡多元文化共存共荣。2007年，东帝汶政府五年工作计划中，对本国文化的展望是“和平、稳定和宽容占上风”，艺术和文化的基本目标是“促进巩固和平与东帝汶国家建设做出贡献的文化价值观；促进国家和国际层面的知识和文化的传播；支持发展文化旅游文化和艺术遗产的民间投资的措施；增加与葡语国家共同体及周边国家的合作与文化交流”。²⁶2010年，东帝汶政府制定了国家战略发展计划，表达了“现代化和多样化”的发展愿景。²⁷东帝汶法定假日兼顾了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重大节日，而印度教、佛教节日及华人传统节日由于影响较小没有列入。随着中国对东帝汶的援助逐年增大，东帝汶政府正在表达对华人文化的重视，总统及政府要员多次参加中国驻东大使馆及当地华人商会举行的农历新年庆祝活动，高度评价华侨华人多年来为密切两国人民友谊、推动东帝汶经济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东帝汶民风热情淳朴，遇到重要的节日，只要音乐声响起就能吸引一大群人起舞，华人新年以其祥和、热闹的气氛，每年都在吸引越来越多东帝汶人参与到节庆中来。

农历新年没有成为法定假日的国家，有些是政府出于民族同化的考虑，有些是因为主体民族对华人群体仍持有偏见和不信任，还有些则是由于政局动荡、社会不稳，政府难有立法层面的顾及。总之其中的原因是复杂而深层的，农历新年能否在未来成为这些国家的法定假日，目前看来，仍无定数。

二、特征与趋势

从以上对农历新年在东南亚各国的传承发展情况进行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到，由于东南亚国家社会历史、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及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农历新年在各国的传承情况也各不相同。总的来说，由于地缘及移民构成等原因，东南亚的农历新年与中国南方民俗传统更为接近，但无论如何都已不是华南农历新年习俗的简单移植。显然，东南亚农历新年传承发展情况与中国不同的方面更值得我们关注。

(一)农历新年习俗呈现出强烈的本土性和在地性

这其中又以农历新年在越南的传播与发展情况最为典型。由于传入历史较长、民族文化自信心较强等原因，越南农历新年的本土性、民族性非常明显，以至于不少越南人认为这个节日是本民族传统节日。其他国家的华人，二战以后陆续融入当地社会，华人社会文化生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已经从传统的华侨社会文化过度到华族/华人社会文化，农历新年习俗必定要打上特定所在国(地区)的文化烙印，呈现出鲜明的在地性特色。习俗文化的载体和表象符号，包括节日食品、节日装饰物、富含文化寓意的行为等，均受到当地文化的强烈影响，不少新元素融入其中，一经形成就很难改变。如泰国和越南的春联，大多以本国民族文字来书写；文莱等国的华人因为身处伊斯兰国家，农历新年待客的食物大部分是清真食品；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国佛教盛行，农历新年人们相互拜年都双手合十、口念佛经等。

