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阅读童话？这貌似是个简单的问题。对儿童亦能赏读的童话，西成彦却格外重视，试图在世界文学视野与东亚历史的具体语境中还原出《山男的四月》的政治性。通过将“山男”形像和“支那人”形像再次分别置于同时代背景之中，借由对童话中出现的“六神丸”“南国的糖”的阐释，西成彦得以析出作为殖民者之日本人的位置。
西成彦对《山男的四月》乃至宫泽童话的后殖民解读，不只为从文学中探明日本殖民主义与文化歧视主义的话语形成过程，更是不惜带着引发论争之觉悟提出了“如何评价《山男的四月》”——如何对待作为国民神话的宫泽文学——这一问题。毕竟，在战时总动员时期确立起国民神话地位的宫泽文学依然被供奉于日本文学的圣殿之中。如今，研究者自不待言，如果日本读者不想像曾经的昭和青年那样阅读宫泽文学的话，他就应该认真听取西成彦的呼吁，从东亚文学史的框架中重新思考如何评价《山男的四月》的问题。
西成彦 著 周萍 译
关东大地震的第二年，也即1924年的年末，《要求太多的餐馆》被自费出版。同样是童话，比如《赤鸟》上登载的童话，无论是职业作家的作品还是非职业作家的作品，应该说获得了广泛的读者。
内收“「どんぐりと山猫」「狼森と笊森、盗森」「注文の多い料理店」「烏の北斗七星」「水仙月の四日」「山男の四月」「かしはばやしの夜」「月夜のでんしんばしら」「鹿踊りのはじまり」”等9篇童话。
但是，《要求太多的餐馆》这本童话集，虽然在《赤鸟》上刊登了出版的广告，却没有得到广泛地传播。就这样大约十年后，1933年宫泽贤治也离开了人世。《要求太多的餐馆》的第一版本遭到了读者的冷遇。《山男的四月》是宫泽贤治生前作为一个几乎无名的东北作家而创作的大正期童话中的一篇。
诗人、童话作家。生于岩手县花卷町（今岩手县花卷市），献身于农民指导的同时，创作了许多具有宇宙感、将宗教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想象力丰富的诗、童话，在生前几乎未得到认可，逝后却声名大噪。
宫泽故乡岩手县位于本州东北部，西接秋田县，东临太平洋，境内多山，土地贫瘠，多风灾洪灾，是当时日本最穷的县，人口密度在47个都道府县中仅高于北海道。县厅所在地为盛冈市，宫泽贤治曾在盛冈求学。柳田国男《远野物语》即为对岩手县远野町（现远野市）出身的佐佐木喜善所说的民间故事的整理。
可是，宫泽贤治的童话在他去世后，迅速地拥有了广泛的读者。“十字屋版全集”等书籍，特别是其中的“羽田书房版选集”，被准备去战场的准日本士兵以及居留在日本殖民地的日本人子弟所阅读。这些昭和初期出生的年轻的宫泽贤治的读者，成为此后的宫泽贤治热潮的牵引人。宫泽贤治在大正末期的日本文坛、出版界虽然没有得到认同，但他的童话在整个漫长的昭和期，长时间地、不断地吸引着读者。这种比较宽的时代性作为一种潜在力藏在宫泽贤治的童话里面。
在宫泽贤治生前，对他置之不理的文坛、出版界，果真就没有先见吗？一边爱好读宫泽贤治的作品，一边进行侵略战争。即使在战争结束后也未充分地反省那段历史的昭和的读者们，难道仅仅是歪曲地理解了宫泽贤治的童话的存在吗？
1996年，宫泽贤治迎来了生诞百年祭。现在，即便不说是在全世界，单是在日本，宫泽贤治已经是被大多数人认定为昭和期最大的用日本语写作的童话作家。可是不应该在此急于下结论。特别是对于那些准备评论《山男的四月》的人。因为怎么也不能毫无限制地礼赞宫泽贤治的“东亚观”。
海报，1996 宫泽贤治百岁冥诞，日本再度掀起宫泽热。其在日本文学界有被神化的倾向。
在“东亚文学史”的框架之中，从现在起想要正确地评价宫泽贤治的研究者，不单是要看到日本在侵略战争中倡导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和宫泽贤治笔下的“岩手乡”的幻想之间的背离，同时也不应该无视两者间的亲和性。
首先，把《山男的四月》所描写的“山男”像和“支那人”像再次分别置放于同一时代似的背景之中。然后在此之上，对于这本面向“日本人”读者用日本语所写的童话，在“东亚文学史”上应该怎样评价的问题，朝着今后将要展开的广泛讨论的方向，希望能以本文来点燃这场论战的导火线。
