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申丨胜海舟的忠与逆：“国家的1年，是一个人的100年”

胜海舟曾说“国家的一年，是一个人的百年”，其爱国心中只有百姓，没有政府或官员。身为一个政治家，如果需要以百姓为代价之时，不管什么文明开化、国民精神都是错误的，而必须以百姓的性命为重：“江户城有着300多年的历史，但毕竟是天下共有之物，而非一人之私有财产。……比起军备扩张，不如加强民力。军备扩张固然重要，但如果在法律管辖之外进行扩张的话，那百姓必将遭殃。”胜海舟反对日本发动战争，反对发兵台湾，反对与亚洲邻国为敌。即使在甲午战争之后更是忧郁成疾，并怒斥欢庆胜利的日本民众：“大家都在欢呼胜利，然而却忘掉了战争的恐怖。……每天都有上百人死去。这些无辜之人惨遭杀害，我因此愤怒……认为只有自己正确、自己最强，也就只有日本了。”

本文撰于2022年4月的那个春天，作者四月申从幕末的愚民观、福泽谕吉对武士精神的美化，以及对灾民性命的无视等方面，对胜海舟的战争观、民生观，以及其和平主义与民本主义的主张进行了提炼，从胜海舟的批判精神中看到一种强烈的近代公民意识和国际视野。此外，近年被学者诟病的《冰川清话》编纂者吉本襄，其“篡改”的目的或许也是出于一种借胜海舟之口，来针砭时政之意。当然，其真实性与可靠性固然大打折扣，但对现实的批判精神，正可谓是继承了胜海舟之衣钵。

胜海舟的忠与逆

——从《冰川清话》的“篡改”到民本主义

一

1912年，乃木希典全家剖腹自杀，追随明治天皇而去。一时间受到全国上下盛誉，并被标榜成“为明治精神殉死”的“军神”，同时也标志着明治时期之终结。与此同时，日本历史上还有一位“反战求合”的将军，他打造了日本海军，却反对军备扩张；他通过江户无血开城使明治天皇顺利掌权，却又公开叱责政府，后悔明治还不如幕末；他身为政府元老，却带着皇室成员去花柳巷，体恤民间疾苦；他强调日本海军之重要，却主张中日朝联合，决然反对战争。他就是“日本海军之父”胜海舟。

江户时代末期至明治时代初期的政治家、旧幕臣中的代表人物和开明派、幕府海军的创始人。通称麟太郎，后自称安芳。与山冈铁舟、高桥泥舟并称“幕末三舟”。历任外务大丞、兵部大丞、海军大辅、参议兼海军卿、元老院议官等职。

后来，记者出身的吉本襄曾将约十年间散落于各个报刊上登载的谈话、不同人发表的关于胜海舟的报道收录成册，命名为《冰川清话》，分为正编、续编和续续编三部分发表。后又将所有内容制成合集，一经出版便广为传播，成为后人了解胜海舟思想与精神世界的重要文本。然而，直到70多年后，学者松浦玲在编辑讲谈社的《胜海舟全集》时，将该书与《国民新闻》等原始的新闻报道进行对照，才惊讶地发现二者出入甚大，《冰川清话》中收录的语录有些居然是经过吉本襄“篡改”而成的。吉本根据内容进行分类，并用自己的语言加以修改，有些竟因为忌讳而未被收录。尤其是关于政治的谈话内容，被有意颠倒顺序，隐去具体时间，甚至改掉了内阁及大臣的姓名，使得极具针对性的犀利的时事评论，变得好像“吃瓜群众”的茶馆杂谈。书中与其说是胜海舟的思想，不如说变成了吉本襄式的胜海舟思想。

吉本襄所撰『氷川清話』・『続氷川清話』・『続続氷川清話 — ▲『吉本襄所撰氷川清話・続氷川清話・続続氷川清話』

那么，究竟为何被改写，又改掉了些什么呢？胜海舟晚年，出于长期的政治生涯与经验，对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等政客以及当时的日本政治发出了猛烈的抨击。当时新闻业兴盛，很多报社的记者闻此蜂拥而至，纷纷进行采访，以此为杂志卖点。其中与胜海舟接触最多的实为一位叫做岩本善治的人，他是明治女学校的经营者，还是《女学杂志》的发行人。他从1895年直至胜海舟离世前，共与其进行了34次谈话，每次的内容发行在《女学杂志》上。由于访谈内容过于丰富真实，其中有些关于时事、天皇制、战争与皇室的部分，岩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删减，但可信度较高。

