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代日本的思想课题】丸川哲史丨冷战文化论

对于日本现代史而言，“战后”无疑是十分重要重要的词汇。使战后日本得以进入“战后”的，并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本身，还有冷战体制的形成，日本被拉入西方阵营这一事实。在冷战体制之下，日本与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及其战前侵略过的国家在地缘政治上再次呈现出某种敌对状态，仿佛“十五年战争”从未完结。

这一论点既是竹内好的思路，同样也是丸川哲史老师重新审视冷战期日本文化结构的一个出发点。在本文中，他从竹内好关于日本与亚洲关系的思考出发，在冷战这一语境下讨论战后日本的文化生产，及其与战前历史的缠结。在他看来，战后日本的亚洲意象既有冷战体制影响，也混杂着战前的帝国记忆。这两种因素的混合使得战后日本的“怀旧”时常表现出一种新殖民主义情结。在他看来，东亚的冷战体制依然没有结束。尤其在日本，作为极其深刻的文化结构问题，冷战体制仍然残存着。在新的冷战状态中，日本人的“亚洲”既是一片空白，又总会归来。

一 竹内好与“敌对”的思考

前提一:日本之“独立”？

有人说“战后”本身正在成为比“战前”更甚的怀旧对象。如果将“已非战后”的1955年作为分水岭，那么所谓狭义的“战后”或许是指此前的十年间。可是，若说存在至今的“新宪法”体制乃是那场战争强烈影响的产物，则“战后”这一意识与“新宪法”一同，越过1955年至今仍然没有消失。不过“新宪法”本身虽长期维系下来了，但其折回内部的历史理路，在1955年前后，其实质的定性终归只能是不同的。

从东亚的语境来加以规定的时候，虽然存在着三年间的时间错位，所谓55年体制便成了《旧金山和约》（1952）开始生效后的体制，也即意味着作为《旧金山和约》体制的日本之“独立”了。就是说，这个日本的“独立”（55年体制）表现为，是在排除了战争的当事者——日本之敌对国苏联、中国（或者殖民地统治对象的朝鲜半岛、台湾等）的情况下，得到承认的日本体制。从“独立”的内涵来说，这难道不是一个讽刺吗？55年体制之前的“战后”意味着委托联合国而管理的、未曾独立的日本的时间性，反过来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摸索日本如何才能获得“独立”而充满期待的一段时间。

然而，目前人们所言，1945年至1950年代前期的七八年间，如“右派”对远东军事审判所做的评价那样，乃是当作被“占领时期”屈辱的时间来想象的话语叙事。这使我想到，该时期正相当于江藤淳在《自由与禁忌》（1984）中所指出的那样，乃是占领军当局实施检阅的时期。江藤当然是把浑浑噩噩度过占领时期的“进步派”视为奴隶根性来批判的，但结果上他的话语所产生的效果，是把美国实质上的占领政策当作“独立日本”的先验规范，并作为由此被想象的创伤体验而反复回味的那样一种类似父子关系的态度，难道不是如此吗？其结果，通过无视在没有中国（台湾）和朝鲜半岛参与下达成的“独立”（旧金山和约）之意义，而实质上成了对战前日本“独立”即殖民帝国主义的“独立？”的称赞。

就是说，这个“独立”正如当初被称为“单方面媾和”那样，乃是旧联合国分裂为东／西两大阵营，而仅仅与其中一方交涉的结果。这个“单方面媾和”的后果，反而构筑起了东亚的冷战结构。换言之，日本不是被卷入冷战的，而是在一面不断否认自己为冷战格局的当事者，一面暗中与美国合作而使冷战格局得以形成的。当然毫无疑问，构成《旧金山和约》前提的历史语境，乃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和稍后的朝鲜战争爆发过程中逐渐凸显出来而与美国远东政策密切相关的一大转折。

这里需要阐明的是日本的“独立”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在东亚的语境中有何意义。在美苏关系中，虽说于东亚设置冷战格局乃是必然，但其分界线锁定于朝鲜的三八线，及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台湾海峡，乃是充满偶然性的一个结果。就是说，此乃1949年以后中国内部（共产党／国民党）的、解放后逐渐趋于明显的朝鲜半岛的，以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力量关系等相互抗衡，多层次关系下确定下来的分界线。如今，台湾这个政治的起源，便是以朝鲜战争的爆发为机，而美国的防卫线划定在台湾海峡所产生的结果。在互动的偶然性力量的攻守碰撞下所规定的这一意义上讲，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分界线可能是极具流动性的东西。当然，三八线也好，台湾海峡也好，仿佛偶然转化为必然了似的，这些分界线也的确与1945年以前帝国日本在结构编制上的统治分界线相重合。三八线是关东军和朝鲜军分别管辖的界线，而台湾海峡则是侵华战争中征战的大陆地区，和相反的侵略战争一方的被定位为人才供应地殖民地台湾之间的分界线。由此观之，我们容易领会，在排除日本以外的东亚各地域，帝国统治和冷战结构呈现出包含了某种差异的连续性的状态。

朝鲜战争使得本应获得独立的朝鲜与战败国德国一样国家分裂，也正是因为朝鲜战争，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却因为战时景气经济“复兴”，逐步摆脱战败国境遇，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讽刺。

总之，这些分界线不在朝鲜半岛（三八线）或者台湾海峡，而是移动到日本来，这种可能性是无法彻底否定掉的。德勒兹后期曾强调乌托邦的效能，若是通过封杀日本被分割这样一种（反）乌托邦遥远的可能性之“声”，而构筑起日本的“独立”和冷战格局，那么我们的“战后”认识或许有必要在此重新加以区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帝国日本的统治范围缩小到日本列岛之内而免遭被分割的命运，且对朝鲜战争得以隔岸观火，这样的日本之“独立”，不管日本人主观上如何考虑，明显隐含着对亚洲之背叛的意味。

所谓日本的“复兴”，可以说乃是因新中国的成立，对美国来说日本的重要性突然上升，故获得美国政治经济上撑腰的结果，进而以其后的韩国、菲律宾等反共各国联盟为腹地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复活，呈现出这样一种状态：即“复兴”乃是曾经于大东亚共荣圈的空间中确立统治分工体制的反复。而这里还记述着因被称为最大奇迹，即是噩梦般的朝鲜战争所发生的军需景气（国际军事凯恩斯主义）。就是说，日本由“独立”到“复兴”的民族历史乃是亚洲的噩梦。总而言之，上面提到的1955年这个年号所划出的时间性，正反映了《旧金山和约》经过朝鲜战争休战，东亚整个地区被封锁于冷战格局（新大东亚共荣圈）中的一个表现，而且这里刻下了日本已经告别“战后”这样一种欺骗的话语。

前提二：国民文学？

如今需要重新把握的是，我们所熟知的于东亚所建构起来的列岛规模之政治政体，其深受冷战格局的规定而诞生的意义。不用说，日本人是把1955年以后的时间命名为“战后”而生存过来的，几乎没有意识到“冷战”。可以说，冷战格局于最前线持续激烈地爆发了军事暴力，而其反面则在此分界线的后方，由于没有站到前线而获得了冷战的利益。可以说，日本钻到了一个特别的空中陷阱中。受到新中国成立和朝鲜战争的刺激，日美两国在一个时期内虽然也曾实施“剿 共”，但总体而言，在学院里或日本共产党中马克思主义依然被认为是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同时逐渐走向了堕落。

1980年代，台湾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经历7年的监狱生活后来到日本访问。那时，他乘坐山手线电车感到惊讶的是，代代木车站附近设置的日本共产党的巨大招牌。在冷战之下的东亚，明目张胆地揭出共产党的招牌，对于台湾和韩国出身的知识分子来说，正是一道值得惊愕的光景。反过来，如果将日本知识分子的立场置于东亚的大范围之中，隐藏在冷战格局背后而生存过来，这即是对冷战格局的忘却，同时也使自己与身受冷战之害的人们的痛苦隔离开来了。

要对抗这种作为遗忘装置的“冷战”，我们就得把从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至朝鲜战争（1950—1953年），以及国内冷战圈形成的1955年这一段时间置于分析的平台上来。例如，有一场关于文学的论争，在80至90年代几乎被人所遗忘，这就是主要由竹内好主导的“国民文学论争”。这场论争集中的展开于1951年至1952年间。1951年的太平洋问题调查会将议题设定为“亚洲的民族主义”等，当时冷战格局之下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高昂，成为那个时代的大背景。如果将焦点集中于竹内好试图提出的课题，可以做出下列结论：“国民文学论争”的性格在于通过批判日本近现代文学的特质，来探寻与战前记忆相关的日本人民族主体性问题。

日本文艺评论家，中国文学研究者、鲁迅研究专家。著有《现代中国论》《近代的超克》）《鲁迅入门》等。

国民文学论争的外在条件，便是我在此提到的日本之“独立”这一语境。而竹内好乃鲜明地站在这样一种批判的立场上：日本的“独立”是单方面媾和的结果，即没有经过与中国、朝鲜、韩国等——作为战争或殖民地统治的当事者（被害者）之间的和解。还有一个外在要素是，本来把占领军当局规定为“解放军”的日本共产党，以源自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批判与新中国的成立为契机，其立场开始转向承担作为冷战前线的反帝民族解放。即，这里有一个从和平革命论转向与美帝国主义战斗的“民族”重心的情况。竹内好的思考似乎在于乘这种日本左翼势力将目光转移到“民族”问题上来，于此做出自己积极的介入。

