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亚”的阅读书目，我想推荐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简称“日文研”）伊东贵之、刘建辉、泷井一博三位老师的著作。原因有二，一是三位老师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视角包含了“东亚”的问题；二是可以从近世或“前近代”到近代的连续性的思路来理解三位老师的著作。
伊东贵之老师是沟口雄三先生的弟子，代表作『思想としての中国近世』（东京大学出版会）由杨际开教授翻译、徐兴庆教授校订在台大出版社出版，翻译的题目为《中国近世的思想典范》。在这本书中，始终贯穿在伊东老师问题意识的一条主线就是中国近世从“理”向“礼”的思想转换。追溯中国儒学思想史中广义的宋学，它在经学、历史学、“天”论、“性”说方面产生了诸多转变，而伊东老师在岛田虔次、荒木见悟、山井湧、沟口雄三等学者的先行研究基础上，指出近世思想经过“气质变化”的理论性的挫折后，逐渐向“礼教”规制的方向发展，勾勒了近世思想史发展的新图像。明代中期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的“秩序”化动向表现为重构“礼教”秩序，它的发展一直延伸至东林学派、阳明学派以及清代初期的思想家。同时，伊东老师通过吕留良案的分析，指出近乎保守、僵化的朱子学“从理到礼”的思想史脉络中显示出了对现实的批判力，而吕留良所坚守的“礼”正是“天意”的具体、客观显现，具有以“天”为基础的现实性意义。所以，伊东老师尝试从基层中国社会的实态来把握从朱子学到阳明学、考据学的思想史发展下，逐渐得到社会底层接受、渗透的“礼教”。在伊东老师的思考中，他指出“东亚”视野下比较研究的必要性与中国近代变革主要源自内部自发的意义。当然，我主要是从“东亚”与从近世到近代的连续性两个维度介绍了伊东老师的『思想としての中国近世』，书中不乏其他极具学术意义的思考，在最后我想沿用该书编辑山本彻的评价总结伊东老师的研究：中国的近世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本书探求的是从朱子学的“理”向“礼”转变的各种思潮的发展，它以当时社会、政治的动向为背景，描绘了传统中国走向近代的思维过程。
如果说伊东老师思考的是中国从近世到近代的思想转变，那么刘建辉老师则将问题放在了东亚近代的临界点上。在刘建辉老师的所有著作中，恐怕最能代表他对“东亚”与“近代”问题思考的应该就是《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了。在正文结尾“作为他者的上海”一节，刘老师有这样一句话：对于日本这个国家乃至每一个个体的日本人而言，上海作为一个巨大的“他者”，起到了让他们的存在方式不断相对化的外部“装置”作用。正因为这个巨大的“他者”是隔海相望的近邻,才使日本较早地揭开了“近代”的序幕,使渡海来到上海的一个个日本人感受到更为丰富的生活方式。因此，“上海”始终可以作为我们把握刘老师著作中“东亚”与“近代”关联性的一个关键词。但是，在这里我想介绍的是刘老师的另外一部著作『日中二百年―支え合う近代』（《日中二百年——互相支撑的近代》），因为在这本书中，刘老师指出了另外一个近代的“装置”——十九世纪初的广州十三行。传统研究的主要观点认为中日“近代”的起点始于鸦片战争或明治维新，但刘老师在『日中二百年―支え合う近代』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从文化史进入东亚的近代问题，并将目光投向了十九世纪初的广州十三行。实际上，1810年的广州十三行已经出现了全球性的自由贸易体制，它颠覆了传统的中华帝国垄断贸易体系（广东体系）；而随着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开放”，英美为代表的个体商人在外国人商馆十三行及其周边，与当地人建构出了一个近代化空间；同时，罗伯特·马礼逊等基督教新教教士抵达广州后的传教活动，开拓了出版、教育、医疗等，这些都为广州十三行“近代性”的形成起到了人、物、文化的“装置”作用。最终，在广州十三行所形成的“近代性”又进一步扩散到上海以及日本的长崎。所以，以1810年作为东亚近代的开端，从文化史的角度超越政治、外交史的框架，可以成为我们重新思考中日二百年历史的新方法。结合《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可以清楚地理解刘老师对于东亚近代的发问，而广州-上海-长崎的思路又成功的回答了这样问题，因此，『日中二百年―支え合う近代』的第一节就是“近代东亚的滥觞-广州、上海以及长崎的近代之路”。