该杂志创建于1885年7月，专门面向女性读者，是日本第一本女性杂志。主要的编辑工作均由明治女学校校长岩本善治负责。岩本还站在妇女解放运动的立场，从事男女权力平等、自由恋爱等运动。其后，北村透谷、石桥忍月、山路爱山、内田鲁庵等均在此登场，成为明治浪漫主义文艺运动之母体，《文学界》的前身。1904年2月停刊。

而吉本襄的《冰川清话》其中只有部分是对胜海舟的采访，其他的均来源于各个报刊。特别是胜海舟去世后在出合集时，没有注明时间，而仅仅按照内容分类，虽然内容看起来丰富，可读性强，但可信度大打折扣。如吉本襄在《冰川清话》的正编中，将1893-1896年间的谈话，编作好像是1897年所说一样。所以，对于这期间胜海舟对伊藤博文内阁施政的批判、明确的指向性表述被删除，并模糊了发表年代，让人误以为是只是抽象的评述。之后1896-1898年间第二次松方正义内阁、第三次伊藤博文内阁及第一次大隈重信各内阁时期的政府批判，甚至改写了大臣的名字以糊弄具体年份，让人看不出来到底抨击的是哪届政府。续编和续续编中也如此，吉本甚至会加入一些季语，让人以为是最近的谈话。甚至在1902年的合订本，即使当时胜海舟已经去世，但依然出现一些地方，好像胜海舟的最新讲话一般。合订本中甚至出现了大量“原谈话”的分册本中没有的内容，将不同时间、不同谈话对象、不同谈话目的的内容串在一起，让人以为是同一件事情的评论。胜海舟指名道姓的时局批判，也被在时间上进行了加工，让读者看不出批判的对象，读起来还以为只是抽象的道德评论。

在吉本襄的改动之处中，如对甲午战争的批判，因为具体指向太强，所以吉本便决然将其删除掉。其中，如1894-1895年间批判甲午战争（日文原文为“日清戦争”）的言论几乎都被吉本襄删掉了，没有“甲午战争”的字眼，只保留了一首汉诗：

昨伤鲁太子，今击清大使。狂浪恣徘徊，叹息招国耻。

邻邦牵恶感，岂唯顽强訾。顺运渐向逆，忽漫殊误是。

春风雪积融，阳和军机驰。疾病生兵营，恐到大事已。

庙谟谁所划，切希育终始。

1891年俄国尼古拉皇太子前往海参崴主持西伯利亚铁道开工仪式时，顺道访问日本。日本政府倾全力迎接。当时并非祭典时节，但仍于京都举行五山送火（大文字烧）仪式。当尼古拉皇太子于大津访问时，警备津田三藏忽然刺杀尼古拉。事后尼古拉仅得轻伤，性命无大碍。津田三藏随即遭到逮捕，但始终不愿表示犯案动机。明治天皇亦亲自到神户港，登船探望尼古拉。日本朝野上下，甚至连普通民众都向沙俄发去慰问、道歉电报，数量多达1万多封。当时日本全国所有的学校都停课，各地神社、寺院都为尼古拉举行大型的祈祷仪式。

诗开头讲述的是1891年访日的俄国皇太子刺杀事件与1895年李鸿章来日签订《马关条约》时中枪的事件，胜海舟将此事看作一种国耻进行了狠狠的抨击。对于此诗，吉本襄仅在前面配上了一句胜海舟的语录：“惩罚中国对日本是毫无好处的，时至今日人们现在领悟了吗？我一开始就知道了，从战争那一刻起。”

后来，为了将胜海舟的言论从吉本式的“篡改”还原到本来的样子，松浦玲按照时间顺序将这些分散在各处的相关言论收集并还原于此，明确地列入“甲午（原文“日清”）战争论与中国观”一节之下：

对于甲午战争，我是坚决反对的。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这简直就是跟兄弟打架，简直不可理喻。日本打赢了又如何呢？中国（原文“支那”）如同神秘的斯芬克斯，也就是外国那些家伙并不了解。当知道了中国的实力以后，欧美便会蜂拥而至。也就是说，趁着欧美人还没搞清楚，日本必须与中国携手，做商业、工业和铁路。

毕竟中国5亿的民众对日本而言是最大的客人。况且，中国从古便是日本之师呀！故东洋内部之事，东洋内部来解决。我从维新之前就主张日清韩合纵连横之策，计划由日本引领中国朝鲜的海军。孰料今日兄弟间失和，将中国暴露在外，使得欧美有机可乘。”

甲午战争之时，作诗一首：“邻国交兵日，其军更无名。可怜鸡林肉，割以与鲁英。”黄村曾经提醒道“‘其军更无名’一句最为过分，毕竟也已经发出敕语了嘛。”