在竹内好看来，由于战前的日本有把“民族”当作天皇制军国主义体制下法西斯式的爱国运动资源的经历，而战后的知识阶级总体上讲让人感到绕开了“民族”这个课题。竹内好认为，这种不断受到西方冲击的非西洋社会避开“民族”问题而无批判地接受欧美近代文化的态度，是一种“近代主义、殖民主义”。而他的“国民文学论”宗旨就在于克服白桦派以来的“近代主义、殖民主义”。“白桦派以来”，这一竹内好的批判大概来自他自身的思考，他说“文学上的殖民地性，可以通过没有被民族所媒介的世界文学表象来衡量的”。若加以引申的话，正如竹内所说，当时不加批判地接受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及中国共产党纲领的日共（或左翼文化团体），其态度也是一种广义的“近代主义、殖民主义”。

另外，从1940年代后期到1950年代掀起的亚洲各国的民族主义，特别是新中国成立过程中出现的中国文学之发展，在竹内好心目中成为克服“近代主义、殖民主义”的参照系。极言之，在竹内好的问题意识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认识：日本在文化结构上，已经失去了中国那样的“社会革命和民族主义结合”的契机。这种情形下，国民文学论争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构图，则是由当时日本共产党的内部分裂而处于敌对关系的新日本文学派、人民文学派等方面，怎样综合把握“文学上的民族解放”或“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文学”这一课题，被提到日程上来。回顾起来，这个课题的设定是包含在广义的战后派文学所提起的难题“政治与文学”范围之内的，可以说在此超越了狭义战后派范围的每个论争者有关“国民文学论”的不同倾向，都得到了凸显。

国民文学论争是如此展开的呢。在竹内、伊藤往来书信中，伊藤整承认依靠近代主义文学观无法拯救的“肉体的实质”乃是通过民族而形成的。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纯然正统的文学批评家伊藤那里，其论述的各处具有浓厚的警惕“文学自律性”受到威胁的色彩。另外，山本健吉参与到论争中来，他虽然对建立在国民诉求、民族土壤上的“国民文学”表示欢迎，但没有深刻关注竹内所意识到的、包含了自我否定契机的、对于“民族”主体性的自觉。进而，福田恒存的论述虽然并非山本那样肯定朴素的民族情感，但却作为对竹内的批判而抛出对传统肯定的话语。福田所论述的最大目标，是对竹内的“近代”理解表示疑义。他质疑道，竹内应该是对近代主义进行批判的，然而在把明治以来，特别是接受西方冲击以后作为日本近代之出发点，这种姿态难道不也是“近代主义、殖民主义”的吗？福田主张，明治以前也有理性的精神，因此这里的西欧与日本没有什么区别和不同（此与在江户时代寻找文艺复兴的福本和夫、中野重治等论者有相同之处）。

日本小说家，文艺评论家、诗人。著有『雪明りの路』（《雪光之路》）『火の鳥』（《火之鸟》）『日本文壇史』（《日本文坛史》）等。

当然，两者在思考亚洲与日本的关系上存在着决定性的不同。竹内的理解中有这样一种认识：亚洲各地区几乎是同时对西欧冲击产生了警戒并显示如何接受冲击的矛盾葛藤，可是日本却于此通过“脱亚”而走向了殖民地帝国，在这个过程中彻底与亚洲分道扬镳了。福田却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对于竹内来说，批判“近代主义、殖民主义”的上下文，如果排除了对由其他亚洲各国各地域（特别是中国）对比而反映出来的、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接受近代、模仿欧美的批判，是不可想象的。下一代人对竹内好的批判，有一个与竹内设想的从孙文到鲁迅再到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不断深化的理路相关的问题系列。在竹内的著述中包含着对毛泽东的论述，这从今天的视角来观之，很可能是被付之一笑的东西。与竹内思想性的肉体感觉最相近的是鲁迅，而作为与其中国观相关联的构想力，对于孙文的倾倒也是不能轻易看过的。我感到，特别是出自孙文《三民主义》中的殖民地主义定义，乃是竹内作为用语使用的“殖民地主义”的源泉。孙文在当时中国的语境中使用的“殖民地主义”概念，是将下面这个结构视为问题的：香港、上海等地的贸易口岸租界权为外国（西洋列强）所掌握，因此，形成了中国越进口就越使西洋列强富有的结构。可以认为，竹内用语中的“殖民地主义”是将此转用到文化论上来的一个概念。

其他亚洲各国的民族主义与文学的关系，主要是由防御战争、反殖民地斗争，或者革命等的“抵抗”来规定的，而且在结果上，被看作是于政治性胜利的语境下具有文化上的优越性的。在这样的上下文里，文学家们即使存有“文学自律性”的欲望，在大的政治性胜利面前也会糊涂的（毛泽东《文艺讲话》等）。这里的问题是，在思考如何评价由战争与革命胜利的结果而被创立起来的制度的同时，还要觉悟到自己与其战争和革命是怎样一种关系等，就是说，要觉悟到对这些问题做出解释的难度。

在这一点上，竹内提出的小林多喜二被杀远因在于知识分子脱离民众而孤立的观点，的确是有其说服力的。不过，也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反抗战争一方的知识分子与民众的结合，是否能够成为批判处在发动侵略战争一方国家的知识分子时的参照系？关键在于，作为判断理性这的确是可以成立的，但作为实践理性怎样来处理呢？两者（日中）作为战争状态始终是一体的，而其位置处在反抗与侵略这样一个又对称的但又非对称性的关系之中。在此，两者能够结成怎样一种关系呢？这种问题的设定在当时（冷战之下）的竹内那里，恐怕是怎样处理“这边儿与那边儿”的文化实践，于问题的双重位相上被意识到的吧。

总之，竹内仿佛有这样一种考虑：这个国民文学论争乃是要将与明治维新以来国民形成共存的日本文学，从包括战争在内的与中国的矛盾葛藤的历史语境中，作为“民族”的事业重新寻找回来。国民文学论争时的竹内的立场，当初是要把日本文坛的体质作为封建遗留，在“文学的国民化”这个语境中加以批判的，但是在经过朝鲜战争日本试图表明要与“战后”诀别的过程中，却反映了对文学成为消费对象的危惧。换言之，从日中战争而显示出来的各自文化体质的同异这个语境，转向对于朝鲜战争后固定下来的冷战格局下，得渔夫之利的日本社会质变的批判，这样的立场转变是可以想象到的。

“敌对”的思考

经过其后的1955年到了60年代，从根本上支撑着东亚冷战格局的制度基础——《日美安保条约》的修改问题凸显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反战和平团体促动了抵制《新安保条约》运动的发展。处于这个运动的旋涡中，竹内积极参与了阻止新安保的运动。作为他的实践性构图，如果与国民文学论争的50年代初比较，他好像对（日本）文学这一磁场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似的。1960年前后竹内的全部活动热情几乎都倾注到60年安保斗争当中了。6月19日以自然承认的形式，《安保条约》得以通过，目睹了这一结局，竹内以辞去东京都立大学教职的破例方式，显示出他给予中国文学研究者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支撑安保斗争的和平运动本身并没有跳出下面这个战后和平运动的逻辑：因为日美安保条约的存在，日本说不定会再次卷入战争。不过，在1960年那个时刻，朝鲜战争的记忆和台湾海峡间的紧张关系，确实有着今天无法比拟的紧迫性。1960年5、6月份，竹内的战术性话语“民主还是独裁”这一设定，乃是得以从战前日本的军国主义记忆形成思想资源的最后可以使用的话语了。可是在60年以后以“收入倍增计划”使大众的目光转向“经济”而获得成功的池田勇人内阁，由他们的思路观之，竹内的“民主还是独裁”只能是一个微妙的判断了。就是说，这是一个近代文学由此诞生，而且需要这种文学的社会土壤（农村社会）本身已经根本上被改变了的高度成长时期到来的问题。同时，这也意味着，竹内在国民文学论争中遇到的、没有给予有效抵抗视角的消费物质化的问题终于出现了。

1960年代，竹内的作为日本人历史意识构图所持有的“中国”这个参照系，还有一段可以利用的时限。而其使用期限若用具体的年号来标示，便是田中角荣政权主导的1972年之日中邦交正常化。在此，“中国”的意义来自于竹内下面这样一个独特的时间意识：1937年开始的日中战争（正确地讲，应该是从1931年满洲事变开始），由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缺乏一个正式的和平条约的缔结，所以一直在继续着。准确地说，在《旧金山和约》生效的同一年，即1952年《日华条约》的缔结，使中华民国与日本政府之间，对于发生于1937年的那场战争有了一个大致的了结。今天想来，《日华和平条约》的内容，是以中华民国政府于国共内战中遭到失败而逃至台湾，在国际社会中处于弱势的立场为背景的。就是说，日本政府在50年代当时，以承认中华民国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为条件，将几乎是不附带国家战争赔偿的《日华和平条约》强加给台湾了。但是，日中战争时国民党军之外，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等，对日本军来说无疑也是战争的对手。就是说，对于竹内来讲，与中国（新中国）的关系是在于日中战争敌对性的持续，而且正像隐蔽这种敌对性似的，中国作为东／西冷战的敌对者一方被置于冷战格局的另一方。也就是说，竹内意识到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敌对性在冷战之下被重叠化了，这个结构封锁了日本人对敌对性的自觉。

意义深远的是竹内这种有关“敌对”的思考，有很大部分与驱动战后反战运动的“和平立国日本”这一自画像多有根本的不同。当然毫无疑问，竹内在表述上是期望与“中国”和解的。但是，在内心所抱有的与“中国”之关系的绝对性上，正是冷战形势下被重叠化的敌对性，使他的认识具有了自身的依据。正因为如此，对于竹内那一代人来说，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以绕开批判性知识分子的方式得以推进，可以说给他们带来了某种无力感。在这个意义上，与武田泰淳、崛田善卫的对谈集《我不再谈论中国》（朝日新闻社，1973年）成了一个象征。