随着东亚进入到近代，中日两国实际上面临同一个课题——改革。泷井一博老师的『伊藤博文―知の政治家』（《伊藤博文-学者型政治家》）正是通过日本明治体制、清末改革、韩国统监等一系列近代化的改革事件考察了伊藤博文的历史形象。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完成了制度上的改革。所以，面对日本在制度上的进一步改革问题，泷井老师把伊藤博文塑造成一个学者型政治家的形象，也即伊藤博文在明治宪法、立宪政友会以及明治国家体制的构建过程中所发挥的“知识”性的作用。面对戊戌变法，伊藤博文敏锐地觉察到总理衙门大臣们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派之间态度的差异，他认为戊戌变法过于激进，显示了其渐进主义的政治哲学。同时，对于庆亲王奕劻的兵制改革，伊藤博文建议应发挥国民的活力，推行学校教育制度改革。伊藤博文对于教育的重视与张之洞的《劝学篇》不谋而合，特别是在主张务实稳健的改革方面，他们二者之间更是产生了深刻的思想共鸣。所以，针对中国的清末改革，伊藤博文认为一个国家的制度应该根植于国民的风俗习惯，其改革也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伊藤博文学者型政治家形象的成立源于其对“知识”的重视，但他所强调的“知识”并不是脱离现实的学术思想，而是“实学”。这也是泷井老师在观察明治改革中政治家形象的侧重点，因此，在『大久保利通―「知」を結ぶ指導者』（《大久保利通-联系“知识”的领袖》）中，泷井老师对大久保利通的政治家形象进行了重新评价。当然，较之于伊藤博文、井上馨、大隈重信等，大久保利通的政治家形象显得逊色了许多。但也正是因此，大久保利通与其他才华横溢的政治家不同，他的优势在于“知识的功能”，这种“知识的功能”不同于地缘、血缘的人际关系，而是通过“知识”联系起来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网络关系，其目的在于“知识”的转换和交流。回到东亚的近代问题，在传统以地缘、血缘为中心的近世社会向近代转变的阶段，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政治家所体现的“知识功能”是否是实现近代化改革的重要因素，由此衍生出来的对于中国、朝鲜半岛的近代改革问题需要从思想、历史、政治等不同的领域进行思考。
上述内容虽然是我从“东亚”与“近世到近代的连续性”两个层面“拧巴”地把伊东贵之、刘建辉、泷井一博三位日文研老师的著作捏合在了一起，但不能忽视的是它们共同指向“东亚近代性”的内生与外源张力，打破“西方中心论”与“单一国家史观”，构建区域联动解释框架的意义。
除了这些著述外，我还想推荐两本有意思的著作，一本是林仁川的《血拼的海路：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另一本是顾卫民的《南蛮贸易时代：近代早期日本与欧洲交流史（1542-1650）》。如果追溯“东亚近代”的萌芽，无论如何不能回避的就是自由贸易问题。以郑芝龙为代表的大型海商集团出现的背后是中国东南沿海颜思齐、李旦、李魁奇、杨六、杨七等海商争雄绞杀的结果；德川幕府的闭关政策下，随着日本版的“基督受难记”，南蛮贸易也落下帷幕。近世“自由”贸易的内里弥漫着斗争的血腥气味，这种经济领域的观察是否可以为思考东亚从近世到近代的思想史过程提供有益的参考，值得思想史、文学以及文化研究者的反思。换句话说，上述这些著作可以为当代东亚问题的思考提供历史镜鉴，是为探求近代化路径差异如何形塑今日区域认同，经济整合与文化冲突的辩证关系的做出的新尝试。
作者简介
张晓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博士，日本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研究员；中华日本哲学会副秘书长、理事；曾担任日本国立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外来研究员、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研究员， 入选“北京市高校优秀青年人才”计划。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思想史、日本江户儒学史、东亚文化交涉史、古典文献学等。主持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青年项目：日本江户时代《孟子》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主持并参与多项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在《汉籍与汉学》、《日语学习与研究》、《大连理工大学学报》、《中国佛学》、《东疆学刊》、《日本问题研究》等重要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译著《伊藤博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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