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对笔者本人来说是比较波折的一年，开年就中招变阳，之后辗转奔波于查阅史料、撰写论文、参会报告、日常授课等等，旅途不短，但学问的精进非常有限。2024年，希望留出更多的时间与家人作伴。
2023年读过不少印象很深刻的中、日、英三语的书，但我想，微信公众号是为国内同仁交流计，我还是写几本国内比较容易获得的书吧，因此，均为中文版。
无论面对多少褒贬，汪晖都注定是要写进中国学术史的学者。我很关注这本出版于2023年末的对话集。
不过，我的关注多集中于一个点。我认为，未来的中国日本学研究成果，不应该只局限在日语圈的一个小圈子内，而应该与更普遍的中国人文社会学科产生对话。汪晖时常行走于东亚三国之间，我更想看看，他眼中的日本学术的面貌是如何的，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代表性。通读完上下两册书，我觉得有两个地方是给我深刻印象的。
首先，“京都学派”似乎是中国学者共同关心的头号话题。汪晖也是如此。他会高频地征引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的观点，而且他会敏锐地看到，日本提出“唐宋变革”和“东洋史”这两个概念时，有其内部的一个逻辑，那即是文明的中心会发生转移，从长安转向洛阳、开封，再转向江南和沿海。自然，未来就应该转向更偏东的日本。其实，过去一个世纪日本学界对丝绸之路的关心，也有类似的背景，他们认为丝绸之路并不是到长安就终止了，而是会一路延长到奈良、京都，日本也是丝绸之路上的一端。
其次，汪晖很看重竹内好的“亚洲作为方法”。也就是说，如果日本更像是欧美文明一个非常忠实的学生，那么中国则会在与欧美文明的“抵抗”之中产生主体性。这是竹内好基于杜威访华一事做出的评述。（实际上，在日本对这个问题做了更详细阐述的是社会学家鹤见和子，就是鹤见俊辅的姐姐。但我很少看到中国学者征引鹤见和子的书籍，可见学科分野造成的隔膜何其严重）汪晖的很多出发点，其实都是基于竹内好的这个看法。如果使用欧美的学科概念老调重弹，身处亚洲的中国学者，很容易陷入当初竹内好对日本同仁的批评。
这两个问题点大概从九十年代开始就在中国的学术界被反复谈及，最终沉淀为了这样一种接近共识的东西。汪晖的对话集里比较能够昭示这样一个过程。
当然，这个话换一个意思讲，这两个问题点以外的东西，例如，日本的左翼学术是如何衰退的，日本的社会和学界在七十年代以后是怎么变迁的，其实在中国还远远没有形成共识性的东西。因为即便是汪晖这样在国内可谓博览的学者，也没有谈得清楚。
我自己是研究杜威的。而杜威来华一个关键的背景，就是1919年巴黎和会。读这本书，让我在很多地方有解惑的感觉。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曲折历程，直接推动了“五四运动”，因此，历来的研究汗牛充栋。其实，在同一场和会上，日本人也有各种各样的不满意。其中一个我觉得今天评述起来比较棘手的是，日本要求的人种平等法案，在巴黎和会上没有得到赞同。这对之后日本人的国际心态影响很大。
当然，读了这本书我才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细节，日本外交使团和中国外交使团在巴黎仅有一次正面交锋，双方似乎都在刻意规避对方，而是辗转通过欧美交涉。中国人和美国走得近，日本人和法国走得近。（参会元老西园寺公望曾留学法国，和克里孟梭有同窗之谊）对这个时候的中日两国而言，其实都是国际政治的新手。相对而言，顾维钧这一代中国外交官外文突出，手腕灵活，很能和外国政要谈笑风生；而日本外交官似乎兼有傲慢的脾气和蹩脚的英语，留给欧美政要的印象普遍不好（关于这一点，恐怕还值得深入研究。日本开国更早，留学欧美风气也有，但似乎外交官的外语普遍不如中国外交官？）。
但还有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地方在于，这个时候日本政坛也处在政党政治的转型期，作为平民起家的政治人物，原敬上台组阁以后，是有心要一改当初签订“二十一条”时的秘密政治，重新寻求与中国政要建立联系的。但是，政党政治也有其自身的特点，他也要顾虑国内议会的情绪，因此，做事始终比中国的步调慢一拍。这种步调不一致积累多了，就造成了相互信任的断裂。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很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日本虽然以发达的情报系统著称，但是他们始终对五四运动很迟钝，绝大多数同时期的日本政客完全没有意识到五四运动对中国的巨大改造作用。包括原敬，他在这个时候完全就没有理解五四运动何以会爆发到那么大的规模。这种视角落差，我认为是20年代以后，中日两国关系越发别扭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中日两国而言，内政和外交，始终是盘结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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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原繁是日本战后最重要的左翼知识人之一，主掌战后的东京大学，影响及于一两代人。1955年，在中日还没有恢复邦交的时候，他就率日本学术团体访问中国，是很需要勇气的。