1960年安保运动的前一年，竹内在1959年4月号《近代文学》上发表了题为《敌》的短文。短文写作的直接动机在于，对日本的运动内部不断出现的“敌”这一语词的用法，试图加以批判并做些与“敌”字有关的注释。他极力强辩说，日语“敌”的反义词为“味方（伙伴）”，而中文则是“我”。其根据来自江西苏维埃时代红军定的游击战法的口号“敌进我退”，将此游击战法理论化的毛泽东“持久战论”也是一样。中文“敌”的反义词是不是“我”并非问题，重要的是在我之中将敌作为敌人抓住——按卡尔·施米特的说法，即是否作为“现实的敌人”来设定对手。由此可以想到，既然竹内冷战下的时间里主张日中战争仍在继续，那么对于竹内来说，“思考运动”不正是要在过去，或者“我”之中不断追溯此时此刻的现实的敌对性，并给予再定义吗？

在此，我们停下来做些思考。战后，对竹内的批判有这样一个认识流向：竹内以“中国”为规范加以理想化而从这一视野来批判日本。作为这种批判的注脚，我们可以举秀实（？）对竹内的评价来。根据他的定义，竹内只能将毛泽东作为崇拜物来处理。秀实的观点在于只有通过“否定”以西方视野构成的东方主义所形成的亚洲，才能实现对东方主义的抵抗，因此对亚洲的“否定”只有通过提取出崇拜物来才能实现。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崇拜物乃于否定母亲不存在男根而抽析出来的。然而，竹内不得不神化毛泽东的前提在于，有一部分是用定位于且从属于西洋、作为西洋主体化之东方主义契机无法消解掉的。在此，恐怕有必要将冷战格局所产生的敌对性的重叠化，以及其隐蔽作用视为问题的。因为日本与中国或者朝鲜的关系，被分割成这边儿和那边儿，又因为日本与韩国、中国台湾的关系，正由于被定位于西方一边，以往的敌对性不曾被分节开来而是被重层地表述为同一阵营的东西。今天，如果我们要批判竹内，那么他对被置于同一西方阵营而难以看清的韩国和台湾等的关注不足，是应该引起我们注目的。不过，本文不准备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在此需要讨论的是，追溯到“我”而重新选择“敌”这样的思考方式。卡尔·施米特受毛泽东《持久战论》的触发而写的《游击战的理论》（1963年）中所谓的游击战理论，以防卫“故乡”为主轴，将敌之所以为敌的原因在“我故乡”之中加以明确化。如果把这个逻辑图式化，那么可以说，对于日本军来讲“中国”的敌对性，正在于那是在“我”之中无法将此作为敌人来定位的“绝对化的敌”。假如我们对竹内在与中国关系上所期望的走向和解之敌对性再确定的话，便会是这样一种认识了：日本不曾将“中国”作为“真正的敌人”交手，而现在（冷战之下）继续在冷战格局的逻辑上双重地否定“中国”。这样，这可以说是冷战之下的抵抗：于现在的磁场中必须不断地想到“我、日本”曾经是“敌”，现在依然如此。这个意义上的“中国”，对于竹内来说必须永远是最大的参照系，他所要求的正是作为“参照系就是敌”而发挥作用的“中国”，而不是现实的中国。

小结

人们说，像竹内这样在政治判断上不断失败的思想家是少见的。我们需要考虑到的是，战后有一种对新中国的成立抱有期待的历史走向；1949年之后一段时间是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发挥应有机能、政治决策复数化得到了保证的时期。当然，如果回溯一下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随后不断来临的冷战格局的紧迫感，进而与苏联同盟关系的消解乃至走向敌对的发展，建立军事上能够统筹度过这种亡国危机之全面战争的组织，只有在全国设有广泛的基层组织的共产党才能做到。不过，若离开这种冷战的历史语境，回想到观察“中国”的困难性和重要性，我们必须提到竹内1941年12月所作《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以下简称《决议》）。此乃作为战后对新中国的期待这一历史脉络出现之前，竹内政治判断上失败而被反复论及到的一篇文章。概括地讲，《决议》对状况的判断是这样的：那一年的偷袭珍珠港，意味着1937以来日本对亚洲的侵略战争性质开始转向对英美的战争，对此竹内是表示欢迎的。而他这次判断的失败导致战后一项重要的工作即写作《近代的超克》（1959）。被称为在体制内部反体制的京都学派所代表的总力战之下的日本知识分子，他们针对当时日本的战争政策，试图将此定义为包含了超越西方近代的动量之伟大事业。就是说，这一问题的设定在竹内那里具有特别的意义，因急于消解由于对中国乃至亚洲的侵略所产生的内疚，将此想象为对英美的战争。然而，可以说当时的政府、军部等之所以要迈出对英美开战这一步，是完全与竹内《决议》的想法毫无关系的。毋宁说，政府和军部为了更圆滑地对中国实行占领，试图要切断中国与同盟者的联系才寄期望于对英美战争的。因此，这依然可以界定为是对亚洲侵略的延伸。再者，1941年对英美的开战乃是受到欧洲战线1940年德国快速进击的触发，就是说依据的是新帝国主义之间的纵横关系而做出的决策。

竹内在战后写就《近代的超克》一文，乃是为了重新检讨自己《决议》失败的原因。那么，他是在悔过自己的政治判断之失败吗？并非如此。毋宁说他是要将“近代的超克”作为亚洲连带的（不）可能性之起点使之获得拯救的。竹内这第二次失败，可谓正源自于要谋求日本再次成为亚洲一员才失败的。不过，这虽然是一次失败，但在竹内的念头里持续存在的是他自觉到日本将中国（亚洲）视为敌人来对待的事实，和此刻现在依然如此的状态。

二 那场战争、这场战争

战争与“现实”的生产

媒体论学者保尔·维埃约（Paul Virilio）在《战争与电影》中说：“直接表现现实世界的写实主义之大众产业被创造出来。由此产生了搅乱其精神使时间之流混乱起来的电影。”（保尔·维埃约（Paul Virilio），《战争与电影》，石井直志、千叶文夫译，UPU出版社，1988年，页52。）这阐明了好莱坞电影作为预先制造战争的光景之运动而显在化的事态，此已经成了一般性的理解。另外，好莱坞电影之外的更切近的例子，是从战前到1950年代为止的于电影院中经常放映的日本新闻纪录片。回顾起来，20世纪前期常去电影院的大众大都是在整个帝国范围内被吸引到都市来的内地人及殖民地的无产者，而向城市的移动，进而向电影院的结集，这本身会是和战争动员的流向合在一起的（据推测，新闻纪录片所描写的战争电影的结束，大概是在朝鲜战争的时候）。

说到战前新闻纪录片的题材，我们不必去读坂口安吾的《白痴》，也会知道那时制作与日中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相关的大众宣传电影十分盛行。此乃深深将大众卷入其中的一大事件，甚至会推翻以文字媒体为第一手资料的以往战争观。那时赋予战争的名称，或者与时间性相关的叙事依然是大大规定着维埃约所说的“现实世界的写实主义”的关键。作为日本的对手，无论是中国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双方都称日中战争为“八年抗战”。这是因为中国的国内统一（合作）和抗日战争是作为一体性的东西向前推进的，而作为日本人的感觉，那场战争不如说是十五年战争。更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其后的时期，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很难用具体的年数来表现个别的战争了。以中国为视角观之，那以后发生了国内战争，因共产党的胜利其结果是新中国的成立，然后仅经历了八个月的时间便爆发了朝鲜战争，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与苏联一起参战。进而，与台湾的国民党在金门岛的摩擦，与苏联沿着国界发生的冲突，以及对越南战争的支援，如此这般对中国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战后”的。据说，中国电影从陈凯歌等第五代开始风格发生了变化，由大众宣传式的转向了艺术性的，然而即使是礼赞红军、人民解放军和毛泽东的宣传影片，如果不将此定位于仿佛是永恒战争式的“战中”，恐怕是很难确定其评价的。

据说，中国电影从陈凯歌等第五代开始风格发生了变化，由大众宣传式的转向了艺术性的，然而即使是礼赞红军、人民解放军和毛泽东的宣传影片，如果不将此定位于仿佛是永恒战争式的“战中”，恐怕是很难确定其评价的。

在对岸激烈的战争支配着现实世界，而战争这一现实中战争电影被制作出来的1945至1950年代的前期，在占领军统治之下，日本的战争电影主要是以鼓吹人道主义和被害者意识的反战和平主义为基调的。《战争与和平》（1947年）、《倾听海涛之声》（1950年）、《原爆之子》（1952年）、《山丹之塔》（1953年）等反战电影系列，与朝鲜战争这一现实中的热战形成对照，虽然如《原爆之子》等经过反抗占领军当局的文化管制而得以通过，乃局限于自恋式地咀嚼自己的被害者意识的。后来，我认为，以朝鲜战争为契机，1950年代后期开始到1960年代，随着占领时期的结束日本经济奇迹般地实现了“复兴”，电影产业一举恢复到战前的水准，以战争为主体的影片作为娱乐作品被生产出来。可以说，作为1960年代的战争娱乐品，从《独立愚连队》（1959）到《独立愚连队转战西面》（1960）的《独立愚连队》系列，进而《部队无赖》系列（1965—1968）等等，与1950年代前期的反战和平影片的谱系划出了很大的断裂线。无论是《独立愚连队》系列还是《部队无赖》系列也不是没有对战争的批判，其对日本军队的批判意识相当浓厚。尽管如此，这些战争娱乐片中被害者的感伤性很少，相反充溢了无聊懒散程度的加害性质。这与东亚因冷战（热战）而产生的无边的暴力是很难分开来考虑的。因为，在东亚冷战（热战）方面，于军需物资的生产、提供基地等方面日本也积极地参与了朝鲜和越南战争。

