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美玲丨舞蹈学与地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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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十年来，跨学科研究已成为美国学术界的潮流，也是很多学者的常态工作方式。这个目标在博士生培养、教授职位设置和研究成果出版上都有所表现。至于博士生培养，我于21世纪初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士的时候，学校研究生部规定全校每一位博士生组成博士论文委员会时都必须请至少一位外系的教授当会员，将其称为“相近”（cognate）会员。当时我读的是人类学博士，但我的博士论文委员会上五位教授中有两位是外系的“相近”会员，分别是历史学系和戏剧舞蹈表演系。作为学生，这样的安排不仅帮助我拓展了知识面，而且也扩大了我的学术语言和人际关系，有利于我毕业之后更灵活地融入正在追求跨学科视野的学术环境中。后来我在美国密歇根大学任教带博士生的时候，我带的学生同样也要找外系的教授当会员。因此，尽管他们读的是亚洲学专业，但他们博士论文委员会上也有舞蹈系、历史学系、人类学系、音乐学系和英文系等教授。作为导师，我发现这样的规定不但对学生有好处，而且也为教授创造了一个丰富自己的机会，因为通过不同系之间的对话也增加了学术交流。

在学术岗位设置上，跨学科趋势稍微缓慢一点，大部分的教授职位还是属于某一个系的。可是，跨学科的“双聘制”（joint appointment）现象也越来越常见，这意味着一位教授同时在两个系任教。在出版方面，为了扩大学术成果的影响力，有的学者有意识地面向不同学科的学者进行发表活动。比如，某一位学者会在不同学科的学术年会上发表论文、向不同学科的学术期刊投稿等。在研究的过程中，有的学者也同时采纳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知识并且引用不同学科的参考资料，使得研究成果本身具有跨学科性。一位教授在不同学科的学术文集中发表论文或被邀请参加不同学科专业协会的年会已经比较常见。这些跨学科学术行为一般被认为是学者的学术思维灵活、知识范围广、社交能力强和学术影响力大的良好表现。可以说，在21世纪美国的学术界，“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ity）已经成为学者的必要能力之一。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新世纪之交所出现的跨学科热起源于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跨学科学科”或“跨学科领域”现象。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一批新型跨学科研究领域，如女性与性别学、地区研究、民族研究、人类表演学，等等。这些新型学科领域各有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历史来源，比如，女性与性别学和民族研究都起源于美国社会运动；人类表演学更多基于先锋艺术对传统艺术的挑战；而地区研究最早与冷战时期美国通过认识他国扩大自我影响力甚至追求霸权地位的政治战略密切相关。

虽然历史背景不同，但这些新型跨学科领域一样都扩大了过去被主流美国学术界忽略的研究对象，如女性的生活和思想、非西方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少数民族和非白人的文化历史，以及舞台之外的表演艺术现象，等等。除了提出新的学术问题和新的研究对象之外，这些新型跨学科领域的提倡者也有意识地批评当时的学术现状，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拒绝了传统学科之间的过于固定的分界线。他们还对传统学科的刻板教学体系、死板知识结构及过于狭窄的学术范围进行了直接和间接的批判。新型跨学科领域的各种知识更加凸显出传统学科不但限制新知识的拓展和增加，同时也长期导致保守思维的流传与延续的特点。正是由于跨学科研究领域的提倡者不停地进行这样针对传统学科的学术革命，才形成了现在丰富多彩的学术面貌。21世纪的学术界在思路和观念上越来越开放多元，并不停追求新鲜的研究视角，这都是过去几十年打破学科之间分界线的成果。新型跨学科研究领域除了发展过去被传统学科忽略的学术对象和研究课题以外，还对整个学术知识结构进行了改革。

以最早出现的新型跨学科领域之一的女性与性别学为例，能看出跨学科研究如何通过批判性地发展新研究课题来扩大学术知识。女性与性别学研究提倡者指出，传统学科如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生理学等无法揭露出性别制度对女性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压抑。因此，只有利用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视角才能够全面地、深入地理解并解释性别制度及其相关的在历史上的男女不平等问题。女性与性别研究专家邦妮·G.史密斯（Bonnie G. Smith）在《女性研究概论》一书中这样总结：