(二)农历新年以祭祖为特征，节日神圣性厚重

农历新年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在发源地中国，这一精神内核已被置换。然而在东南亚，支撑农历新年内在的宇宙观念和精神信仰没有被硬性剔除，使得这个节日保留了较为突出的神圣性和庄重性。以越南为例，村社社会及农耕传统保留得相对完好，敬鬼神、祭祖先的习俗几乎是深入越南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除夕当天国家领导人甚至亲自烧香祭拜祖先使得这个节日的神圣性和仪式感非常突出。农耕文化土壤已消失殆尽的新加坡，由于华人是主体民族，因此华人文化没有经历断裂。虽然生活方式受到现代化、全球化的巨大影响，近年来出现了“避年”习俗(新年期间离开新加坡到别的国家度假),但大多数人都是吃了年夜饭才出游，由此可见农历新年内在精神的牢固。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华人历经受压制受迫害的遭遇，农历新年习俗中断多年，但支撑当地华人的文化认同感仍在，以祭祖为主要特征，以孔子、观音菩萨、妈祖、本头公、关帝等崇拜为依托的农历新年信仰色彩浓厚，能满足他们精神生活的内在需求，因此一旦外在环境允许，农历新年都程度不同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三)社会力量在农历新年的传承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农历新年在东南亚各国有不同的历史遭遇，但无论是官方力量介入较为明显的越南、新加坡，还是政府支持几乎为零的缅甸、东帝汶，节日的重要执行方最后都落实到社团、学校、媒体等社会力量上。农历新年的风俗习惯、思想内涵原本是通过家庭这个载体世代相传的，然而战后一些国家对华人群体的迫害使得华人家庭遭到严重破坏，随着华人逐渐融入东南亚社会，族际通婚的普遍化更是使得同质文化家庭日益减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社团开始承担起农历新年文化中诸如民间艺术、民俗等的传播与传承。在一些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商业团体通过广告赞助等形式给社团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现今东南亚中华文化的核心已非华语而是一系列重要的价值观与习俗，但华文学校、华文媒体在传播华人文化、促进文化交流、培育年轻一代的文化认同感、为农历新年文化意蕴源源不断地输入新鲜血液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仍不容忽视。马来西亚华人长期热衷于华文教育和华语的使用，成效斐然，华人族群意识也非常牢固，相应地保留了较完整的华人传统习俗。

(四)东南亚地区的宗教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农历新年习俗面临越来越多的调适及简化

东南亚地区存在种类繁多的民族及宗教类型，宗教信仰是东南亚华人文化适应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又对文化适应的其他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东南亚华人移民到东南亚并且在那里长期定居以后，在宗教信仰方面作了很大的调整，以适应当地的环境。目前东南亚华人的宗教信仰者，主要分三类：华人穆斯林、华人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和基督新教徒)、华人传统宗教(主要是道教、佛教及其他民间信仰)信仰者。三种类型的宗教信仰者，其文化适应的方向是大相径庭的：华人穆斯林文化适应的方向是本土化，华人基督徒文化适应的方向是西方化，华人传统宗教信仰者文化适应的方向是中华化。大多数华人穆斯林更多地与华人社会圈疏离而融入马来人生活圈中，华人基督徒则倾向于颠覆华人社会原有的一些观念，对这两类华人信徒来说，农历新年已经不是他们最重视的节日，虽然他们仍庆祝农历新年，但不再过其他的华人节日，包括清明节、龙舟节、中秋节和冬至节等。伊斯兰教及基督教(尤其是新教)禁止偶像崇拜，这就使这部分信徒缺席农历新年的一些庆典。农历新年的祭祖仪式及跪拜、烧香、拜祭物等行为也与基督教义相左(天主教、基督新教也并非不允许缅怀先人，但是传统节庆的祭礼及把“人”当“神”的做法超出了教义的容忍度),所以他们在纪念祖先的问题上采取了既简单、又简约的形式。近几十年来，随着东南亚国家皈依伊斯兰教、基督教的华人日益增多，农历新年的一些习俗被简化甚至删除的现象将会越来越普遍。

(五)东南亚多国推行多元文化政策，近年来旅游业的飞速发展为农历新年的传承发展带来了机遇

二十世纪中期不少东南亚国家推行过激的民族同化政策，华人华侨的命运急转直下，传统节庆习俗也遭受严重破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华人及其他少数族裔群体不断从内部向一些民族国家提出权利要求，使得这些国家不得不放弃“单一民族”的民族国家建构模式及同化政策，转而采取更为宽容的多元文化政策，以满足各族裔群体的权利要求。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多元文化主义由理论转换为一种社会思潮，在东南亚各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产生反响。不管是出于政治考虑还是出于社会正义，东南亚各国政府调整了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华人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得到尊重，农历新年庆祝活动正在逐年升温。东南亚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旅游业已成为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保持独特而多元的文化形态、展示多元文化的魅力、最大限度地吸引游客，已经成为不少东南亚国家的共识。虽然农历新年庆祝活动在一些国家也面临都市  化、商品化和观光化的问题，但与历史上被压制、被禁止的遭遇相比，农历新年的生存发展空间已经得到了空前拓宽，与其将商业化、商品化问题视为一种威胁，不如将其看作是一种挑战、一种机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下，东南亚各族群文化间的进一步交汇与融合，东南亚各国及国际华人间互动关系日益频繁的趋势，将给农历新年在东南亚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更大的创意动力和文化融合再生力。