该作品改编自广岛大学教授、原爆幸存者的长田新的作品，由广岛出身的导演新藤兼人负责撰写剧本。该片最初由近代映协和大映共同制作，但由于担心政治反响，大映解除了合约，最后在广岛市和广岛市民的协助下制作完成。原著以被爆时年龄在3岁的小学生的孩子们各自的被爆经历为素材，但新藤在进行剧本改编时，采用了一个女性教师在被爆时在幼儿园教学，并在7年后寻找当时的学生的消息的形式来呈现每个孩子的经历。在片中，表面上看起来已经复兴的广岛以及其中仍在苦苦挣扎的原爆幸存者的现实形成了对比，吸引着观众的目光。

“海”之隐喻

据说进入1990年代以后已经不再有像样儿的论争出现了，这期间发生了高桥哲哉与加藤典洋之间的历史主体性的论争。我对此不准备深入分析。论争的焦点是与那场战争的死者相关的“哀悼”问题。在论争过程中，加藤下面的议论遭到了特别的批判：在讲亚洲的死者之前，首先要哀悼本国国民的死者，由此树立其谢罪的“主体”来。其实更重要的是，原殖民地居民的死者完全被悬空了的问题。即我们怎样称谓那些死者当中，如今已不再是日本人了的大量死者呢？之所以这些人没有被当作日本人来对待，是因为日本帝国的败北而丢掉了那些殖民地。然而，没有比朝鲜半岛和台湾等原殖民地地区的人们在冷战（热战）格局中更遭到如此翻弄的了。进而，曾经与日本战争过的中国也是一样，在1945年以后的世界冷战（热战）格局下，恐怕是付出了最大牺牲的。这场论争背后的主题实际上是“战后”东亚的死者问题。

日本文艺评论家、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著有『「アメリカ」の影』（《美国之影》）『敗戦後論』（《败战后论》）『日本の無思想』（《日本之无思想》）『敗者の想像力』（《败者的想象力》）。

加藤的议论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坚信仅仅在战后创制出来的政治政体“日本”的内部就可以处理那场战争的责任问题。所谓战争责任必须包含下列质问——由那场战争的结局所造出来的、作为政治政体的战后“日本”，在其后的东亚国际秩序即冷战格局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就是说，今天应做的不是简单地哀悼“那场战争中死掉的日本人”，而是要重新严格测定“那场战争中死掉的日本人”这一战后生产的表象。然而，在《战败后论》、《战后的思考》等著作中，加藤的问题设计首先是要集结大冈升平、太宰治、吉田满等“战中派”作家的声音。作为倾听从那场战争中死里逃生的“战中派”声音的人，加藤乃是继承了吉本隆明以战中派的感觉来批判“战后”的谱系而登场的。但是，在此之际，加藤的决定性缺失，在于视那些“战中派”的声音为有根有据的真正的“声音”，而没有将此作为沿冷战格局的褶曲线而形成的“战后”之“声音”来处理。在此，加藤最终错误地把原因当成了结果，由于战后扭曲的文化结构，他们真正的声音并没有传达出来。

加藤典洋在《战后的思考》中，列举了代表“战中派”心情的作品，即吉田满的《战舰大和的最后时刻》。该作品初稿写作的时期在战后不久。1953年出版的《大和战舰的最后时刻》其后记这样写道：“大约三年前，由于某种特殊的情况，本书不得不以非常不情愿的形式问世。”这里所谓特殊的情况乃是指因占领军当局的检查，不得不改为口语体出版一事。深有意味的是，1952年当时，还只能说成“某种特殊的情况”，而在占领时期结束后，1954年北洋社出版的该书后记《寄语定稿本》中，则具体记录了占领军的介入：“要诚实地告白被卷入战争中的自己的所作所为，这种写作态度与占领军的检查方针相抵触，出版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正如吉田所说，对于那场战争的感觉或许只能用文言体来表述，而被占领军当局强迫改成了口语体，或许这正是加藤所谓“战中派”的声音被封住了。

日本作家兼海军军官，沉没的大和号战列舰的幸存者。其最著名的作品是依据自己在大和号中担任初级军官的个人经历改编的『戦艦大和ノ最期』（《战舰大和的最后时刻》）。

更重要的是吉田《寄语定稿本》的如下说明：“我认为，既然我们作为人之生存的责任不能因为战争的结束而了结，那么面对向和平时代的转折，正确地再现各自的战争中的体验，从自身的角度确认其包含的意义，当然就是应该做的事情了。”吉田认为《旧金山和约》已经生效的1954年为“向和平时代的转折”，并指出受到“和平时代”的鼓舞，要“正确地再现战争中的体验”。进而，同年所著《镇魂战舰大和》（讲谈社版）的后记，也对前面那个后记做了补充说明：“战争结束后不久写了初稿，但遭到占领军的检查，于昭和二十四年（1949）虽不情愿而出版了口语体的初版本，和约生效那一年即昭和二十七年（1952），才得以以原来的内容刊行。”这样一种解释方式实在深有意味。吉田所谓得以出版原来的内容，其第一义当然是意味着占领时期的检查被废除了。然而，还有一个意义在于：伴随着因朝鲜战争而强暴地规定下来的冷战格局的安定化，所谓“原来的内容”得到了回归。

的确，我们阅读《战舰大和的最后时刻》的文言体可以感到，在“我”与战舰大和一起走向死地的战斗迫切性方面，抗拒必须死亡的命运之悲剧性得到了完美的表现。但实际上吉田于此生还下来，因此“我”作为叙述者讲述了战友的最后时刻，这与其说是悲剧，不如说是得以生还的叙述者传达的死者之口授。例如，在逃跑的场面中，从主人公的腋下传来另一个人的“声音”，这“声音”便证明了这一点：

啊，腋下传来某个人的声音。

“你，就要死了，拥抱死亡，死亡之预感何等快乐。

那么，死神是如何面目？死亡是如何感觉？

你，拼其一生结果为何？快快说来我听。

如今，自己可夸耀者为何？”

双手抱住头部，窝着身子“吾一生短促，吾如此幼稚……

饶命，放开我，勿撞吾胸，勿掘挖。

走近死亡之惨状，吾等最是知晓……”

何等懦弱不堪的呻吟。（吉田满，《战舰大和的最后时刻》，讲谈社，1974年，页89。）不用说，没人会相信这样的“声音”是实际战斗中听到的声音。这是属于战后的“声音”，或者勉强说是死于战前者于战后发出的“声音”。这自称死而复生者听到的“声音”，如果被表现出来，可以说是与终止战争的败北之“声”（玉音——天皇宣布停战广播）相呼应的，进而说得不好听一点儿，这只能说是浮游于战后的“英灵”。生存下来的“我”，向“我”搭话的“英灵”，和与眼前化为海藻的“大和”——《战舰大和的最后时刻》，是与“我”构成鲜明对照的死去“英灵”，转移到战舰大和这一铁块儿上，成为日本帝国死亡象征的战后一大叙事诗。对此，加藤典洋加以解释，致力拯救大和沉没之际“我”的上司舰长那素洁的死法等等，以一己之身承担失败、于走投无路之处全其义务的“主体”。然而另一方面，这些战斗场面的描写，几乎都缺少要消灭自己的“敌”（美国）的表象，而作为余韵，战舰消失之处的“海”则以调节生与死的象征留给了后世。

这实际上正是在战后日本的公共领域，于战争意象方面带有文化性偏向的海军神话系列的原风景。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来想定的最大敌人是苏联，而海军假想敌则应该是美国。就是说，战前虽说一直视美国为公敌，而在战后，旧海军系统的人们与合众国共同创立了海上自卫队，作为支撑海上自卫队创立的工程，这样的神话得到了繁盛的发展。如果相信决定版的《寄语定稿本》，那么，《战舰大和的最后时刻》中的“敌人”表象本身则并未遭到占领当局的检查。与其说受到了检查，不如说在无意识中自我检查发挥了作用，我想这样观之是妥当的。很明显，吉田是把占领当局的检查当作“辩解”来使用的。

把这艘战舰的最后时刻作为日本帝国的最后时刻来述说的叙事方法，可以说成了战后日本叙述战争之际的一个固定模式，而这作为日本帝国最后时刻的象征来叙述，本身包藏了隐蔽和欺瞒。众所周知，在1946年远东军事国际裁判上，南京大屠杀等与陆军相关的战争犯罪成了问题的焦点。当然，这一裁判乃是根据占领当局的方针体现了欲将日本弱体化的路线，以东条英机为主的军部之犯罪则主要被推到了陆军所起的作用方面。关于海军的神话本来有留存下来的原因，而确实留存下来。这从吉田后来以口语体写作的《战中派的生死观》（1980年）亦可以得到补充说明。其中吉田对当时成为话题的江藤淳《海重新苏醒》做出了反应。当然，吉田曾经是知识分子学徒兵，对与陆军之无谋粗暴的作战计划相反，海军更具有理性而潇洒漂亮这样的庸俗之见，是抱有抵抗意识的。但是，超越了世代的隔阂，吉田与江藤毫无媒介地联系到一起，这绝不是偶然的。把战舰大和的最后时刻作为连接点而与战后相接合的“海”的故事，如今，作为所谓京都学派当时对海军的知性贡献所象征的一系列问题，已经成了议论的焦点。