女性研究使不同学科开始就关于女性的探索互相对话，并且派学者到档案馆或者引导他们对数据集进行全新的思考。又使人们重新考虑现有的方法论是什么，并且应该怎么发展才能够毫无性别歧视地看待女性。女性研究的最新结果是新知识涌进了大学的世界，大学也开始发生变化了。¹

女性与性别研究的成果表明，传统学科的单线研究方式在无意识中维持了传统社会的男权制度和重男轻女观念。因此，对女性与性别学研究者来说，打破传统学科之间的知识分界线不仅对学术界的知识发展有利，对全社会性别制度的改进也起到一定的促成作用。换言之，根据女性与性别研究学者的探讨与发现，可以说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推进学术界和全社会双重发展的重要手段与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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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新型跨学科研究领域和女性与性别学一样瞄准传统学科过去忽略的社会群体或研究课题进行探索，一方面进行学术上的知识创新，另一方面进行社会上的实践，目的是消解各种传统观念的歧视和失衡。正如女性与性别学研究者通过跨学科研究力图推翻长期以来学术界的重男轻女思想，地区研究者一样通过跨学科研究力图颠覆美国学术界长期以来重视西方而忽略非西方国家与文明的局面。

在美国的学术制度上，地区研究是一个概括词，里面包含许多不同的领域，如非洲学、亚洲学、俄罗斯与东欧学、拉丁美洲学，等等。每一个地区学领域都以某个世界地区为中心，然后集合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在一起来探讨这个地区的历史文化、政治社会等问题。地区研究在外语上要求最高，因此参与地区研究的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会使用很多外语一手资料，这样才被认为是地区研究中学术水平过关的研究成果。另外，地区研究也要求跨学科的思维，如研究拉丁美洲文学的人也要懂得当地的历史和政治等。因为地区研究要求学者的语言能力和跨学科认识，地区研究学者经常被誉为“区域专家”，指其具有某一地区多方面的学识。

跟地区研究相比，美国的传统学科如历史学、文学、政治学、哲学、美术史等都有根深蒂固的“欧美中心论”倾向。虽然许多传统学科都包含了非西方的研究者，但这些学者一般扮演相对边缘的角色，从教学体系到理论体系等方面，非西方的知识是次要的或从属的。因此，地区研究的历史有一定的矛盾性：一方面，美国政府最早拨款建立地区研究的目的是为美国冷战时期的霸权战略提供学术服务，早期地区研究无疑确实扮演了这个角色；另一方面，地区研究在美国大学里大量增加了对非西方国家的研究和认识，也提倡通过非西方国家学者自己发表的外语文献来认识当地文化、历史、政治等问题。因此，最后许多地区研究者对美国政府的霸权战略形成了否定态度，甚至公开反对美国在越南等地的暴力行为。²结果，通过学术上的课程建设、学术研究的成果及社会上的活动，地区研究对美国学术体系最终起到了一个去殖民化效果。也就是说，地区研究扩大了非西方知识在美国大学里的空间和地位。这方面的工作地区研究者还在努力中，尚未进行到底。

从20世纪中叶开始，地区研究以针对非欧美地区进行学术研究并普及语言能力和基础知识为宗旨，通过利用跨学科研究的多元视角与方法论，既扩大了学术界的知识面与讨论空间，又逐渐去除了美国学术界对非西方国家与文明的无知与歧视。在地区研究范围内，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及学者自己的跨学科探讨均为美国学术界创造出一种以非西方为中心的新鲜视角，这样的学术视角在传统学科中难以形成。

至于地区研究与传统学科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历史上前者打破后者“欧美中心论”的作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际与地区研究学者大卫·赞顿（David Szanton）在《知识的政治——地区研究与学科》一书中这样解释：