日本各地山中传说的身躯高大的男性妖怪。又称山人、大人、山父、山童。大力、蓬头散发。或云与“山姥”或“山爷”一起居住。居于山中或从事林业、狩猎等主要在山中工作的男性等，也常被称“山男”。
《山男的四月》中的主人公是“山男”。《山男的四月》发表后的第三年，试想把《远野物语》称为现代的《今昔物语》的柳田国男，在《山人外传资料》中写道，“他们的种族可能大部分已经绝灭了吧”。这个未免过于性急的结论，对日本刚刚开始的“山人”研究，断然地用“祭奠”一语做了定义。犹如钻“山男”的空子似的，宫泽贤治在作品中把“山男”从长眠中唤醒后，再以残酷的春之梦动摇“山男”的心。
小国村的某男子，有一天去早池峰伐竹。他看见一个巨大的男人正在丰茂的地竹之中睡觉。用地竹编制的三尺来长的草履脱在一边，仰面躺着大声地打着鼾。（《远野物语》第三十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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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者。其出道之作是《远野物语》（1910），此后十年间，早期柳田民俗学的核心概念是“山人”。他称“山人是那些过去居住在日本列岛上曾经繁荣昌盛过的原住民的子孙”，认为“远野”地名出自阿伊努语，“至少到赖朝时代为止，奥羽六县的原住民规模还是很壮观的，至今仍有半数以上的地名来自阿伊努语。”“日本各州的山中虽然时至明治时代的今天，还住着一群与我们日本人毫无关系的人类”。他还将其与民间故事结合，认为原住民战败后“大部分回到乡下，与普通百姓混杂在一起，其他的逃到山里或者留在山上，被称为‘山人’”，或“山男”“山姥”“天狗”“鬼”等。“神隐”即是山里的原住民因配偶不足而强抢民女的现象。
柳田所谓“山人”，颇近于汉语中“野人女真”“生蕃”“高山族”一类概念及“巴拉人”或“白毛仙姑”的情形。
现身于山村的“山男”，常常被表现为“为了满足本能的欲望”而诱拐、绑架山村妇女的这么一种形象。而《山男的四月》中的“山男”，却扮成樵夫下到山村来。其动机有些幼稚。因为他忘不了曾经尝过一次的糖的美味。
本书中久米邦武（1839~1931）提出“南种北种”说下的“日鲜同祖论”，认为古亚洲有两类“人种”：分布在中亚到中国北部、朝鲜半岛北部、日本列岛东北部包括通古斯在内的“北种”，和经过海路从印度洋到越南、菲律宾等地到中国南部、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列岛内陆的“南种”。日本内陆的“南种”从朝鲜半岛输入铁器，将“北种”赶到山岳地带——他们就是“记纪”神话传说中的虾夷（阿伊努人）和土蜘蛛等异族。从那时起，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列岛的主要民族就是同一民族。该说影响了柳田国男“山人论”。
在这位醒过来的“山男”的春之梦中，充当主角的不是麦芽糖贩而是卖六神丸的“支那人”。表现为“仙人似的、超人似的人”“骗子似的人”“叛逆似的人”的“支那人”，作为新来的“异人”，以几乎就要夺走“山男”所持的特有的东西之气势，开始席卷大正期“日本人”的想象力的内部。一边仔细地分析刊登在1918年创刊的《赤鸟》上的童话群，一边指出宫泽贤治的“支那人”像和同时代日本人作家的“支那人”像之间的相同性的是安藤恭子（『宮沢賢治 ＜力＞の構造』，朝文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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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い鳥』
（《赤鸟》）
大正、昭和时期铃木三重吉主办的儿童文学杂志。1918年首次出版，曾一度暂停，复刊后持续到1936年。该刊在近代日本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儿童文学与文化运动，使儿童读物，一跃成为作品、封面、插图以及装帧都达到高艺术品质的儿童文学读物，日本儿童文学由此得到了空前的提升，达到世界水准。