总之，可以说“海”作为具有特权的悲剧之场成了人们回想的焦点。也可以说，正是这个“海”成为冷战时期将日本之作用合理化的意象装置。如京都大学的梅棹忠夫所著《文明的生态史观》那样，日本与欧洲被视为第一世界，中间广大的亚洲作为封闭的文明化困难的“陆地”则被视为第二世界，其叙述便是所谓的海洋史观，它作为证明冷战中与苏联、中国之敌对关系的学说，曾流行一时。如今，可以说梅棹撒下的种子在90年代，被把以日本为中心的韩国、东南亚等海洋反共各国联盟重新予以科学地定义，而主张“海洋联邦论”的川胜平太等接续了下来。进而，这种以“海”为主轴的战后日本意象的形成，实在与占领当局将“大东亚战争”改称为太平洋战争而改写了历史一样，是很有适应能力的东西。

8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位强有力而不断地展现出文学性风俗的作家——村上春树，还有一位评论家福田和也，则一直大力支持村上90年代之后的转向。成为聚焦中心的文本是1994年至1995年出版的《奇鸟行状录》三部曲，这部作品中村上风格的变化，与神户淡路大地震、地铁毒瓦斯事件等迷蒙不透明的世态一起被人所议论评说。热心声援《奇鸟行状录》的福田作为战后的“右”派文化人，虽然属于江藤淳的直系，但应该说还是有意识地在制造自己与江藤的差异。福田和也对《奇鸟行状录》发生强烈感应的，是成为小说舞台的蒙古荒凉的草原，还有被封锁在穿通草原的井里的登场人物（日本人）。在文本中，这口井还是现实世界里钻进东京都空地上的井里，苦思冥想的主人公唤起的属于另一个往昔插曲的井。这口井可以说象征着主人公精神内宇宙的生命泉水，而“草原”、“井”、“水脉”等亦散发着荣格派精神分析的味道，总之，福田试图在蒙古草原上描绘对日本人来说属于新的精神地图。

二战后，六百多万日本人从海外殖民地回到日本，他们宁可回忆殖民地的生活，有时还带有乡愁的情感。按小熊英二的说法，他们就像琥珀里的苍蝇，永远冻结在战后时刻。他们被标记成帝国与战时日本终结的一部分，让其他人得以在战败后重获新生。大岛渚一九七一年的电影《仪式》中满洲男的这句话，极其简要地表达出遣返者的整体感受：“我们平安逃离俄国人、满洲人与韩国人的掌握。最终，我们却落入日本人的手里。”

这令人们想起，在这部作品之前出版的以与中国大陆相关的记忆为素材的作品，即清冈卓行的《金合欢大连》（1969年12月，《群像》杂志）。这篇作品的单行出版和取得芥川奖是在1970年，与安部公房等同属生于日本海外殖民地的第二代，清冈作品的文体可以称为“记忆之旅”体。对于平日当外语教师度日的主人公来说，往昔的故乡大连完全是与己没有什么关联的存在。不知是什么机缘某种记忆常间歇性地涌现出来。而触发这种怀乡病的，或是给儿子买的地球仪上刻写着的地名，或是播放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的广播新闻等，可以说几乎是以福楼拜式的记忆／身体之相互触发为主轴的文本结构。开头是这样叙述的：

如果被人问起，是否还想再一次看到无疑曾经是日本殖民地中最美的都市大连，他会长叹一声而静静地摇头的吧。当然不是不愿意再见到，而是看见这一行动本身即是一种不安的。他对自己感到恐惧：如果再一次站在那令人怀念的大街当中，甚至连小心翼翼地走路，恐怕也难以做到的。（清冈卓行，《金合欢的大连》，讲谈社文艺文库，1988年，页71。）

清冈这篇《金合欢大连》其雏形是为超越现实中的妻子之死而作的小品《清晨的悲哀》（1969年）。从欲想自杀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促使他回到内地（日本）的是在大连与妻子的恋爱，因此“故乡（大连）”所显示的既是构成他安定的战后家庭生活的起点，亦是酿成他想自杀的不吉的符号。这现实中的妻子之死（1968年）也可以读成显示了沃勒斯坦所谓的冷战安定期的结束之1970年的征兆。若并非如此，我们只要把这篇《金合欢大连》与前面的《奇鸟行状录》放在一起来阅读，就可以说，伴随着1970年代到1990年代的时间推移，记忆文本转向了故事文本，而情感波动的轴线也由怀乡病转向了虚构。

（《奇鸟行状录》）

村上春树，東京：新潮文庫，1997

村上、福田这一代没有直接的战前记忆，从这一意义上讲，也许这种转向基本上是生物学的循环所决定的。可是，另一方面，清冈于《金合欢大连》之后终于再访了大连，并于1983年出版了集大成之作《大连小景集》。就是说，从1970年获得芥川奖到《大连小景集》之间，东亚脱离冷战的动向着实促使访问中国之跳栏（障碍——译者）变低了。不用说，《大连小景集》乃是细腻表现了从文革转向后文革时期大连街头风貌的一级精品随笔，不过，作者实际踏上这块土地后，《金合欢大连》开头所述“看见这一行动本身即是一种不安”的云雾中的“大连”也渐渐变得亲近起来，“不安”和“恐怖”开始远去了。

当清冈那一代经过脱冷战化而使“殖民地”脱去神秘色彩的时候，《奇鸟行状录》所提示的“蒙古”却向神秘化的方面增加了其向量而成为一种符号。村上那种向历史的回转，是与将记忆故事化的“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制造出来的流行趋势产生共鸣的东西，问题是，支持村上这种转向的福田，最终在“蒙古”草原里看到的是什么呢？福田在《保田与重郎和昭和的御代》中关注了成为《奇鸟行状录》构思基础的、村上随笔《草原上的铁墓场》（1994年）。该文中记录了在色楞格河岸边散步，把捡到的臼炮炮弹碎片和散弹带回饭店的村上到了深夜时分，伴随着难以名状的恐怖而感到自己的身体与世界一起在摇动。福田对村上所谓的“神秘体验”信以为真，说道：

或许为了这样一种“情境”，为了无以名状的某种东西，我们踏上几千里的行程，乃是无路可走而左右转悠。或许就成了这个样子。村上来到色楞格河，见到了某种牵动我们诱惑我们的东西。（福田和也，《保田与重郎和昭和的御代》，文艺春秋社，1996年，页12。）

就这样，《保田与重郎和昭和的御代》所示评价村上的向量，通过福田的手轻而易举地将其与保田与重郎1938年所做的大陆旅行，即把村上感到的“情境”与保田于蒙疆风景中看到的“神”接合起来了。这里最具深远意味的，是乘吉普飞驰于蒙古草原上的村上把这样的风景称为“海”，因此引起了福田的强烈反应。在这草原绵绵无际的“海”中，没有任何人、建筑、道路、路标，正因为是什么也没有的空间，才有“情境”有“神”的存在。我在前边讲到吉田—江藤这一海军系统的随笔家，怎样将（拟似）悲剧的场所之“海”特权化的，现在又是这个“海”。正是这个“海”乃是可以读解为《奇鸟行状录》中穿通草原的井之转喻，而福田所追求的，当然不仅仅是荣格式的构图，更是通过漂浮着“神”之情境的“海”，将人们应该居住的“陆地”抹消掉。

日本昭和时期著名文艺评论家。日本浪漫派代表人物，曾与龟井胜一郎共同创办杂志《日本浪曼派》著有《日本桥》（『日本の橋』）《近代的终焉》（『近代の終焉』）等。保田与重郎在战败前支持大东亚战争与日本的对外扩张，因此在战败后受到公职追放处分，随着战后日本浪漫派再次兴起，方才重回文坛，创刊《祖国》并匿名发表《绝对平和论》等文章。

中国革命的全球化

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朝鲜战争——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三次战争。这三个战争的公敌是日本、国民党和美军。《旧金山和约》以后，日本被置于冷战的另一方，国民党则逃至台湾，而美国欲围堵中国，在日本（冲绳）、韩国、台湾、菲律宾等建设了基地。由此可以说，中国参与了在东亚决定冷战体制构图的所有战争。然而，仅仅考虑到这些，还不能真正捕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巨大冲击力。日本看上去只是参与了三场战争中最初那一场（日中战争），而事实上绝非如此。

若从中国的立场出发用一句话来表现抗日战争的性格，正如《红星照耀中国》（爱德华·斯诺）形象生动的说法，乃是保卫祖国的战争。爱德华·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上、下，参照筑摩学艺文库1995年版。初版Red Star Over China，1972年。）在这个意义上，以土地改革使战斗力得以增强的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在一个时期里，不得不因与国民党的妥协而停止。抗战胜利以后的国共内战期间，土地改革又成了共产党的旗帜，由于欲得到土地的人民之包围，最终将国民党赶到台湾去了。而朝鲜战争时，中国又不得不吞下斯大林的劝说而参战，使得计划中的解放台湾延缓下来，结果使台湾海峡之间的国共对峙构图被确定下来（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的防御线推展到台湾，美国第七舰队派驻台湾海峡）。如果将这一切看作一个过程，取从满洲事变算起到朝鲜战争为止为一个跨度，那么此乃二十二年的战争。问题是这二十二年的战争给东亚地区以怎样的影响呢？