地区研究过去与现在在美国的基本角色，在于去除社会科学与人文核心学科、决策者及大众狭隘的欧美中心世界观。在美国大学里，地区研究力图记录塑造欧美之外社会与国家的独特社会文化价值观、表现、结构与动态的存在、内部逻辑及理论外延。总目标有两个：第一，创造新知识和新的知识种类，为了这些知识本身的价值与其实用性价值；第二，更加有反思作用，把大多数基于欧美经验的美国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解释和普世性倾向来加以历史化、语境化，那就是去自然化（de-naturalize）。成功的时候，地区研究的学问与教学能证明那些根据“西方”特殊偶然的历史、结构、形势及有选择性的、经常被理想化的叙事。更乐观地说，地区研究能够提供资料与理念合作重构传统学科，使它们成为更包容的、更有效的社会文化分析工具。³

据赞顿的说明，地区研究对传统学科的挑战为其他新型跨学科领域建立了良好的基础。“通过证明有需要跨学科合作的传统学科不会塑造的在学术、政治和社会上很重要的知识及创造知识的正当方式，地区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为女性研究、性别研究、民族学、亚裔美国人研究、文化研究、农业研究等多数跨学科中心、项目奠定了体制上的基础。”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地区研究在美国学术界的整个跨学科趋势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说起了决定性的奠基作用。

与其他传统学科一样，舞蹈学在很多地方形成学科的时候也有根深蒂固的欧美中心主义倾向。在实践方面，这种欧美中心主义倾向体现在欧美舞种，如芭蕾舞、现代舞、欧洲民间舞等，占用专业舞蹈教学体系的很大部分，甚至成为所有舞蹈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包括非西方舞蹈专业的学生在内。换言之，所有的专业舞者都学习西方芭蕾舞和西方现代舞就是欧美中心论的表现。在史论研究方面，这种欧美中心主义倾向一般显露在把西方舞蹈史和西方舞蹈理论定为核心知识结构，而把全世界其他地区和民族的舞蹈史和舞蹈理论都列为边缘知识、辅助知识，甚至可以完全被忽略的所谓“特殊个案”来设置。无论是实践还是史论研究，对西方舞蹈的过度重视是舞蹈学这个传统学科长期以来的现象。

在美国学术界，对欧美中心主义持批判态度的学者日渐增加。这个趋势与跨学科研究的蓬勃发展密切相关。通过女性与性别学研究、地区研究、民族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等新型跨学科领域的学者几十年来的学术积累可看出，欧美中心主义是历史的产物，尤其是15世纪以来欧洲殖民历史及美国新帝国主义历史的直接结果。在《走出欧洲中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与媒体》一书中文化研究学者艾拉·肖哈特（Ella Shohat）与罗伯特·斯塔姆（Robert Stam）将欧洲中心主义定义为“殖民统治的话语沉淀物，一种供奉殖民主义等级分层的、残留的心理网格或认知机器，使它们显得自然、不可避免的，甚至是‘进步的’”⁵。换言之，全球学术界长期以来的欧美中心主义倾向等于是欧美殖民与帝国历史的症状。恰恰因为欧美中心主义是殖民历史在人们心理中及在社会各级制度上几百年逐渐沉淀的产物，所以需要新型思维和新型结构来去除。在我看来，跨学科的地区研究学术视角能成为解决传统舞蹈学根深蒂固的欧美中心主义倾向的工具之一。

过去，舞蹈学为了发展非西方舞蹈的学术研究，借鉴了另外一个传统学科——人类学的方法论和理论基础。通过对所谓“原始社会”进行分析，并采纳实地田野调查的民族志方法，有些舞蹈学专家利用跨学科方法扩大了舞蹈学的传统研究范围，对许多之前被忽略的舞蹈现象进行了学术性的认识。在美国活跃一时的舞蹈人类学（dance anthropology）逐渐演变成舞蹈民族志（dance ethnography）而被舞蹈学吸收，最后这个研究领域从跨学科性质演变成传统学科舞蹈学的分支。由于民族志一开始来源于人类学，经常被运用在非西方舞蹈的研究上，因此舞蹈学形成了一种潜意识的成见，即西方舞蹈适合使用历史学和文本分析的方法论进行研究，而非西方舞蹈适合使用民族志的方法论进行研究。这个成见导致舞蹈学还是维持了西方舞蹈研究和非西方舞蹈研究的失衡。实际上三种不同方法论都一样可以使用在任何地区的舞蹈研究上，可以使用历史研究和文本分析来研究非西方舞蹈，也可以使用民族志来研究西方舞蹈。可是，由于传统学科长期形成的地域偏见，在很多人的脑海中“舞蹈民族志”就等于非西方舞蹈研究。