我读这本书，迎面而来的首先是一种天真感。尽管经历了非常复杂的战时生活，尽管自己研究的是德国政治观念，但是南原繁的这些讲演中完全洋溢着一种知识分子的天真感。对他们这一辈知识人而言，战败，意味着跟过去一刀两断，意味着可以重新高扬起人文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大旗，为新的国家重塑提供机会。南原繁尤其赞同新宪法中“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这一点，他认为这“一方面是国民对于我国在这次非法的战争中所犯过错的赎罪行为，另一方面又表明了本民族决心实现世界永久和平与人类最高理想的信念。”（同书，第323页）南原繁是基督徒，思考问题多从人类的角度出发，他几乎是站在一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立场上对这一点表示了高度赞同。那一代学者的这种天真感，我觉得是比较普遍的。他的挚友，日本教育学会初代会长长田新在战后也有鲜明的拥护和平的言论，与之非常相似。
当然，读这本书也会注意到，日本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不同的话语有特别奇妙的语境流转。众所周知，日本今天的宪法是在麦克阿瑟主导下，从英文译回为日文的。当时，南原繁基于民族自决的前提，坚决反对这一点。在他看来，“今后我国应该会制定新宪法。他不可以是自上而下被给予的，不可以是他者所强加的。必须已从《波茨坦公告》的条目，基于日本国民的自由意志来决定。”（同书，第32页）我比较能够体会他讲这样的话的语境。但是，如果环顾今天日本的舆论界，还在强调这一点的，大多数都属于反对宪法九条的右翼。同样的意思，在不同时代之下，会完全横跳在左右两种主张之间，日本过去几十年间变化之剧烈，可见一斑。
这并非一本新书，其出版早在2011年。但这段时间，自己又重新捡出来翻了翻。书中收胡适致青木正儿信共九封。
胡适和日本的关系，其实很重要，但我目前似乎未曾见过特别精当的研究。胡适早些年发狠心学过日语，尽管后来荒废了，但他都知道自己的名字在日语里该叫作こてき。后来胡适担任中国驻美大使，其工作的核心当然还是要围绕日本展开。后来胡适的禅宗研究，和日本学术界关联更多。可惜这方面的研究似乎展开得很少。在日本，胡适也不怎么受今天的学术界待见，除了早已退休的山口荣先生的《胡适思想的研究》（『胡適思想の研究』）一书外，很少见到本色当行的研究。
今年读胡适给青木正儿的信，还是读到了很多之前未曾留意的地方。胡适特别感谢青木正儿提醒他注意金冬心的诗，并且觉得金冬心的诗“不但声调是革命的；即以思想论，也可算是新诗了。将来此文如若做成，我应该感谢先生给我的inspiration！”这个阶段的胡适，着魔般地要从古代典籍里打捞他心目中的“白话诗”。从美国学到的现代诗学的大致理念，从理论上而言，大致是够用了，但是要做一部《白话文学史》，光靠理论是不够的，还得有文献的支撑。这个时候，恰好是日本汉学在俗文学领域发力的阶段，研究时段逐渐往元明清三代下移，青木正儿关注金冬心，自然也有此背景。在这个意义上，这一时期的胡适肯定是特别看重京都学人的动态的。
另外，1920年11月11日的信里，胡适提到，“他（指周作人——引者注）的哥哥周豫才，假名‘鲁迅’，也是深知日本文艺的人”。老实说，这是我见到的最早的一份点出鲁迅即周树人的材料。我很难说，当周树人最开始使用“鲁迅”这个笔名去发表作品的时候，他在教育部的同事是否立刻就认知到了，那个在小说里大放异彩的鲁迅，是否就是那个平时看上去沉默寡言的小个子绍兴人。但是，笔名，是一种微妙的东西。有个笔名，总归是在作品和作者之间挂起了一层帘子，还是想要遮住一点点什么的。我想，将来考证一下，社会大众大概在什么时候越来越清晰地把鲁迅和周树人对等起来，恐怕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至少在1920年的当下，还在教育部官场里当差的周树人大概是不太希望，太多的人知道自己就是鲁迅的吧。胡适这种人吧，有时候自诩做事敞亮，什么都愿意毫无保留，连带把鲁迅就是周树人这种事情，也都愿意告诉交情未深的青木正儿。站在青木正儿的立场，当然觉得这样的朋友值得交，但站在鲁迅的立场，会不会觉得有点多事？
作者简介
刘幸，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硕士生导师。日本广岛大学博士。2023年出版《想象另一种教育的可能：日本教育观察笔记》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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