摄影：1953

如果将九·一八到朝鲜战争为止算为一个跨度，那么这二十二年的战争给东亚地区以怎样的影响呢？

有一位日本诗人则以诗之全部想象力捕捉了这场二十二年战争的波涛涌动。这就是黑田喜夫。黑田，1927年生于山形县出羽村山。高等小学毕业后到京滨工业地带工作，战后回乡加入日本共产党，从事农民运动。因1950年的路线问题遭到播弄，1955年被日本共产党开除，再次回到东京。做编辑工作之余，于1950年开始从事诗创作和评论活动。1984年逝世。黑田在随笔《至死的饥饿：Annia考》中，一面追溯自己的记忆，一面试图描绘出这样一个轨迹：即以出羽村山地方被称作“Annia”的流浪者——即日本版的“阿Ｑ”——的人Ｔ为焦点，表现“Annia”的饥饿与战争，以及由参加革命到历经挫折的过程。（黑田喜夫，《至死的饥饿》，收《诗与反诗〈黑田喜夫诗全集·评论全集〉》，劲草书房，1968年。）黑田的记忆根抵里所有的，是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波动以饥馑的形式冲击村子之际，落到田地里腐烂了的西红柿鲜艳的印象。T为饥饿所动去满洲当了警察，然后在战败的时候回到了村子里。之后，Ｔ与在都市的工场受过思想教育而来到村中的年轻书记K一起参加了农村土地改革委员会。这时，Ｔ一开始还萎萎缩缩不大敢发言，后来则以在满洲的职务经历作为身体的条件反射的表现，突然怒吼道“本官……”，结果成功地驳倒不肯放手土地的和尚。Ｔ通过参加革命，还成功地消除了自己“Annia”的过去之不名誉。可是，那以后Ｔ又为革命运动的方针转换所翻弄，最终从横跨村子的高压线上跳下自杀了。接下来，黑田还试图将Ｔ的自杀与一百五十年前在这个村庄因饥馑而发生的事件——在地主村长的当铺当学徒的青年，后来发狂而逃到仓库里，又从屋顶移到高高的树木上，最后跳下来而身亡——这一事件重叠在一起。这一历史性的风貌令人想起山田洋次《浑蛋驾战车而来》的某个场面。主人公花肇因村头儿们的横暴而仇恨在心，乘战后隐藏下来的战车狂乱奔出，就在这个时刻，主人公花肇之弟有些痴呆气的犬冢弘，登上村里的望火杆子而落下摔死。

日本诗人。出生于山形县寒河江市。小学毕业后，在京滨工业地带工作作为一名工厂工人。战后，他加入了日本共产党1959年，著有『不安と遊撃』（《不安与游击》）『地中の武器 』（《地中的武器》）『不帰郷』（《不归乡》）等。

可以说，在此登场的年轻书记Ｋ是极接近于黑田本人的人物，黑田在反安保斗争后接到了日本共产党寄来的开除通知，他把其印章的朱红色与小时候见到的饥饿极限中留存着的村子田地里西红柿的红色重叠在一起，而试图由此返回到那种记忆深处保存着的红的鲜艳色调。就是说，他是要将从那西红柿的红色到开除通知上的印章的红色之一连串过程，作为日本人因饥饿的促动而向海外移动，又投入革命运动和其挫折的过程来叙述的。那么，如果将此进而与中国大陆相接合来叙述的话，将会怎样呢？

首先，从1931年满洲事变开始到满洲国建国的过程，日本人和朝鲜人陆续入殖，使满洲人深感不安，实际上这些人的流亡化，促使一部分人进山生活，甚至转而变成了游击队或马贼。另一方面，日本人流浪者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从旧满洲和沦陷区大量撤回到战后的祖国农村，加重了其饥饿的程度。在这个过程中，于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中国，掀起土地解放运动的共产党在国共内战中的胜利，其波纹所及酿造出使日本社会结构不安定的情势。当初，根据旧官僚们的政策方案于战后进行的土地改革，更进而在关注着中国革命的进展同时，于占领军当局的强烈要求下，实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第二次土地改革）（近藤康男，《土地改革的诸问题（增补）》，有斐阁，1951年，参照页8—23。）。年轻的书记Ｋ和原“Annia”的Ｔ，承担了由占领当局代行的中国革命（土地解放）的全球化的尖兵。占领当局推进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的时候（1951—1952年），日本共产党试图趁着朝鲜战争的危机，模仿中国革命而迅速强化山村工作路线，但是土地改革被占领当局抢先做了，而没能看到大部分原来的小作农已经得到了满足。失败后的日本共产党于1955年放弃了以中国共产党为模范的斗争路线，使自己圆滑地转向世界和平共存路线。

1953年，书记长德田球一在北京逝世，北京机关的所感派领导人野坂参三、绀野与次郎等人回到日本，与志贺义雄、宫本显治等国际派领袖达成和解。六全协确立了“议会斗争”的路线，原先的“武装革命”路线则被完全否定。山村工作队等武装革命组织中的不少学生党员，得知路线转变的消息后，思想受到冲击，有些党员还在失意中自杀身亡。尊奉“武装革命”路线的学生党员对日共的新领导机构不信任，这些学生党员脱离日共，组建新左翼的团体共产主义者同盟。

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1940年代后期到1950年代前期受到中国革命以及朝鲜战争的促动，在准战时体制下东亚的大规模战争状况中左右徘徊，这十年历程很明显被定位在二十二年战争的波动历程中。就是说，像T那样困于饥饿成了满洲国的警察，进而反手利用其警察的腔调恫吓日本封建体制——此历程乃是这样一种敌对性激烈交错的战争状态。黑田强调以这样的日本“Annia”的参加革命为机缘，不能不考虑“饥饿”之人类史的意义。他把焦点聚集在不能机械地区别斯大林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的、战后“Annia”们的身上，这使得黑田在1980年代与一贯生活在都市里的理论家吉本隆明诀别。

小结

日本与中国大陆（以及朝鲜半岛）之间确实在地理上隔着大海，而对战败后收缩到列岛规模的日本来说，旧殖民地和占领地被配置到冷战格局的另一方，乃至被卷入到冷战（热战）的最激烈的磁场当中。而在日本，想象那个与此分离开来的“日本”则成了主流（无）意识。吉本隆明在《战后文学跑到哪里去了》中所述，为《旧金山和约》生效后的“相对安定性”所左右的“风俗化作用”，也即是隐藏于冷战格局后面而产生的忘却作用。但这个忘却并非只是给1945年以前帝国的记忆贴上了封条。相反，意味着对下面这种状况的否定：日本处在与1945年前后相关联的、中国（台湾）朝鲜半岛继续不断的战争状态之波动的最前线。在日本对于那场战争（战前）的回忆，与对这场战争状态（冷战或热战）的着想，基本上没有联通起来，战争的记忆急速地滑到吉田—江藤式的海军系统的“拟似”悲剧一方，进而在这一轨迹上由于村上—福田系统，看上去仿佛是对“陆地”之想象力的挑战，实际上是因预先想象到的“海”而使其“陆地”受到了侵食。

那么，如此这般日本曾经（现在亦然）把亚洲视为“海”，这在1492年以后欧洲称霸，即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的冲击波中将怎样被定位呢？卡尔·施米特比较了作为欧洲公法根据的“陆地获得”和这之后形成的空间秩序，对海洋这一场所做了如下定位：

海洋不知晓海岸以外的境界。对于贸易、渔业，对于海战及海战中盐之获得权的自由行使——无需顾虑近邻和地理上之境界，这是对任何国家都自由而公开的唯一领域。

极言之，施米特将近代帝国主义的起源特别规定于“海”上的海贼行为，欧洲主义者、施米特所希望的观测乃是连这个“海”也应被组合到获得陆地的逻辑之中，即整合到（欧洲）公法秩序中去。由此回顾来看，也许日本人在满洲的经验，或者日中战争中的经验，即所有这一切都重新转译成“对国家来说的自由”的“海”之经验也说不定。

虽然如此，在战后的日本社会，从殖民地（占领地）归来的所谓撤回者们的记忆，通过各种各样的机会间歇地喷涌出来，在战后社会（冷战格局）的安定时空里划开裂缝。清冈卓行所作1969年以后的“大连”系列作品中，亦偶有显现。当然，冷静地想一想，让国际性海港城市大连的居住者清冈来代表撤回者的精神史之立场，或许本来就是难以成立的事情。众多的日本人死于撤回逃亡的行列中，还有许多被称为“残留孤儿”的人们，他们曾在冷战时期里一直滞留于中国大陆。“残留孤儿”为中国的养父养母收留下来，据说其最多的是因为极度的饥饿而以孩子换食物的结果。黑田喜夫试图让我们想起：笼罩于日本农村的急剧的“饥饿”使“Annia”奔赴满洲，而战后又承担了革命运动。战后日本革命运动的兴隆乃至挫折亦是中国革命（以及朝鲜战争）的风头浪尖促动起日本人来，但究其要害处仍然在于为了解决“饥饿”而要求土地所有的变革。如果不理解这种“陆地”与“饥饿”相关联的现实主义，恐怕也无法理解战争和革命。进而，在看似“饥饿”已经得到解决的社会里，这也会作为拒食症而重新回归到社会中来的。今天，在这个众多的人被践踏被甩卖的世界里，是否还给我们留着返回“饥饿”之现实主义的回路呢？

三 要回归的亚洲，空白的亚洲

六十年代，或者竹内好……

以与亚洲的关联性来考察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期间的时间性之际，我想以1960年反对《安保条约》修改运动的高涨为一个暂时的起点，以由政府主导的明治百周年纪念庆典（1968年）的召开为归结点来做些思考。以这样的两端为暂时的框架，则可以说竹内好的存在使两端得以接合起来。竹内在1960年反对《安保条约》运动渐入佳境的该年正月，注意到即将来临的1968年明治维新一百周年，而提倡进行“明治维新百周年祭”（《预见与错误》，收《竹内好全集》第9卷，参见页415—147。初次发表于1966年6月6日《日本读书新闻》）。