关于汉诗部分，吉本襄的版本没有加入任何的说明文字，故松浦在前后加入了《女学杂志》468号“海舟老伯谈话”的部分。可知当时天皇已经下了宣战的诏敕，但胜海舟依然将甲午战争定位为一场没有名分的战争，友人向山黄村甚至还提醒他诗中的措辞过于敏感。早在1893年甲午战争前夕，胜海舟便说“国家的一年，是一个人的百年”，并在议会上明确反对发动战争。胜利之后，日本都陷入了狂欢，而胜海舟对此则发出了警告：“大家都在欢呼胜利，然而却忘掉了战争的恐怖，这个东西有赢必有输，不久日本的时运必发生变化。”在得知甲午海战开战的消息后，胜海舟便卧床不起，陷入悲伤之中。“两三天都气得快中风了。中风了算了，说不定就这么死过去。”“我的爱国心中没有官员也没有大臣的位置。……前几天听到每天都有上百人死去。这些无辜之人惨遭杀害，事后烂摊子定会找上门的，我因此愤怒……认为只有自己正确、自己最强，也就只有日本了，可世界并没有这么认为。”

1895年5月30日，明治天皇从广岛的军事大本营回京，为了庆祝军队凯旋而归，于日比谷设立凯旋门，长约110米，木制拱门回廊，通体贴满绿色杉树叶。正面用花草摆出“圣驾奉迎”四字，来庆祝日本甲午战争的胜利。

这些也是松浦从1895年1月17日《每日新闻》的“老伯病中谈中国事”中加入的语录部分。“我一辈子都在呼吁不能小看中国，可世间只笑我是个偏袒中国的老头子。”这句是松浦从1895年6月5日《国民新闻》中的“冰川伯的谈话”一文中补充进来的语录。胜海舟在甲午战争开战时就一直在强烈地批判：“忘记一身荣辱，回顾世间毁誉，倘若能够果断执行自己所信之事，即便被世间称作大恶人、大奸之人，我也愿与之结盟。”“做大事之人，必遭世间诋毁，我自己不也是曾经被骂过是大恶人大奸人吗？”这一段是甲午战争时期的言论。1895年，部分人想要乘胜追击彻底摧毁清国，胜海舟顶着被骂大恶人之风险，强烈主张议和。此外，胜海舟对于“海外一知己”丁汝昌自杀的沉痛悼念，也被吉本襄编辑得像是在战后多年回顾时的感叹，甚至还特意用了过去式的表述。胜海舟在《国民新闻》采访时对丁之死表示悲痛：“忆昨访吾庐，一剑表心里。委命甚诚忠，懦者闻之起。闻君识量洪，万卒皆遁死。心血溅勃海，美名照青史。”福泽谕吉当时将甲午战争的中日双方看做是“野蛮”与“文明”之战，而胜海舟则认为日本才是野蛮一方。

当时众列强逼迫日本开国，事关国运，只能胜利不能失败，所以胜海舟做事也绝不允许自己失败。他学习兰学，向荷兰海军直接学习，用最新的知识稳住了明治维新的时局。早在1863年，幕末时期的胜海舟便在神户建立海军操练所，计划将其作为中日朝三国合纵连横的据点，实现东亚三国同盟，共同对付西方列强。其实他提出的三国同盟论，并非日本主导的亚洲主义，而是将整个亚洲作为与欧洲对抗的主体。任参议期间，胜海舟强烈反对入侵台湾，以拒绝出席内阁会议的方式来反对大久保政权的独裁，最终导致1875年遭到罢黜。胜海舟《海军历史》于1888年成书后不久，便马上出版了《汉译海军历史》，由井上陈政进行翻译，送给丁汝昌和俞樾等人，期望将自己创办日本海军的经历与经验与中国进行分享。

吉本隆明与江藤淳曾经将胜海舟的军事思想概括为“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出身剑客之家的海舟，固然知道该出手时就出手；然而，身为政治家的海舟，更知道战争最大的受害者是百姓，故内心始终是反对战争的，主张“不战为上”。吉本襄《校订冰川清话》附录中收录了一篇河上肇的文章，明确记录了胜海舟当时强烈反对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言辞。河上问他：“身为一个日本人，却谴责甲午战争，你就不怕背上卖国贼之名吗？”胜海舟毅然正色地回答：“为了国家而论利害，即使被扣上卖国贼之名我也在所不辞。”可见，在胜海舟心中，百姓永远重于国家。