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论适合当时美国舞蹈学扩大自己研究范围的需要，也促进了舞蹈学一时的多元化发展。但是，长时间这样的做法也导致了一些不良后果：一方面就是上述的方法论被地域化的失衡问题；另一方面，因为人类学与民族志研究主张直接参与观察的特点，舞蹈民族志自然形成一种当下偏见（presentist bias），很少深入历史文献通过一手资料形成历史视角，同时，人类学的民族志理论特别关注社会群体的形成、结构和政治演变，而一般不重视美学、文学等艺术学方面的问题。因此舞蹈民族志经常把重点放在舞蹈与社会的关系上，比如舞蹈怎么形成民族认同、如何体现社会价值观、如何调和社会人际关系，等等。在这样的研究方法论的培养之下，舞蹈很容易被视为文化遗产、政治表现或社交途径，而容易忽略舞蹈的艺术性、文学性、审美表现等。实际上，舞蹈是充满文化底蕴的艺术形式，与美术、文学、戏剧、音乐等领域一样，要求学者以博大精深的文化背景来进行解读。对非西方舞蹈研究的方法论不仅应该重视社会上的问题，也同样应该重视艺术上的问题。但是，这样的艺术解读和文化底蕴很难依靠人类学理论和民族志实践来掌握，反而需要地区研究的跨学科知识结构才能真正掌握。虽然历史研究和文本分析都有利于了解非西方舞蹈，但这样的研究形态一般不被包括在舞蹈民族志对现实生活直接观察的方法范围内。因此，在美国许多舞蹈学系，研究非西方舞蹈的学生缺乏相关语言的专业训练及相关文化知识结构的深层培养，比如当地的文学、宗教、电影、美术等方面的课程。这样的教学设置导致许多舞蹈学系培养出来的非西方舞蹈研究成果在文化分析上相对浅薄。不够精通当地语言和文化、过于重视当下而忽略历史等现象都成了舞蹈学系培养的进行非西方舞蹈课题研究的学者的普遍问题。

在我看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方案就是舞蹈学与地区研究的跨学科合作。与人类学相比，虽然人类学与地区研究都以非西方社会的研究为专长，但地区研究更加注重对当地文化的深度掌握。在教学制度中，地区研究的基础课程是当地语言和当地文学，而人类学的基础课程是西方社会理论。进行地区研究的学者要先精通研究对象社会的语言，然后深入了解相关的文化现象才能开始进行独立研究。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只需要掌握人类学基础理论和民族志方法论就能开始进行独立的田野调查。地区研究的学术结构以地区为核心单元，有东亚研究系、拉丁美洲研究系、中亚研究系等。不同的是，人类学系以学科为单元，把全世界所有地区的相关研究都包括在内，所以只能采用“个案”和“比较”的方式进行教学和探讨。

每一个以地区为单元的地区研究分支都采纳跨学科的方式对本地区进行教学与研究。比如，读中国研究专业的学者除了掌握中文的语言知识以外，也会学习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戏剧、中国电影、中国宗教、中国美术等，地区研究的课程设置全部围绕研究对象地区的当地知识。通过学生的语言水平的逐渐增加，原文的一手资料占越来越大的比例，到最后大部分的研究资料就是中文的。在这样的教学设置中，西方理论和西方文化扮演相对边缘的角色。这样，学生把注意力放在当地的思想、文艺和社会现象上，而不把西方文化作为衡量标准或解读的参照物。对于地区研究的学者来说，主要目的就是比较全面地了解某一个非西方地区，并且针对该地区本身的当地文化进行分析和解读。