竹内在该文中关于明治百周年，这样叙述道：“我的提案，是要研究明治维新百年该不该纪念这样的提案，这只是在《思想的科学》上注销来而已，但尤其遭到了左翼的漠视。可是，到了现在，政府不是要带头出来搞吗？这是我绝对反对的。政府不该介入这种文化领域。”。实际上，作为竹内试图总结近代日本的计划“百年祭”曾为左翼阵营所轻视，如远山茂树便批判道：这“庆典”哪里有什么现代的意义呢？结果，随着1968年临近，政府主导的“明治百年纪念庆典”由上至下贯彻下来。竹内在1966年所受采访《预见与错误》中强调说，他自己的“明治维新百年祭”提案绝非什么怀古情调使然，而且比起远山所谓的“现代的意义”那更是一个具有“未来的意义”的战略性提案，甚至是与日本政府围绕“文化”所做的一个具体交涉（negotiation）。我感到在竹内的内心，明治百周年这个回归性且具有未来性的时间，乃是由1960年反对《安保条约》改正运动中引申过来的东西。

1968年，为庆祝明治维新一百周年，日本官方组织了盛大的庆祝、纪念活动，而日本历史学界却保持着微妙的疏离感。远山茂树便批判道：这“庆典”哪里有什么现代的意义呢？结果，随着1968年临近，政府主导的“明治百年纪念庆典”由上至下贯彻下来，与1968年此起彼伏的日本学生运动形成了某种彼此区隔又相互关联的时代图景。

竹内好有关60年代安保斗争的发言，往往集中于时事性的《民主还是独裁》（《图书新闻》，1960年6月4日），甚至导致全国学生联合会主流派批评竹内将安保和民主主义问题分离开来。1960年运动过程中所写《民主还是独裁》和讲演录《四个提案》，可以说内容基本一致，而竹内与运动关联的这一计划志向，与当时的全国学生联合会主流派以及吉本隆明有明显差异，这是深有意味的。全集第9卷后面的“改题”中，也记录了5月末被邀请参加某个讨论会的竹内，与吉本展开激烈论争的事情（参见《竹内好全集》第9卷，页502—503）。其实，竹内对安保的参与包含着现有广度中的各种问题系列。比如，积极参与请愿活动，与当时的首相岸信介会面，还有在《新安保条约》自然生效时，辞去东京都立大学教职等行动。我觉得，对这些个别行动的战略意义加以论述是可能的。但应该说，在整个60年代安保时期，且不说每一个具体的战略，竹内脑海里所思考的仍然是亚洲，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且看最小限度的历史事实，在《旧金山和约》当中没有提到中国和朝鲜（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然后，翌年的1952年日本与“中华民国”缔结了《日华和平条约》（1965年与韩国结成《日韩基本条约》）。从这一阶段开始，日本与中国直到1972年的日中邦交正常化为止，一直处于所谓单方面和谈的状态，依然维持着满洲事变以来的十五年战争状态。就是说，反对《安保条约》修改运动乃是从亚洲（以及日本民族）的立场出发，对持续的战争状态之固定化的冷战状态提出异议，这是在竹内那里被特别加以强调的。而作为对运动的总结，清水几太郎认为从没能阻止条约的缔结这一意义上讲，安保斗争是失败了。另一方面，丸山真男、日高六郎等体现战后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则从安保运动的高涨带来非经过组织动员的民众主体性的跃动这一意义上，认为这作为民主主义的成熟应该得到评价。

在《旧金山和约》当中没有提到中国和朝鲜（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翌年，日本与“中华民国”缔结了《日华和平条约》（1965年与韩国结成《日韩基本条约》）。从这一阶段开始，日本与中国直到1972年的日中邦交正常化为止，一直处于所谓单方面和谈的状态，依然维持着满洲事变以来的十五年战争状态。

那么，注视着这些言论界对运动进行总结的各种潮流，竹内到底要走向哪个方面呢？在当时的一篇讲演《痛打落水狗》（1960年9月13日）中，竹内则试图重新处理日本的“独立”问题。他所追求的依然是如何使经过“国民文学”论争所思考的、日本被占领时期开始出现的“独立”问题，与亚非各国的“独立”潮流接合起来这一课题。反对安保的运动，在竹内看来乃是提炼出“独立”问题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他毫无疑问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里便立刻引出了丸山提起的下面这个课题：如何处理已经失去了处女性的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之性格问题，和1968年明治百周年的历史性庆典一事，于是竹内在1960年安保斗争之后写作了《日本与亚洲》（1961）和《日本的亚洲主义》（1963）。《日本与亚洲》试图在当时的国际紧张关系中重读福泽的脱亚论，进而《日本的亚洲主义》中论述了日本亚洲主义者主观上倾向与亚洲的连带和作为客观性实际的侵略之关系。1960年当时，如果说在他的念头中有“明治维新纪念祭”，那么这些著述或许可以说是建立在周到的计划之上的。这个计划并不是指向固定的政治目标的，而是广义的文化性的计划。竹内做出“明治维新纪念祭”的提案时，认为政府主导的“明治百周年纪念祭”乃是对“文化”领域的介入而表示出不愉快来。毋庸置疑，他说的“文化”并非是逃避政治的自由主义领域。这是在与“政治”对抗的过程中选择自身作为的、竹内式的“文化（文学）”。

安保斗争之后，竹内好辞去东京都立大学的教职，此后相继写出了《日本与亚洲》（1961）和《日本的亚洲主义》（1963）等文章，并与《思想的科学》同人进行座谈。。竹内做出“明治维新纪念祭”的提案时，认为政府主导的“明治百周年纪念祭”乃是对“文化”领域的介入而表示出不愉快来。毋庸置疑，他说的“文化”并非是逃避政治的自由主义领域。这是在与“政治”对抗的过程中选择自身作为的、竹内式的“文化（文学）”。

除了《日本与亚洲》、《日本的亚洲主义》等探索外，实际上在竹内那里还准备了各种各样的计划工程。举一个例子来说，如这一时期在与《思想的科学》同人的一些活动中，通过座谈会的形式而介入言论界。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与鹤见俊辅、桥川文三等召开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与现实”座谈会（《思想的科学》1963年12月），以及与林房雄、上山春平等举行的“为什么要重新审视大东亚战争”座谈会（《潮》1964年1月）。竹内参与了两方的座谈会。一望而知，这两个座谈会共通的要素首先是“大东亚”这个字眼儿。关于那场战争（大东亚战争）与那种构想（大东亚共荣），或许以原有的称谓来称呼才能开始讨论。在这个座谈会之前，上山春平于《大东亚战争之思想史意义》（《中央公论》1961年1月）一文中是这样论述的：

我们当初，曾将那场战争称为“大东亚战争”。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模仿起占领军的叫法，改称为“太平洋战争”了。与此同时，对于战争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就是说，“皇国日本”变成了“法西斯”，“鬼畜英美”成了“民主主义”，“大东亚新秩序建设”改换成了“殖民地侵略”，在这个过程中，评价常常颠倒过来了。

在占领时期刚刚结束的时候，出现这种质疑申诉，在某种意义上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再一次使用“大东亚”这一字眼儿，只不过是一种对舞台的设定。特别是在前一个座谈会上，成了中心议题的是，从1938年近卫声明发出的“东亚新秩序”转向“大东亚共荣圈”倾斜的过程中，该怎样考虑1941年12月8日（偷袭珍珠港）的意义。竹内仿佛是在坚持一种这样的“错觉”：从满洲事变开始的对中国之侵略战争的向量，因针对英美的反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而改变了其战争的性质。桥川则认为日本是卷入了世界大战中德国的世界战略等等。而鹤见提出，随着战线向南方的延伸，战争成了诱发东南亚独立运动的因素，对此该如何评价呢？要概括这个座谈会的矢量方向几乎是不可能的，作为最大公约数的结论可以说是这样的：不管实际状态怎样，这里有一个理念上的“大东亚共荣圈”，于此作为民族国家的日本被想象为一个将解体、吸收的东西。可是，“共荣圈”的现实完全没有成为这样一种东西，在这一意义上，桥川的结语是一个达到了历史固有的有讽刺性的意见：“最终日本国家倒塌了，只是在战争结束的一瞬间看到了大东亚共荣圈。”参加座谈会的全体成员都是战争中的当事者，从这一点也可以说，他们是在谈论历史性瞬间中的无法实践的事情之可能性。例如，竹内谈到因“本土决战”而展开另外的可能性等，这在今天看来，是难免有将历史游戏化之虞的“不稳妥”的发言。可以说，这个时期竹内正是在以《近代的超克》（1959）中尝试的“火中取栗”这样一种感觉，来探索再次面对亚洲的途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竹内于后一个座谈会上安排了林房雄的到会。这在今天的言论界之构图中，乃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林那时已在杂志上发表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为另外一些座谈会出席者所耻笑。不过，将日本民族主义走向侵略的过程视为“宿命”而加以拥护的林之论法，一点儿也没有动摇。某种意义上讲，给人以思想水准低下、感情记忆强盛印象的林之回应，将“宿命”转到战后的情况下，却全无好战的气概而收缩为“日本隐居论”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林那种日本已然不可能再发动战争的见解，正是他所厌恶的战后民主主义阵营的和平论之底片，或者是石原莞尔“世界最终战争”论的底片那样的东西。这乃是林以日美为主轴构成的百年战争史观的结果，故在1945年这一切就已告结束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林的“日本隐居论”正是通过对历史参与之放弃而反证了战后日本在冷战格局下的位置，而与竹内构成了鲜明的对照。在竹内这里，如前所述，认为冷战状态乃是满洲事变的持续之结果，而于组织座谈会之际，在任何的历史性之瞬间都不肯放过实践的可能性。对于林的“宿命”论，竹内做出了鲜明的回答。