三、启  示

以农历新年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承历史及发展境遇来反观中国的情况，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总结并思考。他们面对传承发展问题时采取的策略和方式，对于如何在全球化时代进行文化交流非常富有启示意义。

(一)由于文化传播的复杂性及民族文化之间的“濡化”现象，一些文化事象已不是某一民族的专利，因此这些文化事象的名称应具备一定的涵括性

东南亚有若干国家全民庆祝农历新年，不少国家还把这个节日列入了全国法定假日。从名称上看，“春节”这个说法是民国时期开始使用的，时间不过百年，因此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及华人社会中不是很通用。用“阴历新年”也不是很准确，因为东南亚不少国家也有自己的阴历，如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等国的伊斯兰阴历；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的佛教阴历等。而“中国新年”、“华人新年”等名称则没有很好涵盖一些国家及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容易导致别的国家和民族的反感。为了避免尴尬，增进文化理解和交流，促进中华文化的保持和弘扬，我们建议使用“农历新年”这一称呼。

(二)尊重中华传统文化在东南亚国家独立发展出的地域特色，在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避免单方文化输出导致的自我欣赏

民俗在不同地域和民族中传播时，它的形态、含义和功能可能发生许多变化，因而会更加多种多样、异彩纷呈，这种变化是正常的，也是符合民俗发展规律的。对农历新年在东南亚各国传承发展出现的各种不同于我们的习俗，我们应具备多元文化的视野和胸怀，杜绝“正宗”、“变异”之辨，更不要犯下“全国人民都端起了热腾腾的饺子”、 “海外华人心系祖国、共贺新春”这样的错误。在农历新年的海外交流活动中，要有东南亚华人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并不统一的常识，避免单方文化输出导致的思维惯性，多一些双方文化平等交流的节目安排。由文化部等多部门组织开展的海外“欢乐春节”活动已经开展多年，涉及了五大洲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两百多个城市，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多姿多彩，如能在展示多彩中华文化的同时，增加所在国习俗文化的植入及与当地民众进行互动等内容的比重，春节作为“大自然的节日”、“家庭的世界”、 “世界的节日”的氛围营造也许更加丰富立体。

(三)合理调整农历新年假期的时间，促进社区文化活动的发展，对传统节日要精神传承和形式创新并重

东南亚不少已经把农历春节定为法定假日的国家大都国土面积相对较小，因而虽说假期时间较短，但人们也有较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来享受假期。传统节庆形式在经过改造与嫁接的同时，传统节日的神圣性依然保留，这使得东南亚大多数国家的农历新年的精神传承和形式创新得到较好的兼顾。而我国幅员广大、人口流动性强，法定春节假期只有七天，除去耗在路上的时间和年货采购、饭局应酬等活动，真正属于休息、娱乐、探亲访友的时间屈指可数。人们自然就没有时间、精力来组织参与各种各样的社区文化活动——而这些，恰恰是春节文化的主流。在节日内在神圣性失却的情况下，原本丰富多样的农历新年传统文化日渐式微，“一台春晚绑架了全体中国人”不是原因，而是结果。久而久之，承担着无数“使命”的春晚终于沦为大杂烩，并且使节庆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日渐丧失。