对于东亚研究这个地区研究分领域来说，与舞蹈学对话合作的发展余地非常大。许多东亚的舞蹈创作以文学作品为基础，而且与戏剧、美术、宗教、服装、音乐等多种不同文化层面都有密切关联。不了解这些文化和艺术形式之间的关联就很难真正欣赏东亚舞蹈，更不必说对它进行高水平的学术解读了。东亚舞蹈的历史在古代、现当代等各个历史时期都有相当丰富的文字记载和相当仔细的历史记录，一般民族志研究的参与观察和现场访谈等方法都难以深入这些历史记载和文学艺术外延的层面。另外，学者如果缺少语言方面的准备或者对历史、文艺等文献资料不够重视，很容易对舞蹈现象形成表面的，甚至完全错误的理解。简单把活跃一时的西方理论套用在对当地的舞蹈作品和现象的分析上，恐怕不足以做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用西方舞蹈史的认识来判断东亚舞蹈史也很容易走歪路。舞蹈学和人类学作为传统学科都有共同的毛病，即以西方史论和方法论为学科基础，然后将其一律套用在全世界不同地区和群体的具体研究课题之中。这样来看，学者几乎要依靠自学的方式掌握研究对象的当地文化、语言、历史等重要地方知识，有的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准备和训练。舞蹈学向地区研究的跨学科方法更加靠近才能弥补这些舞蹈学学科本身所形成的对非西方舞蹈研究的失衡与欠缺。

地区研究也需要依靠舞蹈学来丰富与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让地区研究对各种文艺现象增加包容性。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地区研究的文化课程限于文学、哲学和宗教方面的所谓“高雅”文化。大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电影也被加入地区研究的新建核心课程中。现在许多地区研究系为了吸引学生和跟上时代而正在扩大文化知识面，把流行文化、新媒体文化、表演艺术文化等新鲜领域也加入课程里，并招聘这方面的师资力量，力图增加地区研究的多元性和时代性。在《重建地区研究：跨越亚洲与太平洋的教学与学习》一书中，编者特伦斯·卫斯理-史密斯（Terence Wesley-Smith）和约翰·戈斯（Jon Goss）指出：

地区研究的议程经常被外来人与部门的经济和国家安全等问题垄断，尤其是政府与上层人物。这样从上到下和从外到里的方法与视角一定是有必要的，但同时也需要以地区研究去中心化（de-center）的视角来认识异国社会大众老百姓的“草根”现实，尤其是他们生活方式的日常基础。达到此目的的良好方案是接触当地音乐、舞蹈和其他流行文化的生产、流传和消费。⁶

舞蹈学研究者有很多可以教给地区研究者的知识和经验，地区研究学者的视角和方法也有许多值得舞蹈学者借鉴。这样的交换、对话和互相学习是跨学科研究最基本的行动。就像社交一样，人总与跟自己一样的人对话很难有发展和突破。只有敢于离开自己的小圈子去交新的朋友、接触新的事物才能提高自我并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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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美玲（Emily Wilcox），女，博士，威廉玛丽大学现代语言与文学系中国研究教授，舞蹈学古根海姆奖（2024）获得者。从事现当代中国舞蹈和表演艺术文化、现当代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获哈佛大学本科学位，2004年获剑桥大学硕士学位，2011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2008~2009年以富布赖特学者身份至北京舞蹈学院访学，2011~2013年于上海戏剧学院担任国际博士后。2013~2020年任教密歇根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并于2019获终身教授。曾任美国亚洲表演艺术学会会长、美国舞蹈史学会理事、美国舞蹈学协会理事，现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会理事、亚洲研究协会东亚委员会代表。著有《革命的身体：重新认识现当代中国舞蹈文化》（*Revolutionary Bodies: Chinese Dance and the Socialist Legacy*），合编文集《身体政治：舞动的东亚》（*Corporeal Politics: Dancing East Asia*）、《流动中的亚际：舞蹈作为一种方法》（*Inter-Asia in Motion: Dance as Method*）、《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教学》（*Teaching Film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发表中英文学术文章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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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KDAN丨编

SARAH丨校