我的观点也与宿命观相近。但我认为曾经有过解决的可能性，因为没有很好地去做而失败了。故而，我认为战争还没有结束。就是说，进入太平洋战争之前，我们挑起了支那事变，因不可收拾而导致了太平洋战争，但在太平洋战争中也没能解决支那事变。现在支那事变依然没有解决，仍以最初军部苦于对策的形态继续着呢。如果这个解决不了，我们是看不到战争的结束的。使这场战争结束，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代人的责任，我认为这还是今后仍将继承下去的课题。

驱动竹内去实践的思想之核，恐怕就在于“中国”吧，而这种实践活动，似乎因1978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而事实上结束了。其实不然，在竹内死后，1982年“历史教科书问题”发生以后，每逢日中之间历史认识发生冲突之际，都会想起这个问题的。正如竹内所说，作为“文化”问题并没有被消解掉。

冷战·记忆·高速成长

从1960年安保斗争到明治维新百周年纪念的期间，竹内是把于冷战之下如何面对亚洲这一课题作为自己的思考职责的。同一时期，作为从总结1960年安保斗争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知识分子态度，吉本隆明的“深化”将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的变貌与大众社会的兴起相联系等等，奏响了结实出80年代《大众·印象论》和《超·印象论》等的序曲。其代表性的随笔《关于日本的民族主义》（《思想》1962年4月）确实受到了60年代安保斗争中超越以往的动员政治的“大众”之登场的触发（在这一意义上与丸山的论调相通）。吉本描写了这样一幅略图：以上方的“自然”之天皇和下方的“自然”之民众构成垂直的磁场而形成了战前型的民族主义，后来随着战后大众社会的兴起改换成了水平型的。这又仿佛是迅速洞察了岸信介下台后接任首相的池田勇人之“所得倍增计划”而做的文章似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吉本属于没有预先计划的那一类知识分子。可也正因为如此，直到80年代得到日本资本主义稀有的成长模式的支撑，吉本在言论界的霸权地位成了不可动摇的东西。

日本文艺评论家，书评家，师从藤田省三。他在战后日本知识界有巨大影响力，不少文人如糸井重里、中上健次、吉增刚造以及山本哲士、上野千鹤子和宫台真司等学者均深受其影响，有“战后思想反思第一人”的称号。作家吉本芭娜娜（吉本 ばなな）是其次女。著有『模写と鏡』（《模写与镜》）『初期歌謡論』（《初期歌谣论》）『宮沢賢治』（《宫泽贤治》）『夏目漱石を読む』（《读夏目漱石》）等。

沿着吉本开辟的水路，后来各种各样的话语合流进来，而作为对60年代的一个总结，出现了松本健一的“1964年社会转型说”。1984年出版的《死语游戏》（筑摩书房）中所收随笔《风景的变容：1964年社会转型说》，作为社会论而支撑了80年代的后现代热，然而与要描写近代日本的文化结构转换的主意相反，这又显示了与“战前”或者“亚洲”的诀别。深有意味的是，松本认为这个时期题为“亚洲”的图书文献的增加，却意味着日本社会从“亚洲”脱离开来了。这一认识大概是没错的。不过，松本在谈论以东京奥林匹克为标志的风景和社会关系的变貌时，却没有谈到与《日韩基本条约》（1965年）成为一对儿的新殖民主义的伸展。松本的社会转型说追认了谷川雁的共产论——以与亚洲有着共通社会基础的“共同体”为根据的抵抗论——的“败北”，而且发挥隐蔽、缝合日本与亚洲之断裂的作用。

冷战·怀旧·新殖民主义

1945年至1952年，日本实质上被美国占领，这以后在东亚的冷战格局中，日本于政治、经济两方面被赋予了独特的地位。即在政治性安排上虽从属于西方，但并没有定位于冷战（热战）的最前线，而是位于后方。进而，作为在东亚的西方分工经济体制的中心，又得以将韩国、台湾及东南亚置于从属的位置上。标志这种构图形成的1951年《日华和平条约》和1965年《日韩基本条约》，以维护同为西方的团结为目的，又起到了抹消日本应该做的战争赔偿问题的作用。另外，处于冷战格局另一方的中国，直到1972年才恢复了邦交正常化，这意味着曾经有过的战争状态贯穿冷战时期一直持续下来了。而与北朝鲜至今还未能缔结邦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本人对1950年至今的东亚认识，是在冷战格局与1945年以前的帝国地图之重叠上成立的。到如今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地域的断裂关系，依然被放置着而没有得到解决。

在思考如此建立起来的冷战体制下日本人的亚洲意象时，有两个要素应该置于我们的念头中。一个是与冷战体制下的包括了热战的激烈对立状态相联系，怎样认识这种日本人的亚洲意象。另一个，是保留着一些战前记忆的那一代日本文化人，他们是如何记忆殖民地统治那一段时间的，或者说欲如何将此再记忆化的。作为材料，我想讨论一下摄于60年代以旧殖民地台湾为舞台的两部影片。这两部影片都是以大众消费为第一目的而制作的，在主观上几乎没有什么政治意识。虽然如此，在影片的各处都渗透出了当时日本人所处的后殖民的历史状态，以及于冷战格局中所得到的独特地位。

石原裕次郎主演的恋爱罗曼司影片《金门岛上的桥》（1962年），其开头便证实了朝鲜战争波及到日本人。但关于日本怎样参与其战争则暧昧不清。主人公武井一郎（石原裕次郎饰）作为船医周游世界，朝鲜战争时期在东京与台湾女性相识，又在国共冲突最激烈的金门岛实现再会。这里的武井（石原）对于国共内战的意义，对于日本此刻正在参与东亚冷战完全没有认识，自己作为日本人的立场乃是无色透明的。

继之，在《金门岛上的桥》四年后拍摄了《星光吉普赛歌舞》（1966年）。在这部影片中，因为是于以金门岛为中心的战斗进入相对平稳状态下拍摄的，代替内战主题的淡出，浓厚的殖民地怀旧情绪推到前台来了。剧情人物的设定是主人公西条英司（西乡辉彦饰）去台湾，要寻找的母亲乃是战后依然保持日本国籍的台湾人。影片中这个母亲最终没有出场亮相，倒是更加强化了其存在感。母亲的身份认同，以及音乐教师这样的设定都有效地唤起了殖民地怀旧情调，同时也成功地将此与影片的消费行为接合起来了。作为深有意味的场面，在《星光吉普赛歌舞》中，有一个场面是西条辉彦窥见到台湾的小学生在教室里唱《红蜻蜓》（中文版）。大概单是偶然吧，1989年公开放映的侯孝贤编导的《悲情城市》中，在回忆日本统治时代的场面里也有这个教室中儿童唱《红蜻蜓》的场面。主人公西条（西乡）最终通过母亲的坟墓和遗留下来的书信，证实了她是将日本的歌曲在台湾流传开来的人。母亲以日本人的立场，吐露了对在中国大陆发动战争的罪恶感，可以说，这是让台湾人来代理日本人应有之罪恶感的战略。更可以说，这种基于否定殖民地统治的历史观之设定，不是别的正是寄生于冷战格局的新殖民主义。如果从日本资本主义的立场来叙述的话，所谓冷战体制的时期，乃是曾经市场化了的中国大陆排除在自己的经济活动范围之外的时期。应该由中国来承担的市场、劳动力、原料供应地，则在战后主要由韩国、台湾乃至东南亚来承担了。而且，这些地区都是冷战体制下被置于西方阵营的地域。可见，在这样的境地下，日本的影片制作者对于台湾殖民地的怀旧情调之（再）生产，没有表现出什么踌躇来。

冷战之下，不仅从前的帝国日本的历史，就连“冷战”本身也作为怀旧来处理，这无疑是既推动了冷战体制，同时对此一直予以否定的“日本”之立场本身的隐喻。简而言之，冷战体制之于日本乃是其避免与“亚洲”相遇的“镜子”一般的装置。这个装置与下面的媒体现象深深联系在一起：2001年9月17日日朝首脑会谈之后其激烈反应的程度不断增加，试图把日朝交涉这一小泉政权所追求的政治表演效果本身摧毁掉的、歇斯底里的媒体现象。回顾起来，直到70年代为止冷战之下的朝鲜半岛、中国（台湾）等，因政治权力而导致的“绑架”乃是家常便饭。独有日本很特殊得以避免这种冷战的敌对关系——这一错觉正是日本“冷战”的效果。还有，现在的日本人甚至忘记了：1950年代初期武装的共产党活动的记忆，或者集中发生于1970年代前期的左翼各党派的“内部斗争”等等，所有这一切“暴力”亦是冷战状态波及于日本而出现的扭曲现象。现在来自国境对面的冷战“暴力”，突然向无罪的日本领土袭来了，这样一种错觉正弥漫于媒体中间（冲绳美军基地亦是附带于此事背后的问题）。在此，还是竹内好60年代苦口婆心不断提起的问题又弹射回来了。那时竹内不断强调，“满洲事变”（1931年）以来与中国的战争状态一直持续不断。意味着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达成初步和解的日朝交涉，这对朝鲜人来说（韩国更是如此）乃是作为合并韩国以来失散于世界各地的全体朝鲜人的问题而被意识到的。就是说，1910年合并韩国以来其殖民地统治所带来的敌对性，经过冷战格局仍然在继续之中。

东亚的冷战体制依然没有结束。尤其在日本，作为极其深刻的文化结构问题，冷战体制仍然残存着。据说，1998年某大学向学生进行关于“满洲事变”的问卷调查。227名学生中没有一名能正确地答出满洲事变的日期。当然，与中国已经恢复了邦交，也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考虑——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之下的新冷战状态中，日本人也有可能不断地忘记“满洲事变”。“亚洲”一直是一片空白，因此“亚洲”会多次回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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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京华（1957~），一桥大学社会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著有《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2007）、《中日间的思想——以东亚同时代史为视角》（2019）。译有《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2003）等。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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