同时代的日本文学之中，以芥川龙之介的《杜氏春》（登载于《赤鸟》）的“支那人”之类的为代表。在此以芥川龙之介的友人内田百闲所描写的“支那人”作为同时代日本文学中的一种典型来考虑。
“支那的牙膏怎么样？”支那人说。于是从包中取出五六个小袋子。我说不需要那么多，一个就足够了。支那人便朝我做出坏脸色。他只留下一个袋子，把其余的都藏了起来。我打算买那留下的一个时，取到手里一看，袋子却是湿润的。用手摸着感觉粗糙而且冰冷。我吃了一惊，把袋子掉在了地上。“这个牙膏是湿的。”我说。支那人一听便生气了。突然站起来，横竖地摇晃着手，大声地嚷了起来。可是，他说了些什么，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我想大概是在用支那语发怒吧。大声嚷了一会儿之后，支那人从后边的架子上取下一根涂成青色的棍棒。挥舞着棍棒朝我逼过来。我虽然怎么也弄不明白支那人为何那样生气，但还是因为恐惧而逃走了。（《支那人》——1915年执笔，初刊于1921年《新小说》，后收入《冥途》，1921年）
不过，宫泽贤治并没有让“支那人”单独地与“日本人”相对峙，而是让新旧“异人”在“山男”的白日梦中相对决。用这种方式委婉地让“日本人”的孩子享受其中的乐趣。
小说家、随笔家。出生于冈山。本名荣造。别号百鬼园。师从夏目漱石，展现了富有讽刺和幽默的独特作风。著有小说集《冥途》、随笔集《百鬼园随笔》等。
短篇小说集，收录同名作品《冥途》在内18篇描绘梦幻世界的小说，从中可见夏目漱石《梦十夜》影响。是百闲文学创作的起点，但因风格奇特、独创性过强，难为文坛接受。
二、日本人的位置——六神丸
在宫泽贤治的这篇童话里“日本人”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呢？
“日本人”果真是这篇故事的旁观者吗？或者？
首先来看看六神丸。的确像是从中药的国度来的、有“支那人”特色的、可靠的商品。但这个“支那人”不是一般的行商。如果说活心丸、熊胆酒汁等是以熊胆为原材料的话，那么六神丸、大活路丹、天仙液等则是用麝香成分做成的中药。
在《滑床山的熊》中，宫泽贤治把放枪取熊胆的人作为主人公来描写。因此在《山男的四月》中，以捕获的人为原材料制造六神丸的“支那人”像，其构想不应该与自然界的食物连锁不相干。此处的“支那人”不是人贩子而是以人为猎物的猎人。小十郎得到的熊胆，被城里的商人杀价买去后，作为高价的中药再被药商贩卖出去。
同样，对“支那人”来说仅仅制造六神丸是成不了收入的。“支那人”不是猎奇的杀手。而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捕捉人再把人加工成中药然后获取利润的制药人。不，应该说这是在商品经济的原理之中，策划着让人吃人之阴谋的骗子的故事。从捕捉动物到收购、到中药制造、再到行商都由一个人来承担，连中间利益也想获取的“一人综合商社”——这就是“支那人”。
于是，在这商品流通的循环之中，与一般“支那人”一样，“日本人”不仅是不慎被骗、被变成六神丸的潜在的受害者，也应该是遭到卖六神丸的强行推销的购买者。这样看来，“日本人”第一次进入到了那些卖六神丸的“支那人”的猎取范围之内。《山男的四月》中，“日本人”不是不存在的。
不在意六神丸的秘密，很可能糊涂地相信六神丸的功能的无知的购买者层，就是由“日本人”构成的。宫泽贤治正是面向这些“日本人”购买层，不是六神丸，而是把解开六神丸之谜的暴露之著——其不可靠程度不亚于六神丸的这样一本“童话”交给读者。而且以不错的价格推销出去。这书实际上到了多少人的手中是另一回事，而宫泽贤治也可以说和卖六神丸的是同类。
三、日本人的位置——南国的糖
对于“山男”来说，“日本人”首先是比什么都更恐怖的对象。而对于“日本人”来说，长时间以来“山男”作为强盗、诱拐者，成为恐怖的目标。同样，在“山男”看来，“日本人”对“山男”抱有的警戒心强到了过度防卫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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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为阿伊努人历史分布区域，粉红色为其历史上可能的分布区域。红点为现存阿伊努语地名。