三

身为一名武者，被要求绝对的忠诚。而胜海舟在对于武士道的理解与态度上，则表示出与政客和学者的明显分歧，就连其自身甚至也被冠以“一臣仕二主”的“逆臣”之名。对其抨击最猛烈的是“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福泽认为胜海舟无血开城的行为有悖于三河武士之道，其和平处理方式实为一种“败北主义”，而缺少“瘠我慢（日语，意为人穷志不短、抵抗到底）”的武士道精神，并认为这种精神才是实现文明开化、国民独立与抵抗精神的重要思想源泉。诚然，作为武士，可以随时出手。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为了天下百姓，是不能轻易拔刀亮剑的。特别是当所谓的武士道需要以老百姓作为代价之时，不管什么文明开化、国民精神，胜海舟总是选择以百姓的性命为重。他曾说：“我奉还了政权，打开江户城，主要是出于国家主义的考量。江户城有着300多年的历史，但毕竟是天下共有之物，而非一人之私有财产。……比起军备扩张，不如加强民力。军备扩张固然重要，但如果在法律管辖之外进行扩张的话，那百姓必将遭殃。”

福泽谕吉写于1892年，书中主张立国是出于私情，并非公心，大难当头，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瘠我慢”，乃武士的美德。“杀人散财是一时之祸，而维持武士美德乃万世之要”。福泽谕吉痛斥胜海舟和榎本武扬，身为幕府的重臣，却一个主和一个投降，不为君主尽忠。

从幕府时期起，诸藩的统治者对于庶民便一直持有深深的“愚民观”。丸山真男曾尖锐地指出：“在作为彻底推进兵农分离的结果而产生的德川封建制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世界，被明确划分。统治者武士阶级垄断一切政治权力自不待言，就是在社会乃至文化上也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同庶民截然地区别开，并通过一切手段努力来维护这种身份界限。担负近代社会使命的市民阶级，自己要成为一个‘阶级’。然而，相反，封建统治者则欲求同国民其他阶层相区分的‘身份’，并对此感到自豪。这样，农工商等庶民，只有完全侍奉武士、供养武士，才能得到生存。特别是其中占绝多数的农民，则完全是为了交纳贡租而存在的。”丸山列举了《幕末外国关系文书》中的记录：“奸黠之异人，乘其虚，以金银珠宝，诳诱人，施恩惠。愚痴、无知之贫民，困穷之余，不觉陷入奸谋，终怀彼等之恩。”“去、今两年之来船，与当地贱民，多有纠纷。好酒之徒，时引争端。多有犯人妇女者。亦有探听疾恨时世者。彼异人，善怀柔愚民。疾恨时世者众多之处，若异人潜往施以恩泽，恐将致不可收拾之事。”海保青陵也曾《海保仪平书并或问》中明确表示：“民皆大愚者也。”“民不知何而孝，何而忠，宜也。民唯从上之令，不尔而刑之，是万年而安矣；从上之令而赏，是亦万年而安矣。”会泽正志斋说：“天下之民，愚蠢甚多，君子甚少。愚蠢之心，一旦宣泄，天下固不可治。故圣人设造言乱民之刑甚严，惑于其愚民而恶之也。”山鹿素行曾记录：“民无知之至，不考虑后果，无计筹谋虑，唯以农业桑麻家职为事，春夏秋三时无闲暇。不用心其他，亦无知虑之巧。尽自己之苦劳，供上之收纳。委生死于上之政令。此民甚可爱也。”就连声望较高的德川齐昭都曾经说过：“封内之民俗愚戅，渔夫、𪙉丁尤甚。昔布攘夷之令，犹或恐怒视夷人与西方。今若废其令，贸易之奸决不可妨，请暂沿乙酉之令，以保全愚戅之民。”可见这种基于愚民观而对庶民不信任的态度在统治阶层有多么根深蒂固。对此，1860年，胜海舟之师横井小楠彻底揭露说：“幕府滥用权力为德川家而定，丝毫不为庶民考虑。为天下而为政之态度，荡然无存。”

本名横井时存，字子操，通称平四郎，日本幕末及明治初年武士、学者、改革家，熊本藩藩士。早年于熊本藩主张藩政改革，因受反对者攻击而作罢。尔后被福井藩的松平春岳任命为顾问，推行幕政改革及公武合体政策。明治维新后得到新政府任用，但遭保守派武士暗杀。

饭田鼎认为胜海舟在追求一种特殊的“武士道”，是一种接近于近代市民社会的世界观，跳出单纯的封建从属关系，而是具有一种近代国家意识。胜海舟早已意识到面对西方诸强，幕藩体制无法带领日本冲出重围。胜海舟自己便出身于下层武士家庭，深谙所谓武士道的阴暗之面。《海舟座谈》中曾记载，海舟遇到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武士——河上彦斋。海舟认为“不应该那样乱杀无辜”，可河上却把人看做“茄子蔬菜”，认为该杀的时候就要杀。胜海舟在日记中一直都痛骂德川武士集团，“维新纷扰际，岂思今日安。腰间活人剑，拂鞘毛发寒。”