传统节日是保持民族文化认同感的重要载体。农历新年在东南亚有很强的内聚力和广泛的包容性，与东南亚华人华侨在欢度节日时，一方面强调自身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另一方面通过族群的节日仪式、节日食品以及蕴含其中的节日情感的传递，浸润影响周边族群，给他们不一样的文化感受有关。我们在思考如何增加传统年味的同时，还要考虑中国传统节日的世界意义，最实际的策略是在中国民族文化资源开掘、整理、继承、改造方面下工夫，将具有普适性价值、适于向外扩展影响的文化事象提炼出来，以影像展示、仪式行为、物品装饰等方式进行世界宣传，充分重视发挥传统节日的文化载体功能，向世界昭示中华文化。

(四)文化交流必须遵循多元并存的原则，文化中心主义是窒息文化生命的恶疾

东南亚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多民族国家。东南亚的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碰撞、彼此影响造就了东南亚文化的多元性。中国传统文化通过中国移民传入东南亚之后，总体上并没有排斥东南亚诸国的文化传统，而是通过相互渗透，彼此吸收，形成了以东南亚诸国文化为基础而又带有中华文化色彩的独特风格。表现在节庆文化上，就是农历新年在东南亚各国的传承呈现出缤纷的“南洋性”。西方殖民主义者来到东南亚，以同化或消灭本土文化的方式来实行殖民统治，但最终也不可避免要遵循寻找所在地文化的根茎、找到嫁接的基点、吸收本地营养才能开花结果这样的规律。近现代以来，东南亚国家陆续推翻西方殖民统治建立起民族国家，由于历史文化的差异、殖民统治者的分而治之的政策以及主体民族掌握国家政权后民族情绪的高涨等原因，主体民族文化对地方或少数族裔文化形成了压迫之势。除非地方或少数族裔文化能有效地整合进入到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当中去，否则将面临强制性同化。东南亚各国的民族主义在发展高峰期的时候，有一种标准化的图式，即一体化、同质化，没有区分的模式，使得包括中华传统文化在内的文化面临凋敝，多元文化的交流成为不可能，进而引起民族关系的紧张和时局的动荡，这是被东南亚的历史和现状所证明了的。

我们在反思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极端民族主义、文化中心主义的同时，也要反思中华传统文化在一些东南亚国家遭到排斥和抵触的历史遭遇，以史为鉴，摈弃我们的中华文化中心主义乃至中原文化中心主义。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传入东南亚之后，在对当地文化环境进行适应性变化之后才有了被接受的可能，而文化就是这样一个流动地适应、变化与变异成新的过程。我们觉得自己的传统节日博大精深，但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来说，这些节日更多的是一种新奇与多样化文化样式之一，并无更优秀更博大之分。再者，中华文化是个大概念，是由一系列小概念组成的，有差异的、多样性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应有之义。因此，一切以中原文化为中心和标杆的观念是不可取的。东南亚华人祖籍多闽粤，华南沿海文化与在所在国原本的文化融合出的新特点，与现今中国的总体文化面貌是存在差距的，我们对此要存有理解和欣赏的心态，这一点在我们与东南亚华人社会进行文化交流的时候尤其值得注意。文化传播必须双向进行，在过程中壮大和丰富，中华文化才能对世界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做出切实的贡献。

中华文化跟其他民族文化同样都遇到全球化、文化一体化的挑战。进入21世纪，一方面是全球普遍文化在世界各国的传播使得文化趋于同一化；另一方面是不同民族文化在全球的传播使得文化趋于多元化。我们要继续思考如何应对全球化的趋势，不是拒绝或重新筑起壁垒，而是去芜存菁，从世界各国文化吸取营养，使中华文化不停步发展，适应现实和未来，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找到一条最佳的途径。

何思源（1978~），广西宁明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教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壮语、京语的文字和文献研究工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广西边境石刻整理研究"、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项目"中国京族的中华认同史料整理与研究"，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子课题工作。主要著作有《中国京族》《壮族麽经布洛陀语言研究》《中国京族喃字汉字对照手册》《京族史话》等，并发表了《从夷人到中国人的转变——主要基于清代以来京族文献的研析》《壮字喃字同形字的三种类别及简要分析》《广西十万大山山子话音系及核心词分析》等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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