黄色内是宫泽贤治的故乡和柳田国男搜集《远野物语》的岩手县大致区域。历史上岩手县被视作边境之地，是征讨北方虾夷族的主要战事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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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大正期后，“绝灭”的传闻散布开来，针对“山男”的武装渐渐变得松懈。于是更加近代化的武装，针对海外而得到了强化。特别是在西伯利亚出兵以后。但即使是在大正中期以后，宫泽贤治也不认为“山男”和“日本人”——“山人”和“平地人”——先住民和征服者——动物和人——之间实现了充分的和平。“岩手乡”，距离国民整体的统合还很远，仍然还在冷战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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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22年间作为协约国武装干涉俄国内战，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滨海边疆区干涉俄国内战，协助白军对抗布尔什维克红军。
“……我不久将去城里。若要进到城里去，不乔装改变的话，会被殴打致死的。”
但此处的“山男”，下山来到城里的动机却是为了糖。
“糖真是美味的东西。老天做了很多的糖，就是不轻易地给我。”
佛教传来以后，狩猎采集民之所以成为农耕民歧视的对象，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杀生戒。赤手捉山鸟并且生吃山鸟的食生活，正是长时间以来在日本的山间狩猎民作为贱民阶级而被歧视、被畏惧，遭到非人对待的主要原因和借口。可“山男”却有所不同。在山鸟正要起飞的时候，“山男”“两手缩回，身体像子弹一样地投掷出去”，山鸟捉住了但是已经半碎。“来回地挥舞着”半碎的山鸟，“山男”准备去城里。他把这只本可就地生吃的山鸟带到城里，是因为打算用它换糖吃。
“山男”的饮食生活发生了改变。“山男”手里没有从南蛮传来的步枪。为了捉山鸟，他只是像“子弹”一样，自己直冲了上去而已。但是，不知什么时候，他成了同样是从南蛮传来的糖的俘虏。以“日本人”——在统治台湾之前的日本，那些琉球、奄美的商人中，贩卖糖的就占了一大半——为媒介，饮食生活得到了改善的“山男”，为了那些宁愿稀罕山鸟，且把六神丸作为滋养强壮剂来珍视的“日本人”，打算把捉到的山鸟送到城里。交易开始了。不管是对“山男”还是对“日本人”来说，这意味着饮食生活现代化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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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太多的餐馆》中收有一篇名为《狼森、笊森和盗森》的作品。在这篇作品中，描写了在“岩手乡”的森林里，带来早期农耕文化的农耕民和先住民的相遇。宫泽贤治在其中强调的是，面对谷物文化所带来的粟米饼，轻而易举地被拉拢的“山男”们的滑稽之态。渐渐地，随着过于羡慕城里的食生活，无论是熊胆还是柴和山鸟，被作为交换物资运进城里。“山男”们的面貌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而改变。
東京：筑摩書房，1968
柳田国男认为，“新来的我们的祖先”带来了“水稻的栽培耕作”，山人因喜大米，平地民用饭团、饼作为劳酬雇佣山人，山人为换取大米而与平地民交流，最终被同化。柳田后来提出日本文化根源的“米之力”首先具有的就是同化原住民族的力量。