幕末时期至明治时代初期著名尊王攘夷派武士和熊本藩士，剑术家，曾是幕末“四大人斩”之一，曾暗杀著名开国论思想家佐久间象山，明治维新后继续反对开国，最终被处死。日本动漫作品《浪客剑心》主人公原型即为河上彦斋。

此诗咏于明治废刀令颁布前后，这一举措取消了武士阶层的特权，招致了士族们的反对。而同样身为武士的胜海舟，则敢于站在社稷百姓的角度，戳穿了武士令人生畏的一面。胜海舟认为“武士道必然衰败”，“武士道气质，日渐颓废。以前就早已知晓，由于封建制度被打破，定会落得如此下场。封建制度的武士，一不耕田二不经商。把这些事推给百姓和町人们去做，而自己领着俸禄，整日玩耍衣食无忧。不管是否出自真心，不得不读读书，喊喊忠义廉耻之类。破除了封建制度，取消了武士的常禄，武士气质必定逐渐消亡。”胜海舟对于武士道、对于德川武士集团行为的批判，俨然已经超越了封建式的道德标准，带有极强的近代市民社会思想。而直至后世，这种所谓的武士道精神却一直被福泽谕吉等知识人理想化。其《瘦我慢》一书脱稿于1892年末，或许当时的福泽谕吉根本想不到日后武士道会成为帝国主义的精神圭臬。

四

此外，胜海舟还被封为“明治的意见番”，意思便是明治时期专门提意见的人。由于其资深的地位与身份，特别是其在野之后，对明治政府更是指名道姓地加以各种批判。而当时胜海舟对明治政府的猛烈批判也被吉本襄加以稀释与模糊，编辑后使人看不出抨击的具体对象。胜海舟认为政府的职能就是：“政府应该镇抚全国，抚育下民，富饶全国，押奸举贤，国民知其所向处，不失信于海外，救民于水火之中，以称真政府。”然而1896年面对全国范围爆发的各种天灾，政府没能采取及时的措施。胜海舟叱责道：“政府当官的人都干了些什么？平日里满口的法律、规则，而这个时候什么都不做，我感到非常的焦虑不安。究竟多少人死了？多少人还活着？我不是政府不得而知。但是受伤的和挨饿的人们，一定为数众多。这样的情况下，不痛不痒地说什么捐款，那几张破纸片根本派不上用处。……现在磨磨蹭蹭下去，那些本来没死的伤员们也会死掉的，那些受饿的人们也都会死掉的。……这是多么惨不忍睹啊！”

▲1896年宫城县遭遇有史以来最大海啸并引发地震，死者超过2万人（纽约公立图书馆胶片资料）

当年，日本国内遭受了强烈的暴风雨侵袭，渡良濑川泛滥。受到连日雨水冲击，足尾铜山精炼所里的矿毒泄露，并蔓延整个流域，导致农作物中毒枯萎，当地居民损失惨重，于是便集体抗议。当时的众议院议员田中正造挺身而出，亲自视察矿毒现场，呼吁解决矿毒问题，此举得到了支持。此外，当时的农商务大臣榎本武扬也在现场深受震撼，便毅然引咎辞去农商务大臣一职。而明治政府对此漠不关心，反倒是当地农民自发对水质进行检测，并在农科大学协助下将检测结果编纂为《足尾矿毒——渡良濑川沿岸被害事情》一书。当上农商务大臣的陆奥宗光因私人关系，更是怠于对铜矿主古河矿业的追责，并开始禁止此书的出版。农民们只要谈论有关矿之事，便会被封嘴，要求静默。

幕末至明治时代政治家、外交官。原为德川幕府海军将领，江户开城之后逃往虾夷，建立虾夷共和国。投降明治维新政府之后，历任海军卿、递信大臣、农商务大臣、文部大臣、外务大臣、农商务大臣等职，还曾出任日本驻华（清朝）和驻俄公使。