伴随着明治以后的肉食文化的复活和隆盛，兔子、山鸟等变成了商品。就像糖当初变成商品那样。另一方面，在城市里作为西洋式娱乐的狩猎，则是流行的前兆。在《要求太多的餐馆》的标题作品里，并不特别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娱乐和消解生活压力，东京的两位绅士来到了“岩手乡”的森林。在森林里，他们不仅没有捉到一匹或一只的动物，相反差点儿成了山猫的猎物。最后还是被久经磨炼的猎人救出。两位绅士，以猎人带来的米粉团子充饥以后，“在途中仅用十元钱买了山鸟”，便回了东京。
《山男的四月》中的“山男”的梦里求糖，就是在这种城市与森林、东京与“岩手乡”之间的，人与人的往来、物与物的流通开始变得频繁的时候发生的。《山男的四月》中的城市，从森林的深处、从海边、从东支那海的彼岸，迎来了各种各样的“异人”。而且接受了“异人”们带来的殖民地的商品。因为城市本来就是一个因交流和交易而繁荣的场所。随着商品经济的活化，“日本人”不用亲自移动，而任凭“山男”或“支那人”去移动，就能坐在家里得到山鸟、章鱼、六神丸。于是，山珍、海味、强壮剂，想得到的东西，无论是什么都能得到。只要手里还有货币。
四、日本人的位置——童话
于此，还应该思考“日本人”的另外一种形象。尽管“日本人”在《山男的四月》中并没有出现，但是他们面对这篇故事，只作为旁观者暗暗地静观着“山男”和“支那人”的对峙。犹如参观迪斯尼，并想从中得到愉悦。这就是共犯一般的“日本人”读者。这些读者既不是“山男”也不是“支那人”。而是正如《橡子与山猫》中的少年一郎一样，能够读写日本语的日本人的孩子们。从东北边境出来的宫泽贤治，巧妙地装扮成日本的作家，出现在这些孩子们的面前。但是，这乔装最初就被简单地识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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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894~96 British Library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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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昭和初期的小说家，出生于广岛县。东大毕业。师从夏目漱石，发表抒情唯美的作品。后来转为童话作家，创办了杂志《赤鸟》，为儿童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代表作有《千鸟》《桑葚》等。
在《赤鸟》的铃木三重吉的面前，这位无名的东北作家，冷不防地显示出“好像确实细细地咀嚼过塔涅利（俄国作家）”的特质。铃木三重吉对传话的插图画家菊池武雄说：“因为我是忠君爱国派吧，那样的稿子不如带到俄罗斯去。”轻轻地避开了宫泽贤治。不过，经过这样的挫折，私家版《要求太多的餐馆》还是完成了。宫泽贤治的童话，是适合于“忠君爱国派”还是适合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其实并不重要。至少，宫泽贤治是面向那些将用日本语阅读童话的所有的“儿童”——只要是就读于日本学校，不论是日本国内的“儿童”还是殖民地的“儿童”，不论是“日本人”的子弟还是“三国人”的子弟——送出了《要求太多的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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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板山位于今桃园县复兴乡境内。蕃童教育所是日治下1908~45年间台湾蕃地原住民义务教育学校，1936年改称教育所，属警务系统理蕃政策的一部分，其授课教师由警察业余兼兼任，以便行政控制及治安管制。随蕃地稳定，台湾总督府1928年修正《蕃童教育标准》，将蕃童教育所改以生活情感及精神教化为原则，“施以德育，涵养国民必要之性格，使学习国语（日语），成善良之风习。”
这样一来，《要求太多的餐馆》所锁定的读者，便与《赤鸟》的购阅者相一致。不过，在当时的情形下，《要求太多的餐馆》暂时遭到了冷遇。但讽刺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又受到了相同的读者层的欢迎。并且在此之后，为战争时期以及战后的日本，培养出了宫泽贤治信奉者、宫泽贤治学者。
昭和时期是这样一个时代，即人们开始逐渐忘却那种面对宫泽贤治的乔装时的不和谐的感受。如果六神丸是把上海或日本的边境区的人加工后而制造的非人道的商品的话，糖则是在南方的甘蔗地里，作为当地农业劳动者的汗水的结晶而被栽培、收割、精制，然后送往北方市场的一种殖民地商品。同样《山男的四月》也是一种商品。它描写“山男”和“支那人”的小竞争，还一味地为了回应“日本人”的趣味而整理。作为一种把日本支配下的殖民地地区的读者放在其影响范围之内的消费品——如同准“国语”教科书的副读本一般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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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德国战败，日本接收德属北马里亚纳群岛并获国际联盟授权托管，1922年设南洋厅。 日治期间松江春次（1876~1954）因开办南洋兴发社而成为南洋“砂糖王”。时值“世界范围内糖业重组的时期。经受得起低价格考验的殖民地砂糖生产不断扩大，由此引起1920年世界砂糖市场的糖价暴跌”，“冲绳的制糖业遭受重大打击……台湾的糖业在低价格的困境中依然得到了维持、扩大”，南洋兴发糖业从冲绳糖业崩溃中失业的琉球人中获得廉价劳动力补充得以与台湾糖业平分天下。（富山一郎：民族主义·现代主义·殖民主义——以冲绳为视角）
无论是六神丸，是糖，还是《山男的四月》，它们作为一种仅仅在等质的“日本”社会内部是不会得到完成的——“内地”和“外地”之间的交易、流通、人员流动的结晶，都是“东亚”商品经济的代表性商品。而且，并不是任何住在“东亚”地区的人，谁都可以凭同样的资格来购买和品尝这些商品的。
贫富的差别、语言能力、识字能力的差别、饮食生活上的好奇心、有无对肉食的禁忌意识、有无爱护动物的精神，消费者根据各自的立场，可以计算应该购买什么。确实，伴随着肉食的普及、枪炮的普及，以及对中药的需求的增大，一边是野生动物的生命受到威胁，一边是那些靠自己的身体来获取食物从而维持生存的狩猎民不得不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另外，六神丸的滋养强壮的功效，是以野生鹿的生命为代价的。如果是现在的话，那可是违反华盛顿条约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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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对此毫不关心的情况下，中药本身作为一级的药剂流通于市场，充斥于仅仅是喜欢甜东西的城市，并且改变这样的城市。在此之上，制造糖果的大公司开始夺去贩卖糖的行商的工作。童话作家宫泽贤治，即使在今天看来，如果说是具有先驱性的作家的话，面对这样的有关于从食物链到阶级的弱肉强食之“东亚”生态系统的事情，作为极具自觉性的作家，正是他写出了《要求太多的餐馆》《山男的四月》《滑床山的熊》。
但是，在宫泽贤治过世后，“日本人”读者们从其童话中学到的，并不一定就是宫泽贤治所思虑的事情的全部。“山猫”的带有恶意的聪明、“山男”的蛮习、“支那人”的残忍爱好——这些可以称其为“东亚”版的异国趣味，是“日本人”表现“异人”形象的诸要素——对此仅仅是从中学到不信任和恐惧的“日本人”读者，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正是为了教化和平定那些“山猫”“山男”“支那人”，“日本人”不得不如同东京的绅士，带上枪，以奋不顾身的决心越海远征。
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中，比任何人都更加地破坏着“东亚”生态系统的是“日本人”。通过宫泽贤治的童话能够顾虑到这一点的读者极其少见。多数的读者在拿到《要求太多的餐馆》的时候，只是享受了“山男”“支那人”的表象，而对隐藏在其背后的“日本人”的影子，大部分没能看透。