松浦在《冰川清话》的注释中写道，此次足尾铜山矿毒事件堪称公害问题的开始。这是1897年《每日新闻》的报道，记者采访胜海舟是在26日，那一天渡良濑川流域受害的农民第二次进京前往农商务省请愿，却被警察驱散。铜矿的毒素泄露，导致农民死亡，而上诉的村民却被政府打压。当时73岁的胜海舟拖着羸弱之身，怒斥这种明治政府所谓的“文明”：“旧幕府是野蛮的，今日是文明的。……旧幕府时期就在挖山。向海里尿尿的话，海水不会变成尿；用手一点点挖的话，毒物也不会泄露。都说现在是文明，用文明的大机器挖山，其它的装置却并不配套，这可跟往海里小便差远了……懂了吗？这根本就是错的。”他严厉叱责明治政府对自然的破坏，要远远大于幕府时代，而污染之程度已无策可施。他支持田中正造，认为唯有关闭铜矿方能以绝后患。海舟指责比起眼前这个所谓的假文明，还不如回到之前野蛮的旧幕府时代。并感叹道：“自夸文明域，满清何足言。蒙化应耗财，忘却富强论。耸云三层台，飞尘驷马鲜。文物皆改色，沃野变瘦田。”胜海舟极其赞同“草根民主主义者”田中正造提出的“真文明”：“真正的文明，不令山荒芜，不令川干涸，不破坏村庄，不草菅人命”。

矿山位于栃木县都贺郡足尾町（现日光市足尾町）

出生于栃木县，政治家、环保主义人士，曾致力于解决足尾铜山矿毒问题。此外还支持地方自治以及农业至上的主张。1880年，任栃木县议会议员，1886年任议会议长官，1901年辞去国会职务。

然而，讽刺的是，对于此事主张“文明开化”的福泽谕吉却在自家办的《时事新报》上讥讽说外行人去了现场也搞不清状况，不过小地方的一件小事，没必要有劳大臣们特意下访。以此可见，福泽谕吉只是站在掌权者一方，并没有设身处地站在受灾农民的角度来思考现实的对策，而这种对百姓的态度正是他与胜海舟最大的分歧之一。胜海舟曾评价福泽谕吉：“福泽谕吉这一阵子在写《瘦我慢之说》，并且送给我和榎木等人，攻击我们维新时的进退问题。我在回信上写了‘批评乃人之自由，行藏存于我’，这些即使被公布出来也无妨。福泽是学者，与我走的路不同，‘只知德川幕府而不知有日本之辈，便是那样；唯有担忧百年日本之士，必须是我这样。’”

梁启超后来也曾发出过“盖数千年来，不闻有国家，但闻有朝廷。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之感叹，与胜海舟的感叹或有共鸣之感。面对福泽谕吉的诘问，胜海舟没有猛烈地回击，而是秉着“世间轻耳却重目，百年公评由天视”的心态。他表示自己与福泽谕吉这种学者存在着根本区别。理想主义者福泽谕吉根本不懂得眼下叫做日本的这个国家，他只懂得站在朝廷一方用抽象的理论来思考问题；而自己身为政治家，则必须站在国家的长期立场，将百姓从国难之中拯救出来。胜海舟的无血开城虽然在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在当时却被很多人责难。胜海舟在诗中曾经直抒胸怀：“皇国一大府，此中无辜民。如何为焦土，思之独伤神。” “八万幕府士，骂我为大奸。知否奉天策，今见全都安。” “参军勿嗜杀，嗜杀全都空。我有清野术，效鲁挫那翁。” “官兵逼城日，知我独南洲。一朝误机事，百万化骷髅。”

五

那么，回到《冰川清话》的编纂问题，吉本襄又为何要如此处心积虑地来“篡改”胜海舟的语录呢？吉本襄号铁华，创建了民间结社铁华书院，推崇阳明学理念，主持《阳明学》杂志。曾经为《日本人》杂志记者，揭露了高岛碳坑的事件，当时形成了一股社会舆论。还被称为社会小说之先驱，著有《西海孤岛千条泪》《高岛碳坑坑夫虐遇实况》等作品。他还是普通选举期同盟会创建人之一，1899年被推选为佐佐友房为首的帝国党评议员。《朝日新闻》上还曾报道吉本为了高岛碳坑之事向《福陵新报》寄去社论，昭告天下，让世人看到工人遭到虐待的惨状。在其呼吁之下，政府派官员前往前场。

在吉本编的1909年校订版《冰川清话》开头便引了胜海舟的一首汉诗：“无声声却大，渊默胜多言。云霄一孤鹤，高舞向朝暾。”这首诗最初据说是胜海舟在维新后接受秩禄处分后，送给那波祐生等人的诗作。吉本襄在诗的前面写道，“政党亦可用，当官的多了，坏家伙便冒出来，然后便出现腐败，这无疑是一副好的刺激剂”。接下来，又引用一首胜海舟为不动明王金屏风所题之作：“天神本至诚，愤怒百邪退。握手降魔剑，一挥救苍生。”这两首诗，在之前的《冰川清话》中没有收录，是后来加入的。而此时，胜海舟已经离世10年了。可见，吉本襄之所以淡化了具体的批判指向，或许是为了借胜海舟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也许，吉本并不甘于将胜海舟的批判仅仅定格在某个时期某个政治事件之上，而是使其更具有普遍性，直接剑指当时的政府。松浦玲对其削弱胜海舟的政治批判性表示强烈的不满，不过除了对待甲午战争的态度之外，但在发自民本主义的社会批判这一点上，可以说吉本襄与胜海舟的矛头是一致的。

在军人的身份之外，胜海舟更是一个思想家、政治家，有人甚至认为他比福泽谕吉更有资格为日本近代化代言。还有人将胜海舟比作日本的俾斯麦，他终生反对军国主义，能够在德川幕府与明治政府之间，充当一个“真诚的居间人（honest broker）”。然而，与俾斯麦的“铁血”相反，胜海舟则厌恶战争，以民为本。胜海舟继承其师横井小楠的“公共意识”，一生都在高声批判着当权阶层，对幕府与政府的愚民观表示强烈的不满。尤其身处幕末刚刚萌发“舆论”的环境之下，积极地在公共领域起着监督作用。明治维新过了30年的时候，政府已呈现出腐败衰落的趋势。官尊民卑、贪污横行，政客们只会空谈。垂暮之年的胜海舟曾经明确地送给当时的伊藤博文首相四个大字“正心诚意”，并感慨“伊藤先生根本不知道政治家的这个秘诀。不过，他就算知道也不会这么去做的，所以知不知道一个样。”

国民新报》关于乃木希典夫妻二人殉死事件的号外 — ▲《国民新报关于乃木希典夫妻二人殉死事件的号外》

吉本在进行编纂时，将“天神本至诚”这首诗放在《冰川清话》的篇首，或许正是让读者明白他企图用胜海舟犀利的言语，来针砭当时腐败的时政。胜海舟的批判精神具有强烈近代公民意识和极强的开放性，并一直传承后世，而各种形式的“改写”也一直在继续着。昭和初期，在马克思主义运动盛行的社会背景之下，胜海舟再次走入人们的视线。1970年，学生武装运动的浪潮中，胜海舟全集也重新推出，真山青果还编排了歌舞伎《江户城总攻之麟太郎与吉之助》。“阋墙之祸非外交之策”，正如胜海舟这句话所示，从幕末到明治，无论面对战争、武士道，还是面对国际外交，还是文明开化，他都坚持以民为本。拿破仑曾感叹：“世界上只有军刀和智慧这两种力量，但最后，前者还是要屈于后者。” 俾斯麦也说过，“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倘若用一个字来概括胜海舟的政治艺术与智慧，那便是“民”。胜海舟说，“我的爱国心中没有官员也没有大臣的位置”，他忠诚的永远是民。然而讽刺的是，日本明治时代的精神，本创于以民本主义为重的“逆臣”胜海舟，却被以“忠臣”乃木希典的为国“殉死”而画上了句号。