另一方面，正如宫泽贤治在其童话中所描写的，人对决于动物、“山男”对决于“支那人”的那种相互欺骗、相互迷惑一样，“日本人”需要直接地生存于“非日本人”之间。在十五年战争之中，《要求太多的餐馆》在现实的历史中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要求太多的餐馆》生存于那些把它作为童话来认识的“日本人”，那些在当时还无法知道它的大多数的“东亚人”，甚至那些“联合军士兵”的行动之间。今后的宫泽贤治研究的一部分，不得不指向这个方向吧。
四、结语
内田百闲的《支那人》和宫泽贤治的《山男的四月》，尽管执笔年代并不相同，但都是1920年代前半期在日本出版的作品。大概，在1900年代像这样的作品还没能出现。而日中战争以后，恐怕不能产生这样的作品吧。的确，在从1910年代到1920年代的日本，作为有特征性的“支那人”表象的应用篇，这两篇作品带着时代的刻印。而且，两篇作品的内容都是以“内地人”的梦为前提的。主人公“山男”和“私”，都遭到了“支那人”追赶，在慌乱不堪之时从梦中醒来。
我越来越感到恐惧，不顾一切地逃跑。仔细听支那人的声音，倒觉得像是颤抖着发出来的。觉得奇怪便转身向后瞥了一眼，于是我大吃一惊。支那人的那张大脸，被满眼的泪水弄湿了。呜呜地哭着追了上来。青色的棍棒像步枪那样扛着。一只手不停地擦着眼睛，用踉跄的脚步追着我。（《支那人》）
山男不顾一切地拼命地逃遁。但是无论怎么跑，脚下都犹如悬空一般。终于还是被抓住了脊背。
“救命啊！”山男大声地叫了起来。（《山男的四月》）
不用说，梦是现实的投影。但是只要存在，“日本人”的梦、“山男”的梦、“支那人”的梦、“朝鲜人”的梦，各自的表象体系应该是不同的。不过，用日语描写的梦，主要还是被日本语使用者所消化、所共有的。并且，由于它成了国民神话，所以又再成为“日本人”的下一个梦的源泉。于是，文学大众化在日本得到迅速发展的大正时期，也是把内田百闲、宫泽贤治作为国民神话形成之手段的总动员体制的确立时期。
名嘉仁（1879~1926），明治天皇之子， 昭和天皇之父。1912~26年在位。大正时代见证了日本从工业化世界强国向国际列强的转变，其间参与一战成为战胜国，担任国际联盟常任理事国，跻身世界列强四大国。
相反，经过了战后五十年的“东亚”世界，现在为了使这神话重新脱离神话化，作为一种辅助有必要进行讨论。从现今的视点来解读宫泽贤治时，必须在这样的一种时代认识之中来进行。左右着人的身心健康的——医疗、食品、文学都是文明的产物。面对这些文明的产物，不得不开始逐一怀疑之时，通过《山男的四月》来思考，确实要比通过《支那人》来思考，来得更多样而且重要。
至少，在内田百闲的《支那人》中重点描写的是“弄湿了的牙膏”，是“被泪水弄湿了的支那人的大脸”所表现出的那种“私”与“支那人”之间的不分自他的官能性。但这些既不是属于大正期“东亚”的同时代问题体系之中的问题，也不是现在的“东亚”必须视之为问题的问题。希望得到“东亚”地区的宫泽贤治研究者的指正与反响。
・原文“「山男の四月」をどう評価するか”刊于“『比較文学』別巻（韓国比較文学会，1998年12月）”。译文收于贺照田编《学术思想评论》第12辑（未出版）。
・感谢作者及刊物授权转载。
・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西成彦（1955~），男，立命馆大学名誉教授，日本文学研究者，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日本比较文学会会长。著有《域外/移动文学理论 II》（『エクストラテリトリアル／移動文学論Ⅱ』，2008）、《世界文学中的舞姬》（『世界文学のなかの「舞姫」』，2009）、《忐忑不安的鸥外》（『胸さわぎの鷗外』，2013）、《外地巡礼：“越境的”日本语文学论》（『外地巡礼- 「越境的」日本語文学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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