注释

1「解題」，江藤淳・松浦玲編：『海舟語録』，勝海舟全集20，東京：講談社，1973年，第356—361頁。
2「解題」，江藤淳・松浦玲編：『氷川清話』，勝海舟全集21，東京：講談社，1973年，第368—370頁。
3勝海舟：「日清戦役後書感」，江藤淳・松浦玲編『海舟語録』，勝海舟全集20，東京：講談社，1973年，第344頁。此诗不同版本用字略有不同。
4江藤淳・松浦玲編：『氷川清話』，勝海舟全集21，東京：講談社，1973年，第251頁。松浦注释中写道，此诗摘自1897年11月28日『朝日新聞』的「海舟翁談」，但吉本版《冰川清话》的编辑极其削弱其时事性。故后将吉本版中分散在各处的关于甲午战争与三国干涉等言论集中一处。此外还加入了改造社版全集『清譚と逸話』、『海舟語録』、『政治今昔談·軍備と海軍』等内容作为补充。文中所引日文资料均为笔者翻译，下同。
5江藤淳・松浦玲編：『氷川清話』，勝海舟全集21，東京：講談社，1973年，第249—250頁。
6勝海舟：「海舟老伯談話」，『女学雑誌』24卷468号，1898年，第397頁。
7江藤淳・松浦玲編：『氷川清話』，勝海舟全集21，東京：講談社，1973年，第208頁。
8江藤淳・松浦玲編：『氷川清話』，勝海舟全集21，東京：講談社，1973年，第252頁。
9江藤淳・松浦玲編：『氷川清話』，勝海舟全集21，東京：講談社，1973年，第252頁注释部分。
10江藤淳・松浦玲編：『氷川清話』，勝海舟全集21，東京：講談社，1973年，第254—255頁。
11勝海舟：「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聞旧知清国水師都督丁汝昌自殺之報我深感君之心中果決無私亦嘉従容不誤其死期歎数時作蕪詩慰其幽魂」，江藤淳・松浦玲編：『海舟語録』，勝海舟全集20，東京：講談社，1973年，第343頁。此诗不同版本用字不同。
12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対談集1』，東京：青土社，1987年，第62頁。
13吉本襄編：『校訂氷川清話』，河野成光館，1909年。
14福沢諭吉：「瘠せ我慢の説」，福沢諭吉全集第6巻，1959年，第563頁。
15福沢諭吉：「明治十年丁丑公論緒言」，福沢諭吉全集第6巻，1959年，第532頁。
16江藤淳・松浦玲編：『氷川清話』，勝海舟全集21，東京：講談社，1973年，第43頁。
17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71页。
18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37页。
19会沢正志：『新論』巻2，http://www.1-em.net/sampo/sinron/sinron。
20山鹿素行：『謫居童問』，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収蔵，1913年。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951178。
21藤田東湖：『回天詩史』，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収蔵，1825年。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893442。
22横井小楠：「国是三論」，『小楠遺稿』，東京：民友社，1889年，第39頁。
23飯田鼎：「『痩我慢の説』と『氷川清話』－勝海舟と福沢諭吉の間（その一）」，『三田学会雑誌』90巻1号，1997年，第1—7頁。
24勝海舟：「題佩刀」，江藤淳・松浦玲編『海舟語録』，勝海舟全集20，東京：講談社，1973年，第350頁。
25江藤淳・松浦玲編：『氷川清話』，勝海舟全集21，東京：講談社，1973年，第323頁。
26飯田鼎：「『痩我慢の説』と『氷川清話』－勝海舟と福沢諭吉の間（その二）」，『三田学会雑誌』90巻4号，1998年，第208頁。
27勝海舟：「慶応四戊辰日記三年十二月」，江藤淳・松浦玲編『幕末日記』，勝海舟全集1，東京：講談社，1973年，第12頁。
28江藤淳・松浦玲編：『氷川清話』，勝海舟全集21，東京：講談社，1973年，第175—176頁。
29梅雪芹等著：《直面危机：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32—33页。
30江藤淳・松浦玲編：『氷川清話』，勝海舟全集21，東京：講談社，1973年，第178頁。
31江藤淳・松浦玲編『海舟語録』，勝海舟全集20，東京：講談社，1972年，第66頁。
32勝海舟：「失題其十一」，江藤淳・松浦玲編『海舟語録』，勝海舟全集20，東京：講談社，1973年，第332頁。
33田中正造全集編纂会，田中正造全集第13巻，東京:岩波書店，1977年，第260頁。
34商兆琦：『鉱毒問題と明治知識人』，東京大学出版会，2020年，第93頁。
35江藤淳・松浦玲編：『氷川清話』，勝海舟全集21，東京：講談社，1973年，第152頁。
36勝海舟：「時事有感」，江藤淳・松浦玲編『海舟語録』，勝海舟全集20，東京：講談社，1973年，第299頁。
37勝海舟：「明治廿五年四月十一日即値慶応三年戊辰三月十五日経年実廿五年矣回想当時情形全都鼎沸殆如乱麻此日余到品川牙営就参謀諸士有所論焉而西郷村田中村数氏皆既為泉下之人余独以無用老朽之身瓦全至于今人事之不可思議者如此不勝悵旧之情因賦絶句」四首，江藤淳・松浦玲編『海舟語録』，勝海舟全集20，東京：講談社，1973年，第337—338頁。
38佐藤能丸：「吉本襄小伝」，『民衆生活と信仰・思想』，東京：雄山閣，1985年，第193—212頁。
39引「日本人」，『朝日新聞』1888年8月5日，第3版。
40引「高島炭坑の視察者」，『朝日新聞』1888年8月22日，第1版。
41吉本襄編：『校訂氷川清話』，東京：河野成光馆，1909年，第9頁。
42真鍋俊二：「勝海舟と現代」，『法学論集』58巻，2008年，第175頁。
43江藤淳・松浦玲編：『氷川清話』，勝海舟全集21，東京：講談社，1973年，第148頁。
44江藤淳・松浦玲編：『氷川清話』，勝海舟全集21，東京：講談社，1973年，第252頁。

・原文摘选自《国际中国学论丛（第二辑）》，文章稍有改动。

・感谢杂志社授权转载。

・图片源于网络与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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